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坠机”之疑难解析(2)-现场示意图
【简介】
①为方便研究“林彪坠机事件”，笔者制作了一份《林彪坠机－1971年9月13日－温都尔汗－现场示意图－Ver 0.1》，请读者批评指正。因为随时准备修正，故而暂定为Ver0.1（即0.1版本，这与各方档案汇总归纳，才能形成的正式版1.0，还有很大的差距）。
②初步结论：坠机现场9号遗体为杨振刚；三叉戟迫降时，杨振刚处于“正驾驶员位置”。
【关键字】
林彪|九一三|坠机|温都尔汗|现场示意图
【声明】
①笔者制图时，主要参考“孙一先”同志的文章，《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另有参考康庭梓同志、许文益同志相关文章。
③笔者对此示意图无版权要求。为了追寻“事实真相”，需要引用孙一先等同志文章中，大量“关于逝者与坠机现场的客观描述”。笔者以为，这当然是孙一先等同志的工作成果，但更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公有财产”，更不必说逝者亲属那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希望孙一先等同志或相关利益者能够谅解。但如果笔者不慎引用了您对原始信息资料的“二次加工”而形成的文字，请一定指明，谢谢。
【“温都尔汗”坠机现场示意图 Ver 0.1】
Ｏ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ｓＳ Ｓ＝擦痕
６ ｓＳ ｓ＝划痕
７ ｓＳ
８
９
100 ＪＪＪＪＪ Ｊ＝焦土
１
２
３ Ｊ Ｊ
４
５ ⑴ ⑴“NOTE”-Trident-1E
６
７ Ｊ Ｊ
８
９
200
１
２ Ｊ ⑵⑶ Ｊ ⑵蒙皮；⑶底包皮
３
４
５
６ Ｊ Ｊ
７ ⑷ ⑷小汽车大小机身碎片
８ ⑸ ⑸标有“56号”的断翼
９ ⑸旁有一“发动机尾端的喷口”
30
１
２ Ｊ Ｊ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Ｊ Ｊ
９ ⑹ ⑹“旅客止步”门
400 ⑺ ⑺炸裂的发动机外壳
１
２
３
４
５ Ｊ Ｊ
６
７ ⑻ ⑼ ⑻⑼⑽三个“三连装座位架”
８ ⑾ ⑾标有“中国”的断翼
９ ⑿ ⑿细棉布被套、PIA小型毛毯
500 ⑽ ⒀ ⒀厚机舱门
１ Ｊ Ｊ
２
３
４ ⒃ ⒃第2台发动机
５
６
７
８ Ｊ ⒁ Ｊ ⒁机尾
９ ⒇ ⒇反推力装置
600 ①②③ ①-⑨号遗体分布
１ ④⑤⑥⑦
２ ⒄ ⑧⑨ ⒄第3台发动机
３ Ｊ ⒂⒂ ⒆ Ｊ ⒂机头残骸
４ ⒂⒂ ⒆“民航”断翼
５
６
７
８ Ｊ Ｊ
９
700
１
２ (21) (21)起落架
３ ＪＪＪＪ５ＪＪＪＪ０ＪＪＪＪ５ＪＪＪＪＪ Ｊ＝焦土。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800
Ｏ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
【图例说明】
㈠此前，笔者书写的《林彪事件坠机现场勘测图的文字说明》，有严重缺陷，特此宣布作废，并向读者道歉。
㈡256号三叉戟坠毁，造成的“地面影响”和“残骸分布”。
比例尺：1个全角字符=10米
大体观察：
①坠机现场，地势比较平坦，到处覆盖着高度30-40厘米左右的茅草；地面为沙质土壤，踩上去软绵绵的，因为草根盘结，人才不至于陷足。
②坠机痕迹分为2个主要部分：第1着陆区、焦土区（含第2着陆区）；2部分之间有一个约30米的“空白区”。
③在这2部分的大轮廓之外，应该还有一些零碎部件，其中最大的是一个“轮胎”，在“焦土区”之南约200米。
第1着陆区：
①主要为两道痕迹：“擦痕”和“划痕”。“划痕”比较细，在“擦痕”的西面；
②擦痕：南北长约29米，东西宽2米；草皮被机腹擦光；
③划痕：南北长约29米，深20厘米的沟槽，其中可见断裂的草根；
④“擦痕”和“划痕”的东西间距基本恒定，但当时并未具体测量。2道痕迹整体看，均非直线，约为一个上下不对称的“S”形，“上弧长”明显大于“下弧长”，下半弧线的最终部分的“切线”，相对于上半弧线初始部分的“切线”而言，还是略偏向西的。
注释及分析：
①根据“第1着陆区”痕迹，推演：当时凌晨2:30，野外迫降，无地面指示灯，飞机主要依靠“状态陀螺”辅助目测实施着陆。局部萤石矿或其他矿藏对“状态陀螺”的影响未知。飞机触地后，机腹擦地，同时右侧有一尖锐物体划地，产生类似“圆规”的效果，飞机划出“S”形的上半弧。照此发展，即将失去平衡，发生“整体侧滚翻”。此时，“突然的力量”，部分纠正了“侧滚翻”趋势，之后飞机跃起。
②按滑行速度250（公里/小时）计算，第1次着陆时间约为0.5秒；按滑行速度100（公里/小时）计算，第1次着陆时间约为1.25秒。
③比较公认的是划痕为“右翼”造成，只有孙一先同志认为是“水平舵”造成的。（三叉戟飞机左翼：指两个登机门一侧的机翼。右翼与之相对）
④关于“S”形的描述，笔者将原话尽量转换为数学语言。
“空白区”：“第1着陆区”与“焦土区”之间有一个南北约30米长的草地区域。
“焦土区”：（包含“第2着陆区”的“飞机残骸”和“乘员遗体”）
①表现为大片的燃烧区域，呈梯形。梯形的“顶边”在北，“底边”在南。梯形的高=600米左右（本图中为630米），梯形的顶边=50米，梯形的底边=200米。“焦土区”为坠机导致茅草燃烧后形成；
②“焦土区”的顶边，往南走（本图中标在距“顶边”50米处），首先发现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型)；
③距“顶边”120米。机身的一块蒙皮和一块发动机的底包皮，两者间隔约10米。
④距“顶边”170米。（康庭梓文中为“进入燃烧区200米处”），有一个“小汽车大小的碎片”（普通小卧车的长度约为4-5米，宽度约为1.5至1.8米），连着摔碎的舷窗斜卧在焦土上。
从“小汽车大小的碎片”往东南20米处（未注明角度，笔者将其设为往东20米，往南10米），有一截“标有‘56号’的断翼”。标有“56号”的一面原在下方，此时翻转朝上。断翼旁边，有一个“发动机尾端的喷口”。此处，焦土宽度已有100米。
⑤距“顶边”290米。从“小汽车大小的碎片”向南120米，可见“客舱”与“后设备舱”之间的有中文塑料刻字的“旅客止步”的门；门扇东南侧30米左右，有一台炸裂的发动机外壳。（此处康庭梓同志描述说“这是3台发动机中的一台”，容易造成读者误解。笔者认为既然“可以看清发动机尾喷管处的反推力装置没有打开”，由此断定，这台发动机属于两侧发动机中的一个。结合后文，笔者认为应该说这个“炸裂的发动机外壳”与其“内容”分离了，其“内容”是机尾附近两台发动机其中之一。）
⑥距“顶边”370米。即在大片机身碎片南偏东200米处（本图中理解为“小汽车大小的碎片”往南200米略偏东），有3个三连装座位架，有的还有坐垫，成不等边三角形分布，边距30至50米左右。在南北两组座位架之间，有一条细漂布被套，半折半展，白白的一点也没有弄脏。还有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三个英文字母（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的缩写）。在靠南的座位架东边不远处，有一扇厚厚的机舱门，炸裂但没有散开。这里离盖着白布单子的遗体不远了。
⑦距“顶边”370米水平，（康庭梓同志文中为从飞机接地算起400多米处），即“三连装座位架”往东40多米，有一截“标有‘中国’的断翼（为右翼的外侧部分）”。这节“断翼”的“前沿开缝翼”是打开的；
⑧距“顶边”480米（康庭梓同志文中记为“离着陆点约500米处”），靠近“焦土区”西侧边缘，可见三叉戟8米多高的“后掠尾翼”及“水平尾翼”，一侧“水平尾翼”的尖部插入地面。没有发现“尾翼”中外表象球形的“事故记录器”。“尾翼”表面，漆有“五星红旗”及其下方的“256”机号，都清晰可见。机尾的南北40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在机尾东南约18米处，有一个外壳大部分被炸掉，露出贴近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最末端断裂处空空洞洞，露出一大堆各色各样杂乱无章的电线，有的电线还裸露出线芯的铜丝。另有一条粗电缆连着一块碎片垂在外面，随风摇曳。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右水平舵尖有些卷曲，左水平舵插在泥沙里，支撑着斜卧的整个机尾。关于机尾位于“中轴”还是“焦土区”西侧边缘，从孙一先同志文中比较，即知后者正确。
⑨距“顶边”530米。为“机头”碎片的范围内，大多是烧毁了的一堆大小碎片、电缆、管道和灰烬。其中一个比大衣柜还要宽的带格子的框架（孙一先同志怀疑是“驾驶舱的仪表盘”，而康庭梓同志认为是“驾驶舱设备架”），铝合金机壳已熔化。没有发现“机头”中的“语音记录器”（2个‘黑匣子’中的1个）。距“顶边”530米水平，从“机头”碎片范围的中心，往东约120米处，可见一块“标有‘民航’的断翼”，同样是翻转了，‘民航’朝上，在‘航’字的中央，有一个“直径40多厘米”的洞，洞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铝刺尖端有的朝外，有的朝里，洞的深度50厘米，相当于机翼的厚度，洞的底部并未穿透。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西北的斜线，与三堆遗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约成30至40度的夹角。最远一具遗体离机头大约50米。机尾与机头的南北垂直距离60米。
⑩距“顶边”620米。即从“机头碎片”范围的南侧边缘再往南80米，在“焦土区”的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边200来米未燃烧的草丛中。
注释及分析：
①“尾翼”包括中间的高挑的“后掠尾翼”和两侧的“水平尾翼”；
②如果按孙一先同志的理解，尾翼上的“水平舵”，即为“水平尾翼”，那么孙一先同志认为“水平舵”造成“第1着陆区”的“划痕”就不妥了，因为那样意味着飞机在第1次着陆的一刹那，就是侧滚翻状态了。
③孙一先同志描述“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似乎有误。因为机尾在“焦土区”西侧边缘，机头在“焦土区”中轴线偏东，二者至少相距100米。所以笔者判断孙一先同志省略了“机尾离机头（南北垂线距离）大约六十米”.
④“黑匣子”有2：“机尾”的“事故记录器”；“机头”的“语音记录器”；
⑤“尾翼”上的“五星红旗”和“256”机号，不到半个月前，刚被专机修理厂的人们涂上去；
⑥256号三叉戟的“左翼下表面”，自内向外印有“256号”，而“右翼下表面”，自外向内印有“中国民航”。
㈢乘员物品：
出示给中方的乘员物品，已经被蒙古及苏联相关人士整理，并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
⒈6支手枪（康庭梓同志文中说7支），五支“59SHI”（1959年中国制造的“五九式”），一支是苏制AK型。和两把微型冲锋枪，其中一支微型冲锋枪，样式很别致，比制式冲锋枪小得多，没有烧过的痕迹。43发“五九式”手枪的子弹。另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手枪都从枪套里取了出来。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子弹壳，舱内也没有任何被子弹击中的痕迹。
⒉一本《法兰西内战》。一本六十四开的铅印小册子，红色塑料皮大部分烧焦了，看不出书名，但文字部分只烧了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最末尾是括号里“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内文讲我国空军的发展，其中有一部分讲的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了国际水平，其型号和数据……。
⒊一个出入证，是嵌在塑料夹中的临时性出入证，是空军大院正门和后门的，编号0002，没有贴持有者照片，但填写着他的姓名：林立果，男，24岁，干部。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即没有装订的空白本子，一头用胶粘住，用完一张可随时撕掉)，前面几页有用铅笔写的零零散散的一些字，像是随想随记的，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它的意思。一个空白的红塑料皮“学习”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的人民币，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
⒋两个驾驶员用的图囊， 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里面的地图都没有了，只剩下几只黑铅笔和红蓝铅笔插在一起。没有发现康庭梓同志的图囊。
⒌几只散落的鞋子，有一只是模压底半高腰黄色翻毛皮鞋，烧得拧成麻花状，但黑色鞋带还系在上面（康庭梓同志文中说鞋带是解开状态）；有两只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鞋面镂有带花纹的小孔，式样新颖，做工精细，一看就是舶来品。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就像那白漂布被套一样，连点黑灰也没有沾上；还有一只男布鞋，完好无损。
蒙古及苏联相关人士发现后，当时似乎并未出示给中方的乘员物品。
⒈从“女性遗体”上发现的“避孕药物说明书”。
⒉9只“手表”，其中有“相对价格比较高”的，已经被蒙古相关人员保管起来。
㈣乘员遗体：
9具遗体相对集中，位于距离“机头”残骸范围中心，约50米半径内。每具遗体都红胀如蜡人，所有的人脚上都没有鞋，手上也没有带手表。
9具遗体已经被蒙古及苏联相关人士检查过。其相对位置，据蒙古相关人士说，就是三叉戟坠毁时的相对位置。
第1号遗体，朝天仰卧，面部较扁平，缺乏棱角，两眼紧闭。上下身的布军装没有完全烧光，但下身已成缕缕布条。上衣襟敞开，右衣襟压在身下，侧翻后从衣襟口袋里，掏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其中夹着一张二寸两人站立合影照片和一些底版，其中有两人合影120底片两张，男女单影或合影135底片三张，背景为大海，人物全是军人。《语录》里还夹有一个纸片，上面记了许多电话号码。后来查证其中有毛家湾（林彪公馆）值班室和汽车保养厂及三座门（军委领导办公地点）汽车班的电话。
第2号遗体，夹在1、3号遗体中间，只有两脚踝部剩有几缕残布。个子较高，身体健壮，肌肉发达，上身仰面朝天，下身略向右侧。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盖上。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屈，掌心向下扣在腰前，似要抓腰间手枪。枪套基本完好，枪已由蒙方收拢，剩有空弹夹插在一边，手枪皮带尚未烧焦，皮带梢缠在左小臂至胸前。皮肤烧灼不重，但胸部有一大片焦痕，似渗有烧干的柏油。头部上仰，眼眉及头发焦而未光。
第3号遗体，体胖仰卧，衣服烧光，皮肤烧灼较轻，裤腰残片及腰带仍在。两腿胫部交叉，踝部缠有裤脚残布。左臂下垂，肩部亦有衣服残片；右臂横伸，手心朝左前方，嘴张，龇出两只虎牙。从身下压着几块烧剩的军装碎片中，发现钥匙一串，指甲刀一把。
从1至3号遗体处，向东南绕过一扇舱内的门（这门已被炸裂破碎），来到第2堆死难者旁边。这里是4具遗体，与第一堆的距离30多米。
第2堆遗体，与第1堆躺卧方向不同，它们参差错置，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诧异的是，4、6、7号遗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遗体，而5号遗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3至4米。
第4号遗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已燃。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左手压在腰下。头发未烧光。拉开皮夹克的上兜，发现一把拴着短链的钥匙，按人们的习惯，这似乎是家门的钥匙。
第5号遗体，个子瘦小，像个大孩子。全身衣服烧光，但皮肤烧灼不重。上身平仰，下身略向右侧。头部上昂，秃顶。有额纹，眉烧光。颧骨较高，下巴较尖，脸部棱角明显。鼻子较大。嘴张开，右门牙及犬齿未见。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弯，手心扣向腰眼。右腿直伸，脚心向下，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上。
第6号遗体，仰卧，衣服只剩左襟、左上袖、衣领及脖子下一个衣扣，经鉴定穿的是布质飞行服。长方脸，头发略焦，眉毛已无。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做蹬地状。
第7号遗体，个子小，体较胖，仰卧。衣服只剩裤腰和裤带。头部上昂右挺，头发焦而未脱，眼紧闭，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脚心朝里。肚皮上亦出现如同2号遗体那样的焦油状烧痕。
第3堆死难者，有两具遗体，离第2堆仅8米，距机头残骸也不远，大约10米。
第8号遗体，是惟一的女性，烧灼最轻。她仰卧，头略向左偏。上衣只剩脖下及两肩上成缕状的白丝质背心。头发基本完好，只是额前略焦。尖长脸，面部没有烧黑，只有右颧骨连着眼角处，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两眉焦而未脱。两臂贴地斜伸，手心向上。两腿微屈，膝盖外向，脚成八字形。两小腿各有烧剩的袜腰一圈，右袜腰下还剩有开裂的一段裤脚。将其翻过身来，背上皮肤白皙，有皱纹。她离严重烧毁的机头很近，皮肤灼伤却只有一点点，而且身下压的枯草仍是黄黄如新。
第9号遗体，躺的方向，不同于头向北的8号遗体，而是头部朝东，向着烧毁的机头。这个人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身前衣服只剩腰间皮带。仰面朝天，两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头发全烧焦，但未露头骨。两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翻过身来，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在入殓时，因为“身材高大而两手上举”，难以关闭棺材盖。
遗体检查完毕后，蒙古士兵将每具遗体用白布裹身，按编号顺序装入棺材。中方要求火葬，而按蒙古国的习惯，采用土葬。棺木为蒙古相关人员连夜赶制的。
遗体装殓完毕后，将棺木用汽车拉至前天晚上挖好的，长10多米、宽3米、深1.5米的土圹边，位于坠机现场西侧约1100米处。棺木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一具具放下去，棺与棺之间，留有大约20厘米的空隙。
每具棺木的上方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按蒙古人民的习俗，应在每具遗体上覆以长条黑布镶以红边，然后盖上棺盖，由于时间短促，入殓前来不及准备，遂在9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为此蒙古的高陶布司长还表示歉意。
㈤乘员名单
乘客方面：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
机组人员：潘景寅、邰起良、李平、张延奎。
潘景寅：256号正驾驶员，专机师副政委。（据说是9号）
邰起良：256号特设师。（据说是4号）
李平：256号主管机械师。（据说是7号）
张延奎：256号机械员。（据说是6号）
林立果：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据说是2号）
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据说是3号）
杨振刚：军委办公厅汽车队副队长、林彪专车司机。（据说是1号）
㈥结论
从9号遗体的体貌特征判断，他应该是杨振刚。而不是我方囿于“思维定势”认定的潘景寅。
潘景寅和杨振刚都是与“林彪”密切相关的空军人士，其个人物品信息的重叠，不足为奇。1号遗体的相片和电话，如果经过仔细鉴别，应该可以发现其真正身份。当然，即便这些相片和电话是属于杨振刚的，我们也要考虑其他的可能性，比如更换衣服之类的。因为9号的体貌特征实在太突出了，竟然被认为是“欧洲人”。
㈦笔者的深入分析、推理：
根据遗体的体貌特征、残留物品等，我方已经基本确认9名逝者身份。
然而，出于人类思维的惯性，开始调查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驾驶员可能另有其人。后来陆续的调查，让我们得知潘景寅在“九一三”之夜的不同寻常的行为，以及在山海关调度室接听的秘密电话，再结合康庭梓同志对于飞行轨迹的分析，可以基本确认。迫降阶段机头的正驾驶员位置上是杨振刚，而潘景寅在机尾。
结合笔者之前的假设，林立果在发现潘景寅“叛变”之后，接管了飞机。林立果虽然可能没有坐在“正驾驶员”位置上，但是他应该是负责了“领航员”的职责，而这本来是“三叉戟”的正驾驶员兼任的。专机组配备的“领航员”只是为了增加首长专机的安全系数，从“三叉戟”的设计上看，是没有必要的。
潘景寅异常地改变航向，更加支持了叶群的主张，“有人要害首长”。邰起良等机组人员对潘景寅自作主张，冒险强行起飞，也有不解。为了得到某些消息，林立果等人可能对潘景寅施与了体罚。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可能逐渐感到“众叛亲离”，仿佛遭遇了“十面埋伏”似的，真是“百口莫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直至最后“心如死灰”，“打死也不说”。
刘沛丰可能一直用武器看管着潘景寅。而林立果的遗体为什么最后与潘景寅、刘沛丰在一起呢？有几种可能性：①一种巧合，林立果可能是飞机迫降时，最忙碌的人。他既要观察地表，又要负责“副驾驶员”和“机械师”的工作。为了避免叛逃的秘密泄露，林立果可能支开了机械师，让他们保护首长，随时准备迫降。林立果应该没有系安全带的机会。这样飞机坠毁时他就有可能在任何位置；②林立果突然想起了什么紧要的事，需要从潘景寅那里得到信息；③林立果想除掉潘景寅，以解恨；④林立果最后想胁迫潘景寅完成迫降动作，而潘景寅最清楚，用三叉戟进行野外迫降，无异于自寻死路，左右都是一死，何必要为“侮辱自己的人”卖命呢？
笔者认为，任何“匪夷所思”的可能性，都比不上“杨振刚是正驾驶员”这种可能性，能够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最后，无论是公认的“9号遗体是飞机驾驶员”，还是笔者推断的“杨振刚是9号遗体”，这两个结论推翻哪一个，都可以终止笔者的“胡思乱想”。真是期待啊！毕竟，“实事求是”是我们永远的方向。
（本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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