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东北抗联】东北问题的历史真相

　　东北问题的历史真相

　　乔木 田家英

　　《解放日报》1946年3月18日第4版

　　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的宣传机关，最近连续发表了许多关于东北问题的言论，居然把自己描写成为“救国主义者”，说他们历来就认为“东北的存亡就是中国的存亡”，说他们“过去为了这个地方流了无数的血”，而对于坚持东北抗日战争十四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抗日联军，居然问出“他们是那里来的”，说他们“不容存在”。东北问题的历史从九一八算起到现在还不到十五年，国人就是没有亲历的也大都耳熟能详，反动派居然如此任意颠倒黑白，真是太狂妄了。现在反动派既然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把这段历史简单地回顾一下。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东北不是突然的。民国十七年，即国共分裂的次年，国民党内反动派对日寇出兵山东，在济南造成五月三日的惨杀中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大惨案，就已作了可耻的屈服，在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竟与日本共同发表声明书说：“中日两国政府对于去年五月三日济南所发生事件，双方鉴于全国国民固有之友谊，及两国政府与国民现颇切望增进睦谊，故视此不快之感情，已成过去，以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为此声明。”尤其可耻的是反动派甚至要求日军延期撤退，以便自己进行内战，使日本帝国主义第一次透澈认识了中国反动派所说“民族主义”“救国主义”的真面目。接着反动派又以武力占领中东路向苏联挑衅，并挑动东北军将领入关参与内战，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更加有机可乘。民国二十年七月，吉林万宝山日军驱使朝鲜人强据民田，造成冲突，死伤中国农民多人，随后日人又鼓动朝鲜各地排华，惨杀华侨数以千计。这时东北危机已经严重到极点，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当局所谓“铁血保卫东北”的办法，却是“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就在中国当局“避免冲突”的方针下轻轻占领了沈阳，不上五天，就差不多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全部。这时国民政府当局又告诉东北驻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九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并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说：“现在政府既以此案件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十一月中，政府外交当局更训令施肇基向国联提议设锦州中立区，就是说，他们承认锦州以东的东北三省由日本占领，中国军队一律撤入山海关以内。这样，东北虽然有部分军队违反当局的意志，实行抵抗，也因为政府方面拒绝给予接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马占山通电)，“弹尽援绝”(苏炳文通电)的情况下宣告失败。东北三省，从此便沦陷了十四年之久!

　　反动派对于日本的侵略虽然“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对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却是“绝对抱抵抗主义”的。今天东北是已经收复了，东北的领土主权也已经复归我有了，反动派却非常“勇敢”的威胁和欺骗群众，举行所谓游行示威，高唱所谓“武力收复东北”“打回东北去”的荒谬口号;但是当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并吞，中国的人民与中国的学生完全自觉地举行真正爱国的游行示威，要求真正“武力收复东北”“打回东北去”的时候，反动派是怎样对待的呢?民国廿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学生去南京外交部请愿与卫队发生冲突受伤十余人;十月十日，广州学生检查日货又被军队枪击死伤十余人。十一月以后学生请愿者更众，当时学生爱国的热潮可以从生活周刊的片断记载看到一侧面：“沪上诸同学在车站待车时，受当局多方留难，复经长时间的饥寒困苦，已艰难备尝。十一月二十六日赴国府请愿后，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其悲壮哀痛牺牲义勇的精神，苟尚有几希人性者，对此万余纯洁忠诚大公无私的青年男女，必不能自禁其肃然起敬、油然与其无限的悲感与同情。”然而反动派是否具有这几希人性呢?是请他们坐汽车吃面包吗?是由中央社中央日报加以歌颂吗?否!十二月五日北平学生在南京示威时，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兵欧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一百八十五人，武装押送回平。同月九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绑架和殴打了北大中大学生派往上海的代表。同月十七日，南京宪兵开枪射击死伤示威学生数十人，逮捕示威学生六十一名。十八日拂晓前，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六十一师直属部队二团、宪兵部交通宪兵一团和警厅保安队包围学生住所，宣布戒严，于晨五时将安徽、江苏、上海、北平各地学生分批用运货车押送离京。同日太原学生到国民党省党部请愿，省党部纠察队开枪击伤学生三人，并用木棍击伤学生代表二十余人。……这些就是反动派对付当时真正要求保卫东北领土主权完整的群众爱国运动的手段!不久以后，在二十一年一月，政府当局干脆把官办的抗日运动也禁止了，一二八前夜，上海市政府答覆日本领事的信还说“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业经令行主管局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关于此类之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缔。至于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到了一二八战争在反动派破坏之下失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的时候，反动派更在会议中对日本作了全面取缔抗日的谅解，于是不仅武装抵抗叫做“越轨”，游行示威叫做“越轨”，就是公开主张收复东北，抗日救国，也叫做“越轨”，也就是犯罪，因而就有后来无数的爱国罪犯。一方面对日本的侵略全面不抵抗，一方面对人民的爱国运动全面抵抗，中央日报所谓“誓救中国”的“誓愿”，其内容就是如此!

　　反动派对于自己可耻的不抵抗政策，原来总是辩护说，只有如此才能缓和日本的进攻。但事实如何呢?从淞沪战争被出卖，抗日运动被取缔直至西安事变爆发的五年间，日本的进攻是缓和了吗?恰恰相反，是更积极了!二十二年元旦，日本进攻山海关，二月底又进攻热河，在一个星期内就占领了承德。日军紧接着又向长城各口进攻。当时政府军事当局对于二十九军等部在长城的抵抗仍然不予支持，所以四月五日 ，马相伯、章太炎、沈信卿发表宣言，说政府的政策是“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果然，在日军进占滦东以后的四月七日，醉心于反共内战的国民党当局就公然宣称：“国家的大患不在于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须知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的，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讲，却没有多大关系。……日本占领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同月十日，同一当局又宣称：“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在这种特别“救国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在五月三十一日，政府代表熊斌便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少将签定了一个比鸦片战争以来任何卖国条约更可耻更丑恶更丧权辱国的条约——出卖东北、热河、滦东四百万方里土地的塘沽协定。塘沽协定的内容是：“一、中国军队立即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通州、顺义、香河、宝坻、林亭口、丰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再前进，及不行一切挑拨扰乱之行为;二、日本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方面应加以保护并给以方便;三、日军认为中国军队已撤至第一项协定之线，不再越过该线追击，且自动撤归长城线;四、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任之。”今天口称“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的人们，在这个协定里却公然把东北四省作为日本的“生命线”，公然认定长城为中日国界，而在长城以南的大片土地上中国还不能驻兵，还要保护日军前来“视察”，还要保证“不行一切挑拨扰乱之行为”!反动派为了忠实执行这个出卖东北的“誓愿”，确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采取了“铁血”政策。紧接着塘沽协定的签订，反动派首领何应钦就调集十余万大军予“扰乱”日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最严厉处罚”。在同盟军方振武、吉鸿昌所部突围挺进滦东抗日的时候，何应钦竟派殷同要求日军协力围攻，事后还发表书面谈话说：“关东军电覆充分谅解，因方、吉如揭抗日旗帜，如不限期撤出非武装区域，关东军将予以讨伐”!结果同盟军就在反动派这样“铁血出卖东北”与日本陆空军的共同“讨伐”之下失败了，同盟军中抗日最坚决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就英勇牺牲在卖国贼的屠刀下了!

　　卖国贼们在出卖了东三省，热河和滦东各地以后，不久又要满足日本侵略者新的欲望，于是到了二十三年五月十四日，政府代表殷汝耕、殷同、陶尚铭又与日“满”代表在榆关会议中决定中“满”通车通邮设卡，并决定通车办法要纲十项如下：(一)平沈直达通车一律用南满车头;(二)凡由平至关外一站及由沈至关内一站两路局均不售票;(三)组织平沈通车国际旅行社办理一切;(四)车行次数由技术会决定，车采用对开方式;(五)车头调头用交换方式;(六)客货运价目之算清用对消及找补方法;(七)关内关外各线之客货运一律在起点缴纳运费;(八)车上不得悬挂任何国旗通告及足以引起感情冲动之文字;(九)沿途警卫各自行调度，但必要时得请求路局同意随时调度之;(十)国际旅行社之组织由中日双方调派路员办理，总社设榆关分社设北平、天津、沈阳等地。中“满”通车的意义，不仅在于变相承认了伪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让日本侵略势力得以利用北宁路向平津与华北各省长驱直入。但是在所谓“救国主义”者看来，长驱直入又有多大关系呢?“东北的存亡就是中国的存亡”，但是东北的存亡“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讲却没有多大关系”，“失掉了是与革命无所损失的”，那么，全国的存亡“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讲”又有什么损失可言呢?因此日本的侵略愈深入，中日亲善的空气也就愈浓厚。二十四年二月一日，政府当局发表谈话说，“我国同胞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为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再一次明令“敦睦中日邦交”。这种“堂堂正正”“敦睦邦交”的结果，首先便是塘沽协定扩大于冀察两省的全部。二月二日，秦德纯与日本代表成立协定，规定察东各地中国不得驻兵。五月底，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成立协定，其事实的表现是：(一)中国取消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市国民党党部;(二)中国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及中央军关麟征、黄杰与宪兵第三团等部;(三)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北平天津两市长撤职;(四)撤消北平军分会政训处;(五)停止河北的反日运动。六月七日，国民政府又按日本要求撤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职。同日，上海日本领事与武官以东北爱国志士杜重远所谓《新生》周刊二卷十五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说了一句日本的昭和天皇研究生物学会比做皇帝的成绩好些，向上海市政府和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办该文、编辑以及对该文应负责的一切政府人员，解散上海图书检查委员会，《新生》停刊，国民党国民政府向日本谢罪并切实保障以后不发生同类“不敬”行为等等。国民政府一一照办，并撤上海公安局长职，判决杜重远徒刑一年二月。六月十日 ，国民政府重申“敦睦友邦”，规定“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妨碍邦交罪”。 七月七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又联名发令“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碍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日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二十四年冬华北形势更形危急，十一月廿五日 ，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令撤北平军分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北平学生先后举行爱国示威，被军警冲杀受伤被捕者甚众，全国各地纷起响应，但都遭受残酷的镇压。二十五年六月，日寇又纠合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在察北成立伪蒙古自治军政府，并于八月进攻绥远。经过了九一八以来五年多的不抵抗主义(或者说中央日报所谓的“救国主义”)，中国的形势到这时真是危险极了，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国民政府当局还是坚持着“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的方针。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国民政府又重申睦邻令。十一月廿三日，上海救国会领袖沈均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人被捕，十二月间，东北军联合西北军抱着满腔热血请求停止内战，武力收复东北，受到当局的严厉拒绝，当局并表示“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切望打回东北去，切望武力收复东北的东北军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因此爆发了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调解，西安事变是和平解决了。但是始终仇视爱国军民打回东北去的反动派，却把东北军破坏殆尽，并把张杨两将军一直幽禁到现在!

　　由东北问题引起的西安事变，结束了不抵抗主义而促成了抗战的爆发。虽然如此，就在抗战以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却仍然公开主张以放弃东北为对敌求和的条件。譬如在二十七年十二月出版的国民党内反动派机关刊物《血路》第四十四期中，陶百川(他在很长时间内是中央日报总编辑)就以《日本急于罢战言和》为题写道：“我们以为日本的确有诚意与中国罢战言和，应该立即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即：(一)日本应尽撤‘七七’后占领区域内的陆海空军，而由中国军队回师驻防;(二)日本应尽撤其南北大小的傀儡政权，而由中国政府自由行使其职权。”这里所谓日本急于罢战言和，实际上不过是反动派急于投降妥协的雅号，而他们所准备的投降条件，就正是出卖东北，出卖热河，出卖冀东，承认所谓“满洲国”，承认卢沟桥事变以前冀东、察北一切伪政权，承认卢沟桥事变以前华北的亡国状态。在廿八年一月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当局更负责宣布：“抗战到底，是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这种以割让东北来对敌求和的言论和行动，自然愈加盛及一时，仅仅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嫌价钱太低，才使投降妥协的活动者没有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但是反动派以后就放弃投降活动，决心收复东北了吗?没有!他们所表现的“收复东北”的“决心”只是把自己的头一直缩回到离东北最远的云南贵州，而命令自己在华北前线的几十万军队投降日本，与日本共同进攻坚持打到鸭绿江边、靠东北最近、并有一部已经进入东北的八路军。

　　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等等所鼓吹的所谓“救国主义”，所谓“东北的存亡就是中国的存亡”，所谓“铁血保卫东北”，“武力收回东北”，“为了这个地方流了无数的血”云云，其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的。事实证明，反动派无论在今天长了多少个造谣的舌头，他们对于东北是丧失有大罪，收复无微功，这个历史的判决已是无可争论和无可挽回的了。如果中国只有反动派，那么不但东北永无收复之望，而且全中国也早已沦亡了;但是渺小而丑恶的反动派纵然对自己的爱国的同胞穷凶极恶，究竟不能压制伟大的中国人民战胜日寇收复东北的神圣决心。经过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十四年如一日的决死斗争，加上反日盟邦的援助，东北毕竟是收复了。东北人民是怎样进行反抗日寇的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在东北人民抗日领袖周保中将军最近的谈话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他们说过的一切我们无须在这里加以重复，事实证明，东北的收复除了由于苏联红军的直接援助及同盟国对于日寇之打击以外，在中国方面出力最大的是以下四种人：(一)在东北作武装奋斗十四年之久的东北抗日联军;(二)在东北作地下工作十四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在其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救国会会员和其他爱国人民;(三)在冀热辽边区作武装奋斗八年之久的八路军和民兵;(四)在华北作武装奋斗八年之久的前东北军吕正操、张学诗(注：即张学思)、万毅等部和其他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

　　丧心害理的反动派由于极端的党派偏见，对于东北爱国同胞悲壮的神圣的英雄事业，居然胆敢加以抹煞，卑怯的否认日本投降以前东北有中共所领导的部队存在。反动派在这里不但是失去了普通的为人的道德，而且也失去了普通的为人的理性了。在东北抗日联军以及其他爱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诚然是流了无数的血，抗日联军中的无数永垂不朽的民族英豪，比如杨靖宇、王德泰、童长荣、赵尚志、李延平、夏云阶、李斗文等同志诚然是已经光荣殉国，不能复活过来打歪这些卑怯者无耻的狗嘴了，但是抗日联军的其他重要领袖，比如周保中将军、李兆麟将军、李延禄将军以及抗日联军的几万战士，现在都还屹然的活着啊。抗日联军的伟大事业，不但为广大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所熟知，就是敌人也无法否认。比如在“七七”以前，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仅仅辽宁省一省的抗日联军，在廿三年六月作战七○九次，七月七五九次，八月一五一六次，十二月一七○六次;“七七”以后，虽作战条件大为困难，但据伪第四军管区公报，仅仅伪三江省一省的抗日联军，在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以后一年中仍作战二百二十余次。敌人并且公开承认，在初期义勇军失败以后，在东北继续抗战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于工作的渗透，匪团绝对不可能作为纯粹土匪或政治土匪而继续存在，如若不与共匪合流，则必归顺或潜伏，此外别无他途。”(伪满洲国警察协会印行《满洲国警察小史》六○页)“这一时期内暗中活动的匪团，都是赤色匪团。过去有相当势力的土匪，当时或者和共匪合作，或者归顺投降，在全国范围内可说已无其他土匪，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同上六五页)不但如此，在“七七”以后至日本投降以前，抗日联军的活动甚至国民政府当局也是公开承认的。二十七年底，李延禄将军曾经一度入关谒见蒋委员长请求援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在日本投降以前，官方的书报恰恰没有否认过抗日联军的存在。比如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行的《伪满的真象》一书《革命运动》一章写道：

　　“民国二十三年，杨靖宇、赵尚志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李延禄、周保中所领导的抗日同盟军，都很兴盛发展起来。铁血团等的政治运动，也渐次脱离恐怖主义的色彩，而注意展开群众的斗争。这是东北革命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各抗日部队还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群众运动也还未能统一起来。民国二十四年冬季，李延禄发起各抗日部队统一组织的运动。二十五年的‘一二八’”纪念日，各军代表在黑龙江的汤原，开了一个联席会议，用两条极简单的纲领：(一)对日抗战救国，(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财产，充作抗日经费，把东北所有的抗日武装统一起来，成立了统一的抗日联军。联军开始共编为七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活动区域在辽宁省的安东、长白、庄河、通化、凤城、临江、柳河和吉林省的磐石、蒙江、桦甸等县;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活动区域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一带，日本人称那个区域叫间岛，居民十之六七是朝鲜人，所以第二军有个朝鲜支队：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在北满和吉东一带广大森林和险恶的山脉峰岭地带，形成独立国的形式，他们在那儿耕地和训练士兵，日军已受过失败的教训，不敢侵犯他们;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活动区域是吉林的方正、密山、虎林、饶河、依兰、桦川一带。这地带是李杜将军抗日根据地，民气至为激昂;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他于民国廿三年在吉林省的宁安、额穆等县组织起抗日游击队，结合过去的救国军、抗日山林队、平安队等而组成第五军;第六军军长谢文东，他于民国廿三年在家乡吉林省依兰县领导农民四万余人抗日起义，后和赵尚志李华堂等会合，这次和齐明山(注：应为祁明山，即祁致中)及其它部队一道组织成第六军;第七军军长夏云阶，游击区域是黑龙江的萝北、汤原、通河、抚远等县。他于民国廿六年积劳病死，现由部下师长戴鸿宾代理。在各军的上面，组织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来统一联军的指挥，欢迎李杜将军为总司令，推李华堂为副司令。民国廿六年夏季，又新编成三军即联军第八军，军长陈荣玖，他原是李延禄下面的一个师长，因他的活动区域发展到榆树、双城、阿县、宾河、珠河一带，为指导便宜起见，另编成一军;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原是李杜将军的一个营长，曾在富锦、密田一带游击，和地方的关系很深，第十军军长汪亚岑，活动区域在榆树、舒兰、长春、双阳等县。

　　武装斗争和一般民众运动，也很好的配合了起来。东北各地都有了救国会之类的组织，和联军活动区域邻近的民众，经常为联军作侦探，送给养，和看护伤兵。各地救国会的妇女部，分别代联军作军衣，许多女学生偷着绣‘抗日救国’‘民族战士’等字样在毛巾和旗帜上面，设法送给联军。前年十一月，安东、桓仁间复土爱国运动，因通信不密被日伪破获，桓仁全县各小学教职员全数被捕，首要七十二人被处死刑;不久以后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伪宽甸县长金文彬、安东县商会会长孙荣明等多人都被牵连。这一次的大屠杀，对于东北的革命运动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同时也证明了东北的各级民众是怎样一致在为抗日救国而活动了。民国二十六年夏，在北平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又把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人的抗日救国运动统一了起来。这些东北同胞一方面和东北的革命运动取得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站在全国救亡运动的先头，努力参加抗战，一部分正领导着平津一带的游击队，作‘打回老家去’的工作。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伪害怕东北民众捣乱他们的后方，更加紧了对东北民众的压迫。抚顺和本溪湖两大煤矿的工人，为了反满抗日，据说每天平均有两人遭残杀。今年二月间，日伪在哈尔滨破获一个很大的革命组织，这组织和抗日联军有密切的关系，被捕男女三百余人，后来被枪毙的达一百多名。但是东北民众受着祖国抗战的刺激，都确信失地即可收复，所以也更英勇地展开了他们的斗争。不管日本在东北驻屯十七八万(?)大兵，拥有飞机四百架，坦克一百七八十辆，重炮三四十门，可是抗日联军却由十万人发展到十五万人左右：现在还正在迅速发展，潜滋暗长，已经普遍地分布到东北所有交通线的四周了“。

　　这段记载虽然有许多显然的错误，但领导着东北抗战的究竟是谁，人们却不难从中得到一个公平的结论。又如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重庆扫荡报社论《日寇走向最后挣扎之路》也说：“我东北爱国健儿，遍布于黑水白山之间，只要敌军警备松弛，必然奋起而为有组织的反抗。”但是当这些遍布黑水白山之间的东北爱国健儿，乘敌军因苏联对敌宣战而警备稍驰，奋起而为有组织的反抗时，反动派却怀着可耻的恶意问道：“他们是那里来的?”啊啊，何等颠倒何等悖逆何等忘恩负义的世界啊!当然反动派还不能把世界上的公道话都禁绝。今年二月二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东北通讯就说：“东北抗日联军经过十四年的苦斗，时至今日，他们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但因为他们的领导者与中坚骨干多半是共产党员，一般人和八路军一齐看待。”于是反动派就干脆露出凶恶的本相，叫嚣道：“东北民主联军不容存在。”“共党在东北所建立之非法政权及武装部队，应彻底消灭。”但是，说为东北的收复流血奋斗十四年的军队不容存在，应澈底消灭，这难道不是日本法西斯的“誓愿”吗?日本的法西斯派失败了，中国的法西斯派却企图完成日本法西斯派十四年来所未能完成的“誓愿”。请问中国法西斯派还有一点中华民族的气息，一点中国人的心肝吗?

　　东北和全国的共产党员，东北和全国的爱国人民，为了收复东北是流了无数的血，而且他们的血有一部分还是流在反动派的手中。东北的初期义勇军因反动派断绝接济而失败，以及方振武吉鸿昌所部抗日同盟军因反动派勾结日寇夹攻而失败，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二十二年长城抗战的时候，何应钦奉到了对关内外义勇军“负责整编调遣”的命令，不久转战万里的义勇军邓文、李忠义等部，都遭到了武力强迫解散。在热河抗战中失败的冯占海等部，更被拒绝退入长城线内，以便日军在长城线外予以消灭。这类的痛史是太多了，我们现在不忍去一一计算。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问题是在现在。现在国民党内对于东北问题与对于全国问题一样，是存在着主张和平解决民主解决的人们，也存在着主张继续内战继续独裁的人们。东北人民为了尽速恢复东北的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东北的经济建设，竭诚希望在蒋主席领导下，与一切主张和平民主的人们合作;东北人民不反对国民政府派一部分军队和人员去接收，只要求东北人民参加接收与享受普通的民主权利，毫无疑问东北人民是完全具有这种正当权利的。但少数坚持内战和独裁的反动派，却不惜收集一切日本法西斯残余，“满洲国”的汉奸，关内关外的伪军土匪乃至背叛抗日联军而投降日寇的谢文东、李华堂等民族叛逆，来向东北人民实行所谓“铁血政策”，要东北人民继续流血，而且流更多的血。他们在停战命令规定全国停战，政治协商会议规定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以后，继续在东北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并且制造通辽惨案、张莘夫惨案与通化暴动等一连串恐怖事件，以便东北人民在他们的暴力压迫下继续做日本法西斯、中国法西斯、汉奸、伪军的奴隶。但是反动派估计错了。东北人民不能再过亡国奴的生活，他们要和全国人民一样的做自己的国家的主人，而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一切主张和平民主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拥护东北人民经过十四年悲惨生活而发出的这个最低限度的愿望。反动派如果坚持自己的反动计划，那么他们是必然要失败的，如同过去十四年他们对东北问题一切反动办法之一贯失败一样，而东北爱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必然是要胜利的，如同他们对于日本法西斯的十四年斗争已经得到了胜利一样。

　　这篇文章写完以后，突然看到报载抗日联军领袖李兆麟同志遇害的消息，一时悲愤得说不出话来，反动分子为什么要暗杀李兆麟同志呢?岂不是因为他是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日的一面大旗吗?反动分子以为这样或者可以便于篡改历史，但是反动分子与日本法西斯一同流了东北人民的血，这一笔血债不是更加牢固的写在人民的心中了吗?李兆麟同志永垂不朽!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血史永垂不朽!

　　追记，三月十六日

　附文：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注：文中引用《伪满的真相》中关于汤源会议的记述与事实不符。汤源会议是在杨靖宇、王德泰、魏拯民、周保中均未参加的情况下，由赵尚志召集于1936年1月28日举行的，参加者有赵尚志、李兆麟、李延禄、夏云杰、冯治纲、谢文东、李华堂等。29日，会议又按照赵尚志的建议，组建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赵尚志、李兆麟分别担任总司令和总政主任。这两个机构并未得到上级党组织批准和抗联各部队的承认，实际只负责北满工作，后于同年6月改名为“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这两个机构，另行组建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

　　在杨靖宇治丧工作中，党中央除按照政治局委员规格准备悼词外，还成立了公祭安葬委员会，在杨尚昆、胡乔木、周保中主持下，起草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参加起草的还有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抗联老战士冯仲云、李范五、韩光、伊峻山，原满洲省委书记何成湘、原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杨一辰等。他们都在原稿上作了大量亲笔改定。1957年12月22日，党中央授权周保中最后定稿。《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原文载于《吉林文史资料》第24辑。

　　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由党中央主持起草生平的先烈，全党只有两人，一是瞿秋白，1955年6月18日，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瞿秋白葬礼上宣读了瞿秋白生平报告，另一个就是杨靖宇。

　　杨靖宇同志，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2月26日(注：实际为2月13日)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在做地下工作时，曾化名张贯一。1932年赴东北巡视时，组织上决定改名杨靖宇。1940年2月23日，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光荣殉国。

　　靖宇同志少孤，家境贫寒，七岁入学，成绩甚好，很受同学及师友赞誉。少年时见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深感不平，常在文章中表示愿以人民解放事业为终身职志。

　　1923年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纺染工业学校。时值“五四”运动末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靖宇同志深受影响，爱读中共中央指导下出版的《向导》和《新青年》及其他革命书刊，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1925年6月，在“五卅运动”影响下，参加了反帝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每逢休假，在团组织的指导下，回乡组织农民夜校，任教员，向农民进行革命教育，为后来确山的农民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进驻武汉，靖宇同志接受中共党支部的指示，离校回到确山、信阳等地，组织农民运动，发动京汉铁路沿线工人，不断袭击和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运输。1927年4月5日，确山10万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起义，靖宇同志指挥农民，手持大刀长矛，高举红旗，激战四昼夜，攻占了确山县城，活捉了反动县长，打死反动军警200余名，夺取了武器，装备了自己。这一行动声援了北伐军向河南的进军。

　　1927年5月，靖宇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四一二”叛变和武汉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叛变，中国人民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豫南国民党反动分子，勾结军阀包围确山县城，企图消灭革命的农民武装。靖宇同志率众冲出，深入豫东南广大农村，在刘店发动了秋收起义，并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鄂豫皖别动大队，任大队长。在确山、汝南、信阳、罗山等县开展活动，打击土豪劣绅，没收钱粮，救济贫民，震撼了该地区的反动统治，为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底，靖宇同志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短时间曾离队治疗。1928年1月，伤未痊愈即归队，率领所部和其他的农民起义军在四望山汇合，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任豫南特委书记。同年秋，靖宇同志被党调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在白区工作时期，曾在开封、洛阳两地被敌逮捕三次，但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对反动统治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维护了党在地下革命工作的机密。同年冬，因敌人追捕甚紧，中共中央调他到上海学习。

　　1929年春，中共中央派靖宇同志到“满洲省委”工作，担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化名张贯一。到矿区后，深入工人群众，与工人同甘共苦，亲如兄弟，正如他给省委的报告里说的：“在白区做工人运动，不能于工人之外，必须职业化在工人之中，和工人同寝、同食、同作、同息，才能很好地了解工人的要求，领导工人斗争，组织与教育工人，自己才能得到最好的掩护”。因此，抚顺矿区迅速地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基础，并将运动扩大到本溪、鞍山等地。

　　同年夏末，因叛徒告密，靖宇同志被日本特务机关捕去，日寇办的《奉天日日新闻》9月11日于二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吹牛大叫：“全满赤化的阴谋暴露，中国共产党员被一网打尽”，云云。还刊登了靖宇同志等七人的被捕照片。靖宇同志被捕后，在五六个昼夜的审问期间，不断受到各种酷刑摧残，并有叛徒作证追逼口供，但靖宇同志坚强不屈，对党忠贞，挺起胸膛，咬紧牙关，对地下革命工作活动情况，只字不肯吐露。日寇迫不得已，乃由抚顺日本警察署向东北反动当局引渡，解往沈阳，靖宇同志在“中国法庭”上，慷慨激昂地指斥反动当局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权益，放任日寇横行，丧权辱国。法官张口结舌，无言可对。但因慑于日警察署的淫威，勉强判处一年半徒刑。

　　1931年春，刑满出狱三天，满洲省委代表向靖宇同志传达指示，将派他去哈尔滨工作。但因所住旅馆是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开办的，正在这时遭敌破坏，暴露了靖宇同志的行止，因而又被逮捕入狱。

　　“九一八”事变后，因党组织努力营救，靖宇及其他同志才于同年冬被释出狱。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将靖宇同志派往哈尔滨市任中共道外区委书记，兼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他奔走各地，发动市郊工农群众、革命士兵，组织抗日救国会，动员工农青年和学生、知识分子参加义勇军。

　　1932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成立，靖宇同志任市委第一任书记。他在三十六棚机车车辆厂、道外皮鞋厂、毛线厂，各中学及呼(兰)海(伦)铁路沿线，日夜不停地工作，建立起党的组织和抗日救国会。几次引起日寇特务的追踪，但因他机智沉着，均得脱险。由于靖宇同志的热诚努力，哈市党组织和反日救国群众运动开展很快。同年夏初，他曾代理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规划哈东、南满各地人民武装抗日游击运动，派遣干部到敌伪军中和旧东北自卫军中分别策动抗日。

　　同年秋，靖宇同志代表省委到吉(林)海(龙)铁路沿线巡视并整顿党所创建的磐石、海龙等地的游击队。当时日寇、汉奸、地主与其他各抗日武装部队中的反动头目勾结，在“抗日必先反共”、“反对老高丽共产党、独立军”的恶毒口号下，从事政治分化和民族挑拨，引起该地区内部及抗日武装之间相互冲突。磐石游击队(即工农反日义勇军)外受孤立，内部动荡，情况很危急。这时，靖宇同志走遍伊通、双阳、磐石、桦甸、海龙、金川各地，反复深入检查了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多次召开地方党、反日会、游击队代表会议，正确估计当地情况，批判了当时任磐石中心县委书记全光(注：1941年叛变)在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改组了县委，提出了新任务。同时，采取实际措施，合并整编磐石—海龙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改善了抗日的军民关系;汉、朝民族由隔阂分裂转为团结一致;非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之间的摩擦冲突化为合作互助。

　　1933年初，靖宇同志亲任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采用灵活战术，不断袭击吉海铁路沿线及其以东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屡获胜利。南满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各抗日武装部队的模范和核心力量，并且推动着旧奉天省东边道地带及安沈铁路沿线的抗日游击运动的新高涨，挽回了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影响而崩溃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及东北义勇军等所造成的颓势。在这期间，吉海地区的伪满军队中下级爱国军官和士兵，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宣传，被南满游击队不断胜利所鼓舞，他们同情抗日斗争，或暗中支持，或公开起义，投奔抗日军。伪军宋国荣营长率全营起义，联合抗日部队一举攻占磐石，歼灭日寇守备队，中断吉沈铁路运输，即其一例。1933年5月，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曹国安同志得到靖宇同志的指示，率领伪满军五旅第十四团的迫击炮连在吉海铁路烟囱山起义，打击日寇驻军，破坏日伪军事设施，该部编入南满游击队，增强了人民抗日武装实力。

　　1933年秋，靖宇同志赴哈尔滨参加满洲省委会议，讨论了党中央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抗日武装的政策给东北组织的指示。1933年8月15日，在磐石玻璃河套召开南满游击区党和游击队代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满洲省委指示，并于九一八二周年纪念日宣告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靖宇同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宋铁岩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同志任参谋长，所部分编为两个团，袁德胜、曹国安、朴翰宗、金朴嶙等同志分任团长、团政治委员，另由工农青年和学生编成少年营，基干部队人员达两千人以上，用敌人的新式武器装备了自己。围绕在独立师领导下的各种抗日武装部队不下万余人。从此，人民抗日武装声威大震。广大人民从铁的事实中，揭破国民党反动派“抗日必先剿共”的卖国投降真面目，深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但是，日寇深恐东南满广大地区的侵略统治为新型的人民武装所摧毁，自1935年秋开始，在旧奉天省东边道和吉海铁路沿线地区，集结日伪军达10万人，辅以飞机数十架，举行长时期的“大讨伐”。日伪军所到之处，肆行烧、杀、抢掠、奸淫，用极其横暴的手段，摧残赤手空拳的人民，企图摧毁抗日武装的群众基础。靖宇同志洞察当时的严重形势，寻找出日寇许多弱点，下了粉碎敌人进攻的决心。经过地方党和抗日救国会，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支援反对日寇“大讨伐”、反对“三光政策”的斗争，并作了准备工作，以减少日寇强加给人民的各种损害。同时又选拔人民革命军队，留置一个团及教导营，联合其他抗日武装部队在磐石、海龙、桦甸，对敌兵的集结进行扰乱钳制，使敌人疲于奔命。靖宇同志亲率精锐部队，轻装急驰，越过辉发河封锁线，突然出现于敌后，在辉南、金川、柳河、濛江、兴京(注：今新宾)地区展开游击活动。由于部队学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游击战术，并且纪律严明，所到之处，深受人民爱戴，以人力物力支援抗日军。 从1933年秋到次年春，靖宇同志曾指挥所属部队攻占三源浦、八道江、凉水河子等城镇，不断袭击该地区的伪军据点，缴获敌人新式轻重武器及军需辎重甚多，日寇警务总局惊呼：“满洲事变后，在磐石附近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县委组织了武装游击队，并称为红军，到大同2年(1933年)9月，成为全满之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在磐石首先暴动，同年10月，南下侵入奉天省内之金川、柳河、清原各县”(见《满洲国治安小史》)。靖宇同志所领导的“抗日红军”，从此声威远震，鼓舞着该地区一时趋于消沉的各抗日武装，重新振作起来。靖宇同志曾在1933年12月2日以乃超的名义，亲自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近来司令部为扩大游击区域，广泛联合各抗日军造成全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冲破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伪满洲国政府围剿东边道起见，于阳历10月27日随带八连、九连、政治保安连，由磐石越过辉发河，前赴桦甸、濛江、辉南、金川、柳河、清原一带活动……我军所到之处，处处得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和爱戴，各地群众自动杀猪，送给部队，请求我们的队伍在当地活动”。

　　在靖宇同志指挥下，南下的“抗日红军”于濛江那尔轰南边的陈家趟子，召开了抗日武装领导人的联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0多帮4000余人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共编成八个支队和南满第一、第二两个游击队，其中包括王凤阁、邓铁梅等的东北义勇军及旧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残余部队。一致推选杨靖宇为总指挥。1933年秋、冬，1934年春，粉碎了日寇连续不断的“大讨伐”，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震撼着日寇的生命线——整个南满。

　　1934年春末，敌人在精疲力竭、遭受严重损失之后，被迫放弃“大讨伐”，缩到主要据点和交通干线。此时，靖宇同志所指挥的部队，在辉发河南北地区又有新发展并连成一片。同年夏，满洲省委召杨靖宇同志到哈尔滨，听取赴江西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归来的东北代表何成湘同志对于大会经过的传达及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不久返回南满。8月，于二密河战斗中，消灭了日寇铁板司令;9月(注：实际为11月5日)，在辉南大场院召开中共南满党和青年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靖宇同志代表省委传达并作了关于当前政治军事及党组织的报告。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听到消息的广大抗日军民群众，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拥护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2月5日宣言和坚决抗日救国、收复东北失地的主张，并深以靖宇同志(张贯一)及另一东北工人代表当选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为荣。这次会议决定建立统一地方党组织的中共南满地方临时委员会，靖宇同志任书记;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并于伟大的十月革命17周年正式宣告成立。靖宇同志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朴翰宗同志任参谋长，李红光、曹国安两同志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师师长。军直属有教导团、少年营、保安连;师直属有教导队、保安队。三三制的军制渐臻完整，用胜利的战斗所缴获的枪炮充实了部队的装备。部队中政治教育和文化宣传以及群众工作都有所提高。由于屹立在南满的人民革命军更加壮大，日酋关东军菱刈隆大将不安地叫嚷：“共匪杨靖宇执拗反日，造成皇军心腹大患，南满地区势必成为治安肃正重点”。日寇处心积虑，准备再举进攻。

　　1935年3月，靖宇同志为了争取主动，亲率一师主力部队，横断通化、柳河铁路，开辟清原、新宾、桓仁游击区，以战利俘获的军马，编成骑兵部队，驰骋于南满平原，往返冲杀，使日寇守备军大受创伤。当敌人全卒凑集兵力四出进攻时，则又变乘骑部队为步兵，绕出敌后，转移于鸭绿江右岸辑安、临江、宽甸、桓仁地区，乘敌之虚，击敌之弱。敌军顾此失彼，徒唤奈何。同年夏，由于靖宇同志的正确指挥和部队的苦战，在抚松、濛江间建立起坚固的基地，完成与强有力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西进部队的胜利会师。至此，北起黑水，南越白山，西达“南满铁路”线，构成一条绵延两千多里的抗日游击战线，东北游击战争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同年6月，日寇借口南京蒋介石卖国政府执行“塘沽协定”不力，以军事压力加于平津，引起全国愤慨。中国共产党中央深感民族危机愈趋严重，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坚决实行抗日收复一切失地。中国工农红军发起北上抗日，遵照中央的指示，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抗日部队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先后编入联军者有11个军，靖宇同志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同时领导南满地方党组织。他当时就已预见形势的发展，曾向全军将士申言：“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爱国志士，必须贡献最后一滴血来绊住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长期苦斗下去，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全军官兵和游击区广大群众，深受感动，加强了斗争的决心。同年秋，靖宇同志指导地方党和抗日救国会，在磐石、西安(今辽源)、海龙、辉南、金川、濛江、临江(今浑江)、柳河、通化、桓仁各县筹备召开南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这一计划虽然受到阻碍，未能顺利实现，但南满广大农村，却因此掀起了抵抗各种捐税勒索，拒出差役，反对保甲制等等的广泛斗争;在工矿、交通运输、采伐工人中，以不同形式实行了怠工、罢业、逃避抓劳工;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动反对奴化教育;在伪军中不断发生起义或携械逃跑，参加抗日联军。因此，抗日联军各部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兵员、物资不断获得补充。先后于柳河的黑山嘴子、临江的八道江、金川地回头沟重创了日伪精锐的混成部队邵本良旅，又一次冲破了日酋三木司令及伪满将领李寿山的大军包围，经过大小十数次胜利战斗，遂使日寇于1935年冬、1936年初的“大讨伐”破产。在军事行动这样紧迫的时刻，靖宇同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建立了中共南满省委，整顿和扩建了各地方党组织及抗日救国会。1936年3月，他亲率主力一、三师南下，攻入辑安县境，在三道崴子痛击日寇，缴获大批轻重武器、弹药。乘战胜余威举行了著名的西征，开辟了清原、本溪游击区。于摩天岭一战，消灭日寇金田部队，于梨树甸子一役，打得日伪军邵本良混成旅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最辉煌的战捷为摩天岭大战，当靖宇同志西征部队开始移动时，日寇金田部队约千余名携带大炮七八门，并有飞机掩护，企图阻拦我军。靖宇同志立即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追击，竟日激战，金田及其以下被毙者400余人，其余悉被俘虏，(注：摩天岭战斗实际歼敌140余人)缴获敌全部武器装备，使抗日联军的活动深入沈阳、抚顺近郊。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与此同时，留置吉海线老游击区的二师部队，在磐石、桦甸、海龙、西安、双阳、伊通各县，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抗日联军二军四师六团围绕着长白山麓及江右各县猛烈打击敌人。整个南满地区的敌伪统治被动摇，伪满首都“新京”受震动。杨靖宇同志从来不因军事行动紧张而放松组织的巩固和部队的整顿，不放松深入农村的群众工作。同年6月，在靖宇同志和魏拯民同志领导下，在金川县河里地方，召开了中共东南满省委代表及一、二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了全国抗战日益紧迫的新形势及东北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依照党中央的指示，将第一、二两军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军事素质较好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也参加了第一路军的战斗行列，靖宇同志任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王德泰同志任副总指挥。中共东、南满两个省委组织合并为中共东南满省委，魏拯民同志任省委书记。这时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基干部队人员发展到万人以上，围绕在第一路军统一指挥下的其他抗日武装达到3.5万人左右。至此，南满形成了强有力的抗日武装铁流。各阶层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敌伪统治压迫的尖锐斗争。敌酋三木率关东军基干部队四个师，并从热河方面调动伪军精锐集中于安沈、沈海铁路沿线，于1935年秋到1937年初，进行残酷的“大讨伐”，靖宇同志采取了“敌合我分，敌进我退，以优势兵力，乘敌之虚，各个击破”的灵活作战方略，经四个月的苦战，敌人的进攻行动被粉碎。与此同时，在统一作战指挥下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两次暗渡鸭绿江，深入北朝鲜长津、甲山地区，突然袭击高枕梦卧中的日军守备队，予以重大创伤，因而振奋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使日寇胆战心惊。

　　“七七”事变，全国进入抗战，靖宇同志为了执行党的“全力牵制敌后”的指示，顺应人民加强抗战的要求，亲率精锐三个师，再度西征，力图与迫近热河的八路军打通联系，主力一、三两师沿安沈铁路两侧地区推进，横断沈阳西北地区，先头部队挺进至法库、彰武一带;第二师自连山关、凤城地区向西挺进，拟跨越北宁铁路西进。西征各部在辽河与沈阳地区展开胜利的战斗，奇袭敌人，破坏铁路、桥梁，切断交通运输，拔除日寇据点，歼灭日伪官兵甚多。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总抗战。“抗日红军”威力震撼日寇关东军中枢，日酋动员了南满基地所有兵力，狼奔豕突，四出遏阻。毛泽东同志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杨靖宇同志为“七大”的准备委员会委员之一。

　　但西征部队，由于该年冬季气候反常，三九天下雨，辽河解冻，未能强渡。西征各部在不断激战中稍受挫折，不得已，于1938年1月底回师桓仁、辑安休整，因此，支援华北的计划未能实现。(注：文中记载有误，辽河未封冻是在1936年11月第二次西征时，第三次西征虽经积极筹备，终因程斌叛变而未能举行，文中所属是将已经与率部在辽沈地区积极出击起止日伪军、支援华北战场和积极筹备第三次西征合为一体)这个时期，东北卷入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潮，松花江两岸、牡丹江流域、乌苏里江右岸，除大中城镇及铁路线以外，广大农村几乎全为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所控制。敌伪守备不断遭到攻袭，伪军不断起义，整营整团投向抗日联军。人民抵抗运动到处展开。日寇深恐伪满统治根本动摇，乃由其本土及朝鲜半岛增派大军，日军总数达到50万人，南满及所谓“东北防卫地区”成为斗争的重点。1937年冬至1938年春的日寇“大讨伐”，南满方面日军出动者计有小滨部队、马养部队、天心部队、犬养部队、大原部队、渡边特遣队等，数达2万以上，助战飞机近百架。靖宇同志获悉敌人的疯狂计划后，同魏拯民同志及第二军在辽吉边区活动的各高级干部，迅速商定了对敌的机动作战计划，乘敌行动尚未准备就绪，我各部远距离突袭，以分散兵力。凡是敌人冒进和孤立的部队都受到打击或被歼灭。靖宇同志亲自指挥的部队，在临江地区伏击日伪混合军，将精锐的日伪警备旅全部消灭，伪少将旅长邵本良当场被击成重伤，逃回沈阳南满医院毙命。日寇官兵被歼灭者也在千人以上。这些巨大战果，更激励了南满抗日军民的斗志，日寇“大讨伐”乃告挫败，抗日联军部队战斗力更加增长。

　　1938年上半年，在金川、濛江、辑安、临江、通化间，日军据点及集团部落不断被我攻占;仅回头沟一个战役，即将伪宪兵三团全部消灭。3月13日，靖宇同志率部奇袭老岭隧道，烧毁修筑铁路的器材，使日寇经济掠夺的生命线一时处于瘫痪。日酋惊呼：“通化省境内，由于枭雄杨靖宇匪之跳梁，辑安县境内成为该省之第一癌肿地带，时常发生袭击集团部落、隧道工事或突袭讨伐队的事件……”。

　　游击斗争虽在继续发展，但由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致使日寇得对东北施加压力，企图消除其心腹大患。日寇关东军制定所谓“治安肃正”根本计划，采取法西斯恐怖统治政策，厉行归屯并户，强筑集团部落，用保甲连坐法及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社会的种种手段，管制东北人民的衣、食、住、行，包括婚丧庆吊。凡日寇认为难于控制的地区，就以“三光政策”造成无人区，使数千里地田园庐墓变成一片焦土。军事上广筑连环据点、深沟高垒，加强防守;不计冬夏、不分昼夜，轮番出动大量兵力，步步合围，加强进攻，又因叛徒程斌投敌，暴露了我军内情，失掉大块抗日游击区。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转入残酷斗争的艰苦岁月，南满所受压力较大，困难也较多。

　　为了作长期斗争准备，1938年5月初，在辑安老爷岭召开东、南满党代表与第一路军高级干部第二次会议。靖宇同志作了政治形势和军事任务的报告。根据会议决定，第一路军所属各军及骨干游击队，混合整编，成立第一、二、三方面军。靖宇同志亲任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魏拯民同志任副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会议根据靖宇同志的倡议，东起延吉及镜泊湖地区，西达安沈铁路以南三角地带，划分各方面军的游击作战区域，规定了斗争任务，加强对统一战线各抗日武装部队的领导;在一些游击区成立不脱离生产和半脱离生产的农民自卫武装;向工矿区和城市及伪军中伸展地下活动。会议的决议精神，意味着在全国长期抗战中，东北必须坚持保存实力，巩固斗争地位，打破敌人的全面进攻。会议结束后，靖宇同志亲自指挥攻击辑安土口子日寇守备队，将其全部歼灭，并生俘军事、经济顾问小林、竹内等，接着突袭七道沟铁矿，打乱日寇掠夺矿产资源的步骤;并于6月在老爷岭附近的家什房子沟口，靖宇同志巧设伏兵，将伪靖安军索玉山旅四十二团全部消灭，击毙日本指导官晓月顾问;8月又于长岗庙岭附近，将驰援的伪靖安军索旅步兵三十二团及蒙古骑兵团之一部，包括日寇指挥官大渠教官在内也尽被消灭。敌人在惨败之下，竟出以无耻手段，由伪治安大臣出名，遍贴布告，悬赏万金以取得靖宇同志的头颅。同时派日本政治浪人樱井往来临江、辑安间，散布流言说：日本愿割让“东边道地区”归抗日联军独立管辖，以此妄图诱降。靖宇同志痛加驳斥，并向所属同志说道：“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民族革命的战士，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最后胜利的信心是坚定的，日寇威胁利诱的无耻手段，只可以玩弄那些民族败类”。将士深为感动。

　　1938年秋到1939年，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所受敌人军事压力越来越大，与东北满方向的抗联二、三路军的呼应联络即被隔断，游击区的民间抗日组织和军队根据地又悉被摧毁，斗争环境不断恶化。靖宇同志为了保存作战实力，指挥各部队更加紧的活动，他自己亲临前线，冰天雪地，忍受断指裂肤的痛苦;盛夏酷暑，不顾炎热和暴风雨的侵袭;军粮断绝的时候，杀战马或以树皮草根充饥。因敌情变化，必须使自己的军队迅速集中或分散，这就发生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伏击敌人时，就得长时间屏息蛰伏，远距离奇袭，日夜奔驰数百里。靖宇同志就是这样指挥着部队，同敌人进行斗争。1938年中秋，靖宇同志自辑安北上，日寇在八道江里外岔沟一带，以所谓“铜墙铁壁阵”把他重重包围，靖宇同志指挥所部向两方面突击，冲破缺口，并消灭日伪军两个团，俘虏数百人。留置辑安、通化、桓仁的一方面军部队，在刀尖岭与日寇激战，亦歼灭千余，缴获军需辎重甚多。此时，第二方面军部队，从长白山南再度入北朝鲜，奇袭茂山等地。但是敌人在通化、辑安间，又密集大军，紧紧地包围前进。靖宇同志指挥部队突出重围，移到长白山林区，稍事休整，敌人利用大雪跟踪追迫，靖宇同志指派少数兵力，诱敌深入林区，自己带精锐部队绕到敌后，向桦甸急驰，在柳树河子附近，猛袭伪靖安军，歼其一个旅，余部近两千人仓惶溃逃。1939年初，移辉发河以南地区，再度夜袭七道沟，全歼敌守兵两营。不久，第二次袭击老爷岭日寇，使伪通化讨伐军的主要交通线一时陷入瘫痪，敌人被迫暂时放松了对长白山区和鸭绿江右岸的进攻。但敌主力又向金川、柳河、海龙、桦甸一带转移，寻找靖宇同志的行踪，并以数十架飞机轮流出动，盲目轰炸，企图在辉南、桦甸间进行另一次合围歼击战。靖宇同志挑选了敌人的弱点，自金川突然袭击大场院敌人据点，获胜后，又冲出敌围到达漂河。这一场苦战恶斗，一直延续到1939年末。在红石砬子附近，与魏拯民同志及一路军辽吉边区各高级干部会合，在党的紧急会议上决定，为了避免受到歼灭打击，魏拯民同志率所部东去吉敦地区;二方面军依长白山区，跨中朝国境，进出鸭绿江上游;靖宇同志率直属队及一方面军进出抚松、濛江、金川、辉南、通化，吸引正面敌人，以利我军分兵。

　　1940年1月初，靖宇同志的部队于濛江那尔轰附近集结，拟讨论冬春反“讨伐”大计，不幸的是有叛徒为虎作伥，暴露了靖宇同志的总部行动方向，敌人满山满谷地猖狂追踪，在严寒、深雪和风暴中，张罗布网，日夜搜索。靖宇同志不能不作应急的行动，暂将直属队分散突围，迷乱敌人的耳目。自己率领部队离开濛江西部林区，向东谋求与二方面军政委伊峻山同志的部队会合，于是忍受着极度饥饿和疲乏，抗拒着砭人肌骨的寒风，在敌人重重包围圈中穿梭苦斗，在金川马屁股山遭遇敌人，一场激战之后，靖宇同志所率警卫部队大受损失。

　　1940年2月15日，伴随靖宇同志仅有15名战士，且又相继死伤、失踪、被俘，到2月18日，靖宇同志仅有的两名警卫战士也在大东沟牺牲，至此，靖宇同志只身一人，陷入敌人魔爪中。敌人妄图生擒，但恐伪军不力，尽以日寇合围于濛江东南林区，封锁大小路口，迫靖宇同志于绝境。在万分紧迫时，活动于濛江、抚松间的曹亚范同志，获知靖宇同志险状，便率突击部队自东南秃砬子、牛槽沟向黄花甸子急驰援救，但敌人兵力过厚，曹部也被重重包围，飞机十数架轮流轰炸。靖宇同志虽知有援兵驰至，但也无济于事。经过最后五昼夜的坚持奋斗，奋力东奔，且战且走。2月23日到达濛江西南保安村以南三道崴子地方，由于坏蛋告密，敌人跟踪而至，远者百余步，近者三、五十步，靖宇同志倚树丛、筑雪垒，双手发枪，死力抵抗。迫近之敌被击毙者20余人。敌人步步逼近，且高呼：“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靖宇同志大笑，接着，怒目横眉，挺身越起，高呼：“最后胜利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万岁!”回答敌人的是靖宇同志手中的匣枪射出的子弹。敌人见劝降无效，遂集中火力，靖宇同志因而身中数弹，光荣殉国。时年35岁。日酋残忍横暴，将杨靖宇同志遗体运回濛江县城，解尸剖腹以示众，在肠胃中发现充饥的草根、树皮和棉絮，观者下泪。靖宇同志的头颅被割去，送往伪“新京”，在那里召开“庆功大会”，日酋和伪满走狗遥拜东京，向昭和“献捷”。日寇以为侵略基地从此高枕无忧。但是杨靖宇同志殉国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并未熄灭，北满三肇(注：肇州、肇原、肇东)及克山、讷河、拜泉等10余县，曾被抗日联军袭击或攻占，哈齐、北黑(注：北安、黑河)铁路干线屡被阻断，松花江下游及牡丹江地区的敌伪据点屡受袭取，图佳(注：图们、佳木斯)铁路北段三度被炸断，伪满军仍有起义参加抗联的。在一路军活动的辽吉地区，曹亚范、陈翰章、伊峻山、陶净非等同志的混合部队及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不断袭扰伪京图(注：长春、图们)路和图佳路南段的铁路动脉，毁列车、断交通、阻击日军，使敌屡受创伤。

　　靖宇同志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直到为国捐躯以前，勤学好问，精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党的政策指示和决议，能够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在白色恐怖下的对敌斗争中，特别是在领导抗日联军的活动中，他尊重党的领导，尊重党的组织，遵守纪律，常说党是革命者的生命、灵魂，是革命成功的保证，用以教育同志。他虽然长期做各种不同的领导工作，但从不骄傲;对同志诚恳直率，生活刻苦朴实，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缺点，推进工作。他治军是严肃的，善于和共同工作的同志合作，热爱战士，热爱人民。靖宇同志有良好的革命军事素养，既富有深谋远虑，又灵活机智、大胆勇敢。他亲自指挥战斗时，常常身先士卒，对于靖宇同志的崇高的革命风范，无不敬仰，当他牺牲的噩讯遍传之后，闻者莫不饮泣悲悼，更激起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恶恨。

　　曾几何时，在英勇的苏联军队出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配合反攻下，日寇土崩瓦解了，侵略者屈膝投降了，中国抗日胜利结束。党所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了最后胜利的斗争。靖宇同志所坚持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帜并未降下，而且更光辉灿烂地更高地飘扬在长白山巅、黑龙江畔。最后失败而受历史惩罚的是侵略者日寇及中华民族的叛徒。

　　靖宇同志不愧是伟大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他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宝贵的生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英勇牺牲，虽死犹生。他的革命精神，将永垂不朽!

链接：【纪念东北抗联】穆青：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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