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十五章 困难时期的自助
1919年2月，战争就要结束了，世界产联的领导人还都被关在监狱里，但是产联关于总罢工的思想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付诸实施了5天，当时10万工人走上街头，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瘫痪。
总罢工的最初起因是3.5万名造船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他们向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寻求支持，中央劳工理事会建议发起一场全市性的罢工，该建议在两周之内便得到了110个地方分会（大多数属于美国劳联，只有少数属于世界产联）的响应。每个响应罢工的分会各推选出3名成员共同组成了罢工总委员会。1919年2月6日上午10点，总罢工开始了。
除了罢工者为提供生活必需品所组织的活动外，整个城市都停止了运转。消防队员们同意坚守岗位。洗衣店只接收来自医院的衣物，只有贴着“罢工总委员会特别通行证”标志的车辆才准许通行，35个街头牛奶供应站也建立了起来。
参加过战争的退伍老兵组成了战争老兵劳工卫队以维持和平。在其司令部的黑板上写着：”本组织的目的是用非暴力的手段保护法律和秩序，志愿者只能进行劝说，而不准采用任何警察手段或携带任何武器”。罢工期间，城市的犯罪率下降了。
市长在2400名特派代表面前举行了宣誓仪式，这些代表大多是华盛顿大学的学生。美国政府向该城派出了差不多1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总罢工在坚持了5天之后宣布结束。按照罢工总委员会的解释，这一方面是由于来白各种国际工会领导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城市瘫痪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困难。
罢工是和平的。但是，罢工结束后，在社会党．总部和印刷厂都发生了搜捕抓人事件。39名世界产联成员以“无政府主义者首领”的罪名被投进了监狱。
为什么对总罢工、对“无定见分子联合会”成员的组织活动会采取这种行动？西雅图市市长的声明暗示，当局不单单是害怕罢工本身，而且还有它所代表的东西。他说；“就像西雅图的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总罢工本身就是革命的武器，越是显得平静也就越危险。如果取得成功，它将使一切都陷入停顿；整个社会生活都将停滞不前……也就是说，政府将运转失灵”。
而且，西雅图的总罢工正发生在战后世界反叛浪潮风起云涌之时。《民族国家》的一名撰稿人对那一年是这样评沦的：
当前最令人惊奇的现象……就是社会各界、各阶层史无前例的反叛运动……
俄国的沙皇制度被推翻……朝鲜、印度、埃及和爱尔兰一直在进行着不屈不挠地反抗暴政的斗争。英国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资本家与经理人员沆瀣一气。在纽约，举行罢工的码头装卸工人不顾工会领导人的反对而把老板拒之门外；与此同时，纽约的印刷行业也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国际领导人也不再能够完全控制局势，即便有雇主们的亲密合作也无济于事。
老百姓……已对旧的领导人失去了信任，他们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新的自救之路……
1919年，35万钢铁工人举行了罢工、新英格兰和新泽西的12万纺织工人以及新泽西帕特逊的3万丝绸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波士顿的警察以及纽约的烟草工人、衬衫工人、木匠师傅、面包工人、卡车司机和理发师傅都举行了罢工。有新闻报道说：芝加哥“罢工和工厂关门的规模与仲夏的炎热一样都是空前的”。5000名国际收割机公司工人与5000名城市工人同时走上了街头。
然而，进入20年代，局势似乎得到了控制。世界产联被破坏，社会党四分五裂。罢工浪潮遭到武力镇压，经济的好转为人民带来的实惠也稍稍平息了群众性的反叛情绪。20年代，国会通过用立法规定移民限额的方式平息了危险和骚动的移民浪潮（1900－1920年间就有1400万移民涌入）。移民限额制度有利于盎格鲁－萨克逊人，却把黑人和黄种人拒之于门外，同时它也严格限制了拉丁人、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进入。在这一时期，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能够输送超过100人的移民，中国的限额也是100人。
20世纪20年代，三K党死灰复燃，其势力遍及北部各州。到1924年它已拥有450万党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面对普遍的种族仇恨与种族暴力显得束手无策。黑人在白种人的美国不可能得到平等权利，这种认识成了20年代马库斯·加维领导的种族主义运动的主题。他宣扬黑人优越论、种族隔离和重返非洲，他认为，这是黑人实现联合与求得生存的唯一希望之所在。然而，加维领导的运动虽然鼓舞了少数黑人，但它并没有对战后十年强大的白人霸权构成太大的威胁。
用繁荣昌盛和充满欢乐（即所谓“爵士乐时代”、“狂欢的20年代”）来称呼2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失业大军从1921年的427万减少到1927年的200万多一点。工人的总体工资水平提高了。一些农场主赚了不少钱。有40％年收入超过2000美元的家庭可以添置新的家当：汽车、收音机、电冰箱。数百万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他们己经摆脱了其他人如黑人或白人佃农以及那些生活在大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或仍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移民的悲惨处境。
但是，繁荣昌盛只是集中在社会的最上层。占社会1％的上流社会中的十分之一家庭的收入，等于占社会42％的社会底层家庭收入的总和。在20年代，每年都有大约2.5万人死于工伤事故，10万人终生致残。仅纽约市就有200万人生活在廉价公寓里，这些公寓都没有太平门等防火设施。
辛克莱尔·刘易斯在他的小说《巴比特》中准确地抓住了人们对繁荣的误解以及中产阶级添置新家当的浅薄的享乐观。
经过长期的宣传，妇女终于在1920年通过宪法第19 条修正案获得了选举权，但选举仍然是中产阶级与富有阶级的活动，妇女们像其他的投票者一样按照传统的党派界线被分割开来。
在20年代，愿意代表穷人说话的政治家寥寥无几，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来自东哈莱姆贫穷移民区的国会议员。奇怪的是，他既赢得了社会主义者的选票，也赢得了共和党的选票。当他收到绝望中的选民的来信时，拉瓜迪亚就肉食品的高价格一事致函农业部长，得到的答复竟是送给他一本关于如何更经济地利用肉类的小册子。拉瓜迪平回信说：“我向你求助，而你却寄给了我一份公告……你的那些公告……对于这个大城市廉价公寓里的住户来说不过是一堆废纸……肉食品投机商们不让这个城市里辛苦工作的人们得到适当的营养，我们所需要的是贵部能就此事为我们提供帮助”。
在20年代哈定和柯立芝两位总统的任内，财政部长是美国富豪之一安德鲁·梅隆。1923年，国会收到了一项提案即“梅隆计划”，该提案看起来好像是要呼吁普遍减少所得税，但实质是最高额收入等级的税率从50％降至25%，而最低额收入等级则是从4％降至3％。
一些来自工人阶级选区的议员反对该项提案，如马萨者塞的威廉·P·康纳里说；“我注意到，在梅隆的这项税收提案中有一条规定使得梅隆本人少缴纳80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而他的兄弟也可以少缴60万美元，我不能投赞成票”。
梅隆计划获得了通过。1928年，拉瓜迪亚在纽约比较贫困地区巡视时说：“坦白地说，我对我看到的现实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居然还存在着如此贫困的生活条件，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为大量有关20年代繁荣的报道所淹没的是时不时的关于劳动者所进行艰苦斗争的消息。1922年，煤矿和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同一年，罗得岛的意大利裔和葡萄牙裔纺织工人举行的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唤醒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一些罢工工人参加了激进派运动。
战后，伴随着社会党的衰落，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建立了起来，共产主义者卷入了许许多多的劳工斗争。他们在1929年遍及南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的纺织工人大罢工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工厂主们迁到南部是为了躲避工会组织，并希望在穷苦的白人中能雇到更恭顺的工人。但这些工人却起来反对延长工时和低工资。他们对“连轴转”即增加劳动强度的做法尤感深恶痛绝。
在北卡罗来纳的加斯托尼亚，工人们加入了一种新的工会，即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全国纺织工人工会，黑人和白人都可以入会。当一些会员被解雇时，2000工人中有一半人举行了罢工斗争。一种反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气氛开始出现，暴力冲突开始了。纺织业的罢工开始向南卡罗来纳州蔓延。
各种各样的罢工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之后都被平息了下来。但加斯托尼亚的罢工却没有停止。在那里，纺织工人们居住在棚户区，他们坚持让共产党人做他们的领导人，罢工在继续进行。但是破坏罢工的工人被招募来了，工厂照旧开工。人们的绝望情绪在增长，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
警察头子在一次夜间枪战中被击毙，16名罢工者及罢工同情者以谋杀罪被起诉，其中包括一名共产党的领导人弗雷德·比尔。最后，有7人受审并分别被判处5年至20年的徒刑。他们被保释后纷纷离开美国，共产党人逃往苏俄。然而，正是这些失败、挫折和谋杀却导致了南部纺织工厂工联主义的诞生。
混乱的投机业的崩溃所直接引发的1929年的股市暴跌，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回落，这标志着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来临。但是，正像约翰·加尔布雷斯在其有关的研究著作《大崩溃1929年》中所说，在投机业背后隐藏着的是“经济基本不健康”的事实。他指出了不健康的公司和银行结构、不健康的对外贸易、经济信息的混乱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总人口中5％的豪富占有着全部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一位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就是不健康的：它是把过度追逐企业利益作为动力的一种制度，因此，它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不顾人们的需要的。所有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是：许多人长期为经济萧条所累，同时，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周期性危机的困扰。尽管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煞费苦心的自身改革，其组织控制能力也有所增强，但是，它在1929年时仍然是一种病态的和不稳定的制度。
大崩溃之后，经济因受到沉重的打击几乎不再运转。5000家银行倒闭，许多企业也因拿不到钱而关门了。那些继续开工的企业则一次又一次地解雇员工和降低工人的工资。工业产品减少了50%，失业人数到1933年可能已达1500万（没有人掌握确切的数字），占当时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很清楚，那些对经济管理负有责任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感到困惑不解，拒绝承认所发生的一切，随便找几条并非导致该制度失败的原因进行搪塞。赫伯特·胡佛在大萧条发生前不久曾说过：“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国家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1931年3月，亨利·福特说，之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除非他们被监视着无法旷工，老百姓并不心甘情愿去做完一天的工作；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其实有足够的工作可做”。但是，刚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解雇了7.5万名工人。
数百万吨粮食因为无利可图而不能运送和出售。仓库里堆满了衣物，而人们却无钱购买。许许多多的房屋闲置着，但人们却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赶了出来，住在垃圾堆旁草草搭起的被称为“胡佛别墅”的木棚里。
只要扫一眼当时报纸上所载的事实，你就能想象得出数百万人的生活状况。1932年初的一份《纽约时报》这样写道：
尽管他试图滞留到1月15日，但在进行了一番无谓的努力之后，48岁的彼得·J·康奈尔还是被从布鲁克林汉考克大街46号公寓赶了出来。康奈尔是一位失了业的屋顶建筑承包商，现在已身无分文．他于昨天死在妻子的怀里。
医生认为他死于心脏病，而警察则说，他的死至少部分是由于他对自已试图阻止他和他的家人沦落街头但却徒劳无功的结果极度失望所致……
康奈尔拖欠了6美元的房租，也交不起房东要求他预付的1月份39美元的房租。拿不出钱的结果是昨天他家收到的周末就要生效的一纸驱逐令。在四处求助无门的时候，房屋救济局当天又通知他说，1月15日之前它没有资金能给他提供帮助。
东哈莱姆大街113号分租公寓的一位房客写信给华盛顿的拉瓜迪亚议员说：
你知道，我的条件很差。我过去靠的是政府的抚恤金，他们已经停发了。现在，我已差不多7个月没有找到工作了。我希望你能帮我做些什么……我有4个孩子，他们需要衣服和食物……我那生病的8岁女儿还没有康复。我还需要支付两个月的房租、我害怕被赶走。
在俄克拉荷马，农民们发现他们的农场在拍卖商的锤子下已变得一钱不值，承包商们过来就取走了。约翰·斯坦贝克在他关于大萧条时期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描述了所发生的一切：“无家可归者、移民纷纷涌向加利福尼亚，一次就有25万乃至30万人。土地承包商紧随其后，佃农们被迫离去。而这时新一轮的浪潮已经上路，那是新一轮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新一轮的艰辛，新一轮的期望，新一轮的危险……”
像斯坦贝克所说的那样，这些人变成了一种“危险因素”。反叛情绪在增长着。报纸报道的全国各地所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
1931年1月3日。阿肯色州英格兰。大约50自名农民来到该市商业区，他们绝大多数是白人，许多人全副武装……高喊着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弄到食物。这些入侵者宣称，除非他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无偿获得，他们打算自己动手从商店中拿……
1931年7月9日。底特律。今晚，因缺钱而被驱逐出该市分租房的500名失业者在卡迪拉克广场发起的暴乱刚刚开始就被瞥察预备队平息了……
1931年8月5日。印第安那州印第安那港。1500名失业者袭击了此间弗鲁特格罗尔斯快运公司，他们希望以此能够得到工作以免于挨饿。公司召来了城市警察，他们用包皮警棍驱散了失业者。
1932年4月1日。芝加哥。500名学校的孩子（绝大多数衣衫槛褛、面容憔悴）游行穿越芝加哥的商业区到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要求教育系统为他们提供食物。
1932年6月3日。波士顿。在波士顿的一次游行中，25名饥饿的孩子哄抢了为西班牙战争中的老兵准备的自助午餐。召来两汽车警察才把他们赶走。
1933年1月21日。纽约。今天，数百名失业者包围了联合广场附近的一家饭店，要求免费就餐……
1933 年2月16日。西雅图。对县府大楼两天的围攻于今晚早些时候结束，该大楼曾为5000名失业者组成的部队占领。副县长和警察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驱逐了示威者。
歌词作家伊普·哈堡曾为电影《美国》写了一首歌。在《哥们，能否赏给我一角钱？》中，他这样写道：
想当初，
我们身着卡其装，
嗬！真有点趾高气扬，
傻里傻气，一副扬基佬的模样。
50万大兵从地狱中走来，
我就是那个打鼓的小孩。
嘿，记得吗？他们曾喊我叫阿尔——
从那时到现在，
我始终没把名儿改。
嘿，记得吗？我是你们的好伙伴——
我的哥们呵，
能否赏给我一角钱？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们现在失业了，他们的家人在挨饿。1932年的春夏间，愤怒的老兵发起了一场退役军人进军华盛顿的运动。老兵们拿着政府发给他们的有效期仍有好多年的退役费证书，要求国会付清欠款，因为这些钱现在是绝对必需的。他们有的携带妻儿，有的孤身一人，或者开着破旧不堪的汽车，或者偷乘货车，或者搭便车，从全国各地向华盛顿进发。
共有2000多人抵达华盛顿。绝大多数人在与国会大厦相望的波托马克河对岸的安那科斯蒂亚沙洲上安营扎寨。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他们就睡在用旧报纸、卡纸盒、包装箱、小块马口铁皮或者焦油纸顶棚等搭起来的单坡顶小屋里……”
胡佛总统命令军队来驱赶他们。4个骑兵队、4个步兵连、1个机枪中队和6 辆坦克在白宫附近集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少将是他的助手，乔治·S·巴顿是其中的一名军官。麦克阿瑟率领部队沿宾夕法尼亚大街用催泪瓦斯把老兵们从他们的破屋子里赶出来，并放火烧了这些房子。
紧接着军队过桥到达安那科斯蒂亚。数千名老兵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催泪瓦斯中东奔西跑。士兵们点着了几间棚屋，整个宿营地很快便成了一片火海。到事件平息时，有两名老兵中弹身亡，一名仅11 周大的孩子也死于非命，另外还有一名8岁孩子的眼睛受瓦斯伤害而部分失明，两名警察颅骨断裂，还有1000多名老兵为瓦斯所伤。
艰难困苦的时代、政府在社会救济方面的无所作为以及政府驱散退伍老兵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对1932年11月的选举产生了影响。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压倒多数击败了赫伯特·胡佛。他在1933年春就任总统后，便开始实施他的立法改革计划，即著名的“新政”。当少数老兵在他上台之初来到华盛顿时，罗斯福对他们表示了慰问并送去了咖啡；老兵们在与他的一名助手会淡后返回了家园。这是罗斯福即将实施新政策的一个信号。
罗斯福的改革远远越出了旧的立法规范。通过给人民提供必要救助的办法，罗斯福政府试图解决两个最急迫的问题：即一方面，它要克服危机和稳定制度，以达重建资本主义之目的；另一方面，它还要阻止罗斯福上台初期的自发性反叛运动（一些城市出现的佃户与失业者组织、自助运动、总罢工）的惊人增长。
第一个目标，即稳定制度、增强其自身保护能力，在罗斯福当政第一个月所通过的主要法律《全国产业复兴法》（NRA）中已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它通过由管理者、劳动者和政府一致赞成的一系列法令来控制经济，稳定物价和工资，限制竞争。最初，《复兴法》由大公司所操纵，为它们的利益服务。但在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强大的地方，《复兴法》也向工人阶级作了一些让步。
《全国产业复兴法》实行两年后被最高法院以赋予了总统过多的权力为由宣布为违宪。
新政初期通过的《农业调整法》（AAA）是为了组织农业生产。就像《复兴法》有利于大公司一样，《农业调整法》则有利于大农场主。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是政府介入企业的开始。它使政府拥有了对拦河大坝和水电厂网络的所有权，从而使它能够对田纳西流域的洪水及发电量实施有效的控制。这一举措为失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以较低的电费服务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像其批评者所责备的那样是“社会主义的”。
新政管理经济的首要目的是稳定经济，其次是给下层阶级提供足够的帮助以防止他们把反叛运动转化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在罗斯福就任总统的时候，反叛运动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绝望的人民不再等待政府的救助，他们采取直接的行动进行自助。在全国范围内，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抵制驱逐；在纽约、在芝加哥或在其他一些城市里，当听说某人将被赶出家门时，人们就会聚集过来；警察把家具从屋里搬出来扔到大街上，人们便自发地帮着把被抛出来的家当再搬回去。共产党在这些城市里积极发起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工人互助同盟组织。黑人妇女威莉·杰弗里斯女士向斯塔兹·特克尔讲述了有关驱逐的事情：
许多东西被扔了出来。他们打电话让监守过来坐在外面看着，但他们一走，我们马上把它们搬回了原处……把东西放回那儿。男人们把电灯接上，到五金店买来天然气管，重新把炉子接上，把家具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这样你根本着不出你曾被赶出过家门。
失业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一位记者是这样描述它们的：
我发现共产党人在许多城市里组织的、通常也是由他们领导的失业委员会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些委员会是民主地、按照多数原则建立起来的……这些委员会的武器就是民众的民主力量，它们的功能是阻止对贫困者的驱逐，或者一旦发生驱逐事件便向救济委员会施压以便为被驱逐者找到新家；如果失业工人因为付不起钱而致使煤气或用水被停，委员会就与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保证缺少衣物或鞋子的失业者得到衣物鞋子；通过宣传和施加压力消除救济中出现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歧视或对外国人的敌视现象……组织人们到救济署为得到衣服和食物进行请愿。最后，委员会还为所有的失业者因为游行运动、饥饿进军运动或参加工会集会被捕提供法律帮助。
自从1931 至1932年间企业和政府不再向他们提供救济时起，人民便开始组织起来实行自助。在西雅图，渔民工会用捕到的鱼同拿着水果和蔬菜的人以及伐木者进行物物交换。到1932年底，在37个州有330个自助组织．拥有30万成员。到1933年初，这些组织似乎在走向衰落，因为它们指望在经济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做太多的工作。
也许最著名的自助典型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产煤区。在那里，一队队失业的矿工们在公司矿区开掘小煤矿采煤，用卡车运到城里，以低于商家的价格出售。到1934年，这些“非法开采者”已拥有2.4万人和4000辆车。当试图对他们进行起诉时，地方陪审团不愿宣布他们有罪，狱吏们也不愿监禁他们。
这些只是出于实际需要所采取的简单行动，但它们却有引发革命的可能性。通过采取直接的行动满足自己的需要，工人群众向人们初步展示了他们那尚未被唤醒的强大的阶级意识。
对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以及那些支持他的企业家们来说，实行新政是不是也是其阶级意识的一种表现呢？1933 和1934年间，他们意识到必须迅速地采取措施提供工作、食物和救济，以防止工人们得出他们的问题只能靠他们自己来解决这样一种结论来吗？也许，像工人的阶级意识一样，它也只是基于现实需要的本能反应而非基于现成的理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也许正是这种阶级意识导致了国会在1934年以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劳动纠纷。法案规定工会代表可以选举一个委员会来解决问题和受理申诉。这类立法不正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事情只能由工人自己来解决这样一种思想的吗？大企业主认为该法案对工人太有利而表示反对。罗斯福也失去了热情。但1934年一系列劳工事件的发生却表明了立法的必要性。
1934年，各种工厂有150万工人举行了罢工。在春季和夏季，西海岸的码头工人举行集会，要求废除“临时工挑选制度”（一种清晨头卖雇佣的市场制度，在那里挑选当日的临时工），他们为此举行了罢工。工人们不仅反对发货人，也反对他们自己的工会领导人。
2000英里的太平洋海岸迅速陷入瘫痪。卡车司机紧密配合，他们拒绝向码头运载货物，海员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当警察开来疏通码头时，遭到了罢工者全体一致的抵制。有两人被警察枪杀，为罢工死难者举行的葬礼游行吸引了数万名支持者。紧接着，在圣弗兰西斯科市举行的总罢工中，1.3万工人走上了街头，全市机动车全部停止营运。
500名特种警察被派来，由步兵、机枪、坦克和大炮组成的4500名国家卫队也奉命集结。《洛杉矶时报》写道：
圣弗兰西斯科的局势用“总罢工”一词来描述己不够准确。确切地说，那里发生的是一次起义，一次共产党鼓动和领导的反政府起义。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即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平息这次起义。
压力大大了。不仅军队开了过来，美国劳联也逼迫工人结束罢工。码头工人接受了妥协方案，但他们仍然表示要再次酝酿总罢工。
同样是在1934年的夏天，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的罢工得到了其他劳动阶层的支持。除牛奶车、冰车和煤车得到罢工者授予的特权之外，其他车辆很快都停运了。在警察发动的攻击中有两名罢工者遇难。有5万人参加了葬礼，并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和进军市政厅运动。一个月后，雇主们被迫满足卡车司机的要求。
同年即1934年秋，南部爆发了有32.5万纺织工人参加的最大规模的罢工。他们离开工厂，建立了由卡车和小汽车组成的“飞行”中队，来往穿梭于各罢工区间，执行纠察和战斗保卫任务，进入各工厂，关掉机器。在这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罢工的原动力来自普通工人，他们反对态度消极的工会高层领导人。《纽约时报》写道：“局势的严重危险在于，它有可能完全脱离工会领导人的控制”。
国家机器再次开动。南卡罗来纳州的地方当局和全副武装的罢工破坏者向纠察队员们开了枪，杀死7人，伤20人。但罢工蔓延到了新英格兰。在马萨诸塞的罗威尔，2500名纺织工人发动了一场骚乱。在罗得岛塞来斯维尔，5000群众公然对抗携带机枪的州警，关闭了纺织厂。在罗得岛温索科特，因为国民卫队枪杀无辜，2000人冲进市区，关闭了工厂。
到9月18日，全国已有42.1万纺织工人卷入了罢工斗争。当局采取了大逮捕行动，组织者受到殴打，有13人死亡。罗斯福插手干预，建立了一个调停委员会，工会也呼吁停止罢工。
在南部的农村也出现了有组织的运动。这一运动通常是共产党人鼓动的结果，但其深层根源则是贫穷白人和黑人的不满情绪。这些穷人都是佃农或农业工人，其经济处境本来就已十分艰难，大萧条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由黑人和白人谷租佃农发起的南部佃农工会从阿肯色州开始，逐渐遍及其他地区。
罗斯福的《农业调整法》并没有给最贫穷的农民带来好处；事实上，通过鼓励农民少种地，它强迫佃农和谷租佃农离开了土地。到1935年，在680万农民中有280万人是佃农。谷租佃农的平均年收入是312美元，而没有自己的上地、从一个农场迁往另一个农场或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个地区的农场工人的年收入在1933年大约为300美元。由于黑人农民的处境最槽，一些人开始为大萧条期间出现于他们当地的陌生面孔所吸引，这些人建议他们组织起来。在西奥多·罗森加滕的著名评论《最高危机》中，内特·萧回忆说：
在大萧条的岁月里，国内出现了一个名叫谷租佃农工会的组织——我想，这是一个不错的名字……我记得，南方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都开始发生转变，这是很不平常的事情。我听说它是一个穷人的组织——这正是我想加入的组织。我想知道它的秘密以便能够对它能有足够的了解……
内特·萧讲述了当一名黑人农民因无力还债而将被驱逐时所发生的事情：
地方官说，“我将拿走老弗吉尔·约翰斯所有的一切……”
我求他不要这样做，我恳求说，那样的话，“你将会剥夺他养家糊口的能力”。
当内特·萧试图阻止地方长官驱逐一位还不起债的农民朋友时，他遭到枪击并负了伤。于是萧举枪还击。他于1932年晚些时候被逮捕，并在阿拉巴马的一座监狱里服了12年徒刑。他的遭遇不过是在谷租佃农工会时代，南方的穷人们那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长剧中小小的一幕罢了。出狱若干年后，内特·萧曾谈了他对肤色与阶级的着法：
噢，非常清楚，白人穷人与黑人穷人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富人己经同他们分道扬镳。对人的控制权，即统治权，掌握在富人的手里……富有者阶级立场相同，穷人白人则被抛到了有色人种一边——我相信：行动总是比语言更有说服力……
霍齐亚·赫德森是一位来自佐治亚乡间的黑人，10岁时做过把犁人，后来又在伯明翰做钢铁工人。1931年的斯科茨堡罗男孩案使他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该案中，有9名黑人少年被控强奸2名白人女孩，并被白人陪审团依据并不能令人信服的证据判定有罪。赫德森就在该年加入了共产党。1932年和1933年，他在伯明翰组织了失业黑人运动。他回忆说：
街道委员会定期开会，每周都举行会议。我们讨论福利救济问题，讨论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从《每日工人报》和《南方工人》上了解失业救济的进展情况，了解克利夫兰的人民在做什么……芝加哥的斗争情况……我们还讨论斯科茨堡罗案的最新进展。我们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我们始终走在前面。因此，人们总是希望来我们这里，因为每次我们都有新的东西告诉他们。
1934年和1935年间，成千上万的工人摆脱严密的控制，撇开美国劳联的工会组织，开始在那些新建的大型流水线规模生产工厂（汽车厂、橡胶厂、食品加工厂）里组织起来。美国劳联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了。新组织在行业界限之外，以工厂为基本单位律立起产收组织工会，把工人联合起来，每一工厂的所有工人属于一个工会。在约翰·刘易斯的领导下，这个产业组织工会后来又单独分离出来．组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
普通工人的罢工和起义推动着工会领导层即劳联和产联采取行动。30年代初期，俄亥俄州阿克隆的橡胶工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在厂静坐罢工。由于工人不是走出工厂而是留在工厂内，这种方式有着明显的优点：他们直接阻止了厂主使用罢工破坏者；他们不用通过工会领导人，而是自己直接控制着局势的发展；他们有遮挡风雨的便利条件，而不必在外面经受寒冷与风雨；他们不再像在工作中或者在罢工纠察队中那样孤军作战，而是上千人坐在一起，可以相互进行自由地讨论，组成一个战斗的整体。
这一策略在1936年得到广泛传播。该年12月，密歇根弗林特的渔船制造一厂举行在厂静坐罢工，其起因是两兄弟被枪杀。罢工一直坚持到1937年的2月，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厂静坐罢工。在40天中，2000名罢工者形成了一个统一整体。“这就像一场战争”，有人这样说，“同我在一起进行战斗的人都成了我的朋友”。委员会开展娱乐活动、发布消息、组织上课、提供邮政服务、维持环境卫生。他们建立法庭审判那些没有按规定清洗碗筷者、乱扔垃圾者、在禁区抽烟者和醉汉。给予的“惩罚”是从事额外的劳动，最高的处罚是赶出工厂。一家沿街饭店为这2000名罢工者准备一日三餐。他们所上的课程有议会程序、公共演讲和劳工运动史。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生还为他们开设了新闻写作和创作课。
政府发布了禁令。但是，5000名武装的工人保卫着工厂，没有人试图执行禁令。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向工人发起了进攻，而工人们则使用消防水管还击。13名罢工者受枪伤，但警察也被迫撤退了。州长召来了国民卫队。这时，罢工已蔓延到另一家通用汽车工厂。最后，罢工总算平息了，劳资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6个月的合同，但同时也遗留下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从现在开始，公司将不得不与工会打交道而不再是同个人打交道了。
1936年共发生了48 起静坐罢工，1937年则增加到了477 起：圣路易斯的电力工人罢工；田纳西普拉斯基的衬衫工人罢工；科罗拉多普衣布罗的扫帚工人罢工；康涅狄克布里奇港的清洁工人罢工；新泽西的掘墓人罢工；纽约犹太盲人同业工会中的17名盲人工人罢工；甚至为平息渔船制造厂工人静坐罢工奉调而来的某国民卫队连的30名士兵自己也举行了静坐罢工，因为他们没有拿到工资。
静坐罢工对现存制度特别危险，因为它们不受正规的工会领导人的控制。
正是为了应付劳工骚动和稳定现存制度，要求建立一个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瓦格纳法案才于1935年获得了通过。1936、1937和1938年的罢工浪潮使得实施这一法案的要求显得更加紧迫了。在芝加哥1937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共和钢厂的罢工招来了警察，他们向一群罢工工人纠察队员开火，当场打死l0人。尸体解制表明，子弹是在工人四散奔逃时从后面射中的。这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共和钢厂的工人组织了起来，福特汽车公司以及其他大型的钢铁、汽车、橡胶、食品加工和电力工厂的工人也都组织了起来。
瓦格纳法案受到一家钢铁公司的指控，但最高法院裁定它合宪——因为政府有权规范州际商务，而罢工却损害了州际商务。从工会方面来看，这项新的法律有助于工会进行有效的组织；从政府方面来看，该法律则有助于商业的稳定。
资本家们不喜欢工会，但工会毕竟比工人的自发罢工、比普通工人占据工厂更好控制一些，即相比较而言工会更有利于制度的稳定。1937年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产联工会反对自发的在厂静坐罢工”。
这样，到30年代中期便出现了两种颇为老辣的直接控制劳工行动的手段。其一，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给予工会组织以合法地位，听取它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某些冤情。这样，它便能把工人反抗的能量疏导到选举中来，从而弱化劳工的反叛情绪——就像宪政制度把可能引起麻烦的能量引导到投票中一样。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可以限制经济冲突，就像投票可以限制政治冲突一样。其二，工人组织本身（如工会，甚至像产联这样颇富战斗性和攻击性的工会）也可以把工人的暴动能量导人到契约、谈判和工会会议中去，它力图把工人罢工的规模和影响减至最低限度，以便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有影响力的和值得尊重的组织。
那些年的历史好像印证了理查德·克洛沃德和弗朗西斯·皮文在其《穷人的运动》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即劳动者在其自发斗争阶段即工会被承认或者很好她组织起来之前的阶段得到的利益更多：“在大萧条时期，即在工厂的工人被吸收进工会之前，他们拥有最大的影响力，能够逼迫政府向他们作出最重大的让步。在大萧条时期，他们的力量不是源于组织．而是源于破坏”。
工会会员在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地增加（产联和劳联到1945年各自拥有超过600万的会员），但是工会的力量却比以前削弱了——它通过罢工所获得的利益在持续下降。被任命的劳工关系委员会成员很少同情劳动者，最高法院宣布静坐罢工为非法行为，州政府也通过法律阻挠罢工、罢工纠察队以及联合抵制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削弱了30年代老的劳动者的战斗精神，因为战时经济创造了无数个新的高薪就业机会。新政只是成功地把失业人数从1300万减少到900万，而战争却使得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了工作。战争还带来了别的东西：爱国主义，把所有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海外的敌人，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企业老板的难度增加。战争期间，产联和劳联都保证不再呼吁罢工。
但是，工人们的冤屈仍然存在，对工人来说，所谓战时“管制”不过是指他们的工资相对物价而言得到了更为有效的控制罢了。这促使工人进行了许多自发的罢工斗争：1944年的罢工次数之多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30和40年代比以前更清楚地显示了美国劳动人民所处的两难处境。现存制度通过寻找新的控制形式（即通过工人自身组织实行的内部控制和通过法律与武力实现的外部控制）来对付工人的反抗。但与新的控制相伴而生的还有新的让步，这些让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对许多人而言它们甚至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过，它们也确实帮助许多人创造了一种进步和改善的氛围，从而恢复了他们对现存制度的一些信心。
1938年的最低工资制度规定：一周工作40小时，雇佣童工为非法。虽然该制度把最低工资降到了异常低的程度（第一年为1小时25美分），并把许多人排除在了制度保护之外，但它却多多少少减弱了人们的愤怒之情。住房建设只能满足很小一部分人的需要，但是，由联邦政府提供补贴来建设住房、运动场、自由公寓、翻新失修的经济公寓的计划却使人精神振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设立则让人似乎看到了由地方代替国家实施社会控制、提供就业机会、改进路面和提供廉价能源的地方计划的诱人前景。《社会保障法》保证提供退休金和失业救济金，相应地，国家也为母亲和未成年的孩子提供基金；当然，《社会保障法》所提供的救助是把农民、家庭工人和老人排除在外的，它也不提供健康保险。通过这一系列的改良措施，公司更加高枕无忧了。
通过联邦戏剧工程、联邦作家工程和联邦艺术工程，新政用联邦资金为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们提供了工作：公共建筑物上刷上了壁画，为从来没有看过戏的工人阶级上演了戏剧，写作出版了成百上千的著作和宣传册，人民第一次听到了交响乐。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人民艺术大繁荣的时期，它在以前的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而且此后也没有再出现过。1939年，当国家更加稳定和新政改革的动力减弱之后，补贴艺术的计划也被取消了。
新政结束了，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完好无损。富人依旧控制着国家的财富，就像依旧控制着它的法律、法院、警察、报纸、教堂和学校一样。为相当一部分人提供相当部分的救助使罗斯福成了千百万人心目中的英雄，但是，这个曾经给美国带来大萧条和危机的制度（这是一个造成巨大浪费的制度、一个不公正的制度、一个关心利润超过关心人们的需要的制度）却依然维持着。
对黑人而言，新政确是鼓舞人心的（罗斯福先生颇富同情心，一些黑人在他的政府中谋到了一官半职），但是，新政计划并没有照顾到绝大多数黑人的利益。作为佃农、农业工人、移民或者家庭工人，他们没有条件享受失业救济、最低工资、社会保险或农业补贴。为了得到南方白人政客们必要的支持，罗斯福小心翼翼地尽可能不去触犯他们的利益，他没有推动通过一项反对对黑人处以私刑的法案。在军队中，黑人与白人之间依旧实行着种族隔离政策。
黑人在求职中也受到歧视。他们总是最后一个就业者和第一个失业者。只是在1941年当卧车服务员工会领导人A．菲利浦·伦道夫威胁发动一场群众性的进军华盛顿运动时，罗斯福才同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建立了一个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但该委员会没有强制性权力，因此情况并无多大改善。
在整个的新政改革过程中，哈莱姆黑人区没有什么变化。那儿生活着35万人，平均每英亩233人，而曼哈顿其余地区平均只有133人。它的人口25年中增长了6倍。上万个家庭生活在老鼠横行的阁楼上或地下室里。结核病十分流行。差不多一半的妇女做佣人。她们来到布朗科斯，聚集在街角（“奴隶市场”，听从召唤）被人雇用。卖淫业也盛行起来。1932年，哈莱姆医院的死亡率比白人区的贝尔维医院高出两倍。
1935年3月19日，就在新政改革实施的过程中，哈莱姆却发生了暴乱。上万名黑人涌上街头，毁坏了白人商人的财产。700名警察开进来恢复了秩序，有两名黑人被打死。30年代中期，年轻的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写下了《让阿美利加复活吧》这样一首诗：
……
我是任人摆布的穷苦白人，
我是烙着奴隶印记的黑人，
我是失去家园的红种人，
我是拚命追逐梦想的移民。
蓦然回首，依旧是一场春梦：
在这里
损人利已、弱肉强食
的铁律依然横行……
噢，让阿美利加复活吧——
恢复她昔日的面容——
然而，对于北部和南部的白种美国人来说，黑人问题是不存在的。只有激进分子试图打破种族隔阂，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绝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受共产党人影响的产联在大工厂里把黑人组织了起来。尽管黑人依然通常被用作罢工破坏者，但现在也有试图把黑人与白人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努力。
30年代没有规模太大的妇女运动。但许多妇女都参加了那些年的劳工组织运动。当1934年卡车司机大罢工席卷整个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时年34岁的明尼苏达诗人梅里黛尔·莱雪儿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后来她描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罢工……事实上我很怕……我急切地问，“要我帮忙吗？”……我们连续分发了数千杯咖啡，向数千人提供了食物……我看到他们把人们从车上拖出来放到医院的吊床上或地板上……星期二，送葬日，1000多名军人布满了商业区。90多人躲在隐蔽处。我朝着灵堂走去，数千名男男女女在骄阳下等待着。我走过去，站在他们附近。我不知道我是否该去参加游行。我并不喜欢游行……3个妇女把我拉了进去。“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她们温和地说，“一起走吧”……
一年后，西尔维亚·伍兹向斯托顿·林德和艾丽斯·林德夫妇讲述了她30年代作为洗衣工及洗衣工人工会组织者的经历：
你得向人民解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他们也许会说，“噢，我从来没有想到”或者“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田纳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憎恨黑人。他是一位谷租佃农……（后来）他开始同黑人妇女一起跳舞……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人民的转变。只有身处人民之中，你才能得到这样的信念。
在那些危机与反叛的日子里，许多美国人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在欧洲大陆，希特勒在进军。在太平洋对岸，日本正在入侵中国。西方的帝国正在受到后起者的威胁。对美国来说，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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