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十二章 帝国与臣民
1897年，西奥多·罗斯福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说心里话……我几乎欢迎任何战争，因为这个国家需要战争。”
1890年，也就是在翁迪德尼大屠杀那年，人口普查局正式宣布封锁国内边境。此时，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已将目光转向了海外，向外扩张是其天性。1893年开始爆发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强化了在国内政治、经济精英们中间正在酝酿着的一个观念：即为美国商品寻找海外市场，也许能解决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并阻止经济危机的爆发，正是这种经济危机导致了19世纪90年代的阶级冲突。
对外的冒险活动是否会将某些罢工和抗议运动的反叛力量转向外敌？它是否能使人民和政府、军队联合起来，而不是处于敌对关系？这并非是绝大多数精英们有意识的计划——这只不过是被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对孪生兄弟所推动的必然结果而已。
海外扩张并不是什么新观念。甚至在美国与墨西哥战争（正是这次战争使得美国的势力得以延伸至太平洋）之前，门罗宣言就已放眼南方，目光越过了加勒比海。1823年，亦即拉丁美洲从西班牙的控制之下赢得独立之时，美国发表的这一宣言就明确地向欧洲国家表示，美国把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久以后，一些美国人又开始考虑进入太平洋的夏威夷、日本以及中国的广大市场了。
然而事情已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思考上，它们还被付诸实践。1962年，国务院的一份报表（为武力干预古巴而提交参议院委员会作为可循先例）列举了1798年至1895年间对他国的103次干预。国务院对这些事件作了详细的描述，以下是该报告中列出的一些事例．
1852－1853年，阿根廷
海军陆战队在布宜偌斯艾利斯登法驻扎，保护革命期间的美国利益。
1853年，尼加拉瓜
政治动乱期间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
1853年，日本
“日本开放”和佩里远征（这里，国务院省略了细节，包括用战舰强迫日本向美国开放港口）。
1853－1854年，琉球和小笠原群岛
在去日本前和等待日本答复的过程中，海军准将佩里三次访问了日本。其间，他曾进行过一次海军示威、两次海军登陆行动，从冲绳岛那霸的封建领主那里取得加煤权。在小笠原群岛，他也组织了示威活动，得到了商业便利。
1854年，尼加拉瓜
北圣胡安（为了给一名在尼加拉瓜被冒犯的美国部长报仇，格雷敦城被毁）。
1855年，乌拉圭
在蒙得维的亚一次革命尝试之中，美国与欧洲海军登陆保护美国利益。
1959年，中国
保护美国在上海的利益。
1860年，安哥拉，葡属西非
在本地人惹麻烦时，为了保护美国人在基桑堡的生命和财产。
1893年，夏威夷
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实际上是创立一个在桑福德·B·多尔控制下的临时政府。美国否认这一行为。
1894年，尼加拉瓜
一次革命之后，为了保护美国在布卢菲尔德的利益。
这样，到19世纪90年代，在海外探险和海外干涉方面，美国已积累了很多经验。海外扩张的思想观念流传甚广，不仅存在于上层军官、政客和商人圈子里，甚至还存在于某些农民运动领袖中间——他们认为海外市场能给他们提供帮助。
美国海军上校A.T．马汉，一位颇受人欢迎的扩张主义宣传者，对西奥多·罗斯福和其他美国领导人有很大的影响。他指出：拥有最强大海军的国家将成为地球的主人，“从现在开始，美国必须放眼海外”。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博特·洛奇在一本杂志上著文表示：
为了夺取太平洋经济霸权，我们必须控制夏威夷岛……在尼加拉瓜运河建成后，我们还必须控制古巴岛……为了今后的扩张和目前的防御，我们伟大的国家正迅速兼并地球上的荒芜地区。这是一种推动人类文明和种族进步的运动，美国作为世界伟大民族之林中的一员，决不能落伍。
在美西战争前夜，《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指出：“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识（力量意识），因为有了这种意识，我们萌生出显示我们力量的新欲望。人民希望品尝帝国滋味，正如丛林动物嗜血一样……”
“人民希望品尝帝国滋味”真是来自于本能的侵略渴望和迫切的利己本性？或者这“帝国味道”（假如这“味道”真的存在）只是由当时富甲一方的新闻界、军人、政府以及热衷功名的学者创造、鼓动、宣传、夸张出来的而已？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学者约翰·步济时认为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两个种族“具有建设国家的特殊天赋”，他们“肩负着指导现代世界政治文明的使命”。
在当选为总统的几年前，威廉·麦金莱曾指出：“我们要为我国的剩余产品寻找海外市场。”1897年初，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就宣布：“美国工厂所生产的产品超过了美国人民的需求；美国土地生产的粮食同样供过于求。命运为我们安排了扩张政策，世界贸易势在必行，美国必须主宰它。”
1893年，当一些美国人（具有传教士和菠萝经营商双重身份的多尔家族）在夏威夷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之后，美国并没有兼并它，西奥多·罗斯福认为这种优柔寡断的表现，是“反对白人文明的犯罪行为”。随后，他在海军军事学院指出：“所有强大的种族都是富有战斗精神的种族……和平的胜利远不如战争的胜利伟大。”
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是当时主要的反帝国主义者之一，他在写到罗斯福时，称其“滔滔不绝地鼓吹战争，仿佛战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
那么，这期间美国国内市场情况究竟如何呢？事实上，1898年90％的美国产品都在国内销售，只有10％的产品销向海外，总额为10亿美元。1885年，炼钢行业的刊物《钢铁时代》却指出，国内市场不足，“将来应通过增加海外贸易解决和防止”工业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
19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石油大量出口。到1891年，洛克菲勒家族标准石油公司的煤油出口量占美国总出口量的90%，控制了世界市场的70％。石油已成为销往海外的主要产品，它的销售量仅次于棉花。
假如海外扩张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慷慨之举（帮助起义者推翻外国统治者，就像帮助古巴推翻外国统治者那样），那么，国内要求扩张的呼声将会更为强烈。到1898年，古巴人民为了赢得独立，已与西班牙统治者进行了3年的战争。此时，极易产生对外干涉的民族情绪。
在古巴，国家商业利益一开始似乎并不需要军事干涉为其鸣锣开道。只要能自由地进入外国市场，美国商人就不需要殖民地或者征服战争。在20世纪。“门户开放”的思想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旋律。相对欧洲建立帝国的传统方法而言，这种帝国主义的方法更为老练。但是，如果和平的帝国主义不能奏效，那就必须采取军事行动。
比如，在1897年底1898年初，因为中国与日本不久前进行了一次战争，国力日渐削弱，德国军队乘机占领了中国的青岛港。在随后几个月内，其他欧洲强国占领了中国。当主要帝国主义强国正着手瓜分中国时，美国落在了后边。此时，过去一直鼓吹自由贸易和平发展的《纽约商业杂志》，现在也极力主张旧式的军事殖民主义。它强烈要求美国修筑一条越过中美洲的运河，获得夏威夷，并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
1898年，美国对古巴的商业态度也有了类似的转变。自古巴人民开始起义反对西班牙统治以来，商人们关心的只是它对这里开展贸易的可能性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在该岛拥有可观的经济利益。美国公众支持古巴人民起义则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古巴人民像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美国人民一样，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战。然而，上一次革命战争（即美国独立革命）的保守产物美国政府，在观察古巴发生的事态时，心中盘算的却是自己在那里的权利。无论是古巴起义初期在任的克利夫兰总统，还是随后继任的麦金莱总统，官方都没有将起义者视为交战国公民；只有从法律上承认古巴起义者是正在与西班牙交战的公民，美国才能够在不派遣军队的情况下向古巴起义者提供援助。但许多人也有顾虑，即担心古巴独自取胜并将美国拒之门外。
美国政府的这种举动似乎还有另一种担心。克利夫兰政府曾指出，古巴人胜利后可能会“建立一个黑人共和国和白人共和国”，因为古巴是两个种族混居的国家。黑人共和国则可能占主导地位。1896年，年轻而有口才的帝国主义者温斯顿·丘吉尔（他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英国人）在《星期六评论》上著文表达了上述思想。他认为，虽然西班牙当局的统治很糟糕，起义者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让西班牙当局继续统治还是要更好一些：
严重的危机正在显现出来。战场上五分之二的起义者是黑人。倘若起义成功，这些人将要求在政府内占有优势地位……结果是，战争胜利后，另一个黑人共和国将会产生。
这里所说的“另一个”黑人共和国，是相对于海地而言的。1803年海地爆发了反对法国统治的革命，导致新世界里诞生了第一个由黑人自己治理的国家。西班牙驻美公使曾就古巴革命致信美国国务卿。他在信中指出：
在这次革命中，黑人是起义者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主要的领导人是黑人，至少五分之四的支持者也是黑人。……倘若古巴岛能宣布独立，战争的结果将是：黑人分离出来并组建一个黑人共和国。
1898年2月，在哈瓦那港，美国战舰“缅因”号（它象征着在古巴事件中美国的利益），在一次神秘的爆炸事件中被炸毁，沉入海底，268人因此丧生。虽然找不到任何引起爆炸的原因，但美国国内的激动情绪迅速蔓延，麦金莱开始转向战争。
正是在这年春天，麦金莱和商业界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将西班牙从古巴赶走的目标就不能实现，而与此相伴的另一目标，即确保美国在古巴的军事和经济权利之安全，不能委托给古巴起义者，只能靠美国的干涉加以保证。
此前，国会已通过了保证美国不兼并古巴的特勒修正案。发起和支待该修正案的，既有那些关注古巴独立、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也有那些认为只需“门户开放”’、无需军事干涉的商界人士。但到1898年春天，商界人士已经产生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愿望。《纽约商业杂志》指出：“应该从与其起草本意不同的角度，重新解释特勒修正案”。
某些特殊行业的人希望直接从战争中谋取利益。据报道，在华盛顿，自“缅因”号舰炸毁以来，射弹、军用器材、弹药和其他军需用品供应商蜂拥而至海军部。在他们的怂恿下，海军部也感染上“好战精神”。
银行家拉塞尔·塞奇认为，倘若战争来临，“富人们当然知道该采取何种立场”。一位商人经过调查后指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威廉，洛克菲勒和托玛斯·福琼·瑞安等人均“给人以好战的感觉”。J．P．摩根认为，美国和西班牙再对话下去，仍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3月25日，麦金莱的一位顾问在发给白宫的一封电报中说：“这里的大公司都认为我们会发动战争，他们还认为，所有人都欢迎中止对古巴的援助。”
接到这个电报的两天后，麦金莱向西班牙发出了要求停战的最后通碟。他只字不提有关古巴独立的问题。纽约的古巴人团体中有古巴起义者的代言人，他将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解释为：美国不只是想取代西班牙。他指出：
目前的干涉计划否认了以前对古巴独立的承认。面对这一计划，我们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们必须申明：美国的这种于涉无异于对古巴革命者宣战……
的确，当麦金莱4月11日向国会提出战争议案时，他没有将古巴起义者视为交战者，也没有将起义视为古巴人的独立要求。尽管如此，在美国军队进入古巴时，起义者欢迎他们，期盼特勒修正案会保证古巴独立。
许多研究美西战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国内“舆论”引导麦金莱向西班牙宣战，并向古巴派遣军队。的确，一些有影响的报纸一直大力地、甚至是歇斯底里地推动美国向西班牙宣战。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武装干涉的目的在于帮助古巴独立，特勒修正案可以确保这一意图得以实现，因此，他们也支持对西班牙宣战。可是，如果没有商业界人士的迫切要求，而只是因为新闻界和部分公众（那时我们没有民意测验）的建议，麦金莱会宣战吗？古巴战争几年之后，商业部外贸司司长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指出：“美西战争只是美国所有海外扩张运动之一。海外扩张立足于这样一种情况：工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国内消费能力。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海外扩张便不可避免。”
1895年，当古巴起义者反对西班牙统治时，美国劳工联盟就对古巴起义者采取同情的态度。但是他们反对美国的海外扩张主义。
当2月发生的“缅因”号爆炸事件引起新闻界的战争狂热时，国际机械工人协会的月刊虽然也认为爆炸事件是一个可怕的灾难，但它同时指出，在工业事故中丧生的工人们的死从未引起过这样的全民鼓噪呐喊。该刊提到了1897年9月10日的拉铁摩尔大屠杀，它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次煤矿工人罢工期间。当时，当地的行政司法长官和他的帮办们，向游行的矿工开枪，打死了19名矿工，其中大多是从背后中冷枪而亡，可是新闻界对此没有任何反应。一家劳工杂志写道：“数千有用的生命每年都被献祭给贪婪的莫洛克神[1]。劳工向资本主义贡献了自己的鲜血，可是，他们从未采取报复行动，从未要求获得补偿……”
“缅因”号沉没之后，一些工会，比如美国矿业工人协会，要求美国进行干涉，但绝大多数工会反对战争。美国码头工人协会的财务员博尔顿·霍尔写下了广为传播的“致劳动者的和平呼吁书”：“倘使发生战争，你们要提供税款，充当炮灰；而其他人将会获得荣耀。”
除了少数人外（比如主办《前进日报》的犹太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基本上对战争持反对态度。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报纸《呼唤理性》指出，对外战争是“统治者最喜爱的、阻止人民纠正国内政策错误的方法”。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圣弗兰西斯科的《劳动者之声》上谈到：“仅仅因为几位领导人的煽动，就认为美国国内贫穷的工人弟兄应该被送往战场去杀害西班牙贫穷的工人弟兄们，这真可怕。”
但是战争发生之后，许多工会却支持战争。塞缪尔·冈珀斯宣称这是一场“光荣而正义的”战争，它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薪水，而且还带来高物价和高税收。189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社会主义劳动党在纽约组织了一次反战游行，但当局不允许举行这次游行。而就在“五一”这天，由犹太人《前进日报》号召的、旨在鼓动犹大工人支持战争的游行，却得到了政府的许可。
事实证明，码头工人博尔顿·霍尔关于战时腐败和暴利行为的预言非常正确。对此，理查德·莫里斯在其《美国历史百科全书》中作了令人震惊的描绘：
在美西战争和战后军人复员期问，大约有27.4万多名军官和士兵在军中服役。5462人死干美国各种各样的手术室或者野战营地，其中仅有379人属于战争伤亡人员，其他的人则死于疾病和其他原因。
沃尔特·米利斯在他的《尚武精神》一书中，也对此作了同样的描绘。在上面那本百科全书里，只是很简略地记述了战时的腐败和暴利情况，并没有提及“防腐牛肉”（一位陆军上将所用的术语）——卖给部队的肉罐头，尽管由肉类加工者用硼酸、钾碱和人工色素做过防腐处理，但还是生锈腐烂了。数千名士兵因食用有毒食品而死。至于那5000多名非战亡士兵如何因食用有毒食品身亡，该书并没有描述。
三个月之后，西班牙军队战败。国务卿约翰·黑伊后来称之为一场“辉煌的小战争”。美军徉装古巴起义军仿佛并不存在。当西班牙投降时，美军不允许古巴人就西班牙军队的投降进行协商或签字。威廉·沙夫特将军说，凡是武装起义者都不得进入圣地亚哥首府，他还告知古巴起义领袖卡利克斯托·加西亚将军：圣地亚哥的市政机关不是由古巴人负责，而是由以前的西班牙行政机关权威人士继续负责。加西亚在一封抗议信中写道：“……在古巴港口城市圣地亚哥市政官员任命这一问题上，这些官员并非由古巴人民重新选举产生，仍然与西班牙女王所任命的官员同出一辙，对此我殊难理解，并且深表遗憾。”
在美国军队进驻古巴的同时，美国资本也进入了古巴。
木材加工业的代表刊物《木工评论》，在战争期间曾指出：“古巴还拥有1000万英亩盛产珍贵木材的原始森林……这些木材，差不多每一英尺在美国都会有销路，并能带来高额利润。”
战争结束时，美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接管了铁路、矿产和制搪业。几年之内，美国人在古巴投资了3000万美元。美国水果联合公司进入古巴制糖工业，它以每英亩约2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190万英亩的土地。美国烟草公司也到了古巴。1910年，到美国结束占领古巴时，古巴至少80％的矿产出口已由美国人（主要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控制。
在军事占领期间，古巴人民举行了一系列罢工。1899年9月，数千名工人聚集在哈瓦那举行了一次要求8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美军上将威廉·勒德洛命令哈瓦那市长逮捕了11名罢工领袖，美国军队占领了铁路和码头，警察包围了城市，驱散了集会。但该市的经济活动已经停止，烟草工人、印刷工人、面包工人都罢工了。数百名罢工者被捕。美方还胁迫一些被监禁的罢工领袖结束罢工。
美国没有兼并古巴，但它告诫古巴立宪大会：在新的古巴宪章接受美国国会1901年2月通过的普拉特修正案之前，美军不会撤离古巴。这一修正案赋予美国“有权对古巴进行干涉，以保障古巴独立；有权维持一个适合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古巴政府……”。
现在，不仅美国激进分子和劳动者刊物，就是美国的所有报纸和团体，都认为普拉特修正案背离了支持古巴独立的初衷。在波士顿的法纳伊尔会堂，美国反帝同盟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谴责这一修正案。会上，前波士顿市市长乔治·鲍特维尔指出：“我们居然漠视确保古巴自由和主权的誓言，将殖民地附属国的社会地位强加于古巴。”
当古巴立宪大会在哈瓦那召开时，1.5万名古巴人举行了火炬游行，强烈要求大会否决普拉特修正案。来自圣地亚哥的一位黑人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美国要继续保持其决定古巴独立的权力，当古巴独立真的遇到威胁时，美国就有权干涉以保障其独立；这就等于让美国人掌管着我们房屋的钥匙，这样一来，无论白天或是夜里，也不管他们带着善良的目的或是邪恶的企图，只要他们想进来，他们就能进来。”
立宪大会同意了这个报告，以绝对优势的票数否决了普拉特修正案。
然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美国政府不断对古巴施加压力，继续实行军事占领，拒不同意古巴人组建自己的政府（除非古巴人默许普拉特修正案）。美国政府的这些做法取得了效果；立宪大会对普拉特修正案几经否决，最后只得采用。1910年，莱昂纳德·伍德将军在给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说：“当然，在普拉特修正案的限制之下，古巴几乎没有什么独立可言。”
古巴没有彻底沦为殖民地，但现在它已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然而，美西战争还是引发了美国一系列的直接兼并行为。美军占领了古巴在加勒比海的近邻岛屿波多黎各（原属西班牙殖民地）；1898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兼并夏威夷的联合决议案。夏威夷岛是美国通往太平洋的三条通道之一，美国的传教士和菠萝种植园主的势力早已渗透其中，美国官员称之为“待采摘的熟透了的梨”。与此同时，美国还占领了距夏威夷西部2300英里、正处在通往日本航线上的威克岛，占领了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属地关岛（该岛大致处在美国通往菲律宾的航线上）。1898年12月，美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和约，以20万美元的价格，从西班牙手中正式接管了关岛、波多黎各岛和菲律宾。
关于是否占领菲律宾，美国国内曾有激烈的争论。麦金莱总统在对一群到白宫访问的部长谈到他是如何作出占领菲律宾的决定时，道出一些内情：
我夜夜在白宫徘徊直至子夜。先生们，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不止一夜跪下祈祷，求上帝给我以光明和引导。对此，我并不以为羞耻。一天深夜，我终于得到了启示——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到来的，但它启示我：
我们不能将菲律宾还给西班牙——那是怯懦而可耻的行为；
我们也不能把菲律宾留给菲律宾人自已——他们不适合自治，如果自治，不久他们就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之中，情况会比西班牙管理时期更为糟糕。因而，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自己接管菲律宾并教育其人民，促进其社会进步、提高其文化、用基督教化他们。就像基督为了我们的同胞曾付出了生命，我们也要有上帝那样的仁慈之心，我们也要对菲律宾人民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随后，我上床睡觉，不仅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
菲律宾人民并没有从上帝那儿接到同样的旨意。1899年2月，他们举行了反对美国统治的起义，其情形如同他们为了反对西班牙统治而多次举行起义一样。菲律宾的一位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奎那多此时成为反对美国统治的起义领袖。他提议，菲律宾可作为美国的保护国而独立，但他的提议被否决了。
美国动用了7万人组成的军队（四倍于在古巴登陆的美军人数），花了3年时间，才镇压了菲律宾起义。数千名美国军人战亡，这个数字是古巴战争中死亡人数的好几倍。至于因战争伤亡和疾病折磨而死去的菲律宾人，更是数量巨大。
此时，全国各地的政客和商界人士都品尝到了帝国的滋味。他们谈论种族歧视、家长作风、赚钱，其间还夹杂着关于命运、文明的讨论。1900年l月9日，阿尔伯特·贝弗里奇在参议院发表演讲，要求美国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取得优势：
总统先生，时代要求我们坦率。菲律宾永远是我们的……而且在菲律宾之外还有不可估量的中国市场，我们不会从这两个地区撤退。……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职责，即上帝赋予我们种族的神圣使命——教化世界上的受托管者。……有人指控我们的战争行为残酷无情，议员先生们，我认为事情恰恰相反……。议员们必须牢记，正在与我们打交道的，不是美洲人和欧洲人，而是东方人。
麦金莱声称，当菲律宾起义者袭击美军时，美军方才还手。但是后来美国士兵证实是美军首先向起义者开火。战后，有位军官在波士顿的法莱尔大厅演讲时，谈到他的陆军上校曾命令他向起义者挑衅闹事。
哈佛大学学者威廉·詹姆斯是反帝同盟运动的成员之一。反帝同盟组建于1898年，它的成员包括美国著名的商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该同盟在菲律宾战争之后，发动了长时间的反帝运动，教育美国公众认清菲律宾战争的恐怖以及帝国主义的邪恶。
反帝同盟公布了当时在菲律宾服役的美国士兵的信。来自堪萨斯州的一位陆军上尉在信中写道：“据估计，卡洛奥坎可能有1.7万居民，12名堪萨斯士兵对该地进行了扫荡，现在这里已没有一个活着的本地居民。”来自华盛顿州的一位志愿兵写道：“战斗的血液在我们体内升腾，我们全都想杀‘黑鬼’。”
这期间，美国国内种族矛盾迅速激化。在1889年到1903年之间，每周平均有两个黑人死于暴徒滥施的私刑——绞刑、火刑以及受伤残致死。菲律宾人的肤色是棕色，在外形上容易辨认，在美国人看来，他们的语言、外表都很奇怪。战争期间，人们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就干出了野蛮行径，这加剧了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
1901年11月，《费城记事》的马尼拉记者报道说：“……我们的士兵是如此残忍，他们大开杀戒，从10岁以上的少年开始，无论是男人、女人、孩子，无论是犯人、俘虏，也无论是起义者中的积极分子还是行迹可疑的人，全在被灭绝之列。当时盛行的观念是，菲律宾人几乎不如一条狗……”
针对有关美军野蛮行径的指控，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申辩说：“美军在菲律宾的战争中，小心谨慎地遵循着文明战争的规则……他们具有前所未有的自我克制力和仁慈之心。”
在马尼拉，有人指控一名海军少校利特尔顿·沃勒在萨马尔岛上，未经审判就枪杀了11名毫无防备的菲律宾人。另一位海军军官提供了证词：“利特尔顿·沃勒少校说过，史密斯将军曾下令让他杀人、放火……当时没有时间关押犯人，所以少校要将萨马尔岛变为茫茫荒野。沃勒少校请史密斯将军规定被枪杀者的年龄，司令回答：“10岁以上的所有人。”
马克·吐温对菲律宾战争作了如下评论：“我们已平定了岛上成千上万居民的反抗，掩埋了他们的尸体；我们破坏了他们的土地，烧毁了他们的村庄，使他们的寡妇、孤儿无家可归……于是，凭借上帝的频频眷顾（这是政府的习语，不是我的），我们成为世界强国。”
与菲律宾起义者的所有武器装备比较起来，美国的火力占有绝对优势。战争初期，海军上将杜威的炮火使得帕西格河水翻腾，犹如发怒一般。他向菲律宾战壕发射了500吨炮弹，被炸死的菲律宾人尸体堆积如山，以致于美军直接用它作为防御壁垒。有位英国目击者慨叹：“这不是战争；简直就是大屠杀，是杀人的屠场。”他说错了，这就是战争。
菲律宾起义者与美军的军事实力相差如此悬殊，却能持续数年坚持抵抗，说明他们的抵抗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菲律宾战争的司令官阿瑟·麦克阿瑟将军说：“我认为阿奎那多的军队只是代表一个小集团，我不愿承认全吕宋岛的人民（本土的人民）都反对我们。”但是他说他只能“极不情愿地被迫”相信这一事实，因为菲律宾军队“依靠全体本国人民，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向美军展开了游击战。
尽管有关美军野蛮行径的证据越来越多，并且反帝同盟为反对战争作了不少努力，但是，美国国内有些工会仍然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运动。《木工杂志》反问道：“英国所属殖民领地工人们的境况又能比这好多少呢？”
1899年初，当吞并菲律宾的条约被提交国会展开讨论时，波士顿和纽约的中央工会坚决反对这一条约。纽约举行了反对吞并菲律宾的大规模集会。反帝同盟散发了100多万份反对占领菲律宾的印刷品。反帝同盟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组织和领导，该同盟50万成员中工人阶级占绝大多数，其中包括妇女和黑人。全国各地的反帝同盟也纷纷集会反对美国吞并菲律宾。反对吞并的运动声势浩大，参议院批准吞并条约时，只有一票赞成。
劳动者对战争的反应很复杂（他们虽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却厌恶资本扩张和暴力），这就使得劳动者既不能联合起来阻止战争，也不能联合起来领导人民进行反对本国制度的阶级斗争。
黑人士兵对战争的反应同样很复杂：他们既有为了获得成功的简单需要，因为在目前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承认黑人有成功的机会，而军队生活提供了成功的可能性；也有种族自豪感，显示黑人作为爱国者，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勇敢的需要。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全都意识到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是对有色人种的战争，它与美国国内打击黑人的暴行互为呼应。
驻扎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黑人士兵，与当地白人居民陷入了尖锐的种族仇视之中。当喝醉酒的白人士兵们拿一个黑人孩子作为靶子以卖弄其枪法时，种族冲突开始了；黑人士兵对白人进行了报复。据当时的新闻电讯报道．“黑人的鲜血染红了”街道。
黑人军队的一位牧师在写给《克利夫兰报》的文章中，记述了古巴战争中黑人退伍军人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所受到的“刻薄而轻视的招待”。他写道：“他们不准这些黑人士兵——我们国家的英雄，靠近餐馆的柜台吃块三明治、喝杯咖啡；而白人士兵则受到欢迎和邀请，坐在桌边免费吃饭。”
正是菲律宾的战争局势激发许多美国黑人士兵采取军事行动反对战争。非洲卫理公会教派主教堂的高级主教亨利·M ·特纳称菲律宾战争是“一场邪恶的征服战争”，称道菲律宾人民是“坚定不移的爱国者”。
战争期间，4个黑人军团在菲律宾服役。许多黑人士兵和岛上的棕色肤色的菲律宾土著人建立了友善的关系。黑人士兵对美国白人军队用“黑鬼”这个字眼来形容菲律宾人极为愤怒。在菲律宾战争期间，逃跑的黑人士兵“异乎寻常地多”。
从菲律宾战场返回的威廉·西姆斯写道：“有个自由玩耍的菲律宾小男孩曾间我一个问题；‘美国黑人为什么要来同我们打仗？我们通常都是他们的朋友，我们也没对他们做过什么不好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去打那些在美国放火烧黑人的人？’这个问题深深地打动了我。”
1901年6月，黑人步兵威廉·富布赖特在从马尼拉写给《印第安纳波利斯》报的一位编辑的信中说：“岛上的这场战争只是一个旨在掠夺和压迫的巨大阴谋而已。”
回家吧！当美国对菲律宾的战争仍在继续时，马萨诸塞州的一些黑人联名给麦金莱总统写信提出了这一要求。他们说：
我们决定给你写一封公开信，尽管你对有关我们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话题保持着极度的、令人费解的沉默。……
……你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从总统宝座上居高临下地目睹我们遭受着极其不公正的待遇，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而你却口口声声说你是我们的代表。……
当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发生流血暴动的紧要关头，我们苦战两天两夜，坚守阵地时；当黑人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城市的街道上，像狗一样遭到屠杀时（黑人本无罪，只不过他们具有有色皮肤，只不过他们想要行使他们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于是他们成了有罪之人），我们的心被希望和恐惧残忍地折磨着，我们这些美国的有色公民一致同意转而向你求救……希望得到联邦政府的帮助。你从不愿意帮助我们，事实上也从未帮助过我们。
此后不久，你到南部巡视时，我们才发现你是多么狡猾地迎合南部的种族偏见！……我们才知道你是如何向你那些长期遭受苦难的黑人公民们鼓吹忍耐、勤奋、克制，又是如何向你的白人公民们鼓吹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
麦金莱总统向黑人鼓吹的“忍耐、勤奋、克制”，向白人鼓吹的“爱国主义”，并未被民众完全接受。20世纪初，尽管政府当局经常炫耀武力，广大人民，包括黑人、白人、男人、妇女，已变得不再忍耐．不再克制，不再“爱国”了。
[1] 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每年需要儿童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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