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我们在这屋子里被捕。
第一次入狱
一九二二年夏天，在蒙达尔森林中，薛世纶征求我同意参加发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时，我是迟疑了一下才表示同意的。这迟疑并无关于思想和认识。我的共产主义那时已经成熟了。但从思想走到行动这个关头，需要下决心，需要有不惜入狱，受刑，被枪毙的决心。
在中国，为共产主义运动人狱的，陈独秀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就任了总书记之后不久，就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捕去，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而且永远驱逐出法租界。在他自己，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入狱了，不过为了共产主义入狱是第一次。
除此次以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二七”，是否有党员入狱或死难，我不知道。“二七”是轩然大波。除当场中枪死的党员和群众及被处死刑的林祥谦和施洋不算，中国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的，在汉口有刘芬，许白昊诸人；在长辛店有史文彬，吴雨铭诸人；在上海有李启汉，韩白骅诸人。汉口和长辛店被捕的，直接与铁路罢工有关；上海被捕的则是间接的关系：李启汉负工人运动责任，韩白骅是《向导周报》发行人。一九二四年春天，张国焘和杨志烈两夫妇在北京被捕。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我们更加痛切感到迫害，因为几个月前国焘曾在这里东方大学对我们演说。那时谣传这两夫妇受了严刑，且说国焘折断了一条臂膀。冯玉祥“倒戈”之后，两夫妇释放出来，次年春天来上海，我问国焘狱中受刑经过，他说并未受刑。
“倒戈”之后，共产党在全国各地似乎没有遇着迫害，直至五卅前后。顾正红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为赴顾正红追悼会在戈登路被捕的韩步先，朱义权等四个上大学生则都是共产党员。四人定于五月三十日在会审公堂审判，这就是五卅演讲和继起的屠杀的一个原因。在讲演时被捕的学生，列为第一名被告受审的瞿景白，秋白的一个弟弟，是共产党员。在屠杀时当场死去的何秉彝是共产党员。二人都是上海大学学生。
五卅高潮中，与上海总工会同时也成立了“国际革命者救济会”(M．O．P．R．)的中国支部。为采取一个通俗的名称，陈独秀便定名为“济难会”。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经费很充裕，负责的同志都做绅士打扮，以便于向那些高等华人交际和募捐。事实上也是一个宣传机关。济难会初成立时，没有什么入狱的或死难的革命者待它救济的，因为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一般不敢动手，或不知道怎样去动手。复工后、退潮期间，流氓曾来捣毁总工会，常玉清诸徒弟曾将李立三绑到常玉清那里去，强迫承认什么条件，最后北京政府命令封闭总工会和通缉它的委员长李立三。但李立三逃脱了。济难会救济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刘华，一个四川人，很好的青年，在上海大学或附中读书，受李立三指导，在小沙渡做工人运动。五卅前后，小沙渡无数次罢工之中没有一次与他无关的。他成为公开的工人领袖。中外资本家恨他刺骨。孙传芳到上海后，他害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没有活动，而且表现消极。病后有一天在公共租界电车上被捕房密探认出了，立即被捕，路过四马路，有几个工人看见他，而且同他说了几句话。不久，他解到龙华去。以后就听说他在狱中被孙传芳秘密枪毙了。据说孙传芳在总商会某次宴会中，有几个资本家向他诉说刘华如何“可恶”，请他枪毙的。我在《向导》上写了一篇文章追悼他。上海暴动成功后，总工会曾公开登报寻觅刘华遗体，似乎未曾寻到。第二个受救济的是周水平。周水平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在江阴鼓动农民反对地主，结果被当地豪绅勾结军阀把他捕去枪毙了。济难会为了表示不是共产党机关，也救济了这个死难的革命者。
说到江阴，已经走出上海了。从五卅屠杀直至暴动时期，共产党员除了刘华以外似乎没有别人受迫害的。但其他地方就不能这样说。差不多与五卅屠杀同时，青岛也发生了屠杀，可惜为上海大潮所淹没了，知道青岛屠杀的人比较少。这运动也是共产党领导的，负责的人是与我同在蒙达尔工厂做工的李慰农。七月间，李慰农终于被张宗昌捕去枪毙了。
为了抗议五卅屠杀，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同国内各地一般，也发起一个运动，他们用传统方法，包围公使馆，强迫陈篆签字在什么文件之上，结果法国警察来驱散了，领导者任卓宣，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书记，被捕，判决了一年徒刑，确实在有名的Sante（e上二声丿）狱中监禁了几个月。
“三一八”当场中枪死的人比“五卅”那天死的更多了。死者之中有许多共产党员，但没有我认识的人，乔年在纷乱中胸前挨了一刺刀。屠杀之后，段祺瑞还公布了一个通缉名单，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最重要的是李大钊。许多人离开北京到南方来了。
北京屠杀之后二日，广州也出了乱子。蒋介石派兵包围俄国顾问团，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逮捕或软禁黄埔学校里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此次虽然未曾杀死一个人，虽然除李之龙外其他中国的和俄国的革命者不久都恢复自由，李之龙最后也释放了，但是在迫害革命的意义上说，“三月二十日”是比“三一八”更加重要的。后来的白色恐怖并非出自段祺瑞，而是出自蒋介石。
五卅以后，北伐以前，湖南发生过二次屠杀：水口山和安源。水口山死者不知是否同志，安源工人俱乐部主席，被枪毙了的，确实是同志。
在此时期中，北方，保定组织被破获，被捕了许多同志，大多是男女学生。负责人高风，为了免除其他同志罪名，便把一切责任都认在自己身上了，结果牺牲了他一个人。
北伐军兴，阵亡的同志一定不少，但没有我认识的人。袁庆云随军出发，死于郴州，但他是害虎列拉死的。武昌，一个繁盛的丁字街头，竖立一个纪念碑，我到那里时碑还是新的。湖北省委机关中人告诉我说：这是纪念围城时被北军杀死的某个同志。
但从此以后共产党员牺牲的就渐渐加多了。我们回到上海来罢。当共产党准备上海暴动时候，罗亦农，赵世炎，何今亮三人有一次闲谈说：暴动成功，我们三人不会完全平安无事的，但不知哪个先牺牲?第一次暴动时，我们的同志死了奚佐尧，陶静轩若干人。报纸详细登载他们被捕，审判和枪毙的经过。他们都承认是国民党员。秋白看了报后，向我表示他的感慨。他说：“俄国同志当初受刑时还能慷慨承认自己是布尔塞维克，中国同志则连这个权利也没有!”秋白不知从这个感慨做出什么结论没有?能彻底思想的人，当时应当做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脱离国民党而独立起来，必须以自己的面目对着群众。
第二次暴动时，上海司令李宝章派大刀队巡行街道，遇着发传单的或喊口号的人立即斩杀。死”了好多的人，我不知道其中有几个共产党员。除了大刀队以外，警察和包探还逮捕许多有嫌疑的人或示威运动时常露面的人，其中有好多是上海大学学生。这些被捕的人大多判决徒刑，监禁在漕河泾监狱，暴动成功后总工会纠察队派了一队人去迎接出来。
第三次暴动，在巷战中阵亡的同志，我都不认识。暴动成功，纠察队逮捕了几个特别出力的警官和包探，结果不知如何处置。可是此时，我们已经感到新的威胁了。占据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是蒋介石属下的第一军，但是蒋介石一路来的反动事迹，我们已有所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被他捕去枪毙，九江总工会被他买通流氓捣毁。难道我们的盟友蒋介石将代替我们的敌人孙传芳和张宗昌来迫害我们么?
四月十二日果然发生了事情。头一日晚上，何今亮又去访杜月笙。据说杜月笙曾在电话中叫何今亮不要去，但他还是去了。暴动前后，杜月笙一派青帮通过纽永建与我们合作。第二次暴动时，我们在法租界设了指挥暴动机关，就是依赖杜月笙保护的。何今亮是我们同志中与杜月笙接头者之一。他假名汪寿华，身份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四月十一日晚上他坐了汽车到杜月笙那里去，从此不再回来了。次日据汽车夫报告，他被扣留，而且被杀。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最近，友人谢澹如读了我这个回忆录，托人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汪寿华死难经过。据他说，汪寿华被扣留，而且解往新设的公安局去。公安局怕负责任，不敢拘押他。夜里，放他出来，故意把路灯熄灭，埋伏了人在后来的蓬莱市场近旁，俟他走近来时，开枪打他，他带了枪伤倒毙在谢澹如亲戚家的后门口。这故事是很可信的，因为当时别处也曾采取这种杀人手段。
在缴械时纠察队阵亡的，以及示威游行时群众被屠杀的，姑且不去说它。我们只说以后的白色恐怖。施行恐怖的机关是龙华司令部，施行的人是侦缉队长杨虎和政治部主任陈群。杨虎和陈群两个名字当时是联在一起说的，以致成了“养虎成群”，一句象征着恐怖的话。但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他若落在杨虎手里就没有命了。被龙华司令部捕去的起初是那些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仅在上海做工作的，而且在别处做工作逃来上海的。死的人很多，但我认识的人则不多。上海大学学生何洛和他的爱人刘尊一被捕了。男的是民选上海市政府委员，而且兼什么局局长，女的则是上海妇女协会负责人之一。刘尊一，北京某大学学生，一个四川姑娘，与赵世炎的二个姊妹和其他的女学生结拜“十姊妹”，相约不嫁。此时其中已有过半数背约了，刘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也已有了爱人。现在，她和她的爱人在等待着死刑。可是，司令白崇禧的另一个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爱上了她，杀了何洛而娶了她。“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她的同乡欧阳继修常念这二句旧诗，欧阳继修曾有一本长篇小说写这件事情，但我未曾读过。
这一批被杀的人，我认识的还有宣中华和安体诚，两人都是从杭州逃到上海被捕的。宣中华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安体诚是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教授，都是杭州有名的共产党员。在杭州被捕被杀的还有好多人，但我不知道。
与上海同时，南京也实行屠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共产党员占绝对多数，全体被捕了，公安局不敢拘押他们，放他们出去，但埋伏了打手在街上，开枪杀死他们。其中我认识的有主任委员侯绍裘，他本是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在上海时与秋白同住在菜市路；有谢文锦，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有张应春，妇女部长，柳亚子的朋友，柳亚子有许多文章纪念她。一九二六年间，她在上海，为妇女运动常到中央宣传部来找陈碧兰，因此与我相当熟。
“四一二”恐怖，死的人很多，蒋介石军事系统下各地都有牺牲者。一九二八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时，厦门的同志都向我称道一个同志，厦门大学学生，死难者之一。一九四0年我回上海途中路过宁波时，看见宁波中山公园进门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国民党“四一二”屠杀宁波共产党员的“功绩”。需要未来的历史家来详细记载此次恐怖，我所知的是很有限的!
在广州的恐怖称为“四一五”，即比上海迟三日。那里的事情我更加不知道。全国总工会内的李启汉被杀了。黄埔学校中死难的，我认识的有熊雄和萧楚女。但我特别怀念一个姓陈的青年，他是我的小同乡，当我去法国时，他在漳州师范一年级读书，当我在上海大学教书时他从家乡写信给我，讨论革命问题。以后，他去广州，我介绍他去找陈延年，结果进了黄埔军官学校。他也死在这次恐怖中。据说，他四一五被捕，拘押在集中营里，以后才被杀的。
此时前后，张作霖也在北京与国民党竞赛恐怖了。在苏联大使馆被捕的人中，我认识李大钊，范鸿劫，李季达，谢陈常。李秀达是我的莫斯科同学，回来在天津做了很久工作；谢陈常曾与我同在蒙达尔做工。他们的死是张国焘在第五次大会上宣布出来的，大会为他们静默几分钟志哀。关于他们的事情，报纸登载得很多。
我到汉口后，上海的恐怖又踏进了新的阶段。陈延年被捕了!上海报纸登载老狗吴稚晖致杨虎的贺电。老狗电中说：捕得小陈比捕得大陈更加有意义，因为在共产党内小陈比大陈更加重要。老狗仇恨陈延年，是有原因的。陈延年过去与他同属于无政府主义，可是“少年共产党”发起时，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走到共产主义来了。在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是吴老狗的死对头，他的假面具就是给我们揭下来的。延年被捕消息震动了全党。因为他是广东党内负责人，他初到广东时那里只有几十个同志，不到三年发展上万，工作的发展更不用说。全党对他有很大的希望，有人说国际要他代替他的父亲为全国领袖。又因为过去的恐怖只限于牺牲那些做国民党工作的人，或做其他公开工作的人，如今进一步要牺牲党内重要组织的负责同志了。我不知道延年死难经过。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罗亦农在上海公馆里请吃饭，席散后，苏兆征，王若飞和我三人尚在斗酒。苏兆征已经醉了，不知怎样提起延年，他大声哭起来。他说，他的眼泪只好流入肚里去。
不记得那一日，总之是国民党也在武汉宣布反共之后，罗亦农代替张太雷做湖北省委书记时候。亦农和我在浴堂洗澡，我们无意中谈起赵世炎的皮肤病。亦农忽然用俄语同我说：“радин арестоъан！”(辣丁被捕了!)我吓了一跳。辣丁是世炎的俄文名字。当时党内对世炎被捕消息保持秘密。同志间偶然知道这消息时，问负责人，负责人都否认，或者说：“不错，上海又有一批同志被捕了，其中有个工人同志自称是赵世炎，为了欺骗杨虎，以便世炎脱逃。”这秘密是表示我们在上海正设法用贿赂或其他手段营救世炎。延年死后，我们的党不能再有这个损失了。党内的人知道陈延年的多，除北京和上海同志以外很少知道赵世炎的，这两地同志也不很知道赵世炎的重要。延年和世炎各有所长，假使两人交换了工作，不知道成绩怎样?延年不是广大群众领袖人才，他所长在于运筹帷幄，指挥同志工作。世炎是群众领袖，运筹帷幄能力，我看，并不下于延年。这两个同志又是十分纯洁的，俭朴的，毫无个人野心，绝不似罗亦农和彭述之，又极能取得同志信仰。我未曾听见人对这两个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示。他们死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党内斗争时期，这斗争结果至于分裂。延年和世炎如果不死，不知道怎样?这分裂自然是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可是斗争和分裂方式，我想，一定会同实际经过的不同。
我知道世炎死了，但尽量避免宣布。世炎的姊姊世兰同“十姊妹”之一李慧住在汉口兰陵花园亦农公馆，我们天天见面，大家都不敢提起世炎。有一天，我们将近离开汉口了，我到亦农家里去，看见世兰在流泪，她骂我们不该瞒骗她。她的哥哥从青岛或天津写信给她，她才知道世炎已经死了。
我离开汉口以前，武汉三镇已经捕人了。七月十五日所谓“和平分共”之后，起初唐生智还不多捕人，更未杀人。到了鄂南数县暴动以后，就渐渐施行恐怖了。在武昌军委机关被捕，这是反动以后最初被捕的重要同志，他本是湖北省委中负军事责任的委员。他从狱中有信出来请求营救。我们想不出办法。我不知他以后的命运。我未退出湖北省委以前，省委一个开会和接头机关被破获，幸而事情发生在黄昏时候，我们都不在那里办公了，只留下二个女同志，河南人，住宿在那里。后来听说是某区委书记过铁路线被兵士搜查出一张开会通知单而发现这个机关的；又听说两个女同志都判了十年徒刑。我在汉口时候，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中央和省委机关都未遇着什么灾祸。武汉的真正恐怖发生于我去上海以后。省委机关一连破获了好几次，死了好多的人，与我共同做过工作的马峻山，余忠迪，魏某，符向一，任开国，都死了。穆清被捕，因证据不足，又有同乡力保，幸得逃生，但只为得半年或一年之后去四川送命。罗亦农从上海去巡视长江工作，几乎被捕。从此武汉无法建立工作，刘少猷，刘伯庄等等，被任为省委书记。去那里不久都逃回上海来。向警予也在那里枪毙，中国官厅向法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时曾遇了一些麻烦。
我们在湖南基础比在湖北的好得多，但恐怖之下我们也无法在长沙做工作。我们的干部同志牺牲于长沙的比牺牲于武汉的更多些。“马日事变”中，我们的同志不知死了几人，但那都是做工会，农民协会或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党内负责的人则很少。薛世纶那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正在长沙，这一夜听了枪声吓得魂不附体，次日就逃往外县去，从此脱离了党。夏曦下落如何，我不知道。“八七会议”参加人中与我同不是中央委员的彭公达，开会后就回去湖南做省委委员，不久就牺牲了。过去负湖南责任的人已经无法在长沙做工作了。中央派王一飞去，他是浙江人，未曾在湖南做过工作。他做了一个时间省委书记，终于被捕，枪毙。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他与王一飞一同被捕，一同枪毙，当夜或次晨，有一个农民在郊外刑场经过，发现一具死尸还没有死，便救活了他，送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负责的同志送他进医院医治枪伤。差不多快医好了，不知如何被人发现，他又作了阶下囚。此次与前次不同了。任卓宣为了保存性命，不仅投降了敌人，而且帮助敌人捕捉自己的同志。他尽其力之所能为白色恐怖服务。不知有多少人牺牲在他手里!颜昌颐的爱人傅凤君也在牺牲者之中，她隐藏了“伍桐”(何资深)好久，而当时一切案件无不与伍桐有关的。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袁笃实(大时)也被捕了，他把湖南全省组织的名单和地址和盘托出，让敌人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从此湖南组织完全消灭。新任省委书记贺昌只好在上海设立湖南省委机关!任卓宣和袁笃实及其他几个叛徒在长沙发表宣言劝其他同志投降。
这是我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同恩来谈起叛党的同志。恩来叹息道：“谁想得到连袁笃实也做了叛徒哩!”袁笃实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贫农家庭出身，少时曾替人牧牛。东大中国学生内部斗争中，他是要角之一。回国以后，他做下层工人运动工作，忠实而努力。一九二七年底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与王若飞同住一处，那时我才识面，虽然久已闻名。以后他就调往湖南去了。我同他不熟，他的反动未曾像任卓宣的反动给我如此深刻印象。恩来与卓宣关系，比与笃实关系更深些，不知何故单提笃实?也许为了卓宣在国内工作表现不如笃实罢?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为与我们这批工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湖南作用完毕后，袁笃实在陕西去做了一任县长，任卓宣则回归四川继续研究和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一九三0年间，他来到上海，办辛垦书店，出版丛书和杂志，用“叶青”笔名写理论文章。斯大林派中国共产党无法奈何他，只好骂他“托派”。斯大林派有许许多多诬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话，但我认为他们把任卓宣说做“托派”是最无耻的诬蔑之一呀!
我回上海后，全国各地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凶恶，更加扩大和深入。广州暴动失败，死了无量数的人，这个血债，中国无产阶级是要索取的。我认识的死者只有张太雷，他是这个暴动的总指挥，他参加了广州群众大会之后坐汽车回公安局来，不知这个暴动者司令部几分钟前已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了。白军向汽车开枪，一弹射中太雷胸膛，登时死于车内。与他同车的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居然逃脱。
北京在张作霖治下也施行恐怖。有一批人牺牲了，其中一个是王荷波，福建最早的共产党员，第三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参加过几次国际大会。
但上海，很奇怪地，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恐怖。中央交通处张宝全和宣传部黄婉卿结婚时，在老半斋请了几桌酒，除罗亦农外，中央各部人员都到了，好像当初在武汉一般。彭述之夫妇刚从北京来，也赴这喜筵。他们颇惊讶。他们说：“在北京是没有这个自由的。”他处也没有这个自由。中央秘书处邓希贤和俄国新回来的张西沅结婚，席设聚丰园，也是这般铺张。为了张宝全夫妇喜筵，我们被会计处扣去几元生活费，说：那日原是大家集资给宝全夫妇贺喜的。但邓希贤夫妇喜筵，则我们生活费未曾被扣，据说是小邓家里寄钱来请客的。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结婚，但未曾请客，即是说未曾请党内工作同志吃喜酒。
那时杨虎已经去职了。他的恐怖如此之残酷，而且化为一种敲诈手段，连资产阶级自身也厌恶他。此时国民党在大城市的统治已经稳定，经济趋于复兴，上海工人运动已退至无能为害的地步。杨虎时代被捕的判决了徒刑的共产党员，向司法机关控诉，法院特为此设立一个法庭，重新审判，好多的人交保释放了。国民党政府在大城市放松恐怖，正如帝国主义撤退驻华军队一般，都是出于革命退潮的。但龙华看守所仍然有政治犯待审，他们多半是个人仇恨或偶然失机的牺牲品，不然则是各省逃来的亡命者受人告发的。中央属下外埠接头处被破获，负责者王荷波的弟弟王警东被捕，解往南京，那是外埠发生事情牵连到上海的。我们并不恐慌，此案也没有发展，中央还派人去南京活动，买王警东出来。可是不成功，王警东判决了无期徒刑，后来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遇着他，化名王凯，番号是“一号”。我出狱时他还未曾放出。
一九二八年初乔年一批人被捕，这是我到上海后党组织第一次遇到的恐怖。陈乔年，许白昊，郑覆他三人枪毙后，其余的人判决了徒刑，我在苏州军人监狱中还遇着他们这一案的人。此案发生经过我不很清楚。
张宝全被捕，不记得是与陈乔年同时，还是与罗亦农同时，总之是在同一个发生恐怖的时候。张宝全奉命通知各机关以恐怖消息，他到宣传部来通知后，还要到其他几处去。他袋内装了许多信件。我劝他化化装，但一时没有办法，他穿西装，我穿的也是西装，我们只能交换一件大衣：我的较旧的材料较坏的换了他的较新的材料较好的。他从此一去不回了。原来，他被捕后，从他身上搜出许多信，人们知道他的重要，用了许多刑法拷问他，可是这个忠实的关西大汉什么机关都不肯说出，以至于死。我继续穿着他的大衣，纪念着他，经过第一次入狱，经过反对派活动，经过第二次入狱，从上海穿到杭州，从杭州穿到苏州，从苏州穿到南京，那年冬天借给一个苏州难友，一个青年政治犯，他不肯还我，我很惋惜没有带出狱来。
张宝全来也许是通知我罗亦农被捕的消息。罗亦农的阔绰公馆早已取消了。此次，他巡视了长江工作才回来，无家可住，暂时住在宣传部，我的家。白天则到戈登路爱文义路口一个机关办公。一天夜里，他没有回来睡觉，这虽是不平常的事情，我也不很着急。次日才知道他被捕了。江苏省委机关破获，中央机关都不恐慌，因为这是两个系统。此次大家恐慌起来。我和静二人搬到大世界近旁一个公寓去，留下娘姨看家，托词往杭州烧香。直至报纸登出了亦农枪毙消息和照片，我们才搬回来。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知道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从此以后一年多，上海未曾有重要机关被破获，未曾有重要同志被捕。一九二八年七月间，我去巡视福建工作，几乎在那里被捕。敌人目标在我，可是我于一日前离开厦门了，几个同志被捕，新选的省委常委之一李连生也在内，他一人在漳州枪毙。未死以前，他在狱中遇见前省委书记陈少微。不久，陈少微挖了墙洞逃出来。
以上所记不能视为白色恐怖史，因为是不完全的。我只记下我所见闻的事情，记载详略并不是与事情的重要程度成比例的。凡我知道得多的，印象深刻的，就写得详细些。济难会曾出几本小册子记载死难同志的略历，有时还印出了照片。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家能否找到这些出版物?但愿有人记载一部完全的白色恐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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