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伊.维拉.斯诺：中国今天的妇女[1971年]

中国今天的妇女
　　
美国作家 露伊.维拉.斯诺

　　简介：露伊.维拉.斯诺（Loi Wheeler Snow），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原是一位电影、电视和戏剧演员，二十余年前同埃德加.斯诺结婚，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出世后，斯诺夫妇给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西安”（Sian），以示对中国的仰慕。

　　
　　从被奴役到参加政治
　　
　　去年我同我的丈夫在北京参加十月一日国庆的纪念，站在天安门上；毛泽东主席在我们的右边，而周恩来先生则在我们的左边。在广场上，到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十一周年的有一百万中国人。我们两人，是唯一来参加的美国人。意识到周围各最高首长的重要，我心里不禁联想到我们的身份，私下对自己说：我们代表我们以十万计的愿同亚洲人民维持友好关系的同胞。在我忝居其间的天安门城楼上，我看到的多是男人，我心里就想知道一些中国妇女的情况。
　　
　　以后几个月，到中国各地参观中小学校、工厂、农村、医院、大学、家庭的时候，我就见到了很多“普通”中国女子。在杭州（上海以南的一个美丽城市，以茶和丝闻名天下），我同沈珍瑞谈过话。她是一个美丽的中年女子，在一家小织布厂当干部。她告诉了我在这家厂里的女工人所享受的福利，例如八小时工作、医药免费、托儿所、幼儿园、分娩假期五十六天并照领原薪、家庭计划。避孕丸免费供应、必要时堕胎自由而且免费。我对她说：“在西方，妇女还没有这样的享受。”她回答我说：“我知道的，所以我们正在努力奋斗，要使全世界的妇女都同我们一样幸福，享受一样的愉快生活。”
　　
　　她表露的信念曾使我心里一怔。我应该想得到，幸福或者安乐的观念并不是到处相同的。中国的妇女，照中国的观念来说，自是幸福的，无论如何，她们今天的日子，比起贫苦的、愚昧的上代人来，是好得多了。
　　
　　我也碰见了许多别的妇女：落力跳现代革命舞蹈的年轻女芭蕾舞演员，一个出身贫农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女纺织工人，同下乡劳动的年青女知识分子在一起的脸有皱纹的老农妇等。
　　
　　我在农村里还碰到了边学插秧边学戏剧的女演员，学生时代当过红卫兵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妇女，以及女教师、女医生和女看护。她们对祖国，对继续革命，都表现出同样的崇敬，同样的热诚。
　　
　　以前，中国的女子要受男子专权和独裁的苦；虽则很多男子本身也是残酷地被压迫的人。一九二七年，毛泽东主席写的文章说：“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我老是要向人问，在革命委员会、积极分子小组、代表团、领导工作人员中，女子究竟占多少人，好像替“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做调查一样。我那股劲儿，连我们的中国朋友也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这样追问下去，也就发觉到，在这方面，中国的女子还没有完全同男子平等，因为在这些机构里，女子的人数比男子要少得多。但是，除此一点以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知道本身的责任，明白自己的姊妹应该有相同的“政治觉悟”。在农村里则差一些，还不全是这样，虽则女农民大部分要做粗重的工夫。中国农民要做这些粗重的工夫，因为要供养中国这么多的人口。
　　
　　男女平等的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本是十分新鲜的东西；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这个观念产生了一个飞跃，裹足、童养媳、出卖女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旧社会，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是很悲惨的。女工人一怀孕，就成为灾难。自己既有可能马上受到解雇，又要多喂一张嘴。由于卫生条件差，产妇和婴儿往往还会丧失生命，孕妇往往要束缚腹部，设法掩饰异状，因而伤害了自己和胎儿。
　　
　　长征的时候，在游击区内，女子同男子并肩作战。胜利带来了同工同酬、参政权、福利和就业权。土改的时候，妇女分得了同等的土地，享受同等的集体成员地位，在领导的委员会里占有同等的代表权。
　　
　　妇女可以把小孩子寄放在托儿所，有人照顾，有东西吃，有懂营养的人检查他们的饮食，而缴交的费用是很少的（在沈珍瑞做工的工厂里，每人只交一元左右）。
　　
　　妇女从此可以参加建设；她们仿母亲，不必再听天由命了。她们已从旧有的情况解放出来，而且有能力养育她们的孩子了。这种生活上的大变化，在全国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一种尊严和一种新的信心。
　　
　　在旧社会，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要多生孩子，才能补救这个缺陷，并且保证生男的，做老年时的靠山。关于这种情况，我遇见过一个女农民，名字叫做王三多，她的妹妹则叫做王四多，原来她们的父母想生一个男的传代，生来生去都是女的，等了很久才生出男孩。
　　
　　现在，最理想是生两个孩子，顶多三个，虽则在农村里，多生孩子的风气还是存在的。如果避孕不成功，女方只要申请，即可获得合法堕胎。堕胎完全是从医疗着想，一般也只有已婚妇女申请堕胎，因为很少有在婚前发生性关系的，她们没有这种时间，没有这种机会，也没有这种风气。青年人专心做工作，没有什么去故意挑引他们的性欲。政府的宣传和民间的习惯，鼓励女子要到二十六岁、男子二十八岁才结婚。
　　
　　无论如何，在目前来说，中国人都乐意接受迟婚。他们并不以为这是什么缺陷，因而感到有所苦恼。相反的，旧制度要人听凭父母安排婚姻、童年结婚、娶小老婆等等，他们现在为破除了这些束缚而感到幸福。他们情愿献出他们的青春，一心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做一个有认识有责任感的男子和女子。他们所受的教育，注重政治学习、读书和劳动相结合、实践教学、体育、民兵训练、革命（包括革命的要求和目标）。
　　
　　女孩子和男孩子受到同样的教养，女孩子不再比男孩子娇养，女人的柔性并不受到助长。色情问题已不见有人宣扬。电影、文学、海报等绝不引人放任、浪漫或堕落，像我们的西方社会那样。

　　
　　中国完全没有吸毒的问题，革命者已经把鸦片铲除了，显然谁也不再想别的来代替。
　　
　　娼妓扫除净尽，花柳病也消灭了。
　　
　　人人肯守秩序，这看来是几个因素结合起来的成就，像尊重他人、关心他人、不自私、有责任感等，这些因素到处都可见到。
　　
　　有一天，我们坐车子在公路上走了好几个钟头，一直没有碰见过警察或者警车，我问道，如果我们在路上撞倒了人怎么办。同车的人答复说：“我们会把撞伤了的人送到距离最近的医院去。”“我们要不要把意外向警方报告？”“不用，伤者所属人民公社或单位会负责办。”我自作聪明，再问下去，把问题问得有些复杂了：“假如，撞倒了人，我们不理，照旧赶路，那又怎样？”我的同伴显然觉得我问得出奇，有一些窘，商议了好一阵，然后提出反问，由翻译员翻译给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出了一个理由：“假定我们喝了过多的酒。”他们又用中国话私下谈了一下，然后说；“为什么喝醉了酒还要开车呢？”我这样问下去，显然已非他们所能理解，看来，如果有人多喝了一杯酒——有这样好的酒，像啤酒和茅台，有时当饭前酒喝，有时在吃饭时喝，是会容易多喝一杯的——别人就会小心看顾他，到酒力散了为止。
　　
　　我发见，一个人态度有什么反常的时候，也会使用互相关心这条规矩。我提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沈太太吃不消了，拿起茶壶打在她的丈夫头上，把他的头打破了，那怎么办呢？”他们答复我说，在她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以前，老早就会有迹象，表现出情绪低落，或者神经紧张，从她的工作上会看得出来，她的邻居也会觉察得到；那时，别人决不会让她陷入悲观的境地，她也不致于发脾气到这样子的地步。
　　
　　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破裂的家庭。离婚是有的，但很少，因为在调查了原因和情况，并且召开小组加以讨论以后，负责人一定会尽力找出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对双方进行调解，使双方恢复融洽的感情。同过去相反，寡妇或离过婚的女子再嫁，已不会再受到社会的谴责了。
　　
　　家庭计划的服务机关并不限于节育一面，而且还设法协助不能受孕的女子，如果她们想生孩子的话。即使有极大的难题，他们也设法协助。
　　
　　我在北京参观过一家医院专医患子宫瘤无法再受孕的女病人的病房。当时大约有十五个女病人，住在那里接受治疗。她们的病情阶段各不相同，都能鼓起令人叹服的勇气，同疾病进行斗争。我进去的时候，心里很害怕，汗毛直竖；到离去的时候，却充满信心了。死亡在等待她们，但是，动员同死亡战斗的精神力量、科学和信心，又是何等的雄厚啊，对毛泽东思想，和对医药治疗，有同样大的信心。这个病房的医生（全是女医生）认为，对治疗有信心，又肯尽心治疗，是会发挥效力的。病人天天定时一齐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我们那天临时去参观，事前并无通知，到病房时，大部分病人正在读“小红书”。
　　
　　妇女占劳动力的不少部分，如果说使她们得到较好的、有意义的生活是有好处的，这是合乎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人们知道，人家需要他们，他们做的事有用处，他们做工作就一定会做得更起劲。如果有协调和严肃的气氛，他们做工作也一定会做得更好。所以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世世代代受锁炼束缚的妇女解放，使她们能够好好地、全心全意地为改善整个社会而工作。
　　
　　妇女能顶半边天
　　
　　去年十月一日国庆节，我和我的丈夫在北京天安门上，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后来远赴沈阳。有一个下雨天，我在一家旧五金工厂的院子里，才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妇女。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就颁布了男女权利平等（同工同酬、参政权、社会福利、同等就业权）的法令。虽则在老解放区，和对长征时曾同男子并肩作战的许多女子来说，这已不是什么新事。但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主妇来说，却是新生活的开始。
　　
　　旧时的破烂住屋，成千成万的拆除了，改建为砖房，有暖气和电灯的设备；这种最低限度的改善，使旧社会的穷人得到了舒适和安全的新感受。做母亲的用不着再浪费时间，四处拾取煤屑和木片，可以使用煤气炉做饭了。从前，食水要到污水塘里去汲取，用桶挑回来。如今却扭开水喉就可以有水直接流到水盆上，或者到附近的公共水喉去取水了。尤其是做了辛苦的家务以后，可以享受一些空闲的时间了，这是在旧社会不可想象的。人民政府开办了许多妇女补习班，悉心教家庭主妇读书写字，用的课本，是毛泽东主席的著作。
　　
　　如同大跃进时期（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一样，国家又鼓励城郊人民公社办妇女管理的小型工厂了。全中国人民（每个男子，每个女子，每个学童）都已知道，他们艰难缔造的安全受到两大威胁，一个是天然灾荒，另一个是敌人的进侵。为了防止这两大威胁，全国各省市区正在按照自给自足的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备战备荒的措施。每一个地区，都在发展本地区的工农业，要实现粮食、副食品、原料、工具、运输、仪器以及所有一般生产所需物品的自给。根据这个计划，小型工厂就负担了两项任务：利用废物，替大工厂制造配件。
　　
　　在那家旧五金厂里，毕婉志代表她的同伴们说话。她已三十二岁，在大连附近出生，出身工人家庭，又嫁了工人做丈夫。她很热情，愉快而庄重，坐在一张高凳子的边沿上，身穿蓝色工人装，短头发上紧戴着一顶鸭嘴帽，使人想起一个女演员在拍片余暇接受访问。
　　
　　她开始说：“我们在这里的许多个女子，全都住在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我老想叫她“某某太太”，但中国女子不使用丈夫的姓，人家只叫她们本人的名字，没有像西方太太要连同夫姓做名字的习惯。她继续说：“一天晚上，在公社里，我们的学习小组学习到毛主席这样的一句话：‘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女子应该做一些事，为祖国和世界服务。在旧社会里，我们没有一切。解放军把我们解放了，使我们做了我们自己的主人，我们的日子也就过得好了。我们的孩子造了学校，我们的饭桌上有了白米饭和肉。后来，我们迅速觉悟到，要达到同男子完全平等，我们就应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想依靠丈夫是可耻的。我们已经从厨房中解放，而且走出了家庭。”
　　
　　在座的女同事们都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说法。有一位叫张素英的，年龄四十九岁，虽然做了革命委员会主任，但也有一些沉静，她笑了笑的说；“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顶的一半，一定要同男子顶的一半那样高。”
　　
　　她们的丈夫在附近的工厂做工。她们访问了几家厂，去调查研究有什么可做的事，并且考虑选择那一样去做：“我们发觉，到处需要钢。同时我们发觉，有些地可以用锈铁取出铁粉，或者用车床操作时遗落的废品来提炼钢。我们因此商量利用报废的材料，制造用具，或者机器零件。”
　　
　　我于是发问：“你们的丈夫对这个意思怎么说呢？”
　　
　　“他们极力支持我们，教我们做。他们现在还来帮我们的忙。就在今天早上，那位好样的韩同志在上班做他自己的工作以前，还来这里替我们修理一个火炉。他经常都是这样的。”
　　
　　在这一班妇女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已有六十多岁了。她有一些老态，但依然是厂里的领导干部之一。她从一个厂房里走出来拍照，然后同我们热情地握了握手后，又迅速回去做她的工作了。她可能认为她没有较年轻的同事们那么多的时间去花费。据在座的较年轻的女工告诉我，这个老太太的丈夫和三个儿子都有工作，收入比一般的家庭高，她还来参加工作，完全由于“思想”促使。在她们中间，只有她一个人有一个儿子上大学读书的。她甚至曾上北京去看他，在旧社会里，这是任何农村妇女连想也不敢想的！
　　
　　讲到这里，毕婉志接口把她的话题讲下去：“我们找到一块人家弃置不用的地皮，距离我们的住家很近，所以没有交通问题。头顶苍天，脚踏青草，我们就开始努力把厂办起来了。下雨的时候，我们钻进破铁皮下去避雨；天冷的时候，我们则跑出去在外面取暖。我们心里很愉快，因为我们能够为祖国做一些事情。”
　　
　　一种近于羡慕的心情，在我胸怀里油然而生。这些女子，没有打扮，穿着旧工作裤，看起来实在是很愉快的。我在会客室里环顾一下，只看见光洁的泥土地面上，放着一张桌子，一些椅子，都是属于厨房用的极朴素的家具。在涂了石灰水的白墙上，贴有几张样板戏的彩色海报；在两个窗子之间，则挂着毛泽东主席的照片。窗外在下雨，雨水打在没有铺石的院子里，使泥泞的地面变成泥浆。
　　
　　毕婉志说：“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没有钱，我们就决定白手兴家。人民公社借给了我们五个铲子，我们又向人借了两个大桶，我们就开工生产了。我们还需要一个火炉，我们就到工厂里去拣取耐火的碎砖。我们尽可能自力更生；但是，当我们觉得事情过于繁重了的时候，我们就发动群众来帮忙。”说到这里，毕婉志保持不了她那严肃的态度，大家也笑起来了。
　　
　　“她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发动我们的丈夫。”张凤龄抢着解释。张凤龄是一个很有机智的青年女子，也是唯一在座曾接了一支香烟去抽的女子。“最大的任务我们自己抓，但是，在当初碰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请教他们的经验了。有一次，我们要建筑一座高二十八公尺的烟囱，建筑费平时要用人民币三万元。我们打算用旧的石油桶，把它们弄干净了，焊起来做烟囱。但是，怎样把它们竖起到我们想要的高度呢？韩禧顺和潘桂容的丈夫替我们想了办法，用钢索竖起来了。他们教我们学会了许多泥水的手艺，使我们能够自己动手建筑了几间房子。这些房子并不很高，用手可以点得到天花板；但是，对我们的用处却是很大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通过实践去学习。他因此指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最初用的用具，是自己用木板和旧铁片制成的，我们至今还保存了下来。你们回头可以看看。不忘记过去的日子是有好处的，而且年轻人也应该了解，美好的新生活是经过上一代人艰苦劳动得来的。后来生产逐渐发展，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机器了。手到底不够快。但是，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机器，而是人。归根到底，人的掌握才是决定性的，这是不可忘记的。”
　　
　　我看到了她刚才提起的用具，保存在一间货棚里，有缺口的铁铲、生了锈的小工具、破烂的大桶小桶，这些都表明创办时的困难。有一个手制的单轮手推车，现出一副可怜相，旁边靠着一个弯曲的“机械”锯子，和一个无从定名的器械，用一百八十块木板钉成。还有一个装过腌菜的大瓦罐，倒放地面，竖着一个牌子，写着“龙椅”两个字，原来这是会计的座椅。她们就用这样简陋的装备，办成功了她们的工厂。
　　
　　在一座正在建筑中的房子旁边，有许多女工人搬运砖头，忙个不了。我和她们拍照片，她们都扮鬼脸开玩笑。空中挂着一条湿透了的白布横幅，上面写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播音器播送音乐。气氛看来是十分愉快的，虽则下着冰冷的雨，工作也是艰难的。
　　
　　在最年轻的女工人中，有许多女中学生，她们是来参加体力劳动的。学生的课程有一段时间要参加体力劳动，有的每周两次，每次四小时，有的每年一个月或者一个月以上。乡下的青年人通常到城市里去参加体力劳动，而城市里的青年人则到农村里去。这样，他们将来出去做事，就能够体会到怎样对生产作出更切实的贡献。大学毕业生也同样要经过这锻炼。在这家工厂里，出我意料之外地碰见一个青年男子，他两肩宽大，在一个烧饭的火炉边忙着。他在大连工科学校毕业以后，自愿申请到这家工厂来实习，想不到是由女子管理的。他初来时不免存有偏见，后来逐渐消失，也就安心乐意留下来了。
　　
　　这家工厂现在已经发展了起来，最近有钱买了一架人民币一万一千元的压榨机。
　　
　　我想弄清楚，她们做工多赚的钱，是不是使生活宽裕了一些。她们一致地回答说：“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宽裕的，舒适的。物价稳定，许许多多的东西买得到。医药免费，教育也免费。不错，我们赚的钱是有帮助的，但我们要用的都有，而且还有储蓄。”她们给我看她们的手表。“我们几乎人人都有一个手表，一架自行车，有许多人还有缝衣车，大家都有一架收音机。我们都上戏院，有新影片就看。放假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上展览馆看展览。我们的生活是丰富的。”潘桂客的脸容光焕发：“我觉得一天一天的年轻了。”
　　
　　我离去的时候，她们排了队，每个人挥动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我想起这样的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我跨过厂门的时候，面前矗立着具体的例证：由解放了的妇女亲手建立的烟囱，浓重的灰雾压在上面。更向远望，四处出现了蓝色的天边，预示着就要雨过天晴了。
　　
　　（译自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巴黎《世界报》）

　　原载中国印象
　　：[法]罗拔.纪兰　等著
　　出版：七十年代杂志社（香港）
　　1972年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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