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对于所有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值得庆贺和纪念的事情。而那些仇视和反对中国革命的人打心眼里感到不舒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中的有些人免不了把一些陈词滥调翻出来给大家添堵，他们翻来覆去说得最多的，就是诋毁长征是一次无目的、无方向、无方案的逃窜，根本不是什么胜利。这种观点是不懂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革命战争和长征中重要作用的表现。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概括地讲，就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不拘泥某一具体阵地的得失，不拘泥于某一具体的作战方式和军队组织形式，根据战局发展和对敌情的掌握程度，灵活机动地配备和使用现有的兵力，在局部形成对敌军的绝对优势，以达到在战役战斗中歼灭敌军并逐步改变敌我总体力量对比的效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革命战争中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革命战争前期，革命力量相对于反革命的力量总是处于劣势，不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往往难免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属于这种情况，具体到长征就更是如此了。
长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在反对敌军“围剿”不利的情况下，以跳出敌军封锁包围、保存自己为目标的军事远征。跳出敌军封锁包围、保存自己就是长征的目的，何谓漫无目的？至于前进方向和行动方案，的确是在不断变化。其中，有的是在纠正错误的方向和方案，比如中央纠正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案，红四方面军纠正张国焘的“南下”方案；有的则是根据敌情和战局的发展所做的适应性调整，比如中央在遵义会议以后一度准备在川黔一带北渡长江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争取在四川立足，但由于一渡赤水后在土城战斗中失利，其后敌军蜂拥而至，原定计划已无实现可能，于是又选择在敌军比较薄弱的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与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又根据敌情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做出了北上陕北的决定。这种变化就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体现，而决不是所谓漫无目的的逃窜。当然，长征中最能体现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片段当属四渡赤水了。四渡赤水可以说是长征的缩影，最初也是遭到挫折（土城失利），但是由于实行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央红军不仅没有陷入敌军包围，反而牵着十倍于己的敌军的鼻子使之团团转，最终造成了有利于我军抢渡金沙江的局面。另外，南方八省在红军主力长征后分散打游击，其实也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表现。李德、博古虽然在当时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但这点道理还是懂得的。正是这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革命骨干，扩大了革命影响，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对于长征、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意义。但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是任何军队都能执行的。因为执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最起码的一条要求，就是必须在险恶的形势下开展数倍于敌军的、翻山越岭的行军特别是步行军，不是革命军队是无法胜任的。不错，匈奴军队在亚洲、在欧洲都以机动灵活著称。但他们严重依赖于马匹，如果是在山地就很难办了；而且他们不过是一伙打家劫舍的武装强盗，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很容易土崩瓦解，如果没有马作为逃命的工具，他们是很难在一次次失利后还能重建的。不错，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也领导过一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长途奔袭。但那次远征是在罗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与红军在十倍于己的敌军缝隙中往返穿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即便是革命军队，如果革命态度不彻底，信仰不坚定，也是很难执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如果不是在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言论和主张，不走所谓弓背路，而去走所谓弓弦路，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对于今天的和平建设能有什么启示呢？我们认为，首先就是要保持党的方针、政策乃至路线的灵活性。因为：其一，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所面临的敌我悬殊的背景相似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开展，因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我们的建设十分重要。发达国家没有面临我们这样的外部压力，缓慢发展甚至停滞，问题都不大。有人说，发达国家发展缓慢是由于基数大了，所以增长缓慢。按照这种论调，那原始社会应该发展得最快才对，但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呈加速趋势。实际上，基数大了，底子厚了，按理说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才对；如果说遇到了自然资源的约束，那么在探讨发展停滞的原因时也应该具体分析、测算其影响，而不是去找基数大了的借口。发达国家的发展的停滞或缓慢发展，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缺乏有效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弊端的外在表现。其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都是在特定情况下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的，因而具有或长或短的适用期限，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存在与某些不正确认识相联系的失误，因而有必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或认识的深化对对方针、政策乃至路线进行调整。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留下刻舟求剑、循表夜涉的寓言，但遗憾的是，在今天一些思维僵化的人却能一度在很多领域内成为主流。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正在逐步摆脱他们的影响。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任务的提出，就是最好的说明。
其次，就是要求保持党的革命性并坚定党的信仰。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只能由信仰坚定的革命军队来执行，灵活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只能由信仰坚定的革命政党来制定和领导执行。如果党不能保持其革命性和信仰的坚定性，处处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甚至连自身也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那么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的灵活性就会变得很困难。近些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说中共已经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种说法颇有点驴嘴不对马腮的味道。与革命对应的是反革命、保守，与执政对应的是非法、在野、参政，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不过，这种荒谬的逻辑背后隐藏着某些人的不良用心，他们希望中共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但是，我们党已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还在纪念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代表全党郑重承诺，中国共产党内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摆脱既得利益集团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干扰。在坚定信仰方面，党一直在进行理论创新，解答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另外，整合了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中坚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之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些都是对长征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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