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马来进步新闻工对李光耀的控诉（续）
——节录自赛-扎哈利政治回忆录《人间正道》和《万千梦魇》
编者按：赛-扎哈利(Said Zahari)出生于1928年5月18日英国人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二战后求学时期即受到马来亚和印尼的反殖民族主义者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关注争取国家独立的政治风云。
1951年起投身报界，在英国人视为肉中刺的《马来前锋报》工作。1960年代，由于他跟新加坡人民党的领袖以及其他进步工团和大学学生会的领袖关系密切，并且一再拒绝李光耀对他的“关怀照顾”，令李光耀恼羞成怒，于是，他便在李光耀政权于1963年2月2日发动的一次所谓“冷藏行动”的大逮捕中被捕。从此，他就在共产党、亲共和马来沙文主义分子等莫须有罪名下，不经审讯地被关押和拘留至1979年底。前后时间长达十七年。在这十七年当中，赛-扎哈利与李光耀反共反民主的野蛮行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誓不低头。最后，李光耀无计可施，在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把他释放。
赛-扎哈利1989年底得到时任马来西亚首相兼内政部长的马哈迪医生的批准，允许他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在马来西亚定居，使他感受到重新回到马来西亚居住后，不仅给自己开拓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而且可以开始呼吸到远比李光耀政权统治下的新加坡岛“新鲜和清新的政治空气”。1996年-1999年，他荣任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传播系客卿作家。2001年5月荣获“2001年报业自由奖”。2003年底接受国内安全局网页《马来西亚公报》邀请，担任常驻。
赛-扎哈利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反帝反殖斗士，也是一位在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资深新闻工。他在被李光耀政权逮捕之前，就已是马来亚马来记者协会会长。除了马来文，他还精通英文，懂华文。在文学方面，他也很有才华，擅长于写诗、著述和翻译。他对中国文学甚感兴趣，特别是对鲁迅的杂文和短篇小说，情有独钟。在饱尝李光耀政权的“铁窗风味”期间，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极其恶劣条件下，向华族难友努力刻苦学习华文的同时，曾把鲁迅的一些著作翻译成马来文。
1997年10月，赛-扎哈利夫妇首次访问了神往已久的中国，东道主把夫妇俩带到历史性的天安门广场。赛-扎哈利后来在其《人间正道》回忆录里提及这件事时，情不自禁地写道：“……像其他游客一样拍照留念之后，我站在一个角落,观赏宏伟的天安门广场。我似乎听到人民在听到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大革命胜利后发出的如雷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那时刻，我心目中看到毛主席威武地站着，周围是其他的革命领导，他们在站台上挥手，迎接他们民族伟大胜利的呼声。……我激赏毛泽东的才华。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最后解放了中国人民……”。
迄今为止，赛-扎哈利前后写了两本政治回忆录：《人间正道》(马来文名“Meliti Lautan Bergelora”)和《万千梦魇》（马来文名“Dalam Ribuan Mimpi Gelisah”），控诉英帝国主义和李光耀野蛮残酷镇压和迫害反帝反殖人士的累累罪行，书中所记录的内容，都是以及其他被迫害者的亲身经历。这两本书由吉隆坡“朝花企业”出版，赖顺吉翻译。
以下是节录自两本回忆录里的有关内容，以飨读者：
( 二 )
第一章 新加坡上空乌云密布
作为这一部回忆录（《万千梦魇》）的开头，我要先讲讲新加坡和马来亚在1961年及1962年左右的政局。这些背景资料，对于读者理解李光耀的政治暴行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政治手段，最后造成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大逮捕，而我，就是被那一场大逮捕剥夺了长达十七年的自由。
1961年末及1962年初，新加坡的天空，乌云密布，黑雾重重笼罩。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官员，由东姑阿都拉曼首相领导的马来亚政府，以及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自治政府，连日不断地忙着开会。他们之间虽各怀鬼胎，却在最后关头连成一气，勾结起来，一起阴谋镇压及粉碎新、马两地的反对党。
他们的阴谋具有明显的反共和反民主色彩，也抗拒当时风起云涌的亚非拉精神：那个时候，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朝向民族解放，都致力于要摆脱西方——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及美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
领导亚非拉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包括印度的尼赫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越南的胡志明、缅甸的昂山、加纳的恩克鲁玛、肯尼亚的肯雅塔、埃及的纳赛尔、阿尔及利亚的阿巴斯、南非的曼德拉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8月15日结束后，被西方统治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取得独立。有的殖民地是通过谈判，跟殖民地政权取得妥协而获得独立，有的则是像印尼和印度支那（越南）那样，通过武力和武装斗争，即发动民族解放战争，打败殖民者而取得独立。
人民斗争的怒火，要求祖国从西方殖民者的枷锁和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浪潮，已经阻挡不了了。旧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了。
在东南亚，印尼和印支三邦（越南、寮国和柬埔寨）人民拿起武器，分别赶走荷兰和法国殖民主义者。这两个殖民地宗主国，在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失败投降之后，还拼死拼活，千方百计要恢复对上述国家的殖民统治。
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则先后摆脱英国的枷锁。菲律宾则从美国统治下获得解放。当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之后，英国是唯一仅存的东南亚殖民地势力，还保留着新加坡、汶莱、砂拉越和北婆罗洲等殖民地。砂拉越和北婆罗洲是加里曼丹的一部分，由英国统治。其余的加里曼丹是印尼共和国的领土，印尼在1945年8月17日已经宣告独立。
英国的这些残余殖民地，从政治、经济和东南亚的英、美防务来说，都是战略重地，这已经延续好几十年了。上述殖民地是在英美霸权主义下维系着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美联盟所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在本区域所有国家取得独立之后，如何确保他们在东南亚的霸权得以继续维持。越南在赶走法国殖民者后，已经成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尼共和国则致力于反殖和反帝事业。
印尼和越南两大共和国的领袖，胡志明和苏加诺，是当代著名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战士。曾经统治这个区域的前殖民地政权，还有在东南亚拥有利益的殖民主义势力，尤其是英、美，对于胡志明和苏加诺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因此，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唯有保守、亲西方和反共的领袖才能够被允许在这些前殖民地，尤其是马来亚和新加坡，掌握统治权。当时，在东南亚最令他们头痛的是印尼共和国的领袖苏加诺总统。那是因为苏加诺的政治影响已经伸入马来亚、新加坡和汶莱，特别是在马来民族主义战士之间，他们把印尼视为政治力量的中心，能够领导南洋诸国摆脱已经经历了数百年西方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马、新、汶三地的反对党，从印尼解放斗争中的反殖反帝政治取得诸多启示。这种事态发展威胁到英殖民主义的利益，进而引起美国、澳洲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的担忧。
人民行动党危机四伏
新加坡的地位是自治邦，当时正在跟英国殖民地政府展开重新谈判，以求在1963年提升至全面独立的地位。马来半岛（马来亚）则已经在1957年取得独立。确定新加坡独立地位的宪制谈判必须在1963年召开，那是由伦敦的英殖民地政府，跟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进行谈判。可是，1962年的新加坡政局，却暴露出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领导已经摇摇欲坠。
人民行动党在1954年创党，在1959年5月举行的首次大选中取得胜利之后，就主导着新加坡的政治。可是，在1961年7月中，该党已经分裂为二。其中一部分的资深领袖，因为不再信任李光耀的领导，离党而去，另立新党。他们认为，李光耀已经背叛人民行动党当初的反殖政治原则。
在此之前拥护民主和反殖的人民行动党，已经转变成跟随李光耀个人口味和个人政治调子的反民主和亲殖民地的政党。一位长久以来在新加坡工人和华文教育学生之间拥有巨大影响力，而且一直是人民行动党支柱的青年领袖，在1961年中领导这一批脱离人民行动党的人士。这位青年就是林清祥。
人民行动党的分裂，产生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这个新政党。社阵由退出人民行动党以组织新党的13名国会议员之一的李绍祖医生任主席，林清祥出任秘书长，而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前学生领袖傅树楷医生则出任副秘书长。
从创党开始，社阵即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劲敌。这种情形确立了新加坡领导权的政治竞争未来模式，在新加坡修订宪法以便在1963年举行大选之后，一直持续着。
社阵获得新加坡人民党和工人党的大力支持，地位日益成熟。人民党和工人党的党员和支持者虽不多，但一直以来都是进步的反对党。人民党是新加坡以马来人为基础的进步民族主义政党。当初，新加坡人民党是三个同源政党系列，即马来亚人民党、新加坡人民党和汶莱人民党的成员之一。
这个新结盟的政治力量，使李光耀和英殖民者感到害怕。他们意识到，人民行动党的近半数领袖和党员跳槽到社阵，会随时使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陷入瘫痪。
英殖民主义者和李光耀认识到，随着政局的巨变，1963年选举之后的新加坡领导，很大可能性会转入社阵及其盟友人民党手中。
这个可能性成了李光耀的恶梦，同时令英殖民者，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殖民势力大感担忧。于是，已经选择了李光耀为最适合照顾英、美新殖民主义利益的英殖民者，现在面对困境了。
社阵在大选中赢出的可能性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那是因为，如果社阵当权，英国在本区域的庞大政治和经济利益将失去保障，更不用说它在东南亚的防务利益和霸权了。
于是，为了殖民者的利益，他们必须保住李光耀，以免他在大选之后被逐出新加坡的政治圈。必须保住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以免它被社阵及其盟友人民党所粉碎。
马来亚被拖下水
（此节略）
殖民主义者的阴谋
于是，在整个1962年中，李光耀、东姑和英殖民主义者都处于最忙碌的状态，忙着寻找如何扑灭他们在新加坡的反对者的共识。他们的目标是社阵、人民党、工团、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南洋大学学生会。
他们的根本共识是：反对党社阵和人民党的领袖，学生和工团领袖，以及政治活跃分子，凡是反对不纯正的合并，和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都要抓起来。所有反对者都将在保护公共安全法令(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PPSO)下被扣留。这项法令现在改称为内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ISA），是继承自殖民主义者的残暴法令，至今还继续在新、马两地使用。
在抓人方面，他们有了一致的共识。可是，什么时候行动，抓些什么人，他们还互相争吵：李光耀要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由马来西亚政府抓人。李光耀要在抓人的问题上“洗清双手”。东姑所要的却刚好相反。东姑要人民行动党政府在跟马来亚合并之前，事先“清理”新加坡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分子”，然后才可以成立马来西亚。
东姑的意图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必须进行清理工作，在该岛抓“共产党和共产党分子”。要不，东姑将不会同意接受新加坡跟马来亚合并，进而成为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一部分。
英殖民主义者则完全不介意逮捕要在成立马来西亚之前或之后进行。他们也不在意由谁来进行逮捕。对英国人来说，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政敌必须抓起来，并在有关法令下加以扣留。唯有这样的行动，被认为是可以成功成立马来西亚，它的新殖民计划，同时也确保它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利益。
在抓人的问题上，李光耀显然是最乱来的那位。伦敦憩幽园（Kew）殖民地档案局收藏的机密文件，如今已经解禁，公众可以自由阅读，它暴露了新加坡总理在合并和成立大马问题上摇摇摆摆态度，特别是在逮捕他的政敌的问题上。
李光耀不只要抓社阵和人民党的领袖，而且还要抓王永元领导的联合人民党的几位领袖。他根本不管他们从未被指为亲共。联合人民党其实是一个反共政党。此外，李光耀也玩弄手段，要求东姑抓马来亚的两位社阵领袖，即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n）和林建寿。他们两人是马来亚国会的重要反对党领袖。东姑认为这要求不合理，坚决地拒绝李光耀的要求。（无论如何，阿末-布斯达曼最后还是被捕，那是在冷藏行动两个星期之后）。
由于担忧，李光耀怀疑东姑可能会在他把所有东姑称为“共产党和共产党分子”抓起来之后反悔，拒绝新加坡跟马来亚合并。李光耀就他的担忧向英国投诉。他告诉英国驻新加坡外交使节说他要向东姑讨一份白纸黑字的书面保证。他要东姑给他书面保证，在完成逮捕之后，肯定接受新、马合并及进一步成立马来西亚。
李光耀的要求被英国视为是过分的。他们认为，这个想法根本不会被马来亚首相所接受。李光耀的要求反而很可能会使东姑震怒，因为李光耀不信任他。
英国最后忠告李光耀放弃他的要求。虽然同意英国人提出的忠告，思路紊乱的李光耀还是担心。他害怕东姑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在抓了新加坡反对党政敌之后，拒绝新、马合并。
李光耀的这种反反复复，使到原本要在1962年展开的冷藏行动，被迫拖延到1963年2月2日。
英国人确实非常了解李光耀的目中无人的高傲态度，经常看扁东姑和马来亚其他政治领袖的政治水平。英国人也知道李光耀的野心很大，要掌控马来西亚的政治。因此，他号称勇敢，其实却是一个怕事的懦夫。按照英国外交使节的说法，李光耀“可以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利益作出任何事情。”
尽管如此，英国人并没有改变主意。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英殖民地正处于关键时期，的确需要一个拥有近乎李光耀这样人格和品德的人来扮演维护及保障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权益，而恰好李光耀又的的确确准备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唯有通过这样的办法，他本身的政治议程的利益才会有保障，才可以加以实行，就如今天已获得证明那样。
最后，李光耀和英国人同意大逮捕在1963年2月2日，以臭名昭彰的冷藏行动的统一行动进行。在那项于斋戒月凌晨展开的秘密行动中，超过百名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反对党领袖、工团领袖、学生领袖、记者和政治活跃分子被逮捕。这项大逮捕同时使新加坡的活跃反对党政治运动陷入瘫痪，就如英殖民主义者所策划的政治议程所要达到的那样。
冷藏行动之后的六个月，在赢得1963年9月的大选后，李光耀突然宣布新加坡“独立”。那是在东姑在吉隆坡宣布马来西亚于9月16日成立之前几个小时作出的动作。
李光耀非常清楚他的那项没有实际意义的行动，从国际法来说根本就不合法。实际上，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地位是自治邦，而其总理根本没有权力作出那样的宣布。无论如何，李光耀满足了本身能够欺骗广大新加坡人民的自大狂，他似乎在说，在并入马来亚及成立马来西亚之后，新加坡已经成了个独立的国家了。
英殖民者当局故意让李光耀作出那项没有实际意义的行动。英国人确实认识到那项新加坡独立的“宣布”根本没有意义，从法律角度来说根本就不合法。无论如何，东姑首相则作出正式的抗议，并要求英国政府解释它对李光耀公开作出这项行动的立场。但是，为了顾全李光耀的面子，东姑同意接受英国政府会向李光耀提出抗议的书面保证。可惜的是，新加坡人民却继续被蒙骗，不知道新加坡宣布“独立”的真实故事。
新加坡被驱逐
无论如何，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告真正独立。那是在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把新加坡从马来西亚驱逐出去的同一个时间和日期。
在那个历史时刻，东姑在一项马来西亚国会的紧急会议上，宣布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主的主权国家。东姑的那项宣布震动甫刚成立两年的马来西亚。东姑领导的巫统起地震，几乎分裂。巫统的总秘书赛-查化-阿巴（Syed Jaafar Abar），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是最大力反对李光耀政治的领袖，他即刻宣布辞职。赛-查化-阿巴明确发言反对东姑的行动，认为那是违反马来西亚的利益，尤其是巫统所代表的马来人的利益。
巫统的其他几位最高层领袖，包括联盟国会议员马哈迪医生，同意赛-查化-阿巴反对东姑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的方式。相反的，他们要求马来西亚在吉隆坡的中央政府，如果李光耀继续躲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幌子后面玩弄种族情绪，就采取坚决和激烈的行动，包括以破坏国内安全为理由，使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和扣留李光耀。
赛-查化-阿巴这一派人也要求派出军警到新加坡，还宣称如果在逮捕李光耀之后爆发种族暴乱，就应履行马英防卫条约，以确保马来西亚的安全。
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仅仅一年多之后，马来西亚的确是站在十字街头，处身于一个团结和巩固地位的关键时刻。约一年后，随着人民行动党派人参加马来西亚第一届大选而几乎全部候选人都告败北之后，爆发了一项严重的危机。这项结果证明了李光耀不只不受到马来人的支持，而是连华人也唾弃它。为了赢得华人的选票，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进行攻击性的宣传，企图说服华人说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前途唯有在选举人民行动党人进入马来西亚国会方有保障。
李光耀企图成为马来西亚非马来人族群，尤其是华人的英雄。他提出模糊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金玉其外而败絮其内。他强调马来西亚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各族权利不平等。李光耀也提出和夸大1957年马来亚宪法经已阐明并在马来西亚宪法中继续保留的马来人的“特权”问题。李光耀完全知道马来人“特权”的存在，而他在谈判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合并，以及过后成立马来西亚时，根本就不曾提出任何异议。
相反的，在新马合并及马来西亚成立之前的一项公告中，李光耀郑重强调其立场，称他所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接受马来西亚宪法。他根本未曾针对宪法中列明的马来人“特权”提出任何问题。
那些誓言和保证就是由李光耀本身所毁的。李光耀的毁诺和伪善，导致东姑首相在后来把他形容为“不可以信赖之人”。
很不幸的是，对于东姑，对于巫统和对于马来西亚而言，东姑对李光耀人格和政治手段的认识来得是太迟了，就如生米已经煮成饭了。
马来西亚的“纽约”
……………
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之后，李光耀的角色及他领导下的新加坡的政治走向，全都是趋向达成英国的政治议程。这一点现在已获得明确的证明：新加坡在英、美的防务战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主动要成为美国领导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
如果东姑早些时候有寻求其看法和忠告，英国已经肯定会在东姑和李光耀之间指出一条妥协之路，在不必驱逐新加坡或逮捕李光耀的情况下保住刚成立的马来西亚。可是，东姑早已做出最后决定，并立意不改变立场。赛-查化-阿巴辞掉巫统总秘书，他不屑一顾。在决定要驱逐新加坡时也不征求英国的意见和看法。
非常明显的是，东姑已经预计到英国肯定会通过施加各种政治压力，来阻止他这么做。东姑相信李光耀必然会向英国求救，不准东姑在事先未跟英国磋商下采取任何朝向驱逐新加坡的行动。
因此，在驱逐新加坡前夕举行的联盟（巫统-马华-印度国大党）晚宴上，东姑拒绝会见要求会见他的英国代表。对东姑来说，如果继续让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继续展开引起马来人怒意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新、马必将爆发种族纠纷，特别是华巫纠纷。事实是，东姑的担忧并不一定会发生。那是因为并不是很多华人支持李光耀，新加坡如此，更不用说马来半岛。
第四章 欧南监狱闹翻天
欧南监狱的确是历史悠长。几乎所有祖国的独立战士都曾经被英殖民主义者丢入这座监牢里，从日治时代以前的1930年代一直到1940年代中，然后在日据法西斯（1942-1945年）时代，以及在1945年底当英殖民主义者再度回来统治新加坡和马来亚之后的时期。
其中，经常在报章及书籍中提到的欧南监狱牢民包括阿末-布斯达曼、伊萨-哈芝-穆哈默、布哈努汀医生，他们都是马来青年协会（Kesatuan Melayu Muda，KMM）的重要领袖，那是由依布拉欣-雅谷领导的激进马来民族组织。此外还有卡蒂嘉-西迪克、沙末-伊斯迈、墨兰-阿都拉及其他人。除了他们，还有众多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和支持者，及反殖的各民族工人领袖都曾经成为欧南监狱的牢民。
那天，1963年2月2日，我是由哈欣警长带去欧南监狱的。进入它的大门之后，我们穿过几个小门，到达一个放着几张小桌子的地方。在这儿，狱差正忙着登记才要被关进监牢的新人。哈欣警长交了人就离开了。而我现在是交由监狱官差管了。我被指示站在一个角落以等待登记。
马来语言及文学爱好者：琳达-陈蒙鹤女士
当我在等待登记成为欧南监狱的新住客的时候，看见两位熟人：社阵副主席占姆斯-普都遮里和新加坡1950年代中著名的知识分子及左翼政治女活动家琳达-陈蒙鹤。
前天，我才在陈蒙鹤家里，跟她的先生陈承发博士一起喝茶。我跟蒙鹤和承发都很熟。
在冷藏行动前的好几个月里，我常常在新加坡大学的书店或食堂见到陈蒙鹤。我当时在新加坡大学上由格林教授讲课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在等着上课前，跟陈蒙鹤交谈。陈蒙鹤跟我同龄，我们都在1928年出世。她生于中国，一岁时跟家人移居新加坡。她在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接受教育，直到大学。她精通华语、英语和马来语。她进修马来语文系，曾经编纂马来文-中文词典，并把中国的儿童文学和民间故事译成马来文。
在政治领域，蒙鹤活跃于妇女运动，曾经领导反黄运动，抗拒当时在新加坡横行的黄色文化。她活跃于争取人民基本权益的左翼运动，使她在1956年9月被英殖民主义者引用内部治安法令加以扣留，在两年之后有条件释放。
蒙鹤也活跃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并因此结识陈承发博士。她们在蒙鹤被释放后不久结为夫妻。
国家文学家及诗人乌斯曼-阿旺在1950年代期间，曾经从这位普世人道主义者及积极进修马来语文及文化的陈蒙鹤身上，取得诸多写诗的灵感。她不计民族、语文和文化背景，广加结交，使到她与1950年代及1960年代的马来语文及文学泰斗成了知交，包括如克里斯-玛士、东革-华兰（即乌斯曼-阿旺）、阿瓦姆-伊尔-沙尔甘、马苏利和阿斯拉夫-哈芝-华合。陈蒙鹤本身则与林焕文、吴诸庆、杨贵谊、陈妙华夫妇等人齐名，属于马来语文及文学的爱好者，精通马来语文。
我在1961年被驱逐回新加坡之后，经常跟胡森-扎希汀找陈蒙鹤替国家翻译中心（National Translation Bureau，NTB）协助翻译工作，那是我们设立的翻译公司，收入作为维持前《马来前锋报》罢工工友的生活费。
陈蒙鹤是名和蔼的知识分子，对任何人都一样和蔼可亲。她从来不拒绝我们的要求，常常还用极为亲切的笑容回应。我真敬佩她那乐于助人，但却不望回报及赞美的作风。在跟她的交往中，我从她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而她不吝于分享她的经验。
至于我自己个人，为了建立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家庭感情和联系，在未征求她的同意下，我用她的名字琳达（Linda）作为我在1963年2月2日被捕之后三个月出世的最小的女儿的部分名字。我的妻子莎拉玛非常同意我所选择的名字诺琳达（Noorlinda）。
只有在1979年被释放及我们有机会重逢之后，我才跟陈蒙鹤和她的先生陈承发博士讲起这个取名的真相。
“赛，你和莎儿肯用我的名字，我感到非常荣幸。”陈蒙鹤开心地笑着说。当时，她是跟夫婿在我被释放的那一年来我家过开斋节。从此，陈蒙鹤和陈承发每一年的开斋节都来在合巴樟宜路住家的餐会。我每一年都办这样的餐会，目的是重新建立我们这些在冷藏行动下被捕之前的那份情谊。
1963年2月2日早上，在欧南监狱，陈蒙鹤跟占姆斯-普都遮里就在我站的地方不远之处的一张桌子在进行登记。他们同时用笑容跟我打招呼。我发觉，他们的招呼和笑容带有惊讶的神态，似乎是不太相信我会在那儿，跟他们拥有相同的命运。
我只能够向他们两人问好，得喊相当大声。他们两人都挥挥手，不说一句话。在我被指示向前进行登记时，占姆斯-普都遮里和蒙鹤已经被带走，不知是到哪里去。
未经审讯的‘犯人’
虽然我未曾成为罪犯，监狱却强迫我穿上囚衣。那天早上，我根本没有任何身份，不是罪犯，也不是政治扣留者，因为我未曾经过法庭审讯，而扣留令还未发出。那么，我是以什麽身份被带到监牢及被迫穿上囚犯衣服的呢？等下我要问问他们，我心里说。
来到一扇看起来很厚及建得很坚固的小门前，那个跟着我的浓胡须和大个子，样子凶巴巴的狱卒用大锁匙打开门，那锁匙转了两三转门才打开，我于是踏过门槛直接进入在我左边跟第一座相对的牢房。
赛-扎哈利
在那牢房内有个华人青年。他躺住看着牢房内离地极高的天花板。他看来正在呆想，当看到我站在他的牢房前时，即刻跳起来。
“赛-扎哈利，……”他叫道。那青年看来认识我，于是我举起手回应：“是，是！”可是我无法认出他是谁。无论如何，我知道他肯定也是刚在今天早上被捕的战友。我想跟他说话，却已经被那个跟班狱卒推着往前走。我的那位新朋友继续用华语喊，我的名字说了一遍又一遍。那时，我还未学华语，所以除了我的名字以外，并不知道他在喊什么。
整座牢房闹哄哄了。第一位的喊声，由在其他牢房的战友接上了，一个接一个的，一直到我抵达我自己的牢房。他们发出喊声的目的，是要“欢迎”我，同时把我介绍给其他在较早时已进入牢房的战友们。
欧南监狱在那个早上一片热烘烘，像是同乐会。
我的牢房打开了。我被叫进去里边，然后房门被关上，刻意用上重重的冲撞声，差点要震破我的耳膜。我奇怪为什么得那么大力来关门，看来那是故意的。是要吓唬我吧？可是，吓唬来干嘛呢？我不能理解，然而，那心理上的冲击，我却是深深感觉得到的。
在我还来不及问清楚冲凉房在哪里？厕所在哪里？之类的问题之前，那狱卒已经消失了。
接着，我听到牢房关门碰撞的声音，中间夹着新牢民名字喊声。在那区区的几分钟内，我不知已听到多少番的开门和关门声，砰!砰!砰！的，像暴雨时黑色的天空闪电后的雷声。我心里在细语，今天早上一定很多人被捕。
在我的牢房内，已经有一张小尺码的草席，一张又黑又厚的被和白铁杯。我刚才要问狱卒关于厕所所在，很快就有了答案，我看到牢房内有一个粪桶（大小便用的马桶，铁制，有盖和有柄）。我一生人，从不曾在这样的粪桶大小便过，便后要清洗又怎么办呢？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卷厕纸。“这些没教养的家伙，做人不知道有文化，……”我对着自己发出怨言。
在我的牢房外面，喧哗情况继续着，不曾停下来。那噪声简直是比芽笼士乃的鱼菜市场还忙碌，再加上牢民的喊声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勇敢，敢拿起粪桶敲击着地面，发出响声抗议当天早上对我们的逮捕。
狱卒们忙着跑上跑下，来来回回，不停地从官差取得指示。他们看来似乎是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如何克服这么多的新牢民，一批又一批的。他们很显然对这样的情况非常不惯。这证明了，在冷藏行动下逮捕左翼政治活跃分子的行动非常保密，连欧南监狱的官差都被瞒住了。因此，我看到狱卒们愕然地听着那天早上才进来的牢民的喊声和咒骂声。
“叫他们安静！”一个官差大声地发出命令。“喂！安静！安静！不要吵！”接着就听到一位狱卒听令行事。
“你才安静！”我听见一位牢民大声回应。
其他的老友们群起加入：“你安静……你安静！”大家一齐喊，更大力地用粪桶敲击士敏土。有的还摇晃牢房门，高喊政治口号。
我的心似乎感到一阵舒畅。担心、忧虑和害怕的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相反的，我感觉到精神一振，在他们的喊声和政治口号声中，感到源源不绝的力量。
牢房内的早祷
（此节略）
生活的现实
（此节略）
“这儿是监牢，不是酒店”
（此节略）
第五章 新加坡和半岛的大逮捕
那一天早上，的确是有超过一百名的新囚民进入欧南监狱，他们的身份还未确定，监狱乱成一片，乱糟糟的。欧南监狱以外的人们又怎么样呢？在半岛的大都会，如新山、芙蓉、马六甲、吉隆坡、怡保、瓜拉登加楼、哥打峇汝、玻璃市、亚罗士打和槟城的情况又如何？他们当然都在1963年2月3日，星期日早上打开报纸时大吃一惊。
所有的报纸，马来文、英文、中文和泰米尔文都大篇幅报道新加坡、马来亚和英国当权者组成的内部安全理事会在新加坡对付共产党分子进行大逮捕的新闻。当权者都在高呼说在新加坡的大逮捕“已经破获共产党策划要推翻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进而威胁马来亚的安全的阴谋。”
封面的头条新闻都用大号字，制造一个马来亚、新加坡当局和英殖民者“成功地”把新加坡从“共产党”中“救了出来”的印象，并刊登被捕人士的照片。他们包括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新加坡人民党的领袖，工团，如位于密驼路的店员及工厂工友联合会，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马来亚大学学生会，南洋大学学生会的领袖，以及跟社阵及人民党关系密切的人民协会成员、新闻从业员和个人。……（略）
我被归类为新闻从业员，照片跟马哈迪哇摆在一起，也出现在那个星期天报纸的头版。其中，其他被捕的新闻从业员还有傅超贤和陈新才。
如果那次大逮捕是在中午或下午进行，我和马哈迪哇肯定逃脱。我们已经计划好在早上十时飞离新加坡，前往雅加达去参加行将在那儿举行两个星期的亚非新闻同业秘书处会议。
马来亚和新加坡当权者在大逮捕当天发出的告示，旨在恐吓民众有关“共产党”的危险性。他们指共产党要控制新加坡，然后，从马来半岛南部的这个岛屿，“已经取得控制权并获得其他共产国家资助的共产党将把其翅膀伸进马来亚。”
在1963年2月13日，类似新加坡的大逮捕在马来亚展开。所有反对殖民主义者所梦想的马来西亚计划的政党领袖都被抓进监牢里去。
我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获知这项大逮捕的消息，那是在妻子莎儿和岳母艾丝玛-胡欣到位于必麒麟街上段的中央警署的单独监禁特别扣留所来探监时获知的。
在问了我的情况之后，岳母忽然用爪哇土语说：“那边的朋友也都被抓了。”看守我们的官差根本听不懂爪哇土语，而我只是笑着听。我心中在细语，我早已料到了。
我已经超过两星期没看报纸了。于是，岳母所带来的消息对我来说也是“最新消息”，尽管我一直预料会这样的。……（略）
混淆黑白的骨牌论
为了说服和恐吓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地民众，尤其是马来亚的马来人，有关共产党的危险性，新加坡、马来亚和英殖民地当权者提出他们存心要混淆黑白的“骨牌论”。
殖民主义者原本提出的“骨牌论”假设在印支三邦（越南、寮国和柬埔寨）全部成为共产国家之后，泰国将肯定共产化，接着马来亚将成为共产国家。就像玩骨牌那样，头倒了，在它前面的骨牌将一个接一个倒下；开始是印支骨牌倒下，到泰国骨牌，再倒向马来亚骨牌，进而倒向新加坡骨牌。于是，新加坡就会跪倒在共产党的脚下。
很轻松，不是吗？会弄骨牌的小孩儿，在看到最后一块的骨牌倒下时，会大声笑和拍手欢呼胜利。
这个“骨牌论”是由帝国主义发明的，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两大集团进行冷战架构下的产物，东方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而西方则是由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都要置对方于死地。因此，他们进行激烈的竞赛，竞相要扩大本身的影响力，进而争取中间国家，即不结盟中立国家，非共和非资国家靠到他们这一方来。
“骨牌论”的确有它的逻辑，只是它要成真却并不是他们假设那样的简单。由新加坡、马来亚和英殖民者组成的阴谋集团，在引用“骨牌论”时，总是刻意地隐瞒一项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东南亚已经掌握霸权那么久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绝不会让马来亚，遑论新加坡，被共产党掌权。他们必将动用他们手上已经持有的一切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确保他们能够继续维持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防务的控制权。
跟越南、寮国和柬埔寨的反殖斗争不同，当时的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在反殖武装斗争方面正处于“低潮”。在1950年代中，尤其是1955年12月在吉打华玲举行的会谈失败之后，马共的游击战士已经北撤到远远的马——泰边境去了。……（略）
新加坡变共产?
如果在1950年代中到1960年代初,马共在马来亚大陆(马来亚联合邦)已经完全丧失通过武装斗争夺权的能力，讲马共有能力在新加坡这么做不是天方夜谈吗?更何况，英殖民政府本身的情报组织已经知道和承认，在最近的这几年，英国在东南亚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的确已经没有了有组织性和活跃的马共组织。那就是说，新加坡根本不再受到马共的威胁了。真的难以令人相信，马共领袖在未能使马来亚从殖民地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还会想到要在新加坡去建立起一个共产党政权。我个人根本就不相信，马共领袖当中，会有人去制订一项政治目标是那么幼稚无知和根本不实际的政策。
可是，新加坡、马来亚和英殖民者政府阴谋集团，却故意夸大共产党的危险及威胁，目的就只是为了要恐吓新加坡和马来亚人民，尤其是马来人，那就是说，他们用共产党这个妖魔化的帽子来吓唬民众，可他们真正害怕的却是由社阵和人民党两个反对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共产党红帽子，通过三个政府的宣传机器，以及他们控制的印刷和电子媒体，被毫无忌惮地广泛滥用。尽管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当然（前）的这项争论性课题，根本就不是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受到马共威胁的问题，而是李光耀个人和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安全问题。……(略)
奴性依然
(此节略)
从欧南监狱到樟宜监狱
(此节略)
第八章 政扣者的要求
严峻和刻意刁难政扣者的条例，以及对政扣者生活安宁的种种干扰，是我们所抗议的其中一部分对象。我们要求放宽条例和终止一切干扰。我们也要求每星期获准带超过六本书进牢房。同时准许阅读未经过滤删剪的国内外报纸和杂志。我们也要求每星期能够带进来足够份量的干粮和罐头，以辅助监牢内政扣者食物供应之不足。
还有另一项要求是每一周政扣者会见家属，应该像搬来明月湾前那样，在公开的场所，让政扣者与家人自由交谈。我们不要在密室里，政扣者与家属由玻璃隔开，只能够通过电话筒交谈的那种会见。
我们各座之间通过“秘密联系系统”进行了多次的讨论之后，一致决定展开罢食，以抗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新条例。开始时，营方和政治部都不相信政扣者的罢食能坚持太久。可是，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还继续坚持，他们就开始动粗了。监狱医院的官员和几位大个子的凶恶狱卒，被命进入牢房来强迫政扣者停止罢食。否则，他们要用灌管强迫灌食。
煎虾和咖喱鸡
在B-5座，我和另外四位战友决定在第一个星期全面绝食，即是说在那七天里，我们不只拒绝进食，也拒饮。
按照这个决定，由营方供应的早、午和晚餐，我们完全不动，就搁在牢房的门口。我发觉，给我准备的食物（马来/印人餐）跟平常的很不同。在我们罢食期间，食物好，量又多。平常如鲱鱼那样的小鱼，现在变成大甘望鱼，蔬菜样式也多了。另外有一天，我发现给我的饭盒里，放着两只好大的炸虾，还有咖喱鸡。
其他难友的食物也是一样。看来，他们是那么想引诱我们去进食和开饮，才用上了比平常好的佳肴。但是，这一切手段根本无法改变我们继续罢食的决心。
…… (略)
不吃不饮足足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B-5座的政扣者改变策略。为免自己遭受危害健康的“强迫灌食”，我们同意，从第六天开始，我们只在早、中、晚餐时只饮一小杯牛奶。
每天只饮一小杯的“斋戒”，我们一直坚持到第十八天。然后，我们在B-座的难友针对“强迫劳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和严肃的讨论，重新权衡对短期及长期政治斗争的得失及风险。
最后，我们取得一致的共识：这一场罢食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所作出的抗议行动已经足以向营方、政治部，特别是李光耀政权证明我们是敢于采取那么剧烈的行动的。它也证明，当情况需要时，我们是有决心可以继续罢食的。
那项决定只是我们B-座的决定，不涉及和不影响营内其他座战友的行动。
影响健康
我们在B-5座展开为期18天的罢食，对我们本身的健康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我自己的体重减少了18磅，即平均每天减一磅。我们的身体变得很廋，以致在囚室内站起来要走几步路就有轻飘飘的感觉。我还是强迫自己每天要站起来走几步，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很奇怪，我一点也不感到饿或渴，只是身体觉得很弱，没力气。
罢食的首三天对我来说是最辛苦的，尽管我已经对拉玛旦月（Ramadan，回历九月，即斋戒月）斋戒有了许多次的经验。开始是胃咕噜咕噜响，然后感觉胃有点胀气和发痛，甚至有很想吐的感觉，虽然事实上，在那收缩的空胃里，根本就没有可吐出来的东西。
对肉体所造成的一切不适，我都是尝试用思想的武装来加以克服。就如人们所说的，利用我们的精神思想来战胜物质，显然那个方法证明是很有效的。经过几回的尝试，胃里的咕噜噜音乐停止了，接着不适和想吐的感觉也减轻了，最后是完全没有了。幸好在这段罢食期间，我从未呕吐过。
在那一个星期里，其他的牢友，有的胃痉挛，头晕和天旋地转；有些是胃痛，呕吐至无力起身和走动。可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忍受着痛楚和饥饿，继续耐心地继续那第一场考验，一直到第七天。
那18天里，我们被关在各自的囚室里，除了一天上、下午两次冲凉以外。其实，那时候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冲凉。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刻，我们趁机互相鼓舞，勉励要坚定，要随时提高对抗当权者暴政的战斗士气。罢食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有新的共同决定为止。
从展开马拉松政治罢食开始，我们这一座跟其他座战友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因此，在我们进行了18天的罢食之后，对于其他牢友是否已停止罢食是一无所知。
可是，在拥有许多牢友的C座和女扣留者的那一座，扣留营当局是采取了暴力行动来迫使结束罢食。
残暴的强迫灌食
经过一星期多的罢食，及继续拒食拒饮，C座有几位政扣者晕倒，使营方感到不安。
在政治部官差的施压下，监狱医院的一位医生和一位助理被派进牢房，劝政扣者放弃罢食。但却没有人理睬他们。
C座同志已经立下决心，拒绝跟当权者作任何妥协。相反的，他们已经准备面对一切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的风险。由于这项坚决的行动，他们承担了失去生命的危险，就为了要否决行将在明月湾监狱推行的强迫劳动。
完全拒绝要作出任何妥协的政扣者包括麦哥-弗南迪（Michael Fernandez）、哥文达三美（P.Govindasamy）、何彪、谢太宝、云昌定、陈美和、李学训、黄成发、蔡寿川、立兴、张福群、黄美贵、林明强。女政扣者则包括刘丽英、吴平华、林雅娟、沈仲叶和黄桂英。
最后，残暴的李光耀政权下令监狱和政治部人员采取行动，用强迫灌食来迫使政扣者进食。监狱当局遵从这项残暴的命令，并以粗暴的手段强行，以致危害好多政扣者的健康，或在肉体上，或更甚的在精神上。
其对政扣者产生的心理效应深刻而长久。在那一场艰辛的事件过后的许多年后，医生还可以从政扣者身上发现到他们的病根，就是强迫灌食所造成的心灵创伤。
那项残暴折腾的苦难经历，一直到今天还困扰着一部分前政扣者的生活和精神。因而造成他们都不愿意再谈起政治，或是那些能够勾起他们在明月湾监狱长期罢食回忆的种种。
我的战友在承受可能随时导致死亡的肉体折磨时，所表现的高昂斗志和无比勇气是不可争辩的，必须给予最崇高的敬意和承认。
……(略)
为了对付明月湾监狱战友们的战斗精神，本来就对政扣者有偏见和敌意的营方，粗暴和毫无人性地对政扣者展开了强迫灌食。
他们粗暴和胡乱地把胶管插进喉咙。因为行事时不细心，全体政扣者都感到痛楚。他们甚至挣扎和摆动被绑在椅子上，同时被孔武有力的大汉抓紧着身子。政扣者痛楚的叫喊声根本不受理会。
的确很难想象，本来是分派在监牢照顾牢民健康的医生，在那个时候来到时竟然只是张着眼看着监狱官员粗暴地对付政扣者。那个医生就那样看着那残酷的事情在发生，什么都不说。他在那儿出现，看来只是要确保受酷刑的政扣者不至于被弄死罢了。
这就是成了李光耀政权的工具的医生的德性。这样的医生，已经忘了作为一个医生在对病人和群众执行医务时必须负起的责任和医德的誓言了。
麦哥-弗南迪的遭遇
我的好友麦哥-弗南迪，大罢食时正好关在C座，大约在1973年左右，即那次马拉松罢食过后一年余，我们恰巧在罗宾逊路特别扣留所碰面。麦哥向我讲述李光耀政权是如何残暴地对付在未经审讯下被他囚禁的政敌。
那次意外会面后不久，我重新被送回明月湾监狱，继续扣留。与此同时，麦哥-弗南迪则跟另外五、六位罢食期间同座的扣留者一起获释。
“我们罢食一个星期之后，监狱医生和另一位助理进来我的牢房，由几个凶巴巴的大个陪同，”麦哥开始讲那故事。他们强迫他坐在椅子上，把他的身体绑住，双手扣上手铐。
麦哥-弗南迪是受高等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是一名工运领袖，他感到惊讶，一个医生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让狱卒在他眼前，任由施虐。麦哥向医生求助，却毫不受理，“可是，从他的神情，我知道他感到内疚，只是没有勇气做些什么。”
“赛，不管你相信与否，他们是用撬子硬硬撬开我的口。然后，他们把塑胶管塞入我的喉咙，把奶灌入管子里。我大力挣扎，以至吐了，那些强灌的奶吐了满地。他们抓紧我的手和身子，使我挣扎不得，然后再强行灌奶。”麦哥-弗南迪叙述说。
麦哥坚决不肯向他们的意愿低头，造成他们施加更进一步的折磨，他们继续用强行把奶通过塑管灌进他的胃里。麦哥又吐出来，所有灌入的奶全吐出来。新的奶又强行灌入，麦哥-弗南迪又吐了出来，一连好几次。最后，麦哥昏了过去，直接被送到监狱医院去治疗。
总共23天，麦哥-弗南迪都是血管被穿管滴液渡过的。他的情况稳定后，重新被送回到明月湾监狱。他跟其他继续坚持罢食的政扣者继续罢食。营方继续强迫灌食，那些战友则以坚决和更高昂的战斗精神来继续面对折磨。李光耀政权就是这样残酷地对待未经审讯而加以囚禁的政治扣留者！
其他的战友也遭遇到麦哥-弗南迪那样的痛苦经历。同样的残暴恐怖行为也施加在何彪、哥文达三美、云昌定、陈美和、蔡寿川、吴平华和刘丽英等政扣者身上。
寿川是南洋大学的毕业生，跟我一起在1963年2月2日被逮捕时是一名工运领袖。他告诉我，在政扣者对拒绝行将实行的强迫劳动条例的立场坚定不移的情况下，营方是如何不得不认输。
“在对政扣者进行折磨和迫害了两个多月之后，营方‘认输’了，停止强迫灌食。但是，他们还是不要撤销那些新条例。他们让政扣者再继续愤怒地罢食了一个星期。”寿川说。他是在怡保的传统酒店(Heritage Hotel)告诉我的。……寿川继续解释说营方在折磨政扣者两个月之后，“任由我们继续罢食，其目的是要打击我们的斗志，及要观察他们的酷刑对政扣者产生的效果。”
第十章 在红萝卜跟大棒子之间
最后，我是在乌敏岛渡过一整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在1979年8月22日恢复完全自由，回到新加坡本岛。我的战友林福寿医生则在我之后约一年被释放回新加坡本岛。
另有两位政扣者被李光耀政权放逐到孤岛的是民选的立法议员。第一位是李思东，武吉知马区议员，他在1963年9月大选中中选时即被逮捕，完全没有机会为支持他的选民服务。他在我从乌敏岛被释放回来的几个月后放逐到那儿，在岛上住了将近两年。
另一位是谢太宝，三巴旺区议员，在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他也是马来西亚国会议员。谢太宝在新加坡本岛被囚禁了23年之后，被放逐到圣陶沙岛。他在该岛被放逐了好几年之后，才获得全面自由。因此，谢太宝是在内部安全法令下未经审讯被扣留为期最久的政扣者。他被捕时25岁，在1992年获得释放时已经是将近58岁了。
林福寿医生、李思东、谢太宝和我四人分别放逐到乌敏、德光和圣陶沙岛，被许多国内外观察家和评论员视为是李光耀对反对其政治手段及拒绝低头人士的报复证据。
谢太宝跟《新闻周刊》的讲话
谢太宝被释放后不久，接受《新闻周刊》杂志的访问，他被问及在漫长的扣留岁月里什么是他经历的最可怕的经验。他回答说：“当我被单独监禁的时候，单独关在黑房里，不是平常的牢房。一片黑漆漆的，一片沉寂……,牢房内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为了吓唬我，政治部人员说人被关在那样的环境下，几天就会变疯了的……。一天晚上，我听到有人大力踢我的牢房门。我想，那个人的的确确是疯了。”
谢太宝熬过在黑房单独监禁的苦难日子。他说，他对着自己说话，以免丧失脑力及确保自己清醒应该对自己做些什么。谢太宝甚至将自己当时的苦难跟外头更为不幸的人士，如残障和盲眼者相比。他们的生活难道不是比他还苦吗？谢太宝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保持自己头脑的清醒和他那坚强的斗志。
当被问及他被监禁那么久的原因时，谢太宝回答说审问他的调查官对他说过，他只有在签署一份由政治部人员起草的自白书后才能获得释放。“他们要我承认我是渗透进入社会主义阵线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员。所以我拒绝签署。”他解释说。
谢太宝对于自己拒签那份自白而造成不能获释而继续被扣留那么久一点也不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呢？政府要强迫我签署假声明……。我绝不会这样做的。这违反我的良知。我自己将不能心安理得地过活。”谢太宝郑重地拒绝政治部要他投降的条件。那么明确的答案，反映出他在扣留期间直到释放所坚持的立场。
拒绝国家语文学院院长的肥缺
在1960年代初，为了急着要表现提升马来文作为国语的地位，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权成立了国家语文学院。在新加坡政府要求下，印尼政府借出了著名语言与文化学家史拉末-姆里约诺博士（Drs.Selamat Mulyono）出任第一届院长，为期二至三年。可是，根据我过后被送去樟宜监狱不久后所听到的消息，合约尚未期满，史拉末博士就辞职回到印尼，满怀失望之情。
据说，这位印尼的语文和文化专家对他所坐的位子感到不安，因为新加坡政府根本就没有制订明确的语言文化政策。他感到无所适从，因为该学院没有确定的政策，有的就只是当权者要像他这样一个名气很大的学院院长去执行的一些模糊的指示。
突然间，我的名字被拉进这一家我原本就怀疑李光耀政权成立时的诚意的学院的故事中去。当一组由副警监蔡麦哥为首的官员来探访我的时候，当他们一谈起那间刚刚没有了院长的学院时，我立刻意识到他们正在作一些不太对劲的安排。他们是有备而来，看来一切都是安排好的。那时候，我在必麒麟路上段的中央警署顶楼的扣留中心被单独监禁。我正在承受恶劣的精神折磨，对我的思想产生很大的混淆，产生混乱。所有在那种情况下被单独监禁的政扣者，都是处于不知所措的状况，更何况在受审问时，被连串的虚假指控、要胁、恶言、毁谤和秽语所轰炸。
政治贿赂
那天中午，吃过中餐后，我被带出单独监禁牢房，直接被带进审问室，面对一群两面三刀的政治部官差。
蔡麦哥副警监带头说话：“赛，我们有东西要跟你谈谈。”
“是吗？是什么事？”我反问蔡麦哥。于是，他对着我讲关于国家语言学院的事。蔡麦哥说史拉末-姆里约诺博士的合同已经期满，回去印尼了，该学院的院长位子正空着。他说政府正在找人填补史拉末博士留下的空缺，招聘广告已经在报纸刊登了。
蔡麦哥停顿一下，看着我的眼睛，等待着我的反应。我默不作声，因为那时已经猜到他们那天来见我的真正用意。我已经可以正确猜到，那个院长的位子会被当成政治贿赂那样来向我开价。
图穷匕首见
当看到我默不出声，蔡麦哥又开口了：“赛，我们以为你是最适合的人选。你肯定是有资格的，拥有这份工作所要求的语言能力和新闻从业的经验。”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意识到，蔡麦哥副警监已经把卷图开尽，现出匕首来了。显然，他们提出献议是没有诚意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跟着蔡麦哥来的两个人，一个是名叫哈仑警长的政治部人员，另一个叫惹拉，自称是文化部的研究员，跟着都拍我的马屁，吹捧我，连声承认我有资格接任史拉末博士留下的空缺。
“赛先生，的确很难找到像赛先生那样的适合及合格的人选。我们希望赛先生能够接受，”哈仑警长说，一心要我接受那个职位。惹拉这位文化部的研究员则不断点头，迎合着哈仑警长。
他们两个看来已经是自愿充当政治行贿的说客，甚至他们是认为那政治行贿是多麽不可抗拒，以致我难于推拒。
最后，我觉得向他们表达我的立场会比较好。于是，我感谢他们对我能够胜任那个学院院长所表达的信心，可是，如果要获得那份工作，我得先获得释放。
于是，我跟着说明：“你们应该向政府建议先释放我，不附带任何条件。释放后，我将正式申请那个工作。由于你们大家都认为我足够资格，那么我的申请一定会被接受，不是吗？”
我明确表示我不可能出卖自己的人生原则和政治立场，以换取那份工作。如果他们要我出卖尊严以获得工作和自由，我会把那个献议当成是政治贿赂。
接着，我又说，把话直指向蔡麦哥副警监：“你先去做李光耀那边的工作，让他无条件释放我。然后，身为自由公民，我才像其他的申请者那样申请那份工作。”
蔡麦哥本来是以严肃而满怀希望的神情听着我的解释，最后，他笑着说：“赛，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麽简单“，他重复着说，那语气是既失望，又像在挖苦。
“当然不简单。”我的答案很干脆。
我发觉那三个政治部人员似乎被我的那项‘先无条件释放’的要求给吓呆了。他们尝试解释说，释放的问题可以较后才处理，“可是，现在，赛先生可以先提出申请，不必等到释放后，”他们说。显然，他们根本不打算要理睬释放我的要求。
我已经没有力气去继续应酬他们，就用坚决的语气说只要我未被释放，尽管我对那样的工作感兴趣，也不会去申请那国家语文学院院长的职位。
红萝卜或大棒子
那些政治部的调查官，在对政扣者施加苦难之余，总会演一场戏，给思想混淆的政扣者伸出几根红萝卜来，充和蔼讨欢心的。这些刚刚无耻地对政扣者进行威迫和污辱，对本身的罪行根本毫无罪恶感的刽子手，摆出了“软”的样子，假装“好好善待”政扣者。
在那种困惑、迷乱、恐惧和紧张的情况下，好多意志稍弱的政扣者就不小心咬到那“红萝卜”贿品了。他们接着就跌入所设好的陷阱，以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最后陷入懊悔和叛变的境界之中。他们接着下来被李光耀政权充分地利用，被迫出卖本身的人生和政治原则，出卖他们及同一条政治线上战友的斗争。
在不小心吃了“红萝卜”之后，他们接着就发表自白，表示后悔参与反对党政治。本来不是共产党的也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后悔”支持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他们也承认后悔在他们被捕之前反对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合并，以及反对组成马来西亚。
他们当中，有些被选中当“电视明星”，由政治部特工直接访问，在黄金时段播放。于是，人民行动党统治史上出现了令人恶心作呕的最大政治丑剧；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是成为“电视明星”者都对他们的政治“罪行和错误”忏悔。有一些是假装“忏悔”，以求本身尽早获释，以摆脱监狱的非人生活和长期的精神折磨。
但是，也有是真正悔过的。他们祈求原谅，不再涉及反对党政治及“马共活动”，而他们其实在之前根本就不曾涉及马共，遑论马共的武装斗争了。这类人悔过之后，还歌颂李光耀政权，并誓言全心全力支持李光耀政权。他们就因此被迫每年8月9日参加新加坡国庆日游行，以证明他们对李光耀政权的不二效忠。甚至有一些不单只是悔过，还变节投敌。他们不只背叛同志及所代表的组织，而且积极对抗和敌视昔日的同志。
观赏同志成为“电视明星”
在樟宜监狱的E座牢舍，我有幸有机会一睹“电视明星”表演的风采。当获知有“已被击垮”的政扣者要上电视当明星时，想一睹其风采的牢友就会在当晚齐聚在A座。
我发觉有些牢友很紧张和不安，因为那晚上要上电视当明星的政扣者，是我们一路来视为是很坚持其政治立场的人士。许多政扣者，不管是新人或旧人，都很敬仰和崇拜他。
我们所不知道和从来未曾想过的是他在跟我们一起被扣留时的感受和政治观点。他为人聪明，很用心学习，勤劳工作及积极运动，被扣留已经很久了。他起初是被英殖民者所逮捕和扣留，然后由李光耀政权继续延长之。事实上，李光耀政权是把他和他的其他同志当成了“政治人质”。我想，这暴露了李光耀的政治手段，纯粹就是在英殖民主义的支持和协助下，满足他个人的政治议程而已。
他和他的几位同志，被指是导致李光耀失掉人民行动党领导权的黑手。后来，是英殖民者用紧急法令，即今日的内安法令，逮捕和扣留他们，救了李光耀，使他重新坐上人民行动党领导的皇位。就这样，李光耀得以继续被英殖民者所利用，以对付左翼反对党政治的崛起，进而维护英殖民主义及西方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利益。
李光耀对他和那一批战友的仇恨是非常明显的。当他们被捕三年之后，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上台执政，李光耀拒绝释放他们。我深信，在那个晚上行将成为“电视明星”的那位同志，的确是感觉到他是李光耀政权的政治人质。
人民行动党保证，在赢得1959年大选之后，就会释放他们。那是李光耀跟当时几位还被关在监牢里的人民行动党领袖达致的协议。这些领袖包括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占姆士-普都遮里和悉尼-兀哈尔。据说李光耀同意若人民行动党胜利及组织政府，将会释放所有的政治扣留者。可是，在赢得该次大选后，李光耀即食言毁约，只是释放那些被扣留的人民行动党领袖。其他人，包括行将要成为“电视明星”的那位，都继续被扣留。
在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时，他跟其他多位政扣者已经被扣留了好几年了。在新加坡于1959年大选后实行自治之后，我个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继续扣留他们。
他们在未经审讯下被扣留，因为他们反对英殖民主义统治。那之后的政治，他们根本就未涉及。英殖民者不释放他们，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他们被捕时强加给他们的指控，那并不是指他们把李光耀从人民行动党的领导推下来，而是指他们从事“危害国家安全”，那是指英殖民主义者的安全的颠覆活动。
在殖民地时期，旨在赶走殖民者的政治活动，不管是在殖民地本土，或是在任何地方，的确都是被殖民主义者及其鹰犬指为是“威胁国家安全”，所谓国家，是指英国的殖民地。因而，在1950年代期间，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反抗英殖民主义统治的政治活动，被英殖民者及其鹰犬形容为颠覆活动。
在1948年紧急法令下，英殖民者设立监牢和扣留营，囚禁抗英志士。这个做法过后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所继承，施用至今。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内部安全法令。
就因为这样，当那位准“电视明星”在冷藏行动过后拒绝加入我们政扣者之间的政治讨论时，我和一部份牢友并不在意或失望。我们一点也不怀疑他对我们的斗争的支持，因为那也是他和他的战友未被逮捕之前所坚持的斗争：反殖，争取祖国脱离英国统治的独立斗争。
因此，当他被政治部调离E座牢舍的那一天，即戏在电视上演的前几天，我们一大群人给他送行，就像每一回政扣者被政治部带离扣留营所做的那样，跟这位“众人敬仰”的同道说“珍重，坚持下去，斗争下去”。
昔日英雄今日狗熊
那个晚上，E座牢舍A座的气氛可说是相当紧张。在座后方的电视厅挤满了人。当镜头焦聚在那位准“明星”时，我看到他腼腆地微笑（他当然知道我们正在A座面对着电视机）。我们的同志在那个时候是怎麽样的感受啊？
从他的面部和腼腆的笑容，我想他好像是有点不好意思，感到有点内疚，就像一个人意识到本身已经令那些他知道一直以来都对他敬爱、崇拜和敬仰的战友大失所望那样。他看来似乎是感到懊悔，因为，现在反而是他要向那些因为拒绝依照他跑的路去换取个人释放而将继续蹲在牢房内的战友们道别了。
他很擅长隐藏起这一类的情感，倒是看起来很安适，毫不紧张，他并不像之前或之后的“电视明星”那样烦躁不安。
无论如何，我并不认为他有意要背叛还留在监牢里的战友们。我也不认为他有“出卖”战友，以无力的失却尊严式去换取个人本身的释放。相反的，我只是认为，他仅仅只是对当初未被捕时投入反殖政治运动的原本原则立场不再有信心了。我也认为他是对监狱生活感到厌倦了，而却又完全看不见前面有任何光明。或许，他要像平常人那么样，成家立业吧。
也许因为这样，他为自己找了条比较好走的出路。他需要“自由”，准备照对方的开价付钱，尽管那代价是多高。他不想再跟牢内的战友有任何瓜葛。他要为自己开拓新生活，忘掉过去的历史，为自己的生活展开新页。
可以肯定会有战友不满他在电视里的那看起来有点骄傲、装作和若无其事的无拘表情，甚至还会发出微笑。于是，好几个人的口中发出了骂人的粗话。其他大多数人都默不作声。
那位“备受敬仰”的朋友明确及流利地回答政治部特务所问的每一道问题。他说出他对参与导致他被扣留那么久的斗争感到“失望”的原因。他已经对斗争目标失去了信心，现在，他要“浪子回头，步上正途”。
隐去一切苦难经历
对于他在九年之前被捕初期的苦难经历，他只字不提。对于他在单独监禁时所经历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如何被殴打，如何被残暴及毫无人道地拳打脚踢，以及其他诸多发生在他身上的酷刑，在他当“电视明星”时根本没有只言片语。那一切都被隐去了，似乎他已经很宽宏大量地宽恕了那些折磨他的人。
相反的，在英殖民者政治部特务，即后来又成为李光耀政权政治部特务的那批人，施压捏造新故事。于是，他用甜言蜜语歌颂说，他在长期的扣留岁月中，得到很好的待遇，叫他感到很满意。
可是当他装出洋人所说的扑克牌脸，一脸正经，对人民行动党领导李光耀总理大加赞扬时，镜头就作近距离大特写，使他的脸占满整个电视镜面。这时，#@%^!……对他的咒骂声就响亮地在电视厅围绕，那骂声很响亮，语调很是愤怒和激动。在那个时刻，任何人都很难去怪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
连续好几分钟的时间，电视厅回响着咒骂的响声，几位大感失望的战友，已经不能忍受看着一位长期以来非常“信任和敬仰”的战友，突然之间变成了叛徒，开始破口大骂了。他们已经无法忍受，更何况他们是亲眼看到那一幕，尽管那仅是通过电视所见。
有些战友听不进那些赞语和叛徒之言，于是就喊关掉电视，回房睡觉。当我们各自走回房间时，还一直听到咒骂声。
第十一章 “自由”何价
吃了“红萝卜”政扣者的声明，通常会在印刷及电子媒体大篇幅报道。事先录制好，内容在播放前由政治部过滤的“电视明星”访问，也是这样子处理的。“访谈录会一再修改，重新录制，一直到负责的政治部人员确实满意访谈的政治内容真正够满足李光耀的虚荣心，“电视明星”的表演才向大众播放。
所有政扣者发表的声明，内容其实都是政治部准备的，有关的政扣者必须同意并署名，然后才发送给传媒。由于要获得“自由”，不管是否喜欢政治部所拟好的声明内容，要发表声明的政扣者都得签署表示同意。不管是愿不愿意成为“电视明星”，这类政扣者都得在电视上亮相，供大众观赏。其中有些人被迫得这样做，因为忍受不了单独监禁期间审问的折磨和迫害。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他们所必需付出的“自由”代价——这样一种失却人格和尊严的自由，是政扣者基于本身的个人理由所作出的抉择。
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行将过的新生活中，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肯定一直都会受到这梦魇的干扰。这种干扰，尤其是在他们一时之间回忆起在斗争时期的苦乐时发生，尤其是想起对还被关在牢内的同志的旦旦誓言的时候。
也有一些像这一类的前政扣者，在以后的日子中，是生活在心灵备受干扰的状况之中，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残酷迫害，导致其中一些政扣者无法承受，选择了背弃战友，这种阴影不断地干扰着他们的心灵。
他们当中，有好些过后感到内疚，领悟到自己之前的错误，在经过自我反省之后，他们要向以前的战友寻求谅解，进行“赎罪”。于是，他们慢慢地以行动来进行“赎罪”。这显然是很好的做法，值得骄傲和可以成为学习的楷模！对我而言，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自我改造以朝向正确和真理的方向，都是值得赞美的美德。从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品德也是如此。犯错和做错其实是人类的本能，并不是什么大罪，需要去粉碎及摧毁掉那个人的一生，剥夺他的前途。与此同时，它也不应该削弱人们的意志，一直扼杀了追求改变，要求进步和成功的决心。
单独监禁时期的审问，造成许多政扣者崩溃。因为，面对着那么严峻的考验，必须在摆在眼前的红萝卜和大棒子之间作一抉择的时刻，的确是对政扣者思想意识的觉醒的真正考验，那也将决定有关政扣者会作出怎么样的抉择。
甜蜜笑脸变凶了
如果说有人不吃那些政治部人员伸出的红萝卜，情况将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一位政扣者站稳立场，坚持拒绝改变所持的政治信仰，，情况会怎样呢？如果他们拒绝承认失败，继续坚持相信他们是为真理而奋斗，而坚信胜利最后必然是在真理一方，情况又如何呢？
哈！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人民行动党政权的政治警察的走卒就要变脸了，他们即刻会来个态度大转弯，之前一阵子还显露的笑脸，骤然之间变成凶巴巴的；原本“和蔼可亲”的斯文细语，语调突然之间提高了八度，成了骂人的高喊声。接下来就拉出大棒子或大藤鞭，要打人或揍人了。
这就是他们人类躯体上出现野兽暴行的时刻。那个躯体和那副模样，还是人的样子，精神、灵魂和行为却变得像一头凶恶的野兽。这，就是白皮肤洋大佬所谓的“解决”问题之道：任由像新加坡李光耀那样的残暴政权，采用“红萝卜和大棒子”来审讯政扣者。
一位拒绝吃下所塞给他的红萝卜，反而吐了回去的政扣者的遭遇，证明了“红萝卜与大棒子”这个词汇的真实意思。因为其立场坚定，同时为了维护真理和正义而表现出面对酷刑折磨的无比意志，这位政扣者遭受到“残酷的报复”。
这位政扣者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和神圣的人生原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牺牲的确是不可斗量啊！
无情的毒打
明月湾扣留中心的C-6座，我跟五、六位政扣者住了约五年时间，来了一位在1976年被逮捕的新政扣者，是一位二十多三十岁的青年。
我不知道为什么政治部会派那位新人跟我一起关在6号牢房。直到那一天，我已经被扣留了约13个年头，亲眼看到许多人被捕和许多人被释放，来来往往的，而我也从许多其他牢友口中听到各种酷刑和苦难经历的故事。
他进来我们这一座的第一天，我和其他牢友都热情地欢迎他，而他自己也看来很欢欣，虽然身子很虚弱，脸色也显得很苍白。我怀疑这个新人身上发生不对劲的事，于是立刻会见看管我们这一座的官员，申请要在第二天早上看医生。
晚上，这位新牢友无法合上眼睛。他急躁，讲话很快，似乎有太多的事要对我说。因此，他好像很担忧，怕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把心中的一切在那个晚上向我们倾泄。他好像很担心在没有把他的经历全部告诉我之前，就会被调到其他地方去。
我安抚他，叫他冷静和慢慢说话。这位新牢友会说流利的马来话，但在讲述他在被捕之后那段单独监禁期间的苦难经历时，却多数是讲华语。
我在那一整晚从这位新牢友所听到的一切，叫我对李光耀政权残酷迫害人民战士和他的政敌的手法，增添无比的愤怒。这个惨无人道的政权的所作所为，加强了我的意志，要求自己为寻求真理、正义和人类幸福，对抗随时随地出现的暴政和酷行而继续奋斗。
为了不要出卖战友...
这位新牢友显然是在审问时被严刑拷打。他们对他拳打脚踢，他们残踏他的身子，毫无人性地把他打倒在地，连续几个小时，连续几天，从白天到黑夜。他们不准他睡觉，只准“休息”几分钟，然后又横加殴打，因为他拒绝承认强加在他身上的假控状。他也拒绝招出那些还在监牢外斗争的战友。
虽然被政治部人员一而再地严刑逼供，他都拒绝回答有关本身的活动的问题，或招出他的同志。他拒绝背叛他的同志。他还对我说，为了战友和组织的安全，他宁愿牺牲。
这年青人理应无条件被释放，不然，就必须像我们其他所有政扣者向李光耀政权所要求的那样：在公开法庭里给予审讯。这是一项民主的要求，是基本人权的要求，是国家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赋予的保障。
他被指控进行“地下”活动，“拿起武器”要推翻政府，但他们却无法展示任何证据。他在被捕时，并没像所指控的那样，身上带有任何武器。因此，他否认了一切的指控。他提出要求，如果真的像他们指控那样，就在公开和公正的法庭进行审讯。
由于坚决不对那些没有根据的指控认罪，这位年青人被殴打和施予酷刑，连续22天，不分昼夜……。
我看到他的眼睛滴出泪，闪闪发光。我相信那并不是悲哀的眼泪，也不是因为痛楚，而是意志的泪花，无比激情所化成的泪花。
狗见到鬼吠了
(此节略)
钦佩他过人的勇气
刚才提到的那位小伙子，起初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时，我就只是静静地听，什么也不说。不是因为自己没什么可说，而是我真的被李光耀政权那些残暴的爪牙的所作所为给吓惊了，以致不知所措。同时，我也很钦佩这位朋友面对暴力酷刑所表现出的意志，那些爪牙的暴行，我只曾在阅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时才领教过，只有日本法西斯的军事宪兵和德国纳粹主义的“盖世太保”（即“秘密警察”）才干出那样的坏事。
这个小伙子可不是泛泛之辈。他是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讲话一流，口若悬河，马来语很流利。由于曾经在偏远地区与人民群众一起生活，因而吸取了很多经验，也累积了许多很动人的群众事迹。
他也擅于唱歌，他唱群众之歌，农民之歌，渔民之歌和工人之歌，都是在反映一直以来被剥削的贫穷的平民的生活，活在贫困之中，没有保障，却也能活得穷开心。
在他跟我一起住在C-6座的约一年中，我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我从他那儿学习到农民、渔民和工人的命运和斗争，在他之前，那些东西我只能是听来，或是在书本上读到的。这个小伙子亲身投入生活之中，在乡村、城镇、海滨及河岸，跟群众生活在一块。
被自己的头领所出卖
我后来促他继续把故事讲下去。他却皱了眉头，显然是不想讲下去了。可是，他最后还是开口了。在深深吸了一口气之后，他说：“赛，我被带进一个房间，原以为是要用来折磨我的。
“可是，我是怎么样的感到吃惊啊！我看到的是那个坐在那房子里的人，左右由两位政治部人员夹着，他竟然是我那一个组织的领导同志。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似乎还在梦幻当中，不能相信那个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人正是我的领袖。我深信他已经出卖了我和其他的同志，否则，他怎么能够在这么令人心痛和非常羞耻的情况下和我见面呢？”
我的那位新牢友告诉我说他那位前领导用很平和及毫不迟疑的语气，命令他“投降”，因为，他说他和他的同志已经没有再斗争下去了。
“我感到一阵慌乱，感到很愤怒，真想就在那儿扑过去揍他……。他是我曾经尊敬的领导，我绝对服从他关于我们斗争的政治理念的教诲，那样的话不该从他口中讲出来的。”他愤怒的咬牙切齿。
那位朋友闭上双眼，无法再说出他的懊恼和失望。于是，他低下头，开始呜咽着，哭了，压抑着他的怒火。我拍拍他的肩膀，劝他平下心情，要冷静。我递过一杯水给他喝。几秒钟之后，他继续谈他的故事。
由于是过度茫然和慌乱，根本就不知所措，所以，在那次会面中，他一句话也没对那位前领导说。那一次出乎意料的见面，被他形容为是无比耻辱和丢脸的。于是，他被带离那间房，被带到另一间房去。
宁死不降
在走向新的房间时，这位朋友下定了决心，他在心中立下了誓，尽管已经被自己的领导所出卖，他决不投降放弃。有史以来的头一遭，他决定违抗领导的命令。他已不再承认那个人为他的领导了。
与此同时，这位新朋友已经开始在沉思，对于自己在斗争中的忠诚奉献和忠于那个现在已被他本身的领导所出卖的组织感到懊悔，那可是他做梦也未有过的事。是那麽难以置信，那个被他们高度崇拜和敬仰的同志，会毫不犹疑地背叛自己的组织和本身的战友和同志。于是，他感觉到自己一路来的牺牲和所承受的折磨似乎是“毫无价值”和“毫无意义”的。他也开始冥思苦想关于长久以来所做出的牺牲就这样“徒劳无功”，以致他再也无法让自己的思路能保持理性了。
于是，他就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不只是要为他的漫长斗争史划上句号，而且要结束自己本身的存在。他不愿意让他的敌人，即李光耀政权的政治部特务，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已经折磨了他22天，他想，非常肯定的，他将继续被施刑，一直到他认输投降为止。
如果他的生命必须要结束，那就必须由他自己来结束，为了本身的尊严和英雄气概。这位朋友可不愿意栽在那些懦夫的严刑底下。
他已经立下决心要结束自己的一生。于是，他给自己的组织写下了遗书，说明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如何被捕，被严刑拷打，以及那场最令人蒙羞和受辱的与领导会面。为了避免自己也像那位领导那样走上叛变之路，他心甘情愿地作出上述决定，并对上述行动负起全责。
他给在外边的同志和组织写下了诀别书，“永别了，坚持战斗”。在遗书上签了名后，他拿起一片玻璃杯的碎片，割断自己手腕的脉。然后，他“安详和惬意”地躺在床上等待他生命最后一刻的来临。
人谋之，天成之
就在那时，我听到心底深处的细语，说这位朋友只是一位凡人，他在“谋”自己之死，可是，“成”或“不成”则由天来“决定”（其结局）。
果然不出所料，一位在那天值勤的辜加警察，突然间窥探他的牢房，发现他躺在床上，手沾满血，还流到了地面。辜加警察急忙打开牢房门，进入里面，及时赶到把他救了过来。
这个故事，座内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只对我一个人说。他过后有没有告诉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我自己则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个令人心痛的故事向他们或其他人转述。
这本书中之所以写下这个故事，只是为了希望让它成为每一个人或各造的经验教训和参考。
此外，那也是因为我感觉到是我的义务和责任，因为我知道详情，去暴露毫无人性的李光耀政权的残暴行为，他们在20世纪的六十和七十年代是如何的残暴对待新加坡的人民，甚至是全世界普世的人民也遭受其害。
医生看病
第二天，我会见到来检查我的新同志的监狱医生。我担任翻译，向星格赫医生反映那位新同志所遭遇的对待。我促请他进行检查和作报告，尤其是针对政治部官员所干下的酷刑和暴行。
我早就已经认识透了这位星格赫医生。他只是听着我们所作的任何投诉。他绝不作任何评语。他会重复我已经听过很多次的那几句话：“赛先生，请记住我只是一名医生。我会检查我的病人，并配药给他。”
新加坡有许多从印度过来寻找生计的印度医生，星格赫医生是其中一位。我在监牢里认识他已经不少过十年了。
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其他牢友都不对这位星格赫医生抱有什么厚望。然而，我们还是坚决认为，虽然他已经多次表明自己只是一名医生，不管政治和不涉及政治，我们还是得要向他传达正确和准确的政治信息。
在C-6座住了约一年之后，这位朋友被驱逐，遣回马来西亚。他接下来被马来西亚政府引用跟新加坡相似的内部安全法令加以扣留。他继续被扣留了好几年，才被释放。
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至今依然保持联络，而他跟太太及儿子经常来我在梳邦再也的住家拜访，特别是佳节期间，如开斋节。
第十二章 战友林清祥与何标
这一章，我特别要讲述另外两位在监牢里饱受李光耀政权施予各项酷刑的战友。他们是林清祥和何标。
林清祥如何被毁灭？
好几年前，我、陈仁贵和傅树楷聊起林清祥和何标两人所遭遇的厄运。我自己不曾跟林清祥扣留在一起，虽然彼此都是在1963年2月2日的同一行动下被捕的。在被单独监禁了好一段时日后，被调到樟宜监狱，我去“E座监房”（E Hall），林清祥去“RB座”（Block RB）。我们三个人当中，陈仁贵曾经跟林清祥一起关在RB座。
虽然被隔绝，我依然不断听到各种关于林清祥的消息，或从牢友口中，或是来自监狱以外的消息来源。那各种各样的消息当然都不是正式的，都没有确实的证据，有些是不清楚的，甚至有一些是夸大的。可是，其真实性的根据还是有的。
有一点是公众已经确实知道的，因为它在报章刊登过。那就是李光耀献议立即释放林清祥，只要后者离开新加坡，移居到印尼去。清祥一口拒绝了，因为他看穿了其明显的肮脏用意。李光耀要把林清祥赶出新加坡，进而消灭他的首要政敌。清祥的立场严重威胁到李光耀的地位，因为，就算是在监狱里，他依然是反殖和反人民行动党斗争的象征。而李光耀很清楚知道，在跟领导社会主义阵线的林清祥争取支持方面，他必然会在竞争中败阵。清祥已经成了人民行动党的肉中刺。它要保持安全的话，就必须把刺拔掉，管它是用什么手段。
就在这个时候，报章报道说林清祥突然无缘无故地患上忧郁症和长时期的高血压。就像平常那样，监狱医生配药给他控制血压。可是，清祥的情况不但没好转，反而加重了。传闻说，他的举止也跟着变了，经常忧郁和自我孤立。这种举止很不寻常，以致造成“R B座”的牢友感到可疑。药继续配给，可是清祥的忧郁症毫无减轻。最后，清祥被调去中央医院，据说他在那儿企图自杀。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一些窃窃私语，指责当权者必须对发生在林清祥身上的一切负起全责。
在各种各样的传闻中，最叫人可疑的故事是关于樟宜监狱的一位精神科医生给林清祥配治精神病的药，以治疗他的忧郁症。传闻指是这个药的效应最终造成林清祥在中央医院时企图自杀。更引人入胜的是，据说那位监狱精神科医生本身后来也自杀身亡了。其最后结果就如萧天寿（Francis Seow）在他的著作To Catch A Tartar——A Dissident in Lee Guang Yew’s Prison在谈到林清祥的不幸命运时所说的：“无论如何，关于这一件事的最后一句话还没写出来。”
林清祥获释时的状况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林清祥在自杀不成之后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据一些人的说法，他的精神和肉体都被摧残，精神受到巨大的伤害。事实是，就是在那样的健康状况下，林清祥在1969年获得释放。那还是在他以一封寄给社阵主席李绍祖的书信，宣布因为自己对斗争失去信心而退出政坛之后。
只有思路混淆和认识糊涂的家伙才会被李光耀政权的政治部花招所蒙骗，相信那是林清祥是在意识清醒下自愿写下的“文告”。可是，我自己却深信，林清祥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在精神和肉体状况都紊乱情况下，被诱导那么写的。
过后，又听到说林清祥突然在一位精神医生和一位政治部高层人员陪同下，偷偷在1969年7月尾离开新加坡，飞去伦敦。
我也百分之百相信，这一出摧毁林清祥的阴谋戏曲，是一出极有历史意义，很别致和经过细心策划安排的政治大戏，由诸殖民主义爪牙所导演，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结束林清祥的政治生涯，以挽救李光耀的政治领导。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知道，早在冷藏行动之前，英殖民者早已经认定，林清祥这位领袖，必须摧毁掉他的领导和威信。这意味着，为了挽救李光耀这位英帝宠儿的政治前途，必须把林清祥给消灭。这一点，可以参阅八打灵INSAN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林清祥与他的时代》英文版（Come In Our Sky)一书中，里头收集了狄姆-哈柏（T.N.Harper）、陈仁贵、拉惹古玛和格列-普尔格林因（Greg Poulgrain）关于林清祥的文章。
长空的一颗明星
1979年，在伦敦渡过十年的政治流放生涯之后，林清祥和妻子携两个儿子回到祖国。正好就在这一年，我被释放，从住了6年的樟宜监狱和1年放逐到乌敏岛，回到新加坡本岛。我们于是重续自1963年2月2日以来就断绝了的联系。林清祥的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他的思路已经恢复敏捷了。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我们经常会面，跟其他几位朋友，尤其是马哈迪哇和陈仁贵，一起聊关于昔日和今日的种种。
林清祥要见到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和繁荣国家诞生的理想，在他的精神上还是很鲜明的，那还是他的愿望和政治理想。因此，在我们经常进行的讨论中，曾经讨论重新发动像实现林清祥，也就是我们的政治理想的运动的可能性，虽然我们都认识到，现在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和气候，跟冷藏行动之前的斗争时代是天渊之别。
林清祥已经不在了。他在1996年2月5日去世。可是，他依然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就如国家文学家乌斯曼-阿旺所描绘那样，林清祥的涌现在“历史的天空”，就有如“时代长空的一颗闪亮明星”。
何标忍受折磨
除了清祥，何标的事迹也叫人激动不平。何标是一位工人领袖，受中、英文教育。他跟我一样，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被捕，可是，我们从不曾被关在一起。在中央顶层扣留中心（TFC,Top Floor Central）被单独监禁几个月后，何标被送到樟宜监狱的“BB座”。那儿已经有约十位扣留者，包括林清祥、陈仁贵和莫水生，而我则是调到樟宜监狱的“E座监房”。
像其他政扣者那样，何标未曾在公开法庭审讯，可是却在监牢里关了13年，从一个监狱调到另一个监狱。何标也像我一样，被国际特殊机构和《伦敦泰晤士报》选为良知牢民。在政扣者当中，何标以其坚定不移的立场而闻名。在监狱生涯中，他从不向监狱当局妥协或投降，更遑论那些“阿保仔”（即政治部人员）了。“红萝卜”这个诱饵，对象肯定不会是何标！
因此，何标就受到大棒子的无情对待，他们不准他睡觉和休息，以致他昏了过去。他们一连七日七夜殴打他。国际特赦机构，在其关于1960年代新加坡政扣者的报告中，详细地暴露了何标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何标现在定居英国。
虽然我从未曾跟何标关在一起，却也从陈仁贵和傅树楷口中听到相同关于何标的故事，那是在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在槟城渡假。树楷曾经跟何标、谢太宝、曾福华和云昌定一起在明月湾扣留中心，那是他在1976年第二度被逮捕和扣留时。陈仁贵则曾经在1963年至1964年间，跟何标和林清祥一起在樟宜监狱的“RB座”。
第十三章 马克斯小组也遭迫害
李光耀政权不只对冷藏行动的政治扣留者进行残暴迫害，其他扣留者，包括被他们指为“马克斯小组”者，也遭受同样命运。连代表他们的律师萧添寿也被扣留。这一切，是萧添寿在他的那本由美国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在1994年出版的To Catch a Tartar一书中所揭露的。
我认识“马克斯小组”的一名成员。她叫张素兰（音译，Teo Soh Lang），是位年青的律师。素兰和她的几位同伴在1979年我释放之后，在《亚洲研究杂志》任协调编辑时认识我。素兰和她的同伴非常关心新加坡当时的人权问题和社会经济之状况。在我看来，他们很显然对新加坡的民主受到污染，尤其是李光耀政权对人权的破坏感到不安。那是我对张素兰和她的同道的政治倾向所得到的印象，尽管他们有好几次跟我一起喝茶或吃午餐，却从来没有邀请我讨论任何时事课题。
他们很想知道和听有关我在扣留营里的生活和经历。他们看来不敢相信，我怎么可能被关在监牢里达17年那么久。实际上，连我本身都难以相信。自从我被释放之后，常常有人向我问同样的问题。一直以来，我都感觉到很难给予准确和令人满意的答案。
瞧，在他们认识我之后不久，就自己被逮捕，跟我之前那样成了政治扣留者。这就是身为新加坡公民所面对的风险。这个风险经常会出现，往往就是在他们对新加坡的人权和民主课题表现出关心，并尝试要贡献力量和意见在这个国家确立民主和建立公平社会的时候。
李光耀的谎言
素兰和她的同道是在1987年5月21日被捕，原因好像是他们是“马克斯阴谋集团”的成员，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共产国家”。看了这样的胡言污蔑，我冷笑了。新加坡共产国？在1987年？真滑稽啊！为什么李光耀要愚弄新加坡人民呢？
还有，据说在背后操纵这项阴谋的黑手是陈华彪，一位被新加坡放逐的政治人物，已经在伦敦住了很多年。他是在1970年代中，当李光耀政权要逮捕他的时候，成功逃脱的。
所谓的“马克斯阴谋”，其实是李光耀在面对令他担忧的政治挑战时泡制出来的。看来李光耀也是很容易畏缩的。这跟他当时及之前的立场有所不同，总是对人挑战要进行公开的对抗。李光耀和他的政权的一切谎言，以及他在新加坡的政治劣行，被两本书给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两本书，所有相信真理、正义和民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都应该找来看。李光耀的政治面具，被两个新加坡儿女的给撕烂了，他们就是陈华彪和萧添寿，两人都是李光耀政权暴政的受害人。（参阅：To Catch a Tartar，Francis T.Seow及Let the People Judge，Tan Wah Piow，Insan Kuala Lumpur1987）。
一直到今天，他们两人还继续是政治流放者，分别住在英国和美国。其他的新加坡政治流放者包括在伦敦的Francis Khoo和何标；在澳洲的邓亮洪，在加拿大的傅树楷，而邓凤霞和许多其他人则分散在香港、中国、泰国南部和印尼。
在香港推介新书
（此节略）
再度被捕
当张素兰和她的同道于1988年4月在新加坡第二次被捕时，凤霞正好身在伦敦。再度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发布新闻稿，讲述她们在监牢单独监禁时被政治部官员施刑的经历。她们的联合文稿令李光耀总理恼羞成怒，就下令再度逮捕她们。在第二次逮捕中，她们受到难以想象的折磨，最后被逼收回这之前所发表的联合文告。
前政扣者，张素兰和她的同道的辩护律师萧添寿，他在To Catch a Tartar一书中，对这次事件着墨甚多。对于想了解新加坡在李光耀政权统治下的黑暗政治史的新、马人民，必须读这本书。一直到今天，李光耀还是在新加坡当权，套用了三种官职称呼，开始时是总理（1959至1990年），退居旁线后成为资政（1990至2002年），最后在他的儿子李显龙在2002年8月12日出任总理时，变成Mentor Minister，那或许是全世界首次出现这样的职位。据说，这个职称是李光耀自己在参阅同义词词典之后亲自选的。
张素兰和她的同道所发表的那份叫李光耀老羞成怒的联合文告，其中作了以下的揭露：
“在我们突然被逮捕之后，受到严厉和深入的盘问，睡眠和休息被剥夺，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留在冰冻的冷房里长达70小时。
“我们全部的人都被逼脱去自己的衣服，还有眼镜，鞋子和内衣裤，被逼换上囚犯的制服……。审问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令站着受审问，有些人站了超过20小时，而且是在把冷气机开到最大的极低温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的其中一个人在盘问过程中一直被淋冷水。我们中的多数人的脸都被重掴，有些被掴不少过50次，而其他人则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被攻击，那是在受盘问的头三天。
“我们在受盘问时受到遭受更多肉体施虐的要胁。我们受要胁，要对我们的配偶、亲人和朋友进行逮捕、攻击和殴打。
“我们受要胁在未经审讯下长期扣留。在20年后的今天还被扣留的谢太宝被引为实例。我们被告知 ，没有人能够帮我们，除非我们跟内部安全局‘合作’……。”
这份联合文告有九名扣留者签署：董丽莉（Tang Lay Lee）、曾志成（Kenneth Tsang）、张素兰（Teo Soh Lang）、黄美玲（Ng Bee Leng）、张瑄芝（Chang Suan Tze）、叶汉源（Yap Hon Ngian）、黄淑仪（Wong Souk Yee）、Kelvin De Souza和邓凤霞。（文告全文，参阅附录）
邓凤霞当然在她的同道重新被捕后无法回来新加坡。只要她一踏上新加坡的国土，就肯定会被捕。更何况，她在伦敦时已经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 谈关于她在新加坡被扣留的事。
她所持的新加坡国际护照，在香港无法获得更新，因此，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之后，邓凤霞的新加坡公民权就按李光耀政权通过的新条例，自动吊销了。在邓凤霞之前，陈华彪也在伦敦成为政治流放者超过十年之后，被自动吊销公民权。陈华彪丧失公民权，也是李光耀政权通过同一条条例加以褫夺的。
邓凤霞的呐喊
让我们来听一听邓凤霞内心的呐喊，以了解她在单独扣留期间的经历和各形各式的审问，那是跟其他扣留者，包括张素兰的呐喊有很多的共同点。邓凤霞讲述她被扣留时所受到的迫害和折磨，以及她在残暴的内安法令下，未经审讯而被扣留长达85天的感受。
1987年6月20日，星期六的晚上，凤霞在家里工作至深夜，备妥律师楼星期一的工作。她家墙上的钟显示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时分了，她于是进入睡房。她的丈夫彼德正睡得很酣。
过后不到一个小时，凤霞被响亮的敲门声所惊醒。她打开大门，一位政治部官员不请自进，然后问她的名字是不是邓凤霞。“我点头，他就告诉我说我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
那就是邓凤霞生涯中一项可怕经历的开始，她受到李光耀政权的政治部官员那么残暴的对待。“我感觉到真正的害怕，感觉到很冷，很生气，眼困，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凤霞被带进一间黑房，唯一的光线是来自两盏探射灯。那房间弥漫着香烟的烟雾。房内有七或八个人。各种问题和无根据的指责开始向她抛来。凤霞还在惊吓之中，根本就听不清楚，在黑房内也看不到什么。
只有在取回她的眼镜之后，才看见有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离她所站处不远。还有两、三个人在离他们不远处站着，他们穿着全副抵御冷气房寒气的运动夹克、鞋子和袜子。
“我只是赤着脚和穿着单薄的监牢制服。我感到被侮辱和非常冷。我战栗发抖，认真地设法要叫牙齿停止打颤，不要因摩擦而发出声音，但却失败了。而那些审问者则只是看着我几乎要昏过去，奋力在抵顶那寒气，”凤霞继续她的讲述。
接着下来，他们就采用肮脏、残暴和野蛮无耻的伎俩了。他们要胁邓凤霞，要永久永久扣留她。他们语带恐吓地问正被他们迫害和折磨的人，是否要像谢太宝那样被扣留20年之久。“我不肯相信他们。可是，我的心已经剧烈地跳动。我感觉到，在那种鬼地方，一分钟我都不能忍受，还说20年。可是，也正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对谢太宝的敬佩……。”
邓凤霞接着被乱套多顶罪名。她已经不能再忍受了，于是她首次开口反驳。可是，她还来不及继续她的反驳，其中一个审问者就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在我的左脸掴了一巴掌。他所使出的力道，并不仅是手腕之力，而是用上了全身之力……。我摔倒在地下，眼镜跌到胸部。我对那一巴掌感到震惊。在心底里，我只希望自己能昏过去，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承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在一生之中，从未曾受到这么样的侮辱……。”
邓凤霞最后在9月12日被释放，总共被扣留了85天。“我离开扣留所，陪同我的是彼德（丈夫）和父母。我很高兴能够跟所爱的家人重逢，但我却不能够全身完整地踏出那扣留中心。有一部分的我还留在扣留中心里。我更深一层地学习到要如何珍惜正义和自由。我绝不保持沉默，如果正义和自由不植入我们的基本人权里的话。那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当权者可以任意取消或剥夺的特权。”（参阅附录）
附 录 一
“光谱”行动前扣留者之声明
“我们被指涉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阴谋，使用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伎俩，颠覆新加坡现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以期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度。’
“我们绝对及明确地否定政府对我们的指控。
“我们从来就不是涉及任何阴谋的马克思主义阴谋家。
“我们都不曾是秘密共产党员或属于马克思主义网络，而在被捕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互不认识或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我们更确切的属于社区及教会工，合法改革人士，业余戏剧爱好者，协助工人党的人士，专业人士和普通公民，在新加坡行使言论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
扣留期间之待遇
“在我们被扣留期间，我们受到的待遇，是根本不应施诸在任何受盘问人士的身上的。
“在我们突然被逮捕之后，受到严厉和深入的盘问，睡眠和休息被剥夺，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留在冰冻的冷房里长达70小时。
“我们全部的人都被逼脱去自己的衣服，还有眼镜、鞋子和内衣裤，被逼换上囚犯的制服……。审问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令站着受盘问,有的人站了超过20小时，而且是在把冷气机开到最大的极低温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的其中一个人在盘问过程中一直被淋冷水。我们中的多数人的脸都被重掴，有些被掴不少过50次，而其他人则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被攻击，那是在受盘问的首三天。
“我们在受盘问时遭受更多肉体施虐的要胁。我们受要胁，要对我们的配偶、亲人和朋友进行逮捕、攻击和殴打。
“我们受要胁在未经审讯下长期扣留。在20年后的今天被扣留的谢太宝被引为实例。我们被告知，没有人能够帮我们，除非我们跟内部安全局‘合作’……。”
我们在扣留期间写各自的“声明”时，这些威胁一直在我们的心中。
他们很落力地劝阻我们寻求法律咨询及劝告我们休掉我们的律师和拒绝采取任何法律行动（包括出席内部安全法令的咨询团），以免破坏我们被释放的机会。
我们被迫上电视，并被警戒我们的释放有视于我们在电视上的表现。我们被迫作出像以下这样的声明，“我们倾向马克思主义……；”“我的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某某人是我的导师……；”“我被某某人利用……”，以牵连自己本身和其他的扣留者。
我们在电视上的谈话，经过编辑和评说，完全被歪曲和谬误呈现，给我们的行动和相互结交添加高度恶毒的用心。
我们再度明确及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从来未曾通过任何行动颠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从来不是任何要建立共产主义国度的马克思主义阴谋份子。如果需要，我们愿意在公开法庭证明我们的清白。
我们把自己视为是新加坡公民中最效忠和最具责任感的一群。我们深深感到遗憾的，不是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是我们的政府竟然感觉到必须中伤我们的良好声誉，并以我们做过或根本没做过的事为借口，逮捕、扣留及向我们施刑。
签名 Tang Lay Lee 签名 Yap Hon Ngian
签名 Kenneth Tsang 签名 Wong Souk Yee
签名 Teo Soh Lung 签名 Kelvin De Souza
签名 Ng Bee Leng 代签名 Tang Fong Har
签名 Chng Suan Tse
邓凤霞之声明
“我感觉到真正的害怕，感觉到很冷，很生气，眼睏，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在进行了‘医药’检查后，我被带离那房间并走下一条走道。转了几转后，我到达一扇门前，打开后是通向地下室的梯级。
我走着，没有戴眼镜，只听到四处都是噪声。不同的人分几次走近我，每一个都用轻蔑嚣张的语气对我说，“哈！你就是邓凤霞啊！”，然后就走开了。地下室一片漆黑，除了那道刺眼的光以外。我被带进一间房里。
那是一间黑房，只有两盏探射灯，房间弥漫着香烟的烟雾——那儿好象有七或八个人。冷气很大，吹得很强，而地下就只是水泥地板，我感到很冷和恐惧。
经过一阵感觉上是一段很大的恐怖的寂静之后，爆出了一串声音——“好啊！邓凤霞，你终于来了。”接着就是各种问题和无根据的指责向我抛来。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因为还在惊吓之中，适应不过来，而且我又没有戴眼镜。
抛向我的问题和指控，加上响亮的噪声维持了好一阵子。我是给吓呆了，于是就保持沉默。当我觉得不能再沉默时，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我的眼镜，因为它影响我的听觉。
他们把眼镜还给我。我看见有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离我站处不远。还有两、三个人在不远处站着。他们穿着全副抵御冷气房寒气的运动夹克、鞋子和袜子。我只是赤着脚和穿着单薄的监牢制服。我感到被侮辱和非常冷。我战栗发抖，认真地设法要叫牙齿停止打颤，不要因摩擦而发出声音，但却失败了。而那些审查者则只是看着我几乎要昏过去，奋力在抵顶那寒气。
在盘问过程的某个时刻，他们用永久无限期扣留要挟我，并问我是否要像谢太宝那样。他们警告我说，如果我选择继续保持沉默，他们可以等二十年或更久，就像他们已经等候谢太宝那样。
我不肯相信这事，可是，我的心已经剧烈地跳动。我感觉到，住那种鬼地方，一分钟我都不能忍受，还说20年。可是，也正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对谢太宝的敬佩。在整个过程中，那个男盘问者都在讥讽律师和法律专业，及贬抑我在法律协会的工作。
面对各种罪名向我扔来的当儿，我开口反驳，“现在，听我说，……”或是带相同意思的其他用词。我还来不及完成我的句子，其中一个审问者就在我的左脸掴了一巴掌，所使出的力道，并不仅是手腕之力，而是用上了全身之力。
我摔倒在地上，眼镜跌到胸部。我对那攻击感到震惊。在心底里，我只希望自己昏过去，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承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在一生之中，从未曾受到这么样的侮辱。
那个女华人假装扶我站起来，并讲了像“没事，没事。别紧张。为什么你不合作呢？”之类的话。我不记得那个掴我的盘问者过后有没有留在房内。可是，我记得他的脸，并在较后知道他的名字叫S.K.Tan。
接着他们盘问关于我在5月21日“逃离”新加坡的事，以及从那一天起到6月8日回来这段期间的行踪。我也必须解释我回来之后的行动。他们向我保证，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在法律协会里的工作，或是在1984年大选中协助阿历山大区工人党候选人柯列拉（Corera）。
可是，我并未被告知对我的指控和罪状，直到他们向我发出扣留令那天才这么做。在提问/声明/罪状打圈圈，继续了好几个小时。每一次上厕所，我都吐，并在回来后感到更冷了。我曾在厕所内镜子看自己，我的样子真是很恐怖。
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不穿乳罩。走路时，我都是弯腰曲背，以免暴露胸部。不久后，我的身体成了永久性半弯曲的形状。我无法制止自己发抖。我吐了无数次，而在第三天的早晨，我来月经，染红了囚裤。
我一直继续吐到第四天，这时我感到饥饿难忍了。我的一生中不曾感觉比这更恐怖谈的事。大约是十个小时之后，我被带离地下室，进去走道旁的一间房里，他们给我一张椅子。
管我案件的官员黄大卫坐在我对面，我们开始谈话。当我们讨论我的口供时，其他官员如S.K.Tan，一个叫Benny的(宣称是内部安全局的第三号人物)，林宝贵和沈保兴会在不同时间各别走进来，‘澄清’一些点。
在我被逮捕之前，我的心中坚决相信，在这个滑稽行动下，从我和其他扣留者身上挤榨出来的供词是不能成立的，根本没有证明检验的价值。它根本就经不起法庭的检验。我从没做过什么颠覆的事，我也没有不效忠新加坡。它是当权者的国家，可也是我的国家。
我应该保持沉默而让他们随意对付我吗？我决定要写；可是，事后回想，我觉得，在描述事情和人物时，我有时候不够小心，而我所写的东西被歪曲了——因而我就在致力于要保护他们时，却反而连累了他们，包括已经被扣留和还未被逮捕的。
他们从不给我机会让我用自己的方式写供词。当我首次开始写时，还写不到两面，负责我的案件的那个官员看过后说：“这不行的，凤霞，你这是描写一项又一项的活动。那味道根本就没出来，凤霞，你明白吗？”
我完全明白，并学习从他那儿找暗示。我只在他感到满意时才下笔。写那东西耗尽了我的精力。我感觉到筋疲力尽，就只是要弄完它，越快越好。然后，他们告诉我关于上电视的事……。”
(第二部分完，节录自2007年5月出版的《万千梦魇》中文本内“第一部：乌云笼罩新加坡；第二部：成为政治扣留者；第三部：战斗政扣营；第四部：释放的开价；第五部：李光耀政权的受害者”有关章节)
附： 囚 歌
坚定的反帝反殖斗士赛-扎哈利两部政治回忆录《人间正道》和《万千梦魇》，马来文版、英文版和华文版2001年先后问世以来，大受新马以及世界各地新闻媒体和读者的好评和热议，就是马来西亚政府“或许也把这本回忆录视为有用的历史资料”。
作为资深的进步新闻工，赛前辈不仅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回顾了这几十年来新马的政治风云变幻，而且以其犀利的笔锋，捍卫新闻自由，维护自己的政治理想，坚定不移地追求公平正义民主；
作为一个曾经身受李光耀政权野蛮残酷迫害长达17年的受害者，赛前辈以蘸满自己和其他同一命运难友痛苦、愤恨的血泪的笔触，无情地揭露李光耀及其政权继承英殖民者的恶法——内部安全法令，蛮横镇压、逮捕、以及严刑拷打、折磨和迫害其政治对手的种种鲜为人知的法西斯罪行。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学习赛前辈的一身正气和高风亮节，兹将他被关押在李光耀政权长达17年的牢狱生涯中写下的马来文和英文诗篇介绍几首于下：
黑 牢
多少眼泪标出
多少嘶叫受制
每一分钟 每一时刻
在这黑牢中
多少鲜血流淌
多少碎骨
散落在无言的地板
在这新加坡岛上
不祥的肃静
浑浊的空气
熏天的霉臭 缭绕四周
无处排去
我心灵的眼
看见 魔鬼似的脸
恶心的吆喝
人类的呻吟
得意洋洋的野兽们
想象着胜利属于他们
听到它们的笑声吗
那是作梦
每一滴眼泪
每一滩血迹
每一块碎骨
绝不忘记
不但没有遗忘
它们却化为革命种子
如今正在抽芽
长成一股庞大的力量
它们必将茁壮
把这批野兽扫荡
而人民
将不再害怕
1963年
决 心
如果你有灵魂
你有眼能看 有口能言
呵 我多么幸运
有你
站出来作证
多么令人心碎啊
死寂把生命缠住
已经那么长久
还要多久
我的脑海
浮现
问题一千个
前天
你听到我的抗议
昨天
你听到我的呼吁
今天
你看到了我的厌恶
……等着瞧吧
到了明天
我呵
可要行动
决定既经作出
意志也已铸成
这残暴·
这罪行
我决不能任其放纵
我一定
全力反抗
1963年
反 国 家
“反国家”他们说
哪 这就是证据
真的么
如果
粉碎殖民主义
彻底反对帝国主义
清除迫害
消灭暴虐
……就是“反国家”
是的 我正是反国家
如果
埋葬
歧视制度
一切不平 一切屈辱
和封建主义
……就是”反国家”
是的 我再次承认“是的”
我正是反国家
1963年
呼 声
有一度
我感觉世界
我身体像要碎裂
希望落空
梦想幻灭……
然而
我却是这样觉醒
我的耳朵
突然听见声浪
一阵比一阵尖,一阵比一阵强
贫苦大众的声浪……
不是末日将来到
那是斗争烈火更炽旺
烧尽一切邪魔和压迫
最亲爱的人民啊
你们的呼声
给我的生命
注入了新精神
你们的呼声
带给我
力量万万千
1963年
机会主义者
昨天
他说他爱戴你
今天他抛下你孤零零一个
他从来就不曾爱戴你
昨天
他为你的创伤哭泣
今天看到伤口还在流血
他摇一摇头
他从来就不曾对你同情
昨天
他以生命保证
要同你站在一起
今天他却不睬你
为了他 你受了凌辱
那就是他
无耻的机会主义者
1967年
生而不自由
不是我不饿
我不想进食
不是我不想睡
我无法入眠
我的耳朵在倾听
一个婴孩的啼号
数月的单独监禁
是烦恼的根源
这数小时的等待
尽是无限的激动
接着传来
我的小宝贝诞生的消息
我是孩子的父亲
自由已被夺去
我的世界
陷落在
小小的暗房
我的孩子
刚刚诞生
在一个还不自由的世界
1963年5月22日
历史的道路
不论你叫它甚麽名字
痛苦的含义
就是苦难
不论工农来自何族
大家都是
紧握铁锤 手挥锄头
不论身居何处
他们都是
一个民族 一种称呼
他们的力量何等强大
为全世界人类
作出最崇高的服务和贡献
然而·
正是他们
还受奴役
正是他们
还受挑拨
自相倾轧
他们
在枪尖下受桎梏
他们的汗水
却把压迫者养肥
但是
历史就是真理
历史的进程
谁也挡不了
东风日益激荡
斗争浪潮不断高涨
红日在燃烧
烧尽一切敌人
照亮
最后的胜利
1964年
懦弱的狗腿
四年前的一天
我被带进
这暗无天日的地方
单独监禁
在一个阴沉沉的世界
我的世界？
有个洞眼的水泥箱
它有别的名堂
牢笼 地狱 刑房
四年前
他恫言
在我脑袋打一枪
向他挑战
他却退却
懦弱的狗腿
这一回
却以屈辱的自由
取代了威胁
悔过 出卖灵魂
可以换取
没有灵魂的自由
“你没有别条出路
要吗屈服
不然
烂在牢里”
我坚定 他们就不安
他们的失败
早已注定
谎言拆穿
面具撕破
他们退了
剩下我自己
在水泥箱里
1967年5月
悲 伤
有些时候
似乎无始无终
白天异常短暂
黑夜毫无尽头
在千百个烦厌的梦里
群山倏地高起
森林骤然密集
河水不再流淌
怒云布满天际
大蛇吞下了月亮
星星吓得全逃光
在这黑夜里
我什么也看不见
呵 太阳 你在何方
我渴望你的光芒
1968年
白衣天使
但愿
我曾问过她的名字
那位勇敢、好心肠的
白衣天使
她的同事们避开我
不是对我无礼
而是
那样子比较安全
这是今天的一种保身之道
为什么不是呢？
地生眼 墙有耳
一切都属于
高踞权位者
一步走错
一句轻率反驳
如果不是自由失去
也会把饭碗打破
她们的下场
肯定会和我一样
那么
谁又敢
冒险介入
不能动弹已经很糟
如果没有
那位可敬的白衣天使
我的生活
将会更凄惨
她勇敢地突破藩篱
伸出友谊之手
问道
“你好点么
需要什么 请叫我”
我几乎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她提出这样的问题
“谈谈你的遭遇
牢内生活究竟怎样”
我躺在床上
注视她明亮的眼睛
我也发现身边的守卫……
两眼盯住她 两耳在倾听
她并不畏缩
问题一个接一个
我喃喃答复
她似乎永不满足
很快地
我忘了那天早上
脚关节开刀
造成的绞痛
我的寂寞
在人群中消失
在这个没有民主的岛上
我找到了友谊
但愿
我曾问过她的名字
那位勇敢 好心肠的
白衣天使
新加坡中央医院
1968年7月
欢 乐
丑恶的乌云
久挂天空
如今开始移动
是强大的东风把它驱走
太阳冲出了重围
越照越亮
鸟儿唱着
欢乐之歌
听 听那
优美的旋律
我心爱的曲调
听 听吧
1969年11月27日
生日贺辞
每过一年
生活经验
又加一层
在斗争的途中
另一个里程碑
又被跨越
回顾
过去的失败与错误
为了学习和改正
回顾
过去的成功与胜利
为了启示和鼓舞
瞻望未来
怀着信心与乐观
期待
更多的经验和斗争
争取
更多的胜利和成功
莎儿的诞辰
1970年3月17日
（莎儿乃赛前辈的妻子）
节录者注：
1、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节录赛前辈的这本政治回忆录《万千梦魇》的有关内容时，对极其个别的字眼作了一点变更，这点有请该书翻译者见谅；
2、最后附上的赛前辈的《囚歌》，根据该书翻译者赖顺吉先生按，是“采用1975年11月14日萌芽出版社出版的《囚歌》，除错别字外，皆保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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