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的历史启示——读韩爱晶忆主席召见谈话记
鉴于清华大学1 9 6 8年7月2 7日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7月2 8日凌晨3时半至上午8时半，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了时称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新北大公社领导人)、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仟兼北航红旗战斗队领导人)、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仟兼北师大井冈山公社领导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仟兼东方红公社领导人)和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领导人)。
毛泽东此次召见北京红卫兵五位领袖的直接起囚是1 9 6 8年7月2 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严重流血事件。这一流血事件源自于清华大学文革群众两派，即作为激进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总部”(以下简称“团派”)和作为相对温和造反派的“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以下简称“四派”)，主要基于关于文革的分歧和各自利益的分化，展开了持久的论战，并最终于1 9 6 8年4月2 3日爆发了全校规模的大武斗。这场直至7月2 7日由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才结束的、史称“百日大武斗”的事件，共造成清华师生员工1 1人死亡，4 0 0多人受伤。〔3〕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由来自北京6 1个工厂工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警卫团(83 4 1部队)人员领导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制止武斗，遭到了团派的武力抵抗。而与此同时，四派采取了先是观望后是认可的态度。自中午时分至子夜，共计有5名工人被打死，7 3 1名工人、解放军官兵受伤。那一天，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和清华大学的所有人员都不知道这一工宣队进驻是由毛泽东本人直接决定的。
7月2 8日凌晨2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严重的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5〕毛泽东对于清华“七·二七事件”当下的反应，充分表明毛泽东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派出工宣队所带来的事态的严峻性。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
毛泽东在蒯大富还没有赶来之前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
[“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一一重新解读毛泽东1 9 6 8年7月2 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唐少杰]
我读了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下面引用的毛泽东谈话，皆引自该“谈话记”，一一注) ，感触颇多，现就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的历史启示谈2点认识。
1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残酷斗爭，无情打击
1.1毛主席如何处理蒯大富
"韩爱晶提供"的"忆主席召见"文章说：
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在我们和其它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1.2毛主席如何处理四一四的人物呢？
毛泽东对于四派的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十几个小时前在清华发生的流血事件看来颇为感叹:“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毛泽东对于团派抵抗而四派没有抵抗工宣队进驻清华，感到有些意外，痛斥团派的愚蠢。毛泽东恨铁不成钢地批评团派的策略:“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为什么毛泽东说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历史已经作了答复。
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主要理论家周泉缨在那篇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东方红战团一战士）指出：“尽管不同地区两支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性质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又如他在同一文章中假定：“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首先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清华大学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以至他认为这种全国性分裂的两支造反派，可以方便地称呼为：“四一四派和团派”，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
沈如槐•陈楚三《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指出：四一四的主要观点如“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转舵论”、“收尾论”、“两小撮论”、“平黑论”、“平保论”、“让贤论”、“勇敢分子论”等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一方面强调我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在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红线主导论”中，我们全盘肯定建国十七年后毛主席领导的所有运动，如反右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四清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苏大论战等。实际上，解放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客观规律没有充分的研究和正确的认识。这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不过是毛主席左倾思想指导下的盲动。这些运动伤害了党，伤害了干部，伤害了知识分子，伤害了人民群众，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民主法制的建设。而通过这些运动，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不断发展，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文化大革命正是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我们全盘肯定这些运动，就是接受了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
当今某些台上人物就是当年四一四的人物，以及三十几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个思潮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思潮。
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四一四的人物呢？毛泽东说：“对待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毛泽东他非常准确又十分细致地区分了团派与四派的根本不同，并且一针见血地意识到团派代表了文革运动的方向和体现了文革理论的真谛，而四派不过是文革群众中一部分人具有的偏执、“修正主义”甚至是异端的派别。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嘛。
1.3五大领袖后来的命运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的审判定了哪些罪呢？以聂元梓为例，看看对她的刑事判决。
1982年10月15日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和 1983年3月10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元梓的判决有5条罪状:其一，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其二，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其三，煽动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其四，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其五，诬陷、迫害北京大学的干部、学生。其中的前3项罪名显然站不住脚。所谓的上海市夺权即上海市“造反派”发动的“一月革命”，这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行动。彭真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那时聂元梓并无名气，更无资格参与打击彭真的中央决策。最早批判朱德的事发生在 1966年5月23日 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据会议纪录，林彪、陈毅、周恩来都作了批判发言[11]，而聂并无资格与会。就这3项罪名而言，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行为不过是追随当时的中央决策而己。至于聂案的后两项罪名，应当说聂元梓有一定的责仟。 1966年6月3日 她确实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校部办公楼前贴出大字报，批判时任该校党委书记的常溪萍。常1964年担任北大“社教运动”工作组负责人时曾打击过聂元梓。毫无疑问，批判常溪萍是聂元梓的错误。后来，常溪萍被华东师大的“造反派”打倒， 1968年5月25日 在华东师大的化学系教学楼躲过监管人员的视线跳楼自杀身亡。聂案审判时，聂元梓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提出，常溪萍的死亡地点是在上海，死亡时间距聂元梓在华东师大贴出批常大字报相隔一年多，常的直接死囚是1968年上海市的迫害。显然，法庭对此辩护未予采信。聂的最后一项罪名是迫害北大师生，特别是邓小平最关注的邓朴方受迫害案。有多方材料证明，聂元梓对此案并无直接责任。
刘贯一在1985年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了一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时间是聂刚判刑不久:
记者问:“聂元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负责人说:“我们不主张判刑。”
记者说:“那怎么判那么多年?
负责人说:“xx同志讲:‘这样的人不判刑什么样的人判刑?’我说:‘那判十年吧。’但xx却说:‘不行，判十七年。’我表示不好执行，认为没什么依据，对xx说:‘林、江主犯判十七年，这总是追随吧。’但xx同志不同意，说:‘那有什么标准!”，
就这样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达政法委员会执行的。[ 12]
这位记者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对话虽然有待核实，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有关两案审判的信息可以确知，这些人的定罪量刑都由高层领导人自行决定。比如原来高层主张判江青死刑，xx不赞成，结果改成了缓期执行。显然，在“文革”主要案犯的审判中，判什么人、定什么罪，并不是由法官或合议庭决定，法院不过是执行高层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或妥协结果。当时审判了数百人，谁判刑、谁不判刑、判谁多少年，都是中央领导人决定的。
注：[聂元梓生于1921年，1938年加入中共，是“三八式”老干部。她从1968年起受隔离审查，1969年出席中共“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后继续受审查。1978年被逮捕，1983年由北京市中级法院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保外就医，1986年假释。自1984年以后，她一直要求政府按离休干部的标准解决她的生活来源。她经过多年申诉，并得到一些老关系的帮助，直到1998年北京市民政局才开始给她发生活费，当时每月6百元，现在提高到1千多元。后来又让她享受退休职工的医疗待遇，医药费报销。]
[韩爱晶出生于1946年，1964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三系(飞机设计系)。他在“五大领袖”中最后一个退出政治舞台。1969年选择了湖南株洲的一个企业。1970年“清查 516” 时被钾回学院受审查。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谭厚兰已于1982年去世。王大宾目前居住在四川都江堰，]
[蒯大富生于1945年，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68年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1970年“清查 516” 时被钾回清华受审查。1973年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0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刑满释放后和一位 山东籍 女士结婚，移居山东。]
摘自[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一一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 丁东]
2关于中国前途,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韩爱晶]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
关于革命前途，毛主席一贯认为有两种可能，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
记者问：生活在此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毛主席：我自己也无从知道，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外一点，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从长远看来，将来的一代应该比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结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说：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说： （一九五八年五）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类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谈话，我们有×××参加，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事我不讲。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
一九六三年五月四日 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新闻工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代表团的谈话: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 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毛主席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实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谈话: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过去十年没有抓这个问题了。从去年起，我们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抓一下，不然，就很不好搞。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存在，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做投机生意的，贪污的等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十几年，中国会出修正主义。
一九六四年一月毛主席几段插话: 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用阶级、阶级分析。这是从斯大林时候就包下来的。联共党史写了，宪法也写了，只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民一致，不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的不一致，不提还有资本主义分子，还有未改造的知识分子；此外，也不提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高薪阶层，工人贵族。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不只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出了修正主义，代表什么？代表工人贵族。我说工人阶级的广大贫苦阶层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工人贵族出修正主义。
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毛主席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话: 在中国，还是有保持原状的人，还有人反对我们，还有人表面上不反对我们，但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表面上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心里不满意。将来也还会有这样的人。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一个社会总是一分为二，有正面，有反面。如果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改造完了，那么下一代干什么？如果说再过一万年社会改造得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人，那么一万年之后的人干什么呢？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量变、质变，还是会有飞跃，还是会有社会革命。我就不相信在进入共产主义后，社会经济将永远是同样的一种经济，人永远是同样的人。现在当然还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就不相信会是那样。
中国的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不能说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没有黑暗的一面。不能说只有正确的一面，而没有错误的一面。不能说只有马列主义的一面，而没有修正主义的一面。不能说只有廉洁的一面，而没有贪污盗窃的一面。否则就不符合事实。
列宁、斯大林的时候是肯定阶段，现在是否定阶段。但是事物的发展会走向否定的否定，修正主义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势必如此。广大的苏联人民、党员和干部是反对修正主义的，但需要时间，或者十年，八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毛主席和××的谈话: 当时形势很好，就是没想到资产阶级会叛变。武汉政府有两个共产党员当部长。一个是谭平山，后来组织第三党，解放后搞农工民主党。一个是苏兆征，不经过那次资产阶级叛变是不行的，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现在又是一次，我们对赫鲁晓夫开始没有准备他会叛变。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十月革命，我们知道修正主义出在苏联有伟大意义。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
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
帝国主义说，第一代没问题，第三、四代可以演变，帝国主义讲得灵不灵？如何防修？我有几条：第一，综合观察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第二，为大多数人服务包括全国全世界大多数。第三，能团结大多数，包括团结反对自己，反对错了，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如果七大不能团结大多数就不能胜利，但搞阴谋的不行。如高、饶、彭、张、周、习、吴等都出在中央，要一分为二，不是我喜欢这些人，这是客观的存在，要有对立面。五个指头，四个一致，一个另向，总没有完全错、总有九九九…自然纯了，不能叫世界，社会也如此，你看我们那年经过了三代五朝；陈独秀、瞿秋白、向中发、王明、张闻天。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于十三陵毛主席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 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话灵不灵？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就是第三代出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修正主义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要求，而不适应广大人民的要求。他们一时好像是多数，将来会证明他们不是多数，而是少数。修正主义他们不讲革命，不讲反对帝国主义，有时候讲几句反帝，那是假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 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阶级，那时他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候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没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的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毛主席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 我赞成，最后胜利总是属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这已有许多证据。譬如古巴不是胜利了吗？当然还没有最后胜利，中国不是胜利了吗？也没有最后胜利，最后胜利要全世界帝国主义倒下去了，全世界各国人民都翻身了。
你们会问，为什么中国解放十五年了，有许多人还是中间派，有一部分还是右派呢？外国人说我们“洗脑筋”，为什么这些人的脑筋还没有洗好呢？（众笑）思想工作就是这样不容易做的，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强迫他们洗脑筋，（众笑）只能劝说他们，只能说服他们，不能压服他们，要他自己遂步了解，逐步觉悟起来。他们这些人是不跟工人、农民接近的，他们脱离群众。现在我们想些办法，使他们同工人、农民接近。
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这是我们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恩、恩格斯的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
要做群众工作，就要交朋友。如果没有工人、农民做朋友，你就不了解工人、农民的思想状况。这就是说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知识分子要接近群众，做调查研究，是不那么容易的。第一条，知识分子过惯了城市生活，他就不想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赶也赶不下去。（众笑）他们成了习惯。第二条，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去了并不等于真正交好了朋友。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派头，摆一付老爷架子，农民看不惯，摆一付老爷架子去接近工人，工人也看不惯。开始他们弄不清楚，不知道你们是帮助他们的，还是伤害他们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要经过一个过程。譬如讲组织工会，举行罢工，经过一个过程，工人才相信，你是帮助他的。而不是伤害他的。同农民说话，绝不能摆起一付知识分子的架子，看不起他们。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就某一点说来，是比较最有知识的人，但是不如工人、农民的知识多。
因为我们读的书，无论你读的是什么书，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好，资本主义的书也好，或者封建孔夫子的书也好，都是书本上的东西。这些书本都不教我们怎样革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
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
解放以前，中国只有几百万工人，大约有四百万工人，有几万万农民。剥削者和压迫者全中国只有几千万，占百分之五左右，大约只有三千多万。那么我们站在那一边呢？是站在少数剥削者方面，还是站在几万万农民同几百万工人方面呢？这个问题在开头我是没有搞清楚的，因为我读的是孔夫子的书，资本主义的书，后来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又组织了共产党，这就下决心赞成马克思主义了，世界观就改变了，由唯心主义者变成了唯物主义者，逐步地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呢？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毛主席在×××反修报告会上的插话:有了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才能万岁！
不注意一定出修正主义。注意可能出，可能不出。
一九六四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
转引自周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对《陈××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
认清谁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谁是残酷斗爭，无情打击; 关于中国前途,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以及依靠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剝削阶级只有反攻倒算;修正主义他们不讲革命，不讲反对帝国主义，有时候讲几句反帝，那是假的;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有人民就行，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 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不修也得修。
2010/3/30
韩爱晶〖传达要点〗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 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
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
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 聂元梓
清华大学 蒯大富
北师大 谭厚兰
北京航空学院 韩爱晶
北京地质学院 王大宾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 重印，以此为准。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在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給尹聚平，让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 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毛主席 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 林彪 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校院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后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崗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 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是还用火柴重点雪茄。
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XX。”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 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这时，由于谈话时间比较宽裕，我向主席提出我个人前途问题。我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x x x，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林彪说：“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x x x在南京军事学院，x x学科，x x 学科，x x 学科都能考5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贵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我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总理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总理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总理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总理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会负责人，只交流情况，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我说：“我有错。”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还。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写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就该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作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200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和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櫆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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