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罗瑞卿对毛主席感情那么深：从取缔妓院说起 -

李克勤（jixuie）题记：罗瑞卿为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深情地说：爬也要爬去！罗大将为什么对毛主席如此热爱？也许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经历，罗瑞卿对主席的公心的亲身感受，对主席清除威胁公共安全的污泥浊水的魄力的切身体会，比一般的人要深。解放初，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取缔妓院的工作，具体执行的是罗瑞卿。毛泽东当时对罗瑞卿说：“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结果呢，几十年就真的干净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又脏了！人们还是呼唤再次打扫，再次像当年那样打扫。只有那么打扫，才能干净。

1959年4月下旬，罗瑞卿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并于5月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图为5月1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从中南海颐年堂去天安门参加节日集会。毛泽东身后的是李银桥，再后面的是罗瑞卿，人们常称罗瑞卿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

毛泽东为罗瑞卿授勋

据报道，5月11日晚北京朝阳警方突查“天上人间”、“花都”、“名门夜宴”、“凯富国际”等豪华夜总会，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4家夜总会被勒令停业整顿6个月。天上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改头换面的“八大胡同”。大清王朝入关之后将老北京的“八大胡同”予以取缔，但未过多少年就死灰复燃，而且称得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可不是因为小姐们溜达回京了，而是八旗子弟耐不住寂寞了。

还有其它种种威胁公共安全的因素，如今已经不少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当年的公安工作吗？

解放初期毛泽东对主持公安工作的罗瑞卿说：“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这是一个总的战略，其内涵既有将脏东西打扫的含义，又有打扫干净的要求。对此，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罗瑞卿也是心领神会。

1953年，罗瑞卿陪同毛泽东视察海军“长江”号舰。毛主席看得准，罗瑞卿可谓心领神会。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率部进入北平，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稍事修整，准备向西北进军。5月4日，正当部队欲起程出动时，毛泽东在香山致电在青岛休养的罗瑞卿，电文是：“部队开动时，请来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很快，中央任命了新的政委，罗瑞卿不知中央对他有什么新的安排，匆匆从青岛赶往北平。

当时党中央和军委总部机关已从西柏坡迁进北平，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毛泽东还住在香山。罗瑞卿推门进去时，周恩来放下手中的毛笔，哈哈一笑，与罗瑞卿一起坐到旁边的沙发上，说：“叫你来，是有急事。马上要宣布新中国诞生，中央政府里面，有你的位置，是公安部长。”

听说这个，罗瑞卿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还是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吧。”周恩来微笑着说：“那么，公安部长谁来当呢？”周恩来告诉罗瑞卿：“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公安部长一职了，并兼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你要服从，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当晚，罗瑞卿被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见罗瑞卿走进来，含笑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憨厚地笑笑，说：“主席，请放心，我一定完成新的任务，干好公安部长。”

罗瑞卿做事向来雷厉风行，公安部很快成立，内设政治保卫、经济保卫、边防、武装、治安行政、人事等六局及办公厅。

一天，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来见毛泽东，谈到他暗访妓院的事。有一天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当他向一位15岁的妓女了解情况时，小妓女痛哭流涕，哭诉了她被拐卖到妓院的经过，还告诉彭真，她一天接客10多人，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

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共产党能坐视不管吗？”回来后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后，义愤填膺，当即急电罗瑞卿，让他马上来一趟。

罗瑞卿急急地赶来，毛泽东对他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娼妓，是北平污泥浊水绽放的罂粟花

北平的妓院在明清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这八大胡同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石头胡同、胭脂胡同、百顺胡同和纱帽胡同。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新上台的权贵志得意满，恣意享乐，导致北平的妓院发展迅速，增加到十条妓院胡同。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北平，战乱和饥荒，使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卖，落入烟花巷，北平的妓院数又有了增加，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仅次于居世界各大城市中第一位的上海。到40年代初，各等级的妓院总数达到了263家，从业人数达到2597人。当时的嫖客主要是汉奸权贵，以及发了国难财的商人。至1949年解放前，北平的妓院数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有273家，妓女1268人。

妓院更是藏污纳垢之处，性病蔓延，无法控制。一些罪犯如盗窃犯、烟毒贩子、诈骗犯等更是躲在妓院寻欢作乐，滋事生非。妓院，一片恶臭熏天。

　　对妓院这一旧社会的毒瘤，人民政府不能坐视它溃烂流脓

北平解放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中共北平市委和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将妓院列入特行管理，对妓院的经营实行较为严格的限制，不再放任自流。1949年，北平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对妓院实行四条管理规定：一，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的真实姓名、年龄、职业和固定住址，并于当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案；二，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游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三，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迅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四，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流亡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向派出所报告。同时还明确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拦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闹吵架，扰乱社会治安。为了掌握妓院的动态，当地公安派出所还对妓女的增减和来路去向进行登记。

同时，各派出所经常派干警检查妓院遵守以上规定的情况，并及时收容审查嫖客中的特务、土匪、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以及其他不法分子，使他们不再浪荡于社会，危害社会。民警常在一些妓院集中的胡同巡逻，盘查嫖客的真实身份。对于嫖客是公职人员或学生的，则通知所在单位，责令所在单位对其进行教育和适当处置。这样，许多嫖客害怕“丢脸”而不敢再涉足妓院。派出所还采取在嫖客的证件上打戳子的办法，以便于追查。有一段时间，巡警在出入妓院嫖客的证件上、货单上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讫”的戳子，这一举措吓得许多嫖客不敢再上妓院。

政府对妓女也着手实行“限制”的办法。利用整顿户籍，对妓女登记造册，只准减少，不准增加，规劝妓女从事自食其力的正当职业。然而，对妓女的“限制”并不是很成功，效果没有预期的那么大。明娼似乎在减少，但暗娼却在增加，一些老板依然躲在幕后操纵着妓院的生意。对政府的“七不得”置若罔闻，继续为所欲为，为非作歹。对此，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作出指示：“先派人了解情况，然后决定处理方针。”

　　罗瑞卿领导的“取缔妓院指挥部”在北京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北京，妓院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服务行业”。除了妓女，还有着一大批“从业人员”。妓院里有“司账”、“跟妈”、“伙计”，他们都是社会底层劳动者。在妓院的周围，则形成了各种消费服务行业，如浴池业、理发馆、影剧院、戏楼，一些小商小贩也依附于妓院做生意而生存，如卖香烟瓜子的、卖糖葫芦的、卖硬面饽饽的、卖馄饨的、卖驴肉羊肉的，还有一些卖唱的艺人、残疾人、歌女等。封闭妓院，这些人的饭碗也将被打碎。对这些问题，罗瑞卿早就有所考虑。他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解释说：“若干依赖妓院为生的茶房、小贩等，或因妓院的封闭而影响生活，可能产生一些反感，另一部分流氓、地痞、特务、匪徒可能散布谣言捣乱，希望各界群众解释，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协助政府把这件事完全办好。”

1949年11月12日，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起草了在北京立即封闭妓院的议案，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后，急送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最后决议。

北京市决定由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三家联合组成取缔妓院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统一领导封闭妓院的工作。与此同时，由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企业局等单位共同组成“妓女处理委员会”，着力于封闭妓院之后对妓女的教育改造工作，对老板和领班则视其罪行轻重依法惩办或强迫改造教育。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1949年9月，叶剑英到广东任职，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继任北平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立即专门向毛泽东报告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封闭妓院的决议，毛泽东听完后说：“这个决议很好！”

下午5时，罗瑞卿接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下达的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封闭妓院决议》的命令。当夜8点，北京市2400余名干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部汽车，扑向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卫生部的一个消毒组带了消毒药水和药品，也同时出动。

封闭妓院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在出发前，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再次强调六条执行纪律：一是必须立场坚定，态度严肃，依法执行任务，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不得疏忽；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封闭行动显示出罗瑞卿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在行动前以召开会议的名义，分片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领班“请进”了各区公安局，并对他们宣布封闭妓院的命令。

罗瑞卿是用打仗的办法来行动的。围而攻之，一举拿下。先是各行动小组在妓院附近的胡同口布上内外双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各妓院门口由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逻，不许其他人员走动，防止有人破坏。随后，干部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又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如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清点人数，一一登记在册。对于这些妓院的“工作人员”，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在场的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只有妓女留了下来。由于行动突然，妓女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叫喊声一片。干部们向妓女宣传和解释封闭妓院的政策，讲明封闭妓院、解放妇女的道理。对妓女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生活出路。至22日凌晨5时，全市的妓院全部被封闭，行动干净利落。

妓院老板、领班中凡毒杀妓女或残酷虐待妓女致死或自杀者，移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有买卖妇女、逼良为娼、迫令妓女堕胎、强奸幼女、残酷虐待妓女、阻止妓女从良者，判处5年以上徒刑；勒索盘剥妓女10年以上者、奸宿妓女者判5年以下徒刑；盘剥妓女10年以下者，移送人民法院处劳役或罚金，并没收财产；盘剥妓女未满2年者，无重大罪行，可教育保释，没收财产。

到1950年4月，全部妓院老板、领班都被依法处理完毕。其中判死刑2人，10年以上徒刑19人，10年以下徒刑314人，教育释放20人，处以罚金劳役4人，没收房产989处。

被送往教养院的妓女，教养院对她们进行教育，给她们检查身体、治病，对有家可归者发放路费遣送回家，对有对象者帮助结婚，将年幼者送进学校读书，其余人员则被安排学习生产技术后进入国营企业。她们中的许多人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路途中，有的积极要求入党，有的成为先进工，有的成为国家干部。

用过去的话讲，这是一场大的战役，用现在的话解释，这又是一个系统工作。

经过几十年的检验，这场系统的战役，的确是不仅打扫了屋子，而且的的确确打扫的干净！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保持打扫干净的几十年，靠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关系到，我们能否找到保障我们这个社会公共安全的基本要素是什么的问题。

至少可以这样讲，要保证社会安全，要保障人民的安全，单靠取缔八大胡同，或者让天上人间停业整顿，是远远不够的。

1950年，罗瑞卿将随带的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文件呈给毛泽东。几天后，即9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上批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罗瑞卿见到这个批示，感到非常重要，立即向全国公安部门传达。他特别指出：“公安系统强调党委领导，有其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公安系统有秘密、特费、特权三个特点，特别需要党和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还因为公安工作是一种十分复杂、十分尖锐的对敌斗争，如果没有党委密切领导，即使是一个优秀的忠实的人也没有保证不犯严重错误。有了党的领导，再加上自己谨慎从事，就可以保证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和罗瑞卿的这些观点，一直到今天，仍然对公安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1951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批示:“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按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他并且还指示:“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这一指示很快得到贯彻执行。全国先后建立健全了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成为公安机关走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