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以来，人地关系紧张恶化了劳动力对土地的相对价格，在市场供求关系中不利于劳动力的剩余转移由此被放大。经济领域对劳动力的超量剥削引发了社会结构的紧张和阶级矛盾向对抗性方向发展，广大贫苦农民中所蕴藏的巨大的政治反抗能量，是中国革命的客观基础。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之后，创造性地完成了扁平化管理革命，解决了奥尔森提出的如何有效激活“潜在集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之后，颠覆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与推进工业化事业联系在一起，政府为了稳定物价和工农的生产条件，被动选择了一条政府密集型的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党内争论仍然围绕着井冈山时期争论过的那些问题展开。今天中国已经站在非常不同的历史起点上了，但西方现代化道路所要求的前提条件仍然难以在中国达到，我们展望未来仍然需要回顾历史经验，需要把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价格低下所诱发的外部性问题，联系到社会结构紧张和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方向来进行综合分析，寻找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必须能够解决保护劳动力及最小化政治反抗能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

　　
一、井冈山时期的管理革命——扁平化管理的确立
　　
　　根据一般的社会管理经验，较大的组织在管理上总是要按“功能”来划分“科室”同时按照管理范围来划分“层级”，并据以分解管理职责，这被称之为“科层化”。科层化按照充任官员的特点也被称为官僚制，韦伯认为这代表着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作为一种“理想型”，得到了他毫无保留的好评：“官僚体制的组织广泛传播的决定性的原因，向来是由于它的纯技术的优势超过任何其他的形式。一种充分发达的官僚体制机制与其他形式的关系，恰恰如同一台机器与货物生产的非机械方式的关系一样。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磨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比起所有合议的或者名誉职务的和兼任职务的形式来，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它成功地从解决职位上的事务中，排除爱、憎和一切纯粹个人的、从根据上说一切非理性的、不可预计的感觉因素。”①这样的优点要得到实现，就必须做到对于官僚统治机构的任务进行固定的分工，对于履行这些义务所需要的命令权力也需要进行固定切割，并招聘一种符合普遍规定的资格的人员来行使权力并完成义务，并设立一个上下级安排固定有序的机构，其中上级监督下级；此外，工作需要保持原始的文件记录和档案，官员一般要经过专业训练通常是终生任职的，按照固定的分工来工作，并定期拿到货币报酬等等。②

　　从那以后，这个理想型几乎被当作一种管理上的共识，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写道：“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这四个因素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工厂是按科层制度组织起来的，政府机关也一样；假如它们不具备这四个因素，它们就无法十分有效地工作。”③另一位英国学者则解释说：
　　
　　官僚制的核心特征是系统化的劳动分工，据此，复杂的行政管理问题被细分为可处理的、可重复性的任务，每一项任务归属于某一特定的公职，然后由一个权力集中的、等级制的控制中心加以协调。在此，机械的类比是相当准确的，把一整套的运动细分为一些构成要素，然后重新组合为一个协调的过程，从而大大扩张了运作的范围，提高了运作的精确性和成本效益。官僚制其他方面的特征也有助于实现同样的目标。非人格性保证了在人员选择中不存在个人偏爱，因为他们是按照实绩进行任命的，也保证了行政管理行为中不存在个人偏爱，因为它避免了人际关系的不可预期性。通过分类的办法，官僚制照章办事的特征使其能够统一地处理大量事务，为改变规则而设定的系统程序则使行政管理避免了传统的僵化性（一成不变的规矩）。④
　　
　　以韦伯对于官僚制“理想型”的认识为基础，构成了一种管理的常规模式——本文称之为“科层化管理”，在一切正常社会中，所有的管理问题最终都会被视为专职管理者通过控制（管制、惩罚等强硬手段）、诱导（报酬、提升等）、劝说等方式，敦促被管理者按照管理目标的要求行事，管理绩效来自于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改变了被管理者的行为方向。总而言之，在科层制管理的视野里，没有管理者有效地操纵被管理者，就不可能有管理绩效。按照管理思想史家雷恩的总结，管理需要人们的劳动投入，而投入水平又只与管理手段的运用效果相关：
　　
　　为了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而作出的努力可分为三类，在仔细研究后你即可发现，直到目前，这伙努力看来只是在具体应用上有所改变，而在理论上却没有什么变化。使行为不轨的工人就范的方法有积极的劝诱（“胡萝卜”）、消极的制裁（“大棒”）以及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工厂精神风气”。以提供保持动力和纪律的方法。所谓“胡萝卜”，就是通过工资的激励，提供挣得更多薪水的机会，因此，雇主支付的工资就以工人的产出和表现为基础。⑤
　　
　　但是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往往没有办法预备常规科层化管理所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胡萝卜”和“大棒”政策很快就被“驱逐”出管理视野了。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那一天起，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在内部完成一场“管理模式上的革命”。

　　首先是由于给养困难，必须取消差别报酬，最常见的管理手段“胡萝卜”就这样被排除了。就是黄克诚这样有觉悟的老共产党员，也对毛泽东提出来的激进方法都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经济困难，形格势禁，大家也只有接受：“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⑥

　　在取消了最主要的常规管理手段之后，毛泽东又继续推出“反对军官打骂士兵”的主张，管理者进一步失去了“大棒”，这当然也很难得到军官们的认同，结果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成了少数派，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同志决定废除军阀军队旧制度及其影响，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⑦要适应缺少控制手段的新管理模式并不容易，共产党军队的优秀将领粟裕说他自己也是经过了“自我改造过程”之后，才领悟到的：“说服教育胜过拳头，而官兵平等的实际行动又胜过万语千言。在人民军队里，扫除了几千年军队内部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建立起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生活虽然苦，但从朱军长、毛委员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只有军医受优待，那时医生很少，给他们每月十元津贴。大家都知道，旧军队常常有闹饷的事，而我们的部队，因为官兵一个样，从来没有闹饷的，也不怨恨谁。”⑧

　　与常规管理模式相比，毛泽东的革新当然过于激进，特别是不利于管理者采取那些稳妥可靠、操作性强的方式来控制下级，不奇怪的是他的主张即使是在红军中，也是和者渺渺。这一管理上的创新，是从三湾改编开始的，改编的动因则肇源于毛泽东在一个“偶然现象”中发现了“规律”，亲历者陈士蕖回忆说，在上井冈山的行军路上：“从对战士的广泛接触中，毛泽东察觉到，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不但士气高，而且能够有效地监督干部，部队面貌就不一样。毛泽东当时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⑨很快毛泽东就作出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决策，并且加快了发展和培训新党员的步伐，这是希望把“规律”制度化。一些党史专家往往把支部建在连上笼统地称为“党的绝对领导”，这容易造成误解，实际上人世间现存的一切管理系统中，军队的管理系统是控制得最为严密的，如果建立党组织仅仅意味着在行政系统之外建立又一套控制系统，就不存在这种“叠床架屋”地重复设置指挥权力的必要，而且对管理绩效而言难有正面作用，毕竟管理都忌讳政出多门和多头领导。

　　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出发，能够更好地理解“支部建在连上”在管理中的价值。奥尔森曾提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当需要一种集体物品的集团太大，企业家很可能不能通过议价或与集团成员拟订自愿分担费用的协议来使物品达到最优供给状态；其实在一般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提供物品。”“不管是否通过企业家，没有一个人会有为获得集体物品而作出任何贡献的积极性，因为如此之大的集团中的个人从因其贡献而导致的收益中所获得的份额只能是一个无穷小量。”⑩按照奥尔森的推论，随着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大集团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像“干革命”这样的事情，要以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为目标以改善被统治阶级的境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中，显然就构成奥尔森所说的、合作最为困难的典型的集体行动。因为，如果革命成功了，无论个人是否在革命中作出贡献，都将获得革命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一个人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就有选择“搭便车”的强烈冲动，结果带来一种集体行动的困境：没有人愿意为改善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去承担革命的成本和风险。假如奥尔森的问题在现实中没有答案的话，革命就永远不可能成功。

　　后续的研究揭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也是有办法改变的：“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是，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百分之一。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百分之三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11}革命队伍在低潮的时候，就面临着如何突破这一集体行动困境，这就需要寻找乃至培育那个积极行动的“3%”，这些人勇于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然后在他们的影响下去改变整个队伍的氛围。

　　毛泽东从一个偶然现象中发现了有觉悟的党员的作用，接着就开始在普通战士中去寻找有觉悟的积极分子，把他们发展为新的党员，并通过党小组活动优先给予政治学习和政策培训工作。通过这样的安排，连队基层的积极分子人数迅速超过了“3%”的最低底线，这些人是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人，在行军作战中表现出优先承担革命成本的积极性，处处表现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的战斗品格，结果在无形中改变整个连队的气氛，普通战士也受到他们的感召从而改变对于集体行动的消极态度（消除了“雇佣”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支部建在连上和在战士中发展党员的安排，其最主要的价值就不是“党的绝对领导”而是与那个“战斗堡垒”的说法更为贴近。有了这些战斗堡垒之后，就会从根本上改变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中的气氛，诱导人们走出一己私利的局限，开始勇于承担创造新社会、新国家的斗争成本。

　　奥尔森认为：“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这些选择性激励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就是说，它们可以通过惩罚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或者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具有共同利益的大集团只能被称为“潜在集团”，它具有采取集体行动的潜能，但是只有通过选择性激励才能实现真正的动员。{12}在奥尔森看来，潜在集团之所以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就是因为管理者缺乏足够的诱因对数量过多的成员进行选择性激励，这个思想实际上直接指向了一种以被管理者的主动性为基础的管理绩效追寻方向。看起来，毛泽东毕生对于扁平化管理的坚持，始终如一地回应奥尔森提出的那个老问题——在缺乏足够的诱因的前提下如何对庞大数量的被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管理。正是从管理者及其手段的有限性出发，毛泽东坚定不移地从被管理者那里寻找出路。

　　红军中士兵委员会的建立，是对于科层化原则的颠覆，这意味着在组织的管理层之外产生了有组织的力量，根据“宋任穷、张令彬等老红军在井冈山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士兵委员会在打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先在党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关，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是存在的，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把伙食办好，按时结账分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连里，这是基础。连党代表的职责，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抓士兵委员会。”{13}正是有了士兵委员会作为依托，毛泽东所坚持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才算有了依托，不会流于形式。

　　在正式组织内部容许在管理者控制之外存在有组织的力量，明显增加了底层对于上层管理者的谈判地位和监督力量，朱德都曾经因为1928年的“八月失败”而受到士兵委员会的严厉批评，这就一改通常科层管理结构中监督和命令多自上而下“单向流动”的僵化方式，让基层的被管理者参与到管理和监督中来，从而把管理和监督事务及其成本向下分担。这在另外一个方面避免了所有管理权力集中在管理层手里的弊端，从而导致权力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进行相对均衡的分配，加上利益方面的均衡分配，这构成扁平化管理的两大要点。毛泽东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士兵的努力水平极大提高，并部分抵消了部队训练不足、技术水平差的缺点：“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14}1927年11月中旬，红军第三次攻打茶陵失利，在砻市的河滩上，毛泽东正式提出红军要执行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组织、宣传、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他对红军战士也提出“三大任务”作为要求，这在根本上是要求一个普通的战士也要像“总经理”那样关注全局，关注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全部环节，这是从根本上取消了组织内部关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科层化管理下的绝对分工，正是在这个努力方向上，共产党军队才有可能成为“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而且，也正是因为强调处于科层制底部的被管理者也有作为“管理者”角色的必要，他们才被恰当地要求参与“三大民主”同时分担“监督成本”，而不是把监督职责保留给少数管理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作为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丰富内涵来自给“非管理岗位”赋予管理职责。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实现管理监督和纠偏，跟单纯的上级管理下级的效果非常不一样，一个美国记者很深刻地认识到其独特价值：“士兵一般不爱听军官的训斥，所以共产党就让部队以班为单位成立互助组，对班里的缺点进行批评。当一个班撤离一个村庄时，互助组检查从老百姓那儿借来的东西是否退还了。这些事不需要指挥员的监督，因此更有效。互助组每天还用三、五分钟作公开的自我批评。比如，这个战士可能说；‘今天我挖战壕没挖好’，那个战土可能说：‘我没有打好机枪’。”{15}在毛泽东年代，无论是工厂还是学校，都经常召开各种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也算是源远流长了。

　　在红军内部，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控制权相对小，建立士兵委员会并实施三大民主，在管理权力和物质福利方面都是在官兵中间进行均衡分配，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两分，这就构成管理“扁平化管理”的三大特点，并构成与常规“科层化管理”的根本区别，科层化着眼于管理者实施对被管理者的精确和严密的控制，把控制管理对象的严密程度作为追求管理绩效的唯一路径，反过来，扁平化管理中上级对于下级的权力和控制最小化了，这就要求更多地依赖激发被管理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显然就需要从提高被管理者对于管理目标的认同来着手。

　　1965年在回答马尔罗如何启发农民勇敢作战并获得胜利的原因时，毛泽东回答说：“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16}马尔罗先生作为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背靠农村和农民的共产党人反而打了胜仗，梁漱溟老先生也一样没有想到：“起初我们没有料到蒋介石、国民党能够被赶出大陆，以前没有料到，因为显然国民党是中国政府嘛，共产党只占局部地方，对外国民党代表中国，美国无论哪一方面。军事方面什么都是支持国民党，我们没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国的武器帮助、外交上的援助，种种好条件、便利，被赶出大陆，这个没想到，实在没想到，为什么就是这样子被赶出大陆了？就是蒋介石太坏了，蒋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点信义没有，说话不算数……”{17}看不到扁平化管理的威力，就肯定很难理解贫苦农民的政治不满何以能够组织成为不可抵御的反抗力量，也很难明白为什么具有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国民党反而打了败仗，最后老先生只得勉强给出一个道德上的判断。

　　其实，在革命队伍内部，走出传统的“科层化管理”的常规思路，也是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并且是在经历过最惨重的失败之后，这一“激进”的管理革命成果才最后被认识和接受的。1956年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党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在革命发展的曲折道路上，不仅要对付强大、狡猾而凶恶的中外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与反动派），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与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愚昧无知作斗争，不断端正我们前进的方向。因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和代价。”“‘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抛弃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最后不得不丢开了革命根据地，跑了二万五千里。敌人教育了我们党员中的顽固分子。挫折和损失才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符合实际的话，对革命有益的话，过去他们是听不进去的。”{18}周恩来就自己亲眼所见，也印证了这一次管理革命的难度：“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19}

　

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低下与中国农民的政治反抗能量
　　
　　晚明以来，中国人口持续增加，在1400年（明建文二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至少有6500万，到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可能有15000万左右，增加了一倍或稍多。……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000万增加到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的约31300万，大约在18世纪后期，人口数量开始超过适度人口（何炳棣认为这个数字是2.5亿）。由于此前阶段的增长以及缺少经济机会，到1850年人口约达到43000万，而国家变得越来越穷。{20}许多人都认为，人均耕地4亩是维持生存的底线{21}，但由于人口的持续增加这一底线终于失守，由此带来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变化——土地价格高企和劳动力价格低下。

　　在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的中国农村，苦难和屈辱的境况使绝大多数人感到无法忍受。产生“各种落后的离奇的雇佣关系，……要列举其最基本的几种形态，首先似宜数到家长制的雇佣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雇主不但可以在工作上，工作强度上，任意决定，就是对于被雇者的人格，亦有某种限度的权利。”“除了少数富农以外，雇佣劳力的人，差不多连必需简单农具都不齐备，生活一直在艰困中的中小农及佃农，他们并不是因为备了较好的农具，备有得力牲口，才雇佣劳动，反之，却正为是备不起这些劳动条件，才以劳力来补充代替的。这说明，劳动力的价格，平均要低在畜力以下，低在农具备置费以下，才有被雇可能。同时这也从反面说明，用劳动力比用农具畜力划算，谁都愿意雇佣可以任意驱使的‘说话的劳动工具’了。在经济科学上，由古典经济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机械驱逐劳动’的法则，而在我们这种反常社会中，却竟存在着‘劳动驱逐工具’的法则。”{22}

　　劳动力价格降低到足以替代工具和耕畜的水平以下，而土地的稀缺则加剧了佃户之间的竞争，拉高了地租水平，全国各地的地租率大多超过50%，这远远高于佃农从土地上取得的纯收入，高地租需要降低口粮消费来维持，使得贫苦农民的生存条件陷入不稳定，而无法维持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稳定的穷苦农民，更是高利贷最理想的盘剥对象，这两者都很符合“市场规律”并共同加速了农业剩余流入地主富农手里的速度，加速了土地集中。劳动力在占有土地的地主富农面前处于一种低下的谈判地位，这是市场关系中活生生的力量对比，国民党也曾于1930年颁布《土地法》并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是，没有配套的措施去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力量优势，这一政策将永远不可能落实。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也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他们是真的想要帮助农民实现这一目标，就切实着手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去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一个事后的总结说得非常精辟：“减租减息是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而它的实现又是取决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农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对地主让步。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条件下，地主在经济上的优势，农民在经济上的劣势，尚不能完全扭转，但是，地主在政治上的优势，却是可以而且必须改变的。通过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和武装农民，改造乡村政权，建立农民在政治上的优势，弥补农民在经济上的劣势。”{23}

　　与经济学家们的狭隘视野完全不同，共产党人很早就看到了所有制或者财产权并不能单独起作用，经济问题不可能局限在“纯经济”的狭窄视野里去解读，必须要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结合起来，这固然与共产党人追求在现实中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有关，同时也揭示了经济权力独立起作用的限度。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工作，太行根据地做得最好，他们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国民党的三七五减租法令和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都很难落实：
　　
　　调查证明：减租减息不止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进一步发动农民支援战争，而且是一次异常深刻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它包括着阶级关系和思想意识两个方面的大变动。如果不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让他们自觉地起来斗争，单纯靠政府从上而下以命令行事，真正彻底的减租减息是很难实现的。当然，如果没有政府法令作依据，没有政权和军队的支持和保护，地主阶级也不会轻易让步，农民进行斗争就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
　　
　　针对农民的“命运”、“良心”观点和各种顾虑，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用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结合地主剥削农民的具体事实，教育农民，让农民懂得地主的土地和地里的粮食是哪里来的；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耕地，也不会生产出粮食；同时，用地主阶级通过祖佃、债务关系兼并农民土地的生动事例，说明土地的主人原来是农民而不是地主，又用地主的发家史教育农民，地主之所以发家是剥削的结果，是“坑害”穷人的结果……。通过这些教育，使农民逐渐认识到一切财富（包括地主的财产）都是农民劳动创造的，一切应归劳动者所有的道理。
　　
　　实践还证明：如果没有一支形成优势的纯洁的阶级队伍，没有一个支持群众运动的抗日民主政权，“双减‘运动是搞不起来的。{24}
　　
　　共产党深入敌后把农民组织起来，并通过宣传乃至批斗恶霸地主的方式，颠覆了维持旧秩序的意识形态，土地在“政治”和“文化”的压力下实现了贬值，再加上共产党八路军实现累进税政策，许多地主富农开始出卖土地，而一些贫农则购入土地，上升为中农。根据魏宏运等的研究：“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使边区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境遇有了显著的改善，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大大削弱了，富农经济经过减租减息后的下降，又出现了发展的趋势。中农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贫雇农的经济地位显著上升。这些新变化，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基本群众的优势。”{25}

　　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弱小，对手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都比自己强大，所以，在管理上不仅缺乏足够的控制力量去影响尽可能多的农民，而且也缺乏经过适当训练的行政管理人员，所以格外需要深入群众，从群众自己的迫切要求入手，经由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去建立起政治优势。共产党人从自己的短处进行突破并形成新的管理设计，美国学者沃马克看得很清楚：“如果红军仅仅依靠军事上的优势来要求服从，那么它会极大地提高管理成本，并降低乡村支持的水平。但是还有另外的决定政策受欢迎程度的标准：一个是强调这一政策能够动员起来的有效的大众支持的数量；另一个则强调政策与大多数‘民众’偏好的一致性。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标准并没有分歧，一个大多数喜欢的政策通常能产生相当大的积极支持。”而且，把被管理者的行为看作是管理手段起作用的结果，这一看法也是有局限的：“引起对公共目标的认同可以降低动员的资源成本，但认同要求更多的合作性努力，也要求有可接受的目标。组织及其目标必须贴近于人民，否则他们就逃避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或者对最后结果也漠不关心。如果一个组织对参与行为进行奖励，资源成本就会上升，最高领导人就会获得对组织目标更大的控制权，角色规范就变得明确。依赖制裁进行控制也是昂贵的，还限定了服从的标准。”{26}

　　以底层群众的认同为基础，最小化管理者掌握的控制权作用的分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开展系列整风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先声。从尊重被管理者——农民群众和士兵的认识起点出发去看待管理问题，而不是从专业化需要和完美制度设计出发，这构成扁平化管理的根本要点：
　　
　　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27}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都同等强调：“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28}

　　共产党人没有使用国民党那种抓丁派捐的强硬手段，也没有建立以有文化有管理经验的乡村绅士为依托的更具理性化色彩的基层政权，但是，却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共产党政权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国家政权这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根据C•K•杨估计，共产党通过这种联系从农村中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以前的地主和国民党。与此同时，新的更大的负担比以前更加平均地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暂时和过渡性的。摧毁旧秩序，建立与政府的新联系，从农民中取得更多的资源，无非是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的最初步骤：即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在世界上有竞争能力的军事巨人。……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29}反对强迫生硬的工作方法，强调管理者尊重群众的态度的重要性，以提高认同而不是控制去追求管理绩效为主要努力方向，这种“三位一体”的审视管理者的眼光，是毛泽东终生不改的，新中国成立后高层的系列争论仍然与这三个“因素”紧密相关。

　　看来，在毛泽东心目中，管理绩效最终与认同水平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控制权的关系较为不密切，损害扁平化管理带来的认同水平下降速度会快于控制权上升的速度，结果总的管理绩效水平是下降的。所以，战争年代他把人民群众“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即认同水平很高）视为“真正的铜墙铁壁”。{30}也很显然，共产党人多数来自底层，文化水平低和管理经验少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深入群众和扁平化，实际上也是确认了特定管理者群体所能实现的最高科层化水平的局限。毛泽东的扁平化管理思路，略如图一所示。

　　人地关系紧张与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旧统治阶级加之于农民的苛重经济剥削往往利用农民低下的市场谈判地位，这使得旧中国多数贫苦农民的生存境况难以忍受，构成颠覆旧政权的巨大政治反抗能量，而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从走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着眼于如何把这股政治能量制度化，塑造为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动力。与这个制度化过程相联系的首先是一场扁平化管理的革命，这一管理革命颠覆了科层化管理的大多数原理，革命的深度超出许多普通人正常的认识视野，引发了共产党人内部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这一管理革命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从而保证共产党人能成功地汲取农村的人力物力资源，有效地用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随着减租减息政策逐步落实使得根据地社会也出现了“中农化”趋势{31}，扁平化管理的成熟和根据地的稳定，在多个方面都验证了经典作家对新社会的展望，同时也强化了第一代共产党人（特别是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三八式”干部，他们在新中国管理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对扁平化经验的认可：

　　在延安时代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运用过程中，却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一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骤。……为推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方针而开展的“精兵简政“运动、群众参政运动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想的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们对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裂痕的强烈关注。而毛泽东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的领导人从理论上说应是能够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观点，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在革命斗争本身的进程中，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比20世纪其他任何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更多地产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价值观念。{32}

三、颠覆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与行政替代市场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地关系的紧张一如既往，若放任市场关系起作用，旧社会的情境会以相当快的速度被再生产出来。从农村角度看，人地关系紧张的结构性供求关系不会改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共产党要维持政权，必须跟占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站在一起，否则，不管是富裕农民还是贫困农民都将抛弃共产党：
　　
　　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33}
　　
　　从城市的角度看，人地关系紧张体现为民生物资供需的结构性失衡，而“食品、燃料、鞋及药品等必需品一般都缺乏弹性。这些物品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即使价格上升也很难缩减。”“如果价格变动1个百分点引起需求量的变动不足1个百分点，则该物品就缺乏需求价格弹性。”{34}市场上低弹性民生物资的供需失衡存在多久，囤积和投机牟利的巨大机会就会跟着存在多久，私商对此非常敏感地加以把握和利用，这是经济博弈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投机和物价波动越是利害，进行更为严厉的行政控制和数量分配的管制要求就越是上升，政府就越是要加深介入力度；就这样，博弈的双方共同推动了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完善，棉纱和棉布的统购统销程度的螺旋上升过程，很精辟地说明了政府和私商在供需失衡的市场上，是如何从“包销”“统购”到“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一步一步地推进这一博弈过程的：
　　
　　一九五○年全国棉花产量恢复到1，400多万担，棉纱产量为241万件，棉布产量为25.2亿米，均接近抗日战争以前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全国平均每人也只有棉布4.5米。由于纱布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供应紧张，成了投机商人囤积的主要对象。
　　
　　为了掌握货源，平抑物价，一九五○年中国花纱布公司就与一些大型私营纱厂签订了包销合同。朝鲜战争爆发后，因棉纱供应紧张，棉纺织业又争相囤积原料，纱商及非纱商也乘机囤积。在此形势下，要稳定市场，就必须打破纱布投机商的囤积，对纱布货源进行统一的合理的分配。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财委发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决定》规定：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以及现存的棉纱、棉布，均停止在市场上自行出售，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
　　
　　一九五三年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因棉花减产，棉布供求更趋紧张。为了合理地有计划地调节全国人民的棉布消费，进一步取缔投机，稳定物价，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政务院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发布《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自九月十五日起，所有公私织布厂、印染厂生产的机纱棉布和机纱手纺纱交织棉布，一律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完全用手纺纱织成的棉布，由中国花纱布公司通过供销合作社进行收购；凡列入商业部计划供应范围的棉布及棉布复制品，一律采取分区、定量、凭票供应的办法；私营棉布批发商不得继续经营棉布的批发、贩运业务；所有零售商店一律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棉布。{35}
　　
　　1950年3月实现“统一财经”之后，赤字逐步消失，货币发行减少，影响物价的货币超额发行的因素不再存在了。但是，从晚明以来积累下来的人地关系紧张关系还要长期起作用，粮食等主要民生物资短缺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解决，私商的投机牟利机会仍然会长期存在于市场上。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之后，工人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工资水平也有可观的增长，与此相对应，城市市场上的总需求将长期地超过总供给，民生物资的紧缺程度相应上升。

　　政府和私商的博弈中，私商的目的是发财，而政府的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维护民生条件，私商的利益仅仅局限于少数人的发财致富而政府的目标在于多数人的生存条件稳定，显然，私商的目标和手段都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不被政府和民众认可的“狭隘利益”，需要加以祛除。在政府和投机商的几轮博弈中，流通领域不能放手给私人资本家经营的想法日益坚定，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私人企业与市场的联系被逐步切断而变成了“纯粹的工厂”，改而由国有商业企业控制流通渠道。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企业之外建立起来了，计划经济的第一步就是这样在博弈中完成的。

　　政府与私商决定胜负的关键一仗是“五反”期间的群众运动，大量工人被动员起来在政府指导下组成“打虎工作队”或者“五反工作队”，对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不法资本家纷纷‘缴械投降’，资本家阶级内部迅速分化，除少数顽抗分子外，大多数资本家都感到运动来势锐不可当，表示愿意自动交代。……即将同行同业的资本家编成小组，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下，责令他们老实交代自己的‘五毒’行为，并且进行互相帮助和互相评定违法等级。在资本家‘互助互评’的同时，私营企业的职工群众继续积极检举，提供材料，迫使资本家在“互助互评”中不得不较彻底地交代他们的违法行为。”{36}经过“五反”之后，政府较为顺利地在市场上控制了流通领域，工厂内部资本家也逐步地丧失了三权——管理权、分配权、人事权，大部分转移到工会和公方代表手里。

　　国营商业接管民生物资市场，被“牺牲”的是投机商人和富农的狭隘利益，最后对策是政府推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共产党政府是在保持着新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从应付最紧迫的物价问题着手，一步一步地走向切断私商与市场的联系而建立起计划经济的，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学习了错误的苏联模式或者误解了老祖宗的理论观点。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955年在人大作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时，对此讲得十分明确和具体：
　　
　　为着继续保持市场的稳定，除努力增加生产外，国家必须分别主要商品生产的不同情况，逐步地推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以便有计划地掌握货源和组织供应，严厉地同投机商作斗争，不让私商有操纵市场的可能。
　　
　　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打击了投机商人，打击了富农，就是说，打击了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削弱了资本主义在农民中的影响，也削弱了农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因而促进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发展。
　　
　　使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买卖不受投机商人的操纵，避免生产者和消费者受投机商人的买贱卖贵的剥削。如果不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私商就要操纵粮食市场，大发横财，而整个国内市场物价的稳定就要被破坏，资本主义和农村阶级分化就要发展，成千成万的农民就要破产，工人群众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就要恶化。显然，农民和其他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的。{37}
　　
　　政府与私商和富农博弈的焦点在于价格波动产生的利害损益，结果导致政府以行政权力接管了非常庞大的社会管理事务，在城市切断私商与市场的联系之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步骤实现了集体化。如果说在抗战期间共产党人是主动积极地去寻找新的力量对比，颠覆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在主观上承认新民主主义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在解决紧迫问题的驱动下，被动接管了过多的生产管理事务以及民生物资的分配事务。格里芬在总结全球后发国家的战略时，曾经很鲜明地指出政府的能力和接管的事务之间的巨大落差：“在许多非洲国家……，政府追求那些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有能力完成的事。特别是在一些行政管理能力低下的国家，领导层应该谨防选择一条‘政府密集型’的发展道路。政策制定者必须为公共部门作出一些选择，他们必须为一些政府活动确立优先地位。”{38}新中国政权在与私商的博弈过程中，就这样在管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被动地选择了一个政府密集型的战略。

　　看起来，巴兰的看法很精辟：“旧制度的卫道士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建设者，所以，封建地主、工业保守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联盟必须打破。”{39}新政府接管过多的经济事务，不是出于基于理论的设想（这个设想仍然是新民主主义），更不是抄袭苏联模式，也不是基于政府的工作能力和优势，而是为了应付急迫的经济事务，不得不尔。1953年初李维汉调查了武汉、南京和上海的私营工商业状况并向中央提交调查报告，在6月中旬对李维汉报告的讨论中，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放弃新民主主义的重大转折，在周恩来、刘少奇等第一代领导人中间有很高程度的共识，根据亲身参与决策全过程的李维汉回忆，高层没有任何不同意见。{40}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无限信赖资本家群体和市场机制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和能力，所以，很难想象资本家群体在新中国退出历史舞台不是“人为造成”的后果，为此，这些人构造了一个“毛刘分歧”来重新叙述这个历史过程。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定，经济发展只能在“帕累托改进”的基础上进行：“帕累托认为，当不存在能够使某人的处境变好同时不使任何人处境变坏的任意变化时，就会出现最大化福利。这意味着社会小能以一种帮助某人而又不伤害其他人的方式来重新安排资源配置或产品与服务的分配。”{41}按照这样的看问题方式，土改分田分地和私商的改造，甚至“平抑物价”本身，都是不符合“帕累托改进”要求的——因为有大量地主和私商的利益受到损害。

　　从旧中国劳动力的境况和私商的表现看，旧中国经济明显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帕累托抑制”的机制，如果不颠覆市场关系和私有制形式，少数人在相对价格有利的条件下仍然可以操纵多数人的命运并攫取大量剩余，实现他们的发财致富愿望，但是被他们攫取的大量剩余却很少能纳入工业化事业的轨道——地主和私商所全力维护的发财致富道路会严重损害国家工业化事业和民众的生计，也就是俗称的“国计”“民生”。从米尔格罗姆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可以看到这中间的问题和矛盾所在：“经济活动的所有潜在利益都给予一个贪婪的完全自私的人，将会是有效的，因为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都会损及此人，从而无法获得完全一致的同意。因此，可以看出，一种有效配置在道德基础上却难以称道。”{42}旧中国社会中间虽不存在一个垄断经济资源的个人，但是确实存在着一个群体——农村的地主富农、城市的私商——他们发财致富的方式，既不利于工业化又妨碍民生目标。

　　共产党政府接管了市场关系之后，在工业化事业方面的成就是打破了“帕累托抑制”——让旧中国的经济精英丧失经济上的主导权，同时政治上的反对意见无效——从此农业剩余不是落入少数人的腰包而是全面支持快速工业化事业，“一五计划”期间政府财政投资的能力急剧提升，五年投资总额为58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数量就高达490亿元（四倍于洋务运动以降的百年积累）；{43}同时，在人民生活方面，政府也强行把普通工农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提高到相对价格水平之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社会关系改造，确实与“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视野完全不兼容，主流经济学家们不理解新中国的历史，在他们的叙述中出现了大量的误解或者歪曲，这本身就是“范式冲突”的当然结果。

　　按照西达•斯考切波的分析，每一场革命都带来一个强大的政权和更高程度的民众参与：“与旧制度下的帝国相比，法国、俄国以及中国建立的新的国家政权，在国内社会中更强大、更加独立自主，在国际体系中更有能力战胜国外竞争对手。另外，农民与工人促成了革命的胜利，因此在革命后也更直接地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与事业。”{44}但是，中国新政权管理事务的深度，则是空前的，这首先是因为新政权为了稳定政治和经济秩序，不得不面对人地关系紧张、市场民生物资供求长期失衡的现实，把行政管制深入到消费品流通领域；同时，管理层文化水平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局限却被动选择政府密集型道路，这就不得不更多仰仗群众运动的力量，去形成对狭隘利益群体的政治优势，促成社会关系的顺利改造，这两个方面都是中国的特殊性所在。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每一个执政党和政权，都不得不面对它所掌握的有限人力物力资源去因应最紧迫的困难，个人肯定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是不可能超越现实的条件限制。

　　
四、社会关系改造与管理场域中的被管理者和管理者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普通的劳动者而言，其经济关系（作为劳动力解除了旧中国的相对价格低下的抑制，这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管理关系（在管理系统内部上下级关系有了很大的不同）和社会交往关系（劳动者交往圈子内不再有阶级分化，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三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区成员的非阶级化和行政机构的介入深度是两个原发性的变化。处在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间，人们在把握和适应之后确实会形成新的行为模式，在做口述史访谈中间，常常会听到“那个时候人很单纯”、“很傻”的说法，这其实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中间，在基本利益非常恒定的情况下，人们较少依赖“即时即事”的计算和谈判，从而产生的因应环境的行为模式。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确实造就了不同于过去的人。

　　在“平抑物价”、“三反五反”、“统购统销”之后，普通的工农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稳定下来了，经济地位有了相当的改善；原来与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相联系的劳动者在管理系统中间低下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提高。作为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明显改善的后果，工人普遍有翻身得解放的感受，在笔者持续数年的口述史访谈中间，经常有老工人重复说到“得了共产党的好，得了毛主席的好”。{46}多数人被解除相对价格的束缚之后的翻身感受，构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支持能量，这明显有利于提升对政府的认同，客观上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一位美国教授写道：“由于组织本身就倾向于诱使其成员做出有助于组织发展的正确行为，因而个体就注定要进行理性的计算。理性计算问题还与组织权威有关。西蒙认为，每一位个体成员都有一个确定的‘接受区间’，在这个区间内，下级愿意接受上级做出的决定。……组织的利益在于扩大‘接受区间’，这是很明显的。个体接受的命令越多，他成为有效的行政系统的一部分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7}这种“翻身感受”给新中国的基层管理，至少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除了扩大了被管理者的接受空间之外，也明显强化了普通工农在政治上的保守情绪——具体表现为对于管理者的盲目信任和参与意识下降。

　　在第一代工农劳动者的记忆里，旧中国市场关系中劳动者相对价格低下的种种悲惨遭遇，在新中国被终结了，直到“四清”时期为止，中央仍然把忆苦思甜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并非简单的“重提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是有着很现实的考虑，目的是对劳动者进行相对价格的提醒，从“新旧社会两重天”中间去寻求扩大被管理者的接受区间。虽然新中国成立已经十余年了，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消费品产出并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劳动者在工业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之前，仍然必须保持低薪，相对价格被超越的一次性进步，也仍然是新社会回报劳动者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相对价格消失十多年之后，仍然有强调的必要。

　　在巴纳德看来，接受区间（也被翻译为“无关心区”）的大小取决于诱因超过负担或牺牲的程度。而诱因必须节约使用，因为“一个以物质为主要诱因的组织，如果不能最低限度地保证获得的物品或金钱大于支出，就不能长期提供这种诱因。这平常在经济方面是大家都知道的。同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诱因。提供非物质机会的可能性是有限的，通常是不足的。这些机会包括：良好的工作条件，理想方面的恩惠，良好的社会结合，常规工作的稳定，参与的扩大或思想感情交流的利益。因此，不仅从物的意义上讲，就是从更广的意义上讲，都必须极度的节约。”“如果一个组织不能为人们的贡献提供恰当的诱因，它就必须做说服工作，以便使足够的人改变他们的欲望，认为能够提供给他们的诱因是恰当的。否则的话，这个组织就不能再存在下去。”{48}

　　就巴纳德的观点看，忆苦思甜的作用在于扩大接受区间的同时，较少依赖增加“诱因”的支出。同时，由于诱因的不足而管理范围又覆盖全体国民，所以，在管理设计中间就需要考虑减少被管理者的“负担”，以便实现“诱因”与“负担”之间的有利对比。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的霍桑试验之后，梅奥作出了最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技术指向型社会的进展过于强调工程技术，并从工艺技术方面来解释工作的意义，以致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是以讲求效率的经济逻辑为基础的。个人的社会需求被放到次要地位，因而降低了个人‘在工作中进行协作的能力’。管理上对效率的逻辑的强调，窒息了个人获得团体认可的愿望和获得社会满足的愿望，以及通过公共生活达到社会目标的愿望。”“这是由于广泛的劳动分工，日益增加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流动性，以及大规模组织的增长。在这种大规模组织中，人际关系的交往方式从一种个人之间的、友谊性的基础，转变为一种非个人之间的性质。其结果是一种没有规范的、没有根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个人之间的同一性和社会联系消失了。而正是这种社会联系提供了人们存在的连续性和目的性。这种社会反常状态导致在个人生活和社区生活中的社会解体，并造成了一种个人无能为力和幻想破灭的普遍感觉。用以应付工业变动的社会发明赶不上技术发明。正是这种‘社会差距’造成了广泛的无力感和从之而生的社会解体。”{49}显然，梅奥解释了在物质诱因之外人们心灵深处的社会性需要，社会性需要被满足或者牺牲的程度，对于管理绩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农业增产速度很慢，人均民生物资短缺就具有长期性{50}，所以，工资基金仍然需要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进行平衡，微观管理机构没有得到把工资增减作为管理手段运用的必要权力。物质诱因的短缺，并由此搭配了其他管理手段的不同配比，这个决定性的限制条件构成毛泽东时代单位管理的选择前提。

　　由于物质诱因的短缺，需要依靠减少被管理者在组织中的“负担”，这意味着要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社会性需要，帮助他们结成初级群体。而新中国广泛的就业保障，也导致城市里的工厂也成为熟人社区，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工厂内部的关系呈现出初级群体中间所特有的“强关系”特点，经过叠加共产党人依据战争年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验，在工厂中间通过“班组生活会”的方式进行体制化的舆论监督，再加上熟人社区的舆论，这两种舆论对个人行为的调节作用由此增强，基层管理中间也就相应地呈现出一种非规范的特点，共同促使人们的行为动机注重舆论评价和长期后果，转而走向自律，而较少地依赖科层制管理中来自上级的考核和控制。

　　毛泽东时代的工厂里面，一个工人的工作生涯通常是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厂，三年学徒期满之后一般会成为正式工，此后毕生就很少离开他最初进入的那个圈子。工厂里面一个班组通常的班长就是学徒工的师傅，其他的同事常常具有师兄弟关系。在工作之外，班组成员往往还是一个人情往来的圈子。工厂中劳动者之间这种网络和群体关系，在社会学的分析中间，就构成“强关系”——“人们在其中投入更多时间、更多情感，并且彼此更为亲密也更为频繁地提供互惠性服务的关系。”这样形成的群体也就相应地被称为“初级群体”，彼此之间拥有的“初级关系是一种个人的、情感的、不容易置换的关系，它包括每个个体的多种角色与利益。它以大量的自由交往和全部人格的互动为特征。”当然，初级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性质的特点，也不总是都叫人愉快的，很多人指责毛泽东时代不民主，个人隐私得不到保护，关键原因还不是政治上的监视要求（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官员对于人们的行为动向有那么高的好奇心），但是初级关系在工厂和农村单位中间的广泛存在，本身就会对人们产生很大的压抑，罪魁祸首不在政治领域而在于社会领域：“初级群体也对人们产生负面的影响。由于一些初级群体压抑个性、有时还压制个人的成就，从而也就会限制个人的社会发展。”{51}

　　单位制管理中间的熟人社区舆论、初级群体内部的强关系、班组生活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者在信息运用方面，都更少依赖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书面档案信息，而主要是就小群体内部耳闻目睹的“共有信息”进行操作的。韦伯提炼的官僚制优点中间“非个人化”和“书面信息”都是重要的，这也是扁平化管理与科层制极为不同的地方，两者对于管理信息形式和内容要求，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

　　扁平化管理方式中间，很少把工人的收入和就业保障作为管理手段使用，更多地就人们的“面子”、“名誉权”方面施加舆论压力，后者常常被纳入管理手段范围。如按照来自西方社会的评价标准，后者是必须无条件尊重和受法律保护的，雇主加以干预是违法行为，而就业机会和收入多少才是正当的管理手段。毛泽东时代则根本反过来，不承认剥夺工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的正当性，转而强调个人在集体中间应该参加并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换言之，毛泽东时代不保护个人荣誉（极端情况下甚至有批斗会和戴帽子游街）但是保护就业和收入，把前者看作是正当的管理手段操作范围；反过来，西方的法律理念是保护个人荣誉权但是不保护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稳定，把后者看作是正当的管理手段操作范围。这两种管理理念，在管理手段选择方面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时代报章上经常批判把收入和就业机会用作管理手段是“物质刺激”和“修正主义管卡压”等等。

　　管理者较少控制诱因的分配，带来了对于管理范围扩大的消极反应。几乎每一次新政权扩大管理范围，增加管理事务的数量和质量，改进管理方法（偏向扁平化），祛除官僚主义的整风，都会在党内决策圈子引起争论。按照毛泽东临终前的总结，他列举了自己最看重的两次党内争论是：“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52}在国家管理的分歧方面，日本的近藤康邦教授认为共产党高层确实存在着“公社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路线和国家社会主义（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不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这种矛盾，从而激化了内部矛盾，造成了莫大的牺牲。{53}

　　孔夫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有道理的，物质诱因的缺乏，客观上也压缩了差别分配的可能，因为人们往往“与获得较高报酬的群体成员进行比较，从而产生了一种相对剥夺，这种相对剥夺反映了一条集体边际效用递减原则。”{54}集体的边际效用递减在管理绩效方面会造成一个巨大的损害。

　　取消官员们的特权，要求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达到“社会主义所造就的平等情感，在人们实际的生活世界中取消了人心层面上的社会分层”{55}的目的，本身在日常管理上就有很大的实用性。恰当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定位，是维护扁平化管理的关键。按照毛泽东本人的理解，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总有其极限，而人与人关系的改进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个方面的努力空间很大，甚至很难说有什么穷尽，也一样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56}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要防止出现特殊阶层：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鉴于国际教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有很多特殊权利，可能形成特殊阶层而脱离群众。……所以要警惕于部生活上的特殊化、贵族化。县委以上全国有几十万人，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贵族化。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时候，各级领导同志同群众生活的距离越短越好。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提倡同人民同甘共苦。特别是新工业区的领导干部，必须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学生、工人住大楼，领导干部住草棚，这是对付学生、工人上大街闹事的好办法，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是我们取得人心的政治资本。
　　
　　毛主席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因为有官气，就引导群众为“五大件”即为人民币而奋斗，如同国民党引导人们为法币、金圆券而奋斗一样。1956年所有制改造了，群众并没有感到彻底解放，情绪不满，气不顺。他们感到一层层的官压在他们头上，而官不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是为官而工作的，所以就“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57}
　　
　　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对于毛泽东管理思路，有着较为精准的把握，他区别了教育关系和统治关系，认为毛泽东的种种努力，无非是要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把统治关系改造为教育关系，但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解决：“这里有个社会主义权力的问题，其实不论东方西方，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也许这样说更合适，它的意义更广大，是人类社会本身所蕴含的具有本质性质的问题。要解决它会遇到极大的困难。”{58}毛泽东时代的基层管理中间格外注重改善干部的表现，反对统治关系提倡教育关系，1957年毛泽东先是从正面讲，要求官员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而不是压服”，1958年则从反面讲，发起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批判，反对把上下级关系变成“猫鼠关系”，这都是着眼于扁平化管理的维护。

　　红军时期“党的领导”及其领导的士兵委员会，从根本上加强了通常被视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地位和责任，在制度上构成一种对于科层化管理的根本修正，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实现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和批评，修正科层命令单向流动的弊害，确保管理者受到来自被管理者的有效监督。新中国成立后，下级无法有效地监督上级，对于各级官员的监督成本无法向下分担，是毛泽东毕生的忧患所在。他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对人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59}

　　从毛泽东的许多内部讲话看，1956—1958年期间他仍然着眼于维护扁平化管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正确处理，开展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讲得很多，到了1959年之后就很少再提起了。陈晋在毛泽东诗词里有一个发现，自从1959年10月《读报诗》写作之后：“毛泽东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急迫的‘突围’心态。其晚年之作的四类作品，拥有一条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泽东以深沉的命运感和强烈的斗争意志，播撒在‘突围’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绪和情感。”{60}很显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态度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新的变化来自修正主义这一部分，看起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双向运动的互逆趋势，业已成为毛泽东作出新判断的依据。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主流学者不同，“文革”期间高干子弟组织“联动”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61}，把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转变（特别是对于干部阶层作出不利判断的时间）的时间界线划在1959/1960年，这无疑比把分界线划在1956/1957年之间要准确。

五、第三世界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困境：毛泽东难题
　　
　　共产党人从井冈山完成扁平化管理的革命开始，到全面掌握政权，中间经历了22年时间。如果把毛泽东诗词作为反映他自己心声的重要线索来看待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反差：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敌人是何等强大、条件何等艰苦，哪怕他的正确主张在党内是少数以至于受排斥，毛泽东的诗词中都是一片阳光明媚的乐观开朗气息，反过来，被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专家们认定为标志着“个人专断有了巨大发展”的1959年之后，他的心境却意外地陷入一种悲观莫名的“突围心态”，这是耐人寻味的。

　　从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实践开始，就把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劳动者所受的超量剥削，社会矛盾的对抗性以及政治反抗能量结合起来考虑。在敌后进行减租减息的时候，目标是降低过高的地租和利息率，在乡村富人的“狭隘利益”攫取中，高地租和高利息制造了更多的受害者，而这一狭隘利益的实现机制联系着贫苦农民低下的市场谈判地位和劳动力相对土地的低价格，共产党人深入农村组织贫苦农民形成政治优势，去压倒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革命同时涉及到狭隘利益及其实现机制两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也是如此。在城市，共产党人为了稳定市场物价，在供需结构性失衡的市场上，为了制止投机商扩张自身的“狭隘利益”妨碍国计民生，不得不接管了流通领域，在接管过程中间，也是通过城市工人和市民对于生存条件稳定的关切，发动他们在“五反”期间与资本家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之后，才彻底制服资本家的。经过减租减息、土改和打击投机商这三次大的、有明确经济内涵的博弈过程，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阶级分析法的功能性要点都娴熟地掌握了——直接目标都是祛除少数人的狭隘利益，实现手段都是以政治优势去颠覆经济优势，动员利益相关的底层民众广泛参加。这些阶级斗争都还在经典作家的叙述范围之内，从革命年代起，祛除狭隘利益一直处在共产党人政策和策略的中心地位上，后来更上升到思考框架的方法论高度。

　　但是三大改造完成、新制度稳定工作以后，阶级分析法的对象就开始脱离与生产资料占有者相关的阶级了，不再指向一种明确的狭隘利益及其实现机制，按照左大培的说法是转向了“驯服代理人”，要求其恰当地服务于委托人（人民群众）。首先是认定知识精英为“五张皮服务”，没有执行其社会分工职能，对新制度的“价值普遍化”的职责未能很好承担，思想感情还没有转变过来，仍然在留恋旧的东西，这体现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系列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同时，从避免当李自成出发，还展开了系列针对干部的运动例如“三反”、“新三反”、“开门整风”等等，大约是到了1959年之后，毛泽东已经作出了新的判断，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高薪阶层，或者说是社会上类似于工人贵族的那些人，这些人最终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当然也有类似的高薪阶层。阶级分析把对象指向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原来祛除经济精英的狭隘利益时目标明确、对象清晰，属于一种消极权力的执行过程——只要对象不再反抗就可以了；现在所反对的“狭隘利益”明显属于积极权力的范畴，这是一个需要人们发挥自己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领域，很难从外部进行把握和鉴别，更何况还是通过群众运动来进行，后来的扩大化和伤害不能说没有机制上的缺陷。

　　从他的临终回顾去反观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闪辗腾挪，可能看得更加清晰一些。毛泽东从自己的观察出发，提出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的社会阶级划分依据：“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62}把权力和知识占有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不算是毛泽东个人的独创，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他在经济资产之外增加了两个新的分类变量，一个是组织资产，另一个是技术资产，增加的这两种资产恰好是毛泽东所关注的。同时，其他的社会学家例如布迪厄很重视文化资本的作用，而达兰多夫、普兰查斯等也都尝试按照政治权力分层，迪马吉欧等也是研究文化分层的重要理论家；经济学家中间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其理论也隐含了分层和流动的依据。{63}

　　社会学家在讨论社会分层的时候，很少会认为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冲突，也很少人会关注不同阶层是否持有相互对立的制度要求。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独有的看问题方式，他晚年始终持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分析框架，社会分层本身是在与道路（即制度选择）选择相联系时才获得意义的。而且，毛泽东在未作展开和论证的情况下，在谈论社会分层、利益冲突和制度选择等方面时，经常使用百分之九十五（也有时说成百分之九十以上）对百分之五的对比数字，例如，他在1970年与斯诺谈论民族问题时就说：“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64}“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65}

　　把晚年毛泽东关于社会分层、制度选择和利益冲突的观点，转化为可以检验的社会学命题，似乎可以这样来表述：在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的人口大国，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会产生社会分层，其中上层的人数只能包括很少一部分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五（肯定超不过百分之十），而且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冲突是对抗性的矛盾，根本利益处于不兼容状态，由于国际格局的影响，上层会倾向于选择“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违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策，重复晚清政权和国民党政权的覆辙。上层社会违背民族整体利益和多数人利益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内部阶级结构和外部力量对比决定的，所以不可能通过制度建设和组织程序在内部解决，必须发动群众在外部组织起来，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以构成社会主义的支撑点。

　　图二的含义是，对角线的左边是人口数量，右边是可分配资源的数量；在金字塔顶部的方框，是发达国家总人口很少而可分配资源却很多的对比关系，人均可分配资源数量很大，底层的要求较好地得到了满足，所以，没有多少异议和反抗能量，由此上层拥有对于下层的绝对领导权——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极权”——整个社会丧失了批判能力，特别是工人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66}这至为关键，按照丹尼尔•贝尔、李普塞特的判断，已经出现意识形态消亡的征兆，看起来美国的左右翼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中间一条线，是一战之后西欧国家革命失败的社会条件，葛兰西认为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政权的护持力量，一场纯粹的政治革命难以解决问题，革命之前要首先颠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67}；这条线还可以借用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内部绥靖的说法来理解{68}，攀上这条线说明一个国家的上层虽然没有对于下层的绝对领导权，但是却足以软化其下层的憎恨和谩骂的立场和心态，所以，还有可能维护社会安宁，意识形态领导权还是可以确立的；对这一重要的分界线丰富内涵的理解还可以参考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的名句“农民不会堕落；中间阶级不会消失；危机不会变本加厉；穷困和奴役不会增加”{69}。在内部绥靖这条线之下，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空间，达不到绥靖线的社会，通常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呈现高度聚集状态，少数人（例如百分之五）拥有绝大部分权力，多数人难以获得稳定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下的市场关系特征很明显），经济领域的超量剥夺会带来很大的“负外部性”，并表现为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和政治领域的巨大反抗能量，社会面临“周期律”的威胁。方框内部的上下箭头，表示在全球交换中，第一世界的意识形态资源通过翻译和留学大量输入第三世界；而通过投资和贸易渠道，垄断价格和竞争价格的差异所实现的资源配置结果，使得第一世界大量输入第三世界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这一交换特点是第三世界的上层和第一世界的主导权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达不到绥靖线的社会，毛泽东开出的管理药方是：不能仅仅着眼于镇压机器的扩大（简单因应底层中间巨大的反抗能量）和制度化水平（科层化和规则）的提高，这两者都受到底层对上层认同水平太低的决定性限制，社会管理绩效的提升无论是维护统治地位还是追求日常管理的绩效都需要统一于扁平化（相对均衡地分配权力和利益），以提升底层的认同水平为中心。单独强化控制权会进一步损害低下的认同水平，从而降低总的管理绩效水平，换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管理中认同提升的潜力很大、相对于控制权损失的绩效下降很小，综合看来总绩效是上升的；反过来，强化控制权的结果是控制的作用上升很慢，同时认同下降却很快，总管理绩效下降到临界水平之下就会陷入“不可管理状态”，社会将因此进入新一轮的“周期律”，或者按照毛泽东的矛盾概念，这种社会的上下层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对抗性矛盾，这样的社会将可以被命名为“对抗性矛盾社会”。从这个角度回顾，毛泽东对于扁平化的追求，既反应了井冈山时期完成的扁平化管理革命的成就，也反应现实管理绩效追求的需要，更照应到未来将走向对抗性矛盾社会趋势的深刻担忧。正是从这样的着眼点出发，他才敢于冒被枪毙的危险去发动“文化大革命”{70}，放手让底层群众组织起来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并在“文革”后期的“斗、批、改”环节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入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让工农兵去占领上层建筑，还尝试让来自下层的代表进入革委会等等，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在民间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部门中间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力量。这些试验都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但也有一些研究者看到“毛泽东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世界现代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也仍然具有某种普遍意义。”“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但却未能全部正确地解决它们。”{71}

　　在绥靖线以下的社会，往往是没有共识的社会，上层社会宣传的那一套下层社会并不信服，难以建立意识形态领导权；反过来也一样，下层社会的要求与渴望及其所信奉的某种理论主张，往往被上层社会视为邪恶丑陋的。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在绥靖线以下的对抗性矛盾社会中间，上下层社会必然存在着范式革命那样深深的鸿沟——“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72}从毛泽东的对抗性矛盾社会判断出发，上下层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性质也会反应在认识方面——认识上表现为一个否定另外一个，回顾毛泽东毕生强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联系实际”等著名命题，这中间无疑就隐含着要求管理者或者研究者跨越中国社会中的认识鸿沟，否则就可能犯把鸭子说成是兔子或者反过来把兔子认定为鸭子的巨大错误。他强调上述三大命题的时候，显然还是要求社会的上层去履行其社会分工和职责，更好地完成管理和认识社会的功能，还存有一种弥合社会认识鸿沟的希望；等到“文革”期间让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的时候，显然他这个时候已经认定不管是鸭子还是兔子，都得由下层社会的成员自己来认定了，上层社会的成员已经“挪到”视野之外去了。

　　在绥靖线以下的国家要维系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很不容易的，由于此种国家内部的权力聚集程度很高，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也拥有很大的优势去执行自身的意愿，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建成，也往往会在精英们的抵制下陷入制度生产率水平很低的状态，或者在精英们的主导下有可能随时恢复“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按照布劳的观点：“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会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剥夺的一种反应，而右翼造反是由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中等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的相对剥夺的反应。”{73}看来绥靖线以下的社会中间，长期有着左翼激进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的生长土壤，这个社会很难形成共识，也很难有稳定的秩序，左翼的政治能量或者右翼的政治能量轮流有一个处于高位，也肯定有一些人“卯足了劲”要实现制度革命，要么是左翼推动的激进革命，要么是右翼在那里搞复辟，而且一个革命成功还恰恰成为另外一个革命的准备和理由。

　　由于统治阶级并不能建立起稳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所以，社会秩序和制度的维持，往往需要更多地依仗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在维系社会的各种权力中间，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很弱（所谓“道德滑坡”），经济上的契约维系也很不正常，最后出现政治权力独大的局面，呈现出一种真正的“专政”外观，按照葛兰西的观点，这样的国家有可能被一场纯粹的政治革命所颠覆。所以，绥靖线以下的社会搞资本主义也是不太平的，几乎不可能建立起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方面似乎国内思想界有着难得的共识，以狠批“暴力社会主义”为职志的谢韬老先生也认为“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74}，孙立平也认为明显存在着“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对立。

　　就社会冲突的程度和分化的比例而言，李强利用“五普”资料，按照经济资产、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三个指标，得出中国社会是一个“倒丁字形”结构的结论，并认为存在明显的“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这一研究恰好可以用来对照毛泽东依据经验观察得出来的判断：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因社会阶层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内容罢了。解放前，它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与失地或很少土地农民的矛盾。解放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表现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各群体间的批判和斗争。
　　
　　有人以为当时的结构紧张完全是最高领导个人的“阶级斗争”政策造成的，其实不然。个人政策会加剧或缓和形势，但是，社会结构不是个人政策能够创造的。面对当时巨大差异的社会，毛泽东曾采用政治上提高贫下中农、体力工人地位的政策，试图以此缓和结构紧张。其基本政策取向是向丁字型结构的底层倾斜，结果是缓和了大众的情绪，甚至唤起了大众普遍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却造成了中层和上层群体的重大挫伤。{75}
　　
　　比较一下东欧国家的状况，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毛泽东的激进试验，甚至社会结构也优于中国，不是那么紧张，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同样情绪也依然不弱：“白领工人中存在广泛的相对剥夺感和地位紧张感，这是由于他们在对直接生产类型予以积极评价的社会等级中处于不确定位置所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制造出一种中产阶级是新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的政治气氛。”{76}

　　与学界许多人仍然沉浸在对“地位的相对剥夺”的情绪反应中不同，政府的问题意识反而转换最快，对现实社会矛盾问题的回应相对有力，率先提出了“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重大课题。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头，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人们探索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并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看法，这需要拓宽我们的观察视野走出两种局限去接纳如此丰富的历史材料。从中国巨大的历史波折看来，简单抄袭西方的现成路径从前没有成功过，现在看起来也有着不可克服的阻碍，这就需要我们拓宽看问题的视野，从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社会和政治诸领域的问题同时纳入观察视野，这样也许我们才能够得出更为全面的认识，温铁军可能是学界较早地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的：
　　
　　资本原始积累的苦难却要由全社会特别是付出几乎全部剩余价值的工农劳动者承受。而其在高度无组织和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根本没有谈判地位。又使被剥夺者的自发反抗越来越趋向于破坏性极大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长期以来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安定团结的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提出过，更没有通过讨论影响决策，因此才有我们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么被动地在外来势力干预下发生革命或分裂，要么不断形而上学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进行体制变革。
　　
　　无论如何，百年来理性的中国人只能寄希望于改良。如果代表资本力量的团体和日益与其对立的劳动者都愿意接受过去的教训，并且都不想最终走向革命或者动乱，那么，在劳动者群体不可能正常释放压力的单极社会里，就只能由愿意维持长治久安的统治者对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进行调整。{77}
　　
　　今天对于毛泽东时代的认识，在学界部分人中间仍然受到“右翼造反”的激进主义情绪主导，很难引入理性分析，这极大地妨碍了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论总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有一个大规模的对毛泽东时代的再现工程，往往遮蔽了新中国早期社会变迁中间对“狭隘利益”的祛除及其社会后果——颠覆劳动力相对价格并终结旧中国巨大的政治反抗能量。与中国特定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理解，显然，这个努力有一个很坚实的社会背景——晚明以来延续数百年人地关系紧张的现实，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容易引发对于劳动力的超量剥夺，这广泛地威胁到底层生产和生存条件的稳定性，决定了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和政治反抗能力的高涨，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不可管理的混乱状态。中国革命的爆发和成功，绝非革命家“煽动”的结果，其根据内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领域中间，而革命后的社会如果不颠覆劳动力低下的相对价格，就不可能最小化政治反抗能量并实现稳定，实际上也不可能推进工业化事业。今天，我们已经站在非常不同的历史起点上，市场经济的“负外部性”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造成的影响，仍然是需要我们谨慎关注的课题，唯有认真地研究历史经验才能鉴往知来。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著）、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6、298页。
②同上书，参见第278—286页。
③［美］布劳、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时宪明、邱泽奇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④［英］毕瑟姆：《官僚制》，韩志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杜2005年版，第7—8页。
⑤［美］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孔令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⑥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解放军报》1981年4月10日。
⑦《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04页。
⑧《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67—69页。
⑨陈士蕖（著）、刘恩营（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蕖老将军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⑩［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11}陈抗：“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2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2}同上书，第41—42页
{13}马社香：《前奏》，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14}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本，第62、63页。
{15}［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第七章“土地与革命”；这本书和斯诺的《西行漫记》、韩丁的《翻身》一起，被拉铁摩尔称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
{16}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7}梁漱溟（口述）、艾恺（采访）：《这个世界会好吗》，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61页。
{18}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19}周恩来：“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美］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17、324—325页。
{21}转引自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2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248、287—288页。
{23}杜润生（主编）、李友九（副主编）：《当代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参见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三节。
{24}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3—34页。
{25}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26}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116页。
{27}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载《毛泽东选集》，第111—112页
{28}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载《毛泽东选集》，第479页
{29}［美］巴林顿•摩尔著拓夫：《民主与专制社会的起源》，张东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30}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载《毛泽东选集》，第125页
{31}杜润生（主编）、李友九（副主编）：《当代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五章第三节。
{32}［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67—68页。
{33}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4}萨缪尔逊、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35}《当代中国的商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一章第四节。
{3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128页。
{37}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7月8日。
{38}［美］基思•格里芬：《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倪吉祥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49—250页。
{39}保罗•A•巴兰：“论关于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载《西方经济学名著精览》，梁小民、姚开建（主编），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4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参见第733—748页。
{41}［美］布鲁（Blue，S. L.）：《经济思想史》（第6版），焦国华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42}［美］米尔格罗姆等：《经济学、组织与管理》，费方域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43}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44}［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4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6页。
{46}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和新政府的领袖，与一个提升劳动力相对价格的社会变迁过程联系在一起，也就具备条件成为一种与亿万普通人在革命后社会地位提升具有因果联系的政治符号；如果考虑到底层民众文盲众多且较少阅读宣传材料的事实，很显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考察，就不能忽略新旧社会对底层民众的不同意义。
{47}［美］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三版），扶松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48}［美］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孙耀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134、121、118页。
{49}［美］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孔令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50}除了浮夸风的短暂时期，决策层普遍认为农业增产需要很长时间，轻工业发展也要长期受到农业所能提供原料的限制，不能提前发展。今天进行事后的回顾，中国粮食生产稳定地超过口粮需要，有两个指标是重要的，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1984年化肥使用量（折纯）1740万吨（约相当于实物量1亿吨），粮食产量首次超过4亿吨（这是晚明以来粮食产量首次稳定超过温饱需要的转折点），此后，投入大量农业资源生产轻工业原料才具备可能性，轻工业快速发展才具备条件，由此共同推进消费品的快速增长和工资总额的提高。完成这一过程，新中国实际花了大约30年时间。忍受低工资和低消费的时间，当然取决于这个时间。
{51}［美］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74—177页。
{52}“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53}［日］近藤邦康：《毛泽东 革命者与建设者》，宋志勇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54}［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55}渠敬东：“社会主义的两条脉络”，《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
{5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铅印本，第248页。
{57}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第6—7、11页。
{58}［日］野村浩一：《毛泽东 人类智慧的遗产》，张惠才、张占斌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59}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引自马社香：《前奏》，第174页。
{60}陈晋：“‘突围’心路——毛泽东晚年诗词辨析”，《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6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62}“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第487、489页
{63}参见李强：“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学海》2006年第4期。
{64}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第170页
{65}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第73页。
{66}马尔库塞有一个重要看法是：“消费领域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一个尺度，并因而是决定人的意识的，这一意识则又是决定人对劳动和业余的态度和立场的一个因素。正在上升着的期望所具有的政治潜力是众所周知的。把消费领域及其对社会的全面影响从结构分析中排除出去，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的。”“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扎根于基础，扎根于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之中的：宗主国的工人阶级从超额利润，从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从军火和政府的巨额津贴中分得好处。工人阶级失去的将不只是他们的锁链，这一点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确实的。”见《反革命与造反》，载任立（编译）：《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4页。
{67}参阅刘莘：“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其诠释”，《探索》2007年第2期。
{68}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2—233页。
{69}转引自“修正主义“词条”，载［英］汤姆•博托莫尔（主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陈叔平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
{70}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曾对王力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页。
{71}郑谦：“‘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7—968页。
{7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73}［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第279页。
{74}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75}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76}帕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层”（张展编译），载李路路、孙志祥（主编）：《透视不平等：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269页。
{77}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