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昌会议毛泽东讲话看彭德怀

从武昌会议毛泽东讲话看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武昌会议，毛泽东为了说服党内搞高指标、吃穷饭”搞“穷过渡”的那些人们，一方面严厉批评、另一方面据理力争，作了许多工作。对于武昌会议毛主席后来说：武昌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一九六一年六月），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　　

毛泽东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说理陈述的深度远远超过九个月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那封信的内容，这说明：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㈠毛泽东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与彭德怀那封信的比较　　

1．1批评刘xx“吃穷饭”搞“穷过渡”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xx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据理反驳说“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 “按照刘xx、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　　

彭德怀那封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1．2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有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养老院、幼儿园、学校、戏院、电影院、图书馆等设施，就是共产主义了的说法，指出： 除了搞成全民所有制外，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叫建成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已认识到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　　

彭德怀那封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郑州会议以后，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七月六日上午　彭德怀说：

（谈到指标的宣传问题）裤子要自己脱，不要人家拉，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七十，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脱一次脱光，免得被动。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容易产生右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决裂容易犯左的错误。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九至十一月）发生的。而影响不止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

在这里毛泽东是说服教育，彭德怀加了两顶帽子，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　　

 彭德怀的其余的话都沒有毛泽东说得那么深刻和说理。　　

毛泽东　1959年8月11日　反驳彭德怀说：比如讲一些话，实在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嘛。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翟秋白已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　　

[58年6月14日，刘xx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xx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6月30日　，刘xx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xx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7月5日　，刘xx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4日　到18日，刘xx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1958年8月4日　《光明日报》）]

1．3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二）（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　　

实际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务。　　

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千○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是改。那时是担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我没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到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那边造谣，说这都是我出的主意。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徐水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说：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　　

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xx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　　

彭德怀那封信说：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正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地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七月七日上午　彭德怀说：

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这公社化，而且未经实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这也不是说等他衰老。居民点上半年才修下，下半年就拆，把战略口号当成当年的行动口号，公社没一个垮的，但像徐水那样的公社却垮了。

1．4全民办炼钢铁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

刘xx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想用十年的时间赶上英国[毛泽东改为想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英国] (一九五八年三月)[ 报告草稿：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的时间赶上美国。　　
毛泽东改为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刘xx们提出：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１９５９年钢达到２５００万吨。[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　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日　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１９６２年，可产６，０００万吨钢。冶金工业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　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报告包括：全国主要冶金产品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钢、铝、铜、金）、全国主要冶金产品分区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第二个五年需要的投资额、第二个五年需要的设备数量和第二个五年需要的建筑材料等。钢的产量上在１９５９年达到２，５００万吨，超过英国。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报告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汇报，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１９５９年钢钢的产量达到２，５００万吨。]
　 　

毛泽东受到这些材料的鼓舞，促动毛泽东在游泳池向提出王××询问：何不1958年就翻一番呢。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铁翻一番的问题。(五八年六月？)在游泳池里和王××同志吹的。我说试试看，他就发命令了。　　

陶铸：关于钢翻一番，这个意图，是1958 年6 月间，毛泽东在游泳池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听到他说的。　　

１９５８年８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１９５８年比１９５７年钢产量（包括土钢）翻一番的决议。　　

　1958年8月21日　上午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毛主席说：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钢是否能翻一番了？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毛主席说：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　八月二十一日起　，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们１９５９年的高指标说：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　十一月十七日　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　　

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　　

彭德怀那封信说：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群众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却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七月六日上午　彭德怀说：

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炼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一万三千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不是一、两个计划的事情。

1.5 高指标、浮夸风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们１９５９年的高指标说：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刘xx：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　七月一日　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　　

农业指标搞多少？（刘xx：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他责问说：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　　

×××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　　

彭德怀那封信说：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

浮夸风气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地研究。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从上列对比看，彭德怀信中所涉内容和深度以及语气尖刻程度远沒达不到毛泽东武昌会议讲话的水平。而信是在毛泽东讲话后九个月所发，毛泽东讲话是为了使大家认识问题，正确确定下一阶段工作计划。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彭德怀信的目的何在？　　

㈡为什么说彭德怀是算账派、分裂派　　

2.1要改变总路线，要改变领导　　

有人认为彭德怀上书给毛主席有什么错？彭老总是为民请命，敢说真话，没错，错的是毛泽东。发现左倾问题，最早的是毛泽东自己。他已召开郑州等许多会议解决左倾问题，庐山会议本是反左倾的会，是给左倾定性的会。彭德怀为民请命为何早不请？实际情况是他从东欧苏联见了一些赫鲁哓夫式人物，受到反毛泽东的思潮影响，看到庐山纠左，有了机会，所以串连一些人发难，要改变社会主义路线，要改变领导。

根据黄克成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交代：“彭德怀同志写信时，估计可能有百分之三十到二十的人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如果毛泽东同志　7月23日　不讲话，同意的还会增多。信发出以后，彭有三个估计：一是毛泽东同志找他谈；二是在中央常委会上谈谈；三是印发传单，并说那样也好，只是多伤一些人。”“彭德怀同志跟张闻天同志早有交往，私下议论，说要中央检讨。”（因为毛泽东当时已经退居二线，实际上是要刘周邓等人检讨）

　1959年七月三日　上午彭德怀说：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点。把这些经验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了，但不要埋怨。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百分之十六。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那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1959年七月九日　上午彭德怀说：什么算帐派，观潮派……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论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1959年七月十日　上午彭德怀说：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心，而是个人的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庐山会议实录：　　

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彭德怀郑重地讲到：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又讲全民炼铁，国家与地方补贴共50 多亿，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大，用这笔钱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怕有庐山这么高呀。

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

　 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张闻天还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彭德怀则说，西北小组情况还好。俩人也议论到，政治局开会，大事缺乏充分讨论，为琐事占去时间太多。由于大跃进后出现的紊乱情况和紧张形势，张闻天还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话很尖锐：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德怀还对张闻天说，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包括对他的批评，他是不满意的。说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两人都谈到由于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也有些骄傲了等等。

显然，这已经超出总结经验，以利再战，他的目的是算帐和更換领导。

毛泽东是上山之前就拟订了讨论大纲，归结为十八个问题，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彭德怀的意见书。

　1959年8月2日　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路线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会定的。发生了问题，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后，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都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摸不着头脑，什么问题觉得不敢讲话。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9个月，中央批评了刮“共产风”、高指标，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二级所有制等。9个月来这些工作，他们都看不进去，要求重新议过。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认为政治局扩大会不过瘾，讨论不够。现在开中央全会，请大家来，民主大些。他们可能还要扩大些，我们还有办法嘛，还可以开党代表大会嘛。　　

路线问题，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换过一条，请大家讨论。因有同志提出怀疑。一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就出在“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他们想改换一下题目是可以的，就是什么问题？现在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而不是别的。如刮“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方面问题了；不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因为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　　

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方面去。此话是否说得对？请大家讨论。　　

我66 岁，你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彭德怀事实上，沒有和解可能。据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回忆，在毛主席发言前，他发现坐在第一排的政治局成员中没有彭德怀，就问了一下，李银桥指了指，毛主席才发现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戴军帽，头剃得很亮。李银桥感到毛主席有些不快。
散会时，毛主席招呼彭德怀等一下，要跟他谈一谈，彭德怀转身离去，没有理睬。在几分钟后，在毛主席在几位“大元”的陪同下会住处时，又迎面碰上了不知何故返回的彭德怀。毛主席想拉住他谈谈。彭德怀摔开毛主席的手说：“没什么好谈的！”。

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可以看一看中央高层揭发和批判彭德怀的发言记录，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一些内部文件，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的出版物披露的，也许能够帮助人们参考一下，去认识一个真正的彭德怀。　　

周恩来揭发彭德怀的军阀主义作风时说：“1930年春夏之间，彭错误地消灭了袁文才、王佐部队，杀了袁文才，王佐落水而死，而袁、王的残部被国民党招降，丧失了井冈山根据地，这是彭在党内和革命军队内部斗争中使用了军阀主义的手段。长征中主张以军阀主义的办法用武力解决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错误地主张以军治党。”　　

当时由于他打了败仗，枪支弹药少了一点，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彭竟使用军阀吞并手段，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等革命部队实行火并。袁、王当时均是共产党员，他们的部队也有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彭为了吞并这个部队，给他们捏造了叛变的罪名，骗他们在永新集结，调遣了三个纵队将他们解决，袁被打死，王佐跳水自杀，致使井冈山根据地完全丧失。　　

彭历史上流寇思想极为严重。平江起义后，东窜西窜，杀人放火，把东固城全区房子烧光。夜袭万寨，烧了一条街。并曾说：“要使三十里路无人烟，叫敌人不敢来围剿。”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由于彭的骄横跋扈军阀主义作风，十个元帅九个对他有意见，十个大将九个对他不满，广大干部对彭则是敬而远之。　　

他自己打了人，在武汉还恬不知耻地说：“打人不算军阀主义，要看打人的条件而定，打人都算军阀主义的话，那我打人多了。”　　

彭一到井冈山就对陈毅讲：旧社会不提拔他，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报复。由于他拿参军当入股，所以他给有些人讲：我在旧社会，不是杀头，就是当总司令，当皇帝。　　

彭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有的报告上写着“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不转还说“我又不是你的通讯员。”　　

彭曾经对徐某说：一军团站在毛主席方面，林彪是毛主席的嫡系，李富春是个大草包。

韩先楚同志揭发：“在一次汇报工作谈到周总理在管军委工作很忙时”，彭说：“他（指周总理）到哪里，象狗婆一样，后面跟了一大群。”据某同志揭发，周总理答应缅甸派军事代表团来中国以后，彭颇为不满，大骂周总理：“操他的娘，吃了饭没有事做，找些麻烦来。”“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做工作象春天的母狗一样。”“你这么事务主义，象周恩来一样，你没有经验，象林伯渠一样---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　　

　1951年2月25日　。当时是在中南海居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总参、总政、总后和各军兵种及政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主要研究讨论如何加速解决志愿军面临的各种困难等问题。会上，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轮到讨论具体问题时，各部门的人纷纷强调各自的困难。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后勤供应焦急不安，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此时，会议又出现这种纷纷强调自己困难的情况，彭德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吼道：“你们这也困难，那也困难，难道志愿军就不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就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没有制空权，没有弹药，没有给养，志愿军天天在流血，天天在死人！被打死，被冻死，被饿死。就是你们这么扯皮，支援朝鲜前线很不得力，才造成志愿军大量不必要的伤亡。你们这是犯罪！再不赶紧解决志愿军的困难，这仗我就没法打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试试！”彭德怀这一顿大发脾气， 弄得周恩来下不来台，使会议不欢而散。

抗美援朝，毛泽东倚重彭德怀和高岗。毛泽东有许多电报，是发给彭、高两个人的。高岗在彭德怀面前议论刘xx和周恩来。

彭德怀已经对毛泽东谈了他对刘xx、周恩来的看法。那是全国财经会议后，时间在9月份，地点在毛泽东的办公室。　　

彭德怀说：　　

“少奇领导的华北工作座谈会，骂了我40天娘，不公道嘛，不实事求是嘛，不是与人为善嘛。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前一阵子薄一波来找我谈心，我对他说：一波，我了解你，你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遇事又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你平常工作中难免有点毛病，你就得准备多受点批评。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8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不是大批了我一通吗？用湖南的土话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我从来不把它当包袱。有些事一时说不清的，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　　

“四六年初，少奇在延安提出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他是存在着严重的和平幻想的。我记得很清楚，　2月1日　这天，中央发出了由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通知》。少奇同时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时局问题的报告，反复讲他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结果怎么样呢？他那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问题还不是得打，还不是得用战争解决问题！”

“不是为你开脱，‘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版权出自少奇，数他最热心！”　　

“少奇对抗美援朝开始也犹豫动摇，还有恩来。从政治上看，少奇不够成熟，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右，有时右得厉害，也有时有点‘左’。”　　

“历史上，我对恩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指挥很不赞成。对干部，尤其是对肖劲光的处理很有意见。三三年十月下旬正式成立的红七军团，寻淮洲是军团长，肖劲光是政委。11月间，黎川失守，肖劲光差点被杀掉。最后脑袋总算保住了，但政委的职务却丢了。黎川丢了，这能怪肖劲光吗？‘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嘛！按他们那一套搞，整个苏区不是都丢光了吗？该杀哪个的脑壳呢？这里面，恩来应当负相当的责任！”

“恩来的事务主义，我也有点看法。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的事务，政务院总理也的确不好干，但应当抓大事，谋大局。像恩来这样事必躬亲，我看有点鸡零狗碎，婆婆妈妈了。前年我就为支援朝鲜前线的事冲恩来发了通脾气，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在1955-3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 彭德怀发言说：“在对待高、饶问题上，特别是高岗的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党中央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处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我个人有特别重要的教育意义。”接着作自我批评说： “高岗1951年1月到朝鲜时，就开始散播对中央同志的流言蜚语，挑拨同志间的团结”，“我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高岗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未加说明，我是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的。”“高岗的自我吹嘘和散布谣言，我为什么能够听得进而又信以为真呢？首先是由于我马列主义水平低，嗅觉不高，对高岗个人主义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本质没有认识。由于我自己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未能肃清，对马列主义学习不够，因而对问题的看法存在着成见和感情的成分，是我在高岗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xx批判彭德怀说：“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党。积极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值得反省。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槁派别活动的。）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十，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刘xx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

浦安修说：五三年以后经常听他发牢骚说：我老了，主席不喜欢我了，不重视我了，青年们上来了，我不要当道了。我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帝国主义，平生志愿完成了，可以回家种地了，不喜欢就不喜欢吧。有时中央首长照相，有毛主席他就不愿意去。五八年彭德怀对我说：“主席戳了我一下，我也戳了他一下，他可以戳我，我为什么不可以戳他。”

1959年庐山会议上， 　8月16日　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回顾历史讲团结，多次讲到高饶。他谈了王明的狭隘，随即谈到高、饶：“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他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 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2.2 彭德怀是党内同盟者

为什么说彭德怀是党内同盟者呢？

1945年2月至7月之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 和之后，在延安同时召开了一次前后有43天的“华北座谈会”，亦即　2月1日　至　7月25日　的“华北地方与 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xx、 彭德怀、林彪等，大会推选薄一波为主席。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是因为在华北主要是在晋冀鲁豫区 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一部分军队干部对彭德怀同志有某些意见，长期未得到解决”(薄一波语)， 所以利用七大开会前的时机来解决一下这个问 题，这也是由薄一波向彭德怀建议召开的。彭德怀当时也说：“我早有这个想法。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很好 嘛。”

在华北会议上批评彭德怀的几个问题：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彭德怀曾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这个传达造成了一定影响，如陈赓在　1938年1月3日　日记中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　　

　　二、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这是彭德怀　1943年4月7日　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关于民主教育的一次谈话内容，其主要内容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毛泽东　6月6日　为此致信彭德怀说“不妥”，即“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等等。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之后，彭德怀在华北会议上检讨说：“我在太行高干会讲话基本是错误的。”　　

　　三、对同志们提出的关于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表现出了粗暴的态度。1942年太岳区整风时薄一波提出“抗战初期缺少对根据地建设规律的认识的看法，不料触怒了彭德怀同志，他声色俱厉地批评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各区党委都感到不能接受他这个指责。”(《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　　

　　在涉及彭德怀的“错误”中，“王明路线”的指责显然是最严重的。彭德怀后来回忆所说的：“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彭德怀自述》)。　　

　　　毛泽东后来在庐山会议说彭德怀是“交不亲的朋友”，“华北会议召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 　　

彭德怀是怎样对别人说起毛泽东所撰写的《论持久战》的？——“他写的（引者注：这个他是指毛泽东）。他还想出版呢！个人写的书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义出版。”（摘自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之3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1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10次印刷）——请注意彭德怀在这里强调的可是：个人写的书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义出版。　　

对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3年2月8日　在太行分局的会议上，彭德怀的评价是：“新民主主义论，这个名字才怪呢，是用了日本的名字，日本人搞新民会，他叫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就搞这么个东西。”

今天有许多人以“彭德怀问题”来打压毛泽东，却不顾历史史实及其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过程中的“第三只手”，怎样形成官僚政治形态，并为毛泽东和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觉，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搞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为什么？！就是要超越这个政治体制中的官僚政治层，超越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形态，而进行的社会主义的革命。　　

彭德怀的种种言论说明了毛泽东的评判正确性。　　

　1959年8月11日　毛泽东论彭德怀及其“俱乐部”的讲话：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可以参加，这是我们党内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高岗路线，参加高岗集团，以及这次，我看比那两次要恶劣，比立三路线那个时候要恶劣。比如讲一些话，实在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嘛。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翟秋白已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

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从前全世界骂，他们还不注意。西藏问题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骂我们。骂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欢迎！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比如骂人民公社，从杜勒斯起就骂了差不多一年了，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对于大跃进，也是怀疑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也是怀疑的。过去我们指标又搞高了。什么粮食增产100％，棉花增产100％那一套。今年指标也高了，什么3000万吨、2000万吨，高了。我说只要略有增产，我就是坚定不移。粮食增产一成就是好的，就是跃进。他们说不止一成，有三成。早两天，我问彭德怀，他也说有三成。一成就是跃进，可以增产三成，这还得了！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3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都是沉默的。前年5月（指1957年反右前夕），彭德怀对青年团讲话：党的政策让他们猖狂（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还说：他们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为达此目的起见，他们要这些东西，一个叫“集体领导”，一个叫要“民主”，一个叫要“自由”。我们现在都没有做。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40 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 天，还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40 天，不然我们还欠20 天的账，我还加5 天，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说这种“民主”、“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号。他们所谓“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与我们的是两种：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
    有资产阶级那种“平等、自由、博爱”，就没有无产阶级这种平等、自由、博爱。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对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横竖是生死斗争。这些，我看是“俱乐部”的人所不了解的。他们没有阶级观点，没有读过历史唯物论，或者读过忘掉了。历史唯物论是阶级斗争学说，革命学说，如革命的战略策略，是如何斗倒资产阶级，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斗倒。都是阶级斗争的学说。
    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哟！这也是一个新闻。这是说7 月23 日。怎么转弯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三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我们要告诉每一个支部，不要压制民主，啥话都要让人家讲，无非是讲得好，讲得坏，放香屁，放臭屁，统统要让人家放。人长着耳朵是干什么的？是听话的。至于口，有两个任务，一个吃饭，一个讲话。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　　

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人们觉得不好懂，因不了解历史变化。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难过关，彭德怀历史上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过去没有宣布过，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这些，我们过去不讲。而当年高岗他们到处讲“两个摊摊”（指刘xx、周恩来），现在又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我就没有讲过彭，小舟只听到过彭讲我。人们不明白历史曲折情况，自感觉惊奇，这点要讲清楚，不足为怪。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操了40大娘。一野，抗美援朝，军委都交给你管。只要这次你不立“司令部”，你还是干军委的工作。怕不信任你，林彪发转业费嘛。我们是交不亲的朋友。高岗事件时保护过关，但不改旧病。去年要辞职，我们作了决议，要你继续干下去。军委扩大会议斗争萧克，支持你。你却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你的很大问题，就是没有揭露，要治病，治他的病，前途还是两个：一个可能，一个不可能；一个能转，一个不能转。　　

彭德怀同志提高了路线觉悟和对毛主席在路线斗争中策略性的认识，认清了一些人，也加深对毛主席的了解。从下面两封信就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彻底地揭发的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的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毛主席接阅此信后即作如下的批示。　　

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很高兴接到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还建议全党同志对彭德怀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了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报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从上面的两封信中，我们应该看到两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是怎样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和正确对待自己。

让我们再一次从六十年实践出发，重新学习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2009-9-22　　　

文中力爭较好地发映事实。引用有关材料，因未作标注，请有关同志谅解。特此致意。　　

附：这是刘xx　1962年1月27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收入《刘xx选集》时被删除的两段话）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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