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进军大西南 "这是毛大帅给的任务"
刘秉荣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年02月07日09:05
本文摘自《建国后的贺龙》刘秉荣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和决定进军大西南的若干问题。
大西南为川、滇、黔、康、藏诸区域，那里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的大后方，更是重要物资供应基地。1949年春末，国民党政府拒绝和谈，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蒋家百万兵。而蒋介石仍幻想割据西南，企图以胡宗南、白崇禧、宋希濂集团各部为后盾，以西南地区为基地，以秦岭、巴山、巫山、武陵山为屏障，固守一隅，争取时间，等待国际事变，尔后东山再起。蒋介石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队组织了“湘粤联队”，阻止解放军进军两广；以胡宗南集团和川陕边部队扼守秦岭、巴山，防止解放军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川东门户，并把若干个军摆在川康云贵境内机动。蒋介石认为：中共军队入川，一定会从北面或东面，尤其是北面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川贵边方面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极为困难，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共军绝不会舍近求远去打白崇禧。而川北方向既有陇海路又背靠解放区，补给问题好解决。且从6月开始，解放军在陕南、鄂东活动频繁，这更加深了蒋氏的判断。于是，蒋氏把防御重点放在川北和鄂东，除在秦岭主脉构筑主要防线外，又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构筑第二道防线；在川鄂边，除布防了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兵团外，又将罗广文兵团置于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蒋介石命令白崇禧、胡宗南及川境诸将，密切合作，背靠云贵，组成“大西南防线”。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企图看得十分清楚，他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在作战部署上，确定将第二野战军之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1949年10月间与四野其他主力攻占广州，继尔迂回包围白崇禧部，聚歼敌于广州境内，尔后出昆明。二野主力在广州解放后，于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从东南面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西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第一野战军的部队积极吸引和抑留胡宗南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敌退路时，再迅速南下，由北面越过秦岭，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其于四川盆地。
对毛泽东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与会者皆赞同。当毛泽东问贺龙带一野哪支部队入川时，贺龙说：“十八兵团现在在秦川和天水一带，处在入川比较方便的位置，我带十八兵团吧。”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了贺龙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第十八兵团、第七军、第十九军共14个师入川，解放陕南和川北。毛泽东对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
有人问贺龙为什么不带自己的部队，贺龙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部队呢？军队都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自己的。如果那样做，我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贺龙率十八兵团入川的指示，称：“张宗逊并告彭德怀及西北局：10月9日电悉。（一）昨日中央会议已决定十八兵团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统率入川；（二）向胡宗南作战的兵力，除十八兵团外，尚须令刘金轩部及七军予以配合。在占汉中一带后，刘金轩部除守卫以汉中为中心一带地方外，是否以适当部分进入川边策应十八兵团，依那时情况再定。七军须准备进占陇南文武成康一带；（三）向汉中一带进攻的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请令有关各部于11月下旬准备完毕。”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0月18日，毛泽东发布由陕入川的作战命令。25日，毛泽东致西北局和彭德怀电称：“贺（龙）在京事毕，明日或后日动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请彭（德怀）决定在11月上旬在兰州或酒泉或西安开一次西北局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包括贺（龙）及十八兵团离开西北进入四川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及各省政府名单的最后确定问题等。”
贺龙在返回西安途经临汾时，又在这里看望了集训的干部，检查了入川的准备工作，同时，接见了从四川辗转而来的四川地下党负责人川康特委书记、副书记李宗林、马识途等人，听了他们关于四川情况的汇报。
从1949年5月起，晋绥的党政机关、军区机关和各类干部学校先后迁驻临汾，并做好了南下入川的准备。按系统分别编为5个梯队，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分队和小队。梯队长一般由军、师级指挥员担任，政治委员由党政领导干部担任。5个梯队总人数为16204人，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直接受贺龙、李井泉等领导指挥。
贺龙听取了“工作团”和四川地下党负责人的汇报后，又到了运城、安邑等县，在这里，贺龙给编入“工作团”的原西北军大、西北艺校和晋绥行政干部学校的学生数千人讲了话。他号召大家发扬勇于克服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完成解放四川人民的历史任务。此后不久，“工作团”即从晋南临汾等地分批出发，向西安挺进。
11月3日，贺龙、李井泉到达西安。11月6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建议：“向陕南及川北进军，因除十八兵团外，九、七军及陕南部队配合作战时间，尚须一时期才能完成，川西北地区城市地方工作亦须统一布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须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此种统一领导组织是否需要及组织名称，具体名单，请中央决定指示。”
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致贺龙并告西北局彭德怀及刘伯承、邓小平电：“同意贺龙6日意见。为了统一指挥十八兵团及其他临时配合作战部队，为了领导川西北地方工作，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何人为副主任及委员名单，请贺（龙）提出，先在此次兰州西北局会议上斟酌通过，电告中央作决定。此项机关，因无党外人参加，又是临时的，故可将党务工作归其管辖，而不必另外成立党组织。至于对十八兵团及其他部队指挥作战，如觉用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名义不方便，即可用西北军区司令员名义下命令。在执行中，这个委员会名为‘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并以王维舟、李井泉为副主任。”
11月25日，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动员会议，贺龙和习仲勋作了入川的思想动员。当时，入川的部队和干部大多是北方人，听说要离开家乡，又听说大西南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就产生了顾虑，还有的怕瘴气，怕水土不服。贺龙为使大家放下包袱，增加对四川情况的了解，遂让随他一起到西安的马识途、李宗林等四川地下党介绍了四川的情况。
马识途、李宗林等即遵照贺龙的指示向南下干部报告了四川的情况。马识途在报告中讲了成都除了有纺纱厂、电厂、面粉厂等几个小厂外，没有什么生产事业，几乎是一个纯消费城市，大量的市民依附于反动的政权、军阀、官僚、地主阶层而求生存，百业凋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亟待解放军去解放。马识途还讲了川西坝子叫天府之国，靠的是都江堰，而都江堰每年都修复，但今年岁修已耽误，入川后如不抓紧岁修，明年农业生产将违时，影响极大。马识途讲的这些，引起了贺龙及与会干部们的注意，但当马识途讲到国民党军队已无斗志，军心涣散，已不可怕，而可怕的是那些没遭打击的、盘踞在农村的袍哥、土匪和地主武装这些地头蛇时，有的干部不以为然，说：“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被打垮了，还怕几条地头蛇？”
贺龙听了说：“我在四川驻过防，我知道地主、袍哥的厉害，大家要注意，不要叫地头蛇咬了！”
马识途等介绍完四川的情况后，贺龙向与会干部们详细讲解了中央的战略部署，四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各个战场的胜利和二野部队已发起的川黔战役的大好形势，他最后说：“同志们，这是毛大帅给的任务，我们要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很落后，条件很艰苦，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到西南要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贺龙还以自己过去在四川待过的切身感受，向大家介绍了四川的风土人情。他说：“四川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那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这可是块风水宝地啊！那里的生活也很有特色，就连喝茶都挺有讲究，叫盖碗茶。”贺龙幽默地学着摆起茶碗，倒开水和喝茶的姿势，会场顿时活跃起来。贺龙接着说：“四川的泡菜也是挺有名的，酸甜脆辣，味道鲜美。”说着，他咂了咂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谈到同二野会师后，贺龙说：“要虚心向二野同志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贺龙抬高嗓门：“同志们，解放大西南是大陆上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也号召南下干部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精神，在贺龙司令员的率领下进军川康，建设川康。这些讲话，特别是贺龙的话，字字句句都打动了每个人的心。一些对南下有顾虑的干部想通了。于是，全军上下都自觉做好南下的各方面准备工作。
在西安，贺龙还接见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程砚秋与贺龙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见过面。当时贺龙邀他去西安演出。程砚秋遂率“秋声”剧社到西安慰问部队。他们刚到西安，贺龙即在百忙中去看望了程砚秋和“秋声”剧社的演员。贺龙握着程砚秋的手说：“程先生，你们跑这么远来慰问部队，太辛苦了。”又说：“你们刚来西安，演出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程砚秋说：“没有什么困难，请您放心。”
贺龙说：“这里才解放不久，情况复杂，要多留心才是。”
当天，贺龙在普海春饭店举行了便宴，欢迎程砚秋。贺龙即席讲话说：“程先生是‘四大名旦’中第一位率剧团来到刚刚解放的西安的，我代表西北军区机关、部队和西安市军管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听说同志们来时火车不通，吃了不少苦，我代表部队和西安市人民感谢大家一路风尘送戏上门！”他举起酒杯，“来，请大家举杯，首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干杯！”
他一饮而尽，又让接待人员斟满第二杯，说：“我们再为欢迎程先生和剧团全体同志干杯！”
程砚秋平日是不嗜酒的，但若遇到高兴的事，必要豪饮一番。这次，他连饮了几杯。
第二天，程砚秋拜见了贺龙。贺龙的临时办公和下榻的地方在“高桂滋公馆”。程砚秋一见到贺龙，即端端正正地鞠一了躬，说：“我今天特地来拜见贺司令员，感谢您对我们的款待和关照。”
贺龙忙说：“不必如此。咱们不必拘泥这些旧礼节。”说着，把他让到沙发坐下。
贺龙指着坐在旁边的“战斗”剧社的负责人说：“程先生要舞剑，你们‘战斗’剧社的乐队给伴奏嘛。你回去派乐队的同志到程先生那儿去一趟，看程先生有什么要求，事先练一下。”二人一番亲切交谈后，贺龙对警卫员说，“你去把那把刀取来。”
程砚秋说：“我还准备到部队慰问演出，是否也请贺司令员安排一下。”
贺龙说：“前线作战部队都在宝鸡那边，很远。你可以先在城里慰问守城部队，也可以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到前线去，以后再说吧。”这时，警卫员拿来了一个长条形的包袱，解开后露出了一把泥金红地的刀鞘。贺龙把刀抽了出来，只见那把刀寒光闪闪，刀柄上的镏金饰物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对程砚秋说：“你看，这是我们抗战时期缴获的日军将官指挥刀，很漂亮。”
程砚秋接过战刀，挥舞了一下，说：“这刀的钢很好，还有些分量。”说着，把刀插入刀鞘，放在办公桌上。
贺龙亲手用杏红缎子把刀包好。双手捧起，说：“程先生，我们西北穷得很，没有什么好送的，就把这把刀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程砚秋连忙摆摆手推辞说：“这使不得，这是您的心爱之物，我如何受得？”
贺龙笑了：“中国有句古话：‘宝刀赠烈士，红粉送佳人’。你是位有气节、有胆识的男子汉、大丈夫，当然受得。莫推辞，收下吧。”
程砚秋双手捧过战刀，后退一步，朝贺龙深深地鞠了一躬，连说：“谢谢，谢谢了！”
程砚秋说：“我们和军区京剧院联合演出，过两天就排好了，您一定来看。”
贺龙遗憾地说：“戏是看不上啦。”他十分留恋地望了望大家，又说：“我马上带大部队进川，去解放西南地区，西南解放了，到时请你们到西南作一次旅行，我准备欢迎你们。我就先行一步了。”
大家听了，顿时活跃起来。
程砚秋兴奋地问：“西南什么时候能解放？”
贺龙胸有成竹地说：“很快！年底以前问题不大。”
程砚秋毫不犹豫，非常干脆地说：“那好，西南一解放，我们立刻就到。”
贺龙一语双关：“好戏，我们在重庆看吧。”
贺龙和程砚秋紧紧地握手，二人异口同声地说：“重庆见！”
贺龙送刀与程砚秋，使程砚秋感动，程砚秋于当天记下这样的文字：“新国肇造，西北壮遨。贺龙将军，慨赠宝刀。胜利纪念，百练功高。1949年贺龙将军赠于古长安。程砚秋识。”程砚秋回到北京后，到前门铜器店，叫铜器店的师傅用魏体字把他写下的字刻在刀柄上。”这把刻着程砚秋亲笔题词的战刀，既是抗战胜利的见证物，也是贺龙与程砚秋真挚友谊的永久纪念品。
11月27日，中央军委致电贺龙、李井泉、刘伯承、邓小平称：“为协同一致，全歼川康各敌之目的，军委决定贺、李（井泉）部（十八兵团及其他）应受刘、邓指挥……我们不直接指挥贺、李，以免分歧。”
到这时，贺龙、周士第指挥的入川部队，弹上膛、刀出鞘，一声令下，就会像离弦的箭直扑胡宗南的残部。
刘、邓指挥二野于11月1日起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起湖北巴东的500公里地段上，向国民党军发动多路攻击，并于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21日解放了遵义。同时，在鄂川边地区围歼了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的部队，先后占领了建始、恩施、宣恩，解放了彭水、黔江，生俘了宋希濂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明白了毛泽东走的由湘鄂进黔川迂回重庆、成都的这步棋，一时着了忙，急令胡宗南部由秦岭、巴山南撤。胡也觉察到了解放军的大迂回之策，被迫放弃了他与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张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共同制订的所谓“川陕联防”计划。11月9日，胡宗南在陕西南双石铺召集附近师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当时形势和以后的作战计划。胡认为，兰州、宁夏的马家军被歼后，解放军可能要分兵南下入川，与川东解放军相呼应，切断成都通路，为此急需重新部署兵力做先行入川的准备。但他又认为贵州有钟彬兵团，川鄂边境有宋希濂部，川东有杨森、孙震、罗广文兵团，解放军尚不敢深入，加之一野部队在与马家军激战后，损失不小，整顿补充尚需时间，因此，其各部可从容入川。于是，他决定先将第一军用汽车输送入川，该军所遗双石铺防务由第三十八军接替，将第九十军集中成县，其余仍守原防，候命行动。
11月12日，胡宗南在汉中国民党中国银行南郑分行办公处召开了“陕南地区实施总体战紧急动员”方案。会议由西安绥署参谋长罗列主持，参加会议的军政高级人员有西安绥署的沈策、第一军军长李廉、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等百余人。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讲话说：“在目前形势下，必须缩短战线，集中兵力，解决补给困难，才能加强战斗力量，争取主动，因此，在陕南地区有立即实施总体战总动员的必要。”接着，王宣布总体战条文，总的内容是对陕南人民进行大肆掠夺，把粮食、牲畜、年轻劳力等统统带到川西。会上宣布设立“总体战紧急动员督导委员会”，由胡宗南兼任主任，董钊、王宗山、罗列兼职副主任。由于中共军事发展迅速，胡的这个计划在陕南没有完全得逞。
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湾飞抵重庆，亲自指挥保卫大西南的战役。然到了11月28日，宋希濂集团及罗广文兵团3万人在南川山地被陈锡联兵团聚歼，重庆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炮火之下。30日，蒋介石飞抵成都。当日重庆解放。
11月30日，贺龙、李井泉向第十八兵团等部发布了追歼胡宗南集团的指示，大意为：胡匪主力一军、六十五军、三军（有调重庆消息）等部，均于23日先后经广元向成都退去，其他部队已于11月25日开始逐步南退汉中，并沿途破坏道路桥梁，似已放弃秦岭陕南之线向汉中、巴山撤退。估计胡匪为缩短防线集结或保存实力，势在必撤。我主力一经出动，紧迫敌人，敌必加速撤退，我军如不前进，敌将有计划地撤退，并且必然破坏道路桥梁，增加我军前进困难。在秦岭山区已不可能歼击胡匪的情况下，我以不过于压迫敌人及扫清前进道路上之障碍为目的，着派得力先头部队配属工兵，以战备姿态尾敌前进，负侦察敌情修路之任务，以做大军前进之准备。
（本文摘自《建国后的贺龙》刘秉荣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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