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重庆：打击残余匪徒，建立革命秩序
党 妍 2010年05月14日13:0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49年11月30日，五星红旗从“抗战胜利记功碑”（现解放碑）升起，西南重镇重庆解放了。
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从这天开始，重庆人民对伪政权机构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单位进行全面接管。
接管山城，翻开了重庆历史新的一页。其间，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重庆市军管会和重庆地方党组织广泛联系群众，摧毁反动政权，打击残余匪徒，建立革命秩序，没收官僚资本，努力恢复生产，使一个满目疮痍、破败凋零的旧重庆，变成为一个有革命秩序的、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
未雨绸缪
重庆接管，是在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下进行的。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蒋介石的千里江防，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命令下，我各路野战军继续向南方和西北各省挺进，创我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他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0月底，在我各路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我国华南、西北大部获得解放。
11月初，我人民解放军在北起长江，南至湖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从鄂西和湘南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
11月30日一举解放西南首府重庆。
全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为接管重庆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使重庆人民看清了政治前景，鼓舞了革命热情，同时彻底动摇了反动阵营，反动营垒中除极少数极端反动分子准备垂死挣扎外，大多数人不愿再继续为垂亡的反动派卖命，由此重庆接管中反抗和破坏的范围将相应缩小。其次，在重庆解放前夕，全国各大城市已相继获得解放，它们的接管经验为重庆的接管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同时，为顺利接管重庆，中央和西南局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干部配备上，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前委在拟定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部署的同时，即在南京任命了重庆市及川东区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当时确定重庆市委和川东区党委合署办公），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张霖之、曹荻秋、魏思文等为重庆市委暨川东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这些负责干部中，有些直接参加过南京、上海的接管工作，具有一定的城市工作经验。与此同时，二野前委还调遣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大批干部，并以此为骨干，招收上海等地受我党影响较深的青年学生，组成西南服务团，准备随军挺进西南，参加西南各城市的接管。在进军西南途中，部队驻湖南常德休整，干部配套工作继续进行，共配备2470人到重庆。这些干部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华东局、川干队（其中一部分是延安、晋绥一带的四川籍老干部，一部分是原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一部分是从重庆撤退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人员）、川东地下党、西南服务团及二野三兵团和二野后勤系统。这批干部，是重庆接管的骨干力量。
在接管干部思想动员和政策宣传方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二野前委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精神，先后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在常德期间，利用部队休整，二野前委召开接管干部会议，刘伯承，邓小平分别在会上传达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及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批评了关门主义。张霖之对接管重庆的干部还专门作了《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张霖之的报告充分估计了接管重庆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介绍了重庆的敌情、社情，部署了接管的主要工作步骤，并根据刘、邓传达的精神，对接管后物资处理和统计、工资、旧人员的处理、组织领导等接管中必然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详细的政策规定。
川东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上级党组织的部署，为接管重庆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49年1月，中共川东特委邓照明从香港返回重庆，向川东党组织传达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全国解放在望，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重点必须从农村转向城市，实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遵照党的指示，川东及重庆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夕，发动群众，保护城市，保护工厂学校，加强统战和策反工作，为重庆较完整地移交给人民作出了贡献。
为接管重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南局、川东及重庆各级党组织所作的种种准备，从根本上保证了重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由于全国的迅速解放，干部撤向全国各地，能够用来接管重庆的干部数量十分有限。由此，联系山城各阶层人民，发动群众共同接好、管好重庆，便成了整个接管工作的首要任务。
有序接管
1949年11月30日晨，解放重庆的先头部队5个营率先进入重庆。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一行19人(加上警卫员共30余人)进入重庆，即日宣布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接管，其余干部随后续部队陆续到达。
军管会接管重庆的方针，第一是自上而下各按系统、抓紧旧机构及其主管人员按系统接收；第二是大力发动工人、职员群众参加接管。整个接管过程，始终贯彻了这两条方针。
为了做到各按系统有秩序的接管，军管会下设7个接管委员会及1个部，即:军事接管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交通接管委员会，后勤接管委员会、房地产接管委员会及公安部。把原属国民党的中央机构与省、市机构统一划归上述7个接管委员会和一个部内，并由这些部门派出军事代表到各单位进行接收。解放不久，北碚划归重庆市后，重庆市军管会又下设北碚分会，专门负责北碚的接管工作。在接管方法上，各接管部门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多数单位是先接后管。一些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单位，如公用，交通、卫生、农村水利、救济等单位，则采取边接边管或未接先管的形式。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接管，市军管会成立后，主要领导人立即分头与山城各界人民接触，使各界群众了解接管政策，从而自觉地协助接管。12月9日，军管会在曙楼大礼堂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会议。刘伯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重庆工人阶级的光荣历史，号召山城工人群众发扬革命传统，挑起建设人民自己的新重庆的重担。针对解放后一些工人要求发“解放金”、要求“消灭资本家”等一些过“左”的要求，刘伯承还耐心细致地阐明了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策与策略，指出:“我们工人阶级有近的利益，更有远的利益，虽然我们今天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但经济上仍然没有解放，要是我们放弃统一战线，我们便陷于孤立了。”针对一些工人极为关心的问题，如劳资关系、工农联盟、工资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刘伯承阐述了党的政策。刘伯承同志的这个讲话不胫而走，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群众及时了解了党的政策，更使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高级领导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威望。
继工人代表座谈会后，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又于12月12日至18日，分别召开了学生代表、妇女代表、文教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等4个座谈会，联系群众、宣传政策、筹备各界群众组织，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各界群众积极参加街头宣传，协助城市接管工作。
在与各界人民群众代表接触的同时，军管会、市委还采取了各种形式发动山城人民协助城市的接管工作。12月12日，市委工人工作委员会派出5个工作组，围绕发动和组织工人协助接管、清点物资器材、恢复和维持生产，分赴全市各个地区开展工作。1950年元月1日至3日，新成立的市委在新年之际，结合庆祝重庆解放，举行了3天庆祝活动。军管会各接管委员会主任，各部、处长及派到各接管单位的军事代表，分别与有关部门原负责人、旧人员见面，讲解政策，安定人心，并召开员工大会，使党的政策、接管方针直接与群众见面。在此基础上，工作组、军代表发动工人群众，控诉伪工会，建立工人群众自己的、能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到12月25日止，全市40个重点工厂都建立了工人代表会。12月27日，重庆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并迅速在基层厂矿建立和发展组织。到接管结束，全市共建立了136个基层工会筹委会，会员总数达2万多人。同时，重庆市民主妇联筹委会、重庆市学生联合会筹委会也于12月16日宣告成立。
重庆是伪西南长官公署所在地，又是西南官僚资本集中的地方，在接管过程中，军管会各接管委员会、部共接收了伪机关、官僚企业、银行、仓库、公共场所及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不包括学校)374个，接收旧员工(包括公费学生)共100647人。对于这么一支庞大的原有员工队伍的处理，正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军管会采取了如下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从接管一开始，尽管工厂没有开工，军管会仍然在12月份连续给全部旧有员工发生活费两次，1950年1月前半个月，又采用了大体分等预借的方法发放工资一次。这样，原有员工的基本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
军管会又于1月12日发布了关于处理原有员工的通令，提出了如下处理原则:第一，自愿返籍参加农业生产者，各接管委员会可发返籍证，缺乏路费者，可酌情给予返籍补助；第二，有一定工作能力者，即可留用；工作能力低又无法返籍者，集中受训学习后处理；第三，对少数有劣迹并不觉悟者，予以革职。因此，大部分员工都得以留用或学习转业。接管时期，群众之所以发动如此广泛，如此热烈拥护新政权，与妥善处理原有员工关系极大。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全市员工很快安定下来，工人、职员则起到了协助接管的作用。他们选举自己的代表，组织接交研究组，参加清点委员会，并及时提出意见，查出漏洞，从而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重庆解放伊始，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热烈庆祝自己的新生，期待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当时也还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重庆虽已彻底解放，但整个西南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成都及西南其它地区进行着；国民党在重庆的官僚统治机构虽已彻底打垮，但整个城市则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重庆暂时处境困难，特务匪徒利用这种暂时的困难，进行公开或隐蔽的破坏和捣乱，企图东山再起等等。因此，要管好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就必须彻底打击匪特，铲除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秩序初定
重庆解放前，国民政府曾两次迁渝。这一方面带来了重庆的畸形“繁荣”，另一方面则又带来了一大批官僚机构特务人员。国民党军队溃逃时，还有计划地布置了潜伏特务和破坏活动。在制造磁器口血案的同时，将囚禁的盗窃惯匪全部释放。加上宁、沪、汉等地解放后逃来的一批特务，给解放后的重庆治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重庆一解放，一些破坏分子冒充人民解放军，冒名接管、诈骗、甚至持枪抢劫。一些散兵游勇流窜街头，盗窃事件经常发生。为了打击匪特，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军管会公安部协同重庆市警备司令部(12月7日成立)，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一方面对全市33个伪党、团、警、宪、特单位及20个警察分局进行了接管，一方面则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彻底摧毁旧社会的残余势力，迅速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
12月6日，军管会发出布告，命令游杂武装停止非法接收，一切接管权力集中到军管会，并于12月7日至9日先后逮捕了冒充二野十一军进行非法接管的刘大申和冒充解放军抢劫人民的罗万德，取消了所谓的“江浙赣边区纵队”。
12月12日，军管会又颁布了《匪军溃散官兵登记办法》和《非法武器电台收缴办法》，设立了12个登记处，登记、收容散兵游勇和各种非法武器、电台。到1950年12月20日，共登记收容了伪将校级军官217名，尉官以下约6千名，还收缴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电台。
同时，公安部及警备司令部配合接管，严厉打击各种破坏活动。自1949年11月30日至1950年1月20日，全市共破获各种案件735件。其中冒充人民解放军案13起，抢劫案20起，盗窃案325起，扰乱金融案86起，贩卖毒品案222起。1950年1月18日，根据预先调查的情况，治安部门对潜伏在重庆市的各种匪特进行了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搜捕，共逮匪特1315名。19日，军管会颁布了《重庆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在我严厉打击现行活动和政策的威慑下，许多特务人员纷纷申请登记，悔过自新，要求宽大处理。1月19日至23日，登记悔过匪特共311人。
公安部和警备司令部还通过整顿、教育、改造等办法，妥善地处理了“保民军”。“保民军”是解放前杨森的应变武装，后来，部分为我地下党争取控制。重庆解放最初的几天，“保民军”在城防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对维持秩序起了一些作用。但这支武装纪律差，对群众有一定骚扰，因此公安部和警备司令部，解散了其大部，只保留了一小部分，分驻市郊各区。
经过上述各项治安措施，全市各种破坏案件大大减少，散兵游勇基本绝迹，新的社会秩序逐渐建立。
1950年1月9日，重庆市公安局正式成立，并建立健全了各级公安机关。
各区、街的户政工作得到了初步清理。接管初期，市内人口增减不定、户籍极端紊乱。而不能控制城市的户口，就不能控制城市的治安。为了建立正常的秩序，公安机关对全市户政进行了核对、清查，并于1月20日颁布了《户籍登记管理办法》，全市户政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整顿码头秩序，畅通两江交通。重庆各码头长期为少数流氓所把持，他们设立伪工会，对内盘剥码头工人，对外勒索客商，严重影响了物资的内外交流。1月23日，市军管会颁布了关于整顿码头秩序的布告，勒令解散伪工会，并成立了重庆市码头管理处。
恢复交通管制和初步整顿市容。1949年12月即已全部恢复了城内的39个交通岗。12月9日，在公安部下成立了车辆登记所。到12月底，发放车辆通行证1502张。在整顿市容方面，市治安部门对强讨硬要的成群乞丐及沿街摆设的赌摊进行了严肃的惩处，对乱摆的摊贩和严重违章建筑等进行了初步整顿。
短短50多天的接管期间，山城重庆的社会秩序初步建立，人民开始走上了安居乐业的正常轨道。
整顿金融
由于国民党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使得解放初期的重庆币制极为混乱，黄金、银元、外币、银元券和少量的人民币一时在重庆同时流通，而人民币仅处于辅币地位。一些金融投机分子乘机活动猖獗，各业资金周转和正常的市场流通发生困难。为了促进市场恢复，推动财政金融走上正常轨道，市军管会于1949年12月10日发出布告:明令人民币作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币制，宣布银元券作废。另一方面，考虑到银元券在重庆的发行量不大，且多在中下层贫民手中，为保护普通群众的利益，军管会决定以100元人民币比1元银元券限期收兑。12月1日，全市开设了70余处兑换所，5天中收兑银元券10,128,780元，兑出人民币1,012,878,000元。至此，银元券肃清了，人民币成了市场的主要流通媒介。
银元券废除了，但随之带来的以往形成的债权债务的清算则成了一个新的很复杂的问题。12月17日，军管会以恢复市场为目的，公布了《关于清理银元券债权债务之规定》，采取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兼顾的方针，确定了100:250至100:300之间的比值，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协商确定的伸缩性较大的比值，以此转换成人民币。并规定如双方协商出与军管会规定之比值不同的办法，只要自愿，则一律听便。至1950年1月中旬，全市银元券债权债务清理了30%。
但是，银元券废除后，由于人民币与银元同时并存，市场货物标价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军管会在禁止银元流通前，参照全国其它各大城市的人民币与银元的比值，临时规定6000元人民币折合1块银元。由此，市场货物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值。此后不久，为了稳定金融，实现对金银的管理，消灭金融投机，稳定市场物价，市军管会又于1月12日公布了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银元作为流通媒介，取缔银元黑市交易。重庆市委为此也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执行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市总工会筹委会等单位还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巷尾开展禁用银元宣传。对40余名继续进行金融投机的份子，市公安局进行逮捕惩处。至此，人民币稳步占领市场，这为以后恢复与发展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全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问题，早在接管期过程中已引起了重庆市委和军管会的重视。为了增加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财力，集中人民手中的游资，使其变为生产资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于1950年1月9日公布了《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折实储蓄存款暂行章程》，并于当日开办各种折实储蓄业务。折实储蓄既不受物价波动影响，又有一定的利率，深受山城市民的欢迎。自1月9日开业到1月17日短短几天里，重庆分行共办理群众的折实存款7亿多元。
由于财政金融的整顿，各种经济关系初步理顺，接管期间就有相当一部分公私工商企业开始恢复生产或复业。如弹子石被服厂、豫丰纱厂、中南橡胶厂、利华橡胶厂、宝源煤矿等，都在1949年12月份先后复工。其中有些厂的生产量还超过了解放前。生产的部分恢复和发展，标志着重庆的混乱状态基本结束。
此外，军管会为保证工业原料和产品销售，对交通运输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其尽快纳入正轨。1949年12月上旬，市内各线轮渡先行恢复。12月下旬，整个长江航运恢复。成都解放后，成渝、川黔公路也次第通车。
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
为便于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搞接管，重庆在接管期间，一切权力归军管会。令从军管会出，各项行政工作亦由军管会负责执行，党的领导通过军管会来实现。军管会设立党组，各接管委员会和公安部党委会，党务工作直属市委领导。1949年12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奉中央人民政府电令正式成立，陈锡联任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1950年1月9日，重庆市公安局成立，军管会公安部的接收工作宣告结束。1月中旬，各接管委员会的接收工作先后告一段落，属于市政范围的旧机构，逐步归还市人民政府管辖，不属于市政范围的原国民党中央及四川省的机构仍暂由军管会代管。1月13日，市民政局、建设局、劳动局、文教局、工商局、企业局，地政局、卫生局、市人民法院等均宣告成立。这样，随着接收工作的结束，重庆市走上了正常的管理轨道，重庆市人民政府开始履行职能。
重庆市的新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为了加强与各界人民的联系，使各界人民代表参与政务，真正体现人民政权的人民性，并贯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及各项具体政策，1月23日至29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会议代表共400名，其中军事代表10名，军政机关代表39名，各党派代表19名，工人代表80名，农民代表20名，青年代表11名，学生代表40名，妇女代表33名，工商界代表54名，文教界代表42名，科技界代表17名，少数民族代表4名，自由职业代表9名，新闻界代表6名，宗教界代表4名，特邀代表12名。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市军管会、中共重庆市委及重庆市人民政府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等出席了会议。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在会上作了《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市军管会副主任、市长陈锡联作了《关于重庆市接管工作》的报告，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作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由39人组成的重庆市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并由协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锡联为本届协商委员会主席，曹荻秋，胡子昂、何鲁为副主席，罗士高为秘书长，徐崇林、王文彬为副秘书长。
1月24日，重庆市军管会副主任、市长陈锡联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告:“从总的方面说，现在我们的接收工作已经结束，开始转入正常的管理阶段了。”由此揭开了重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篇章。
(本文选编自原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接管重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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