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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随想之“文革脉络”

新左派1984 · 2011-05-05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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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说到底是一场路线的斗争,是走什么路,去向何方的斗争,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纲”的争斗。被否定了的“十大”曾预言:像这样的路线斗争将来党内还会有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1949年,新中国建立,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还记得那位在纪录片中在天安门广场对毛主席脱帽致敬的朴实农民吗,还记得第一次政协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之后与会大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的场景吗。  

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动荡和战乱后,终于被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结束了乱世,中华大地基本一统。此时的毛泽东正当盛年,他悲天悯人、战无不胜的形象已经被广大中国老百姓视为“圣君”,被党视为“明主”,被军队视为“战神”。  

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面临的必然是“治国”的问题,列宁说“巩固政权比夺取政权更难”,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朝代杀进了封建统治中心,终因不善治理,归于失败,汉高祖的言论就很代表性:老子在马上打天下,何用书生。  

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善于砸碎旧世界,我们也善于建设新世界。  

结果1949到1955年,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证明“共产党只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的预言破产,毛泽东预言并承诺的“我们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目的”正在逐步实现,内外一切反动派在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面前“发抖了”。恰巧此时抗美援朝胜利凯旋,一穷二白中国几乎凭一己之力挫败如日中天的美国及其盟友,“毛泽东”这三个字响彻寰宇!  

从1935年到1955年,凡是按照毛泽东指示做的,几乎都成功了,凡是违背毛泽东思路的,几乎都失败了。  

长征如此,到陕北如此,西安事变如此,抗日战争如此,重庆谈判如此,解放战争更加如此,被誉为“红军之鹰”、“战争魔鬼”的林彪如果不是听从毛泽东对东北战场的部署,也成就不了他中华名将的地位!  

所以,从党内来讲,通过遵义会议、整风运动,毛泽东的是绝对的领袖、核心。  

从军内来讲,一众骄兵悍将对毛泽东心服口服。  

从老百姓角度来讲,毛泽东就是“神”,就是“救星”的代名词,“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在当年工农中间当属于肺腑之言。  

此时的毛泽东不用运筹帷幄,不用发号施令,只需大手一挥就应者云集,一言一出就会九州震动,这样的比喻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他此时如果激流勇退,当可称中华民族“万古一人”。  

他一开始也确实是这样考虑的,主动退到后面。然而,苏联的改变使毛泽东警觉了,他敏锐的察觉到:社会主义目前的模式应该是有一些共性的,斯大林走了这条路,他如果不做些什么,红色中国难免要步苏联后尘。  

刘少奇挂帅中央时期,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搞三自一包,实行包产到户。  

也许李少奇的这套理论可以在短时间内是中国经济民生快速发展,但毛泽东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他思考的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乃至两百年的问题。  

毛泽东对此总结为:我们在经济上消灭了阶级,但在思想上仍有阶级。  

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不需要革命了,斯大林犯了一个大错误,列宁是对的,小农经济和小生产者时时刻刻都产生着资产阶级。(原话记不清了,大致如此)  

这就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意大利著名政治家意大利社会党主席彼得罗·南尼说:“他(毛泽东)的根本贡献是文化革命,我们也可称之为继续革命,也就是不管在任何地方发现在任何权力制度和任何经济和社会制度内部会存在堕落都要从头做起的能力。这是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  

毛泽东在文革中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的国家变了颜色,我们先烈的血就白流了,打仗死了多少人,你们想过没有?  

并预言:我死以后红旗落地,老百姓受二茬苦,遭二遍罪。  

三十年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看得比大家远,他是对的,一个民族没有粮食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精神。  

正是在这种种忧虑下,1955年到1966年这十余年时间中,毛泽东树立“三面红旗”,然而天灾人祸,结果并不理想,于是性格越挫越勇的毛泽东认为,问题不是生产关系上,而是人的思想。沿袭了中共历次成功的统一思想(如延安整风)运动的习惯,为了杜绝身后的赫鲁晓夫,更为了“让群众自己锻炼自己”,“自己提高辨别能力”。  

于是,他动用他一生积攒的最大资本:无与伦比的威信和崇高的威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在向一切不平等的宣战,在向一切不民主宣战,在向一切不自由宣战,在向官僚体系宣战,在向封建思想宣战,在向人性中的“恶”宣战。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表,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革命,先从文化入手,北大、清华等著名文化中心成了首当其冲的战斗地点。在这一阶段充当毛泽东尖兵的是出身“红色家庭”的干部子弟,他们自幼饱受家庭熏陶,建国后又受到一定照顾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当时社会环境也使年轻人对于政治军事领域有追求和抱负。他们看到毛泽东号召的这场运动,可以让他们崭露头角,于是就积极响应,冲锋陷阵,自称“红卫兵”,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老兵”。  

他们抄家、打人,无情迫害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甚至看不起穷人家出身的人,他们自号“英雄好汉”,斥他人为“反动混蛋”,正是他们制造了八月的“红色恐怖”。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高潮时期正是老兵们最春风得意的阶段。  

但是,当毛泽东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之后,尤其把矛头对准以刘少奇为首的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由此将当时的各级官吏牵扯进被斗争的对象以后。革命的对象革到了自己老子的头上,老兵们动摇了。  

红卫兵分裂了,老兵们的血统论和贫民出身的造反派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老兵们宣称:你们靠边站,二十年后世界是我们的。  

当时直接领导文革的文革小组面对党政军的重重阻力,他们无人可用,他们除了凭借毛主席的威望,可以说要兵无兵要将无将,但就在此时,他们发现了红卫兵中贫民出身的“造反派”,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用“造反派红卫兵”压住了满腹牢骚的“老兵”。  

从1966年到1976年都有红卫兵,直到76年后才废除红卫兵组织,但客观的说,红卫兵的兴盛仅仅两年,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之后,红卫兵运动可以说基本偃旗息鼓。  

在此期间,青年人的政治热情和革命激情被彻底点燃,这其中,有一定知识的大中学生又是主力中的主力,他们积极投身文革,以拥护毛主席为口号,组建团体,到处串联,涌现出“五大领袖”等著名人物,出现了《血统论》、《中国去向何处》等惊世骇俗的大字报。  

红卫兵运动是文革前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虽然此时的中国社会没有迅速如清华北大一样直接进入文革状态,但实际上,在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文革已经全面的深入了社会,所以,红卫兵的兴衰对于把握文革前期的脉络是至关重要的。  

文革开战之后,1967年1、2月间出现了后来被毛泽东亲自平反的“二月逆流”,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大闹怀仁堂”,直接向文革小组“宣战”,其实等于间接的向毛泽东提出抗议!(江青等人当时代表谁说话一目了然)  

这几个老帅和高官的态度不是单纯代表他们自己,而是代表大部分党政军人员,是代表一个体系,当时中国基本是党政军不分家的,说通俗点,就是代表各级各部门官员。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他们回过神来了,这次革命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保守派反扑,发生了各种形左实右的现象,我甚至认为:文革的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就因为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举着语录反语录”的“形左实右”。  

这里必须要说明,文革虽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下的革命,但实际上,其中确实有浓郁的封建色彩,这是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决定的,否定这一点的人就是不尊重历史。  

周恩来曾说:“毛主席生长在19世纪末的农村里,不能没有一点迷信”。  

毛泽东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前不久海南一厅级老干部去世,据说生在建国前,参加过革命,可他墓碑上书:正厅级干部XXX之墓。  

斯大林模式铸就了毛泽东“一揽众山小”,也造成了官僚体系掌握社会大部分的资源,他们一旦形成集团,就难以撼动,而且越演越烈。我想斯大林数次进行肃反和大清洗恐怕于此不无关系。这种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监督的体制很容易形成个人崇拜和官员腐败,官员依靠“皇帝”维系自己的利益,“皇帝”用威信保持自己的统治,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千秋万代,这种体制再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当真是如鱼得水。  

毛泽东在成都曾说:有一点个人崇拜未必是坏事。  

我认为他老人家说的没错,要看被崇拜的这个人是啥人,要是一个暴君那人民要遭罪,要是一个明君那人民就吃香。  

事实是,人民一如既往的爱戴他们的领袖,而各级各部门的官员急了!这个“皇帝”不老老实实坐在龙椅上,而是要把“龙椅”砸了,这可慌了,为啥?你一砸龙椅不要紧,我们的乌纱帽怎么办?我们的既得利益怎么办?我们的官位怎么办?“皇帝”不按规矩玩了,带着老百姓闹革命,这种千古未闻的事情发生了。  

文革中确实有批斗过火的极左倾向,但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几亿人,不斗行吗?  

是啊,不斗行吗?中国“不争论“三十年了,然而争论不但没有止歇,反而更加激烈,有的事情一定能够要有个结局的。毛泽东是暴君还是明君,自有后人评说,正如刘少奇所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闲言少叙,“二月逆流”或称“二月抗争”之后,毛泽东空前重用了林彪!  

关键时刻林彪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可以说,1971年之前,毛泽东文有周恩来,武有林彪,所以才能将文革深化到如此地步,但林彪毕竟只是一方统帅,全国七大军区司令,只有广州军区司令是他的人,当年四大野战军也只有四野有一部分他的人,而武汉和北京根本就不买他的帐,面对其他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林彪并没有绝对优势。此时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全国的文革形势方兴未艾,但仅仅靠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王力的几杆笔,再用几个热血青年就想砸烂一个庞大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难度太大太大了。  

那么1968年是什么原因令工宣队进驻清华,红卫兵运动名存实亡的?  

联系1968年的武汉“七二0”事件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文革中一再强调的“军队不能乱”恐怕要是失控了!  

武汉“百万雄师”根本不是一个群众组织,而是由全副武装的军人组成的一支部队!  

他们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旗帜攻击文革小组,乃至逼宫毛泽东。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文化革命到社会革命直到军队的延续,是文革的一个缩影。后来所说的“黑线”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吧!  

我们都知道文革讲究:“斗、批、改”,文化上的斗批改是写大字报是辩论,社会上的斗批改也基本如此,最多有个别抄家打架的情况,军队如果斗批改会怎么样?那最后一定是刀兵相见,搞不好就要国家分裂,发生内战,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客观的说,毛泽东一手缔造的人民军队在解放以后20年谁能保证纯洁无比?也许他比社会上的风气略好,但如果不斗批改总是要如社会一样走向反面的,这是无可逆转的,因为军队不可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毛泽东当初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至今在耳,文革开始他就抬出林彪目的也在于此,因为军队是最后的保证。但同时,文革发展到1968年已经无可避免的深入军队,军队的问题无法回避,换句话说:军队支撑着文革,但文革又必须整肃军队,这本身就是个悖论!  

至今我仍认为:毛泽东最后无法将文革彻底完成,恰恰羁绊于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的问题他绕不过去。只不过他用自己崇高的威望、高超的政治能力和巧妙的手腕把这个问题淡化了,掩盖了。  

“七二0”被定性为反革命,但毛泽东选择了让步,他罢免王、关、戚,同时,躁动暴烈的红卫兵让他彻底失望,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1968年8月,工宣队强行进驻清华大学,接管学校,随即,全国效仿,轰动一时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直到1977年之后才正式取消,但实际上至此基本已宣告完结。曾经叱咤风云的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后来都深陷身陷囹圄。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自此,知识分子与中共左派基本决裂。  

顺便说一句,对与小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说到底,这个阶层大多数是投机者,尤其在个人崇拜和绝对权力的支持下,他们会做出超乎人类想象的暴行,希特勒的党卫军多为中产阶级,屠杀犹太人最多的就是他们!

再说文革,由于此时林彪、周恩来仍然支持毛泽东,所以文革得以继续进行,但已经很明显,毛泽东面对官僚体系由大举进攻转入了战略相持。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之初设想 “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收尾”,在武汉事件以后 ,变了。  

1968年10月召开的九大,彻底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林彪的地位空前提高,被确定为“接班人”,即“国之储君”。  

但由此引发了一些列问题:武汉事件以后,包括林彪和老帅们都看清楚了,毛泽东的底线是什么?就是军队,军队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文革就没有完,毛泽东健在没人敢动,毛泽东一旦撒手人寰,林彪的出路只有一个:当“皇帝”,如果他当不成,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历朝历代没有当上皇帝的储君有几个落得好下场,更何况他又是铁杆毛派,文革的中流砥柱?  

所以他迫不及待的确立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在庐山会议上不顾毛泽东反对,强行与200多名委员一起逼宫要设立国家主席,甚至后来发现自己身体熬不过毛泽东,于是不惜刺杀毛泽东,其顾虑正在于此。  

后来发现林彪在家卧薪尝胆,习练忍字诀,研读孔孟之道,可以肯定,身体不好的林彪,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时局下很矛盾,很忧虑也很迷惘。  

对于林彪,爱其才,怒其蠢,但设身处地的为他想一想,也真难为他了。封建思想、高度集权下,林彪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从政,要坐在人人眼红的“储君”位置上,稍有不慎他就要粉身碎骨(实际也恰恰如此),林彪的悲剧不是偶然的,他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是“中国特色”的悲剧。  

林彪与毛泽东矛盾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当毛泽东告诉林彪:张春桥也可以接班后,这对于林彪不次于五雷轰顶。  

后来他铤而走险,刺杀毛泽东,事情败露后一代名将惨死异域,毛泽东听说后挥笔写下:“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林彪的死令毛泽东遭受了巨大打击,从感情上,林彪是他一手提拔的,从政治上,林彪的叛变意味着毛泽东可以依靠的军队强势人物不存在了,正在开展的文革去向何处?  

某人回忆自己和父亲当时在江西劳改,听闻林彪死讯欣喜若狂,但又不敢大声歌唱,于是爷俩躲进茅屋小饮几杯以示庆祝。  

据说周恩来听闻林彪死讯后放声大哭,问周恩来为啥哭,周恩来只说:“你不懂,你不懂”,很多人解读周恩来此语是如释重负,开心而哭,恐怕未必,周公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路人皆知。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精力大不如前,至于周恩来,文革前五年处处拥护毛泽东,用尽所能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但也正是在林彪事件以后,他也许也进行了反思,所以在政务工作上开始纠左。这就引起来毛泽东的警觉。  

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毛泽东在长沙,叶剑英回忆说,当时他和邓小平等人去医院找周恩来,想趁主席不在搞掉江青等人,事后再向毛泽东回报。这其实等于变相的向毛泽东逼宫,说到底,就是因为武汉事件后,军中老帅有恃无恐,有底牌与毛泽东闹翻,他们当时只差周恩来的支持!

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于是几人没敢乱动。  

后来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  

两人相安无事。  

如今有些人妄图用阴谋论弯曲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这都是徒劳的。首先,观毛泽东一生用阳谋不用阴谋;其次,两人对自己的定位不冲突;第三,两人彼此照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林彪死后,周恩来曾被毛泽东责令检查,他开篇就是:主席是站在战略的高度考虑问题,我往往是站在战术的角度考虑问题。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畏断头,一个个气魄豪迈,心地质直,都敢于坦露胸襟,(对文革不理解是事实,改开后的后悔也是事实)至于战术技巧那是任何斗争都必不可少的,自然是越高越好,但却与人品无关。  

因此,那些挑拨毛周、毛朱关系的人可以休矣!  

周恩来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他自己都不知道)就是在毛泽东人生最后的时刻那场“反击XXXX风”中保住了XXX。  

当时的右派已经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人有威信联合中、右残兵败将,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收拾残局,没有一个人能用手腕摆平各种利害关系,除了XXX!所谓的“XXXXX事件”不过是干部子弟挑头的一场指桑骂槐的最后挣扎罢了。  

没有XXX,文革这个案翻不了!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还有“大事不糊涂”的叶元帅,以及“你办事我放心”的华主席都失算了,倒是农民总理陈永贵看得清清楚楚,但他无能为力。  

至于贯穿文革始终的“四人帮”,我只能说:他们太不懂政治,得罪太多人了。  

他们先是依靠毛泽东的威望,平步青云,快速蹿升,然后借助林彪、周恩来的实力发展壮大,最后在与右派,包括中间派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没有政治经验,没有军事经验,就做几个调查研究,是不行的。  

在1974年王洪文到长沙状告周恩来时,毛泽东就告诉他:要和总理、剑英多谈谈,不要和江青走那么近。  

这里面的苦衷毛泽东又如何为王洪文道出呢?  

张春桥是这个团体中最有远见的一个人,但他终究难脱书生意气,他不明白在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胜败就在刹那之间,而这刹那之间,往往是智慧和力量的最终搏杀!  

所以叶剑英在擒拿四人帮后抒怀:无限风光在险峰!  

或许这是张春桥永远难以体会的境界吧。  

目前我国官方对于文革的评价很简单:“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76年之后,中共中央“弃左”,出台《决议》,将毛泽东最后十年全盘否定,进而用“不争论”搪塞,文革一度成为禁区,是一个敏感而碰不得的地方。  

诚然,文革中有一家子人因派性闹翻的事情,有各种私欲的掺杂接阶级斗争之名排斥异己的事情,有很多愚昧懵懂的群众跟风,有从高层到基层,从文化教育到经济军队各个领域的特点,也有思想哲学高度的不同视角,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文革。正如写了《中国去向何方》的,后来去澳大利亚当了教授,被誉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中国人”杨曦光说:对于文革的争夺,其实是对记忆的争夺。他的这个评价与鲁迅先生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异曲同工。  

但抛开个人恩怨,如同司马迁一样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来评价文革那段历史,我认为:文革的初衷是让老百姓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实际上却逐渐演化成了孤独的君主和庞大的官僚体系对抗的局面。  

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中国人民普遍不明白什么是民主,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西方世界从古希腊就是讲究议会制,讲究辩论,他们就是那种思维方式,中国从秦始皇扫六合就中央集权,中国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马恩列斯”都是欧洲人,他们要么预言“社会主义兴起于德国,完成于法国”,要么预言“兴起于俄国,完成于德英法”,因为在“马恩列斯”,至少在“马恩列”眼中,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才支撑得起社会主义这个大厦。而中国从一个小农国家仅用二三十年一下子步入社会主义,老百姓不懂啥叫“走资派”,不懂啥叫“修正主义”,别说老百姓,就是当时的将军元帅也未必安全必懂。所以他们对文革“不理解,不得力”。  

毛泽东时代之外,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哪怕是一点点。  

毛泽东不知道是博览群书有所体悟,还是伟大之人总不谋而合,他提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赋予人民的四大自由恰恰与被西方吹嘘为祖宗和古希腊民主相似,那时候古希腊的成年男子公民可以自由辩论,他们将雄辩的人称为智者。  

因为毛泽东看得很清楚:真理越辩越明。  

我在《文革随想之“欲动天下当动其心”》那篇文章中总结了毛主席贯彻大本大源之后,具备的大慈悲心,并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在心灵和灵魂上改造中国。  

正如林肯所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  

从根本上讲:文化大革命,其成在百姓,其败,也在百姓。  

毛泽东的这一伟大尝试最终以悲壮的结局失败了,但他的这种情怀就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那样,远远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振聋发聩的声音绝不是先进武器和高新技术组建的维稳部队能掩盖的。  

毛泽东生前的忧虑一一变为现实,面对经历了下乡、下海、下岗三部曲已经彻底觉醒的50后、60后,面对大批怀才不遇、满腹愤慨的70后、80后,面对躁动不安、思想未受红色洗礼的90后,乃至即将成年的00后,整个中国社会已经风声鹤唳。“继续革命论”指导下类似于“文革”的运动毛主席希望“七、八年搞一次”,但他没想到中国人民的忍耐力依旧如此坚韧,但历史无数次的表明,中国人的这种坚韧一旦崩断,将是山崩地裂,山河变色。  

我不希望看到同室操戈,我讨厌批斗和迫害,我希望和平与自由。但我又看到这样的现实:光明如此夺目,前进路上却充满了鲜血,那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的鲜血!  

不承认文革中出现了极左,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无法找到解开文革的钥匙,中国就找不到出路;不承认现在出现了极右也不是实事求是,就无法抚平人心,中国同样没有出路。  

中国不是左一下就是右一下,就没有一条执中之路吗?  

也许100年中毛泽东仍然得不到一个公正评价,对他的争论依旧会继续,但这更显示出他的伟大。同时我相信,他终生惦念的中国人民会给他一个公道的。  

而在那场革命中死去的、受迫害的无辜的人、正直的人,我将在佛前为你们祈福!  

愿天佑中华,愿毛主席在天之灵护佑广大人民,让中国开创出一条康庄大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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