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这是每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入伍后必须学唱的歌。它用在德国本土早已失传的《威廉皇帝阅兵曲》的谱子，填上了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的基本纪律的内容。
大概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我从一位家在总参军训部的同学那里得到一件东西：美军六十年代发给派驻越南“特种部队”小册子的汉译本。
怀着极大的兴趣，我认真阅读了这本书。开宗明义，小册子的前言说明本书供参加越南“特种战争”的军人阅读，属于秘密读物。
小册子接下来就越南的风土人情做了详尽的介绍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像毛泽东的游击队那样熟悉并尊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而采用西方国家所习惯的做法的话，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甚至被驱逐。随即，小册子用黑体字原文引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文，并着重指出：毛泽东为他的游击队制定的纪律的有些条款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琐事，但他们就是从这些琐事做起赢得了民众，并最终取代国民政府掌握了政权。在特别强调了“再也没有比调戏妇女更能有效地抵消之前所做的一切工作的效果的事情了……”之后，小册子明确要求，特种部队的长官必须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全文印发给每个士兵并要求他们像毛泽东的士兵那样背诵并严格执行……
这是说的一段历史。我不知道美国特种部队的大兵们是否认真执行了这些规定、是否赢得了越南民众的支持，反正历史告诉我，最终美国人被赶出了越南。但不管怎么说，从他们的指挥官非常认真地学习自己敌人成功的经验并付诸实践这一点来说，我是非常赞同的。
顺便说一句，在两年后开始的部队生活中，我也不止一次地听首长们不加掩饰地赞扬美军在朝鲜采取的成功战法，以及志愿军效法美军战法取得的成功战例。
由此看起来，军人们的心总是相同的。因为他们比那些成天空讲政治的政客们更清楚：在战场上“生存才是硬道理”，为了生存、为了胜利，只有虚心向敌人学习并“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方能取得在谈判桌上挺直腰杆的资格。
刚才说的是过去的事儿，再回到如今。如今美国佬一面剑拔弩张地与韩国举行联合演习，一面摇着橄榄枝进入越南的港口。看看，“老师”又开始教育“学生”了……
如果我们不从他们的“两手”里学到“两手”并反制于他们的话，那么在以后的兵戎相见中，我们的军人们很可能会在民众唾骂的中不情愿地“弯着腰签字”的。
2010年8月23日
附文：
美军特种作战的毛泽东渊源
地球村过客
有谁知道，二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一场胜利，竟然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
这次战斗，就是马金岛之战。一位名叫埃文斯·卡尔逊的美国军官，带领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搭乘潜艇袭击了吉尔伯特群岛的日军总部所在地马金岛，以伤亡三十多人的代价，歼敌三百余人。美国舆论为之欢欣鼓舞。
跟其他登陆作战不同的是，卡尔逊的部队采取了“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对敌有生力量进行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战场。这是美国军事史上第一例系统的特种作战战例。然而，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最终成为昙花一现，没有再次出现在二战战场上。直到越南战争后，它才得以获得重生。
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虽然有些年头，但值得重新讲述。
梦想征服中国的美国楞头青
埃文斯·卡尔逊是个典型的美国牛仔，性格烈如火，犟如牛。1912年，他在16岁上用谎报年龄的办法参加美国陆军，五年后晋升为陆军上尉。1919年，美国野战炮兵上尉卡尔逊从陆军退役，进入商界。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讨厌这个行当，遂于1922年重入伍，加入海军陆战队。这一次，他从下士干起，到年底做到了中尉。1924年，卡尔逊报考飞行军官失败，遂动念申请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执行警卫任务。
1927年2月，卡尔逊中尉被批准前往中国。他是带着救世主的理想登上军舰的。要知道，那时的美国人一般认为北洋政府是合法政府，但有一个叫做孙中山的人，则老是带着一帮流氓无赖跟政府过不去，弄不好会把中国赤化。与卡尔逊中尉同行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两个营，所有官兵都知道：他们的使命是制服那些中国暴民，把美国的利益从太平洋彼岸的动荡和灾难中拯救出来。
那年的3月初，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并在租界进行阅兵。他们试图以闪闪发光的现代枪炮，向租界外的中国人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对于列强的在华利益，美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时的卡尔逊并不知道：租界外有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帅哥，正在领导一班工人，准备用暴动的办法，让孙中山的同伙们占领这个巨大的城市。
形势犹如浸了汽油的干柴。3月中旬，周恩来带领的工人武装夺取了上海的控制权，蒋介石的部队随即进入这个城市。卡尔逊们随时都能够感受到中国人高涨的反帝情绪。租界处于战争的边缘，美国海军陆战队构筑了阵地，准备对进攻租界的中国武装大开杀戒。在不远处的南京市，国民革命军在战火中杀死一名美国人，美国军舰就还以炮轰。在上海，美国军队试图通过炫耀武力来给中国人打预防针。卡尔逊甚至带领他的部队，进入中国居民住宅搜查武器。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镀镍刺刀的寒光，对于这帮乱民的精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蒋介石没有让他有使用镀镍刺刀的机会。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顺应国际社会的要求，对上海“乱民”举起屠刀。在那些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日子里，卡尔逊从上海租界致信家人，宣称：“唯一有效的策略，是给中国人一个教训。我们只有占领汉口，南京、天津和上海，并且严惩所有那些公开反抗的中国人，这个民族才不会忘记他们对于外国人的应有尊重。”
这是南京条约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普遍看法。蒋介石显然愿意尊重国际社会的惯性思维。当然，如果他的屠杀能够更彻底一些，国际社会的意志也许会得到几百年不动摇的尊重。
不幸的是，在中共及其同情者血染华夏的秋收时节，竟然从湖南的一个刑场上跑了一个死囚。那个赤着脚在田野中奔跑的瘦高个子帅哥，名叫毛泽东。他不仅将改变中国，也将改变卡尔逊及其国际社会。
被中国征服的美国军官
中国的事态发展很快，超出了卡尔逊的理解能力。不过，他的手指终于可以离开扳机，虽然这会使他在持久的紧张之后感到一阵空虚。这年的九月，他晋升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租界的军营生活悠闲而不乏奢侈。卡尔逊犹如乘坐在一块浮在中国上空的巨大飞毯上，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却无法真正了解中国。
直到第二年夏天，他被任命为团情报官，这种情况才开始有了改变。
他的新职务使他能够直接接触美国亚洲舰队的总司令布里斯托尔上将。老布是个亲华派。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奥尔巴尼号驱逐舰上任舰长，驻防中国。正是他下令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天鸣响礼炮，向新政府致敬，因而与美国政府主流人士存在不和。他要求部下了解中国，并且平等对待中国，以便适应中国人民日益觉醒的现实。
卡尔逊开始并不能接受老布的观点。但他很快接触到更多持相似观点的美国人。包括后来将以《红星照耀中国》而名扬天下的埃德加·斯诺。1929年，卡尔逊被派往尼加拉瓜作战。那场战争从另一个方面影响了他，他于是开始意识到：“镇压叛乱之战既肮脏又缓慢，犹如用刀饮汤一般。”
1933年3月，卡尔逊重返中国，继续担任海军情报官。在他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追逐着四处逃散的中国军队，占领了东三省。在浓烈的火药味中，卡尔逊前往北平指挥美国领事馆的警卫部队。他在中国居民区租了一处住房，试着感受中国平民的生活，并且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在北平的两年生活，并没有使卡尔逊成为像史迪威一样的中国通。但他已经具有了深厚的中国情结。1935年，他被调回美国，成为莱曼少将的副官，并且担任罗斯福总统乔治亚州温泉住宅警卫部队的副指挥官。这个时期，他开始在大学学习国际法。不过，他仍然想返回中国。
1937年，卡尔逊被批准回到中国，任务是到北平学习中文。在他启程前，罗斯福总统召见了他，要求他随时直接向他写信报告中国的情况。这是罗斯福异常困难的一个时期。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犹如一张无形的网，使他无法在外交上施展手脚。他需要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
八路军中的美军观察员
卡尔逊的第三次中国之行恰逢其时。他乘坐的客船在日本空军的弹雨中驶入黄浦江。如果在十年前，他对于此情此景也许会毫不在乎。然而，现在他却感到怒火中烧。他跟亚洲舰队总司令亚伯尔上将一拍即合，后者立即修改了卡尔逊的任务书，不再让他到北京学习汉语，而是委任他在上海担任海军情报观察员。
卡尔逊就这样一脚踏进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生死场。
他无可奈何地看着中国军人由于指挥僵化、组织不当而被日本军队的高效战争机器所屠杀。整个情景是令人绝望的，然而，卡尔逊却在这种绝望场景下看到了一种民族的精神。一个中国苦力给了他以启示。当时，那位中国苦力正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军队送饭。卡尔逊就问他为什么而战。整个对话由于喧嚣的炮火和卡尔逊不佳的中文方言听力而变得断续不清，但他却以会自己听到了两个字：
——“工合”。
卡尔逊后来承认那个中国苦力或许用方言说了另外一个意思，但自己却将它听成了“工合”，亦即“合力工作”。这是一个有趣的误解，但它却将对历史产生正面的影响。
在淞沪会战行将以中国军队的惨败而告终时，卡尔逊第一次听到了八路军的名字。其时，他已经看过斯诺《西行漫记》的手稿，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型关大捷无疑加深了他的印象。但他仍然决定亲自到华北前线看一看。
1937年11月底，南京当局批准卡尔逊前往华北。于是，卡尔逊跟中国难民一道，乘船从南京前往汉口，在那里跟董必武会唔。12月3日，卡尔逊到达西安，并于四天后得到毛泽东批准他前往山西前线的回电。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卡尔逊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用枪枝和锁链押送“壮丁”队，以及恶劣的医疗条件导致大批士兵被截肢。正是在这种阴郁绝望的背景下，卡尔逊按照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安排，一路乘船或骑马，来到了洪洞县的八路军的总部。他见到了朱德。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立即本能地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亲和而且高尚的朋友，一位真正的士兵领袖。”
他跟朱德进行了长谈，讨论世界大势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他很快意识到八路军是一支崭新的军队，他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如鱼于水，十分融洽。
在这里，他又一次听到了“共同合作”的口号，于是深化了若干时日前在与中国苦力交谈时油然而生的“工合”概念。八路军的将领们向他解释了达到“共同合作”效果的诀窍，那就是“政治工作”，包括识字运动、政治教育等。当然，使得政治工作产生效果的，则是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他亲眼目睹了八路军中的集体精神和献身精神，并且用他的理解，将这一切归纳为一个词：道德。他认为，八路军所做的一切，就是道德教育。
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当道德与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意味着一种人生高度：圣人。
在八路军总部，他还遇到了另一个美国人，而且是一个美国女人。她叫史沫特莱，一个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我们研究中共历史，难免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凡有点理想主义的美国人，都会喜欢上中国共产党人清教徒式的生活。几年后在延安，史迪威将军派出的美军观察组将再次证明这一点。
不过，喜欢归喜欢。卡尔逊毕竟不是来寻找世外桃源的。他更加迫切的希望，是要跟八路军的基层部队一道生活、战斗，从而准确评估这支部队的战斗力。12月底，卡尔逊在打消朱德等人的顾虑后，终于开始向前线进发。
卡尔逊跟随一支近三十人的后勤分队行动。他谢绝了朱德提供马匹的建议，决定跟着战士们徒步行军。这支小分队唱着《游击队之歌》行军，这让卡尔逊感到新鲜；一路上都有人围观“洋鬼子”，这让卡尔逊感到心烦。不过，他都很快适应了这一切。一开始，小分队每小时行军十里路，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卡尔逊亲眼看到根据地群众如何被中共发动起来，学习用简陋而有效的武器以及“打了就跑”的战术对付日本人。
1938年1月中旬，卡尔逊到达陈锡联指挥的部队，跟一个六百人的部队一起行动。1月22日，部队开始强行军，在二十小时内翻越八座山，并借助夜幕掩护，在消灭伪军守卫部队后，穿越日军封锁线。在短暂休息后，又饿着肚子，进行五小时行军达到一个小村庄。随后继续行军五十里，才到达八路军主力部队驻地。卡尔逊发现：在用三十二个小时走完一百八九十里后，整个部队没有哪怕一个人掉队。
从这一天起，卡尔逊就希望自己有机会用道德教育的办法，来建立一支新型的美国战斗部队。在随后观察山西战场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在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的游击战中，日本人将无法消灭八路军，这支军队在行军和作战智慧方面都超过了其对手。日本人试图征服山西，就像力图犁开海洋一样徒然。”
卡尔逊一回到汉口，立即求见蒋介石，向他报告山西八路军的情况，试图说服他向八路军提供补给，并且用八路军的理念来改造政府军。当然，他的热情是没有结果的。不过，他随后见到了周恩来，于是谈论起1927年在上海几乎发生的不愉快邂逅，共作一笑。接着，他访问了台儿庄。在再次返回汉口后，他跟史迪威作了一番谈话。老史不愧是中国通，一语道破天机：我看红军之所以能够战胜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敌人，是由于红军军官总是说，“跟我来，小伙子们，”而不是说“给我冲，小伙子们。”
无论史迪威还是卡尔逊，乃至巴顿，都是那种喜欢说“跟我来，小伙子们”的军人。这也是美国军队与中共军队堪为敌手、难分伯仲的重要心理基础。
来自毛泽东的道义追问
4月底，美国海军观察员卡尔逊上尉将一纸申请递到了国民政府西安行辕。这一次，他要求到延安访问毛泽东。1938年5月5日，卡尔逊住进了延安的一个窑洞，在他之前的住客，是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这天傍晚，他见到了毛泽东。在暗淡的烛光下，以清茶和花生作佐料，他们进行了通宵达旦的谈话。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毛泽东预言美日难免一战，并且断言如果德国入侵捷克，英国将不会宣战。对于后一个论断，卡尔逊不表赞同。但五个月后，事实证明身居偏远的毛泽东虽然足不出延安，却能预知天下事。
他们讨论了卡尔逊已经熟知的中共游击战术。然后，卡尔逊询问中共对于战后的打算。从卡尔逊的记录来看，此时毛泽东显然已经有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的设想，因此并没有提出激进的主张。毛泽东也赞扬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然后话锋一转，指责美日贸易往来为日本提供了一半以上的战争物资。这个话题使卡尔逊感觉深受伤害，因为他相信美国人民是同情中国的。
毛泽东的话题使卡尔逊重新思考自己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在中国的抗战中发挥怎样的道义责任。他立即致信罗斯福，就美国是否向日本提供军事物资进行讨论。8月初，他一回到汉口，就开始与美国记者们讨论这个问题。记者们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但却对华北前线的状况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很快在美国报纸上报道华北前线的情况，使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在国民政府军队撤离的华北地区，共产党却在进行有效的战斗，甚至进行着有效的统治。
卡尔逊成了新闻人物。他与朱德的照片甚至上了《时代》周刊。
卡尔逊再次求见蒋介石，向他转述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在被询问到与毛泽东政治主张的差异时，委员长冷漠地说：“差不多吧，大体一样”。卡尔逊再次请求蒋介石支援八路军及其游击队，但只得到含糊其辞的答复。
在告别蒋介石时，卡尔逊明白：蒋对共产党的仇视是根深蒂固、难以移易的。这种仇恨扭曲了他的理智，使他根本无法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也就无法采取正确的行动。由于这种仇恨的强烈性，在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所盼望的联合政府并不会出现，而内战则是必然的。
在卡尔逊阴郁地展望中国未来的时候，汉口即将陷落日本人之手。而更令他郁闷的是，他的直接上司开始对他不满。来自海军一位中校的电报警告卡尔逊：他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言论未经审核，类似情况不得再次出现；如果日后报刊再次提到卡尔逊的名字，后果由他自负。尽管这封电报要求他留驻汉口执行观察任务，但卡尔逊无法保证各类报刊不再提及他的名字。在反复权衡后，他开始考虑放弃自己已经为之奋斗了二十五年、前途可观的军事生涯。他先向海军部辞去海军观察员的职务。他的朋友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亚内尔海军上将致电表示挽留，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将卡尔逊列入晋升为少校的名单，但这些都无法改变卡尔逊的决心。
9月27日，卡尔逊离开中国。美国记者们报道说，是日本人的压力迫使卡尔逊辞职。其实，在卡尔逊的心里，还有一个更加强烈的动机，那就是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在更少的约束下，为中国抗战做更多的事。
这个念头，应该就是卡尔逊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为美国是否帮助日本侵华而进行争论后形成的。
卡尔逊第三次入伍
在回到美国后，卡尔逊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圣迭戈海军陆战队情报官。而这段经历使他确信：军职使他无法自由自在地说话。于是，他最终决定辞去军职。他在奥克兰的米尔斯国际关系学会找到了工作，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业。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中国的双星》，这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
他也在为支援中国抗战而游说。1940年7月，他重新返回中国。他考察了路易·艾黎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这个合作社简称“工合”，但跟卡尔逊的“工合”理念却不相同。它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口号，以发展小型工业企业为宗旨，这时正忙着帮助小企业们逃离战火。卡尔逊也走访了包括蒋介石和周恩来在内的老朋友们，但未免失望地发现委员长的观点并没有多少改变。
卡尔逊通过观察，还得到一个重要结论：日本可能会通过突袭菲律宾或者关岛而揭开日美战争的序幕。1941年初，他到菲律宾向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美国官员报告了自己的研判，并且提出战争爆发后在菲律宾开展对日游击战的设想，但没有引起共鸣。月底，《洛杉矶时报》发表卡尔逊访谈录，他声称九十天内将爆发日美战争，美国终将获胜但成本巨大，并鼓吹中国是美国的第一条防线。他还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了自己的设想。罗斯福此时应当已经洞悉日本的谋略，但为了迫使孤立主义者们被动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他避免过早地透露自己的策略，因此没有向卡尔逊谈论对于这场战争的全部想法。
卡尔逊更加积极地向美国社会游说准备战争并且支持中国。他相信自己的预感，并且作好了第三次参军的准备。4月份，他向海军陆战队司令霍尔库姆少将提出了归队的请求。霍尔库姆安排他进入后备军官，然后很快转入现役，并被任命为埃利奥特基地第二团的作战和情报官。
一回归军队，卡尔逊就立即建议司令部组建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部队：Raiders（突击者）。他并且从自己的战斗经历出发，积极倡言军事改革，例如以无线电代替电话线、广泛使用压缩干粮等，以便更加贴近实战的需要。
但是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即使在美国军队中，认为战争迫在眉睫的，仍然是极少数人。
接着就是1941年12月7日。那天早晨，卡尔逊先到作战室，在得知太平无事后，准备驾车外出休息。然而，在营地门口，惊慌失措的卫兵拦住了他：“报告长官，取消所有休假。日本鬼子袭击了珍珠港。这不是演习。”
卡尔逊目睹了营地的混乱情况：部队的作战计划还锁在保险柜里，要到第二天上班时间才能打开。有趣的是，随后接管指挥工作的正是史迪威少将。两人见面，究竟有几分苦涩，则是我们无法计算的。
用“工合”精神创新美国军队
是日本人救了卡尔逊的突击部队计划。
在珍珠港事变之后两个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终于决定建立一个新型的战术部队，正是卡尔逊所首倡的Raiders营。而且第一个突击者营正是由卡尔逊负责组建。罗斯福总统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被任命为他的参谋长。这是现代美国的第一支特种作战部队，但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命名规则，它被称为“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者营”。
卡尔逊亲自选择队员。一共有三千多人报名参加，但他只需要一千人。因此，选拔过程是有些严酷的。卡尔逊少校主持面试。这个表情严峻的瘦高个军官的问题包括：你敢割断日本兵的喉咙或者干脆掐死他吗？你一天能走五十英里吗？你能长时间不吃不睡后保持战斗力吗？
对于毫无战争经历的年轻士兵来说，想想这些情景，就足够令人胆寒。但卡尔逊认为，他有必要让这些孩子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有基本现实的认识。
1942年2月，新组建的突击者营正式开始集中训练。训练的第一天，卡尔逊从衣袋里摸出一只口琴，指挥大家齐唱《星条旗永不落》。这让我们想起他当年跟八路军唱着《游击队之歌》行军的情景。
接下来的事情则是“政治工作”。他代表军官，向士兵们宣布：“我们将和你们同吃同住同干活同战斗。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一切特权。”士兵们很快发现他其实很和气，在各种细节上都体现官兵平等。但他的训练目标却是魔鬼式的：他要求大家随时携带武器，一天行军五十英里；他要求大家学会不吃不睡连续作战，以便有一天能够只依靠从敌军尸体上搜来的食物生存；他要求大家学会全天候丛林作战，能够使用皮艇、刺杀和柔道，熟练使用各种武器。他说“没有这种锻炼和训练，我们将在本可以只死一个人时死上五个。”
他用毫不犹豫地打出了“工合”的旗号，用它来凝聚部队的士气。当然，“工合”跟美国人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改变这种情况。他跟士兵们一起住帐篷、吃食堂，凡是要求士兵做到的，他第一个做到。他鼓励下属给军官提意见。他试图用工合精神，克服美国人的软弱性，以战胜士气高涨、训练有素的日军。
他的参谋长，小罗斯福也接受了他的“工合”思想。
严格的训练使得卡尔逊和他的士兵们对于未来的作战充满信心。
美军“突击者”出击
经过四个月的训练后，美军运输舰将卡尔逊的部队送往珍珠港。在珍珠港的美军海军指挥部，卡尔逊告诉尼米兹上将：“对日本鬼子占领区打了就跑，长官。”他考虑用潜艇做运输工具，这样可以偷偷接近敌占区。他要求尼米兹给他二十艘潜艇作为运兵装备。尼米兹同意他打了就跑的战术，并且先给二艘潜艇作为训练舰。
在珍珠港，卡尔逊仔细研究了用潜艇运送部队的战术。实验证明：全副武装的士兵离开潜艇登上橡皮艇，借助船外机登陆，确实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他向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演示了这一研究成果，并得到他们的认同。
七月初，尼米兹的司令部决定把突击者部队投入实战。目标是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环状珊瑚岛。尼米兹告诉卡尔逊：这个岛是吉尔伯特地区日军的总部所在地。通过打击该岛，可以支援整个战区的行动。但是，这时美国海军的情报系统十分粗糙，因此他不知道岛上敌军的具体部署情况。
这时，卡尔逊的战斗经验发挥了作用。他预先作了精细的准备工作，包括制作沙盘，使突击部队熟悉地形，记住房屋的位置和道路走向。这跟八路军“不打无准备”之战的风格是一致的。
但是，由于美军的某些疏忽，日军情报部门竟然事先判定了美军的这一作战计划。按照“工合”战术，奇袭是致胜的关键。然而，现在这次袭击事实上已经丧失了突然性。
8月16日，“鹦鹉螺”和“舡鱼”号把突击者营二个连的兵力送到马金岛海域。然而，事情从一开始起就很不顺利。部队遇到了未曾料到的大雨和巨浪，登陆行动非常困难。在大浪的拍打下，美军登陆部队使用的A型推进器由于进水而失灵。战前，卡尔逊曾强烈要求换用防水性能强的B型推进器，但未获批准；这时，他只能命令依靠人力推动橡皮艇上岸。
严酷的训练显示了良好的效果。经过一个小时的搏斗，十八艘橡皮艇中的十五艘到达集结地点；迟到的三艘也先后上岸。天明时分，卡尔逊集结部队，下令进行攻击。突击部队很快与日军交火。日军根据早先得到的情报，在岛上设伏，疏散兵力，在树上和险要地段设立狙击点，而且从海上运送兵力以进行包抄。但卡尔逊的士兵们显示出良好的战斗素质，他们攻击预定目标后迅速撤出，把它留给日军飞机轰炸。战斗进行了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七点三十分，卡尔逊的部队开始撤退。
但他们再次遇到近岸巨浪。
整个撤退过程不是跟日军作战，但却更加艰苦。黑夜和浪声使得各船间无法联络，部队陷入混乱。一些船只被掀翻并造成伤亡。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撤离过程不得不延续到天亮以后。这时日军飞机开始攻击海面上的美军。小罗斯福在日军轰炸中撤回潜艇。潜艇被迫下潜。
天明后，卡尔逊与留在岛上的日军进行了零星作战，但没有再发生大的战斗。显然，岛上日军已经至少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美军达到了歼灭战的效果。
在经过一天焦急的等待后，美军潜艇于傍晚返回。卡尔逊乘坐最后一艘橡皮艇，带着他的士兵回到潜艇，并且最终安全回到基地。
从战斗的结果来看，马金岛之战无疑是成功的。当时的美国报刊给予以大张旗鼓的报道。后来美国出版的各种太平洋战史都认为它是一次胜利。但是，卡尔逊的战术是一种创新。它并不符合军队官僚们的愿望。美国军队官僚们更愿意墨守成规，而不愿意付出探索的成本。突击者们在撤退时的混乱使他们相信：这种战术不符合美国的军事传统。因此，在马金岛之战结束后，他们就决心结束卡尔逊创造的“打了就跑”战术。
1942年11月4日，卡尔逊再次出击。这一次，他奉命带领两个连在瓜达卡纳尔岛上建立滩头阵地，支援工程兵修建简易机场。随后一个月，这支部队在该岛与日本援军作战。他们从奥拉镇出发，穿越深山丛林，到达位于海岛另一端的亨德森海军基地，与另外四个连会合，以便共同保护基地。这是一例典型的丛林战。美军在潮湿的丛林里，运用卡尔逊的“流动火力组”战术，与日本军队作战。饥饿和疾病困扰着美军。他们走了一百五十英里，几乎天天与日军作战，要么伏击日军，要么被日军伏击。最后，他们以死十七人，伤十七人的代价，消灭了近500多名日军。但后来工程兵在清理战场时，发现并掩埋了多达700具日军尸体。
但这项战果并没有改变军队官僚的印象。他们最终决定将“突击者”营合并为“突击者”团，卡尔逊任参谋长。此后，卡尔逊就作为一名作战和参谋军官，渡过了整个战争时期。他始终不失战士本色，曾经抵近敌人防线侦察并受伤，但没有再次带领过军队。
1946年5月27日，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向卡尔逊授勋。嘉奖令说：卡尔逊中校……创造了袭击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和不屈不挠的战士。
卡尔逊最终的胜利
福雷斯特部长对于卡尔逊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出于礼节而作出的称赞。但历史很快纠正了美国军事官僚们的错误认知。
朝鲜战争第一次为美国军队的保守战术思维敲响了丧钟。当中国军队携带轻武器，借助夜幕和树丛的掩护，以每天超过50英里的速度，无声而急速地穿插至美军背后进行迂回包抄的时候，一些美军将领将会后悔当年没有推广卡尔逊的战术。到了越南战场，美国军队更加发现自己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呆板战术完全无法对付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队员，卡尔逊的先见之明最终得到了彰显。
这时，美国军事院校开始普遍将毛泽东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战略家来研究和讲述。同时，卡尔逊获得了新生。美军开始广泛建立具有美国特色的游击队。跟卡尔逊的思路一样，新的美军特种部队虽然拥有最尖端的装备，但也必须接受最严酷的训练，以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能够依靠最简单的食物和最原始的装备，在高效的协作机制下作战。它的战术目标也仍然是卡尔逊当年制定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重要目标，必要时打了就跑，不贪恋土地得失。
通过当代好莱坞电影宣扬，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如今已经在中国威名远扬。不过，至今很多中国人在崇拜兰博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用现代装备武装起来的美国特种部队，曾经有一个名叫卡尔逊的老祖宗；而这位卡尔逊的老师，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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