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戎的石破天惊之作《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英国甫一面世，就受到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推崇。该书一周之内便跃居英国非小说类排名榜之首。前港督彭定康评说，这是一本“重写中国现代史”的“具有爆炸性效应的著作”。
在其他欧美国家，张戎所受的拥戴也不逊于英国。在美国，《纽约时报》以下的重要报纸都加入了赞美诗大合唱。张戎演讲，座谈，签名，专访，四处奔波，应接不暇。有人指出，包括诺贝尔获奖者在内的西方作家也鲜有享此殊荣的。说张戎是在西方一时最受尊崇的中国人，恐不为过。
与此相对应，在她的演讲会上，提出不合时宜问题的人，被与会者视为危险的“毛主义者”，无法把问话说完；在西方某购书网上对该书的历史真实性有所怀疑的读者评语，则被斥为“丑恶中国人的宣传”。
据称，此书是积十二年研究之成果，以各国秘密档案和数百知情者采访为依据，“写作宗旨，除了‘秉笔直书’，就是‘言必有据’”。在中文版自序中说：“我们相信书中所写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所做的前所未有的结论，都将随著历史的进程而得到证实。”按照一些人的说法，任何一位理智正常而不带偏见的人，看了张戎的书都不可能对她的结论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怀疑。
张戎此书被誉为“威力像原子弹”的“一部震撼世界的书”，“一本注定要改变历史的书”。张戎俨然成为颠覆中国现当代史的不可撼动的新权威。
稍后，国际学术界与舆论界也有质疑和批驳的声音。据转引的资料：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在《纽约书评》上指出，张戎的某些参考书不是严肃出版物，从中找不到任何资料来源。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直指张戎“这本书对当代中国研究是一大祸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力也承认该书有违事实、曲解史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在《伦敦书评》上列举了此书中大量违背史实的耸人听闻之论，确切证明“张戎和哈利代是一对饶舌的乌鸦”。林培力和黎安友这两位教授倒不是“毛主义者”，而是“民运”组织“中国人权”的美方负责人。他们大批张戎实在是因为她太离谱，太不争气，帮倒忙。
张戎此书的主要卖点是什么呢？那就是，“这是第一本充满真实细节的有关这个最大恶魔的政治传记”，它论证毛泽东至少“像希特勒一样，或更坏”。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很喜欢她的这本书，说它“真实地表现了毛这个独裁者有多么残暴，超出了以前人们的想象”。张戎听说后“非常惊喜”，说正在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美国总统，“应当了解这个政权是从什么样的根上长出来的”。
可我冥顽不化，看来看去，无论如何，也没有看出这个“真实”来，而是疑窦顿生，怎么也听不进张戎夫妇的“饶舌”，总是觉得在其惊人之语和真实历史之间存在着鸿沟，不可逾越的鸿沟。倒是生出一种逆反心理：张戎在西方世界有那么众多的“粉丝”，恐怕只能用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来解释。这也可能因为我是一名“丑恶中国人”之故吧，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只能忠实于自己的经历与良知，我无须扭曲自己的理性。康德说过，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启蒙的真正实现，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公开地、平等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我需要接受启蒙，我渴望享受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我渴望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日前我写过一篇《历史不是这样子的》的博文，里面说到：“怎么写、怎么选材、怎么打扮，那是大有讲究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故事么？不见得！摘录历史文件就不会失真么？不见得！历史伟人的话真是这样说的么？不见得！”我自然是有所指的，这个所指，其中之一就是张戎此书。我凭什么说“不见得”？因为我知道，历史何其诡异，对历史这个小姑娘的“任意打扮”既可极尽美化也可极尽丑化之能事，对历史的解读也往往南辕而北辙，独立的判断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常常为此而困惑不止。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当有人以清算历史、颠覆历史的不可一世的权威自居，撩起一个又一个云遮雾障的“惊人内幕”、“历史谜团”，并向全世界声称“不为人知”、只有我知，搅得人晕头转向的时候，或许只有常识与直觉可以帮助自己。我当然没有本事摘录各国秘密档案和采访数百知情者，没有本事旁征博引，只能是凭常识与直觉，还有一点起码的逻辑思维，也就是运用自己有限的理性，做出简单的论证和基本的判断而已。
比如说，张戎为否定毛泽东在红军长征中的作用，她说“不会有任何疑问，是蒋介石放走了中共领导和红军主力”；为了进一步证明是“蒋介石放走了红军”，她还提出另一个“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理由”，那就是老蒋要把他儿子蒋经国从苏联换回来。老蒋想要儿子从苏联回来，这我相信；而她却要证明这是一桩“更秘密而且纯属个人”的“交易”。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的。
比如说，张戎对泸定桥战斗的否定被西方媒体广为宣扬，被称为对红军传奇的致命打击。据她讲，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在大渡桥并无战斗。红军到达时那里根本没有国民党军队”。主要证据，来自对一位93岁当地妇女的采访。“她记得共产党‘阴一下，阳一下’地打炮——中国话意为时断时续。她根本不记得她这边河岸被射击”。可她在书里却明明写着红军“在泸定桥朝对岸打炮射击”，过桥后“马上开庆祝会” ，给22位先过桥的战士每人发“一件列宁装，一枝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奇怪的是，并无战斗怎么会在泸定桥 “打炮射击”呢？打空炮吗？并无战斗又为何开庆功会，发奖品呢？原来，泸定桥战斗“是完全的编造”，飞夺泸定桥的战士是假英雄。这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比如说，张戎说毛泽东对打日本没兴趣，只想发动反蒋内战。她说：“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他不断给部下发电报，要他们‘注重创建根据地，而非打仗’，从头到尾毛督促他们别打日本，专心抢地盘”。可是她列举的证据却表明，如果与日本正面交锋，自己就“全部报销”了。而按照毛的持久战方针，“十几个根据地在敌后建立。光是离北京仅８０公里 的晋察冀就控制了２千４百万人口”。这不正是说明，毛泽东的方针才是长期抗战的有效策略么？她说“毛没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策略”，还说“从头到尾毛督促他们别打日本”。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比如说，按张戎的说法，皖南事变是“毛泽东设陷阱”，“毛设计要借国民党军队消灭项英所部，以此说服斯大林允许他发动对蒋介石的内战”；“为了在中共党内煽动反蒋情绪，毛又给国民党设计了另一个‘大屠杀’”，“这次的牺牲品包括他唯一活著的弟弟泽民”。她说新四军9000人被消灭，竟是毛的“陷阱”；她说“１９４３年初，泽民和１４０位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在新疆）被捕”，竟是毛的“设计”。这样的“指控”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比如说，张戎在书中“得出结论”：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可能是红色代理人”。由此引起胡宗南之子胡为真的抗议。据张戎的弟弟张朴在网上介绍，张戎对胡为真的答复是：“要他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父不是红色间谍。”试想，这世界上，找到某人是间谍的证据再难或许也能办到，可纵然铁鞋踏破，又到哪儿能找到某人不是间谍的证据呢？还真是找不到！
再比如，张戎宣告：“毛泽东要为和平时期超过７千万人民的死亡负责”，其中包括“镇反杀人三百万（又说七百万）”、“死在监狱和劳改场的可达２千７百万”和“文革整死至少三百万”。 张戎说，“为时四年的大跃進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毛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或累死”。读者诸君可别被她吓倒了，光“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的人就跟整个八年抗战中的中国人死亡数字基本相等了。据张戎自传和介绍，她是一个知识青年、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人，1978年公费到英国留学，“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位获英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人”。我们同张戎一样，也是从这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适逢其风云际会。她描绘的这些“杀人如麻”、“尸横遍野”的情景以及向全世界宣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统计数字，你信么？反正我不信。
最后，让我们看看张戎是怎么“完全确定”地证明毛泽东蓄意“死五千万人”的。她写道：“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毛知道他搞大跃進，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经查对，张戎这里所引用的话，出自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正是在这个会议上，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说到“死人”，包括上下文的原话，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有鉴于此，在读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与“前所未有的结论”时，遇到引文，最好与原文两厢对照来读，读完了自会有公论。同时，也能多少印证上述我所说的三个“不可靠”，并非无的放矢，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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