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开炮前即被葬送的舰队

一支开炮前即被葬送的舰队 

 一、一场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首当其冲的是为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一切后果由此蔓延扩展。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水师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水师就耗银3000万两。满清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描述北洋舰队年开支时说，“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1768000余两”；这还仅仅是北洋舰队的官兵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另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这是一支危机面前完全可以一战的舰队。其建立之初即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从表面看其组织制度已经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舰队的训练也曾经十分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舰队官兵在文化素质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该舰队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它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三景舰”对付定、镇二舰，但直到战时，它们仍未达到如此威力。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据日方资料记载，黄海海战时双方舰只装甲情况如下:
　　日方似将既使金属构造但未加装甲防护的舰只，皆归入非铁甲舰只一栏。据我方资料记载，“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 看来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11门对21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26门；优势更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比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比141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8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流行的说法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可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年5 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这篇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二、精心策划战争的日本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水师，它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也写道: “……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中日开战后，彼之东洋舰队司令长官斐利曼德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辩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
　　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 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水师之命运而定取舍。
　　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约合白银6，000多万两； 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丰岛海战仅6天，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60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水师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6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10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舰只战斗力甚弱。
　　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12艘军舰参加关键的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14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10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
　　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毫米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实为一艘战前刚刚改装的商船，根本不适合作战。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一开始它就躲在日舰战斗队形的外侧，企图靠其它军舰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10节，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3年购自英国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盗船，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从客观条件看，没有哪一方能够稳操胜券。所以当双方在黄海相遇、将拉开大战序幕时，为缓和其官兵的紧张情绪，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三、战场上北洋水师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当面临的是战场而不是操场、面对的是敌舰而不是靶舰的时候，“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变得毫无节制可言。
　　首先舰队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为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
　　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此种勉强之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再加上“定远”舰一炮震塌飞桥，丁汝昌摔成重伤，首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4个多小时，北洋舰队几乎始终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再者为作战效能的低下。先击之不中，后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总兵刘步蟾就命“定远”舰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重伤了丁汝昌。战斗掉队的日舰“比睿”号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400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火力极弱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发4炮，2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3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40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600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其6年合操实战尚不能成一阵，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双方舰队的实力与战绩相较是极不相称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就是为了用。为什么庞大的北洋舰队如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合。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胜利只能孕育在充满单调乏味训练的承平。
　　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
　　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 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整体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贵。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地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再勇，对形成有机合力来说也为时晚矣。
　　
四、这支新式军队，很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二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水师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 铁背心 发布日期: 2006-4-24
五、弄虚作假可以欺骗很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12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
　　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捷，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12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便代以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舰沉没，“济远”舰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至今我们一些学术文章还在引用这样的观点）；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舰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5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虽然北洋海军上报击沉的日舰，后来纷纷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具体损伤状况则瞒而不报。以至清廷信以为真，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 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消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艰难的威海围困战后期，这支军队更是军纪全面崩溃。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单个的、小规模的溃逃发展到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循逃。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 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及2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 ”。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 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这支投入巨资兴建、前后多年操练、声名显赫一时的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六、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

　　自林则徐以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清廷也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现在船不可谓不坚了，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且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为什么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从理论上说能够一战、实践中却不经一战？
　　北洋舰队如此迅速的覆灭，震惊中外。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评论说，北洋水师“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他只看到了这支舰队的外貌。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要害之语。
　　战争在最终检验一支军队、证明一支军队。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导致军事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仅此，还远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竟败至如此之惨。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以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
　　但是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至今仍有人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船速炮速，败于经费不足。同是战斗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有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等人驾艇冒死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之差距，是多拨一些经费就可弥补的么？
　　单就军事来说， 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致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壮烈的讴歌，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皆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有政治的腐败，更有军事的腐败。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我们自己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受我们尊敬。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它们本想极力避免但结果却加速了那个无法避免的过程。在这其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水师之失败实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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