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小时长谈不倦 毛泽东人格魅力倾倒中外名记者
二战后期，为了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美军曾经设想在中国沿海登陆，开辟亚洲的第二战场。于是，美国人把目光投向了在沿海敌占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外记者参观团与美军观察组因此先后来到延安采访、考察，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的幽默随和、远见卓识，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这些政治倾向迥然不同的外国人……
三大问题笑答众记者
1943年底，二战局势已经明朗化。在欧洲，墨索里尼投降，意大利法西斯战败，希特勒德军在进行最后的挣扎，苏联红军的进攻锐不可挡。美英两国决定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
而在亚洲，美军在太平洋的岛屿上屡屡重创日军，但国民党军队仍然节节败退。美国曾设想在亚洲也开辟第二战场，在中国沿海登陆。但国民党军队早已偏居西南一隅，如果想登陆，能接应它的只有在沿海敌占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是，美英在中国把目光转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到访延安。
这个记者团共有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宣传部4人，另有2名官方领队，共21人。6名外国记者是：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汗神甫，塔斯社记者普罗岑科。
5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爱泼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个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很严肃的记者，武道与国民党有密切的关系，神甫夏南汗则对共产主义抱有敌视态度。
但是，他们都受到了毛泽东一视同仁的欢迎。记者们在欢迎仪式上就向他提出了连珠炮般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迅速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国共谈判，毛泽东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但具体的商谈还无可奉告。二是关于第二战场。毛泽东认为没有第二战场的开辟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它会直接影响欧洲，也会影响太平洋和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努力。毛泽东重点谈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他说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政治上需要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民主。这是要求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侃侃而谈的口才令记者们倾倒，他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更让记者们着迷。延安街道干净整齐，人民安居乐业，边区政府作风民主，共产党领导人生活朴素，这些都与国统区截然不同，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极大兴趣。
十五小时长谈不倦
7月12日，记者团中的中国记者及外国记者夏南汗神甫离开延安，福尔曼、爱泼斯坦和武道，在毛泽东“多走走多看看”的建议下到晋绥解放区访问，斯坦因、普罗岑科继续留在了延安，他们在延安住了5个月。斯坦因单独访问过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八路军指战员，还访问了陕甘宁边区的英雄人物、作家、艺术家和各阶层人士。
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时，首先问他是否愿意改变“共产党这个可怕的字眼”。毛泽东笑了，他告诉斯坦因，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但思想体系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只是我们最后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现在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这是我们在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目标。
毛泽东说，中国需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主，实现真正的自由的普选，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在我们控制区域内，这些都已经实现了。中国需要解决土地问题，以便资本主义发展，利用现代生产技术，改善人民生活。
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走到园子里捡来一块平底的小石头，垫在一只桌子脚下。斯坦因采访过许多国家的政要，但像毛泽东这样礼遇他，生平仅有一次。
他们的谈话从下午一点开始直到深夜，斯坦因几次告辞，毛泽东仍然挽留他，希望多谈谈。当深夜三点时，斯坦因已两眼发困，两手酸麻。但毛泽东的话又让他提起了精神。
毛泽东说，国民党只依赖英美猜疑苏联的外交政策是错误的，而我们也不限于只和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这暗示，中共希望与英美发展关系。他还说，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桥梁。
斯坦因对毛泽东的几次单独采访，总共长达30个小时。1944年10月的一天，他离开了延安，后来发表了《毛泽东朱德会见记》、《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写成《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对毛泽东的崇敬溢于笔端。
人格魅力倾倒名记
福尔曼在根据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痛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的、拥 护八路军的。”
福尔曼后来撰写了《北行漫记》，并将自己在访问过程中拍摄的大量照片，选编为《西行漫影》。这些书均在1946年出版。爱泼斯坦则把亲身见闻写成大量报道，向全世界介绍了八路军抗战的英雄业绩。他1945年抵达美国，撰成《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书中，他记录了自己单独会见毛泽东的情况。仅两个小时的会见，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很会听人家说话，从不打断别人的话。我讲的话，有些是他感兴趣的，有些是他不感兴趣的，但他总是耐心地听。毛泽东很会分析问题，说话很有分量，很幽默，生活朴素，性格活泼。”
“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一直是永远准确的。在1936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的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关于游击战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今年4月间，他说如果中国在战争中没有组成联合政府，而中国的盟国并不坚持要和双方军事合作，这样一来使任何一方趁外国援助之机，以拒绝和另一方成立协议的话，那么，胜利之后可能马上发生内战。”
毛泽东的雄辩论述和诚恳态度，连与国民党宣传部关系密切的武道都被深深打动。他离开延安后在《大美晚报》上发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称赞延安的老百姓生活进步，有强烈的抗战意志，行使了选举权等。武道目击了八路军与日寇战斗的情况，看到了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还用日本火柴吸了日本纸烟，喝了日本的果子露，吃了日本的饼干和罐头。他用这些生动的事实批驳了有关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
迪克西使团访延安
1943底，当华盛顿开始思考是否在中国登陆时，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的史迪威和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开始在中国搜集情报。史迪威的军事参谋戴维斯向他建议，如果想搜集在中国的日军情报，就一定要到延安去，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有日本的战俘，也只有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内，才能组织一个地区性气象情报网，而且，为了营救那些在日本占领区坠落的美军飞行员，也必须求得共产党的帮助，因为这些地区有共产党的游击队。
史迪威把这个建议交上去，不久罗斯福总统就通知蒋介石，美国将派一个使团到华北。史迪威选中了一度给他当过助手的包瑞德上校，准备让他担任使团的团长。
1944年4月，国民党40万军队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被12万日军打得一溃千里，丢失郑州、许昌、桂林、南宁等几十座城市，更让美国人下定了决心。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与蒋介石商谈了美国派观察员到延安的问题，蒋介石被迫同意了。7月22日，这个由史迪威管辖的观察组到达延安，史迪威给它取的代号是“迪克西使团”。首批成员有7名军官，1名士兵，再加上史迪威的军事参谋谢伟思，团长正是包瑞德上校。
他们受到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延安为他们提供了比较好的食宿条件，而且慷慨大度地向他们提供了大批日本俘虏和刚刚缴获的日本报纸及文件，这些成为美国军人需要搜集和分析的重要原始资料。
谢伟思是个懂中文熟悉中国情况的“中国通”，他在观察组的工作特别重，每周一次撰写的报告都由飞机带到重庆去。在宴会上，他总是被安排在毛泽东和朱德的中间就坐，而包瑞德则坐在朱德的旁边。8月23日，毛泽东同谢伟思谈了6个小时。
毛泽东说，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使中国政府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美国是否认识到国民党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明显不过的事实？
其实，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后就告诉罗斯福，腐败的蒋介石政府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必须设法帮助扭转它的崩溃，这就要帮助中国国内加速民主政治改革。
毛泽东告诉谢伟思，战后的中国应该召开一次临时国民大会，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这个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为止。政府必须直接对大会负责，而大会还将完全负责筹备充分的民主立宪。毛泽东说，为了实际的政治原因，可以事先取得协议，蒋介石将被任命为临时总统。
毛泽东连连追问谢伟思，如果爆发内战美国如何对待国共两党。他认为，美国应该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
谢伟思很关心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毛泽东说，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我们不指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国民党是不可能与苏联合作的，寻求苏联帮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复杂。这暗示，延安不会顾忌苏联而不与美国合作，非常渴望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能避免内战，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几十年后，谢伟思回忆那次谈话，认为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能充分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策略，那么就不会有后来中美关系的恶化，不会有朝鲜战争，不会有……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初期的工作，十分顺利，所有美国人与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人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工作也十分满意，还给包瑞德颁发了勋章。他们兴致勃勃地参加共产党领导人为他们安排的舞会，抢着和毛泽东的漂亮夫人江青跳舞。毛泽东在跳舞的间隙也不放过与谢伟思谈话的机会，他想尽最大可能去影响美国人。
毛泽东的希望最终没能实现，谢伟思的希望也破灭了，因为美国政府中支持蒋介石的强硬派影响了罗斯福，他没有全力支持在他看来不懂政治的史迪威，而是派来了赫尔利。
“乡巴佬”赫尔利自食其言
1944年9月，赫尔利少将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到重庆，会见蒋介石。赫尔利是个律师。他不是靠精明能干，而是靠幸运当上了陆军部长。1941年他首次访华回国后给蒋介石的信中，居然称宋美龄为“石夫人”。蒋介石知道，他比史迪威好对付多了。
赫尔利轻信了蒋介石的话，接受了他要求美国政府将史迪威召回国内的主张，并向罗斯福报告。10月28日，史迪威被迫应召回国，临行前他这样评价蒋介石：“他无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与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他本身是中国统一和真正为抗日而合作的主要障碍。”他还致信朱德，对不能与共产党军队并肩作战打败日寇表示遗憾。
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11月6日，也就是罗斯福第三次连任总统的前一天，赫尔利心血来潮飞到了延安。前来迎接的毛泽东与赫尔利坐进了卡车里，赫尔利东拉西扯，使担任翻译的包瑞德很费力气。看到田间一个农民的骡子受惊不走，他大声嚷道：“查利，从那一边抽它！”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他是俄克拉荷马的牛仔出身，于是偷偷给他起了个外号“乡巴佬”。
11月8日上午，赫尔利与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赫尔利拿出了他的5条建议，核心建议是两条：共产党的军队将由国民政府改编，并得到军饷；与之交换的条件是，国民党正式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其他的建议，是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移植”到中国。
毛泽东在11月9日的第二次会谈中，强调中国必须有一个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要改组现政府，才能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五条建议。赫尔利看后说：他愿意加以仔细研究，再提出自己的建议。
11月10日，赫尔利拿出了他修改后的意见，主要是：中国政府、国共两党将为击败日寇、建设中国并统一所有中国军事力量而工作；现在的国民政府将改组为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团体代表参加的全国联合政府；全国联合政府将支持孙中山为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的主义；所有抗日部队将遵守并执行全国联合政府及其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将得到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承认，从外国获得的军用物资将公平分配。
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高兴，毛泽东认为完全可以接受，但蒋介石愿意吗？如果那样的话，他的独裁统治怎么维持？有趣的是，赫尔利比毛泽东还要急迫，他提出由毛泽东和自己先在这些条款上签字，由他带回重庆去让蒋介石补签。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签了字，赫尔利也签了。
蒋介石看到这些条款后，气得脸色铁青。他表示不能接受共产党为平起平坐的伙伴，并提出自己的三条反建议：一是只同意在战前给共产党合法地位，并收编共产党正规军队为国家军队；二是到了战后的建设时期，共产党应该将全部军队移交国民政府；三是共产党所赞成的国民政府的目的，乃是实现孙中山的主义，在中国建立三民主义的政府。
周恩来从赫尔利手中接过蒋介石的三条反建议，马上在12月7日返回延安。赫尔利让包瑞德陪周恩来回延安，并要他说服毛泽东赞成这三项建议，而自己却留在了重庆。
毛泽东见了包瑞德，在整个会谈中，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他告诉包瑞德，共产党的军队愿意在同日寇的战斗中流尽最后一滴血，但绝不能接受这样完全投降的条件。包瑞德后来回忆说：“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难以对付。但他对我还没有失礼之处。虽然他有好几次大发雷霆。他连连高喊：‘我们再也不能做任何让步了！’‘那个蒋介石王八蛋！’我说到我认为委员长把五点建议看作是逼他下台的手段时，引起毛主席特别愤慨，他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他早就应该下台了！’”
最后，毛泽东对包瑞德说：“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样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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