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是近年来一直执著于对五四精神特别是鲁迅风骨的心灵探寻。他的文字充溢着启蒙时代的人文追求和对独立、自由的不懈叩问，燃烧着对抗世俗的勇气和激情，他的新作《鲁迅的最后10年》其实是一本精神传记，记叙了一个博大、沉重的灵魂在现代中国所经历的激动、感怀、共鸣、误解以及扭曲。林贤治说鲁迅给世间所带来的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这是一个叛逆者给我们留下的残缺却深刻的记忆。
林贤治没有重复那些所谓的“鲁迅研究专家”若干年来所形成的看似逻辑严密实则空洞无物的结论。将鲁迅概念化、公式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肢解和异化的过程。鲁迅所展示给世人的是“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人生，然而，人们却出于各自的目的给鲁迅戴上了五花八门的面具。鲁迅的力量在于真实，这种真实源自生命内在的抗拒，抗拒“中国向来的老例”，抗拒“西崽相”，抗拒帮忙和帮闲，抗拒麻木的看客心态。一生傲然独立的鲁迅从不姑息黑暗，决不“将纵恶当作宽容”，用“最坏的恶意”和入木三分的骂来表白着自己的毫不留情和“不识时务”，遗憾的是，他不能阻挡身后的涂脂抹粉和功利曲解。尽管《鲁迅全集》在焚书坑儒的“文革”中没有遭到毒手，但是，却被彻头彻尾的政治化、工具化。一些个善变的研究者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将“鲁迅研究”演变成一门无赖的学问。这其实也不奇怪，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的鲁迅先生注定是无法复制、无法描述的。一个同鲁迅的人格、精神境界、人生态度相去甚远的人，无论他如何饱读诗书，操纵着怎样大的话语霸权，都终归是与鲁迅相隔膜的。
鲁迅的最后10年是不合作的10年，是孤军奋战的10年。在专制和残暴的政治空间中，鲁迅对那些暴发户的革命新贵和靠杀人起家的政治流氓，冷眼相看，恨之入骨。不愿当“暴君的臣民”的他对统治者所炫耀的“治绩”自然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政治的绝望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的清醒。政府在压制言论，草菅人命，它所造成的许多血和许多泪令鲁迅无话可说。鲁迅对残暴政客的种种恶行是无比愤怒的，所以，他“论时事不留面子”。鲁迅的“不满”不仅仅是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反抗，也是理性精神和公共关怀的体现。鲁迅在断言中国不存在俄国那样的“智识阶级”的同时，也在竭力担当着精神界战士的职责。没有鲁迅这样不停地与黑暗捣乱的思想者，当权者会更加肆无忌惮，而奴才们则睡得更加香甜。这些年来，我们虽然一直把鲁迅这个名字挂在口头，但是，却从来没有好好地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容得下鲁迅？我们总是在用叶公好龙的态度谈论鲁迅，一面“学习”着鲁迅的文章，一面又一往情深地充当着奴才、看客或者扮演着阿Q的角色。
鲁迅是个不讨好于世俗热闹的人，他的目光太犀利了，一眼就能看穿“招牌虽换，货色全旧”的鬼把戏。对于创造社所鼓噪的“革命文学”，鲁迅也平静的道出了其本质：“新装瓶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鲁迅这样扫人家的兴，决不是无事生非。对黑暗的拷问，对正统的颠覆，使他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那些“瞒和骗”的东西与他“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品质格格不入。鲁迅只是按照自己对现实的正视表达了一位启蒙思想者的真诚而已，在不经意间捣毁了许多个骗局，给麻痹和健忘的人们下了一剂猛药。鲁迅的呐喊大都是内在的，绝不是空洞的口号和空虚的喊叫，即使是激烈的谩骂，也透着一股沉郁、冷峻的气息。鲁迅戳穿了许多演戏者的鬼把戏，制止了他们向权势转化的进程。鲁迅的伟大在于他不是用一种话语霸权来取代另一种话语霸权，他甘当失败的英雄，单身鏖战的武人，抚哭叛徒的吊客。他在同论敌的争执中是坦荡的，没有预谋，也没有圈套，甚至连自我保护都没有。他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中夯实着自己的精神根基，丰富着自己的精神血肉。
坚守独立性的鲁迅是一个坚硬的存在。他自称是“无所属”。他排斥主义、派别、山头和堡垒。在那个“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变幻时代，鲁迅执著地选择了孤独。他用这种近乎自我折磨的方式对抗着传统的习惯、惰性和压力。他所运用的批判尺度来自自我的价值确认。鲁迅的价值关怀超越于时代，超越于个体，是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对生命自由的呼唤。不少人对鲁迅的骂人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鲁迅从来没有把笔锋对准无刀无笔的弱者。也许正是鲁迅的苛刻挽救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不可救药的奴性和软弱。鲁迅的发言不是向着宿敌，向着论战的对手，向着莫名的谩骂与攻击，而是向着几千年的吃人史，向着空旷的“无物之阵”，向着整个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所以，鲁迅的声音，无论何等的刺耳，何等的尖刻严厉，何等的不留情面，何等的冷峻光寒，我们都没有理由拒绝。鲁迅的文字是上千年的奴隶文章中的“另类”，他在文网中艰难地挣扎着。他的存在让文坛上的看热闹者和苟且偷生者失去了分量。生前“招人憎恶”的鲁迅，逝后虽然真真假假的赞美声四起，但不能阻挡的一个真实是，鲁迅的声音让黑暗的心灵受到震撼。他一生都在致力于促进旧物的死亡。
鲁迅的意义在于其象征性。他打破了“普遍的做戏”的虚假氛围，让“发热昏”者醍醐灌顶，让插科打诨者自找没趣，让麻木的看客觉醒。这种悲壮的努力即便是遭受了敌人的攻击、不知名者暗地里的中伤、自己营垒里蛀虫的噬咬，也从未停止过。这一点在他的最后10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孤独地抗争着，为着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难怪闻一多说：“只有鲁迅在受苦，我们在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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