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溯源：毛林分歧的产生及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

九一三事件溯源

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时期分歧的产生及最后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谨以此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九十年的风雨历程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难曲折斗争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勃勃生机。也献给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以及他的战友们。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如果没有他多次把党和革命从危机中挽救出来，“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1]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顶着党内外的巨大压力，果断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废除了剥削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了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空前探索；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完成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消除干部的腐败现象，保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他充分利用广大群众手中的民主权利，积极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些史无前例的探索中，既取得了成就和经验，也留下了挫折和教训。他做出的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抉择，对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避免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历史悲剧，历史已经表明这是一个伟大、英明的战略决策，至今我们仍然沐浴着他的思想光辉。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战略遗产。对这笔战略遗产是全盘否定，还是辩证地否定，已经历史地摆在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只有我们结合当今现实，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笔战略遗产进行剖析之后，我们才能以确凿的史实向世人说明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我们共产党人为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才能用雄辩地历史史实擢穿那些打着“民主”的旗帜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的“民主伪善者”，故对于文革全方位的揭示尚待于来日。我们也献给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英勇牺牲的先烈，你们用一腔热血浇灌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花，在我们共和国辉煌大厦的基座上镌刻着他们的名字，你们的英名与世长存，万古流芳。也献给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英勇奋斗的人们，你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你们是无名英雄。我们在这里特别向那些当年怀着虔诚的信仰，投身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但是却屡遭打击，命运多舛，却将自身的曲折和不幸当作革命者的寻常人生，愈挫愈奋，仍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前途赤胆忠心的人们。你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信仰的坚定与忠贞，令人肃然起敬。这里我们尤为提到的是一位当年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情，主动地、自觉地、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虽处文革风暴中心，却被关押十八年，在狱中以书自愉，渡过了漫长孤独的牢狱风光，出狱后对自己当年的行动仍然充满豪情，对自己曲折的人生无怨无悔，对毛泽东仍然忠贞不渝，崇敬爱戴之情溢于言表的那位老先生。与此相比，那个以毛泽东秘书自诩，当毛泽东在世时，为了自己的仕途不惜下跪求饶，在没有获得期待中的领袖宽恕时，“杀降不武”之言脱口而出，仇恨之心由此萌发。在毛泽东死后，以毛泽东研究权威自居，到处探索毛泽东的只言片语，却将毛泽东思想的真谛给藏了起来，现身说法，拚命狠挖共产党的“祖坟”，对毛泽东进行“鞭尸”，在众人的膜拜下仍然愤世嫉俗，上书不已，哗众取宠，不甘寂寞的那位年逾九旬的耄耋老者，他与前面那位老先生相比，既使抛开信仰不论，单从人格上说也已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分了。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坚定信仰，不断改造世界观，根除私有观念，变成一个能够经受艰难曲折考验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林彪的人生轨迹给一切革命者提供了沉痛的教训。

—手记      

目录

一、  关于文革发展思路的不同

1、    关于“七二0事件”文革发展方向的分歧

2、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产生的分歧

二、  关于军队人事变动和指挥权限的分歧

1、    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分歧

2、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产生的分歧

3、    关于“第一个号令”产生的分歧

三、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产生的分歧

1、    在文革发动时期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

2、    在文革发动起来后，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方面的分歧逐渐激化

3、    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天才”的争论将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推向高潮

4、    毛泽东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和矛盾，他们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

四、  关于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产生的分歧

1、    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

2、    毛泽东为什么不担任国家主席？

3、    毛泽东开始对林彪的权力进行限制

4、    林彪为什么主张设国家主席？

5、    林彪亲下“动员令”

6、    陈伯达的主动策应

7、    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四面出击”

8、    毛泽东的查断反击

9、    事情并未了解

五、  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事件的处理

1、    毛泽东采取措施消弱林彪集团势力

2、    林彪及军委办事级主要成员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3、    毛泽东南巡公开了他和林彪之间的分歧

4、    折戟沉沙

5、    最后的机会

六、  林彪事件的启示与教训

文革中期在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林彪集团的覆灭并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文革阵营内部的实力遭到严重消弱，中国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对文革的发展和筑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使人们发生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九一三事件呢？在文革发动初期，毛泽东和林彪是紧密合作的，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二位。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时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但在两年以后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彻底决裂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决裂呢？应该说，在文革发动之初，虽然他们在有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在主要观点上是一致的。林彪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强有力支持者。那么，毛泽东和林彪是之间的分歧是怎样一步步演变为关系不可调和，直至走向决裂的地步呢？近年来，随着历史资料的逐渐披露，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及时间的推移使得我们能够从新的视角来解析毛泽东和林彪的合作、分歧直至关系决裂的历史过程，理清他们由分歧走向决裂的来龙去脉，揭示他们由分歧走向决裂的真正原因。通过对林彪事件的总结，特别是对林彪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元帅是怎样随着自己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变化而导致他的思想意识变化轨迹的剖析，获得有益的启示，汲取沉痛的教训。

一、关于文革发展思路的不同

我们从“七二0事件”后和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这两个方面来分析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文革的分歧。

1、关于“七二0事件”后的文革发展方向的分歧

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做了充分准备。自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全党后，为消除文革发动的障碍，使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起来，毛泽东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1）围绕“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拔正了文革的方向。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批发北大的大字报，兴起红卫兵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2）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改组中央领导层。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党内高层公开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刘少奇由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降为第八位，林彪则上升为第二号领导人。（3）上海一月风暴掀起全面夺权浪潮。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各地高级领导干部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对他们说只要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改正错误，就不会被打倒。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毛泽东的思想工作成效不大。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全面夺权了。各地高级领导干部对文革的这种犹豫、观望和不解的态度，使毛泽东使失望，并进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当上海出现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时，毛泽东很慎重，没有立刻表态支持。后来经过反复考虑，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大局出发，同时也鉴于各地高级领导干部对文革的消极观望态度，毛泽东最终认可了这一行为。这样上海一月风暴迅速引发了全国性的全面夺权浪潮。（4）二月逆流事件。全面夺权引发了各地的局势混乱，这引起了中央高层一些领导人的忧虑，甚至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这个事件是由于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提出打倒陶铸的批评而引发，事后江青、张春桥、王力将发言纪要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陈毅、谭震林等人，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此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中央高层领导机构进一步改组。（5）毛泽东命令军队“三支两军”。在当时局势混乱的情况下，毛泽东面临两难选择：一是结束文革，这样混乱也就随着结束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反修防修的“演习”，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必由之路。毛泽东想通过文革来探索这样一条道路。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为防止人民政权的变质，干部队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毛泽东赋予广大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来监督政府，以保证党和国家的决策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手中。由于这种探索是空前的，也没有经验可循，同时也由于其它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因而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也是难以避免的。发现错误要及时纠正错误。同时，混乱也在可控范围之内，不致于真正导致天下失控，因而毛泽东不会采取结束文革的方式。二是在继续进行文革的前提下，派军队介入文革，通过支左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当然这种支左是政治性的），依靠军队控制混乱局面，对一些重点单位或秩序失控的单位进行军事管制，将文革纳入有序轨道，保持工农业的正常发展，保证文革的顺利开展。这就是军队进行“三支两军”的由来。文革开始后，从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看，就是要不但使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起来，而且还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力求取得实质性成就。

武汉“七二0事件”是一个重要转折。此后，毛泽东采取的文革政策与刚才我们回顾的文革发动阶段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谈话和措施中发现毛泽东对文革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毛泽东对文革布署出现重大调整，也就是由以前的侧重于“放”转为侧重于“收”，由以前的鼓励造反派敢于反潮流转变为遏制极左派的过激行为，安抚当权派，化解矛盾，控制混乱局势，以求社会稳定的轨道上来。这样，组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就成为新时期的重要目标。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布署及政策、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并适时结束文革，以便保持局势的相对稳定，避免分裂和内战的危险。这一政策政策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发表的谈话。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发表的谈话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现实斗争中去的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对当时出现内乱局势的忧虑。这是毛泽东自文革开始以来首次发表的比较系统的谈话。对一年多来的文革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就文革的政策及斗争策略做出了重要指示，为下一步文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运动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关心国家大事。”[2]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里说得形势好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关心国家大事，行使民主权利，进行政治斗争，是我国防止修正主义，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败现象，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保证。这也是尽管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不少混乱现象，毛泽东仍然保持乐观，充分肯定这次运动的主要原因。但毛泽东不仅有浪漫主义的情怀，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眼光。他从当时局势的发展中敏锐地认识到文革如果再照以前那样搞下去，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而，我们通过研究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文革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成为他和林彪在文革发展上的一个重要分歧。

①针对群众组织的分裂和内斗，号召在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3]毛泽东在这里讲得是由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而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认清大方向，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而不是自己分裂，进行内斗。对于群众出现分裂的原因，毛泽东解释说：“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4]毛泽东在这里是提醒两派组织的群众，要从大局考虑，认清出现不同群众组织的原因，警惕被人利用，实现他们的野心和目的。至于如何实现革命的联合，在联合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也做了分析和说明。如何对待犯错误的群众，他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5]对待受蒙蔽的群众，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现实，翻然醒悟，使站错队的群众放下包袱，消除顾虑，重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行列。这是在争取站错队的群众，也是群众组织联合的一个方法。而不能采取暴力或简单粗暴的方式，这是由文革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实现群众联合的正确途径。在两派联合过程中，要多讲自己的错误多做自我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自封的核心迟早是要垮台的。这是在两派联合过程中基于权力分配的分歧而影响联合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是在告诫人们要注意这些问题。针对两派群众组织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各自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两派要互相少说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6]在谈到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7]这是在告诫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遵重对方，不要个人私欲膨胀，唯我独尊，要虚心，要从革命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才干，而不是夜朗自大，固步自封，这不但无利于革命的联合，而且也与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不利。对于群众组织的坏头头，毛泽东说：“一个组织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8]这样不但锻炼了该组织的群众，同时也有利于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这是毛泽东提出不同群众组织之间联合的一个方法。最后，毛泽东号召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9]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特别强调革命的大联合，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原因、为什么两派组织要联合起来以及在联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联合的方法，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并作为下一步进行文革的政策指导。从毛泽东要求两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来看，毛泽东已经敏锐意识到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所孕含的潜在风险，要采取措施缓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要这样做，就必须对文革的政策和策略要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鼓励造反了。现在强调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革命大联合，实际上就是在全面夺权之后，以群众组织之间的联合这基础，三结合的新型国家机构—革委会的成立为标志，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②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部分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10]这是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鉴于在全面夺权浪潮中，对干部冲击过大，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干群关系有恶化之趋势，这是要广大造反群众要正确认识干部队伍，正确对待干部。正是基于这个基本估计，所以才产生下面的干部政策。毛泽东说：“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健问题，一定要解决好。”[11]这里毛泽东提出要团结干部的绝大多数，因为这是基于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的基础上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采用积极地思想斗争的方式，而不要搞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也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要等待干部自己的觉悟，要给犯错误干部认识错误的时间，并进而说能否正确对待干部是能否实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健问题。对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呢？毛泽东说：“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12]这里毛泽东分析了干部之所以遭到冲击的原因，干部要吸取教训，以后在工作中应该如何改变工作作风，紧密联系群众，搞好干群关系。从毛泽东对干部的谈话中，我们看到，这与在全面夺权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如果在全面夺权前夕，毛泽东一般不会这么讲。因为如果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夺权了。夺权后，毛泽东这样讲是为了使群众能够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团结干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联系到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苦口婆心地说服当时的高级干部，后来由于对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的肯定和支持而在全国引发的全面夺权风暴，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待干部政策的某种变化。这种对待干部政策的变化，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文革要进入到收尾阶段了。

③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告诫。毛泽东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地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13]毛泽东在这里说现在是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实际上是在警告他们不要像以前那样继续斗争了，再继续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四面出击，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就要犯错误了。要注意到文革的政策己经做出了调整，现在就是要总结经验，团结干部，特别是犯错误的干部，搞好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斗、批、改，做好文革的收尾工作。

④毛泽东明确说要结束文革。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中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14]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事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15]这里毛泽东说的这几个月，就可以看到眉目了。实际是说通过夺权，通过大联合，建立了新的国家机构后，文化大革命也就基本上结束了。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毛泽东特别关心“大联合”的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健。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里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二个省，形势就很好了。[16]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视察途中，据扬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17]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18] 我们由此看到，全国各地的夺权行动基本完成，文革在政治领域的基本目的已经实现，下一步就是如何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建立新型的国家机构—革命委员会，搞好斗、批、改。同时，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导致天下分裂割据的局面，为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就必须就文革的政策进行调整，适时结束文革。

由以上我们通过对毛泽东这个谈话的研究发现，鉴于文革夺权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同时文革中两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武斗频繁，且呈向全国蔓延扩大之势，全国政局有陷于混乱失控的危险，因而毛泽东提出要适时结束文革。由这个基本判断出发，毛泽东对文革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这种政策调整对文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对“七二0事件”的处理。 “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武汉军区在支左过程中，支持百万雄师，镇压造反派，矛盾迅速激化，当时武汉是全国比较混乱的地区，武斗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到了武汉。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规。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作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又邀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毛泽东对在座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推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和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否则。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19]据王力回忆：“总理的布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的明明白白。……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面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如何如何，但他并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作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20]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要他们及时改正错误，释放造反派头头，但并不是要打倒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工人总部要平反，他们被抓的头头要释放，但他们也要拥护陈再道等军区领导；百万雄师仍可以保留，其中有坏人。毛泽东并不同意打倒陈再道，而是帮助陈再道纠正支左错误，保陈再道。基本方针就是要通过做工作，使三派矛盾缓和下来，团结起来，实现武汉局势的稳定。既使是在“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写道：“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分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21]我们看到，在这个指示电中，毛泽东认为武汉军区支左转变了立场，转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仍称陈再道为同志，并说只要其改正错误，仍然是革命同志。对于百万雄师和某些想不通的部队人员要做好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同时，由于中央这次支持了左派，要注意说服他们不要乘机报复。这个指示电并没有因为发生了“七二0事件”就采取激进的措施，而是仍然和以前一样，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化解三方矛盾，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使他们摒弃前嫌，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筑固文革已经取得的成果。我们看到这与前一阶段毛泽东同意承认全面夺权、批评二月逆流、同意打倒刘少奇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同意打倒陈再道等人，而是要在陈再道等武汉军区领导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和各方团结起来。这也就客观上反映出武汉“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的文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3）采取措施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遏制极左思潮。武汉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同杨成武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大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22]

 据林杰回忆：“更严重的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26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指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与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引者注）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这个经王力篡改过的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见了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把原稿找出来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却心无愧疚，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毛主席对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如此震怒，说明王力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绝不是提法不策略的问题。2007年10月23日，我为此访问了原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肯定中央文件上的“军内”二字确是王力所加。2007年11月6日，他又寄来他写的《“七二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反应》一文。文中回忆了当时他奉命追查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上擅加“军内”二字的那份稿件的情况。关锋生前也曾告我，“军内”二字为王力所加，并形象地说了主席知道王力擅加“军内”二字后的愤怒口气。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也肯定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一事。”[23]

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作了外交部夺权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现在你们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24]

关于王力被隔离审查，林杰回忆道：“1967年8月30日下午，由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扩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杨成武、吴法宪也参加了，叶群借口有病未参加。会议专门批评王力和关锋。由康生发言揭发王力。第一个问题就是“毁我长城”，批评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中私加‘军内一小撮’。第二个问题是“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第三个问题是执行“三降一灭”路线。会议结束时，总理问王力有什么话要说。因为人证物证俱在，王力哭着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从此王力被隔离审查，离开文革。关锋也因在《红旗》八一社论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受隔离审查。陈伯达在会后却卑鄙地从关锋手中抄走由他签发的《红旗》社论原稿，以掩盖自己的罪责。”[25]

以上我们引用了几段史料来说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原因。后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察。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文革发动阶段具有很大影响力，对他们的处理，表明毛泽东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遏制文革中出现的极左行为，对文革的政策进行了某些必要的调整，以防止文革局势失控，以保证文革回到健康有序的轨道上来。

由此我们判断，毛泽东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对文革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逐步控制混乱局面，将其纳入稳定有序的轨道。毛泽东发动文革有自己既定的理念，他将文革确定为反修防修的“演习”，通过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来监督政府，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文革冲击干部，消弱的是干部的特权，以运动的形式迫使干部安分守己，谨慎履行职责，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通过群众来监督干部，制约干部，纠正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形成干部和群众的良性互动机制。这就要求干部和群众都要正确对待文革，通过文革，广大群众利用手中的民主权利以确保党和国家机关做出的决策始终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保护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党政干部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利，动用国家机器，来镇压群众；同时，广大群众也要采用辩论，说理的方法，着重批判得是干部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不是简单地把干部拉下马就完事了，更不是对干部进行人身污辱和摧残。因而，毛泽东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26]，这是指两方面说的。既包括造反派，也包括干部。这实际上就界定了文革的运行轨道。也就是从根本上文革必须沿着“文斗”的轨道前进，在“文斗”的轨道上稍微摆动一下，也无妨大局。一旦文革有可能脱离“文斗”的轨道，转向大规模的“武斗”，酿成动荡局面了，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已经偏离了文革的运行轨道。这是我们在分析“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文革政策调整时应该认清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七二0事件”后将文革政策予以调整呢？前面我们回顾了毛泽东发动文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全面夺权掀起了文革的高潮，在夺权完成以后，文革在政治领域的目的也就基本完成了。这是毛泽东采取政策调整的前提。下面我们着重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调整文革政策的原因。文革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空前探索，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这种混乱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如果一旦出现严重的失控状态，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分裂割剧局面，甚至可能动摇党和国家生存的根基，毛泽东就不能不从稳定出发进行政策的调整。一九六七年五月份，社会上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毛泽东迅速做出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27]，将这股风压了下去。从五月份开始，出现了武斗。由于王力引发的武汉“七二0事件”，八月七日王力发表的外交部夺权讲话，及后来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那样严重的涉外事件。王力和关锋合伙鼓吹林彪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将锋芒指向军队。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这种混乱再持续下去，必将导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因而，遏制目前这处混乱局面就成为首要任务。武汉军区领导将造反派头头抓起来，采取镇压措施，犯了方向性错误。军队干部和造反派群众之间出现对立局面。当然，这并不仅是武汉军区的问题，其它军区在支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这种情况。这仅仅是一种认识问题，还是存在着利益动机，也令毛泽东深为疑虑。毛泽东将武汉军区支左错误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不同意将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打倒，这又是为什么呢？当时避免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恢复稳定有序的政治需要，是毛泽东决定调整文革政策处理武汉军区领导在支左问题上犯错误的出发点。因为在军队执行“三支两军”过程中，在全国确实形成军队控制全国的局面。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在支左过程中确实犯了方向性错误，但若将其打倒，势必会在全国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将打击的矛头引向军队。如果当时唯一有力量控制全国局势的人民解放军陷于混乱，那将真会导致天下大乱而不可收拾。同时各地军队干部对这种冲击会持什么态度呢？“七二0事件”，分明是有的部队和群众组织采用暴力方式强行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对中央的一次示威。在文革开始后，从中央至地方的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对文革持一种抵制态度。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转弯子，在无奈下才不得不同意将他们打倒，或靠边站。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由于军队角色的转变，军队干部又负起了地方党政干部的职责，文革冲击的重点是干部，军队干部势必也就成为冲击的重点。因而就会使军队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一样，会对文革产生抵触的情绪。武汉军区支左错误和“七二0事件”的爆发就是一个苗头。是既将出现冲天大火—天下分裂动乱刚刚冒出来的一点火星。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使毛泽东透过这个刚刚迸出来的火星看到了隐藏在后面的巨大隐患。同时，群众组织的分裂，造反派的受压在全国则是普遍现象，左派难以凝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涣散性、无组织性的弱点逐渐暴露，因而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调整政策。这里我们看到文革的发展和天下稳定的对立统一。从根本上说，开展文革是为了实现天下的稳定，缓和矛盾，但文革的开展必然会对稳定造成冲击；为了文革的开展，既使冒一定的混乱和风险也是必要的，但当稳定遭到根本动摇，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时候，求稳定就是第一位的目标，文革的开展就要服从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这就是毛泽东调整文革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七二0事件”后，如果将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打倒，强力推动文革，在军队干部控制全国政局的情况下，会客观上迫使军队干部联合起来抵制文革，倒有可能真会酿成兵变，当时的局势难以再承受这样的动荡。如果强力推行文革，遇到兵变、激烈对抗，中央将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是调整政策，转入战略退却，或者是采取武力措施，将其消灭掉。如果到不得已时，中央再不得不调整政策，转入退却，那将要被动得多，且严重损害中央的权威，对文革成果的筑固也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若采用武力措施，强行推动文革，有可能导致军队领导干部的集体对抗，而这种对抗通过“七二0事件”又已经露出了一点苗头，是即将出现的大规模激烈对抗的前兆，这会偏离文革的既定轨道，也与文革的意图背道而驰，将导致内战局面，文革的成果也将在这种内战中毁于一旦。毛泽东将文革定为反修防修的“演习”，是“演习”就要通过“演习”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而不能真刀真枪地去拚命，不能在“演习”中将自己的实力消耗掉。因而继续采取激进化的措施来推动文革，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在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的情况下，就会使文革的发展脱离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轨道，最终以四分五裂的惨状收场。这当然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因而，毛泽东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果断地调整了文革的政策。

在一九六七年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在“七二0事件”后，林彪等人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七月二十二日晚，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决定：①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②起草文件通知全国；③召开百万人大会。这三条都被迅速执行。林彪对江青等人说：“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28]在这一次会议上，林彪把“七二0事件”定为“反革命爆乱”。 [29] 武汉地区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被撤销番号。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乖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30]王力回忆说：“社论报道从这时就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以后在京西宾馆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31]另外，据林杰回忆：“ 7月24曰，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简称《一封信》)请毛主席审批。这天毛主席还收到武汉军区党委关于“七二0事件”的电报。主席先以中央名义亲自写了《中央关于“七二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复电认为，陈再道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认真改了“仍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的行列。”意思很明显．陈再道不是军内一小撮，不是叛逆，不要打倒，这是毛主席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一封信》却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实指陈再道等)，是军内一小撮“叛逆”，要严办。毛主席对林彪同意的陈伯达写的《一封信》批示说：“退林彪同志酌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3页)。毛主席不同意批发《一封信》，而且在“退”字下特加了看重号，重点是退。显然《一封信》和毛主席亲拟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是对立的。可是，林彪和陈伯达坚持错误意见，竟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于7月27日向全国下发《一封信》。同一天，林彪主持会议，撤消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更严重的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26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指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与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引者注）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和武汉问题的处理意见。毛主席1967年7月25日亲拟的《中央关于武汉“七二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同林彪1967年7月27日下发的经王力篡改过的《一封信》有重大不同。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北京由林彪主持工作。内部大量印发宣传中央的《一封信》，而不积极宣传毛主席写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32]

从以上的史料中我们看到，林彪认为“七二0事件”是全国性问题的集中体现，因而乘机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将武汉“七二0事件”称为“带枪的刘邓路线”，显然是要把陈再道等人打倒。这必然将导致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军队，对军队造成更大冲击，带来军队的不稳定，难以正常地履行职能。在文革全面夺权已造成地方党政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军队成为当时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一旦军队出现混乱，那么将会使全国出现向更加混乱演变的趋势，甚至出现分裂割剧的结局。林彪和毛泽东观点的不同，单纯是一种认识的不同，还是有着利益的动机呢？从陈再道和林彪并非一个山头和上面所引史料来分析，显然不能排除林彪这样做的利益动机。

由此看来，毛泽东和林彪在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和“七二0事件”后文革的发展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毛泽东对“七二0事件”采取缓和措施，仍称陈再道为同志，寄希望他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打倒他。对文革的政策做出调整，由“放”转为“收”，以避免局势的失控。而林彪却主张要严厉处理，将“七二0事件”称为“带枪的刘邓路线”，显然是要打倒陈再道。这势必会造成对军队的进一步冲击，从而使局势陷入更严重的混乱，这与毛泽东在“七二0事件”后确立的调整文革政策，缓和社会矛盾，防止局势混乱的设想背道而驰。这种对文革发展认识的不同对他们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洞察力，分明意识到他与林彪的这种分歧，也会联想到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这是一种单纯认识上的分歧，还是有一种利益的动机呢？当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泽东结束视察回到北京时，王海蓉问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看法时，当时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毛泽东也不好说什么，而是念了唐朝诗人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就杜门谢客了。[33]

 2、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产生的分歧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七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的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起找林彪同志谈一谈。”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名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是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编，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政治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34]对于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的态度，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道：“在这个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以前，也对报告稿一次也没有看过，自然一个字也没有改过。他原来布置‘拉条子’（指为林彪起草口头发言稿。—引者注），说是在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35]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汪东兴回忆道：“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指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别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36]

康生大概看出了在围绕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的矛盾。如果单纯是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在起草政治报告过程中的矛盾，这属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矛盾，，况且是毛泽东让康生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来搞的，康生也用不着避嫌。但康生分明看出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大政治报告上争论的背后，是毛泽东和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分歧的反映。因而康生既使是毛泽东要他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情况下，他也借口生病而不参加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的讨论。但当张春桥、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却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37]看来，康生知道林彪衷意于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初稿写好后，康生就给林彪打电话，说自己没有参加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稿的讨论，以消除林彪误以为自己参加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而可能产生的不满情绪。康生的电话用语显然是经过精心斟酌过的。关于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稿，康生并没有称赞，而是用词谨慎，在肯定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它存在不足。因为康生知道这个政治报告稿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的，因而他说“报告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但鉴于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报告稿的冷淡情绪，康生又指出它的“份量是不够的”，还要进行讨论修改。我们通过分析康生的话可以感到康生通过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已经敏锐地发现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分歧，而他自己则圆滑地游刃于其间，显示出明哲保身的官僚习性。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知道，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本来毛泽东是让林彪挂帅，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一块来起草。当时已决定林彪在九大上做政治报告，陈伯达常往林彪那里跑，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当然反映了林彪的观点。但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他们三人不能合作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方面，更体现在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稿的立足点不同。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平行作业，分别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的名称是《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其拟定的提纲和起草的部分进行讨论时，张春桥、姚文元说：陈伯达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陈伯达则讥讽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稿是一个“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38]这种报告立足点的不同反映出中央高层在文革发展和大政方针上的分歧。但从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鼓吹唯生产力”方面，可以透射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稿，主要讲发展社会生产，而没有着眼于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报告立论的中心。当然这个报告体现了林彪的观点。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在谈到这个问题是说：“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39]这进一步可以说明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立足点的不同。但最终毛泽东采用了张春桥、姚文无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主要原因还是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更体现了毛泽东的思路和意图。因而，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主题的争论实质上体现了毛泽东与林彪关于文革发展及政治观点上的分歧。

那么是否就象有些人那样简单地认为，九大后林彪主张搞经济建设，而毛泽东仍坚持进行文革，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呢？实际上并非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一方面用巨大的精力抓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用巨大的精力抓经济建设。毛泽东发起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种探索。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这种探索遭到挫折，当然这是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不过要总结经验教训，予以规范调整，使之更适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毛泽东顶住了党内外的压力，在坚持农业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纠正错误，用四年时间领导全党完成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决策“两弹一星”，制定以吃、穿、用为目标的三五计划，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改善中国经济布局不平衡出发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夺权陷入严重混乱时，毛泽东又果断决定动用解放军进行支农、支工，以维护工农业的正常发展。九大结束后，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40]由此看来，毛泽东决不是不重视发展经济，而是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这两者之间，更测重于抓阶级斗争，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抓革命，促生产”。显然，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决不是经济建设该不该搞的问题，而是下一步党的中心工作的测重点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如何才能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始终不变，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有经济建设的发展成果。

毛泽东和林彪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应该是什么？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观点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以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体现了林彪思想观点的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则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报告的立论基础。应该说，这两份政治报告稿都讲到文化大革命，也讲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但这两份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不同，这种不同客观上反映出毛泽东和林彪对文革和国家大政发展的方针政策上的分歧。

（2）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筑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41]只有这样才能筑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在经济战线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就难以筑固。而我国经济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一旦失去，也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发生动摇，资本主义复辟也就随时会出现。因而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过去进行的“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找到这样一条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进行思想和政治战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方式。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路线需要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予以系统概况和阐述，以作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方针。这种概括和总结也只有从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实践出发，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依据，完善和丰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验证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因而，报告应该以文革作为立论的中心，来论证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必要性、发展过程、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意义以及下一步发展的设想，这要在九大政治报告中予以系统论述，以作为今后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固然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相比，毕竟还是第二位的。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并不表明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建设。因为单纯地发展生产力，就不能保证发展的目的为了谁？不能保证最广大的工农大众能够合理分享发展成果，避免两极分化，遏制腐败现象，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保持人民政权不变色。如果一旦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工农群众就要重受“二茬罪”，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必然为少数人占有，广大工农大众难以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因而，毛泽东从筑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出发，将文化大革命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那么，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到底有没有道理呢？那么，这是否像有些人说得那样：这是毛泽东的主观幻想，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当然不是这样。毛泽东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所做出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英明预见。如果在当时，或文革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倒还真是不好判断。然而在今天，我们不能不惊讶地看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不断从实践上验证毛泽东当年的预见。在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以后，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导致国企的大面积破产，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被少数人获得，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道德伦理水平逐渐退化。开放过程中，中国二十八个产业当中的二十一个产业已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我国在经济上沦为殖民地的风险加剧。由此我们看到，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而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实践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果被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的少数人获得，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却难以分享合理的发展成果，他们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经济精英榨取剩余价值、政治精英的权力腐败及文化精英舆论配合下的利润分享，这三股势力成为和国际垄断资本一起对中国发展成果的主要获得者，随着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势力的扩张，他们也有可能沦为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应该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去认识当年毛泽东和林彪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的分歧，解析这种分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远历史影响。

而体现林彪观点的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又因何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报告的立论基础呢？

一是认识问题。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体现出林彪认为进行经济建设来作为全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确实存在淡化文革的倾向。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中，林彪在文革和我国社会发展的认识上与毛泽东有着明显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才产生两个政治报告立论的差异。鉴于当时文化大革命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影响深远。按照惯例，政治报告应该理所当然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予以概括和总结，文化大革命当然会成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这是筑固文革成果，也是当时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政治上来说林彪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况且对于文革的发动，林彪也是采取支持态度的。身为当时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成员，他也不会不了解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主张和要求。但既然这样，林彪又为什么倾向于陈伯达起草的以发展生产力为重点的稿子呢？林彪当时对文革只能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像以前那样积极支持文革，认识到文革对我国筑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意义。如果这样，林彪就不会反对以文革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了。由林彪淡化九大政治报告以文革作为立论的基础可以判断，林彪并非这种认识。二是林彪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林彪本来是积极推动文化大革命的，也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出了贡献的人，而林彪却不主张以文革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的基础，而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这说明林彪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呢？这种变化到底意谓着什么呢？这种在政治报告中不以文革作为立论的基础，说明林彪对文革的必要性，文革对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前进，防止修正主义出现的重要意义产生怀疑，甚至动摇，认为文革是一个历史的小插曲，以后不能再搞了。

另一个是利益的动机。经过文革，林彪成为党内唯一的副主席，军队副统帅，以四野干部为主的军委办事组掌握着军事大权，军队通过“三支两军”，控制了地方军政大权，林彪成为既得利益者。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就要解散的情况下，林彪主张淡化文革，担心继续进行文革，下一步打击的矛头会落到自己身上，以图避免七、八年以后再来一次的文革矛头指向自身，这显然具有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这种对既得利益的维护驱使着林彪淡化文革，尽快结束文革，恢复所谓的“正常”秩序。这是林彪提出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的利益原因。文革才搞了一次，对其经验教训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总结，而林彪却主张淡化文革，使人看到林彪在文革的中途产生动摇情绪，或者是想使文革从中途停顿下来，或者偏离其规定的方向（以文革来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又不能不使人怀疑林彪参加文革的动机，是真正怀着在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情积极投身文革，还是趁机谋取私利？也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中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疑虑。作为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也一定会从中看到在与林彪分歧中潜在的矛盾和问题。

从林彪在九大上被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说明，这种由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的差异所反映出的毛泽东与林彪对文革对社会发展认识的不同，也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判断。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认识的不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不会感觉不到林彪的这种变化，特别是发动文革核心阵营里的重要人物有此认识，可能导致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前景，以及将来是否还能够采取文革这种方式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纯洁性产生忧虑。既然这样，那么九大上毛泽东又为什么同意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呢？这与刚才我们对林彪的分析似乎是矛盾的。毛泽东否决了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看来，毛泽东不仅对陈伯达撇开张春桥、姚文元单独起草政治报告不满意，而主要是对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不满意。毛泽东也不会不知道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反映了林彪的观点。毛泽东否决了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实际上也就是对林彪主张的淡化文革，片面主张发展生产力观点的否定。这是一种思想认识的不同，这种思想认识的不同可以通过同志之间的批语与自我批评，沟通意见，交流看法，达到协调统一。正是毛泽东将这种分歧界定为一种思想认识的不同，而这种思想认识不同能够得到化解和解决，同时也由于林彪和陈伯达在文革发动阶段的贡献以及现实政治的需要等因素，毛泽东在慎重考虑后，才同意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陈伯达进入常委。但这也并不意谓着毛泽东对林彪和陈伯达在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分歧的不重视，不过毛泽东认为这是认识的不同吧了。这种认识的不同能否得到统一，这种认识的不同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毛泽东还要进一步观察，希望通过沟通思想，交流看法，达到新的统一。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批评陈伯达时说：“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那么，这一次陈伯达起草的体现林彪观点的九大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决后，也会使毛泽东产生陈伯达在他和林彪之间投机的嫌疑。围绕九大政治报告立论基础产生的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围绕九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具有明显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关系到中国政局的走向，核心是如何认识文革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表现形式是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和起草权。这种分歧当时只不过是停留在思想意识阶段，最后以毛泽东采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否决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而使这种争论暂告结束。在争论中林彪呈现消极地应付状态。由于林彪对毛泽东采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不满，林彪在九大召开前竟然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一次也没有看过，也不做任何修改，直到最后又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推给了毛泽东。[42]正是由于毛泽东和林彪对今后文革及中国政局发展的不同认识，才产生了他们在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产生的分歧，不过这种分歧被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和军委办事组成员进入政治局暂时掩盖了。

通过以上我们对毛泽东和林彪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的文革发展和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方面分歧的分析，我们发现武汉“七二0事件”后，就文革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毛泽东鉴于全面夺权后文革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同时急剧动荡的形势有使全国走向分裂割据的趋势，毛泽东以处理武汉“七二0事件”为突破口，对文革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准备适时结束文革。而林彪则要以“七二0事件”为契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继续采取激进的措施来推动文革。在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以文革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继续做好斗、批、改工作。而林彪则主张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报告立论的基础，这种片面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淡化文革的倾向，因为这没有真正认识到文革对于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消除两极分化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和林彪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文革的发展及九大政治报告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文革对我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及文革进程的政策调整上。这种对文革的作用及其发展政策的不同认识，给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成为他们关系在政治上产生裂痕的内在动因。

二、关于军队人事变动和指挥权限的分歧

1、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分歧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代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文革开始后，在林彪主导下，军队出现了几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这些人事变动一般是由林彪提议，最后经过毛泽东同意后才施行的。如果将这数起人事变动联系起来考虑，将被提拔的人和打倒的人通过他们和林彪关系的远近进行对比并综合衡量，那么就会不得不使人对林彪搞的这种军队人事变动产生怀疑。现在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林彪主导下的军内发生的主要人事变动。

（1）贺龙被打倒。因为林彪有病，贺龙曾经暂时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二月兵变”问题出现后，林彪于一九六六年八月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的材料。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43]据邓小平回忆：“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始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44]我们看到，虽然最后贺龙还是被打倒了，但在对待贺龙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当初态度是不同的。

（2）罗瑞卿被打倒。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据张耀祠回忆说：“我给叶群处打完电话，来到主席住所等候她。过了一会儿，叶群来了，我对她说：‘主席还没有睡觉，谈话不要超过2小时。’我陪她进到会客室，主席早坐在会客室等她了。毛主席同叶群谈了2小时，她还没有出来，我到会客室催了第一次。到了3小时，我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谈了3小时了。”到了4小时20分钟了，叶群还没有出来，我又去催了第三次，我说：“已经谈了4小时20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我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说什么。同毛主席谈了4小时55分钟，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透出胜利的喜悦，上汽车走了。”[45]叶群这次汇报是禀承了林彪的意旨汇报了近五个小时，看来这次汇报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决心要把罗瑞卿给整下去的。毛泽东并没有反对张耀祠打断叶群的汇报来催促自己休息，说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将罗瑞卿的问题看得那么重，他对待罗瑞卿是和林彪、叶群有区别的。当时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回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区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那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46]

（3）杨勇、廖汉生被打倒。北京军区是被林彪点名的不大听话的三个大军区之一。[47]当时杨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是北京军区政委。关于他们被打倒，后来徐向前回忆道：“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因所谓‘二月兵变’问题被揪出后，杨勇同志主持军区的工作，担子很重，也很尽职，有事及时向我们请示报告。杨勇是个好同志，是员战将。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对下级从来不摆架子，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月间，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对反彭黄不积极。这就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帐，一直耿耿于怀。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我们批评杨勇，要他检讨，目的是为了帮他‘过关’。可是，林彪一伙不会放过他的。京西宾馆的会议刚刚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掀起了揪斗、打倒杨勇的浪潮。一月二十三日，战友文工团一些人来我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我接见、表态，不接见就不走。我接见他们，说：杨勇同志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但那时说这些话，根本没有人听，已经不起作用了。”[48]从徐向前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林彪是要打倒杨勇的，廖汉生是因为受贺龙牵连而被打倒的。他们两人当时分别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鉴于北京军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打倒他们以后就有利于林彪控制北京军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消弱林彪集团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挖墙角”，就是要改组北京军区。这显然表明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对林彪的不满。

（4）关于二月逆流问题。毛泽东虽然对这些老同志作了严厉批评，但实际上对他们是采取“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49]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毕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50]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51]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主张报告（指正在起草中的九大政治报告。—引者注）不讲‘二月逆流’。六六年冬季和六七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52]但林彪却主张严肃处理，肃清他们的影响。

（5）关于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那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53]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54]在毛泽东那里研究了四次，毛泽东才同意打倒杨成武，并且还是留有余地，看来毛泽东对打倒杨成武是持保留态度的。对于杨成武的被打倒，聂荣臻（曾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回忆道：“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区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四月七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着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四月十六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我当时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55]聂荣臻看到了林彪反杨成武的山头主义的用意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和对林彪打倒杨成武的质问，实际上是对这个事件发生后的主动出击，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当时，毛泽东对聂荣臻采取安抚政策，用以化解他的忧虑和不满。林彪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万人大会上说：“最近从空军里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与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而其他的是多数，其他的是对的。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是把他打倒的做法。”[56]林彪是明确讲要打倒杨成武，杨成武是华北野战军的。打倒了杨成武，林彪提名黄永胜担任总长，而黄永胜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余立金是空军政委，打倒他显然是为了支持吴法宪，增强了吴法宪在空军的势力。吴法宪在文革初期受造反派冲击时，林彪救过他，况且他也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又是林彪提名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但他是华北野战军的。打倒了傅崇碧后，由温玉成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而温玉成也是四野林彪的老部下。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温玉成被冲击时，林彪也曾保过温玉成。一九六七年，林彪提议把温玉成从广州调来北京，委他以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这样的重任。[57]打倒杨成武后，林彪控制了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是一个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机构，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八月。最初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同年九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由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打倒杨成武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仍为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使林彪集团完全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58]据现有的史料表明，在打倒贺龙和罗瑞卿的时候，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都曾经写过揭发材料。[59]在贺龙和罗瑞卿被打倒后，他们三人都进入军委办事组，而且黄永胜和吴法宪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这样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则是出自四野的干部。林彪提议任命的干部主要是自己的属下，而打倒或调离的却是与自己有矛盾或是属于别的山头的干部。将这几起人事变动联系起来看，就不能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林彪的这种用人政策仅仅是一种认识问题，还是有一种利益的动机？如果是一种认识问题，那么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可以改正的。如果是一种利益动机，这种着重提拔四野干部，而排挤其它山头的干部，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单纯是为本山头谋利益吗？从这种狭隘的观念出发，一旦本山头的势力壮大以后，那么他下一步又要干什么呢？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统帅，毛泽东善于从细微处发现事态变化的苗头，进行揭示其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因而林彪的这种作法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层思考。

（1）毛泽东和林彪在干部政策上的分歧。毛泽东说：“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60]用干部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干部路线。据李德生回忆：“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强调，高级领导机关配备干部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坚持‘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不要搞团团伙伙，我看这一条非常重要。”[61]在使用干部上从全党利益出发，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这是毛泽东干部政策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的干部政策是讲究五湖四海，对于党内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山头，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弱山头，消灭山头。”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能消灭了，所以不要怕。……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62]这是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党的干部政策中处理山头问题的一个光辉范例。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各根据地长期坚持独立发展的革命斗争等历史原因，我党我军形成了一些山头。因而，如何对待山头就成为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内容。山头现象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因而党的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山头。但山头是一个客观存在，要消灭它，就要首先承认它的存在。在中央提拔干部时要给各山头以必要的照顾，经过长期不断地干部交流，批评教育，时间的磨合，逐渐消弱山头，最终消灭山头。在干部政策上，不承认山头这个客观存在，不给各山头以必要的照顾，或是仅仅照顾了某个山头的利益，而忽略了各山头之间所形成的某种平衡，那么就不会调动全党全军的积极性，也就难以使中央成为全党的真正代表，甚至会挫伤某些山头的积极性，重演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作风。这将会激化党内军内矛盾，涣散人们的斗志，给革命事业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干部政策。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团结张国焘北上抗日，还作过较大的让步。毛泽东的用人政策体现了革命领袖以革命家的视野，大公无私，胸怀宽阔，从全党的利益出发，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以实现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由前面的史实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在文革期间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就在军队里面打倒或排挤高级领导干部。在军队若干主要领导部门的负责干部由于林彪提议而被打倒或排挤后，他又接着提议由自己过去的属下来接任这些职务，由主要出身四野的高级干部组成了军委办事组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而他自己则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这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在被打倒或解除职务后，新的领导干部的任用上显然违背了毛泽东在干部任用上的“五湖四海”政策，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毛泽东的干部政策发生冲突，不会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这里我们看到，林彪在文革期间，军队高级干部的用人政策显然与毛泽东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么林彪的这种用人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2）四野势力在军内崛起，导致各山头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后果与隐患，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山头存在的情况下，不承认山头或过早地去消灭山头，都是不适宜的。这样不但不能消灭山头，反而在客观上会刺激山头主义的发展。因而只能在照顾它的同时，经过长期的限制与消弱，最终消灭它。毛泽东的干部政策是根据历史上各山头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关系，从这种历史上的力量对比出发，照顾到各山头的利益，因而形成各山头之间的平衡格局。军内各山头之间业已形成的某种力量的平衡，形成一种制约关系，互相牵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军队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鉴于军队在国家政权构成中的重要性，军队的稳定，是军队执行任务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因而，维护军内各山头之间的平衡，是保持军队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中央军委各部的干部就要照顾各方利益，从各山头提拔任用，只有这样才能够凝聚全军力量，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真正成为全军的坚强领导核心。而林彪在文革期间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却背离这一政策，主要提拔四野的干部组成中央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均出自于四野。温玉成落选政治局委员，免去北京卫戍区司令，则是林彪对其产生怀疑的结果。（这当然而林彪的一种误判）[63]关于军委办事组内部的活动情况，当年曾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回忆道：“我参加军委办事组活动一段时间后，就觉得同国务院业务组很不一样。讨论的议题事先不早早地告诉你，也很少印讨论文件。有些事情，是林彪交待的，但又不具体传达他的意见。讨论问题的时候，好象他们已经商量过了，由他们一两个人谈了意见，大家就不再发言了。在这种环境中参加决定问题，批办文件，是很难办的。他们在会前会后，往往在一起谈四野的历史，谈‘文革’中你争我斗的故事，或者练习书法，不同你交流情况。他们过去职务比我高，我对他们是尊重的，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好象戒备我什么。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64]“总政恢复办公半年时间内，没有批判‘阎王殿’，没有大肆宣传林彪‘五·一九’讲话，又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没有突出反映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在我们来说，是谨慎地按组织原则、政治原则办事，唯恐犯错误，并没有意识到触犯了林彪。可后来才想通，这就是我在军委办事组受冷落的原因。于是就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历史过程，军委办事组开始酝酿名单时没有我，是毛主席加上，还有李德生；后来他们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发‘论天才’的语录又不给我，军委办事组犯错误，毛主席又指出李德生除外。这个一内一外，耐人寻味。”[65]在军委各部和军兵种里面四野干部的大量提升，这就打破了军内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某种力量平衡，导致四野这个山头在军内的崛起。这种崛起会摆脱其它山头的制约，而实际上独控军队指挥权，从而形成大权旁落的事实。这必将导致历史上形成的各山头之间力量对比上的失衡，引起其它山头的不满和猜疑，激化军内矛盾，影响军队的稳定与团结，涣散军队的凝聚力，消弱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这也不利于保持军令的畅通和有效执行，不但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而还可能会导致枪指挥党的结局。这会造成一种严重的隐患。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从而引发毛泽东对林彪这一用人政策的进一步深思。作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生活，具有深邃历史洞察力的毛泽东，当然会严重关注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和隐患深感忧虑。睿智的统帅就要防患于未然，堵塞各种漏洞，前面所述毛泽东点名让李德生参加军委办事组，即为采取的一个防范措施。不过，鉴于当时主要以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成员行为中尚未出现宗派作风，因而毛泽东这种忧虑只是潜存于心中，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当他们进行小组织活动后，毛泽东才指出他们的宗派主义错误和山头倾向。据李德生回忆：“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说过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身边没有湖南人，他还批评了‘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当时我在想，这不是指林彪重用黄、吴、李、邱，搞自己的山头吗。”[66]

（3）一连串的军内高层人事变动，也会使毛泽东作进一步的思考：林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由于林彪的这种用人政策，又会使毛泽东产生进一步的思考：这样的用人政策，能够赢得军心吗？能够协调好各方之间的关系吗？能够将全军凝聚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来担负未来的使命吗？这种消极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现在从逻辑上来进行分析林彪的用人政策。一个是认识问题，也就是在干部政策上的方法问题。不是从军队的全局出发，从全军范围来选拔干部，而是从自己过去带过的部队中，对自己比较了解、熟悉和信任的部下加以任用。林彪是一个从人民军队创立起就参加革命战争的人，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洞察军内各山头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熟悉毛泽东的干部政策，因而很难说林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退一步讲，既使林彪的用人政策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认识问题，那么这是不难解决的，从后来林彪事件的发展历程看，决不单是一个认识和方法问题。二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又分为山头利益和个人利益。这两种利益虽然有所区别，但又密切相关，互相配合和支持。山头利益，就是为了照顾山头，而重用自己山头的人，为自己本山头谋利益。主要以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则明显表明这一点。一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任用军队领导干部时，主要选用自己的部下，那么，这种任命的公平、公正就会受到质疑，同时也会对林彪的公信力和胸襟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就难以起到增强全军凝聚力的作用。这是主持全军工作的领导人的大忌。这种山头利益会对全军工作的开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林彪这种照顾山头利益的作法，不仅仅是处于对本山头的厚爱，而是想通过对山头利益的照顾来维护和筑固个人利益，发展自己在军内的势力，实现个人的企图，以求攫取军事指挥权乃至更大的权力而有意为之。

当然，林彪提议的军内高层进行的这一系列人事变动，最终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因而毛泽东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为此作过多次自我批评，显示了人民领袖的宽阔胸襟，也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67]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中写道：“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指杨、余、傅事件。—引者注。）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68]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中写道：“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69]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要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IFCRITICISM,自我批评。”[70]我们看到，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是带着自责的心情，在对过去自己批准过的这些被打倒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一一平反昭雪的同时，还带着愧疚和自责的心情多次在党内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毛泽东的这些批语和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当时这些军内高级领导干部被打倒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但最初都是林彪提议或坚持下实现的。对这些重大人事变动的每一个具体事件，或许带有偶然性，但是对这一连串的人事变动综合起来进行观察，就不能不承认这里面所隐含的一种必然性，也就不能不使人对林彪的这种作为产生怀疑，这在当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由此看来，紧张复杂的党内斗争确实有必要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出发，通过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观察思考，并且往往将最坏结果作为布置工作的出发点，以便于及时做出相应的对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林彪有意为之的军队高层人事变动，打破了军内历史上形成的各山头之间的平衡格局，导致四野力量在军内的崛起。这种军内某一山头力量在军队高级领导机关的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和隐患，形成毛泽东的隐忧。这种隐忧使毛泽东看到因林彪的用人政策透射出的动机和目的最终可能给军队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由这种分析出发，我们认为林彪的作法在当时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促使毛泽东做进一步的思考。当然，这在当时仅是毛泽东从逻辑上推演出的林彪提议进行军队人事变动的一种可能性，尚处于毛泽东的思想意识阶段。鉴于这种状况仍在发展，同时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他的意图当时也尚未暴露，毛泽东对此也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2、关于“揪军内一小撮”产生的分歧

关于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直至最后被毛泽东否决，当时曾经身临其境的林杰有一个详细回忆，我们不妨引述如下：

“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1967年1月关锋、王力等按林彪指示起草的军队内部文件：《军报宣传方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揪军内一小撮”辞条说："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军报宣传方针》最早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所说的四人是关锋、王力和胡痴、唐平铸。当时王、关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和文革宣传小组成员。该文件全名为《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又称《军报宣传要点》。该文件起草后，排印稿上署名的就是上述四个人，由《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亲笔在这个文件上签名上报全军文革和林副主席。林彪在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

《军报宣传方针》经林彪批示同意后，没有下发全国。“宣传方针”没有经毛主帝批准，是不能下发全国的。《军提宣传方针》，经林彪批准后，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提出“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接着，1月1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社论说：“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冲破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报社论如此卖力地执行林彪批准的《军报宣传方针》，鼓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而置中共中央的”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于不顾。社论贯彻的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军报宣传方针》。“揪军内一小撮”最早见于《军报宣传方针》和军报社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是1967年《红旗》杂志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八一社论”。 7月中旬，关锋在新疆驻京办事处，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小组会议，布置纪念建军节的宣传工作，参加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人。后来中央正式发了《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七二0事件”还未发生。会上关锋没有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有《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可证。我回到《红旗》，向编辑部的社论评论组作了传达。决定社论由《红旗》社论评论小组成员卢之超起草。卢起草后给我看，我不大满意，转给关锋看，他看了觉得不行。他叫我负责起草。我起草后，题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即送关锋审改。这时，“七二0事件”已发生。关在审改时，加了一大段话，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军口号，就送陈伯达批发。关增加的原文如下：“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枇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红旗》1967年第12期)

“揪军内一小撮”显然是根据《军报宣传方针》。在党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是第一次。社论没呈请毛主席审批，关锋有责任，陈伯达责任更大。

这一期《红旗》还有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是根据关锋的指示为支持“七二0事件”由我写的。文中的“党内、军内一小撮”，是完全按经王力篡改的中央给武汉市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上的提法写的，题目是关锋定的。

7月底，关锋指示我在《红旗》上，转载7月22日《解放军报》红尖兵(林立果)的《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关锋还指示我，转载同日《解放军报》吹捧红尖兵文章的评论员(关锋)写的：《推荐一篇好文章》。林立果和评论员文章都提到要“揪军内一小撮”。

《红旗》“八一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后，8月10日左右，我听到社会传说毛主席严厉批评“八一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乱军’，是‘毁我长城”。大约8月13日，总理在人大会堂也说：“这期《红旗》有错误．但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冲《红旗》”毛主席批评之后，林彪即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划掉“军内一小撮”并批示：“不用，退林彪同志。”大约也在此时，我听到消息：“叶群叫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别人加进去的。”(陈再道：《武汉“七·二0事件”始末》)

虽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与我无关，但社论毕竟是我写的。毛主席批评《红旗》“八一社论”后，我感到有些紧张，便正式问关锋，主席对社论到底怎样批评的。关说，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冲击军队。军队不能乱。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员不能指挥军队。“党内一小撮”包括了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另提“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再提了。我听了关的传达后，建议再写一篇社论以弥补十二期社论的错误。经陈伯达和关锋同意后，我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遵毛主席指示，不提“揪军内一小撮”，要拥护军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解放军不能乱。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擎天柱，是反抗美帝苏修最可靠的力量。陈伯达审批时，把题目定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社论这个提法同“揪军内一小撮”是对立的。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出，次日刊于《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没有公开对《红旗》“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作自我批评，更缺乏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深刻批判。没有达到纠正“八一社论”错误的目的。“八一社论”以中央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很大；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批发是关锋与陈伯达的责任。对《红旗》社论进行自我批判，应由陈、关决定。我虽有责任，但无权越俎代庖。

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他也不会说这样的话。毛主席只说：‘揪军内一小撮’是完全错误的。‘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的。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在1967年9月30日的的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会后，9月1日，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北京市革委套会议上，江青讲话说：“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我们只提党内一小撮，因为不管党、政、军各个战线，都是党领导。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到处揪什么‘老谭’，到处揪‘陈再道’”“这祥打乱我们的军队，是自毁长城。”总理和康生等也都赞同江青的这个讲话。他们都没有说，提“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8月22日，总理在接见广州代表时也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周恩来年谱》第18l页)为什么毛主席不说，“揪军内一小撮’不策略呢?因为毛主席早己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乱军，就是“毁我长城”。中央文件也早已指出“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因此，根本不是不策略问题。说这个口号是策略错误，实际上是替“揪军内一小撮”辩护。

尽管纪念建军节时，《一封信》和两报一刊社论都仍提“揪军内一小撮”，但杨成武在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根本不提“揪军内一小撮”。他是按毛主席指示回京主持招待会并讲话的。显然，不提“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

 “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大体经三个阶段。1967年1月10日，林彪批准了王力等四人写的《军报宣传方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接着《解放军报》于12日和14日相继发表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主席发出《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亲自加写了一条：“不许冲击军队问题”。这是斗争的第一阶段。

1967年《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关锋在社论中增写。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毛主席见了，指出是“反军”、“毁我长城”，并告中央文革小组：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林彪闻信，把《军报宣传方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把“军内一小撮”划掉，批退林彪。当时毛主席没有追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如果不再提这个反军口号，问题可能就此结束。这是斗争的第二阶段。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1967年7月26日，王力明知冒犯党纪国法，竟在被毛主席批退的中央《一封信》中，偷偷加上“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此文件发出之后．人们以为这是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播电台．大肆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队。北京红卫兵提出了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十万火急跑到全国去揪。8月底，北京出现了以红代会名义发到福建前线的一份电报：“北京来电，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到福建抓军内一小撮，现在先来一千，其余随后来。”陈伯达看到这份电报后，大骂红卫兵“荒谬”。瞎闹”。(《陈伯达等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么大的事，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问题根本不在红卫兵，而在于王力篡改中央《一封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造成很大混乱，形势严峻。幸好问题被毛主席所觉察，并查明了擅加者是王力。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同时把他隔离审查。[71]

由此看来，“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一九六七年一月首先提出来的，随后《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宣传。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的讲话中又重申，王力在毛泽东已经批示的《中央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又私自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最后通过《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推向全国。毛泽东批评《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并否决林彪报送的含有“揪军内一小撮”提法的《军报宣传方针》。那么，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又为什么强烈反对呢？从党内程序上来说，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样一个口号，是应该报毛泽东批准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今后一个时期内斗争的方向，而且也关系到军内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及军队的稳定，也关系到军内重大人事变动和调整。可是林彪却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情况下不但提出来在军报宣传，而且在公开讲话中又一次重申，最终通过《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以中央的名义作为一个号召推向全国。这固然是在武汉发生“七二0事件”后，有这样一个特殊背景，像这样一个口号的社论在党内程序上也还是应该报经毛泽东批准的。除了我们在前面分析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发展方面的分歧外，“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提出，势必将斗争的矛头引向军队，从而引发军队的混乱、分裂，甚至内战。

下面我们主要从“揪军内一小撮”对军队的冲击和林彪的动机方面予以分析：

（1）军队稳定的重要性。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作为经历过艰难复杂军事政治斗争的毛泽东来说，是深知军队稳定对政局稳定的重要性的。文革开始后，党政机构，文化教育单位，工农业等许多行业遭到冲击，一时天下大乱，这个时候军队介入文革，执行“三支两军”，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文革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只要军队稳定，并且控制住军队指挥权，既使社会上出现混乱，也能够予以及时扼制，不致于出现失控，酿成分裂动荡局面。在平时，军队稳定关系到社会稳定。在文革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军队稳定对社会稳定就更具有特殊意义。虽然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指出军内有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但那是就全局讲的，是一个泛指。鉴于军队的特殊性，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不能照搬地方的方式，而要有自己特殊的方式，以求维护军队的稳定。毛泽东对军队文革的态度，似乎是军队要进行文革，在文革的洗礼中改变官兵的精神风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又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要处理好在军队进行文革和稳定的关系。

（2）冲击军队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前面已经说过，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直接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这个时候冲击军队，或者导致军队混乱，难以履行职能，混乱局面将进一步加剧；或者导致军队之间矛盾激化，全面内战，酿成割剧分裂的局面。在这种局势动荡，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文革也最终会以失败而收场。这种局势的混乱已经偏离了文革的既定轨道，因为文革本来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文革是一场演习，而并非一场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因而毛泽东在局势混乱到可能脱离文革的既定轨道时，就要采取措施，制止混乱的升级。军队的“三支两军”就是扼制混乱升级的主要措施之一。当时要控制混乱，使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就要依靠军队介入，实行有效控制，这就要求军队首先保持稳定。而“揪军内一小撮”必然导致冲击军队，引起军队的不稳定，而军队自身不稳定不但难以正常履行“三支两军”的职责，难以稳定局势，而且还会导致局势继续恶化，脱离文革的既定轨道，最终出现全面内战的局面。在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已经主导了地方的政局。由于地方斗争形势的复杂化，军队也在相当程度上卷入地方的派性斗争中。这种派性斗争不但致使一部分群众组织和军队产生了对立局面，而且又发展到支持不同派别的军队之间的对峙，这种军队之间的矛盾和对峙如果处置不慎，随时有可以爆发内战。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只能是促使军队与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军队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最终成为诱发全面内战的导火线。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不论从文革发展的逻辑，还是政局稳定的需要，以及军队正常履行职能的要求，都不允许再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就是从这样一个背景出发，毛泽东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

（3）林彪的利益动机。“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虽然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他也会进一步思考：林彪为什么要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呢？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到底是认识上的问题，还是利益上的问题呢？

我们下面就从认识和利益的角度来分析林彪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

我们首先从认识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所谓认识分歧也就是政见的不同，这在党内认识的分歧是会经常出现的，也是正常的。这种分歧也是党内矛盾的重要表现，通过同志间的辩论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难得到解决。党就是在这种矛盾的不断解决中走向成熟和状大，这也是党的生命力之所在。因而如果单纯是认识上的分歧，是可以通过探讨、协商，逐渐取得一致意见的。我们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上看到毛泽东和林彪有不同的认识。 “揪军内一小撮”在全国公开提出是在“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和林彪对“七二0事件”的认识不同，因而处理也是不同的。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毛泽东认为，文革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为达到文革的目的，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但这种付出也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出现混乱也要在可控范围内。混乱一旦超出可控范围，真正酿成天下分裂，一盘散沙的局面，就偏离了文革的轨道，那就必须及时予以纠正，扼制混乱的进一步发展。而军队则是行使控制，维护稳定的中坚力量。为大局计，不能乱军。由此看来，毛泽东是从文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来考虑问题的。如果林彪也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则和毛泽东就不难取得一致意见。但林彪认为，武汉军区支左错误和“七二0事件”的发生，己经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成为文革发展的障碍，必须将其搬掉。他将“七二0事件”看得很严重，认为“七二0事件”是军内的“刘邓路线”，是一次反革命的预演，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要坚决打击，严肃处理，因而要打倒陈再道，以防止这件事引发连锁反应。这必然会将打击的矛头引向军队，进一步加剧局势的动荡，甚至会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这里我们不仅感到疑问：像林彪这样经厉过多次政治军事斗争考验，具有丰富阅历的人，难道就没有认识到保持军队稳定的重要性吗？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全国逐渐陷入混乱，武斗逐渐升级。实行“三支两军”后，军队己经成为维护稳定的中坚力量，同时军队也陷入地方的派性纷争之中。军队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多变，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那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按林彪的阅历、地位、身份和经验，不会看不到这些问题，应该说对这种情况是清楚的。否则，那就说明林彪在政治军事上的低能和无知，这与林彪一生的经厉是不相符的。如果林彪知道这种后果还要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那就说明林彪确实是别有用心的。由以上分析可知，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显然不是他个人的认识问题，具有明显的利益动机。

另一个是利益问题。林彪想借机清除异己。林彪是在“七二0事件”后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要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其矛头率先对准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从林彪的意图看，显然是要打倒陈再道的。陈再道属于二野，红军时期属红四方面军，打倒陈再道是为了牵涉到徐向前。借助“七二0事件”，打倒陈再道，再通过陈再道涉及到徐向前，从而加强自己在军内的势力。 “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专指陈再道等人，“七二0事件”中的陈再道不过是“揪军内一小撮”中的一个具体事例而已。“揪军内一小撮”当然所指的是军内高级领导干部，它的具体对象是谁？军内那些人属于“军内一小撮”？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并没有严格明确的规定，而是林彪冲口而出就在报刊上鼓吹起来。这必然会将群众运动引向冲击军队。由于没有严密的规定，因而就会使“揪军内一小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会引发严重混乱。既然是利益上的问题，林彪显然是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以“七二0事件”为借口，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来打倒军内的反对派，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筑固和扩大自己在军内的权益，培植个人势力。这就显露出林彪的野心。

以上我们从认识和利益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和林彪在“揪军内一小撮”上的分歧。如果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两人都是从发动文革的理念和文革的整体利益及军队的稳定大局出发，应该说两人是不难取得一致的。这种认识的分歧也是党内军内的正常现象，况且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也产生过多次分歧，但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关系。但从文革开始后，林彪主持的军队高层人事变动，对主要由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在文革中遭受冲击采取保护措施，而对“七二0事件”后出自红四方面军（或二野）的高级干部陈再道却要打倒，这就不免使人对林彪在“七二0事件”后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产生怀疑。质疑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背后存在利益动机。林彪在“七二0事件”后的讲话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签发的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没有送交毛泽东审阅的情况下发表。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按惯例是应该送交毛泽东审阅的。）尽管社论中鼓吹的“揪军内一小撮”出自于林彪的公开讲话，但这个提法涉及到文革下一步的斗争方向，关系到军队的稳定。难道陈伯达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吗？还是因为陈伯达认为作为党和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已经在讲话中提出，因而没有必要再送毛泽东审阅了？这的确是发人令人深思的。但从林彪于“七二0事件”后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到陈伯达签发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积极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来看，其码在客观上陈伯达配合了林彪。鉴于陈伯达过去曾出现过的“投机”行为，这次又积极配合林彪宣传“揪军内一小撮”，会给毛泽东留下清醒的印记，这也就构成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远因。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对“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存在明显的分歧。通过我们联系此前军内高层人事变动等情况来进行综合分析，在他们表面认识分歧的背后，我们看到浸透着林彪浓厚的利益情结。这也是毛泽东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利益情结，是林彪的不经意为之，还是主动的攫取？是偶然，还是必然？毛泽东一时尚难以断定。但这必然会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当时鉴于林彪的身份、地位及政治影响力，又是文革的积极支持者，毛泽东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因而，“揪军内一小撮”被毛泽东否定，至少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某种警觉。

3、关于“第一个号令”产生的分歧

我们先来引述“第一个号令”下达时两位当事人的回忆。

关于林彪下达“第一个号令”，林彪秘书张云生有一个回忆，我们不妨转述如下：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首长叫秘书去一下。”内勤进来通知说。这是林彪到苏州后的第二天的下午。“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对我说。他示意我作一下记录。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迅联络要经党贯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作好发射准备等等。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这几条传给他。”“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东西宁可压半天。”我问林彪：“今天这个电话是否还要压一下再打出去呢？”“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把这个电话记录稿，送给叶群看看！”我到叶群那里，把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一眼，问我：“首长叫打这个电话，你们就打呗！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故意转了一个弯子。“但如果要想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我说：“第一，象这样重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对，对，这条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但她又说：“首长这是过去在战争时期指挥打仗时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向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信得过。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毛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二炮部队要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又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他是善作大文章的，不象你们那样注意个别辞句。当然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进门就带头说：“一0一呀！你让秘书转给我看的那份电话记录稿，我看过了。不过，我想给你提两条建议，你喜欢听吗？”她把我的建议说成是她的，用意是清楚的。叶群重复了我提的那两条。“同意，就照你说得那么办。”林彪说完，又低着头在地毯上来回漫步。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个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再压多久呢？”我问。“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叶群说。两个小时以后，即当晚七点钟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谋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它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72]

关于毛泽东在收到“第一个号令”后的反映，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有一段回忆：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选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以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再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现打电话给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他想试控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73]

从张云生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认为林彪向他口述紧急指示的时间是十月十八日。因为他在回忆中说林彪到达苏州是十月十七日，是在第二天下午向他口述的紧急指示。但我们从汪东兴的回忆中分明看到由林彪处发给总参的电话记录的标题是《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黄永胜在收到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的电话纪录后，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名义紧急传达到全国十一个大军区和海空军及卫戍区。[74]由于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引用的是当时电话记录的复印件，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以汪东兴的回忆录中的时间为准，张云生的回忆时间有错。

（1）从“第一个号令”的实施看，是要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里的关健问题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就由军委办事组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在全军下达执行，这显然违犯了军队的指挥程序，分散了军队指挥权，暴露出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我们由此对“第一个号令”进一步分析如下：

①   从“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来看，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是一般性指示，还是涉及到军队指挥权问题？军队指挥权关系到能否指挥调动全军，能否控制军队的问题，这和对军队的一般性指示是有重大区别的。从这种重大区别出发，我们可以通过判断“第一个号令”是对军队的一般性指示，还是涉及到军队指挥权问题，来进一步分析“第一个号令”的下达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我们从“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来分析，这并非一般性指示，像各军区立即组织战时领导班子，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就涉及到军队的指挥权问题。退一步讲，就是关于军队的一般性指示，向全军下达也要经过毛泽东批准，更何况是关系到军队指挥调动的问题了。林彪紧急指示的执行，实际上表明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林彪就可以调动全军。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

②   “第一个号令”的下达执行违反了军内指挥程序。林彪的紧急指示按军内指挥程序是否必须报经毛泽东批准才可下发全军执行？按照惯例，像这样涉及全军行动的大事，必须报经毛泽东批准，才能下达全军贯彻执行。林彪实际上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经过军委办事组向全军下达了“第一个号令”。因为像这样全军行动的大事，毛泽东批准后一般还要在常委中间进行圈阅后才下达执行。因而林彪的紧急指示实际上破坏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体制。况且像林彪这样具有丰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的领导人，熟悉党内和军内的组织程序，不会认识不到他发布的紧急指示涉及军队指挥权这一重要而敏感的问题。我们从林彪一九六六年五一八讲话中也可以看到林彪非常清楚军队领导权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性的。既然这样，林彪知道其紧急指示涉及到军队指挥权问题，又深知军队指挥权对于掌握军队和政权稳定重要性的情况下，仍然要这样做，就只能是有意为之。特别是在秘书提醒的情况下，仍然“先斩后奏”，显然这是不能用疏忽大意来解释的，而是有意这样做。因为以林彪的身份和阅历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

③   从“第一个号令”的时效及林彪和毛泽东的联系是否中断方面来分析，林彪的紧急指示是不是十万火急，必须马上下发，没有时间和机会向毛泽东请示了？尽管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战备疏散。林彪到了苏州，毛泽东到了武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通信联系是畅通的，林彪并不存在和毛泽东联络的困难。那么，林彪的紧急指示是不是必须立即下达执行，而来不及再报毛泽东批准了呢？林彪的紧急指示并非战争时期的紧急电报，因军情紧急需要立即回电答复，兵贵神速，因而来不及请示。我们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可知，林彪口授的指示记录整理后，又压了两个小时，才由秘书张云生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发向总参。总参于十月十七日收到林彪的紧急指示后，又隔了二十六个小时才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军下达，因而这绝不可能是没有时间和机会请示的问题，而只能是根本不愿意请示。由此看来，林彪是有时间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的。尽管有中苏之间关系恶化，存在战争的危险，处于加强战备的需要，但林彪在通信联络畅通，而且有时间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全军调动的指示，这是非同寻常的，也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

④   从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对林彪紧急指示的执行方面来分析，可以发现军委办事组和林彪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总参收到林彪的紧急指示后，未经向毛泽东请示批准就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全军。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的迅速下达实际上表明其码在军委办事组内认可了林彪对军队的实际指挥权。有人可能要问：八一社论就写有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既然社论都这么讲，为什么林彪“第一个号令”就是超越职权的违轨行动呢？在宣传中这样讲，是从文革发展的政治形势出发，而在实际上军队指挥权自有严格的运行程序，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本来，按照军委指挥机构的运行程序，总参在接到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后，应立即进行复核，像这样涉及全军行动的紧急指示，按组织程序要在请示毛泽东后才能下达。作为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不会不明白这个程序。据前文我们知道，总参收到林彪秘书张云生由林彪处发来的紧急指示应当是十月十七日晚七时左右，下达全军是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总参收到林彪紧急指示到下达全军整整过了二十六个小时。这里是有足够的时间向毛泽东请示的。但黄永胜非但没有把好这个关，而是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执行。这不仅使毛泽东产生疑问，黄永胜到底是执行谁的命令？这个总参谋长的组织纪律性那里去了？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七0年八、九月间南巡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75]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76]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77]当然是有所指的。这种批评不能不使人想起黄永胜签发的“第一个号令”。

（2）“第一个号令”是林彪为了达到检验自己对军队指挥调动而有意采取的行动。为了使自己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能够顺利下达执行，而又规避风险，林彪作了精心的谋划。我们下面就从林彪选择发布紧急指示的时机、方式、意图和所要取得的效果等方面予以分析。

①   “第一个号令”下发的时机选择。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发布有一个背景，就是中苏之间存在战争危险，出现了边境冲突，苏联对中国发出战争叫嚣，甚至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发布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歼灭入侵之敌，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林彪是在未经批准或授权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发布的紧急指示，且又严重破坏军队指挥体制，因而这是令人生疑的。这实际上不过是掩人耳目，进行战略试探，借机攫取军队指挥权。林彪选择在中苏处于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发布的紧急指示，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以此为烟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免引起别人的察觉。又可以一旦被否决，就以中苏战争为幌子，留下从容回旋的余地，尽可能消除不利的影响，因而林彪要选择这样的时机来发布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

②   “第一个号令”下发的方式选择及意图。我们现在从林彪紧急指示下发选择的方式上来进行分析。一是将紧急指示报经毛泽东批准。毛泽东批准后，有两种下发的方式可供选择：以中央名义下发；或仍用林彪名义下发，但有军委的转发通知。那么林彪为什么不报告毛泽东呢？因为报告了毛泽东，无怪乎两种结果，一种是批准，一种是不批准。如果毛泽东不批准这个紧急指示，林彪就难以通过实施这个紧急指示所要达到的效果。通过这种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式的游戏，来检测自己对军队的指挥调动能力。如果毛泽东批准了这个紧急指示，在当时的运行体制下，像这样涉及全军指挥调动的指示，是不可能以林彪名义下发的，当然只能以中央军委或毛泽东的名义下发。退一步说，既使以林彪名义下发，也要由军委起草一个转发通知，这样对各军区和军兵种下发的战备命令还是起不到检测自己对军队指挥调动能力的效果。二是未经毛泽东批准就下发紧急指示。这也有两种下发的方式可供选择：以中央名义下发；或仍用林彪个人名义下发。我们看到，林彪没有选择未经批准就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明显是盗用中央名义，更露骨地显示出林彪越权发布命令攫取最高权力的行为。因而林彪就决定先斩后奏，选择未经毛泽东批准而以个人名义下发的方式，直接向总参下达了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命令全军执行。因为选择这种方式既可以检测林彪的指挥调动军队的能力，同时又不会显出咄咄逼人的气势，授人以柄。既使被否决，追查下来，以个人名义比用中央名义发布紧急指示更易于逃脱责任，消除负面影响。同时，林彪还想借机试探一下毛泽东对此的反映，摸一下毛泽东的容忍底线，以作为下一步行动的依据。

（3）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的态度及这个事件对毛、林关系的影响。

人们不仅要问：毛泽东到底收到过由林彪处发来的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了吗？烧掉的传阅件到底是总参发来的，还是由林彪处发来的呢？毛泽东为什么对传阅件用“烧掉”这个词呢？

 我们看到，毛泽东收到林彪“第一个号令”的传阅件后，自己点火将传阅件烧掉了。毛泽东烧掉的传阅件是从总参发来的，还是从林彪处发来的呢？汪东兴的回忆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经过分析认为毛泽东烧的显然是总参发来的传阅件。因为汪东兴在回忆中说明这个传阅件是在周恩来阅后送呈毛泽东阅的，注意这是急件传阅，也就是林彪的紧急指示已经下达执行，而并非是申请批准。后来周恩来又与当天晚上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过这个传阅件没有，正是因为此事预先没有在常委内部传阅，周恩来此前不知道此事，所以他才专门于晚上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在毛泽东和林彪疏散外地后，周恩来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而总参的传阅件应是先报周恩来，然后周恩来阅后送呈毛泽东阅的，总参走得是这个程序。林彪是不用这个程序的，因为周恩来在军内没有任职，而林彪在党内名列第二位，当时比周恩来地位高，又是副统帅，从组织和指挥程序上来说由林彪处发出的紧急指示应该首先呈送毛泽东请示批准，而不是就紧急指示的下发去向周恩来专门请示。况且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有专门联系的渠道，这又并非是在常委内传阅，不必非要经过周恩来转发，因而由林彪处发出的紧急指示是不会发给周恩来的。由此我们判断毛泽东烧掉的是总参发来的传阅件。

那么，此前毛泽东是否收到由林彪处传来的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现在我们尚未看到这方面的确凿史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看，张云生提议报告毛泽东被林彪和叶群接受，由叶群负责报告毛泽东。叶群会不会把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及时报告毛泽东呢？从逻辑上推测叶群不会不将林彪的紧急指示报告毛泽东。因为林彪和叶群不会不知道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下发这样的关于全军调动的命令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向毛泽东报告了，以后这件事一旦查问下来，就有利于自己摆脱责任，逃脱干系。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掩饰自己的目的和行动。当然要选择报告的恰当时机。叶群不会提前报告毛泽东。因为提前报告了毛泽东，一旦毛泽东予以反对，紧急指示就要废除；既使毛泽东同意，也仍然难以检测到在未经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向全军发布命令的效果。叶群也不会在总参的“第一个号令”下达之后报告毛泽东，因为那样更明显地是先斩后奏，违犯纪律，破坏指挥程序了。叶群报告毛泽东的时机应该选择在给总参的紧急指示发出后而总参的“第一个号令”向全军下达前。在向毛泽东报告的时候还要有意隐瞒这个紧急指示已经发给了总参。因而我们据此推测，叶群应该是将林彪的紧急指示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收到总参发来的传阅件前，应该收到了叶群发来的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但就是收到了由林彪处发生的紧急指示，也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林彪的关于战备问题的紧急指示就由总参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执行了。这也同样是先斩后奏，不过手段更为隐蔽吧了。

我们现在尚未看到毛泽东在收到林彪处发来的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的反映。当时毛泽东不知道林彪在将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向他报告的同时，未经批准就已经向总参下达了。而总参也在未经上报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向全军下达了“第一个号令”。看来，当时毛泽东对林彪处发来的紧急指示，或批准，或未批准。既使批准，可能在尚未退回林彪处或转发总参的情况下（既使退回林彪处或转发总参，也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收到传阅件。这从传阅件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来。），收到了经周恩来转来的总参传阅件。这才是毛泽东对此加以不满的真正原因。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行动，一个严重的事态，果断地做了决定：烧掉。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的处理决定用的是“烧掉”这个词，也是经过斟酌的，是慎重的。用“烧掉”这个词，既表明了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的坚决反对，将它予以取消。鉴于林彪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从维护林彪威望出发，因而毛泽东没有用“废除”、“作废”这样的词句，也没有为此追究责任。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第一个号令”固然产生于中苏之间存在战争危险，处于加强战备的需要，维护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但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涉及到全军的调动，这不是一般性的指示，而是涉及到军事指挥权的大事。在通信畅通的情况下，林彪在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下达关于全军行动的紧急指示。总参接到林彪的紧急指示后，也没有及时按程序上报批准，竟然迅速下达全军执行。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 “第一个号令”虽然是由黄永胜签发，但要经军委办事组成员圈阅通过，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出自于林彪任司令员的四野，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意识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鉴于林彪是当时的接班人，军委办事组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一旦形成，并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这种关系是否带有宗派的性质，毛泽东还要进一步观察。作为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通信联络正常的情况下，竟然违犯军内指挥程序，未经批准就下达调动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的紧急指示，这当然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举措，是不能用疏忽大意来解释的。这一事件再与此前林彪提议的军内高级领导干部变动及“揪军内一小撮”和组成由主要由林彪亲信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林彪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与此前这些事件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以前关于军队的重大人事变动，要获得毛泽东的批准，“揪军内一小撮”虽然由林彪率行提出，但被毛泽东否决。因为这涉及到下一步文革的运动方向和军队的稳定。而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则是直接涉及到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如果此例一开，林彪则可以未经最高统帅批准就能够调动全军，也就实际上获得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这样看来，“第一号令”是这些事件中最严重的事态。这会使军队指挥陷于混乱，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第一个号令”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发展上，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件事表明林彪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攫取军队指挥权。但他所采用的手段、选择的时机与方式及意图又是极为隐蔽的，是在进行试探性的进攻。这件事不仅加深了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但毛泽东以这件事的处理是果断而又慎重，根据事态的发展还要进一步观察，没有轻易地下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和林彪在军事领域的分歧和矛盾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林彪提议下的高层人事变动情况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未经毛泽东同意就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使毛泽东产生了警觉。未经毛泽东批准就向全军发布关于战备的紧急指示，由军委办事组通过总参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全军执行，导致毛泽东强烈不满。毛泽东已敏感地意识到林彪有攫取权利的野心，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产生了变化。毛泽东和林彪由认识的分歧开始向组织上的对立转移。这对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的发展开始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

在文革发动时期，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就存在着分歧。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逐渐激化，并于九届二中全会关于“天才论”的争论达到高潮。这种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就成为使他们关系一步一步走向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1、在文革发动时期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筑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78]

林彪在这个讲话中，极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那么林彪当时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有人说，林彪是想以鼓吹个人崇拜来取悦于毛泽东，以利于自己清除异己，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其实，这是一种浅显的、简单化的解读，并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我们认为，当时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动机是复杂的，既有崇敬和拥护毛泽东的一面，又有自己对私利的谋求；既有积极支持文革发动的一面，又有清除异己，筑固个人权力的企图。而当时以崇敬和拥护毛泽东与对文革的积极支持占主导地位，对自己私利的谋求和清除异己，筑固个人权力的企图占次要地位。从当时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后果看，确实对文革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我们说林彪这个时候尽管在鼓吹个人崇拜的同时，有谋求私利的动机，但是他对文革的发动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针对林彪五月十八日讲话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写了一封通信，坦率地对自己作了自我评价，并对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观点和作法谈了个人的不同意见。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引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四月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7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1）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发动时期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封通信中谈到了左派和右派对自己评价中的不同态度，也坦率作了自我评价。①左派对毛泽东的评价。当时，林彪是属于左派的。毛泽东认为林彪对他的评价有点言过其实，无限拔高，并不认同林彪的意见。②右派对毛泽东的评价。右派就是要打倒共产党和毛泽东，通过全盘否定毛泽东来实现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不过是觉得对自己所起的作用和一些提法不妥，说这是自己和右派的区别。③毛泽东的自我评价。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中国没有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圣人，所以自己才作了领袖。自己为党和人民作了一些事，虽然这是主要的，但也犯了不少错误。当时左派和右派对自己的评价，毛泽东都不赞成。左派对自己作这么高的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左派沿着个人崇拜的风潮继续走下去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自己也可能在这种大潮中被摔得“粉碎”。毛泽东说自己是被“逼上梁山”的，“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就明确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而右派则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自己，以消除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障碍。左派有缺点，但他们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反对右派的需要。当时的斗争就是要发动左派打倒右派，因而从斗争形势出发就不得不对左派搞的个人崇拜适当做些妥协。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不得不接受个人崇拜的无奈选择。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用较大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2）毛泽东从当时的大局出发不得不容许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上的心态是矛盾的，既不赞成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但最后又不得不认可了林彪的作法，这是为什么呢？这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认识有关。个人崇拜并不是目的，而是文革发动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个人崇拜作为发动文革的手段呢？这是在当时背景下不得已的选择。

①党内官僚势力的阻挠。文革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对准党内领导干部。但是鉴于过去发动政治运动党内官僚势力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不但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而且会造成扩大化，伤害无辜，导致严重的后果。鉴于过去的教训，于是毛泽东找到文革这样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认为发动文革，反修防修，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是维护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需要。由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并不代表而且还要触及到党内官僚势力的自身利益，因而在客观上必然遭到他们的普遍反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中难以得到广泛响应。他们对文革或公开，或潜在地抵制，甚至还想扭转文革运动的发展方向，因而给文革的发动和顺利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正是由于党内官僚势力的阻挠，或者文革发动不起来，或者既使发动起来，也会被扭转方向，难以冲击官僚势力的根本利益，偏离文革的目标和既定轨道。因而，毛泽东为了保证文革的及时发动和沿着既定方向顺利开展，在党内干部群体中处于比较孤立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容许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来作为抵制党内官僚势力阻挠的手段。

②人民群众的觉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社会比较公正、公平，民情淳朴，社会祥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式，更进一步弱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造反意识”。但毛泽东以革命家的敏锐眼光已看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和阴暗面，并且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扼制，就必然会导致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上台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但是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尚未意识到这种状况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因而一旦党内高层出现的修正主义上台，就难以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很快变成现实。为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通过文革这种方式，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抵制修正主义的“免疫力”。但鉴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极为微弱，因而也难以产生必要的造反精神。因而，毛泽东为唤醒广大人民群众的造反意识，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个人崇拜的存在。利用个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通过这场反修防修的演习，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觉得，这是为人民群众的大局考虑，因而搞点个人崇拜是必要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发动文革遭到党内官僚势力的反对，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又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官僚主义现象最终会危害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因而，毛泽东才通过个人崇拜的方式来唤醒群众的政治意识。如果当时群众所受到的压迫较重，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强烈的造反精神，就会对毛泽东一唤百应，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勇跃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中，毛泽东也就没有必要借助于个人崇拜来唤醒群众了。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正视的一个现实。

③毛泽东容许个人崇拜暂时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里的他们，指得是林彪等鼓吹个人崇拜的人。鬼，指当时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本来是不同意林彪搞个人崇拜的。但鉴于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是当时斗争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林彪想借助毛泽东的威望来反对修正主义分子，打倒党内走资派。这样为大局计，毛泽东就暂时容许林彪搞一点个人崇拜。这是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毛泽东不得不这样做。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允许林彪搞点个人崇拜的原因是为了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走资派的需要，一旦他们被打倒，个人崇拜就该降温了，也就没必要搞了。毛泽东说林彪要“打鬼”，这个鬼除了指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走资派以外，还是否包括反对林彪的人呢？从毛泽东信的内容和上下文的联系来看，毛泽东说得鬼不包括反对林彪的人。也就是说毛泽东不允许林彪借助自己的声望去清除他自己的反对派。

这样，我们就看到毛泽东允许林彪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文革的发动和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与走资派的需要。当时左派都这样讲，从保护左派的革命热情出发，毛泽东又难以向左派公开讲明自己的真实态度。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才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种个人崇拜。毛泽东准备批发林彪的讲话实际上表明他已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林彪的这种作法。后来，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走向激化，就是因为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已经被打倒，而林彪却不顾毛泽东的多次反对仍在鼓吹个人崇拜，他想通过鼓吹个人崇拜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旗手，以此来达到清除反对派的目的。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逐利动机也就日益明显，并逐渐引起毛泽东的的警觉。

（3）毛泽东清醒认识到推行个人崇拜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并不赞成林彪的个人崇拜，说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自己心里也知道，如果这样吹下去，无怪乎最后摔得粉身碎骨吧了。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是谨慎的，同时又有着几分警惕。这种警惕又反映出毛泽东的政治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既使在毛泽东同意搞一点个人崇拜的时候，他对个人崇拜可能导致的后果，使用的时效性，都有清醒的认识和严格的规定。毛泽东充分意识到推行个人崇拜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并不赞成林彪搞的个人崇拜，但从文革发动和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的大局出发，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了个人崇拜。毛泽东认为在文革发动阶段可以搞一点个人崇拜。文革发动起来后，就没有必要再搞个人崇拜了。有人说毛泽东陶醉于个人崇拜，这不是恶意中伤，就是严重的误解。其实毛泽东并非像后来有些人说得那样醉心于人们推行的个人崇拜，而是对个人崇拜的推行显得谨慎、忧虑和不安。在这封通信中毛泽东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这里他显然清醒认识到鼓吹个人崇拜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也想到将来要是右派当权之时，可能要利用个人崇拜来作为否定文革和诋毁自己的借口，同时自己关于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一旦披露，也可能会被右派利用，作为将来他们发难的口实，成为他们以后进行复辟资本主义，对自己进行造谣攻击的工具。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沉重的，也是悲怆的。他很难在党内高层找到真正的知音，当时的人民群众也是懵懵懂懂，难以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以巨大的孤愤意识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探索，在众人的疑惑和误解中进行着艰难的跋涉，但毛泽东觉得还是应该将自己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想法留给后人，使后人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自我，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少一些误解。因而才通过这封通信的方式坦率谈了自己的观点，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在若干高层人士中间传阅过。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向林彪讲了信的主要内容[80]，当然这是对林彪的善意提醒。后来在林彪的要求下毛泽东又同意销毁了这封信，给后人留下了扑朔迷离的悬念。鉴于个人崇拜的推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在文革发动时期，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也是作了具体限制。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宣部的一个文件中批示：“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81]我们看到毛泽东在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有意识地消除因个人崇拜的推行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容许个人崇拜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个人崇拜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决不是目的。个人崇拜在使用上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在文革发动时期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虽然存在分歧，但在允许个人崇拜的存在上又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建立在文革发动和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的需要基础上的，毛泽东对林彪讲的个人崇拜有疑虑。这种疑虑不仅表现在林彪搞的个人崇拜这种方式本身存在的问题上，而且还表现在林彪这样鼓吹个人崇拜是否还存在别的动机呢？在文革初期，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除了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的需要外，是否也具有清除异己的因素呢？林彪当时有没有这种谋求私利的动机呢？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态度到底如何呢？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与胡志明在谈话时说到：“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82]鉴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歌功颂德，但斯大林一死，马上大反斯大林，做秘密报告，走上修正主义道路。那么，对此加以警惕当然是必要的，就是要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当然，我们现在尚不能由此推测出毛泽东当时就对林彪搞个人崇拜有了怀疑，但从逻辑上来说毛泽东不会想不到林彪在一定条件下有着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性。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练的毛泽东不会不考虑到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存在着谋求个人私利的可能性。但鉴于当时林彪的这种复杂动机尚未表现出来，因而毛泽东也就难以对此做出确定的判断，不过是从事物发展的逻辑上有些推测和顾虑吧了。我们从后来林彪的作为来分析当时这种逐利动机只不过是处于萌芽状态，尚未表现出来。由此我们推测，虽然毛泽东为了文革的发动和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及党内走资派的需要允许林彪搞点个人崇拜，如果林彪单纯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会产生大的分歧。后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矛盾激化就是因为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又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林彪仍然不顾毛泽东的多次反对鼓吹个人崇拜，并且其鼓吹个人崇拜的谋利动机日益显露，这才是导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真正原因。

2、在文革发动起来后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方面的分歧逐渐激化

在文革发动起来和全面夺权以后，毛泽东不但对个人崇拜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而且还对个人崇拜予以收缩和降温。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至九月份在华北、中南、华东地区视察时就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流露出不满情绪，后来又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个人崇拜。这又一次说明个人崇拜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前文分析了毛泽东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个人崇拜有着复杂的原因。在排除了党内官僚势力的阻挠，文革已经发动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后，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也已经被打倒，当时利用个人崇拜发动文革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因而毛泽东就对个人崇拜严格限制，予以降温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批语中写道：“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83]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对总参、总政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写下批语：“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84]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找武汉军区和湖北首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清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85]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提法的批语中写道：“（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是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86]一九六八年九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上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删掉，并将文中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称颂的话全部删去，而后写下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87]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系列批语对有称颂个人崇拜的话全部划去。[88]据汪东兴回忆：“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89]一九六九年五、六月间，在武汉期间，毛泽东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像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90]一九七0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在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不是社会帝国主义？》送审稿中交将称颂毛泽东的话删掉后，写下了这个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91]

从以上引用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不但进行严格限制，而且也明确反对。在毛泽东多次反对的情况下林彪仍在他的讲话和报告中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比如就是在一九七0年五月十九日，林彪仍在说：“不能离开中心。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92]，这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忧虑。他们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逐渐显现并尖锐化。如果说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容许个人崇拜是为了文革的发动，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的需要，还有实行的必要。那么，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也已经被打倒，林彪又为什么在毛泽东多次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在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毛泽东可能在想，林彪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别有用心呢？他搞个人崇拜是不是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呢？文革初期曾经有群众组织为了提高政治地位和号召力，对毛泽东思想采取形式化和庸俗化的作法，以显示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而林彪在毛泽东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搞个人崇拜，其真实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夺取毛泽东思想的发言权，增强政治优势，借以达到清除异己，筑固个人权势的目的？那么，林彪又为什么采取鼓吹个人崇拜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这实际上是一种巧妙的包装，将自己打扮成毛泽东思想的卫护着，以此获得清除反对派的政治资本，来达到筑固个人权势的目的。同时，又能够较好地掩饰自己的主观动机，剥夺反对派攻击的借口，达到个人政治目的有效手段。特别是林彪在军队高层人事变动、“揪军内一小撮”、“第一个号令”、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以及文革的发展等方面的分歧产生并逐渐尖锐，林彪的言行出现了极大的反差。表面上不断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在实际行动上却并不尊重毛泽东，另搞一套，不断谋求个人利益，这不仅会使毛泽东对此产生疑问：林彪到底要干什么？这会使毛泽东透过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表象而看到隐藏在背后的逐利动机，导致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3、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关于“天才”的争论将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推向高潮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容许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是因为发动文革和打倒修正主义和走资派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文革发动起来以后，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被打倒以后，再搞个人崇拜就没有必要了，有害无益了。于是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乃至反对个人崇拜了。毛泽东容许或反对个人崇拜，都不是以个人利益为着眼点，而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襟怀坦白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而林彪则仍然不顾毛泽东的劝告继续鼓吹个人崇拜，两人的分歧逐渐显现。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逐利动机，进而发展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和林彪在关于个人崇拜上的分歧和矛盾迅速激化并公开化，并由批判天才论走向高潮，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

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矛盾的爆发，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林彪鼓吹“天才论”，并为此专门进行了讲话。陈伯达则选编了论天才的语录。林彪反对毛泽东修改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毛泽东多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鼓吹“天才论”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设国家主席放的烟幕弹。以鼓吹“天才论”来表明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夺得拥护毛泽东的发言权，取得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打击反对派，孤立毛泽东，争取舆论，把握主导权，以达到设立国家主席的目的。当毛泽东发现林彪借鼓吹个人崇拜来谋求个人利益和攫取最高权利的行为时，就清醒意识到林彪这时鼓吹天才的用心，因而明确反对个人崇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从理论上痛批了“天才论”，揭露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利益动机，揪出了陈伯达，保护了林彪，从而使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发展到高潮。林彪用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实际行动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毛泽东一再反对的情况下仍然鼓吹个人崇拜的用心昭然若揭，成为毛泽东对林彪认识发生本质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毛泽东与林彪关系走向破裂的重要原因。本来，设国家主席是一个认识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林彪却采取非组织的活动，显然是不正常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因为其行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和斯诺的谈话中就谈到个人崇拜：

毛主席：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不同了，崇拜的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主席：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的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93]

从毛泽东这个谈话中我们看到，他认为在文革发动阶段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在文革发动起来后，现在就没必要搞个人崇拜了。他没有被当时个人崇拜的表象所迷惑，而是清醒认识到当时搞个人崇拜的人复杂动机和不同态度，因而对当时搞个人崇拜的人的判断是冷静的，审慎的。这在原则上当然也适用于对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分析。林彪在毛泽东一再反对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这么卖力地推行个人崇拜呢？林彪到底属于这三种情况的那一种呢？一个崇敬毛泽东的人，为什么不听毛泽东的话呢？这是真正的对毛泽东的崇敬吗？显然，从林彪置毛泽东的多次反对而不顾，仍然在竭力鼓吹个人崇拜的事实来分析，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用心令人怀疑。我们注意到这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的谈话，从此前我们曾分析的林彪一系列的行动来看，毛泽东实际上是将林彪划入鼓吹个人崇拜的第三种人了。

现在我们从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及其变化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

林彪当时搞个人崇拜，或者是处于对毛泽东的真正爱戴，积极投身并支持文化大革命；或者是林彪想通过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借机获得个人政治优势，打击反对派，扩充实力。林彪当时到底是那种心态呢？林彪是一个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转战南北的高级将领，对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毛泽东的智慧和领导艺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胜利进程的巨大作用不仅有着切身体会，而且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对毛泽东思想新形势下在军队的普及，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林彪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当时的客观事实出发，林彪当时鼓吹个人崇拜确实促进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打倒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因而，如果说当时林彪就是怀着野心，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借机发展个人势力，阴谋夺取最高领导权，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如果说林彪当时是怀着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虔诚，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没有私心杂念，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后来林彪的作为已经作出了证明，而支配这种作为的动机又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由此我们认为，当时林彪投身文革的动机是复杂的。既有处于对毛泽东的爱戴和为了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一面，也有想筑固个人势力，排除异己的企图。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却实为文革的发动和清除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由这个效果来推测其动机，认为在开始阶段虽然他存在着个人私心和名利观念，但其拥护毛泽东，投身并支持文革的动机占主导地位。后来随着个人势力的膨胀，林彪的那种借机谋取个人利益，攫取最高权力的动机逐渐占了上风。不论为公为私，林彪都是打着个人崇拜的幌子来谋取利益的。在文革发动起来，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被打倒以后，林彪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多次反对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仍然还变本加利地鼓吹个人崇拜，就令人生疑了。为什么林彪要置毛泽东的警告而不顾呢？鼓吹个人崇拜，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旗手，但却不听毛泽东的话，仍然在搞毛泽东反对的个人崇拜。这就不仅让人深思，林彪如此明显地言行不一，肯定是另有所图。那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干的和文革发展的大局还一致吗？要不然为什么不和毛泽东保持一致，限制个人崇拜，服从于当前政治发展的需要呢？当然，我们的这种判断不过是一种理性的推测。我们的推测有没有一种现实的依据呢？当然有。像军内重大人事变动、“揪军内一小撮”、“第一个号令”、关于文革发展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分歧，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天才论”的分歧将他们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推向高潮。这些在文革中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判断，也进一步说明了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确实是另有所图。他打着鼓吹个人崇拜的旗号，暗渡陈仓，借机扩充个人势力，妄图攫取最高权利。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我们说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动机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动机发生了重大变化呢？刚才我们在分析中已提到，林彪谋取个人利益的动机在他开始鼓吹个人崇拜时就存在，不过是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已。后来随着林彪个人地位的变化，他提议的军内重大人事变动调整，主要以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的建立，“三支两军”后军队干部主导地方政局的形成，在此背景下，林彪野心膨胀，谋取个人利益的动机逐渐明显。这种逐利动机日益显露出来，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文革造成的态势倒是为林彪攫取最高权力提供了机会。在林彪当时势力膨胀的情况下，林彪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谨慎行事，克尽职守，积极贯彻领袖意图，完成文革。另一种是利用已有的势力，攫取最高权力。但是林彪却选择了第二种。也正是林彪的这种选择才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身败名裂。当然他做出这种选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世界观问题。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名利观念的深刻影响是林彪选择错误的根本原因。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能够誓守一种道义价值，忠贞不渝，坚守正道，是不容易的。这确实是对人的一种重大考验。

4、毛泽东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他们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

本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猛烈批判“天才论”，将陈伯达揪了出来，责令黄永胜等人作检讨，但对林彪采取保护措施。在毛泽东起草的《我的一点意见》中，谈到天才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94]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突然作了“称天才”的讲话，而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接着在小组会上就“称天才”的问题发言表态支持，林彪当然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但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毛泽东处理起来很慎重。明明和林彪在称天才问题有严重分歧，但毛泽东却说“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这显然是对林彪采取了保护措施，给他留一个转弯的机会，通过自我反醒，来悔过自新。但林彪却拒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谈个人的责任，也不表态，这使毛泽东很失望。毛泽东清醒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是在路线问题和原则问题上“抓住不放”的人。[95]因而，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南巡谈话时，对林彪直接提出批评。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96]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毫不隐晦地公开了他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林彪的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处理林彪问题了，这对他们关系的最终破裂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毛泽东和林彪关于个人崇拜发展的历程看，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和林彪虽然在个人崇拜方面存在重大分歧，但处于发动文革与打倒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派的需要，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林彪推行的个人崇拜。随着文革发动起来，全面夺权的实现，革命委员会的广泛建立，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没必要再搞了。而林彪却不顾毛泽东的劝阻，仍然在竭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同时，他采取的一些具体行动跟他声称推行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间产生了巨大反差，这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并对林彪推行个人崇拜的目的发生质疑，他们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逐渐显露并趋于激化，终于以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天才论”的批判掀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矛盾高潮。虽然林彪当时被毛泽东予以保护，没有公开予以批评，但由于林彪对其错误的顽固立场，最终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并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的关系也就逐渐走向破裂。

四、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产生的分歧

九大开过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新宪法是四届人大的重要议程之一。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样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围绕国家主席的设立与否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下面我们就来分析毛泽东和林彪围绕设立国家主席进行的斗争。

1、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

在九届二中（又称庐山会议）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表现为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直接斗争及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的间接斗争上。我们先来回顾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间接斗争。

（1）一九七0年三月初，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三月七日，毛泽东要汪东兴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八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在周恩来主持下，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恩来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2）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三月八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97]

（3）四月十一日夜间十一时三十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四月十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98]

（4）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99]

（5）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100]这是他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101]

一九七0年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102]

据吴法宪交待：八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八月二十一日，叶群又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103]

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方面的分歧和矛盾又具体表现在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的争论上。

一九七0年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大的斗争。[104]

我们看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就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进行了反复斗争。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他们各自提出的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上，而且还表现在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和吴法宪之间的斗争中。当然也有一些不明究里的人在助威附和。这是毛泽东和林彪就设立国家主席问题进行的初步交锋。毛泽东拒绝了林彪的意见。林彪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以此来掩饰自己的行动。在这个时期，林彪采取的是向毛泽东建议的方式，一般来说，还属于认识问题，不管认识正确与否，在党内生活中是允许的，基本上也是正常的。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非同寻常的迹象。比如按党内程序，常委之间有不同意见，应在常委会上提出，经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除非是征求意见，或常委之间因关系恶化难以就某一问题进行正常的讨论，一般来说，是不宜将常委之间的分歧贸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政治局来决定常委之间的分歧。林彪在毛泽东已经否决他所提的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后，却在未和毛泽东交流看法的情况下，而直接将他主张的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实际上是在政治局内公开了他和毛泽东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可以理解，在林彪向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被否决后，林彪是想打着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通过政治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取得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支持，迫使毛泽东接受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由此我们看到，林彪一改过去尊重毛泽东的态度，而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时候和毛泽东“摊牌”了，这就为以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非组织活动埋下了伏笔。

2、毛泽东为什么不担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为什么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呢？在修改宪法时，不设国家主席，确实是国家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当然，我们可以从文革期间精简国家机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角度，来理解不设国家主席。如果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分歧是集中于这一方面，这不过是一个国家体制变革的认识问题。彼此之间分歧，可以通过交换意见、切磋和协商的方式不难得到解决。可是，非但如此，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就说明他们的分歧决不是设不设国家主席这样关于国家体制变革的认识问题，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从当时的情势看，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呢？我们分析如下：

（1）毛泽东认为自己再担任国家主席，会使人们认为文革是一场他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夺运动，从而严重削弱文革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我们知道文革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主动辞去国家主席后由刘少奇接任。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自然也就失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演习，是毛泽东试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探索一条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尝试，是一场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实践活动，毛泽东后来将其列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由此可见，文革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按毛泽东的设想，今天革除了修正主义，只要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存在，以后还可能再次出现。因而文革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周而复始地进行这样的革命运动，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如果毛泽东这时再担任国家主席，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毛泽东进行文革不是因为他和刘少奇之间存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分歧，不是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不变色，而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毛泽东为了揽权才将刘少奇打倒，从而会使人们产生文革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才发动的运动。这不利于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必要性，也会严重败坏文革的声誉，使人们难以正确认识文革是使社会主义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可靠保证，文革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毛泽东认为自己再担任国家主席，会对当时的政局发展，党内干部状况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文革开始后，大批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或下放工厂、农村和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干部的特权，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大为减少，干部的权力受到群众的监督和制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了初步成效。当时有不少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由此滋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在不同程度地抵制文革，诋毁文革。如果毛泽东此时再担任国家主席，不但和当时文革中机构精简，干部下放的大趋势不协调，而且会给这些人以口实，难以化解矛盾，缓和他们的情绪，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和文革成果的筑固与发展。

（3）毛泽东认为自己再担任国家主席，繁重的国务活动和外交应酬，会使自己无谓地消耗精力，难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考虑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在谈到自己辞去国家主席的原因时写道：“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 [105]毛泽东这时已七十七岁高龄，人到暮年，精力不济，如果再担任国家主席将会给自己带来相当大的负荷，难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考虑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同时，毛泽东最讨厌繁文缛节，生活洒脱大度，早就希望摆脱事务性工作，从理论和战略的角度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在辞去国家主席的时候说：“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106]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紧急需要的时候”，从这段话中来分析显然说得是指战争的时候，他可以再担任国家主席，但现在又没有出现这一情况。因而，毛泽东认为是不适宜再担任这一职务的。

（4）会严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对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对党和国家事务的领导产生不利的影响。毛泽东此时再担任国家主席，容易使人认为毛泽东不是为了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权力之争，集中权力的需要去打倒刘少奇的，而将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肃的政治斗争误解为毛泽东为了集中揽权的权力斗争。同时，也会被别人用心的人以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事实为依据，造谣中伤，散布流言，说毛泽东是为追逐个人权力才将刘少奇打倒的，这会严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破坏毛泽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的权威和崇高声望，割裂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朴素真情，会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证。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当时有人建议邓小平担任党的主席（后为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并说这是众望所归的，但被邓小平婉拒了。邓小平只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而推荐别人担任了党的主席（后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从而既能够保证对党和国家事务的领导，又避免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毛泽东当时也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做出不担任国家主席这个决定的。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并不仅仅是谦让，而是有着复杂的原因。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担任国家主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广大基导干部和群众的素朴感情出发，当然希望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他们的愿望是真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无可厚非。

3、毛泽东开始对林彪的权力进行限制

到一九七0年，毛泽东开始对林彪的权力进行限制。这种限制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反对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当然，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林彪不能担任国家主席，而是采取隐晦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用不设立国家主席的方式来反对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既然不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当时最有可能担任国家主席的就是林彪了。所以在毛泽东决定不担任国家主席后，建议改革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便是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呢？

①   鉴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后的教训。当时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主动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担任国家主席。按中共八大的设想，毛泽东准备将国家主席和中央主席逐渐转移给刘少奇。后来，毛泽东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107]毛泽东当时可能是鉴于这一教训，所以才不愿意让林彪再担任国家主席的。

②   毛泽东和林彪对文革的认识与文革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发生了分歧。前面我们曾分析，尽管毛泽东和林彪在对文革发展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在如何看待文革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毛泽东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出发，同时也期望林彪在以后不断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因而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同意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但九大后发生的诸如“第一个号令”等一些事件，令毛泽东对林彪颇为失望，同时又鉴于文革是毛泽东探索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反修防修的“演习”，对我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毛泽东不会不重视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和他的这种分歧对于文革成果的筑固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这种分歧使毛泽东对林彪作为接班人能否筑固文革成果，以使文革成为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产生忧虑，表示担心。因而，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了限制措施，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既是限制措施之一，毛泽东对此还要作进一步观察。

③   林彪势力的扩张和一系列举动，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和不安。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来加以扼制，不设国家主席既为采取的措施之一。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和林彪在关于军内重大人事变动、“揪军内一小撮”、“第一个号令”、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当然，有些分歧属于认识问题，但对这些分歧综合分析便发现林彪不但对文革的认识在发生变化，而且林彪也在有意识地不断扩充个人势力，开始向最高权力提出挑战，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才限制林彪势力的扩张，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以便通过进一步观察后再做决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毛泽东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实际上隐含着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意思。当然，毛泽东的意见是含蓄的，要经过一番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2）限制林彪的军事指挥权。

在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起草过程的争论中透射出毛泽东对林彪权力的限制。据汪东兴回忆：“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的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划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那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许多人。”[108]从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张春桥和陈伯达围绕“八一”建军节社论中是否加上“毛主席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可以说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争论的先声。他们的争论决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用语的不同，而是反映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在军队指挥权限方面的分歧，反映出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限制林彪权力了。张春桥主张在林彪“亲自指挥”前加上“毛主席和”，实际上就限制了林彪的指挥权。这种表述具有政治意义，因为这关系到中央领导人的权限划分。我们看到，在陈伯达和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发生后，周恩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这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绝非简单的文字表述问题，而是涉及到两位领导人的指挥权限的界定问题，因而要请示毛泽东来决定。汪东兴当时也认识到这个争论的严重性，在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态度的情况下，没有代替毛泽东圈阅这个文件。从周恩来和汪东兴对这两种提法所持的慎重态度中我们进一步分析，张春桥当时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如果没有来头的话说，他是不可能自作主张通过限制林彪的指挥权限而去划分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的指挥权限的。当时唯一有能力对林彪做出约束的只有毛泽东，所以张春桥的意见从逻辑上说应该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而陈伯达反对加上“毛主席和”，其用意就是反对对林彪从指挥权限上进行约束，显然他是支持林彪的。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对这两种提法反映的分析中进一步看到毛泽东更倾向于张春桥的意见。毛泽东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显然是反对陈伯达的提法的，是对张春桥主张的支持。至于毛泽东说：“缔造者也不是我一个人吗？”这里明里是批评张春桥，实际上是以强调军队缔造为名，加强军队的集体领导，这显然是针对林彪势力在军队的扩张采取的一种扼制措施。表面上看，毛泽东对这两种提法都不满意，实际上他的态度是鲜明的。鉴于当时的情况，他有意没有把问题点透。

4、林彪为什么主张设国家主席？

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他当然讲了一些理由。一般说来，林彪在知道毛泽东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后，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当然是正常的。但是在被毛泽东几次否决后，林彪不但仍然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而且在政治局内部公开了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更有甚者，竟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采取小组织活动，进行鼓惑性发言，迫使毛泽东接受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并采取了果断措施。那么，林彪又为什么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呢？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林彪和毛泽东在国家体制变革上的不同认识。正是这种不同的认识才使他们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这肯定不是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单纯是因为他们在关于国家体制变革方面的不同认识，鉴于当时毛泽东是决策的核心，当时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及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一惯表现，在他的意见在被毛泽东否决后就不会再三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更不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采取小组织活动了。因而，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决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分歧，或者主要不是一种认识的分歧，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再三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呢？

林彪的主张是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我们现在从逻辑上分析林彪的意图。林彪在得知毛泽东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和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后，一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的原因：

（1）设立国家主席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能否攫取最高决策权。  林彪和毛泽东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争论的实质上是对当时的最高决策权的争论。这种争论是林彪想以此来检测自己在党内影响力的大小，起到一种指鹿为马的效应。这实际上是隐晦地向毛泽东进行挑战。不管毛泽东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林彪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使林彪的主张得以施行，那就表明林彪能够操纵影响毛泽东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决策的主导权。

（2）设立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和林彪不论是谁担任国家主席，林彪都是受益者。当时最有资格担任国家主席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在国家主席的人选上，或者是毛泽东，或者是林彪。这一点林彪自己心里是清楚的。林彪是打着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的。林彪知道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多次讲过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一旦迫使毛泽东改变了主张，担任了国家主席，就表明林彪在这一次和毛泽东的交锋中又一次获得了胜利。我们前面对毛泽东为什么不担任国家主席的原因作了分析，林彪一定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林彪的自身经历和人生阅历来分析我们很难想象林彪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如果林彪知道了毛泽东不担任国家主席的原因，还继续坚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让毛泽东为难，显然林彪就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有意识地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权威，那他就在与毛泽东的斗争中占据了有利态势，为自己以后掌握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如果毛泽东不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就只有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了，林彪也就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这个目的。因而，我们看到设立国家主席后，不论毛泽东和林彪他们两人中是谁担任国家主席，林彪都是受益者。

林彪这样不顾毛泽东再三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和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指示，而自己却针锋相对地一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直到采取非组织活动，那他就不担心触怒毛泽东吗？他就没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他跟毛泽东很久，对毛泽东的斗争策略，脾气性格，党内的组织程序是很熟悉的，那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几乎冒险的行动呢？这里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毛泽东鉴于培养刘少奇为接班人的教训，虽然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但没有让林彪像刘少奇那样在一线掌握大权，这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在文革期间，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主导了地方政局，通过军队内部的重大人事调整，主要由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直接掌握着军队，因而林彪觉得有了和毛泽东抗衡的能力。同时，林彪的身体也不如毛泽东，林彪与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业已产生了重大分歧，林彪按程序接班的不确定性增强。因而，林彪采取了这种主动出击的策略来与毛泽东进行暗中较量。这在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甚至包括江青、张春桥来说都是心照不宣的，当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却仍然是被蒙在鼓里。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进行了初步交锋，在政治局内实际上已经公开了他们的分歧。但由于林彪是打着个人崇拜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因而又在相当地程度上掩饰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又具体地表现在张春桥和陈伯达、吴法宪在“八一”社论和修改宪法的争论中。鉴于林彪势力的扩张，毛泽东开始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林彪在直接向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家主席被否决后，又直接向政治局提出了和毛泽东针锋相对的意见，想通过政治局来影响毛泽东的决策。在被毛泽东否决后，他并不罢休，仍然在为设立国家主席“奔走”。

5、林彪亲下“动员令”

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通过向毛泽东提议设立国家主席和意图通过政治局来影响毛泽东接受设立国家主席的决定失败后，转而在中央全会上想通过地下活动来迫使毛泽东改变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毛泽东及时发现并挫败了林彪的这一行动。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采取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行动。本来，在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表示[109]，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110]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常委内部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暂时处于孤立的情况下，他以“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来告诫其它常委，希望他们不要再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并也委婉地表明自己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是不会妥协的。在商定第二天会议议程的时候，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会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111]但在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前，林彪却出人意料地突然说要讲一点意见。林彪在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112]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113]其实这也是当时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的想法。林彪就是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使人误认为他的讲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从而获得与会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达到他的目的。

在林彪发表讲话的时候，汪东兴观察到在台上的其它几位常委的表情：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114]林彪这个讲话的主题是关于“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后来毛泽东说：“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115]对于林彪这次讲话后毛泽东的反映，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说：“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话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116]

按常规，林彪在全会上发表讲话要经过常委审阅同意。在林彪讲话时在他面前放着一个稿子，说明林彪对这次讲话是作了准备的。我们对林彪的这次讲话分析如下：

（1）讲话的突然性。本来按照议程林彪不讲话，但林彪却在临开会前突然提出要讲话，讲话内容又没有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审阅。林彪讲话时在前面放着一个稿子，林彪既然有讲话稿，说明林彪对这次讲话是做了准备的。既然不是突发奇想要讲话，做了准备，那为什么不预先列入会议议程，将讲稿送常委特别是毛泽东审阅呢？林彪这个讲话稿的内容是专门讲天才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而这正是毛泽东多次反对的。林彪可能担心被毛泽东否决，因而才采取在开会前突然提出要讲话，这样林彪就绕开了毛泽东和其他常委的审阅，通过这个讲话将他的观点直接抛到了中央全会上。这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坐在主席台上林彪旁边的毛泽东也不会看不到这个稿子，毛泽东可能想，既然准备讲话，为什么在昨天的的常委会上讨论会议议程的时候不说呢？为什么不将讲稿送交常委审阅呢？

（2）讲话的内容。内容无怪乎称毛泽东为天才，希望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为什么自己多次批示反对设国家主席，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而林彪却一味地固执己见呢？并且未经同意公开地将他的意见在中央全会上抛出来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3）讲话的影响。吴法宪提议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又有人提议印发林彪的讲话。毛泽东批示同意，特别交待讲话要经林彪审阅。汪东兴两次派人到林彪处要讲话稿，却没有取来。[117]林彪没有提供讲话稿，看来林彪是有顾虑的。学习林彪讲话显然就改变了会议议程。林彪讲话主要内容是称天才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这实际上就是将这个问题作为会议的下一步主题，有意识地将全会引向称天才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讨论。以中央名义印发林彪讲话又在客观上使人认为中央对林彪观点的认可，这对下一步的讨论会起一种导向作用。毛泽东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但还要作进一步的观察。

本来毛泽东和林彪都知道对方在设立国家主席上的意见。林彪竟然在常委内部不进行意见沟通的情况下采用非正常的方式直接在中央全会上抛出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讲话，实际上公开了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当时，由于林彪是打着个人崇拜和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许多中央委员尚被蒙蔽。），并企图借全会迫使毛泽东改变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是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布的“动员令”。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林彪为作这个讲话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鉴于还要作进一步的观察，当时对此并没有表态。

6、陈伯达的主动策应

在林彪讲话后，陈伯达的主动策应表现在两个方面：

（1）擅自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八月二十三日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118]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散会后，陈伯达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将语录打印五份，说要分送常委。但在二十四日晚上，各组发言情况汇总中已经有几个人引用了陈伯达要汪东兴打印的准备常委的语录，汪东兴请示周恩来后，将语录封存。[119]陈伯达编印称天才的语录，想引用革命导师关于天才的论述来为林彪“称天才”寻找理论根据，从语录尚未送给常委，就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引用了这些语录，很显然这是一种密谋策化的行动。

（2）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八月二十四日下午，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赞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讲到这时，陈伯达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120]陈伯达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林彪的讲话，积极支持林彪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他在发言中说的“有人”，显然是指张春桥等人。陈伯达想以自己的发言，有意识地在全会上将斗争的矛头引向张春桥等人，这样他就主动挑起了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竞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出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121]我们看到陈伯达鼓动的发言由于打着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称天才”就是反对毛泽东的旗号，因而蒙蔽了不少人。主要以他的发言而引起的反映华北组情况的简报，带有明显的火药味，在发到全会其它小组后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陈伯达作为政治局常委，是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上的不同意见的，也是知道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限制和反对态度的。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天才”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讲话后，陈伯达迅速做出响应，未经毛泽东同意就编印了“称天才”的语录，准备发给常委；并且在中央全会的小组发言中绘声绘色地宣传讲述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其实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意见），进行鼓惑性发言。这是他对林彪“称天才”和主张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动呼应。陈伯达明明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在关于“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意见不同的情况下，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秘书，却擅自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公然在小组会上鼓吹“天才”和主张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在立场上分明是站在了林彪一边。他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陈伯达说得反对毛泽东的人，恰巧是支持毛泽东的人，以陈伯达的身份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退一步讲，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按党内程序，陈伯达也应该首先报告毛泽东，而不是由自己率先在小组会上发言，在中央全会上直接挑起斗争。因而，陈伯达采取的方式也是不正当的。陈伯达这样做，显然是想通过在全会上的鼓惑性发言，制造舆论，获得支持，来协助林彪迫使毛泽东接受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7、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四面出击”

二十五日上午，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122]吴法宪在西南组和张春桥大吵了起来。[123]吴法宪在发言中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第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内容一样的书面发言稿。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124]

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活动发言将关于设国家主席之争推向高潮。他们通过鼓吹天才论，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它作为一把刀子，来打击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同时又可以掩饰自己设立国家主席，攫取最高权力的行为。他们利用“天才论”来揪人，说有人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想以此获得与会中央委员的支持，既清除政敌，借机为设立国家主席争取舆论支持，又能够使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得以实现，攫取最高决策权。他们几个人在中央全会的小组会议上围绕“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在不同小组同时发言，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出身于四野，掌握着军权，同时呼应林彪的观点，他们的发言自然影响广泛，但这明显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这里我们看到，林彪突然提出要在中央全会上讲话，陈伯达为配合林彪讲话迅速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并到小组会上进行煽动性的发言，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突然在各小组会上同时就同一主题发言，这决不是巧合，而是一次精心策化的行动，是一场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这种一种分裂党的严重事态。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是想打着“天才论”的旗号，以设立国家主席为主要目标，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四处点火，谋求获得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将矛头对准张春桥等文革派人士，进行试探性攻击，以图驾驭全会，达到他们和平方式夺取最高决策权的目的。不过，他们的这种行为确实也取得了初步成效，许多中央委员在不明真象的情况下，作了附和陈伯达、叶群等人的发言。[125]

6、毛泽东的果断反击

（1）毛泽东认识的变化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就设立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问题进行了多次斗争，林彪甚至把自己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他们两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又具体表现在张春桥和陈伯达、吴法宪之间的争论上。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林彪突然提出要讲一点意见，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了“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主张。林彪讲话的方式和内容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这从在林彪讲话期间毛泽东表情上的不耐烦和会后的态度中可以得到证明。当有人建议印发林彪的讲话时，他清楚地知道，以中央名义印发林彪的讲话给大会，会使人们认为林彪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意见，有可能在中央委员会内引起广泛的争论，但由于毛泽东还要对事态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观察，因而也就批准了林彪讲话的印发。当陈伯达私自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并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各组几乎同时发言拥护林彪“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讲话时，通过煽动揪人，打击不同意见者，力图操纵中央全会，这就表明已由一种认识上的分歧演变为行动上和组织上的对立。尽管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这显然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分裂活动。这才是迫使毛泽东采取措施的决定性原因。八月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向毛泽东反映会议进程中的不正常情况，只不过是使毛泽东更为祥细地了解了会议动向，充其量不过是他采取断然措施的一个导火线，而并非决定性原因。

（2）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

按当时党内程序，要采取措施前就要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在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前先要开常委会，各常委要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没有采取直接召开常委会，而是采取单独约见常委谈话的方式来使常委们就这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为什么毛泽东不直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而采取单独约见常委方式呢？这说明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涉及到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位常委，如果直接召开常委会，可能有的常委存在顾虑，难以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好表达真实想法，毛泽东担心难以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也就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不正常的行动。因而他很慎重，首先单独约见常委谈话，摸一摸底，通过和常委单独交换意见，必要时做一些工作，以期在这个问题上在常委中能够顺利取得一致，及时采取行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高明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毛泽东在和其他常委谈话后，在由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闹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要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126]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127]

（3）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鸣金收兵”

在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128]林彪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129]

（4）毛泽东的反击措施

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保护了林彪，从理论中猛批陈伯达，责令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检查。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130]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的重要批示，从理论上严厉批判陈伯达。在这个批语中，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保护的态度。陈伯达的发言分明是由林彪引起的，林彪和毛泽东在“称天才”方面有着明显的分歧，但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两次说“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很显然是给林彪留了余地。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131]

据汪东兴回忆：“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一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132]从汪东兴的回忆看，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是一个明显的小圈子。林彪召集他们开会，显然是敷衍塞责，应负差事。他们这种态度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9、事情并未完结

八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八月二十八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133]在此间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周恩来在严厉批判陈伯达时，林彪还为陈伯辩护、开脱。林彪他们仍然在顽抗，在订攻守同盟，这种态度将会导致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向破裂的方向迅速发展。

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各组组长会议上说：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134]由这段话可看到，毛泽东对陈伯达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原因可能是陈伯达在检查中仍然在掩盖真象，不将他们幕后策化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这种态度也就最终决定了陈伯达自己的政治命运。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话。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泽东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批黄永胜等人—引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你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有点名堂，你清楚不清楚？”汪东兴说：“我不清楚。”毛泽东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汪东兴摇摇头说：“不清楚。”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毛泽东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毛泽东还要汪东兴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135]毛泽东仍在进行调查研究，认为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作为是一次密谋策化的行动。对林彪还是抱有希望，争取他认识错误，转变过来。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毛泽东与吴德、纪登奎等人谈话。据吴德回忆：“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136]

由以上我们所摘引的材料中可以看到，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保护了林彪，但并没有放过这事，而是期待着林彪觉悟。林彪却仍在抵制，这件事没有完结，甚至有激化的可能。

毛泽东过去批评过陈伯达惯于投机，他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和主管的《红旗》杂志社论中鼓吹过“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分析，这次陈伯达配合林彪鼓吹“天才论”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当毛泽东看到陈伯达编印“称天才”的语录和以陈伯达发言整理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得知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和陈伯达一样在各组就林彪讲话中“称天才”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这一问题同时发言，并煽动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要揪人，将矛头对准反对设立国家主席的张春桥等人（而这正是毛泽东的意见）的情况后，这种动态又使毛泽东把林彪未经中央同意突然在中央全会上抛出“称天才”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讲话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是违犯党内的程序，纠集一帮人，打着“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旗号，在中央全会上通过有组织的行动，改变会议议程，以求操纵会议，攫取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这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这已经由一种认识分歧演变为一场分裂活动。

当然，林彪的这种行为也不是突然发生的，毛泽东也一定联想到文革开始后和林彪的一系列分歧。将过去的分歧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林彪突然发表关于“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讲话为突破口，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紧密配合，从他们在全会上的作为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并非一种偶然现象。正是由于以前分歧的不断发展才最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设国家主席而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中央全会上采取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方式，进行宗派活动，改变会议进程，性质极为严重。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导致党的分裂。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反映是敏锐的，采取的措施是果断的，处理问题又是慎重的。

由此我们看到，当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和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后，林彪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林彪在意见没有被毛泽东接受后，又以个人名义向政治局提出设国家主席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再被毛泽东否决后，林彪又指使黄永胜和吴法宪在修改宪法的会议上，重提设立国家主席和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在宪法草案起草过程中和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激烈争论；而后，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抢先发布设立国家主席和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动员令”，然后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小组会上应声而动，积极响应林彪的讲话，妄图希望通过全会形成一边倒的舆论优势，迫使毛泽东接受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这里我们看到，在林彪和毛泽东产生分歧时，林彪不是设法和毛泽东沟通意见，化解矛盾，消除误会，统一认识，而是将他们的分歧直接提到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并在私下鼓动一些人在会上煽风点火，以求使他的建议能够在会议上通过，迫使毛泽东改变主意。国家主席之争标志着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走向公开化，如果说“第一个号令”是林彪在觊觎军队指挥权方面的试探，那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设立国家主席之争就是采用和平的方式攫取最高决策权的行动。毛泽东不仅敏锐地意识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宗派关系，又通过和以前的分歧联系起来综合分析，清醒地意识到九届二中全会出现这种斗争并非偶然，而是以前分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产生了本质性变化，这对他们两人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五、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事件的处理

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他们在中央全会上打着“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旗号进行小组织活动严肃处理的同时，也以极大地耐心期待着他们的觉悟与认识错误，但他们消极应付批陈整风掩盖事实直相的行为，逐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最终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公开了他们的问题。

1、毛泽东采取措施消弱林彪集团势力

鉴于林彪集团近年来在军内势力膨胀，又通过军委办事组掌握着军队，因而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采取措施，消弱林彪集团势力，防患于未然。

（1）              “甩石头”。这是毛泽东为打击林彪集团用的一个比喻。毛泽东曾说：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指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引者注。）。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137]毛泽东是用这些石头来打击林彪集团的。陈伯达是林彪集团的“谋事”，平时以理论家自居，这次鼓吹“天才论”，毛泽东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了天才论，将陈伯达揪了出来，沉重打击了林彪集团的嚣张气焰。一九七0年十一月，毛泽东又批准将《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地、师级，扩大了传达范围。[138]当时，军委办事组整了三十八军，毛泽东为三十八军恢复了名誉，消弱了林彪集团在军队的影响力。毛泽东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中写道：“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于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139]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积极肯定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并且建议北京军区召开会议来肃清陈伯达的影响。毛泽东建议召开的会议，就是后来的华北会议。直到这时毛泽东对林彪仍然采取保护态度，给林彪留足时间，期待着林彪的觉悟。当时军队在执行“三支两军”后，主导了地方的政局，专横跋扈、骄傲自满的思想逐渐滋生，在和地方党委的相处中唯我独尊的意识日益浓厚，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关于国家主席的发言就是一个集中体现。因而毛泽东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又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反骄破满”的报告，对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进行整风，进行自我教育。这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军委办事组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对他们进行批评。毛泽东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在一份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接着毛泽东又批评了军委座谈会和前期的华北会议，批评了他们在批陈问题上的消极态度。[140]毛泽东用甩石头的方式，就是要以此打破批陈会议上一滩死水的局面，通过批陈，打开缺口，将九届二中全会他们在会议期间的小组织活动弄个水落石出。他们处在军委办事组，身居高位，骄气冲天，毛泽东就是要以此灭其锐气，使全党对他们有所警觉。

（2）              “掺沙子”。这是毛泽东对消弱林彪集团所采取措施的另一个比喻。派纪登奎、张才千、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前面我们说过，杨成武被打倒后，形成了主要由四野干部组成的军委办事组，这本来就违反了党的干部政策，是高层人事任命的大忌。鉴于四野干部把持着军委办事组，毛泽东当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对此深有顾虑。因而要改变这个局面，毛泽东就不得不向军委办事组加派人员，消弱林彪集团在军委办事组中的势力。毛泽东首先派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后来发展表明，毛泽东此举是富有远见的。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第一个号令”、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作为显示出他们的宗派作风。这一动向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使他不幸地看到原先的顾虑正在变为现实。同时，又鉴于当时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势单力弱，这时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就采取加派人员，改变实力对比的方式，这就对黄永胜等四野干部构成了制约，从而为最终使军委办事组摆脱林彪集团的控制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南巡期间说：“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141]由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犯了错误，因而召开军委座谈会以批陈为突破口，促使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检查自身，坦白交待，深刻反省，以求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但在批陈问题上他们却犹豫观望，难以深入下去，这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3）              “挖墙角”。就是挖林彪集团的墙角。这是毛泽东采取消弱林彪集团措施的又一比喻。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南巡中谈到北京军区的情况时说：除了他们（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引者注）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引者注）就讲这下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142]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北京军区的不信任。我们前面分析过，林彪打倒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控制了北京军区。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二号简报就产生于有北京军区背景的华北组。同时，文革时陈伯达又在北京军区进行过一些活动，又鉴于北京军区具有拱卫首都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毛泽东建议召开华北会议，就是要通过批陈整风，为改组北京军区作舆论准备。然后，毛泽东果断决定改组北京军区，一月二十四日，作出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前，毛泽东找李德生谈过话。[143]这样就使北京军区摆脱林彪集团的控制，消弱了林彪集团的根基。

九大以前，毛泽东就意识到林彪集团在军队势力的膨胀。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竟然发展到进行小组织活动，公然对抗中央。因而，毛泽东为防止突发性事件的出现，就要采取渐进性的措施，一步一步地消弱林彪集团在军队的势力。毛泽东这时不仅很慎重，同时又留在余地，期待着他们的反省与悔悟。那么，林彪对此又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他只能有两种态度：或者是承认错误，自认失败，甘愿承受组织上的处理；或者是依靠当时力量，铤而走险，发动叛乱。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后一直拒绝检讨，其原因就可能是处于这两种选择的徘徊中，一时尚难以抉择的缘故。

2、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企图掩盖事实真象

本来，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批判陈伯达的同时还有意掩饰他和林彪的分歧，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责令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出检讨，但对林彪则是采取等待的态度。那么，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这件事上又是如何反省和认识的呢？我们先从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反省和认识上进行分析。

（1）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拒绝交待并企图掩盖事实真象。

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四面出击，在小组会上制造事端，犯了错误。毛泽东责令他们认识错误，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但是他们却对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会上消极应付，拒不交待事实真象，企图蒙混过关。这种行为导致他们最终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奠定了以后被处理的条件。

① 检讨书在掩盖事实真相。前文所述，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曾主持检讨会。九届二中全会后，先是吴法宪和叶群交上了检讨书。

我们先来看吴法宪的检讨书。吴法宪在一九七0年九月二十九日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中说：“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犯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伙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信中补充揭发了陈伯达在庐山的一些反党活动，但是吴法宪却回避他们策化的事实真相。吴法宪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他引用论天才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并说：“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看后认为吴法宪的检讨言不由衷，于是在后一句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显然毛泽东并不相信吴法宪在信中的话，而认为他们在以前串通过，而吴法宪在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却对他们如何策化的真相拒不交待。吴法宪的信中讲到，“这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陈伯达”。毛泽东在其中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下面划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向个别同志打过招呼。”批注中的“个别同志”，指林彪。这里毛泽东显然指出了吴法宪是想通过狠批陈伯达的方式来逃避个人责任。吴法宪的信中讲到，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将陈伯达在电话中告诉他的七条思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这里毛泽东显然将李德生和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区分开来，并且指出了他们鼓吹天才是别有用心的，不过说得比较委婉。吴法宪的信中讲到，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向他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泽东在其中的“伟大谦虚”四个字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反潮流，就是进要坚持真理。当时自己那样做，并非什么“伟大谦虚”，而是这样讲的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又是别有用心的。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看到陈伯达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本来在中央委员会已经存在严重斗争的情况下，刻意回避斗争，只能是想借机逃避责任而已。吴法宪通过批判揭发陈伯达来洗刷自己，减轻自己的责任。毛泽东在吴法宪检查上批示：“我愿意看见共他宣讲员的意见。”当然是希望军委办事组其他犯错误的人也要对错误有所反省和认识。

毛泽东在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批阅了叶群的检讨信。叶群的信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这里虽然强调了路线斗争的重要性，但并没有为叶群错误的性质做出判断。叶群在信中讲到黄永胜、吴法宪一九七0年八月中旬给林彪和她打电话，反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情况时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划了杠，与下批注：“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毛泽东批评他们动摇，没有坚定性。叶群的信中写道：“主席讲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在“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下面划了杠，并写下批注：“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毛泽东在这里是一语双关的。毛泽东知道他们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不纯，而是别有用心的。因而就用学马列来回击他们，从而使全党不受他们的影响，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叶群在信中写道：“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在其中的引文和“结果帮了倒忙”一句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是指前文所说的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明显体现了林彪的观点。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报告。毛泽东虽然严厉批评了叶群，但通过“陈伯达路线”这个术语，隐晦地指出了他们之间活动的宗派性质。叶群在信中讲到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晚她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的讨论时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毛泽东在第一句话和“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下面划了杠，写下批注“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如此？”过去为了搞个人崇拜，将马、列束之高阁，现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将马、列抬出来，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他们的机会主义性质。叶群在信中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上了他这个反革命假理论家的当”。毛泽东在文中“不加分析地”和“间接地”几个字下面划了杠，在“间接地”三个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写下批注：“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毛泽东在这里显然是批评叶群推卸责任。叶群在信中写道，“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在“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下面划了杠，并写下批注：“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这里毛泽东批评了叶群不诚实，指出了叶群和陈伯达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委婉点出了他们之间的宗派性质。在叶群信中毛泽东写下批语：“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毛泽东在这里仍然没有涉及林彪，而是指出了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和陈伯达之间的宗派关系，对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毛泽东将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批示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位常委和其他有关人员阅后，存于中央办公厅。[144]

我们看到，吴法宪和叶群在检讨信中讲到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时，老是强调上了陈伯达的当和骗，而对他们因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小组会上引用同样的语录和同时在各小组发言的策划活动讳莫如深，因而他们的检查是避重就轻，掩盖真相，这就使人对他们的诚实和对错误的认识态度产生质疑。既然这样，那么检讨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采取这种顽抗的态度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在毛泽东的一再批评和指责下，黄永胜等人不得不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对庐山会议和“批陈”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分别交出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145]黄永胜等人的检查同样掩盖真相，拒不交待他们一块策划的真实情况，更不涉及林彪。在吴法宪和叶群后来上交的检查里，除拼凑一些事实外，仍然对事情真相拒不交待。毛泽东将他们的检查批送常委传阅后，印发批陈整风会。由于他们的检查均拒不交待事实真相，又共同回避林彪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毛泽东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这个水平，不会再交待出新的东西了，因而毛泽东四月十一日写下批语：“吴法宪、叶群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146]这表明毛泽东对他们悔过自新的希望已逐渐破灭。

② 军委座谈会消极批陈。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和陈伯达一块起哄，他们和陈伯达一样犯了严重错误。在陈伯达被批判的同时，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有义务通过批判陈伯达来说明事实真象，争取宽大处理。毛泽东也是想通过批判陈伯达来揭开盖子，曝露出事情的真面目，根据他们的认识态度，做出适当处理。可是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开了一个多月的批陈会，却没有什么进展，没有通过批陈将他们当时组织策划的真相交待出来。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为什么在批陈问题上消极对待呢？因为他们曾和陈伯达一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起过哄，由于陈伯达已被批判，现在继续对陈伯达进行批判必然要涉及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及处理情况，同时，也涉及到他们因何与陈伯达在各小组同时发言，这个一致性又如何解释？这就迫使他们交待当时的事实真相。正是基于这种利害关系，因而他们在批判陈伯达问题上消极应付，没有什么进展。在批陈问题上的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但没有真正认识错误，而是心存侥幸，希望通过相互包庇，企图蒙混过关。这种态度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九日的批语中写道：“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147]

③ 在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批陈问题上仍然持消极态度，毛泽东对于他们改过自新的希望逐渐化为泡影。如前文所述，当时北京军区是林彪重点经营的地方，鉴于北京军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毛泽东采取召开华北会议来推动北京军区问题的解决。毛泽东点名要求黄永胜、李作鹏和李德生、纪登奎参加华北会议。[148]华北会议从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到第二年（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军区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天津、河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共计四百三十余人。一月九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的一百四十多名高级将领也参加了华北会议。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华北会议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结果。[149]毛泽东对前期的华北会议不满意，因而批评道：“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李雪峰。—引者注）主持时期那样。”[150] 但黄永胜等人并没有联系批陈，深刻剖析自己，讲清事实真相。对于黄永胜等人在批陈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毛泽东批评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个批评是意味深长的。在批陈整风会前夕，三月十九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但林彪对自己的问题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151]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警告。这向他们敲响了警钟，要他们翻然悔悟，悬崖勒马，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警告无动于衷，仍然我行我素，拒不交待事实真相。毛泽东制定的干部政策是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但只要出以公心，对错误有一个正确态度，及时改正错误，仍然可以工作。但黄永胜等人在犯错误后，拒绝交待事实真相，掩盖错误。这其实就是继续顽抗，拒不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像他们这样掌握着军队指挥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这种态度是很危险的，于是在这种态度下毛泽东已对他们不再抱有希望。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批陈整风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地方党政这负责人九十九人到会。这次会议，主要是批评这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批陈不力，也听了他们的检讨。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发言，指出：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152]

④   黄永胜等人随意扣押检查，改变传达范围，掩盖他们九届二中全会进行小组织活动的真相。七月九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听取周恩来和才到总参谋部工作不久的熊向晖关于基辛格访华一事的汇报。正式汇报前，毛泽东先向熊向晖了解总参谋部批陈整风的情况。当他得知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真相，并扣压了中央下发的他们几个人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后，立刻断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学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153]本来，中央已经规定黄永胜等人的检查传达范围，但是黄永胜等人却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将他们的检查予以扣押，缩小传达范围。这不仅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而且还说明他们不但并未认识错误，还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而且有恃无恐。毛泽东说的后台在这里就很明显地是指林彪，也就是他们仗着林彪的支持和庇护才敢这样。因而，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断定他们的检讨是假的。

由以上我们对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对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小组织活动的反省和认识可以看到，他们无论是在检讨还是会议过程中，消极批陈，强调上当受骗，拒绝交待他们策划小组织活动的真相，刻意回避林彪的责任，随意改变检查发送范围，企图掩盖错误。这种行为已经说明，他们不仅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原先的错误，而且为掩饰旧错误，又再犯新错误。这就说明他们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对错误的认识不但没有丝毫进步，而且在维护小集团利益方面已经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这种将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也就隔断了他们的改过自新之路，成为他们以后被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2）林彪拒绝承担责任

我们看到，毛泽东显然意识到林彪对于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小组织活动负有责任，但毛泽东在揪出陈伯达的同时，却对林彪采取保护措施，期待着林彪的觉悟，而林彪却一直拒绝就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活动作自我批评，承但责任。这种拒不认帐的态度，使毛泽东很失望，并引起他的强烈不满，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析。

①   毛泽东意识到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设立国家主席的小组织活动负有责任。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就发生过多次争论。林彪甚至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歧提到政治局会议来讨论。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林彪改变会议程序突然表示要讲点意见。在多数常委不知道其讲话内容的情况下，就“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把与毛泽东相对立的意见在中央全会上抛了出来。从毛泽东当时和事后的反映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而后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闻风而起，四处活动，矛头指向张春桥等人，将“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争论推向高潮，林彪亲下“动员令”，将相发言紧密配合，这明显暴露出林彪与陈伯达、军委办事组成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林彪显然对这一事件不但负有责任，而且还是直接的领导责任，这一事件与以前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关于军队重大人事变动、“揪军内一小撮”、“第一个号号令”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他们之间的宗派关系就更为明显地显露出来，林彪在这一事件中当然承担着领头人的角色。

②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保护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八月二十五日后，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弄清了真相，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从理论上猛烈批判陈伯达。在毛泽东和林彪意见明显分歧的情况下，在这篇文章中却两次说明他和林彪意见的一致。对林彪采取保护措施。这说明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处理是慎重的，同时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对林彪留有余地，期待着他的悔悟。但我们也应看到，毛泽东在九月四日专门与林彪谈话，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始终没有对此表示过要承担责任，作过自我批评。

③毛泽东期待着林彪的觉醒。前文引过毛泽东与汪东兴的谈话也是寄望于林彪认识错误，表个态。九届二中全会后，为推动批陈整风运动的发展，中央召开了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林彪始终既不出席会议，也是谈个人的责任问题。毛泽东将黄永胜等人的检查批转林彪阅，实际上还是想以此推动林彪主动检查。在中央召开批林整风会前夕，周恩来专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彪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154]林彪拒不检查，也不出席会议，这种态度使毛泽东对林彪悔过自新的希望渐渐破灭。林彪这种拒不认错的态度，使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最终难以挽回地逐渐走向破裂。他们之间关系的僵化还表现在一九七一年天安门五一节宴火晚会上。本来林彪迟到了，他上了天安门，既不和毛泽东打招呼，坐了一会儿，便不辞而别，以致于新闻记者竟未拍下林彪的影视资料，最后不得不用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唯一的一张林彪参加晚会的照片定格于电视新闻中解决了这个难题。林彪也并非想不到他这种态度可以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一年七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期间跟林彪有过接触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155]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从一九七0年九月九届二中全会结束，至一九七一年四月批陈整风汇报会，历时七个多月，毛泽东虽然清楚地知道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负有责任，但他给林彪留下时间，希望林彪翻然悔过，主动承认错误，作自我批评。但林彪拒绝承认错误，使毛泽东对林彪作自我批评的希望化为泡影，毛泽东不得不通过南巡在党内公开了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成员的错误。

3、毛泽东南巡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过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迟迟拿出来的检讨书，其实是敷衍了事的。如何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汉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因此，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期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想推动这人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在南巡期间，毛泽东几次谈到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能完。毛泽东没途同各地负责同志多次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156]当时计划在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还要补选常委。[157]在南巡中，毛泽东开明宗义，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158]这“三要三不要”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毛泽东一反过去对林彪的保护态度，向沿途党政军领导人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了严厉批评，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对林彪事件的处理作准备。

（1）      将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定性为路线斗争。毛泽东在南巡中先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然后话锋一转，指出“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159]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性质已经做出了判断，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是党内的路线斗争。我们从过去路线斗争的结局也可以大致推测出林彪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的命运。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保不住了，政治局常委最终也是难以保住的。毛泽东之所以将林彪事件定性为路线斗争，既有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集团采取的小组织活动的原因（因为这种行为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也有此前毛泽东和林彪诸多分歧逐渐累积的结果，又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拒不承认错误的态度有关。当然，在这三个原因中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小组织活动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林彪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称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争论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毛泽东和林彪过去发生的一系列分歧和林彪势力膨胀的必然结果。在林彪拒不认错的情况下，如果对这个事件漠然置之，将会酿成严重的隐患，造成党的分裂，因而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出发，必然要处理林彪事件。毛泽东是坚决维护党的原则的领袖。林彪犯了错误，毛泽东以他采取保护的态度，希望林彪自我反省，认识并改正错误，并为此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林彪却拒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在党内讲了林彪事件的性质。

（2）      毛泽东分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并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是有意掩饰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的，其码在四月份批陈整风会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公开批评林彪，而是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给他觉悟的时间和机会。在八、九月份南巡与地方党政军高级干部的谈话中毛泽东公开了他和林彪的分歧，并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想向他们吹吹风，为既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作准备。

①毛泽东说要亲自抓军队。这明显表明是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不信任。毛泽东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指彭德怀。—引者注）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160]毛泽东在这里点出了林彪在建国后在军队建设方面尽力不多，和罗瑞卿、杨成武之间有矛盾，向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讲自己要亲自抓军队，实际上表明了自己对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的不信任，是要他们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保持警惕。

②毛泽东直接批评林彪。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对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批评林彪，这说明毛泽东不定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毛泽东说：“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161]毛泽东将八月二十三日算为发难的时间，而在这天的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由此可见，毛泽东直接点明了林彪对这次庐山会议的活动负有责任。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162]这里的“有人”，显然是指林彪。公开指出林彪要分裂党，要夺权。我们看到林彪事件的性质已非常严重，也正是性质严重，毛泽东才将林彪定性为路线斗争。毛泽东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163]毛泽东直接批评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本来毛泽东不论是对林彪这个讲话的内容，还是讲话的方式，都是不满意的。但这时公开批评林彪的这个讲话，显示出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应负有的责任。毛泽东说：“我同林彪同志说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164]毛泽东公开批评林彪鼓吹“天才”，揭露林彪鼓吹“天才”别有用心。毛泽东又批评林彪对自己夫人和儿子管教不严，处理不当。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他。……二十几岁的人（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引者注）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165]

③ 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提出批评。在南巡中毛泽东直接点了黄永胜等人的名[166]，毛泽东批评黄永胜：“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167]

④ 毛泽东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的基本判断已经形成，而这种判断也不决定了林彪事件的定性。毛泽东说：“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以外。……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68]我们看到，毛泽东指出了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活动的方式是“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对他们的活动做出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基本判断，指出了他们这种行为是瞒着政治局及其常委的，这就在党内揭露了他们搞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当然是有意识地这样讲的，是为了九届三中全会处理林彪事件所作的准备工作。

（3）毛泽东发出处理林彪事件的信号。鉴于林彪事件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因而毛泽东必然要处理林彪事件。毛泽东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169]对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责任，毛泽东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此责任。”[170]毛泽东在这里直接指出了林彪的责任。既然林彪有责任，当然下一步就是如何作“个人结论”，进行组织处理了。谈到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毛泽东说：“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171]这里毛泽东明确说了对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的处理还没有结束，这件事还要在既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作进一步处理。谈到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意见，毛泽东说：“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172]毛泽东显然是就林彪事件的处理在党内打招呼，争取意见，为九届三中全会由中央处理林彪事件作准备。

（4）毛泽东对林彪事件计划采取“软处理”的方式。毛泽东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173]看来，毛泽东对林彪事件还是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还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林彪还是要给他一个合适的职位。不是后来林彪出走，这种处理方式就要施行了。但毛泽东对于林彪的态度转变的估计是清醒的，毛泽东说：“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174]毛泽东想到林彪可能不思悔改，但他显然是尽力帮助林彪在反省认识错误，挽救林彪。后来，有人在九一三事件后，刻意渲染毛泽东受到了沉重打击，如果不是不知情的话，那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从上面引用的毛泽东的谈话中分明看到他对林彪态度转变的认识是清醒的，反映是敏锐的，在心里上有充分地准备。在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忧虑的并非是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是这个事件的出现对文革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影响。这才是毛泽东当地忧虑的关健所在。

（5）毛泽东开始限制军队权力，扩大地方党委权力，提出军队要谨慎。毛泽东说：“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175]鉴于“三支两军”后，军队主导了地方政局，这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及军委办事组成员能够发难的主要背景。林彪事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军队主导政局的必然结果。以林彪事件的出现为鉴戒，毛泽东开始限制军队干预地方事务，“权归政，兵归营”，消除这类事件出现的基础。毛泽东说：“广州军区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要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176]毛泽东批评军队只搞具体事务（热心于地方权力），忽视自身的军事训练。毛泽东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177]毛泽东要地方党委抓军事工作，这是要求地方党政领导要抓军队领导权，是对军队限制的又一措施。毛泽东说：“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178]毛泽东对军队做出批评，要求军队谨慎，当然也对军队寄于希望。要求军队听党的话，不要受少数人鼓惑控制，毛泽东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179]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既对军队做出了重要批评，又对军队抱有希望。要求军队逐渐退出对地方政局的控制，戒骄戒躁，不断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要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警惕少数人企图篡权的阴谋，保持清醒头脑，避免意外事件出现。

（6）通过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统一思想，收紧指挥权，使党政军高级干部高度警惕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闹分裂的野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毛泽东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大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章，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持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180]

由我们对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党内公开他和林彪之间的分歧，交林彪事件定性为路线斗争，向沿途党政军高级干部吹风，为既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处理林彪事件做准备。毛泽东将林彪事件虽然定性为路线斗争，但仍然属于党内矛盾，甚至表示对林彪还是要保，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仍然在做林彪等人的转化工作。但林彪的一意孤行，最终断绝了这种处理方式，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4、折戟沉沙

毛泽东这次南巡，毛泽东大概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回忆说：“这次随主席外出，我带上了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181]南巡途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了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了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是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182]毛泽东到了杭州，又发现了一些可疑情况。据汪东兴回忆：“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途中，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的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183]我们看到，汪东兴在回忆中虽然没有透露是那些人向毛泽东报告了林彪集团可疑情况的信息，也没有将信息的具体内容予以披露。但这些了解到的情况更进一步了解到毛泽东的警觉和重视，对南巡计划和行车路线不断作出调整，以防意外事件。

林彪也在探听毛泽东的动向。九月五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泽东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九月六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泽东的叮嘱，把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害行动。[184]据调查：九月十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五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九十分钟和一百三十五分钟。同时，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人你毛泽东为“Ｂ—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Ｂ—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泽东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185]

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出发后，打破常规，一路绿灯，直接北上的。专列于九月十二日中午到达丰台站，毛泽东约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要李德生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去南口。[186]十六时五分到达北京站，然后乘车回中南海。汪东兴回来后，给周恩来打电话汇报情况。据汪东兴回忆说：“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187]

 这里让人感到惊异的是毛泽东九月十二日回京，晚上林彪就乘机外逃。林彪得知毛泽东平安抵京后为什么九月十二日晚冲破警卫部队的拦阻，仓皇出逃呢？看来，林彪知道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一直拖着不表态，不检讨他自己有什么责任。他已经拖了一年了，那为什么在九月十二日晚却仓皇出逃呢？我们从逻辑上分析一定又有新的情况出现，才驱使林彪决定出走。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当林彪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后，知道比以前上纲更高了，这应该是他出逃的一个原因。林彪跟随毛泽东多年，熟知毛泽东对党内分裂活动的严厉态度。毛泽东是器重高岗的，但当高岗、饶漱石搞分裂活动时，毛泽东采取果断措施处理了此事。当年林彪也是卷入其中的。因而，林彪从主观上也不会想象不到对他的处理结果。但林彪早就知道了这个密报，为什么他迟迟不走，而是在毛泽东平安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仓皇出逃呢？我们分析应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驱使着林彪不得不走，也就是《571工程纪要》，暗杀毛泽东计划的失败。林彪知道，像这样的行动不会瞒多久，在党内军内关系四通八达的情况下，一旦中央知道了这个行动，他想跑都跑不了。况且这个行动比起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动来，性质严重，手段残忍。单独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动尚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这个暗杀行动使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敌我矛盾了，那真是身败名裂，死有余辜，“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况且毛泽东打破常规，行动迅速，提前返回北京。林彪判断毛泽东一定有了察觉，发现了蛛丝马迹，这更坚定了林彪出走的决心。我们分析这才是九月十二日夜林彪之所以冲破警卫部队的阻拦仓皇出逃的真正原因。

周恩来发现山海关停靠的飞机后，觉出里面不正常，要飞机飞回北京。同时，下令这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四人联合批准才能放飞，但李作鹏却篡改了这个命令，改为四个首长一个批准即可放行。当机场警卫请示飞机强行起飞采取何种措施时，李作鹏不作回答。因而，飞机起飞了。周恩来向飞机呼叫，希望飞回，无论在全国那个机场降落，周恩来都去迎接。当时有人请示是不是派强击机拦截，毛泽东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阴拦，让他飞吧。”[188]

5、最后的机会

九一三事变后，毛泽东给黄永胜等人又一次机会，要他们坦白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结果他们丧失了这次最后的机会。据汪东兴回忆：“林彪叛逃后，关于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周总理让我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当我同周总理到过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拚命烧材料。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189]我们看到，黄永胜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就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诚实交待，深刻剖析自己，向党交心。但他们之间却订立攻守同盟，划定交待范围，遮遮掩掩，没有及时将他们这次行动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反而违犯规定，擅自缩小检查发放范围，妄图掩盖事实真象。既使九一三事变后，他们仍然拒绝最后的挽救，烧毁文件，最终自食其果，被隔离审查。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最终铸就了自己的命运。

我们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的处理是很慎重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保护的态度，只是猛烈批判陈伯达和责令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检查。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林彪留下时间，让其悔悟，主动检讨。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帮助林彪纠正错误，但林彪却始终采取消极应付状态，非但不检讨，承认错误，而且既不同意在批陈整风会上讲话，也不出席会议，没有什么主动的表示。黄永胜等人写的检讨则从不涉及林彪，而是避重主轻，强调个人上当，这种现象值得注意。这不能不使毛泽东产生订立攻守同盟的认识。这种拒不认错的态度表明他们无视党的挽救，无视党的纪律，而且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地干下去。如果这种事再得不到处理，此例一开，党的统一和稳定就会遭到致命性打击，党就面临分裂的危险。因为他们已由一种认识的分歧发展到公开挑战中央权威的有组织的行动，这种状况是决不能允许的。毛泽东对他们的这种态度非常不满，在对他们不再抱有希望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通过南巡向沿途党政军高级干部吹风，在党内对他们点名批评，想通过九届三中全会对林彪事件作为党内矛盾处理。南巡期间毛泽东还准备回去找他们谈谈。这说明毛泽东直到这时也没有放弃挽救林彪的努力。但林彪采取暗杀、武装政变的行动，最终葬送了这种处理方式，酿成九一三事件。于是只有作为反党集团，用敌我矛盾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件了。就是在知道林彪采取的暗杀行动后，毛泽东还说：“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190]

毛泽东也一定考虑过：如果一旦处理了林彪事件，因林彪集团被清除而在政治上产生的空间客观上会为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党政军干部的复出创造条件。而鉴于在文革前期他们对文革的不满情绪会由于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倒而更为怨恨文革，这些干部复出掌权就会为文革的发展埋下隐患。同时，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会对文革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导致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林彪本来是在文革开始后党内高层多位领导人被打倒后或靠边站的情况下成为党内的第二号领导人的。那么，林彪事件的发生会客观上为文革反对派提供借口，成为他们抵毁文革的工具，这会震憾文革的道义基础，成为文革失败的诱因。因而，毛泽东意识到对林彪的处理也关系到文革的发展与筑固。毛泽东当时把林彪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来进行妥善处理，希望对林彪事件的处理不致于对文革产生破坏乃至毁灭性的影响。这是毛泽东在处理林彪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当时的政治态势和维护文革发展的需要来分析，毛泽东也希望林彪主动认识错误，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林彪事件的处理要影响到文革的发展与筑固，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又对林彪事件抓住不放呢？毛泽东联系文革开始以来林彪的一系列作为来分析，林彪势力的扩张已经发展到在中央全会上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这已经具有分裂党的性质。林彪集团已经成为对党和国家统一稳定与文革发展的首要威胁，况且林彪对文革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军队又左右着地方政局，其负面作用日益显现。因而，毛泽东要采取措施首先解决林彪事件为突破口，将权力从军队手中“夺”回来，以恢复到有序发展的轨道。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确是大公无私的，他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感情出发的。

七、  林彪事件的启示与教训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林彪事件，扑朔迷离，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个事件的功利评价渐渐淡去，其事件的真象开始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因而我们才能够以祥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结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历史的角度来俯瞰这个事件，揭示这个事件产生的远因与近因，偶然与必然，以及对文革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对这个事件的解析，以求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教训，作为今后发展的借鉴。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一：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决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文革认识的分歧及毛泽东原则的坚定性和林彪步步进逼的个人势力的扩张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最终使毛泽东力求将林彪事件作为党内矛盾处理的努力付之东流。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可以划分为认识分歧和利益分歧。林彪对文革认识的变化和个人利益的扩张是统一的，文革就是要斗私批修，对文革认识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解除思想武装，为个人利益的扩张打开闸门。同时，个人利益的扩张又会进一步强化对文革认识的淡化。一般说来，认识的分歧在党内生活中是正常的。但鉴于文革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如果这种分歧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得不到解决，它所产生的影响又是深远的。利益分歧是指毛泽东坚持党的利益和林彪的个人利益的膨胀所导致的分歧。林彪在毛泽东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违犯军内指挥程序，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设国家主席为名进行的宗派活动，则说明林彪为个人利益的扩张采取了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态势，党内已经出现分裂的苗头，党内统一和稳定面临严重危险。这种状况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维护党的核心利益，毛泽东就要对林彪的小集团活动做出处理。毛泽东开始时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寄希望林彪主动承认错误，但林彪一直拒绝检讨。毛泽东才不得不在党内点名批评林彪，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处理林彪问题。这时仍想以党内矛盾来处理。但林彪随后采取的行动已经断送了党内矛盾的处理方式。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是慎重的，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领袖的宽阔胸襟，是真心希望他们纠正错误的。林彪长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是毛泽东亲自培养起来的也是平时为毛泽东器重的高级将领，一旦毛泽东发现他所进行的小组织活动后，毛泽东及时果断机智地处理了这个事件，体现了革命领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定立场。林彪事件的失败说明，党内任何人要想搞宗派主义活动，私欲膨胀，攫取党的领导权，是必定要失败的。党的领袖要善于见微知著，一旦发现威胁党的统一的苗头，有人闹分裂，就要及时采取措施，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维护党的统一，保持党的战斗力。要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结合起来。高级干部要不断认真反省自己，严厉解剖自己，不断按照党章的要求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切忌卷入宗派主义的漩涡，发现错误，及时纠正错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头脑深处的私有观念，成为党风好转的典范。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二：林彪事件并不能说明文革的失败，但林彪事件又

确实是导致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有人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革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简单化的、肤浅的认识。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文革的发生确实为林彪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如果从表面上看，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林彪之所以提议军队人事调整，就是因为这些人不听林彪的话，毛泽东对林彪“第一个号令”的果断否定，对林彪集团势力发展的警觉、限制和揭露、处理，林彪最终没有能够指挥军队叛乱，而是落荒而逃，身败名裂。林彪集团并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性，因而出现这种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因为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根基的存在，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焕发出来的对党及领袖毛泽东的政治激情，以及毛泽东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成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定性因素。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是继经济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筑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成果，保证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场革命是一个创举，在发展过程中走一些弯路，出现一些挫折，冒出一些野心家来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规律性现象。这怎么能够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就宣告文革的失败呢？这不过是历史上任何一场大的革命都会出现的曲折、反复的一种表现而已。党能够机智地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也就用雄辩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文革失败标志论。但林彪事件的出现，确实又是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林彪曾是文革的支持者，如果没有林彪事件的出现，林彪一直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以林彪当时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力，在毛泽东之后是足以稳定文革局势的。那么，不但文革的成果会保存下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文革的实践活动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渐完善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政治保证。也正是由于林彪事件的出现，才导致林彪集团退出了政治舞台，这时政坛出现的空间就客观上为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党政干部的复出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他们复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文革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而是因为突然发生的林彪事件使当时出现了失衡，处于稳定的政治需要。而这些高级干部中的多数人正是由于当时对文革的不理解或不满才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在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文革认识的情况下复出掌握国家权力，就成为后来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三：人是不断变化的，一个革命者只有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才能逐渐趋于成熟，成为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林彪是黄埔四期生，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他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也有过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悲观情绪，在不同的时期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卓著的功勋。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对加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的普及与宣传，突出政治，是做出了努力的。一九六六年，林彪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做出了贡献的。但既然林彪有着长期的革命战争经历，又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他后来又因何发展到漠视文革，发展个人势力，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宗派活动呢？根据唯物辩证法，人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变化的。人的意识来源于客观存在，并随着客观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人的意识又反作用于客观存在。我们认为，就是在文革发动阶段，虽然林彪给予文革以坚定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基于对文革性质及必要性的充分认识，还是基于对毛泽东长期革命战争形成的权威而导致的组织上的服从，还是基于支持文革攫取个人权力的需要？这几种情况在当时可能都存在。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出现了林彪攫取最高权力的行为，就主现认定当时林彪就是完全处于攫取个人的目的才支持文革的。我们要看到在文革发动阶段林彪支持文革的复杂动机。在这动机里面，基于对文革性质及必要性的认识和因毛泽东权威而导致的组织上的服从占主导地位，而林彪随着个人地位的变化，势力的扩大，攫取个人权力的野心膨胀发展起来并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宗派活动。这样我们看到由于林彪在党内地位和势力对比的变化而导致林彪对待文革和党的领袖的态度的变化。在林彪身上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个人势力崛起的时候，林彪放弃了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潜存于头脑深处的名利观念趁机发展泛滥开来，成为驱使林彪活动的主导力量，最终将林彪导向毁灭。林彪在文革中，高举语录本，口诵老三篇，但自身的名利思想却是如此之重，这是发人深思的。我们举林彪对毛泽东揣磨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林彪的心迹与他后来的结局在逻辑上的联系了，从世界观上看出他存在的主要问题了。“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这段话是林彪亲笔写在《新华报》的一张散页上，散页贴在一本书中。这本书是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逻辑的发生发展及其法则》。“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林彪亲笔写在一九五0年版《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一九五三年版《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第二十五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多少令人操心的事在折磨一个开小铺子的鞋匠。”林彪在“多少令人操心的事”下面打了一条横杠，旁边又亲笔写了五个字：“取消大区后”。看来，这是在一九五五年取消大军区以后不久写的。高饶事件后，毛泽东感到大军区权力过大，遂决定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军区分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十二个军区，一九五六年又增设福州军区。“你先说了东，人就偏说西，故先听他说才可一致。”林彪亲笔写在一九六一年版《辞海》扉页上。“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亲笔写在一九五八年版《学文化辞典》第十八页“个人崇拜”词条旁。由这几句话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时的虚伪和别有用心了。再联系毛泽东多次批评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确实是发人深醒的。“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林彪亲笔写在战士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毛主席语录》扉页上。[192]通过这几则林彪的读书批注可以从另一个方面透射林彪的心灵。我们要对林彪的思想演变有一个辩证地分析。如果简单地说，林彪是一个两面派、野心家，这种简单化的作法无助于我们认识林彪思想的复杂演变过程，也无助于我们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都要以林彪思想的演变历程为戒，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破私立公，斗私批修，不断地改造自己，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根除思想深处的私有观念，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定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四：极左可以跳到极右，这是左右转化的一个重要规律。左和右是在革命进程中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极左和极右是左派和右派中的激进派。本来他们是尖锐对立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转化。推行极左政策，貌似革命，实则危害革命，其对革命造成的损失破坏又是右派势力难以做到的。从对革命造成的危害程度看，极左和极右没有什么区别。极左政策的推行，打击面广，破坏性大，容易造成对革命的悲观失望，因而不但会滋生右倾情绪，又由于其惯有的思想性格和作风，则会转入极右派。左和右的不同是立场不同，极左和左的不同是方法的差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主现主义宗派主义不同。极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极易导致立场的动摇，从而跳到右的立场上去。文革期间，林彪等人鼓吹个人崇拜，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直致在中央全会上采取小集团活动，最后制定《‘571工程’纪要》，要通过政变来解决问题。鉴于极左和极右的跳动转化，我们对于极左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具体的政策上做好充分准备。既要看到其推行极左政策给革命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又要估计到其向极右转化的可能性。汲取以往教训，反对极左政策，减少其造成的危害，扼制其向极右转化，从思想上做好应对实发性事件的准备。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五：从林彪性格的角度来分析九一三事变的结局，以及革命者应该汲取的沉痛教训。像林彪这样的结局，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汪精卫、张国焘与林彪就很相似。林彪不过是由于在飞行途中由于飞机迫降失败导致起火爆炸，致使逃脱没有成功罢了。汪精卫当年也是一位具有很老资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当年潜入北京刺杀清朝摄政王，也不愧英雄的称号。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过多次斗争，但屡次败于比他资历低许多的蒋介石。这种政治斗争的失败使汪精卫愤愤不平。抗日战争开始后，汪精卫逃离重庆，跑到南京成立了傀儡政府，当了汉奸。张国焘曾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时的十三个代表之一，而后又长期在中央任职。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亡图攫取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他主张南下，反对北上。同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在南下损兵折将，前途无望的情况下，经过中央进行艰难复杂的斗争，最后终于同意北上，到达陕北。在一九三八年春，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延安，最后又拒绝党的多次挽救，当了叛徒。汪精卫和张国焘分别是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又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从他们性格上又都是难以接受这种政治斗争失败的现实，最后双双当了叛徒。林彪同他们在性格上有相似的一面，难以接受政治斗争失败的现实，甚至连检查也不愿做，最后选择了和汪精卫、张国焘同样的道路。从他们出走叛变的行为显示出来的似乎是强捍的背后，则是懦弱、自私、虚荣和贪婪权力。一切革命者都要汲取这个沉痛的教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要出自公心，服从大局，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要充分意识到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要有经受重大挫折和风险的心理准备，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健全、成熟、稳定、坚韧和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坚决清除那种一遇挫折和磨难，就心灰意冷，思想动摇，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更要杜绝那种背叛革命，逃到敌对阵营里面去的想法和心态。而要培养一种忠贞的观念，舍生忘死，从容就义的精神，愈挫愈奋，经受挫折和打击的顽强意志，放眼长远，胸藏四海，处事谦和，从容大度的心态，在这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我们的典范。这两位革命领袖在无数次的党内斗争中，在同志之间的误解、打击中，从不怨天忧人，不恢心丧气，而是仍然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们学习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革命领袖历经忧患忠贞为党的革命豪情，同时又以林彪葬身荒丘的人生结局为鉴戒，使我们能够经受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从思想上筑牢抵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各种腐化奢靡生活的心理防线，从性格上能够忍受风霜雷电的打击和各种苦难的磨炼，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把我们锻炼成一个成熟、稳重、坚强，而又能够经受失败挫折的布尔什维克。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六：从历史汹涌澎湃的大潮的发展历程中看待林彪事件，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必然结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不同时期，这种状况也是屡见不鲜的。第一国际时期，就出现了巴枯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这些分裂派别活动。第二国际时期，也出现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分子，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俄国成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时机，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发展的历史上早期也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的斗争，列宁就是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创立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去世后，苏共在斯大林领导下又开展了反对托络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筑固了十月革命成果，把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奠定了苏联反法西期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斗争频繁，接连不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出现了六次路线斗争。产生了三次“左”倾路线，三次右倾路线，出现了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在总结了六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后，我们党不是被消弱，而是不断的成熟和壮大，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出现了高饶反党集团。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党内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种斗争的激化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直接原因。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林彪事件的出现并不是一人偶然现象，而是革命发展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正象我们不能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分裂活动、叛徒和投机者，也走过弯路，犯过错误，就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文革期间产生了林彪事件，就简单地将文化大革命予以否定。我们要对导致林彪事件的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进行历史的考察，发现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曾经曝露过的缺点和错误，及时加以纠正，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我们既不能因为林彪事件的产生就否定文革，我们要把林彪事件放在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洪流中予以考察，林彪事件不过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林彪事件的产生又会引发我们的反思，从对林彪事件的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找到改进我们工作的措施和方法。那种对林彪事件不作具体深入的历史分析，而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因而是不可取的。

林彪事件的启示和教训之七：由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彰显革命领袖对文革的信心和捍卫党的原则的坚定性。鉴于当时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和影响，毛泽东认识到对林彪事件的处理会对文革的发展和筑固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林彪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更为严重的是林彪采取一种有组织的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严重破坏党的统一，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以前高饶搞分裂活动，毛泽东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出发，予以严厉批评，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叶子龙后来谈到高、饶事件时说：“高饶问题被揭露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193]由高饶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毛泽东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最后高饶之所以被打成反党集团完全是由于他们不思悔改，一意孤行造成的结果。通过前面我们对毛泽东处理林彪事件的分析知道，最后林彪事件的结局也是由于林彪拒绝挽救的结果。毛泽东对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分裂活动，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尽力通过批评教育犯错误的同志，使他们翻然醒悟，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在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捍卫党的原则的立场是坚定的。这不是个人的恩怨问题，而是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原则立场。毛泽东一生没有拿党的原则作过交易，而是毕生都在同党内外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行色色的不良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为此承受着人们的误解，还有别有用心的人的漫骂和调拨，他捍卫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决心始终未变，直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果断处理林彪事件，表现出他对文革为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坚定信心。因为他坚信，他发动文革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者上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保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利益，自己进行文革道义性的基础蕴藏于广大工农群众中，必然会获得他们的支持。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工农大众的支持，这才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文革的发动和筑固不是靠少数人（比如林彪），而是靠广大工农大众参与政治，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诉求才能实现。由此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要他制定的政策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这个党就奠定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强大根基，那么既使出现内部的分裂和外部的攻击和演变，这个党不管经过多少困难和风险，也会最终战胜他们，取得胜利。我们反观今天，不同利益集团纷纷显身于中国政坛，其目的是为了攫取社会发展成果的最大份额。由于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腐败现象，对我们党始终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信念造成重大冲击，严重动摇我党的执政根基。而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腐败是屡反屡犯，且呈蔓延扩大之势，党和国家的不少政策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得到坚定有效的执行。就是因为没有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的直接有力的支持，因而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往往感到回天乏力。而要获得广大工农大众的支持，就必须使广大工农大众能够合理分享发展成果，有效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深思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筑固，党的性质是否变质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们看到在文革中期发生了林彪事件。林彪事件的爆发严重消弱了文革派的实力，造成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客观上加快了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干部的起用步伐，埋下了后来文革失败的历史命运。林彪事件的出现不仅对文革，而且也对党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因而当时解决林彪事件是筑固与保证党和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首要选择。毛泽东以大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发现了林彪问题，认识到林彪事件对文革筑固与党和国家稳定发展的严重威胁，因而抓住不放，力求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分裂的苗头扼杀于萌芽状态，以维护党的统一和稳定。在文革前期，鉴于文革中出现的极左狂热，当时局势有失控的危险，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隔离审查，以扼制当时出现的极左狂潮。文革后期，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等人进行多次批评，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要以大局为重，最后也没有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他们。由此我们看到尽管从思想意识和政治观点方面毛泽东与文革派阵营里面的人士有更多的共识，但毛泽东并没有袒护他们，而是对文革派人士始终坚持批评教育，甚至发现问题从不姑息迁就，而是从党的利益出发，从严处理。同时，毛泽东对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人事变动，同意进行全面夺权，同意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但始终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对二月逆流的干部虽然进行严厉批评，但又对他们采取保护、团结，最后又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九大前夕，解放并启用了一批老干部。林彪事件后，加快了启用老干部的步伐，邓小平被委以重任。随着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展，要进行扭转文革发展的方向时，毛泽东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虽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仍然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确是大公无私的，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并没有利用职权有意袒护那一部分人，也没有利用职权去有意打击那一部分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他处理党内矛盾的基本准则。在文革期间一系列人事变动的根本原因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毛泽东认为文革是他在探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活动，是筑固社会主义制度，消除我们党和国家腐败现象和阴暗面的可靠保证。因而，对待文革的态度是对一个党员和干部是不是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考验。因而，如何对待文革成为他这个时期选拔任用干部的最重要的标准。文革晚期的毛泽东重病缠身，但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毅力不但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而且在病中继续领导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存在着等级制度和差别，和严重的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这构成林彪集团复辟的社会基础。他看到文革成果的筑固遇到了重重障碍，认识到这种风险如果稍微处置不慎，不但文革的成果难以保存，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血雨腥风的局面，因而约束过左行为，安抚右派，寻求中国政局稳定就成为他首选的目标。但是他始终相信通过文化大革命，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筑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正确途径。在这条路上虽然荆榛遍地，充满艰险，既有右派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又有左派的幼稚，缺乏经验和鲁莽，中间可能会出现曲折，甚至一定程度的动荡，但毛泽东始终相信这是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世界与中国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的修正主久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终于酿成恶果，苏共蜕变，失去了领导地位，并最终解散。随着苏共的解散，苏联也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最终导到解体。当时毛泽东在反修防修中的主要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正在日益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演变所证实。文革结束后，我们看到在国内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在经济总量上已经逐渐占据主体地位，并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寻找代理人，影响党和国家的决策，并成为腐败现象出现的重要经济根源，这导致人民政权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文化上，以无私奉献，雷锋精神，“三老四严”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被冲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喧嚣尘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搬用过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我们看到作为人民共和国主人公的广大工农大众，他们与其它阶层的差距日益拉大，事实上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最大受害者，沦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难以获得有效保障，由此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预言似乎正在被今天中国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实。正是基于此，才催生了在中国大地的毛泽东热。这种在中国人民中间重新焕发的毛泽东热从一九八九年后已持续二十多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毛泽东热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准确预言，也不仅仅是毛泽东始终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一边，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而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工农大众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给他们指明解放的道路，提供保护自己根本利益的方法。只有毛泽东才能给他们注入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抛弃狭隘的个人利益，团结起来，显示出排山倒海般的力量，焕发出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毛泽东使广大工农大众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哪里，是谁在危害工农大众的利益。毛泽东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大众的心中，是他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热的产生不是偶然性，不仅仅是中国工农大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回归，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崛起而导致的工农大众的贫困化（相对的）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民族利益的严重威胁，催生了中国的毛泽东热。这是毛泽东热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要从对毛泽东热的剖析中发现我们党决策的失误，并探索纠正这种失误的方法。我们要从对毛泽东热的引导中来通过方针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是我们目前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九十年的光辉历程。九十年的历程凝结着几代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在探索中有血和泪的交织，情和景的交融，经过多少次的动荡、磨难和分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九十年革命斗争的历程中来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揭示我们党生长状大，始终统一和充满战斗力的内在原因，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规律。我们要从建国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中来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将党的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作为今后党的建设的指导，把党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工农大众就要以左派为核心，而左派应该在中国共产党内占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利益的组织保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骋目四望，豪情满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充满信心。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要肩负起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东方文明的复兴来为人类的发展引领一条新路。这是一条历史正义之路。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充满信心。写罢此文，心情激越，思潮翻滚，不禁口占一绝：

七绝

天 望

皓首穷经五百年，

太行论剑气冲天。

而今遥望霜霄月，

却道明朝丽日圆。

二0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60]，第527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62]，第364页至365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105]，[106]，第64页。

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190]，第444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105]，[106]，第64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21]，第380页至381页；[26]，第115页；[27]，第359页；[79]，第71页至73页；[81]，第85页；[83]，第368页；[84]，第376页；[86]，第445页；[87]，第276页至277页；[88]，第274页至276页；[107]，第143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2]，第385页；[3]，第385页至386页；[4]，[5]，[6]，[7]，[9]，第386页；[8]，[10]，[11]，第387页；[12]，第387页至388页；[13]，第388页至389页；[68]，第294页；[69]，第302页；[77]，第247页；[91]，第90页；[92]，第118页；[93]，第174页至175页；[94]，第115页；[95]，[96]，第246页；[138]，第153页；[139]，第161页；[140]，第206页；[144]，第137至148页；[146]，第226页；[147]，第206页；[148]，第188页；[150]，第206页；[157]，第268页；[158]，第242页；[159]，第245页；[161]，第244页；[162]，第244页至245页；[163]，第245页；[164]，第246页；[165]，第249页至250页；[166]，[168]，第244页；[169]，第246页；[170]，第245页；[171]，[172]，第247页；[173]，第245页至246页；[174]，第246页；[176]，[177]，第248页；[178]，第247页；[179]，第247页至248页；[180]，第248页至249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击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14]，第1490页；[15]，第1499页至1500页；[16]，第1500页；[17]，第1505页；[18]，第1506页；[19]，第1493至1494页；[22]，第1498页；[24]，第1502页；[30]，第1498页；[34]，第1545页至1546页；[40]，第1559页；[46]，第1399页至1400页；[49]，第1483页；[50]，第1533页；[51]，第1541页；[52]，第1542至1543页；[53]，[54]，第1514页；[67]，第1608页；[70]，第1676页至1677页；[80]，第1419页；[82]，第1418页；[85]，第1506页；[90]，第1358页至1359页；[98]，第1566页至1567页；[99]，[100]，[102]，第1567页；[104]，第1569页至1570页；[110]，第1571页；[111]，第1572页；[115]，第1597页；[116]，第1573页；[118]，第1573页至1574页；[121]，[122]，第1575页；[126]，[129]，[130]，第1576页；[131]，第1579页；[145]，第1588页至1589页；[151]，第1589页至1590页；[154]，第1590页至1591页；[155]，第1593页；[182]，第1598页。

9、《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三年九月第一版。[39]，第5页。

10、《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一版。[149]，第1986页；[152]，第1992页；[153]，第1993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七年九月第一版。[29]，第172页；[109]，第386页；[125]，第388页；[134]，第39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44]，第301页。

13、《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第一版。[36]，第16页至17页；[37]，第16页；[73]，第14至15页；[74]，第95页；[75]，第121页；[76]，第102页；[78]，第10页；[89]，第18页；[97]，第18页至21页；[101]，[103]，第26页；[108]，第21至22页；[112]，第37页至38页；[114]，第38页；[117]，第39页；[119]，第39页至45页；[120]，第41页至42页；[124]，第43页至45页；[128]，第47页；[132]，第51页至52页；[133]，第48页至49页；[135]，第63页至64页；[137]，第118页；[141]，[142]，第156页；[143]，第75页；[156]，第87页；[160]，第155页至156页；[167]，第173页；[175]，第154页；[181]，第193页；[183]，第184页；[184]，第183页；[185]，第193页；[187]，第197页；[188]，第208页；[189]，第217页。

14、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48]，第672页至673页。

15、《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二版。[55]，第852页至855页。

16、《李德生回忆录》李德生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版。[61]，第390页；[64]，第388页；[65]，第395页；[66]，第400页至401页；[123]，第398页；[127]，第400页；[186]，第415页。

17、《叶子龙回忆录》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0年十月第一版。[193]，第200页至201页。

18、《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吴德口述，访谈、整理：朱元石等。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00四年一月第一版。[113]，第116页；[136]，第124页。

19、十年论战》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41]，第784页。

20、《三中全会以来》（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43]，[59]，第619页。

21、《“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一月第三版。[28]，第235页256页；[56]，第164页；[58]，第165页。   

22、《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录》张云生著。春秋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35]，第214页；[38]，第212页；[42]，第215页；[57]，第218页；[63]，第219页；[72]，第316页至319页。

23、《庐山一1959》彭程、王芳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192]，第143页至144页。

24、《张耀祠回忆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第二章毛泽东在滴水洞的前后行踪。第一节，在杭州，叶群密告罗瑞卿总参长的状。[45]

25、《王力反思录》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00八年一月第二版。[20]，679页至680页；[31]，[47]第683页。

26、《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斗争》林杰著。网，二00八年八月十日。[23]，[25]，[32]，[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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