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

朱永嘉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上）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这六十年我是过来人，伴随着祖国的六十年弯弯曲曲的道路，我个人也是曲曲折折地走过来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所以我珍惜这六十年，难忘这六十年的经历。总是思考着如何对待这六十年曲折的历程。

近日读《报刊文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七月一日刊登专访金冲及的文章，谈及怎么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历史的问题？金冲及认为历史不能割断，即便是教训仍有指导意义。金先生此话，鄙人颇有同感，历史当然不能割断。说实在话，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我自己有切身体会。记得在一九六五年二月有一个文件，是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在上海锦江饭店起草的，张春桥、姚文元都参加了起草，后来请陈伯达修改，最后由毛泽东亲自改定的。这份纪要提出了建国以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被一条以“四条汉子”为代表的文艺黑线专了政，这样的论断，彻底否定了建国以来十六年间的文化工作，它就成为此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结论当然是过头了，它压抑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到七五年七月毛已感觉到文革开始以来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此他找江青与张春桥谈话，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逐步扩大文艺节目；提出缺少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艺评论；他不主张把周扬长期关起来，提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还举了鲁迅讲吃苹果的故事，苹果只要不是穿心烂，把烂的部分削了还是可以吃的，所以对一个人不能有毛病就完全丢开；后来毛又对电影“《创业》”作重要的批示，都体现了他调整文艺政策的决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当年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纠正。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领悟到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一旦切割历史，时间长了，就会自然证明这样行不通，因为这种切割不符合实际，对今后的工作不利。

我还经历过另一件切割历史的事件，记得是在一九七零年夏天上海教育战线有过一场关于十七年教育战线，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的争论。在这一场争论中，我是积极主张建国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上是黑线专政，那时围绕这个问题的一场争论在复旦大学展开得很激烈，在复旦支左的由空四军派出的军宣队长方耀华是主张红线专政的，由于我的关系他不便公开明言，但在部分师生中则是主张红线占主导地位。不久北京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也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写作组联系复旦的朱惠民同志作为联络员也去参加了会议，后来中央要起草一份有关这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文件，周总理指定张春桥起草这个文件。这一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送毛审定时，毛圈阅同意，而文件是主张十七年是黑线在教育战线专了我们政。当时朱惠民从北京回来以后，告诉我会议的情况，那时我是很得意的，因为我此前的主张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这个想法还是一种割断历史的说法，尽管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工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总不能割断历史吧，教育改革还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

为什么每有重大的变革时，为了突出变革的必要性和意义，往往总要以否定此前的历史作为变革的根据？如果仔细想想，所以反复出现这种现象，总有它客观的原因，之所以产生革命或者变革，总是有一方压迫另一方的结果，压迫越甚，反抗亦越烈。革命或者改革进行反抗和变革时，往往会产生一种过激的情绪化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在这种情绪化的思想支配下，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难免有一种过激的想法和行为，总有一段头脑发热的表现。过去毛也讲过冷处理的问题，争论时，言词过当在所难免，认真处理问题时，应该保持头脑冷静，因为过犹不及，头脑冷静了，就可以客观公正一些。而那种过激的思想和言论，及其所提出否定此前历史的口号，实际上是一种违反历史主义的惯常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借着“革命”或者改革的名义，标新立异的极左的做法，过去我们习惯地把这种做法叫作“矫枉必须过正”，实际上“过正”了它不仅矫不了“枉”，过正自身实际上也是一种“枉”，它会变成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而这种“矫枉”由于它带有过激的情绪，所以它不可能是客观而公正地评价此前的一段历史。凡事总有一个度，中国有一句老话，“过犹不及”。再如“五四”运动时，吴虞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当时来看非常痛快，不如此不足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冷静地思考，便会认识到很有问题，这样对待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公正吧！这也许是年轻人常犯的一种“幼稚”病吧！所以这些做法都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经过一段时间，它的不合理性会自然显现出来，不得不让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因此任何对某一历史阶段仓促做出的政治结论，都必须经历时间的检验，才能证明它是否客观和真实，历史往往是最公正的，时间往往是检验是非最有效的办法。

许许多多事件，往往要拉开时间的距离才能作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判断，不能单凭一时的激情和好恶去判断刚过去的历史，还是留一点余地为好。如果我们认真去读一下《尚书》的《泰誓》篇，可以看到周武王伐殷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正义，便把殷纣王妖魔化了。周武王姬泰在《牧誓》中说：“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把纣王的罪过都归之于妲己，归之于“惟妲己之言是从”，那就违背了历史的基本事实，那不是把女人看作祸水了吗，那是不公正的吧！至于殷纣王是否如此可恶，历史并非如此，毛主席就讲过要为殷纣王翻案。以后每一次改朝换代为前朝修史时，都要把前朝末代的君臣说得一塌糊涂，唯其如此，才能显示自己的胜利是天命所归。1949年革命胜利时，我们不是把蒋介石也说得那么可恶，现在回过头来看，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也做过好事，蒋介石的形象也并非似我们报刊上所描述的那样凶神恶煞，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出于一时政治需要的历史评论，其生命时间毕竟是短暂的，时间老人还是最公正的，任何政治结论与历史比较只能是短暂的。出于一时政治需要所作的历史结论，其生命时间往往毕竟是非常短暂的，时间老人还是最公正的，任何政治结论与漫长的历史相比较只能是短暂的。反过来看，对当时说的那些过头话，也应该抱着理解的态度，也有它客观的需要，不如此，不足以改变事态发展的势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激情也有其可爱的地方，但最终还应回归理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成绩，是否就要否定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的历史所取得的成绩呢？恐怕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领导人是换代了，我们的国号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呀！前后三十年构成的这六十年毕竟是一个整体，怎么切割得开呢？我们把前后比较一下，是换代不改朝呀！怎么能把第一代领导人与第二代领导人完全切割开呢！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毛派，邓也不全盘否定毛。邓在毛心目中确实是接班人之一。我说这些都是客观上存在的事实。上面讲的是两代人的关系，就事讲，也一样，有许多事很难切割。之所以会出现以后面的三十年否定前面的三十年现象，那是因为前三十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没有经验，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原因，我们确实有很多失误，长期以来压了知识分子，文革期间，许多干部受压了，气不顺，所以一抓“四人帮”，不由地那股子气就冲出来了，故这股思潮有它客观的社会基础。到了今天，过去那些当事人都也走了，气也平了，现在来评价前三十年的历史，更应该可以做到冷静客观和公正地对待历史，这样做对我们的党和国家都更加有利。

许多事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就拿对外开放这件事讲，也不是我们单方面一厢情愿所能办到的啊！我们要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大家庭，首先要人家能接纳和承认我们的存在才行，决不是我们单方面有这种愿望所能办到的，不妨回顾一下这件事的历史。一九四九年五月，百万大军过长江，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已成定局了，但是要世界接纳我们这个即将新生的共和国，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时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没有走，我们派了黄华去见司徒雷登，欢迎他去北京访问燕京大学，以便与中共中央有非正式的接触，但是是美国的总统杜鲁门拒绝接纳我们，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司徒雷登悄然离开南京回华盛顿去了，而且还不允许他演讲，不许讲中美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在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显示了他们敌视即将胜利的中国革命，这样毛泽东才写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及《别了，司徒雷登》等四篇文章，不是我们不想融入世界的大家庭，是人家拒绝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总不能自轻自贱地跪到洋人面前求别人接纳我们吧！在朝鲜战争中，中美双方打了一个平手，一九五三年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时，周总理曾伸出友谊的手给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是杜勒斯拒绝和中国握手。

中美关系的建立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中苏之间的对峙，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以后，同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接连败退急于脱身而有求于中国，毛泽东用小球即乒乓球转动大球的办法，巧妙地调动美国总统尼克松想改变长期孤立中国那个僵硬的外交政策，这样才有基辛格与尼克松的访华，尼克松最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签署《中美联合公报》，我还是一旁的见证人之一，对尼克松的接送与宴请、签约，还有看到周总理上锦江南楼去找罗杰斯商谈工作，为最终签约扫清障碍，这些我都曾经在场。那时我负责上海的新闻发布工作，没有那时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哪来以后的开放政策，前三十年不是我们不想开放，而是别人封锁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把司徒雷登的骨灰请回来，请回到当年的燕京大学，即今天的北京大学，这是六十年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结果。所以仅就对外开放这一点，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当然不能割断开来讲，谁割断这段历史，那还不是忘本了嘛！那时曾见证这段历史，现今还活着的人不多了，我留下的日子也不多了，趁自己还能说话的时候，不说一下这段历史更待何时啊！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八周年的生日，环顾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我们党几乎是硕果仅存，我们现在有七千五百九十三万党员，是建国时的十七倍，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人数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一个党的党员人数多。苏东剧变以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进入低潮期，处于解体或半解体的状态，为什么中国的共产党能够依然挺立于不败之地？那些试图以妖魔化毛泽东来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少数人，在中国始终处于孤立状态，因为我们经历了十年中苏论战，在我们与苏联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当年与赫鲁晓夫面对面坚决斗争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我们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练，无论什么人要颠覆社会主义，颠覆共产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不得人心。苏联解体以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抬头，南斯拉夫解体，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骄傲地屹立于世界，任何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都动摇不了我们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尽管那些敌对分子在海外的叫嚣和挑动越来越猖狂，但他们丝毫也改变不了稳如泰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没有前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所打好的地基，哪有后三十年的飞跃发展！

从经济发展看，也是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要知道建国之初，中国并没有可观的工业基础，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我们才成功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工农业的比例倒过来了，工商业占国民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便十年文革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也在10%以上，上海在文革时期，每年增长的产值相当于一个解放前的旧上海，从1952到1976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的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六亿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原油的产量从几乎空白增长到一亿零四百万吨，我们的军事科技有了飞速发展，自力更生研制了二弹一箭，建立起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在交通方面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二万多公里的铁路，在文教卫生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正是这个基础为后三十年的阔步前进提供了充分而又广阔的条件，而且这些成就都是在国际环境恶劣，通过自力更生节衣缩食的条件下实现的。所以我们讲后三十年经济飞跃发展时，不能忘记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留下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我身旁经历过的六十年看，历史也是难以切割的。这六十年我的生活都没有离开过复旦大学，五零年全国第一次统一高考，我被复旦历史系录取了，我背着行李踏进复旦的老校门，那时我们生活学习的场所都是旧中国留下来的，它的校区只是现在西边一小块地方。那时历史系的办公室只有700号二楼很小的两间，一间是学生的阅览室，另一间是教师的会议室。那时的学校建筑只有登辉堂等少数几幢楼，这些建筑现在还在发挥作用，学生和教工的宿舍还是日本人统治时期空军的营房，这些建筑迄今还在使用着。以后经过院系调整，学校教师队伍在规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五八年大跃进时，学校建立了一大批教学楼和理科的实验室，规模最大的是物理楼，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还在使用，造了大规模的学生宿舍，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了，现在这个大校门也是大跃进时建的啊！即便在文革十年，学校在专业设置上也有不小的发展，培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以后，也在各自的岗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学校的教学骨干还都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教师。改革开放以后，学校更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如光华楼那样的高层建筑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发展，大量教学楼与学生宿舍都是这个时期盖起来的，学校的规模扩大了。今天的一切都是前天和昨天发展过来的，正如吃饼那样，人吃了第五块饼才吃饱肚子，总不能说只有第五个饼是真的吃的，把前面四个饼便忘得一干二净。

从我居住的环境看也是这样，那个房子还是日伪时期中国工人给日本军人盖的，是校官们的宿舍，记得五零年时周谷城住在那儿，后来是党委书记王零及王中教授都先后住过，六九年按家庭人口，给我使用了，我住的地方基本格局还没有大的变动，都还是日本式的移门，那时的地板，有移门的壁橱，门窗几十年来没有更换过，一切都保持原状。我门口的大柳树是建国初栽的，现在一个人抱不住，后门二棵大榆树是日伪时期留下迄今快一百年了，那些梧桐树与水杉是大跃进时期栽的，屋旁的两排六层楼房是文革时期建的，前人栽树，才有我这个后人乘凉。从宏观到微观都说明不能割断历史。

所以我很赞成《瞭望》刊登的权威人士谈的要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要看到后三十年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要想到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也不会有后三十年这么快的发展。全面地科学地历史地对待这六十年，这是我们纪念共和国六十年的基本前提。然而这“两个不能否定”不应该是一个笼统的，应该具体地阐明这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应该如何看待。我深信这个结论对现实和未来都是有利的，对历史也是一个合理的结论，希望在思考、研究、讨论中使真理越辩越明，不是靠权力，而是靠真理服人。

在九十年代末我曾与金冲及先生私底下讨论过，如果沿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路走下去，没有大跃进在建设问题上探索如何走自己的道路、没有中苏的论战、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在中苏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没有及时调整国际格局，结束冷战，把对外政策从两极向多极转变，也许我们很难挡住九十年代初那一场苏东剧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会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那就很难说了。也许我们又会沦于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甚至出现国家分裂的悲惨局面，这决不是我的危言耸听，因为这正是国际国内敌对势力所希望看到的，只是他们还不能把这种罪恶的图谋付诸实现罢了。前一段时期，我们有些人存在着非常糊涂的思想，中央党校个别博士生导师和他的博士生，他们把我们的改革开放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变革相类比，似乎我们正在做他们在苏联做的一切，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赫鲁晓夫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启蒙老师吗？》，对这种观点做了驳斥，因为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和苏共所推行的是一条亡党亡国之路，我们能重走他们曾走过的那条死路吗？如果到俄罗斯去过，可能看到那里的许多平民百姓还在怀念列宁、斯大林呢！只有少数垄断巨头和权贵们才是这场变革的受益者。另外，对于那些受苏联剧变等多米诺效应影响的东欧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而言，他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是在下降的。这些国家在过渡期中都迷失了方向，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他们又是重灾区，相比较而言，我们还是幸运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千万要警惕啊！决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所以从这个大局出发，我们不能割断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历史就是要历史地分析。搞历史研究，讲历史，必须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过程，事物总有它内外因素的作用及其长远的影响。所以任何割断历史的意图，实际上都是非常盲目的。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中）

金先生还讲到这些年来，有一些刊物实际上在有意无意地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前三十年，无非就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整了一批人又一批人，好像没有做什么好事。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他们讲的也是事实，建国前三十年，确实也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还整了一批又一批人，至于没有做一件好事，那就不能如此说了。

运动本来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在自然界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它是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这一切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地存在着。它在自然界是如此，在人的生命过程中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即便在宇宙的黑洞中也有运动，运动是一切物质存在的本质和形式，生命就是运动，运动也是社会存在的本性，没有运动那就一片死寂了。当然，开展社会政治运动，要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要掌握和引导好社会政治运动，一定要恰如其分，过头了，不仅害人、坑人，还会把人整死，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搞过头的地方，也确实坑了不少人，前三十年这方面的教训确实不少。

关于怎样看待政治运动的问题，在这里先放一放，我想先讨论一下人治和法治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议论它。现在人们都强调法治，强调制度建设，批判过去所谓的人治。过去的人治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是特定人际关系的产物，是长期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是对领袖的一种信赖，这种信赖是建立在过去领袖不断引导群众取得胜利和成绩，以及领袖个人良好品质的基础上，同时他作为领袖也能平衡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所以在那个时期，人们往往以追随某个人来划线，一旦领袖去世，原来人际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要经过动荡，倾轧，在斗争中形成新的平衡关系，才能有新的领军人物来取代原来的人际关系，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到以邓小平为领袖的转变过程，那就是人治条件下，社会运动的一个历史过程，在新的条件下，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出现一个新的平衡，这个平衡与新的领袖与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之历史姻缘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在领袖如何在利益问题上平衡方方面面关系，并能在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开创新的局面，他自然就能成为当时人们公认的领袖，或者领军人物。这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

然而这样的相互关系不可能是恒定的，一个是客观形势在变化，人总会有认识落后于形势的时候，不可能永远地洞察一切，所以在形势变化时，领导集体的内部总会在认识上发生这样那样的分歧，难免会有各种失误，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人有理性认识的一面，还有情绪化的一面，当这种分歧引起领导人之间情绪化的对立时，难免有种种过当的冲突，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往往会处置过当，采取一派压倒另一派的方法，往往会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置自己的对立面，弄不好会打击一大片，伤筋动骨，这种教训我是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的过来人，为了吸取历史教训，才强调制度建设，企图以法治来纠正人治的偏颇，记得邓小平曾经说过不好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受到限制。

其实法治与人治是很难完全割裂开来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法治属于制度层面如何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是操作层面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两者互为依存。所谓法律条文、体制都是人们相互活动过程中由惯例逐渐沉淀形成为条令和文字的，它的执行要靠人去做的啊！没有人去贯彻执行，不管是多么严密而科学的制度或者法律条文，都只能是纸面上的东西，所以人还得自觉地接受道德的自我约束，并遵守社会纪律。此外还得有人来管束那些不守法律、不守社会制度和纪律的人，这种管束还包括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忘掉了道德的约束，这种人也得有众人来管。公检法那些机构说起来是管制度，管法律，其实还是管人，管那些不守纪律制度的人，管那些犯法的人，用刑法来管束和惩罚他们。然而那些管人的人，也得要有人来管，党要管干部，干部便是管人的人。如果管不好那些管人的干部，特别如公检法那些具体执行法律制度的人，那么所有的条文都只能是纸面上的空文。如果公检法的执法人员都在贪污腐败，又怎么能制止住社会上的贪污腐败行为呢？所以一切有权力的人，自身都要受到约束，连美国的总统都讲自己是关在笼子里的人，那是为了约束他滥用权力，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方面我们远远不如人家。当今中国所讲的法制建设，其实也还是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法治和人治这两种治国治社会的办法都同时存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政治上有执掌行政和司法权的人并不在意行政也必须依法去行，我们不是经常可以看到某个小单位或部门的头儿脑儿就任凭他一句雷语顶几十句地去滥用手中的权力，往往由此而造成群体性的不满情绪泛滥。法治同人治，宪大抑或权大，是一对矛盾，而制订了法律，但执法者的不全遵法行事，可松可紧，时严时懈之类，甚至任意解释，不顺即止之类，纯系非法行为，这是有罪的。这些东西就无涉“人治”问题。至于那些可自定年薪六千六百万的央企老总们的事，于法是完全遵守的，法之外是该辅之以德，以德立己立人，此外还是必须辅之以自律的个人政治觉悟，申请入党，做国家的公务员，究竟是为了奉献还是谋取个人的私利，这样一个起码的为人道理，许多党员和干部都还没有处理好，何谈其他。这一切，该如何摸一块块大石头或一堆堆小石头去过河，谁也说不清楚。如此，所谓与极权孪生的制度性的根本腐败，而无相对应的抵制机制，只是一个个个案地查此查彼，杀一百只鸡又吓得了一万只连看都不看一眼的那偌众一群猴子吗？若针对性不强，空有力度的一段段逐段加强，君不见前腐后继的大势，愈演愈烈，这还值得人们奇怪吗？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就主张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法是什么？法是指法律条文、制度规章，现在我们的法制还很不完善，已有的法律条文也得不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权力还不受法的管束。

术是如何管好人，管人要有一套方法和谋略，管不好人，领导不能服众，那怎么管得好一个单位或者部门呢？做领导就要会识别人，会用人，可不是谁给我钱，就给谁封官，这样是不可能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管好人，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那可需要有一套方法。有的人简单化地把它称之为权谋而鄙弃它，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够正确的。毛那时要管好那么庞大的国家，而且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手下的功臣宿将们又都是一时的枭雄和豪杰，没有一套好的领导方法能行吗？要领导好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懂一点领导方法，也就是“术”是不行的。

再说势，势就是形势，过去领导做报告，讲到底还是分析形势，提出任务这两条吧，势就是观察事物客观存在的状态和趋势。水要从高处向低处流淌，那就是势，水的落差大小便是势能的大小，做事都要顺势而为，才能事半功倍，这是最浅显的道理。筑坝拦水造成水很大的落差，利用水的势能使它能推动水轮机转动而发电，这就是利用势。当然利用不好，或者过了也有副作用，用水发电，处理不好便会破坏生态环境，结果可能失大于得，在金沙江上游搞梯级电站便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在如何造势的问题上大有讲究。筑坝拦水发电，是利用了“势”；但“势”之所以能被利用，肯定还有一个一时没弄清楚的反利用存在着，它是“反势”，它也可以说是恶之果，其能量基本上同利用所得的利相当，有时候更可能稍大一点。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势，那就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愿望和他们集体的行动；通过舆论可以造势，付之实践，达到一定的所预期之效果的过程，这就是运动。势的问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都能随处可见，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在买卖股票，股市上的交易也要看势，看市场的趋势，如果是向上的，你顺势而去，便赚了，如果走势是向下的那你赶紧得止损出局，以避灭顶之灾。这种势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正确地判断它的走势，能顺势而为的便能成为英雄，时势造英雄嘛！那么什么是决定趋势的方向呢？在股票市场叫作人气，人气聚时，它涨得疯狂，人气散时它跌得也疯狂。什么是人气呢？那就是股民们的集体行动，又是什么决定股民们的集体行动，那就是他们对未来利益的预期，这个预期可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生产发展和人民需求增长的基础上，也可以通过舆论制造泡沫，也可能是少数庄家人为的操纵行为，这就形成了泡沫，泡沫吹大了就要破灭，其后有多少人会陷入灭顶之灾。在社会政治运动中，也有用势的问题，在用势这方面结果的好坏，往往与领导者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出于公心，是否有巧妙的艺术有关，处理不好，还会造成社会的动荡，所以用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社会政治运动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如何去应用它，而且也只有在实践中去努力去学，才可能学会它，正如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样。

社会政治运动无非是通过运动的形式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说到底，它是各个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政治上的互相较量，这种较量可以是思想理论上的各自表达，也可以通过社会活动，即各自的政治派别组织，通过一定的集会，社会示威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主张，它们玩的便是民意的趋势，谁玩得好，玩得巧，便占优势，从而达到一派组织民众压倒另一派，看谁的主张更能为民众所接受。这样的政治运动，在西方社会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的竞选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当然在政治主张激烈的冲突无法求得平衡时，也可以表现为军事的形式，那就是国内战争。军事活动也是社会政治运动最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战争中的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都是军事运动的一种形式，《孙子》兵法中的第五篇，讲的便是势，孙子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还说战争双方的“勇怯，势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所以一个优秀的指战员，要看得清楚势，要会用势，还会造势为自己用，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所谓政治运动，也就是一些政治家们在政治斗争中善于用势和造势，以非常巧妙的技巧，使自己以压倒优势战胜自己意想中的政敌，这样做，有时可以用力少而收益大，如果判断失误，方法不当，也可能伤筋动骨，既伤了朋友和同志，也伤害了自己。现在人们常言不再搞“运动”了，那是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失误太多，代价太大。其实搞不搞运动，也是相对的，目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也是一种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党领导的突击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严打还不是运动嘛，弄不好它同样会错伤甚至错杀人的。

法、术、势三者是紧密相联系的，法属于制度层面，术与势属于操作层面，这三者缺一不可。前三十年，制度层面缺少系统的关注，过多地偏重于术和势；后三十年加强法制的建设，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还是需要足够的领导艺术来保障它的实施，故仍得关注术和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下）

毛泽东同志讲过“分析好大有益”，我们今天对前三十年的运动必须抱着分析的态度。对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不要简单地一刀切，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客观地对待建国初三十年的历史。有的运动还是代价甚小收效甚大，比如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如此便不能动员广大的农民来支援解放战争，才能迅速地取得革命的胜利。当然土改运动，有错杀枉杀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滥杀人的现象，但是并不如有些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又如建国初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机关的肃反运动，当时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必需要这样做，当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反胡风就完全搞错了。这两个运动都有一个杀人的问题，确实有人不该杀，杀错了，也有不少人可杀也可不杀，在中央直接控制下，如战犯们一个也没有杀，在地方上就很难说了，在这方面要吸取教训。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能急匆匆地赶运动，要慎重地一个一个处理。又如建国初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采取大张旗鼓大造声势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的办法，实际处理的人很少，收效很大，其后二、三十年的社会风气始终是那么简朴，在中央只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级干部，那样在中高级干部中几十年没有出现严重贪污腐败的问题。近十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有一百余人，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也不少了，为什么官员们还是前赴后继地贪污腐化，因为缺少大张旗鼓社会群众运动的那股威势，这股威势便是广泛的群众性的对我们干部队伍的监督。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是与整个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杀人少而效果大，而且其成果持续时间长。当然在地方上执行时也有错杀的，那时上海的五反运动，就杀了一个商人王康年，因为他卖假药给志愿军，这下子民愤大了，不得不杀，后来张春桥对我说过，那时柯庆施讲王康年可以不杀，如果放一段时间再处理，冷静地想一下，他罪不至于死啊！总之前三十年社会风气正，黄、赌、毒的风气始终抬不起头，这不能不归功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如果从各个单位开展三反运动看，有没有冤枉过一些同志和好人呢？那当然有，我在“三反”时，曾经在复旦大学担任过打虎队长，我查的那个嫌疑人，经查证后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就平反了。所以那时确实有过搞错了的，最后定案时还是实事求是地一个一个甄别平反了嘛。我记得那时复旦大学最大的贪污嫌疑犯是保健科长李伟民，因为他经手药品的进出，他上了登辉堂在打虎大会上挨斗。但事后查证，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就平反了，他一直活到九十几岁，有人推着他坐轮椅车出来，我们相见时，还双双问好，互祝健康呢。从复旦大学的情况讲，由于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那场群众运动的声势，有群众性和广泛的舆论监督，它压住了贪腐的风气，那时我们开会，钢笔的墨水没有了，吸一点公家的蓝墨水也要先给主持会议的人打一声招呼呢！现在的风气则是对公家的东西不用白不用。在干部中也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说法，大家都以沾公家的便宜为荣，在一般群众心目中，是非荣辱的观念被颠倒了。所以那时的运动即便有错，但与那个运动整体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不能因个别或者部分有错而否定整体。

反之有的运动从整体上讲失大于得，如大跃进，由于瞎指挥，高指标，说假话，大乱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饿死了人，那就不能再搞了。毛口头上不承认大跃进的失败，但大跃进失败以后，实际上他是痛定思痛的。我在文革十年中，没有听到过他老人家重提大跃进的事。毛发动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挥生产，想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提赶超英美的口号，想摆脱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些用心并不坏，但他太急功好利了，经过几年实践下来证明此路不通，他心头是认账的，这个失败换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珍贵的。然而就大跃进本身的教训而言，也不能全由毛一个人来负责，放卫星，弄虚作假那种浮夸的做法，与一些地方干部有关，如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都有责任，高征收也是那里搞得凶，那几个地方饿死的人也最多。一九五八年时，毛派了田家英，戚本禹去四川蹲点，同样的方法，亩产只有三百斤，而李井泉报了二千多斤，为此毛还与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辩论过，事实上还是毛首先在郑州会议上提出纠正大跃进中过左的做法。所以在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应该抱着客观而又公正的态度，不能主观主义地把问题推向极端，借以宣泄自己对毛个人的不满情绪。

前三十年时期，农村基层干部比较良好的风气不能不归功于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便是这一场社教运动也有一些过左的做法，刘少奇指导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现在看来还是偏左了一点，六五年我还去横沙岛的一个生产大队负责过一期四清运动，我没有整过一个干部，但是让贫下中农诉诉苦，吐一点怨气，对端正干部的作风，健全大队的管理制度还是有益的。所以虽然运动是有缺点和问题的，整了一些不该整的人，至于从运动的整体上讲，收益大于损失，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善了干部和群众关系，多数人的心情是舒畅的，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文革十年中国的许多城市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工业生产受到影响，个别城市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但农村的农业生产应该说是基本稳定的，其中就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份功劳吧！至于反右和文革运动的问题就更大一些了，不仅有整人的面太宽，时间持续太长的问题，其中既有决策层面上的问题，也有执行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属于群体性的非理性化的极端行为，从某些方面看也许是失大于得，即便如此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而否定所有的政治运动。即便反右运动，也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到了下面是有不少打击面太宽，伤了不少好同志的现象，比如把一些对党组织善意的正确的批评意见也当作右派言论来批，给人带右派的帽子，长时期的歧视，这些都是错误的。但即便如此对所以会反右，在当时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因素，我们还得要具体分析。搞错了当然应该平反，错一个平反一个。现在一风吹了，也应该嘛！再说政治运动中的各种错误也应该具体分析，各有各的账，不能让毛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因为决策和执行操作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如文革的失败，既有决策上的失误，如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前十七年工作中的错误估计过于严重，对干部队伍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当运动出现地方行政瘫痪，局面失控的情况时，匆忙决定各个省市全面夺权，于是各地都进入权力再分配，结果使整个局面处于进一步失控的状态；这里也有属于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在权力再分配时，人的私心大爆发，在新老干部队伍中都有思想不纯的问题，如闹派性、打派仗的问题泛滥成灾，所以后来才提出“斗私批修”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在操作层面上进一步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与干部是否出于公心，及其素质的状况是起重要作用的。如有的是领导干部为转移视线，转移斗争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想重演反右斗争的错误；有的是为了排斥异己，搞打击报复；有的是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对下面的同志只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因而错伤了许多革命群众和好同志，这事各有各的账，能把这一切也都怪在中央的决策上吗？文化大革命中所欠的账，在追究责任上，应宜粗不宜细；但从总结历史教训上讲，那应该是宜细不宜粗，那样才能帮助大家吸取教训。只有好好分析，才能大家受益，才能不重犯过去那种错误，干群之间才能一笑泯恩仇，才能促使大家在祖国大家庭中团结一致。我不喜欢武侠小说中那种成天叫嚷复仇的冤冤相报。否则的话，一些品质恶劣的人还会故伎重演，还会破坏大家今天团结和睦的氛围。当然，品质恶劣的人代代皆有，总会寻找故伎重演的机会，但有了认识，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比没有这个认识，没有思想准备要好得多。

总之，对建国初三十年的历史，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去分析它，应该看到它的基本面是好的，是向上的。邓小平便曾说过建国后的三十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还说建国后的三十年“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当然是有问题、有失误、有非常惨痛的教训，对于成功和失败我们都要客观公正地看。

回顾建党以来八十八年，以建国之前的二十八年讲，我们也经历过失败，之后才取得成功。建党初是第三国际领导我们党，斯大林在指挥我们党，开始时犯右倾错误，后来犯左倾的错误，那时掌握领导权的是留苏回来的同志，他们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搞城市暴动，南昌起义以后想去广州立足，张太雷领导下搞广州暴动，都是为了有一个大的港口城市，可以接受苏联的援助，结果都失败了。后来在苏区是德国人李德在指挥军队，照搬正规化的战争条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才不得不长征，遵义会议以后，才由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军队，指挥战争。延安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才从思想上解决了认识上的问题。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是思想路线错误，从作为革命者这一点上讲他们还是我们的好同志，是中华民族的有功之臣，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功绩，虽然他们做过错事，但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牺牲；挫折、失败也是财富，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

建国以后整个党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它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一样，他总是在不断犯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甚至犯一些后人看来非常幼稚的错误，造成一些损失是很难避免的，而且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出发点还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对形势的认识出现错误，因此伤害了许多同志和知识分子，说到底，它毕竟是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一旦当大家认识到这些失败的教训和挫折时，它就是党的财富了；说清楚其中的道理，我们就不会再重犯那样的错误了。我们在取得成绩、取得成功的时候，也要警惕骄傲，因为骄者必败。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看到形势严峻的一面，有许多老问题依然存在，立意好的决策和制度建设，到了操作层面往往走样，那是因为部门与部门之间利益有差异，各地都有地方利益的问题，干部的素质和水平不一样。从我曾长期工作的高等教育部门看，比如高考加分的制度，立意并不坏，但在实践中加分的政策被异化了，如绍兴一中高考加分的73人中，有49名官员子女与企业老总名列其中，这往往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有的制度设计，如高考制度，经过许多年的实践，如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日渐显现，它使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演化成应试教育，这个害处就很大了，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长和培养。此外，如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本来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现象，任何东西的变化，总有先后，但实施的结果，是财富最终相对集中到一部分高干子女身上，被人们作为拉开贫富差距的案例，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它会使党从根本上脱离群众。记得邓小平曾经对其弟邓垦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同时他还说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据有的报刊披露，截止2006年3月底，内地个人财富超过亿元的有3220人，而高干子女占了总人数的91%，即2932人（见今年七月六日的《西安晚报》、七月十七日的《作家文摘》），财富如此高度地向少数人特别是向高干子女身上集中，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包袱，对人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日后我们也许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7月21日《作家文摘》的人物栏，我又看到一篇题为《中国红色第三代的非政治人生》的报道，这个报道是摘自《看天下》今年十七期，它介绍了共和国功勋的第三代经商的一群女孩子，她们有的在海外长大，现在一身珠光宝气，完全贵族化了，资本化了，看不到一点平民化的劳动本色，也缺少一点知识分子的气息，生活得那么张扬而招摇，究竟该怎样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呢？我不知道这样的状况是否符合五十年代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寄予希望的第三代，我从这些第三代身上感到最缺乏的是那种他们祖辈当年的革命者的那种气概。他们的祖辈有的人在早年也曾有过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但是他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第三代身上出现“非政治”的人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人生呢？当然，人生的道路，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对个人财富的积累我们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百姓们则抱着非常善良的愿望，希望从她们身上看到其先辈光荣的革命传统，故她们的人生道路就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了，当然高干的第三代，并非尽是如此，也有非同寻常的。我想对比一下，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新民晚报》登载的周恩来对自己四个侄儿、侄女，严格要求他们到部队去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服兵役，并且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这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看，只要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继续日益严重下去，因为富人的需求毕竟有限，大多数人有改善生活或消费的需求，却缺少相应的财力，那么我们就很难调动国内需求来拉动经济发展，它还会加剧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群众中那种仇官、仇富的心理，正是这个矛盾在心理层面上的反映。如果贪腐之风得不到抑制，还会使我们县以下到乡镇和村的政权出现半瘫痪或瘫痪状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群体性事件的频率上升，正是这类矛盾的表现。目前对社会稳定威胁最大的还不是前三十年的失误所遗留下来的认识问题，因为那些已是过去的历史问题，是认识上的问题。威胁最大的是后三十年积累的种种政治弊端及其所败坏的社会风气，正是这些问题败坏着党的威信，在民众中积累着种种怨恨，也许正视后三十年所积累的问题现在更为迫切。

记得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时，也就是一九七七年，勃列日涅夫当家的时候，正是苏联国力最强大的时候，但也是各种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和发展的时期，到了九十年代，出了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的败家子当家，从此苏联与苏共便垮了。今年是我们建国六十周年了，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还是要不忘记“生于忧患”这个古老的中国历史传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希望由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能永不变色，希望先辈们革命建立起来的事业能代代相传。个人的得失和委屈，怎么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发几句牢骚，也不足为奇，但总得向前看吧，还是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记得宋人张元干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中有那么两句：“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意谓我们应该放眼天下，胸怀古往今来所以兴亡的国家大事，可不能为儿女之间那些私人的恩恩怨怨说个没完没了啊！所以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才是最根本的。要懂得上个世纪初，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所遭遇的是千古未遇的剧变，我们遭遇了那么多灾难，经历过那么多失败和曲折，能够最终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来之不易。千万别自轻自贱和自暴自弃，要懂得它的珍贵，努力爱惜它，维护它，使它长盛不衰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在全世界人们面前永远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和受人尊敬的。至于个人的任何遭际，我永远无怨无悔，对祖国、对党、对人民我仍然充满着期待。

还有，那些关于易帜的主张是一个馊主意，要懂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个别人及海外某些作家那些别有用心地通过把毛妖魔化以达到倒旗的目的的著作说的都是混账话，揭疮疤当然可以，至于为什么要去揭疮疤，那就有一个态度问题，是为了治病救人，还是为了把人置之死地，这可有天壤之别，对那种要把中国共产党往死路上赶的事，我们还得保持警惕。与之相反我们反省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失误，则是为了进一步高举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凯歌前行。

海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否定前三十年那股思潮作起始，然而他们否定前三十年也是为了从后三十年打开一些口子来进一步否定后三十年，否定毛最后是否定邓，并完全否定中国共产党前二十八年的革命历史，从而把二十世纪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成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发生的一场暴力运动的罪恶历史。以此为契机，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拱手让出手中的权力，自动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起垮台，希望中国也来一场颜色革命，搞一次彻彻底底的改朝换代，这样中国可以如苏联一样四分五裂。他们也希望把藏独、东突请回来，把民运人士和法轮功都请回来，人为地培植一个适合他们需要的反对派，从而把整个中国大地弄一个天翻地覆，最后在中原出现地方割据，逼迫中央政权出现分裂，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解体，使整个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那些敌对势力既可以分而治之更可以趁乱有所图谋。我希望这一切，只能是海外敌对势力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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