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功臣的历史事实看神化彭德怀是错误的
韦实
原载：飞扬军事论坛
彭德怀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了大功，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近30年来，对他进行神化，把他捧到天上，则是错误的。从他当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短短 年里，借反教条主义之机，大整功臣这一侧面，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彭德怀是1952年4月当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54年9月兼国防部长的，到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仅7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竞干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整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功臣，被整的人职务之高，人数之多，在1958年以前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先看整刘伯承：
刘伯承是十大元帅之一，是杰出的军事家。在他一生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负伤九处：左脚一伤；颅顶一伤；右眼一伤，使其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伤，险些丧命；左臀部一伤；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拐腿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伤，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伤；右手侧面一伤。建国后，这些创伤时刻折磨着他。毛泽东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军事家的优势，要他当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到56年时，他的伤情恶化，不得不从南京转往上海医疗。1957年8月6日刘伯承写信给毛泽东："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伤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他恳请免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批准同意）。
刘伯承当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期间，正是全国向苏联学习的时侯，难免有某些照搬之处。1957年2月，彭德怀与陈赓、谭政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座谈中，有部分教员、学员提出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经过调查，彭德怀认为在教学中，不是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现在的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没有对我军的几十年的战争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军事学院领导认为彭德怀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军事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全军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要求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这下可得罪彭德怀了。于是，彭德怀在向毛泽东汇报，取得毛泽东支持后，主持召开有全军高级干部1442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所谓的"教条主义"，勒令离任快一年并正在治疗的刘伯承作公开检讨。在检讨时，刘伯承掏出准备好的讲话稿，边念边讲，边讲边念。讲到动情时，想到委屈处，禁不住哽咽起来，老泪纵横。很多高级干部对彭德怀的搞法不满，在刘伯承作完检讨后，竟然响起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以示对刘伯承的同情与尊重。这是对彭德怀的抵制。
再看整粟裕：
粟裕是共和国第一大将，杰出的军事家。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他不喜欢曲意迎合，常常坚持自己观点，在工作中深深得罪了彭德怀。此外，按组织原则，栗裕既要向彭德怀汇报工作，又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彭德怀反对栗裕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是越级。栗裕为既不越级又做到向毛泽东汇报，就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彭德怀则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权力欲极强，唯我独尊的彭德怀把栗裕看成眼中钉肉中剌了。
于是，彭德怀借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整栗裕了。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 彭德怀说：“要把粟裕批倒批臭！”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当粟裕解释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任时,彭德怀马上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在狠批粟裕后，把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撤了。
另看整肖克：
萧克上将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25岁当军长，立下赫赫战功。1958年时为训练总监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他被整，也是因给彭德怀提了不同意见引起的。 1958年2月，彭德怀送了一篇文章，征求肖克的意见。文章否定正规化现代化两个口号。肖克对彭德怀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不大赞同，就给他写信说明理由，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肖克还引用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有关论述。这就得罪了彭德怀。就在写信后不久，从军内传出的“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说法沸沸扬扬。
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训总决定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肖克和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从思想上澄清一下。当时，训练总监部的人对原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此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的张宗逊（彭德怀的老部下）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反教条主义时，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训总许多人不满意。肖克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张回训总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张宗逊回训总后，训总干部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这更得罪了彭德怀。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派工作组到训总。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
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在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肖克震动，我觉得彭德怀的话里有话。
很快，肖克等人的灾难就来了。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批判的矛头逐渐集中到肖克和李达（训总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上。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彭德怀在大会上讲话，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肖克、李达等人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最后，肖克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肖克说：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申辩的权利。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我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但是，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
肖克还说：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我按照他们的需要违心地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起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在彭德怀的主持和坚持下，军委已撤销了肖克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并把肖克、李达和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个将军打成反党分子。
有人说，好在59年彭德怀被罢官，不然的话不知道还有多少将军被他整。
有人说，庐山会议期间，叶剑英 对彭德怀批评一针见血：毛主席 健在你都这样，毛主席百年之后谁能管你 ！
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劝粟裕联系自己被整的事批判彭德怀，粟裕认为不该这样做。人们一方面称颂粟裕胸怀，另一方面还是为粟裕抱不平。
文革期间，被彭德怀打成反党分子的两个将军，一个喊着彭德怀你也有今天打了彭德怀一拳，一个地垃圾篓扣在彭德怀头上。人们认为这两个将军肚量小了一些，但可以理解。
看来，还是让彭德怀从天上回到地上好。
附文：
彭德怀事件真相较新资料
：郑敬东
1959年庐山会议，实际上，毛泽东主席在上山之前就拟订了讨论大纲，把“左倾”问题归结为18个，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彭德怀的“意见书”。那么，为什么还把彭德怀打倒了呢？
2009年05月15日 13:5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孙立忠《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真相》，文章披露：
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后，于1959年6月13日回到北京。只过了10多天，彭德怀就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期间，彭德怀于 7月14日 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即“意见书”），反映贯彻“三面红旗”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
4天之后， 7月18日 ，苏联赫鲁晓夫也发表讲话，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也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他们两人在国内外互相呼应。
（几乎同时，苏联大使尤金在北京对陈毅说，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把此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据毛主席侍卫李银桥讲，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就“万言书”，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会后就吩咐“准备下山”；但是，其他领导同志不干，要求继续开会解决彭的问题。毛主席不得不留下来，让他们继续开会。
“双方”？那么，另外一方指谁？应该是指党中央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他们应该为当时的左倾错误负责，是毛主席最早发现问题，并且着手纠正错误的。文革时，彭帅在北京航空学院接受批判时就说，自己在庐山会议是反对刘少奇的。
彭德怀还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头子。根据周惠等人文章，这个事情又与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通讯秘书”李锐说假话欺骗毛主席有因果关系。（以前当事人多极力否认“集团”存在，有趣的是，平反后，周惠说，这个集团还应该把他自己加上。）
彭德怀被打倒，孙立忠文章说，罪名中最“攸关和致命”的是“里通外国”。
周惠在回忆文章中说，检举彭德怀“里通外国”的，是他出访随行的上（？）将。
孙立忠文章说，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证明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彭德怀出访中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讲话，作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证据。
此人说：“有一次你和苏联人谈话，没有中文翻译在场，只有苏联翻译，谁知道你给苏联人说了些什么？……彭老总呀！我真没想到你会里通外国呀！”
彭德怀满怀气愤却语气平静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没想到彭老总会里通外国呀！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在处理一些领导人的“冤假错案”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其他资料讲是刘少奇主席）说，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能平反，困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有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告诉孙立忠说，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在第二份报告中，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这样，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下来了，长期未能结案。
据孙立忠所知，毛泽东并没有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对彭德怀的案子，毛泽东一直主张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
另外有人分析，彭德怀所具有的不满，以及他火暴的个性，或者说是直爽的个性，特别是他依仗自身威望，认为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发泄不满，应该说是超越了“一线”刘、周、邓等人的容忍限度。1954年参与高岗的密谋，要刘少奇下台的人中就有彭德怀，所以，彭帅又被说成是高岗反党集团的余党。根据黄克诚的揭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是想要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做公开检讨的。毛泽东被迫明确作出选择，既然继续支持刘周邓执政，就必须同意刘等人的要求，排除彭德怀这个重大干扰因素。
1974年，彭德怀逝世，享年76岁。
在 1978年12月25日 举行的彭德怀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彭德怀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彻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怀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
历史，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其实，作为彭，确实不应该搞什么“意见书”之类的活动，干扰纠“左”。传达庐山会议，纠“左”的精神被“贪污”了，而且地方别出心裁地传达“反右倾”，结果，导致之后1年时间内，事情更糟糕。后来毛主席指出：“反右倾”不应该传达到县以下。
“事出有因”，以彭事件诽谤毛主席，更是错误的。污蔑毛泽东，背叛毛泽东思想，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相信，即使是那些当初诽谤毛主席的人，如果他们活到今天，绝大多数也会痛心疾首的,会忏悔的！
附：章金树 百年潮 2008年9期《随彭德怀访问东欧和蒙古八国纪实》披露：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于 1959年4月24日 至 6月11日 应邀访问东欧及蒙古八国，历时近一个半月。代表团由彭德怀亲任团长，他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团员有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大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陈伯钧上将，还有空军和海军的将领等。
网友文章摘：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 党的伪 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针对有文章说：“批斗严重地伤害了彭德怀的精神和身体”，3721网友帖：
文革时，中央三申五令明令禁止武斗斗殴和严刑逼供，谁“批斗、监禁、拷打”了彭德怀，应该找那位不遵守法规的具体当事人去，怎么能够毫无根据的推到他人头上? 据我所知，殴打彭的一个姓张，一个姓李。都是抗美援朝时彭的手下，都是挨过彭整过的军人，他们是被指责的保守派“四·四派”的主要支持者。文革后殴打彭的不但没受到处罚，1988年姓李的还获得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荣誉勋章。你说这是为何？
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真相
孙立忠
2010年02月11日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湘潮》）
1959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坚持真理、正直无私的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给彭德怀捏造了许多罪名。其中对彭德怀的政治生命最“攸关和致命”的罪名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据我所知，其主要“事实”是：1、1957年彭德怀在莫斯科同定居在苏联的机会主义头子王明的私人代表进行“密谈”；2、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
彭德怀一生中共出过5次国（1950年10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去朝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除外），分别率领5个军事代表团出访。最后三次出国时，即1957年11月随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访苏、同年率领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及1959年访问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我都担任彭德怀的俄文翻译。
从我多次给彭德怀出国时当俄文翻译的经历，可以这样说，上面说的1957年和1959年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作为见证人，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实际情况和看法叙述如下：
1957年11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下榻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饭店。别有用心的人说，有一个华侨曾到列宁格勒饭店找彭德怀和萧向荣（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说这个华侨是王明派来的私人代表，彭德怀和萧向荣都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的确，当时是来了一个华侨，但不是王明的代表，而是林伯渠侨居在苏联的女儿林琳和她的丈夫（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林琳是来列宁格勒饭店看望她的妹妹林秉元的。林秉元是林伯渠的三女儿，她这次也是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的俄文翻译。我和她是同事，都在军委办公厅外交秘书处工作。林秉元由于是第一次出国来苏联，感到特别兴奋，出发前在北京有好几个晚上未能入眠，加上出发前的紧张的准备工作，所以到莫斯科后，双眼红肿、发炎，病倒了，没有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留在列宁格勒饭店休息。她的姐姐林琳得知后，偕丈夫特意来饭店看望妹妹。别有用心的人说王明派代表来见彭德怀和萧向荣并进行“密谈”，这是对彭德怀和萧向荣的诬陷和恶意中伤。
关于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问题。这又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弥天大谎。
大家都知道，1959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因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在贯彻“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中产生的浮夸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等弊病，从而受到了批判。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头子。与此同时，又有人揭发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于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外调人员曾多次找我谈话，要我揭发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事。
当时我听到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时，感到非常惊讶和气愤。我想，对这样一个严肃的、与彭德怀政治生命休戚相关的的问题，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因此我向他们明确回答：彭德怀同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会谈”，更没有什么“秘密联系”。在阿尔巴尼亚，彭德怀虽然同赫鲁晓夫有过三次见面和接触，但那是礼节性的交谈。
第一次是在1959年5月29日夜晚，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的“游击队宫”举行宴会，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都参加了，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也应邀出席，出席宴会的还有在阿尔巴尼亚休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罗提渥。
第二次是在5月30日下午，阿尔巴尼亚为欢迎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有1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集会，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邀出席了欢迎大会。在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彭德怀见了面，见面时礼节性地相互问候和交谈了几句，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等都在场。
第三次是在5月30日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部长会议在“游击队宫”联合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也应邀出席，宴会后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这么大的宴会场合和群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彭德怀怎么能同赫鲁晓夫搞阴谋，怎么能“密谈”呢？另外，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党代表团住在“游击队宫”，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住在“达伊特”大饭店，两个代表团分别住在两个地方，相隔甚远，参加活动也不在一起。很明显，彭德怀不可能同赫鲁晓夫有什么“秘密联系”和“秘密谈话”。其次，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同时接待两个国家的大型代表团，这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显得相当紧张，特别是小轿车不够用，两个代表团只能合用一个车队。举行参观活动时，小轿车先把一个代表团送到这一个参观地点，而后再用这些小轿车送另一个代表团到另一个地点去参观。这就是说，两个代表团很难碰到一起。再说，我们和彭德怀朝夕相处，从未见过彭德怀单独出去见赫鲁晓夫，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单独来找彭德怀。所谓他们两人进行“秘密联系”和“秘密会谈”岂不是天方夜谭？
调查人员说，不对，据有人揭发，就是那天5月30日晚上，在“游击队宫”举行宴会以后，又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一向不愿跳舞的彭德怀回军事友好代表团下榻的“达伊特”大饭店休息去了，赫鲁晓夫就跟着去那里找彭德怀谈了三四个小时。
我对他们说，这简直是瞪着眼说瞎话，当时我们大家都看到，彭德怀是在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陪同下回“达伊特”大饭店休息去了，而赫鲁晓夫、霍查等，还有我们军事代表团的同志们仍在“游击队宫”舞厅里一起继续兴致勃勃地跳舞，怎么能说赫鲁晓夫去找彭德怀“密谈”去了。况且，彭德怀不会讲俄语，没有翻译怎么谈？
调查人员说，不对，据有人揭发，赫鲁晓夫是用他从苏联带来的懂中文的苏联翻译同彭德怀“密谈”的。
我对调查人员说，说实在的，我们连这样的苏联翻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调查人员又说，据有人揭发，赫鲁晓夫同彭德怀有“秘密联系”的渠道，他们两人在阿尔巴尼亚见面，是事先联系好的，赫鲁晓夫知道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所以他特意从苏联赶到阿尔巴尼亚去做彭德怀的工作。
我说，这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赫鲁晓夫率领的由10人组成的党政代表团（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穆希金诺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等）是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尔巴尼亚政府的邀请于5月25日先到达地拉那，进行正式访问，而我们的军事友好代表团是5月28日才到达地拉那。当时彭德怀还惊讶地说怎么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赫鲁晓夫已来到阿尔巴尼亚，怎么他也在这个时候来访问呢？由此可见，说赫鲁晓夫同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见面是事先联系好的，完全是空穴来风，一派胡说。
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回到北京后，只过了10多天，彭德怀就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7月14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即“万言书”），反映贯彻“三面红旗”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于是大会批评彭德怀反对搞人民公社。同年7月18日，赫鲁晓夫也发表讲话，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此时，又有别有用心的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也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他们两人在国内外互相呼应。很明显，说这样话的人居心不良，是有意硬把彭德怀同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在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我认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一批评倒是正确的，中肯的，切中了彭德怀的本意。
据我知道，彭德怀在访问波兰9国时，深感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我们国内搞“大炼钢铁”、“大跃进”等等，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致使人民的副食品和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特别是在游览匈牙利的巴拉顿湖时，彭德怀看到那里休假和疗养的军官及其家属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很有感慨地说：“1956年，他们国家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即‘匈牙利事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过短短二三年时间，他们的经济就恢复起来了，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军官们享受着良好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军队借鉴。我们军队也应该有一套制度，要正规化，使军队干部和战士都安心工作、训练、学习和休息才好。而现在，我们军队的正常工作和训练也被国家的中心任务 （指大炼钢铁）打乱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从彭德怀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彭德怀的确如毛泽东所说的从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但是，毛泽东只说彭德怀取了些经，并没有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呀！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证明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彭德怀出访中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讲话，作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证据。
彭德怀反驳说：“苏联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苏联人听不懂，我怎么里通外国？”
此人说：“有一次你和苏联人谈话，没有中文翻译在场，只有苏联翻译，谁知道你给苏联人说了些什么？……彭老总呀！我真没想到你会里通外国呀！”
彭德怀满怀气愤却语气平静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没想到彭老总会里通外国呀！
从上所述，无论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使出全身解数，编造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做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毛泽东只同意了前两点，对后一点却表示反对，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宜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搬离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那里种地、种菜。但是，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帽子一直还戴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央在处理一些领导人的“冤假错案”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能平反，困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有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告诉我说，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在第二份报告中，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这样，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下来了，长期未能结案。据我所知，对彭德怀的案子，毛泽东一直主张想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
1974年，彭德怀含冤逝世。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次全会决议的精神，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给持续了近20年（从1959年到1978年）的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这个历史大冤案平了反，正式向世人宣布，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1978年12月25日举行的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彭德怀的一生作了公正而高度的评价，彻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怀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
此时，九泉之下的彭德怀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吧！
云淡水暖：淮海战役究竟是谁指挥的？
：云淡水暖 文章来源：强国论坛
趣看军史：毛主席说“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云淡水暖
草民不是所谓“军迷”，对军史方面的书籍也是东看一本，西看一本，不系统。决定中国之命运的，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也是我军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战役当然人人都知道，就是在三大战役之后，彻底逆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才有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新中国，才有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举。前两年八一厂拍了系列大片《大决战》，分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部分，草民全部看过，场面很大，很震撼。
刚才在网络上闲逛，见《中华网军事频道》有一篇文章，“张雄文惊爆猛料——淮海战役秘闻！”（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3/11027561/20070606/14143013.html），心想，现在的网站编辑们有一股“行风”，叫做“抓眼球”，动不动就“猛料”呀、“秘闻”呀，淮海战役这么大的军事行动的历史，早已经耳熟能详了，比如以少胜多（我军60万，敌军80万），比如人民的支持，陈毅元帅诗曰：“人民是我亲父母，革命强中强”，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军的后勤支援），比如中野、华野协同作战…。
而这位张雄文先生要出来“惊爆猛料”，何故呢，看了一下，此位张先生原来是湖南《粟裕研究资讯》编辑部的，想必是个地方的研究刊物。草民在书店看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的传记陆续有出来，并且日益齐全，而像粟裕大将这样的有众多研究者、“粉丝”的似乎不多见，仔细一查，原来湖南还有个“粟裕研究”网站呢，粟裕大将是湖南的侗族，家乡的人们对其的敬佩也在情理之中。
读完张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所谓“猛料”是粟裕大将的卓越指挥才能的一些还少为人知的军事逸闻，而真正的“爆”者，是原南京电影制片厂原编导石征先，因为石先生也是“粟裕粉丝”，且于1978年7月27日首次采访粟裕大将，且2003年奉命拍摄过十集文献片《共和国大将——粟裕》（但据说未上演）。据草民看，“猛料”有三条：
其一，石先生讲，1989年拍摄《淮海战役》，花了一个亿，有其他两个战役（电影）之和这么多。原因是重拍了一次，先是实事求是从华野济南战役开始，拍完送审后，刚好□□□□□□卷出版，…不能与□卷精神相违背，结果只得又重拍，…真正起关键作用，多次以建议形式指挥军委统帅部和两个野战军的粟裕，也成了一个传令兵。…
其二，石先生讲，1978年其采访粟裕大将，…粟裕首长忽然说：“原来的时间限制作废，我给你四十分钟。”接着，他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当时朱楹（《粟裕传》的之一）就坐在他身边，还用手扯了扯他的衣服，首长却一把打开了。
其三，石先生有两张很有趣的“证明”纸条，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师哲先生写给石的，敬录如下：
【师哲同志回忆：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主席对蒙哥马利元帅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石征先采访记录
一九九七，五，十二
纸页左侧靠上有“师哲”二字签名。】
【另一张更详细一些，写道：
今天，我采访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原主任师哲老。据师哲主任回忆：
毛主席常常谈起他身边工作过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是张思德，一个是粟裕。粟裕在井冈山时期当过毛主席的警卫连长，此人很聪明、机智，很勇敢，很会带兵，很会打仗。
毛主席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粟裕这个人也是我们湖南人。
我认为师老这个回忆很重要，请师哲本人在我的采访记录上签了名，我又请师哲的女儿也签了一个名。她长期生活在俄罗斯，这次是回来看望师哲的。
石征先
一九九七，五，十二
纸片上方有师哲女儿俄文签名。】
草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追求“实事求是”精神的历程，陈云同志说过，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是这种追求的体现，我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所高举的精神、理论大旗，也是“实事求是”，体现在粟裕大将这段经历上，也有个“实事求是”问题。草民粗粗看了《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内容，在淮海战役鏖战正酣的过程中，从1948年9月2日到1948年11月27日（战役尚未结束），标有“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把粟裕放在第一位置的电文，有25封左右，在电文中，还有“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的字句，“全军”二字，分量颇重。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草民想，也许粟裕大将的“粉丝”们有其局限的地方，或者有其偏执的地方，但是如果采取真诚讨论的态度，是会对草民这样的门外汉有所裨益的，当然，更希望看到《共和国大将——粟裕》这样精彩的纪实纪录片，据说其中有这样的镜头：1949年9月30日下午六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是当然的第一上前铲土的人，在他动身时，忽然转身拉过朱德，又迈过许多人，拉过粟裕，三人便走上前去。…。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
张雄文
2007年5月前后，我有幸拜会了诸多粟裕大将的知情者，他们都有粟总善良的一面，待我十分友好。当我向他们打听书本以外的粟裕大将事迹时，他们或谨慎，或爽快，到底叫我知道了许多外人无法了解的事情。现整理出来发布，以防备遗忘。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若是脏水桶林彪干的，多好！），我不能一一标明出处，只能以字母代替，并请大家记住李商隐的诗：“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
一
A老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国防部与总参之间的矛盾早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粟裕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请求谈工作意见。毛未答应，只交代陈毅了解情况。陈毅先于5月12日找彭德怀、黄克诚两人，8天后的5月21日才找粟裕。期间，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人参加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叫大家谈谈对粟裕的看法。全场默然。半晌，毛泽东只得点名陈毅：“你跟他在一起时间最久，你说说！”陈毅面无表情地回答：“只一个字，阴！”然后再无别话，全场震惊。这个评价给毛、彭、邓、聂印象极深。几天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总说要加温；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陈毅、黄克诚等人于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批判粟裕，为军委扩大会议定调子；粟裕解释自己曾经谦让陈毅当华野司令，陈毅不做声，彭德怀冲口而出：“这正说明你阴！”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个人主义，就是大盗，大盗盗国！”1948年豫东战役时，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不同意打（可见《粟裕年谱》），在毛泽东支持下取得了胜利，此时，其中一人（邓小平？）说：“只有大野心家、阴谋家才如此贪功，打豫东战役那样的大仗！”军委扩大会议上，彭要求公开讨论粟裕“阴”的问题，陈毅做了专题发言，彭大加赞赏：“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 8月，毛泽东继续受影响，称粟裕为军队的“坏人”。
此后数十年，邓防备粟裕的“阴”，尽管粟裕1975年示好，总不给他平反，也不重用。不止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弃之一边，中顾委成立，还让粟的部下许世友做副主任，粟却为常委。
二
B老说：陈粟两家1958年后再无来往。《粟裕传》传记组采访楚青，问：“1958年后，陈老总到您家里来过吗？”楚青摇摇头，说：“人家是领导，怎么会到我家里来？”
三
C老说：1972年陈毅去世后，粟裕主动参加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没工作，处境也不好，粟裕将她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并时常照顾，一直到1975年去世。陈毅次子陈小鲁正关在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粟裕设法将其领出，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张茜去世后，粟裕干脆将小鲁接到家里，包吃包住。以后还做主，将孤儿的他招为上门女婿。为此，小鲁与大哥昊苏关系很不好。
类似以德报怨的还有抚养刘锡荣。刘锡荣父亲刘英，浙南游击战时期准备杀掉粟裕。两人互相防备，各带人马分开后，粟裕才知道身边一部下为刘英的暗探，奉命可随时干掉他。刘1942年牺牲后，此人成为粟裕手下将领，又成长为高级干部，但粟裕待之如初，从无穿小鞋之事。后来，《粟裕传》传记组到家采访此人，了解刘英派他盯紧粟裕一事。此人几个小时默默独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始终不发一言，任凭传记组人员来去，因不能证实，《粟裕传》只得屏弃这一细节。刘英之子刘锡荣被粟裕派人从要饭路上找回，收为养子，精心培养，成长为中纪委副书记。
四、
E老、F老、G老（两个）、I老说：1948年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签发淮海战役作战预备命令，此后敌情、友情都发生变化。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一部（四个纵队）靠近了战场。粟裕考虑如何将这一部分力量加进来，打大歼灭战。因豫东战役期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都反对打这样的大仗，粟裕只得电请毛泽东令中野阻住胡链兵团等部，结果中野未能阻住，使第三阶段功败垂成。此时，粟裕想出一个将中野力量加进来的法子：10月31日致电中央，请陈邓统一指挥。
几十年后，因原中野司令部人员透露出来，粟裕身边工作人员和老部下都知道了当年中野司令部发生的一幕：接到毛泽东转粟裕请陈邓统一指挥的命令，两个四川人用家乡话骂骂咧咧。邓骂：“他妈的，总贪多贪大！我这么点兵力，又没重武器，打个鸟！搞不好是第二个皖南事变！给中央发电，他（按：指粟裕）有本事，叫他自己指挥！”陈也骂脏话。电报员一听，为难道：“怎么发呢？”邓脑子一转，抢白说：“这还不好办？就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这份巧妙的电报于１１月２日发出。而实际上，此时陈邓司令部与军委、与刘伯承司令部以及华野司令部一直电报来往，畅通无阻。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陈邓向中央发电或跟华野粟裕通报情况，只自称中野而非总前委（可见原始电报），即有万一失利，以推卸责任的意思。
渡江战役时，战局已十分明朗，可以稳操胜券了，陈邓便开始堂而皇之自称“总前委”起来。
五、
J老说：1948年11月，中野包围黄维，见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似乎容易，陈邓便向中央发电并通报粟裕，保证：三天内解决黄维！粟裕不同意，悄悄作好防备，以应付万一。结果个把星期打不下来。眼见中野多年的老骨干牺牲很多，刘伯承建议：可惜了，先停止攻击，我们请粟裕同志派些部队来吧。邓是中野前委书记，有最后决定权，为“三天解决黄维”的军令状在中央面前出洋相赌气，坚决不同意，气忿忿地说：就是中野打光了，也要打！这句话后来被转移到别处，成为邓坚决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证明。
讲述此事的前辈告诉我：“邓1938年后才当129师政委，部队是刘伯承一手建起来的，他怎么不心疼？彭德怀有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疼。用来说邓，也合适啊！”后来部队实在顶不住了，才不得不报中央，请粟裕派兵前来支援。最后，粟裕主动又派了一次，共到了5个纵队，才解决黄维。
六
A老说：粟裕主动第二次派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3个纵队去支援中野，临行前交代：所有缴获给中野。陈士榘于12月12日到中野司令部，见到邓小平、陈毅，说：“我带来了3个纵队参加打黄维，请中野让开一个地段，给我们部队进去。”邓不想让华野部队担负主攻，以免到手的缴获丢了，只想叫他将部队分散补充中野，便说：“他们都不愿意让啊！” 陈士榘很牛气，说：“不愿让，我们就不参加了，我带部队去打阻击。”（此事及原话可见《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41页）说完，掉头就走。
邓小平、陈毅一面急忙电告粟裕，一面商量对策。粟裕听说，当即对华野总政副主任钟期光说：“你立即去陈士榘那儿，就说派华野部队支援中野，是（华野）前委的集体意见，必须绝对服从。而且必须听从中野的安排！”钟期光马不停蹄赶到已行进到中野六纵附近的陈士榘处，转达了粟裕的命令，陈士榘才令部队停止前进。邓小平又给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叫他留住陈士榘参加围歼黄维的战斗，不要去打阻击。此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商量，决定让出南集团作战地段给陈士榘。陈士榘即布置3个纵队，从南面向双堆集方向攻击，并于14日下达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战后，陈士榘按粟裕命令，将所有缴获交给中野。（此事《陈毅传》转移功劳，说陈毅命令陈士榘将缴获交给中野，还说：“原定打扫战场的陈士榘，只好空手而归。”既这么着，陈毅当时为何不能制止陈士榘停止前进？）
为表示对华野的谢意，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将黄维的拐杖等战利品托钟期光带给粟裕。钟期光到华野司令部转交物品时，粟裕表示不要，钟期光跟粟司令很随意，笑道：“你不要，我就拿了？”结果，这些珍贵的物品都归了钟期光，并一直保存到现在，军事博物馆多次上门讨要，钟家觉得对恢复华野的真正作用有帮助，一直不曾答应。
七
B老说：1948年12月19日，刘伯承、陈毅奉命去西柏坡向中央汇报，邓生恐他们向毛泽东谈到自己在淮海战役之前、之中的表现，忙向毛泽东发电报，主动承认自己对淮海战役发展成这样的大仗估计不足，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份电报后来被收入《邓小平军事文选》，可以查证。
八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驻华大使尤金：“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34页里马苏政说：“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后来尤金又问过陈毅同志，陈老总说：‘你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邓小平没有讲。”
C老说：邓小平当时说，是两个司令员指挥的。陈毅后来没办法，便打马虎眼：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话被传诵一时，被写进《陈毅传》和很多文本。1989年，其他人不在了，邓小平便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此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目前的定论。
九
粟裕的老部下某老告诉我：建国后调军事科学院工作，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史副主编的Z老，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对屡打胜仗的粟裕十分佩服。每当收到中央转发的华野捷报，他总兴冲冲地进去报告司令员聂荣臻，聂皱皱眉头，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Z老干副军级十余年，一直未能上去。文革中有一回，机会来了。正要填报升职表格，粟裕当时兼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某重武器兵工厂发生内斗，急点名调Z老前往，却因那里已有正军职，如果去，只能依旧担任副军职。Z老却觉得被常胜将军粟裕赏识，是终生荣幸，于是毅然丢弃正军职务，继续屈就副军职。
十
C老说：粟裕长子在北京军区工作，其身边工作人员有一人是聂荣臻女儿某某的亲信，聂女叮嘱该人：粟长子有何举动，第一时间告我。不巧这人是粟裕原秘书J老夫人的姨甥亲戚，忍不住说了，于是传到粟家耳里。
十一
D老说：文革中，出现“打倒粟裕”的大字报，毛泽东知道后，连夜给林彪电话，说：“解放台湾，你不行，我也不行，还得靠粟裕！”第二天，所有关于粟裕的大字报便不见了。
十二
F老说：建国后首次授衔酝酿时间长，有好几年，粟裕最初确实名列其中，没超出第七个，中央常委（即五大书记）对他们这些元帅人选的讨论，肯定有记录，只是目前属于绝密，还只有李银桥单方面的证词。贺龙1953年10月到朝鲜王必成兵团，透露自己被内定为元帅（此事可见《贺龙全传》），应该是其中记录之一，不过，贺龙其实是违反纪律的。
我天真地问：今天的胡总可以查阅吗？
某老说：他当然可以，只是粟裕与他无多大干系，他怎么会这么做？况且他也只求稳当，和谐社会么，他才不会去搅动，弄出自己也收拾不了的变故的。
我笑道：这不明摆粟裕吃亏么？和谐，就是和稀泥吧？
F老笑而不答。
文献片＜共和国大将粟裕＞摄制组采访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
十三
G老说：军事科学院多数人很崇敬佩服首长，表现有三个：一是首长一般不来军科坐班，只大事才来。他不在，全院若开大会，必定乱糟糟的，下面四处开小会。首长一来，下面“地上掉根针都听得见”。因为别的领导乡音浓，又是套话。而首长普通话很可以，关键讲话内容很独特，有水平。二是军科郑文翰院长，原来是彭总秘书，却极佩服首长。梁丞（朱楹）将《粟裕传》删掉的部分内容写成文章，以《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为题发表后，因直接点名说彭总的不是，彭总老部下要联名告状、辩驳。郑院长知道文章内容客观，闹起来只有增添笑话，两边都不好，急忙出面制止。（此事我原听粟裕秘书Z老当面谈过）三是军科有个20来岁的年轻人，叫陈舟，专门沉浸于研究首长。他还出版《粟裕兵法》一书，很有影响。
我问：前面阶段军科不是有个郭志刚，写了篇《关于新中国元帅军衔的评定问题》，不是故意混淆真相，贬低粟总吗？
G老说：他将元帅人选的确定时间断定从1955年1月中旬的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开始，说它框定了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范围。确实有点学究气，不懂中国官情。你们一句“贺龙1953年就知道自己内定为元帅”，就可驳倒他了。不过，他很年轻，也很上进，没想到那篇文章给首长带来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他发言时，我们要录像，他忙制止，说：“我们随便聊聊，随便聊聊。”我们知道他有现职，很理解地关了机。）
十四
采访记录：（如图）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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