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八章 征服令我们一无所获，感谢上帝
伊桑·艾伦·希契科克上校是一位喜爱读莎七比亚、乔叟、黑格尔、斯宾诺莎作品的职业军人。他毕业于军事学院，后任第三步兵团指挥官。他在日记中写道：
1845年6月30日，路易斯安那州的杰瑟普堡。
昨天晚上，华盛顿来的专差命令泰勒将军即刻进军……占领格兰德河岸及其附近地区，驱逐越过该河的一切墨西哥军队。昨天晚上，指挥官在军乐的祷福声中匆忙地向我们宜读了这一命令。我思考着必需的准备，一刻也不得入睡。……暴行势必引起反抗。我深信，我们发动的这场战争必定导致流血冲突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件。
希契科克的判断并没有错。杰斐逊购买了佛罗里达，使美国的边界延伸到落基山脉、版图增加了一倍。其西南是墨西哥，该国1821年在反对西班牙的革命中赢得了独立。那时墨西哥的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它包括现今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科罗拉多州的一部分。1836年，得克萨斯在一次骚乱之后得到美国政府的援助，从墨西哥分离出来，自称其为“孤星共和政府”。1845年，美国国会将其作为一个州并入联邦。
此时，白宫的主人是民主党人吉姆·波尔克，一位领土扩张主义者。就职典礼的当晚，他就向海军部长吐露心机：他的主要目标是获取加利福尼亚。他下令泰勒将军率部向里奥格兰德进军，这实际上是向墨西哥挑战。尽管得克萨斯击败并俘虏了墨西哥的桑塔·安纳将军，迫使桑塔·安纳将军承认以格兰德河作为得克萨斯的南部边界，但是，格兰德河到底是否为得克萨斯的南部边界，这一点尚存争议。流经得克萨斯北部的纽埃西斯河约150英里，过去被看作是得克萨斯与墨西哥的边界。墨西哥和美国都将此河作为边界。可是，波尔克鼓励得克萨斯接受合并，并保证美国将支持它对格兰德河的要求。
向格兰德河进军，侵占墨西哥人居住区，这显然是一种挑衅行为。泰勒将军的军队列成平行的纵队越过开阔的大草原，前方和侧翼有侦察兵，供应部队尾随其后。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穿过密集的灌木丛，1846年3月28日终于到达了一个地方，那里满是墨西哥居民匆忙中遗弃的耕地和茅草小屋。墨西哥人早已渡过格兰德河逃向马塔莫拉斯城。泰勒将军安营扎寨，修建堡垒，满载弹药的大炮瞄准马塔莫拉斯城的市区。墨西哥居民惊恐地注视着平静的河岸对面这支军队的动静。
早在1845年，一份代表波尔克总统和民主党立场的报纸《华盛顿联邦政府》，就已经点明了并吞得克萨斯的意图：“务必完成合并这一重大步骤，同时解决边界问题和格兰德河的归属问题。谁能阻挡向西奔涌的洪流？通向加利福尼亚的道路已向我们敞开，谁能阻止我们向西进军的步伐？”此后不久，1845年夏，《民主评论》的主编约翰·奥萨利文用一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来解释战争的起因：“我们显然注定要拓展到上帝为我们每年新增的数百万人口的发展而指定的大陆。”是的，这是天定命运。
1846年春，波尔克总统所需要的，就是一次军事事件，藉以挑起他所希望的战争。这年4月，机会终于来了。泰勒将军的军需官克罗斯上校在格兰德河河岸骑马时突然失踪。11天后，人们找到了他的尸体。他因头部受重击而死。据推测，他很可能是被越过河的墨西哥游击队员杀害的。
第二天（4月25日），泰勒将军的一支巡逻队遭到墨西哥人的包围、袭击，并被消灭：16人死亡，其他人受伤，余者被俘。泰勒给波尔克发了一份急件：“现在可以认为，战争就要开始了。”
墨西哥人已经先动手了。早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希契科克上校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求之不得的：
从一开始我就说过，合众国是侵略者。……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侵占此地……政府可能会派遣一支小部队挑起战争，以便寻找借口，从而夺取它垂涎已久的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地区。……我无意这么做……但是，作为一名军人．我必须执行命令。
5月9日，前方尚未传来有关战争的任何消息，波尔克便迫不急待地向政府内阁建议，发表战争宣言。波尔克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内阁会议上的发言：
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听说墨西哥军队有任何公开的侵略行动，但是，他们必定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危险已迫在眉睫。在我看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宣战……我不可能对此再保持沉默……国民对此极为兴奋与渴望。
“兴奋与渴望”的不是国民，而是总统本人。当泰勒将军发来的急件（有关美军遭墨西哥人袭击的伤亡报告）到达后，波尔克召集内阁官员通报这一情况。全体内阁成员一致同意总统发表战争宣言。波尔克在致国会的主战谘文中，愤愤不平地写道：“墨西哥人已经越过了合众国边界，侵入我国领土，使美国人的鲜血在美国人的土地上流淌……”
国会随后匆忙批准了总统谘文。与主战谘文相配合，白宫立即提交了一大堆正式文件，为波尔克的主战声明提供证据，但这些证据都未加核实。派遣志愿军参战和提供资金的提案被限制在两小时之内讨论表决，但这两小时的大部分是用来宣读提交的文件中选定的某些段落，这样，对这问题的讨论只剩下半小时。
辉格党也希望得到加利福尼亚，只是更愿通过非战争的方式达到目的。不过，他们并不否认军事行动需要人力财力，因此，他们在投票时倒向民主党。战争决议案以174:14的绝对优势获得通过。参议院讨论战争议案时也发生了辩论，但这种辩论只持续了一天。由于辉格党人支持民主党，因此，参议院以40:2通过了战争议案。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最初投票时属于“顽固的14票”，后来投票时还是决定支持战争拨款方案。
战争开始之时，伊利诺斯州的亚伯拉罕·林肯尚未进入国会。但是，1846年竞选国会议员成功后，他得以有机会就战争问题进行表决和发表意见。他提出了著名的“地点解决方案”——他向波尔克提出质询，要求具体指明美国人“在美国上地上”被杀戮的确切地点。但是他并不赞成用停止拨款的办法来中止战争。1848年7月27日，他在众议院演讲时说：
如果用“总统发动这场战争是违宪的、多余的”这种说法来表示反对战争的话，那么辉格党人更应该完全反对这种观点。……把军队开入和平的墨西哥人定居点，驱赶居民，毁坏他们的农作物和财产。在你们看来，这些行动是和平友好之举、不是挑衅，但在我们看来，事情并非如此。……不过，既然战争已经开始，成为国家的事业，与你们一样，为了支持战争，我们付出了金钱和生命，因此倘若我们还反对战争，那就不对了。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我们会继续投票支持为战争提供必需的物质供应。……
少数反对奴隶制度的国会议员投票反对战争措施，因为墨西哥战争会扩展南部奴隶制度的范围。俄亥俄州的乔舒亚·吉丁斯，一位热情奔放、富有感染力的演说家，将这场战争称为“一场邪恶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1846年5月国会通过战争法案后，拥护战争的群众在纽约、巴尔的摩、印第安纳波利斯、费城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数千人立即加入志愿军。战争初期，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布鲁克林之鹰》中写道：“啊，墨西哥应该受到惩罚！……我们志在改变世界，我们的军队正在前进。我们不要再争吵不休，向前进，美国知道如何去征服，也知道如何去扩张！”
所有这些侵略行为都贯穿着这样一种观念：美国将会给更多的人带来民主和自由的福祉。这种观念掺杂着种族优越感，掺杂着对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美丽富饶的土地的向往，掺杂着参与横跨太平洋两岸商业活动的强烈愿望。1847年，《纽约先驱论坛报》指出；“在几年之内，无所不能的美国能解放墨西哥人民，给他们以新生；我们认为，教化这个美丽的地方是我们的神圣使命之一。”
1847年2月11日《国会公报》作了如下报道：
马里兰州的贾尔斯先生——我认为，在我们关闭雅努斯两面神庙的大门之前，我们应当并且一定能获得土地。……我们必须跨越海洋。……我们必须迎风破浪，直接从得克萨斯向太平洋进军。……这是白种人的使命，这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使命。……
美国废奴协会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战争“仅仅是为了将美国的奴隶制度推广到墨西哥幅员广阔的领土之上，并使之永久存在，这是一种用心险恶、令人讨厌的图谋”。27岁的波士顿诗人、废奴主义者詹姆斯·拉塞尔开始在《波士顿信使报》上写讽刺诗歌（后来，他将这些诗歌结集为《比格罗文集》出版）。新英格兰一位农民霍齐亚·比格罗，用他自己的方言描述战争：
战争，我把它叫做谋杀，
——它发生在旷野和平原；
我不愿深陷其中
——于是我为此烦恼不已……
他们想要这个加利福尼亚，
——把新的蓄奴州多多建立，
好来作贱你，侮辱你，
——狠狠剥掉你的皮。
1846年夏，战争已经断断续续地开始了。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作家亨利·戴维·索罗拒绝交纳马萨诸塞州人头税，公然抨击墨西哥战争。他被投入监狱，关了一个晚上。他的朋友在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替他交纳税款，于是，他被释放了。两年后，他发表了《反对政府管治》的演讲（后来作为一篇论文《论公民之不服从》印行）：
教育人民尊重法律，这是不可取的。权利亦不值得人们尊重。……法律从未给人些许公正；并且，正是由于人们尊重它，所以，即便是心怀好意者也会时常充当不公正行为的代理人。过分地尊重法律，通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必然的后果：你会见到一队士兵……井然有序地翻山越岭，开赴战场。唉，他们其实违背了自已的愿望，违反自已的本性和良心，进行这么一场实际上充满着艰难险阻、令人心悸的行军。
索罗的朋友、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同意他的观点，但认为抗议法律是徒劳的。爱默生到监狱探望索罗时，问道：“你干嘛在里面？”据说索罗回答说：“你干嘛在外面？”
绝大部分基督徒或者直言不讳地支持战争，或者保持着怯懦的沉默。波士顿唯一神教派的牧师西奥多·帕克，既强烈批评战争，又公然藐视墨西哥人民。他称墨西哥人是“令人讨厌的人；在血统、历史、性格方面都十分令人讨厌”，最终必定会降服于联邦——就像印第安人那样。他指出，是的，美国应当扩张，但不是靠战争，相反，是靠它的思想力量．它的商业压力，靠“优等种族的持续进步，优秀的思想观念和更好的文明……”
帕克的种族优越观念流传甚广。俄亥俄州众议员德拉诺是一位反对奴隶制度的辉格党人，他反对战争，因为他担心美国人与劣等人种混合，“接纳各种肤色的人……成为混杂着西班牙人、英国人、印第安人、黑人血统的极其糟糕的混合物……据说，这样会产生出生性懒惰、愚昧无知的人种”。
战争在继续，反对意见也越来越多。美国和平协会发行了一份报纸《拥护和平》，发表反对战争的诗文、演讲、请愿书和反对战争的布道，以及大量的反映军营生活堕落、恐惧战争的见证文章。虽然政府领袖为了争取爱国者的支持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社会上还是出现了大量的公开反对与批评意见，这种现象颇引人注目。尽管受到爱国心强的民众攻击，反战集会还是经常发生。
当军队向墨西哥城渐渐逼近的时候，反对奴隶制度的报纸《解放者》勇敢地宣告他们希望美军失败：“全世界每一位爱好自由、博爱的人士都期盼他们（墨西哥人）取得辉煌的胜利……”
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以前是奴隶。1848年1月21日，他在自己主办的罗彻斯特报纸《北斗星》中写道：“美国目前正与其友邻共和国进行一场不光彩的、残酷的、不公正的战争。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领土充满了贪婪嗜好，墨西哥看来注定要成为其牺牲品。”道格拉斯嘲笑战争的反对派们不愿采取真正的行动（甚至废奴主义者都甘愿交纳人头税）：
任何一位声名显赫的政治家似乎都不情愿冒他本人及其政党的声望受到伤害的危险……公开地、无条件地对战争提出非难。似乎无人甘愿冒各种危险去呼吁和平；所有的人似乎宁愿战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下去。
民意何在？这很难说清。第一次遭遇战发生后，征募活动开始减少。研究墨西哥战争的历史学家无疑谈到了“人民”和“大众舆论”，然而，他们的论据不是来自“人民”而是取自于报纸，并把报纸作为人民的声音。1845年8月《纽约先驱论坛报》指出：“群众大声呼喊支持战争：”《纽约晨报》说“城市充满了战争的狂热情绪……需要给这种永不满足的精力指明方向，于是他们的注意力已集中到墨西哥。”
要想知道大众在何种程度上支持战争，这是不可能的。但有证据表明，大多数组织起来的工人反对战争。纽约、波士顿、罗威尔的爱尔兰工人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吞并得克萨斯。5月，当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刚刚打响时，纽约工人举行了抗议战争的集会，许多爱尔兰工人参加了。这次集会将战争比作是一场由奴隶主策划的阴谋，要求美国军队从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撤退出来。这一年，新英格兰工人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谴责战争，宣布他们“不会拿起武器去支持南部奴隶主去掠夺我们五分之一同胞的劳动。”
战争的最初时期，一些报纸抗议战争。1846年5月12日，霍勒斯·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中写道：
我们可以轻易地击败墨西哥军队，将他们成千地杀死。……难道有谁会相信，征服墨西哥的胜利，“合并”其半数的领土，真的会给我们带来比目前更多的自由、更纯洁的德行、更加繁荣的工业吗？……如果不启动可怕的战争机器，生命是不是不会如此可怜，以至于死亡紧随其后呢？
那些在战场上战斗的人——长途跋涉、流血流汗以至生病、死亡的战士们，墨西哥士兵，美国士兵，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墨西哥士兵的反应，我们知之甚少。美国士兵中，我们知道得更多的是志愿兵，而不是征召来的士兵。他们被金钱所诱惑，谋求在部队中加官晋爵，提高其社会地位。泰勒将军的部队中，有一半是新近来的移民——绝大部分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他们的爱国情绪并不很强烈。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被金钱所引诱，逃向墨西哥一边。其中一些人参加了墨西哥军队并组成了自己的营队，比如圣帕特里夏（圣帕特里克）大队。
起初，人们被优厚的津贴和爱国主义所激励，对军营充满了狂热和憧憬。在纽约，好战情绪高涨，议会授权政府招募5万名志愿军。布告上写着：“要么是墨西哥，要么是死亡。”在费城，2万人举行大规模的集会。俄亥俄州有3000人参加志愿军。
最初的这种精神状态不久就烟消云散。一位年轻人在给《剑桥编年史》的匿名信中写道：
我既没有丝毫“参加”到你们当中的意思，也无意以任何方式帮助这场反对墨西哥的不义之战。我不希望参加到这样一种对妇女儿童（就像夺取蒙特瑞等地的战斗中所展示的那样）“光荣的”屠杀中。我也不希望将自己置身于心胸狭窄的军事专制暴君的支配之下，不管他如何反覆无常，我必须绝对地服从他的意志。不，先生！……刽子手总有其末日。……一旦职业军人变成了土匪、强盗、刺客之流，这样的时刻就会迅速来临。
为了招募更多的志愿兵，政府不惜慷慨许诺，乃至撒谎欺骗。一位讲述纽约志愿兵历史的指出：“很多人没有职业，他们入伍是为了他们的家庭。政府给他们预付‘三个月’的工资，并许诺他们可以给家人留下一部分报酬。这样，他们不在家时，家人能维持生活……我敢断言，所有的志愿兵都是通过欺骗手段招募来的。”
到1846年末，招募到的新兵越来越少。为了能招募到更多的新兵，军方降低了招兵的身体条件，还规定：凡接受招募者都可以预付2美元。这种方法也不能奏效。1847年初，国会裁定10个新的常规兵团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许诺到他们光荣退役时给他们100英亩的公用土地。但是，结果还是不尽人意。
不久，残酷的战斗使大家再也无暇顾及荣誉和诺言了。在格兰德河岸的马塔莫拉斯城前，阿里斯塔将军率领的5000人的墨西哥军队与泰勒将军率领的3000人发生遭遇战，一时间弹片纷飞。炮兵塞缪尔·弗伦奇平生第一次在战场上目睹了死亡。约翰·威姆斯描述道：“塞缪尔·弗伦奇碰巧正盯着附近马背上的一个人看。他看见一颗子弹从马鞍的前鞍桥射入，穿透这个人的身体，从另一侧冲破出来，鲜血喷涌而出。”
战斗结束时，墨西哥士兵伤亡近500人，美军伤亡人数大约为50人。威姆斯叙述了后来发生的情况：“夜幕遮盖了疲倦的人们。他们躺下来，睡在被践踏的草原上。在他们四周，双方的一些士兵因伤痛而大声尖叫、呻吟着。夜晚显得那么漫长。在阴森森的火把亮光下，军医的锯刀整个晚上都不曾停歇。”
离开了战场返回营地后，新兵征召广告所宣扬的那种浪漫情怀迅速被人遗忘。密西西比第二步兵团开入新奥尔良，受到严寒和疾病的沉重打击。该团的军医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团服役6个月后，遭受的损失是：牺牲167人，遣返134人。”800人分乘3 艘船，每只船都被塞得满满的。军医继续写道：
疾病的阴影仍然在我们头上徘徊。船舱里……不一会儿就挤满了病人。恶臭令人难以忍受。……海浪开始咆哮。……整个黑暗的夜晚，轮船摇摇晃晃地前进着，将病人从一侧抛到另一侧，铺位粗糙的拐角擦伤了他们的皮肤。精神错乱者大声狂叫，病人在恸哭，垂死者在悲吟，一片混乱。……我们被关在令人作呕的轮船上达4个星期。当我们在波士顿登岸时，已有28人被扔进了汹涌的波涛之中。
与此同时，英裔美国人的军队或乘车，或乘船，陆续进入加利福尼亚。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在经历了环绕南美南部海畔漫长的航行之后，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瑞海岸。他在日记中写道：
亚洲……就在我们近前。移民将涌入加利福尼亚富饶的地区。该地区全部的资源……将得到开发。……道路沿线的公共土地将由不毛之地变成果园，大量人口将在此定居。……
英裔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战争，他们袭击了西班牙殖民地，抢劫马匹，宣布加利福尼亚脱离墨西哥而独立——取名为“熊之旗共和国”。加利福尼亚的本地居民为印第安人，海军军官里维尔召集印第安酋长，对他们说（据他后来回忆）：
我把你们召集在一起，是想跟你们谈谈。你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不再属于墨西哥，它属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领土从一个巨大的海洋——你们曾见过或听到过的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另一个巨大的海洋——距离冉冉升起的太阳几千海里的太平洋。……我们的军队现在已开进墨西哥，不久就会征服整个墨西哥。不过，假如你们做得正确，忠于新来的统治者，你们就丝毫不要害怕我们，……我希望你们改变过去的习性，放弃你们的种种恶习，变得勤劳节俭。……我们会照看好你们，给你们以真正的民主；但我们要谨防煽动叛乱、违法等一切犯罪行为。我们的军队定会严惩此类行为。无论你们躲藏在什么隐蔽之处，我们都能找到你们。
卡尼将军没费什么周折就攻下了新墨西哥城，圣菲也不攻自破。美军一位参谋官描述了墨西哥人对于美军进入他们的首都所作出的反应：
我军开进墨西哥城……军刀高高举起．佩剑闪闪发亮，煞是威武雄壮。……当星条旗升起的时候，山上响起了隆隆炮声，向我们伟大的祖国致敬。很多墨西哥妇女再也控制不住被压抑的感情，失声痛哭……附近的建筑也显得郁郁沉沉，里面传出的悲泣声淹盖了喧嘈的马蹄声。
此时是8月。12月，新墨西哥陶斯城的墨西哥人发动起义，反对美国人的统治。美国人镇压了这次起义，逮捕了很多起义者。但是，很多起义者逃走了。他们不时地发动袭击，打死美军士兵，然后又躲进山里。美军展开了追捕。在最后一场决定性战斗中，六七百名起义者与美军激战，150人牺牲。起义失败了。
洛杉矶也发生了暴动。1846年9月，墨西哥人迫使驻扎在那里的守备队投降。直到1847年1月，经过一场血战后，美军才夺回洛杉矶。
泰勒将军已经越过格兰德河，占领了马塔莫拉斯，穿过墨西哥，到达南部地区。但是，在墨西哥的领土上，他的志愿兵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掠夺墨西哥村民的钱财，强奸案件急剧增加。
美军沿格兰德河北上，当他们到达卡马哥时，炎热的气候令人难以忍受，饮用水质不纯，痢疾、腹泻以及其他疾病流行，最终导致1000人死亡。起初，军乐队奏响《死亡进行曲》，人们在音乐声中埋葬死者。后来，死亡人数太多，不得不终止军葬礼仪。在南进蒙特瑞之战及另一次战斗中，士兵和马匹在痛苦中挣扎、死亡，一个军官用“血流成河”来形容当时的战斗场面。
海军炮击弗拉克鲁兹，大规模地杀害平民。一发炮弹击中邮局，另一发炮弹击中一家外科医院。连续两天来，美军向城内发射了1.3万枚炮弹，直到对方投降为止。《新奥尔良三角洲》的一位新闻记者写道：“墨西哥人对其损失作了各种各样的估计：死伤人数在500到1000人之间不等。然而，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所受的损失较小，相比而言，妇女儿童所受的伤害要大得多。”
希契科克上校进入了这座城市。他写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令人恐怖的炮火……射向极为明确的目标……通常命中居民居住区——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一想到此，我就战栗不已。”作为一名尽职的军人．希契科克为斯科特将军起草了“一份告墨西哥人民书”，然后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印行了数万份，其中说：“我们对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我们是为谋求和平而来，没有任何尘世的欲求。”
这是一场美国精英与墨西哥精英相互较量的战争，每一方都与另外一方一样，鼓励、利用甚至牺牲自己的人民。墨西哥军队的司令员桑塔·安纳平息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打了胜仗以后，他的军队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希契科克上校和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进入桑塔·安纳的庄园时，发现墙上全都挂着装饰豪华的绘画作品。可是，他的士兵伤亡殆半。
斯科特将军率领1万名士兵继续前进，奔向最后的战场——墨西哥城。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在距墨西哥城还有三天路程的哈拉帕，第十一兵团有7人死亡，他们的服役期延长了，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战争是疾病，他们还得面临更多的疾病与死亡。
在墨西哥城的近郊丘鲁武斯科，墨西哥军队和美国军队战斗了3个小时，双方死伤数千人。被俘的墨西哥俘虏中，有69人为美军逃兵。
像在通常的战争中那样，战斗往往是在没有任何特定目标的情况下爆发的。在墨西哥城附近就进行了这样的一场交战，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一名海军中尉埋怨斯科特将军：“他用并不充足的兵力，错误地发动了这场战争，驱使我们为并不存在的目标而战斗。”
在攻克墨西哥城的决定性战役中，英裔美国人的军队占领了查普特佩克高地，然后攻入这个有着20万人口的城市。桑塔·安纳将军早已向北逃去。此时是1847年9月。一位墨西哥商人给他的朋友写信，谈到了美军炮轰墨西哥城的有关情况：“好多地方所有的工事都被炸毁，炮击导致大量的男人、妇女、儿童伤亡。”
桑塔·安纳将军逃到瓦曼特拉城，另一场战斗在那里打响。桑塔·安纳将军不得不再次逃走。美军一位步兵上尉在给父母的信中，记下了一名叫沃克的军官战死后所发生的事情：
莱恩将军……命令我们“为牺牲者——勇敢的沃克报仇”。……我们首先攻破了酿酒厂。随后，我汇痛饮一通。烈酒使人疯狂，各种暴行发生了。老年妇女、少女的衣服被剥下——许多人甚至遭到强奸。大批大批的男人遭枪击……他们的财产、教堂、商店和住宅都遭到洗劫。……我平生第一次为我们的祖国感到羞愧。
一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志愿兵，战争后期驻扎在马塔莫位斯。他写道：
在这里，我们处于严厉的纪律约束之下。军官中有一些人本来生性善良，但他们同时对人又很残暴、冷酷。……今晚操练时，有一个军官用剑刺开了一名士兵的头。……但事情马上就过去了。不一会儿，军官与士兵们并肩站在一起。……士兵的生命完全不被重视。
1847年8月15日，从弗吉尼亚、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州招募来的士兵在墨西哥北部发动哗变，反对罗伯特·特里特·潘恩上校。潘恩上校杀死一名叛兵，但是，他手下的两名中尉拒绝帮助他镇压。为了维持稳定，这次哗变最终免于追究。
逃兵越来越多。1847年3月，军方报道说逃兵超过1000人。战争期间逃兵总计9207人（其中5331人为常备兵，3876人为志愿兵）。那些没有逃亡的士兵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库欣将军谈到，在马萨诸塞步兵第一团中，这样的士兵有65人，他们“发动叛变，违抗军令，简直不可救药”。
胜利的荣耀属于总统和将军，而绝非逃兵、阵亡者、伤病员。马萨诸塞州志愿军参战时有630人，当他们返乡时，已有3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因病而死。在庆祝他们返乡的招待会上．士兵们向他们的指挥官库欣将军发出嘘声以示不满。
老兵一返回家园，投机商人立即前来收购美国政府颁发给他们的土地许可证。许多老兵急需用钱，以不到50美元的价钱卖掉了他们所获的160英亩土地。
墨西哥投降了。美国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呼声，要求夺取墨西哥全部领土。1848年2月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规定：墨西哥的一半领土为美国所有；墨西哥与得克萨斯州以格兰德河为界；墨西哥将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州割让给美国。对于美国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一事，《辉格党信使报》作出这样的结论：“征服令我们一无所获……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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