识别人民的知识分子和反人民的知识分子
文 刀
多年来有那么一些人竭力散布一种似是而非、蛊惑人心的滥调，极力把广大的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同一小撮反人民的所谓知识分子搅和在一起混为一谈，混淆视听，妄国挑拨广大知识分子和党、和人民的关系，说什么：毛泽东嗜好搞政治斗争、总是跟知识分子过不去，且每次运动都要拿知识分子开刀，毛泽东总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xxx就不一样，他一上台就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了，xxx才是“知识分子”的贴心人云云，很有一点迷惑人的味道。
至于毛泽东生性好搞政治斗争这种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笔者已在几篇文章中进行了驳斥，即每次政治斗争无一不是敌对势力、反动派首先挑起、逼着毛泽东和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反击的基本逻辑。这一点，哪个右派先生有胆量，敢站出来说，哪次政治运动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首先放的“第一枪”，又有哪次政治斗争（含军事斗争）不是敌对势力、反动派首先挑起来的，诸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后的三反、五反、镇反、反右派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对方主动进攻，而后才有毛泽东领导人民奋起反击的？！奉劝那些利令智昏的右派先生 们，你们的那套颠倒黑白、颠倒因果关系的拙劣伎俩，趁早收起来吧！
现在我们再来驳斥所谓毛泽东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拿知识分子开刀的滥调。其实这是资产阶级右派们所惯用的浆糊理论和混水摸鱼的政治伎俩。
现在我们用事实来戳穿右派知识分子们，所谓毛泽东总是跟知识分子过不去，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拿知识分子开刀的无耻挑拨。
（一）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解放前的一九三九年，就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他在解放后的一九五七年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且毛泽东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如在延安的抗大就培养了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后除了在国内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进行培养，仅高校就办有近千所，还送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特别是去苏联学习，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那段著名的讲话，既是对中国青年的深情厚望，也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崇高期待。
（二）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概而论，而总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吸引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来推动中国社会和事业的不断前进。他早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文章中就深刻地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能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是这样分析的：“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的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对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适当工作的机会。”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已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是客观的。毛泽东的上述分析，也是党制订知识分子政策的实际依据。而且实践已经证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吸引了如冼星海、丁聆等为代表的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很多人后来成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先锋。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他的党团结了大批党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高层的重要领导岗位，如国家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各部的正副部长，党外的知识分子几乎占有半数，当时有些党内干部认为共产党打的天下，思想不通，毛泽东都是力挺，并耐心说服党内的干部。如著名的民主人士、大知识分子 黄炎培 先生，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多次邀他从政，他都拒绝不从，而解放后已过花甲的他却欣然应允当了共和国的官，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巨大魅力和吸引力；还有全国人民熟知、崇敬的“两弹一星之父”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重洋回到祖国，献身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对这些诚心诚意献身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关爱有加，且惜才如命。经常同他们触膝谈心共商国是。而对那些对社会主义仍抱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帮助他们转向人民一边。如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胜利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蒋介石的失败还持怀疑态度，对美帝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人民本质仍存幻想，这是影响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思想障碍，毛泽东就以新华社评论的形式即通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揭露美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的反动本质及其欺骗手段，同时批评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心存幻想的危害，来启发诱导广大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丢掉幻想，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团结起来准确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政权作最后的斗争，从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
（三）所谓“每次政治运动都拿知识分子开刀”之说，这纯属信口雌黄并深藏险恶。其一，纯系挑拨并离间广大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其二是有意混淆革命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同反革命、反人民的知识分子的界限。请问散布前述滥调的右派们，解放后的“三反”、“五反”、“镇反”及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等政治运动，有哪一次是拿知识分子开的刀？！惟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那是因为确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些颇有名气、在知识分子中间颇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借共产党整风之机要共产党下台，他要来轮流坐庄，这不是拿他们开刀，而是他们自己硬要往刀口上撞，并向共产党开刀了。正如新加坡学者（即新籍华人学者） 董玉振 先生在《为毛泽东辩护兼谈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及本来面目》一文中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说“部分”较符卖——引者注）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名逐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等相继出炉，明显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像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又比如说当今，像李锐、辛子凌、胡星斗之类，头上虽然顶着所谓知识分子的牌牌，却专门干着亵渎人民信仰以及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在那里编造篡改历史，造谣中伤，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制造难以描述的思想混乱，这群民族的败类，已成了一个社会毒瘤，对这帮人渣不开刀，那就是对人民、对民族的不负责，也是对知识分子这个名份的玷污。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弄清楚是人民的知识分子还是反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个根本界限，然后区别加以对待。决不要让一小撮顶着知识分子牌牌的知识分子的败类，肆意践踏知识分子的名声。
（四）作为知识分子自身该作些什么，该怎么作？
首先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知识，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关于“知识”笔者的朴素理解为：主要是前人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创造积累下来并升华了的经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而“知识分子”就是掌握了前人部分知识（或自然科学知识，或社会科学知识）的人；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就是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创造性地运用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即为人民大众服务。
其二，要做到诚心诚意地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开始，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民大众实践活动的历史，即历史是劳动创造的，包括人类本身也是劳动创造的。这就是能否诚心诚意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理论基础。只有真正认识了这一点，才有可能自觉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否则，就有可能用自己掌握的那点知识，向人民讨价还价，甚至加以歪曲，或作为鱼肉人民大众的资本，或作为忽悠青年的幌子。所谓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其道理也在于此。
其三，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如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即使有极少数想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知识分子，都要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要求知识分子要为人民服务。但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整天呆在书斋里能够产生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同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相结合，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这一点毛泽东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纪念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大会所作的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极其深刻而精辟地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相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不是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绝非心血来潮，完全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在衡量“思想解放”也好，“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建设”也好，不论他讲得如何天花乱堕，引经据典，头头是道，首先就是要看它是否对广大人民有利，有利的，一般都是正确的，反之，一般都是错误的。因此，作为知识分子，要想真正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必须时刻不要忘记广大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要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并同他们打成一片，否则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走上邪路，甚至站在工农大众的对立面，中国的资改派们的致命点就是不顾广大人民的疾苦，只顾少数人暴富，那是必遭历史惩罚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总之，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十分复杂的群体，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附在不同阶级皮上并为其服务的阶层。因此，所谓“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结论，除了是理论上无知外；还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口号，还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投机行为。这一点李锐、辛子凌、胡星斗、茅于轼们的现实表现，就是最生动的注脚，茅于轼就公开说：“我是一个准确的右派，我就是主张资本主义，根本用不着为我平反。”哪个所谓“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结论”，既助长了极少数极右派知识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嚣张气焰，同时又坑害了大多数愿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即极力把他们引向广大人民的对立面。
二OO九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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