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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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5日 来源：《重庆晚报》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于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年4月，少奇同志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抢救刘少奇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少奇同志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后，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置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讲述人：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附：凤凰卫视何亮亮造谣《刘少奇冤案的现代性启示》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200711/1114_336_297273.shtml
何亮亮：刘少奇冤案的现代性启示
新闻背景：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曾经参与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园路况工人大罢工"、"五卅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5年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9月，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3年到1966年，刘少奇先后到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人身摧残，被免除一切职务；1969年10月，重病的刘少奇被困到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严密封锁的小院内，由于病情迅速恶化，1969年11月12日清晨刘少奇含冤逝世，还差12天就是他71岁生日。在他的火葬单上的名字是刘卫黄，是刘少奇少年时期曾经用过，却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职业是无业，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何亮亮：刘少奇在他生前是遭受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文明社会的一种批判，是群众对他的非常无礼的，当然也是受到了当时毛泽东暗中默许的一个批判了，结果刘少奇是在没有通过任何合法的程序，就被罢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实际上被禁锢起来了，那么最后实际上他的重病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段历史的原因，一是从细节上来看，一个国家的主席，一国元首的死亡，连他的本名都不能用，只能用他少年时候曾经使用过的一个名字刘卫黄，这个名字虽然听起来有点像是故意从政治上去抹黑，但是实际上不是，而且虽然他实际上还不到71岁，但是已经白发苍苍了，因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因为强加在他身上的无妄之灾，给这位老人生理和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巨大，非常沉痛。
我们可以想一想，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大地上，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够通过宪法来保护自己的生命，那么普通的老百姓也就更不用说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那疯狂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这种悲剧性的死亡，是十年浩劫当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点，后来我们看到，文革结束后，刘少奇就被平反了，后来他的骨灰从开封被运回到北京，王光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扶在刘少奇的棺材上非常悲痛的形象，永远地定格在中国人民的记忆当中，因为这沉痛的一页提醒人们一旦没有法制，一旦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不受任何节制的时候，他会给民族带来怎样的灾难，所以我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更多已经不是要控诉什么人，也不是要抹黑什么人，而是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追诉，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反省，更重要的是要防微杜渐，更重要的是吸取历史教训。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生机勃勃，社会进步非常迅速，实际上宪政建设，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也已经成为从中央领导人一直到民众，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社会的进步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法制环境的保护，我们相信，像刘少奇冤死的这种悲剧，不会在中国发生了，因为产生文化大革命这种悲剧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强化中国的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提高中国人的公民意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司法当局，也能尽可能在法律范围里面保护每一个公民，他的权利，他的尊严都能得到保护，我想这也是大家我们一起在纪念刘少奇不幸死亡的事件当中所共同具有的一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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