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慰冰案是“文革”初期重要案件之一，是陆定一案的案中案。事出中宣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她从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以投寄匿名信方式攻击叶群及林彪一家人。但是几部“文革”史对此案的细节均语焉不详。
对于此案侦破的经过，最具体的描述来自《王光美访谈录》中黄峥的说法。
“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
在《王光美访谈录》发表前，很多材料，如荒坪撰写的《我的外公陆定一》也是这样说的，但未说明事情发生时间。而另一些描述此案件的文章则直接从1966年2月彭真招陆定一到他家去，告之以严慰冰匿名信事说起。陆定一当时表示不知此事。从这些文章的描写，似乎公安部是刚刚破此案。黄峥的说法，正验证了这一估计。
这一估计符合常识：案子破了，而且是涉及国家领导人的大案，应赶紧处理才是。
但是，许多网友看到黄峥的说法后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侦破此案要费这么长的时间？要知道，严慰冰并非职业特工，而按照以后所了解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办事不可能十分周密，公安部难道如此无能，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才侦破此案？
严慰冰案何时侦破，是此案以及陆定一案的关键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已有权威人士回答了。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慰冰。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慰冰是无法知道的。”（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这里刘少奇说得明明白白：“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但是许多人视而不见，或者说是转抄错误。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此说。说此案刚刚侦破，如黄峥说，会引起很大疑问。但是如果此案早就侦破了而迟迟不作处理，同样会引起很大疑问。这正是严慰冰案诡异之处。
实际上，余汝信先生已指出黄峥之说不符事实：1966年1月，林彪和叶群根本不在北京，叶群不可能去王府井购物。(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
我见到一件文革出版物上的材料，可以验证刘少奇的说法，而且具体说明此案是1963年夏季侦破的，到1966年6月不到3年，所以刘少奇说两年前并不错。
这份材料是卫生部井冈山联合战斗兵团、北京医院东风革命造反团、北医八一八追穷寇大队编的调查材料《撕开严慰冰案件的黑幕》，载1967年6月14日《八一八战报》。这材料说，早在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就拿严慰冰档案找中宣部核对匿名信字迹，证实匿名信确是严慰冰所为。
那么，为什么当时不处理呢？原因是怀疑严慰冰有精神病。实际上，严慰冰有不正常的行为，陆定一早知道。严慰冰攻击叶群的作为，陆定一也应早知道，当然可能不全知道。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其行为不可能严格保密。1961年，曾请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医生到京给严会诊。1963年事情败露后，陆定一于11月带严慰冰到上海仍请薛邦祺等会诊。此间陆定一向薛邦祺透露了严慰冰攻击叶群的“症状”。此次会诊安排了一系列治疗。至此，严慰冰问题已无秘密可言。
事情的发展到此尚合乎逻辑。严慰冰如真有精神病，由于心理的偏执，其行为或可理解。而陆定一要做的，就是赶紧为她确诊、治疗。
然而不解之处是，当时似乎已确诊严有精神病，并为其治疗。但是并未让其休息或限制她的行动，而是仍在中宣部的工作岗位上照常上班，“参与党内机密”。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公安部尽管已侦破此案，但是他们和陆定一本人并未采取措施阻止她继续“作案”。这使得严慰冰继续投寄匿名信，乐此不疲，而且“越来越猖獗”，在1966年1月投寄了最恶毒的一封直接攻击林彪的信。这难道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如在一些侦破电影里所看到的？
此份材料说，1966年初，陆定一感到事态严重，向彭真求助。彭真于2月4日打电话给卫生部长钱信忠，说严慰冰和陆定一吵架，陆定一没法工作，要他安排陆定一住院。2月18日，根据彭真、陆定一的指示，由卫生部为严慰冰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诊。2月20日，陆定一到彭真家向他汇报会诊情况。此后直到3月初，又安排了两次会诊。后又于4月8日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诊。陆定一在住院期间还两次到中组部长安子文家，商讨严慰冰问题。
3月10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找李富春，李不在，又找康生，送上严慰冰会诊情况报告。康生说，中央常委未委托我管此事，叫去找彭真。11日，彭真打电话叫张子意、许立群去，给他们看严慰冰匿名信照片，指示要安排严慰冰离开中南海。此时中央已决定抛弃陆定一。
这份材料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材料。从其涉及的有关细节看，有一定可信度，虽须有其它材料佐证。但无论如何，我们以前所见的种种有关说法，看来编造的成分很大。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信口胡说或人云亦云，拿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糊弄读者，将历史真相弄得混沌不清。
以上提出的疑问，正是人们不肯相信刘少奇之说的原因。当然我们不能像文革中那样，将它解释成什么“政治阴谋”。我想，此问题自破案后两年多未获得解决，主要原因就是陆定一在中宣部炙手可热的权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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