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柯岩女士尊重客观事实！
思 马 恩
2009年8月8日晚，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播出了中国当代文坛著名作家柯岩女士做客《大家》栏目，讲述《寻找回来的世界》（以工读学校为背景，探讨人生价值，讲述迷失的一代如何寻找回自己的良知与尊严，曾引起当代很多青年人的心理共鸣）背后的创作历程，最后在谈到当今中国的犯罪率为什么居高不下时，柯岩总结说：
“当每一次战争和大的动乱之后，犯罪率一定激增，那个时候都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现在建国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大量的犯罪？而且比原来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十年动乱。”（《柯岩老师，您说的话您自己信吗？》ggz666 2009—8—23）
柯岩女士，您的这个论断距离事实差得太远矣！
1.“当每一次战争和大的动乱之后，犯罪率一定激增”。——这是一个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低级幼稚的错误论断！
只有把其中的“当”字和“后”字改写成“在”字和“中”字，把这个论断变成“在每一次战争和大的动乱之中，犯罪率一定激增”，才符合实际！这是为什么呢？这只是因为：“在每一次战争和大的动乱之中”，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有人要发国难财，有人要趁火打劫，有人要反攻倒算，有人要趁机破坏，如此等等。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失败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疯狂进行报复，“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近4万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造成刑事案发率“激增”：“1950年，每10万人立案数为93. 02件”。（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率态势剖析》，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网 2007—2—12）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结束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刑事立案率的峰巅很快退去。1952年，每10万人立案数降至42. 27件。此后，立案率增加幅度最大的是1961年，从原来的每10万人33. 64件上升到每10万人64. 07件。”1958—1960年、1963—1965年，“立案率均为较低的水平（30件/10万人～36件/10万人）。”1989年发生了动乱，刑事立案率大幅度上升，增幅达到“104. 08件/10万人”；“1989年的刑事案件也确实增加了，据一些地方调查，实际发案数1989年比1988年大约上升30%～40%”。（同上）
面对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提供的上述这些最顽强的统计数据，从事文学创作的柯岩女士，应该如何向人民大众解释自己“当每一次战争和大的动乱之后，犯罪率一定激增”的论断呢？！
2.“建国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大量的犯罪？而且比原来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十年动乱。”——这又是一个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低级幼稚的错误论断！
柯岩女士所说的“十年动乱”，显然指的是“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至改革开放前（1972年～1977年）：这段时间犯罪率基本稳定，年度间立案率增减幅度不大，总在每10万人约50件～60件之间徘徊”。（同上）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刑事立案率以每年10件～12件/10万人的速度持续递增，到1981年达到这一期间的峰巅，其立案率（89. 4件/10万人）已趋近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数值（93. 02件/10万人），并且是1951年至1981年这一期间的最高峰。”（同上）
“特大的恶性案件从1982年开始连续不断地发生，诸如劫机、劫车、劫船、绑架、爆炸等。从1985年起，刑事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特大案件持续上升。1985年重大案件立案83900余件，比1984年增加31%，每10万人立案数为8. 06件；1986年重大案件立案98200余件，比1985年增加17%，每10万人立案数为8. 87件；1987年重大案件立案122800余件，比1986年增加了25%，每10万人立案数为11. 65件；1988年1至9月重大案件立案已达128300余件，比1987年同期上升46%。”（同上）
从1988年开始，“犯罪率大幅度增长，波动中呈上升走势。这一时期具体又可分为三个段落：1988年～1991年；1992年～1997年；1998年～现在。从1988年起刑事立案率持续大幅度上升，到1991年达到最高值，这期间每年的增长幅度分别是：23. 29件/10万人（1987年～1988年）、104. 08件/10万人（1988年～1989年）、19. 41件/10万人（1989年～1990年）、8. 81件/10万人（1990年～1991年）。其中1988年至1989年的增长幅度最大，这主要是过去各地都存在刑事案件立案统计不实的问题，1989年各级公安机关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同时，1989年的刑事案件也确实增加了，据一些地方调查，实际发案数1989年比1988年大约上升30%～40%。”（同上）
从以上所引证的资料数据中，我们可以十分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出：无论是在柯岩女士所说的“十年动乱”中，还是在柯岩女士所说的“十年动乱”以后，都没有出现柯岩女士所说的“犯罪率一定激增”！出现“犯罪率……激增”的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中，特别是在1988年以后！
为什么会在“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的“中国5000年来最大最长的盛世”中，产生出来了“犯罪率……激增”的不“和谐”呢？十分非常地简单明了：犯罪是“改革开放”主张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鼓励人们追逐私利、鼓吹“每一个人为自己”等孕育出来的五毒俱全的胎儿！犯罪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古到今，所有的犯罪，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为了一己私欲而酿成的！
既然犯罪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中国在1956年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且“文化大革命”又倡导“斗私批修”，那末，为什么犯罪不能和它的根源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倡导“斗私批修”也不能消灭犯罪呢？这只是因为：
在上世纪50年代，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消灭私有制的时候，只能做到把属于人们的私产的身外之物——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而不可能同时做到把属于人们体内的头脑中的维护和追求外界私产的意识——浸透私欲毒液的私有观念——变成一心为公的观念。换句话说，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是互有关联的两个概念：有私有财产，必然有私有观念，私有观念是私有财产的产物；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是可以分开的，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可以有私有观念；私有财产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私有观念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正是由于在消灭私有制之后人们的头脑中存在着私有观念，所以，当主张鼓励发展私有制的“改革开放”措施一出现，人们头脑中维护和追求外界私产的思想火花，立刻加速燃烧起来，人们就会立即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把维护和追求外界私产的欲望变成实际行动。这样，权贵和主流精英们发展私有制的改革，为私有观念的滋生和膨胀创造了滋生它的土壤，提供了培养基。这样，权贵和主流精英们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私有制孕育出来的各种犯罪行为统统飞了出来！于是，犯罪率直线上升了！
柯岩女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应该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倡导“斗私批修”的，是抑制产生犯罪的根源私有制的。柯岩女士怎么可以把“改革开放”发展私有制造成的“比原来严重得多” 的“大量的犯罪”归咎“是因为十年动乱”呢？！柯岩女士是从事形象思维的，善于形容、比喻、夸张、拟人等等。但是，凡事总得有个限度！不管怎么进行形象思维，无论如何，不能形容、比喻到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步，——把“改革开放”发展私有制产生出来的“犯罪率……激增”，无限度地夸张成“是因为十年动乱”即倡导“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
柯岩女士应该承认两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1）“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十年动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发生“犯罪率……激增”的问题。
（2）“犯罪率……激增”是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或者说“犯罪率……激增”发生在“改革开放”之中，特别是发生在私有化改革高潮的1988年以后。
柯岩女士总不能说，自己关于“当每一次战争和大的动乱之后，犯罪率一定激增”中的“以后”，指10年以后在不同条件下发生的“犯罪率……激增”吧！
200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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