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说，东邻半岛“三千里江山”总牵系着梦里情怀，在清川江畔、长津湖、马良山、上甘岭……都留下过中华好儿女的青春热血。经过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保家卫国奋战，1953年7月27日，终于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半个世纪的历史雄辩证明，朝鲜战争本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如今，世界大势乃至半岛形势已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50多年前的那个欢呼胜利之日还始终值得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人纪念。
朝鲜战争是平局，抗美援朝战争却是胜利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严格区别“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他国纪念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日，中国却纪念10月25日抗美援朝开战日和7月27日停战日。
从国际法而论，当年朝鲜战争不论谁先开火，都是其内政，外国不应干涉。美国却在两天后就宣布介入朝鲜内战，还以此为借口出兵台湾，并支援侵越法军，这才是真正的侵略。当美国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形成威胁时，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强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自然要选择合适的地点反击。中国因没有海空军而难以在台海作战，出兵越南后勤供应又极其困难，只有在朝鲜战场同侵略者较量才最便于发挥自身的陆军优势。1950年10月上旬，当敌军不顾警告超过“三八线”北进时，毛泽东经过日夜不眠的思考后，终于作出了参战决策。10月19日，早已待命的东北边防军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六天后正式开始交战。
三年一个月的朝鲜战争，最后基本回到开战时的位置——三八线，可谓是平局。中国进行的二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从鸭绿江边开始，取得了将世界头号强国击退500公里并挽救了邻邦的胜利。过去2万八国联军就能长驱进入北京，这次百万“十六国联军”在境外便被打退，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场对外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会上，毛泽东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豪言就此变成了现实。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1949年他到欧洲旅行，海关人员见他是华人都表示鄙视。两年后他再去西欧，海关官员见到中国人马上肃然起敬，敬佩地说你们连美国人都能打败。李光耀由此感到身为华人的自豪，并下决心学习汉语。过去日本社会上都轻蔑地称中国为“支那”，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才心服口服地改称正式国名。
按现代效费比标准，更可看出胜利的辉煌和不易。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交战双方技术装备差距之大为20世纪世界战史上所罕见。195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为2400亿美元，中国仅100亿美元；美国有3.1 万架军用飞机，中国还不足200架。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一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一辆；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度，要超过中国一个军。当时中国虽然有苏联援助，供给的武器却不多，还要按“出厂价五折”记账。在这种远非一个等量级的较量中，新中国能够在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真可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战争期间，解放军作战部队的70％左右以志愿军名义轮番参战，先后入朝297万人，此外还有60余万民工出国支援。志愿军战场死亡共11.4万人（含阵亡、事故亡、冻亡），医院中伤重不治2.1万人，患病死亡者1.3万人，合计死者14.8万人，负伤者则有38万人次。志愿军还有2.9万人失踪，其中 2.14万人成为敌方战俘，停战后1.4万人去了台湾，7110人遣返。中国直接战费为人民币62亿元，还欠了苏联30亿元（当时合美元13亿）军火债。不过战争三年间，中国国民收入总额2000亿元，政府财政开支600亿，国民经济恢复未受大的影响。
朝鲜人民军战时伤亡为29万人，被俘9万人。北方平民死亡更多，却没有准确统计。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后联合公布战果，宣称共“歼敌109万人，包括美军39万人，南朝鲜军66万人，其他国家军队2.9万人”。这里以“一锅煮”的方法只讲“歼敌”数而不分类统计毙、伤、俘，是因搞不太清杀伤精确数，同时也避免在遣返对方战俘时出现被动。
从后来美、韩方面的统计看，中朝联合司令部的战果统计还比实际数少，只是对美军的统计有高估。因美韩军自报战时伤亡总数为113万人（其中美军14.1万人，韩军97万人，其他国家军队2万人），此外又有失踪人员10万以上。
朝鲜战争按“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所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从经济上看，美国三年间轮番参战的军队有172万人，直接战费 200亿美元，加上备战和援韩等间接费用则达640亿美元。美军宣布战时阵亡3.3万人，负伤10.8万人，确认被俘3700人。加上因事故、伤病不治而亡者，总死亡数5.3万人。九十年代在华盛顿市中心建起的朝鲜战争纪念墙（就在越战纪念墙旁边），又刻上了这5万多死者的姓名。
韩国在战时为了避免影响士气，只承认军队伤亡共30万人，失踪9万人。朴正熙独裁政权结束后，随着社会公开化，韩国公开了战时军人战死22万人（加上间接死亡共25万人）、负伤75万人的数字。
以现代科学的理念来总结战争，就要同经济建设讲效益一样，研究其作战效费比。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取得大的战果，方显出指挥艺术和作战能力高超，今人就此也不能不对当年志愿军的战绩表示深深的敬佩。
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值得宏扬
战争的基本定律是强胜弱败。当年中国的物质技术条件远弱于敌，却占有政治优势和人力数量优势，并能有效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志愿军出国伊始，便发扬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勇于近战夜战，并大胆穿插迂回，使敌军在朝鲜北方大败南逃。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中也感叹，这是“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败退”。因后勤供应困难及没有海空军掩护，志愿军推进至三八线附近也转入阵地防御，并依靠构筑坑道防御工事，抵挡住“联合国军”在战史上最密集火力支援下的反扑。当时国内人民也同仇敌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边打边建，有效完成了支前任务。再加上国际上联盟战略的成功，美国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被迫妥协以就地停火结束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用以振奋军民斗志的主要有三种精神——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在20世纪上半叶，革命与战争是时代的主旋律，国际上有着革命斗争相互支援的大背景。中国革命能取得胜利，部分原因也是得到了外来援助，如东北解放区就曾得到过苏联和北朝鲜的帮助。新中国成立之初，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也成为那个特定时代的必然。后来时代主旋律变为和平与发展，中国共产党自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起便在党章中删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确定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定亲疏，也是适应世界大势的正确态度。
在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条件下，爱国主义旗帜始终是凝聚人心的巨大精神力量。对于在近代饱经外来侵略欺辱的中国人来说，当自己刚刚在五星红旗下站起来时，面对国土台湾受侵占，燃到鸭绿江边的战火使工业中心东北受威胁，怎能不义愤填膺！近年一些书籍和文章把出兵抗美援朝说成领袖个人的意志，这是一种认为个人造时势的唯心史观的表现。其实，当时全国人民早对外来侵略积愤已久，毛泽东的决心代表了大众的意志，因此一声号令，才会立即掀起全国同仇敌忾的抗美援朝运动，入朝的指战员们才能有那种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慨，前线便会有突不破的“地下长城”，后方又能形成“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这种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慨，无论在何时都将是振奋我们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确立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观念
当年中美对抗乃至交火，双方都曾强调意识形态。不过基辛格总结两国关系进程时有一句名言是：“决定中美分歧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利益。”回顾美国在 20世纪的亚太政策，其核心就是不能允许存在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亚洲大国。为此战略目标，山姆大叔在二次大战期间曾联华抗日，充当美国附庸的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则必然将打压新中国作为亚洲政策的重点，介入朝鲜内战和出兵台湾的重要背景也在于此。七八十年代，中美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如故，关系却大为改善，恰恰也是共同的安全利益使然。主义诚可贵，实利价更高，在当今的世界上就是如此。
如果仔细翻阅一下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电文，可看出那一代领导人虽然也强调国际主义，考虑的重心还是如何维护本国利益。毛泽东于1950年10月14日提出入朝作战计划时，就要求“把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这句话在80年代初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选》时出于某些考虑被删，中央文献研究室纪念抗美援朝所出版的2000年第5期《党的文献》中刊登的电报中才终于公开了原文。此段话语，其实正反映出保卫我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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