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真云边吉 海南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
1．叛乱掩护下的十四世达赖出逃
蓝天、白云、雪山、草地，使高峻而辽阔的青藏高原显得那样神圣、壮丽。新中国的建立，使得位于高原上的藏民们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逐步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牧场，那份喜悦和快乐，在饱经风霜的、古铜色的脸上显露出来。
可是牧民的解放，却令西藏的一些上层贵族大失所望。他们的财富少了，权力弱了。
帝国主义也并不甘心失败。于是，他们相互勾结，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分离祖国的活动。
1959年的春节刚过，西藏各地仍披着银装，寒风凛冽，藏族同胞沉浸在新年的愉悦之中。在这样喜庆的时刻，一场叛乱正在酝酿着。
3月10日上午8时许，拉萨街头突然一片混乱。
“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些哭喊声，对坚信佛教的藏族人民无疑是莫大的冲击。他们怀着那份忠诚之心，恐惶不安地向罗布林卡涌去。分裂分子妄图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罗布林卡。武装叛乱的帷幕终于揭开了。
这场叛乱是有预谋的。
按照藏族传统习俗，每年藏历12月29日是“破九”，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大会”。1959年“破九跳神大会”时(阳历2月7日)，中央驻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应邀前往布达拉宫。
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安排一下”。
郭锡兰和邓少东应允下来。郭锡兰告诉达赖：“这事很好办，只要你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进行专场演出。”
达赖喇嘛微微一笑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我去看。”
郭锡兰和邓少东把此事通知全体噶伦等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
1959年3月9日，达赖喇嘛决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文工团演出，他通告全体噶伦说：“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
达赖喇嘛这样的安排不同寻常。一般来说，参加如此活动，噶厦的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据阿沛·阿旺晋美的回忆，他当时就有不好的预感。
不出所料，3月10日上午出现了前文提到的那一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利用达赖到军区看文艺演出之机，发动了叛乱。
西藏噶厦的警察代本侈巴·才仁罗吉带着武装警察和“卫教军”荷枪实弹，在市内大街小巷吆喝穿梭，强迫每家至少派一个人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并且宣传各种谣言：“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等。
群众把罗布林卡围得水泄不通，达赖根本不可能去看戏。
与此同时，叛乱分子还袭击了爱国人士帕巴拉·索朗泽措，并将其遗体系于马尾，鞭马拖尸，“示众”达两公里，惨不忍睹。
叛乱分子在市区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你们不滚出去，我们也有力量赶走你们”等口号，张贴“西藏是独立自主政教合一的国家”、“从今天起，我们西藏怎样独立自主，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等标语。
事实上，这场叛乱是有准备的反动叛国行为。但是分裂头子噶伦索康、柳霞、夏苏三人还对中央代表谎称：“噶厦事前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军区看戏，由于达赖喇嘛的近侍机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反对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事态发展到使噶厦无法控制的地步。”
中央驻藏代理代表、军区政委谭冠三严正指出：“今天的事件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要下令保护达赖的安全，严惩凶手，抚恤、慰问死伤者。”
中央代表张经武赴京开会，谭冠三将军代理其职。
索康等不顾中央的决定，于罗布林卡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并且决定“西藏独立了，西藏人民站起来与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他们集结三大寺1400多喇嘛和武装叛乱分子，进入罗布林卡，把达赖置于武装包围之下。一场分裂分子预谋的叛乱终于发生了。
关于1959年的西藏叛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为此发表过专文，揭露事件真相。达赖集团方面也发表文章，歪曲事实。披阅历史资料，揭开叛乱的疑云，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对事件经过描述得比较准确。现摘录如下：
3月9日，(简称3·9，下同)噶厦指示拉萨市民请愿，要求达赖不去军区看戏。9日夜晚，拉萨朗子辖(市政府)墨本(市长)洛卡娃·泽旺仁增根据噶厦的反映，向拉萨市民说：达赖喇嘛要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因此，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向达赖请愿，要求达赖喇嘛不要去军区。
3·9，阿沛·阿旺晋美向工委反映，反动分子阴谋挟持达赖逃走。阿沛·阿旺晋美获悉，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功德林扎萨、帕拉副官长等人正阴谋挟持达赖逃走，其步骤是先向他灌输汉人要灭宗教、杀活佛的谣言，力促他自动设法逃走；如不奏效，则在拉萨搞点暴乱，利用我机关部队自卫的机会，强制达赖逃走。
3·10，西藏地方政府反动集团发动全面叛乱。这天是达赖确定到军区看戏的日子，工委、军区已做好准备。早晨，拉萨市民开始向罗布林卡涌去，11时，商店纷纷关门，群众抢贮饮水，并传出谣言说，“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等。12时左右，爱国进步人士帕巴拉·索朗加措(即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在罗布林卡门外被叛乱分子打死。叛乱分子将帕的尸体绑在马尾巴上，并骑上马，拖尸到市内游行示众。同时，上千人手持小白旗在街上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口号。接着，西藏卸任噶伦、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大门前被叛乱分子用石头打伤，汽车被打坏。
下午3时左右，噶厦的索康、柳霞、夏苏三个噶伦到军区，向谭冠三政委谎称，他们事先不知道达赖要来军区看戏，现在事情的发展使他们无能为力，达赖已肯定不能来军区看戏了。谭冠三政委严厉斥责索康等人，指出今天的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责令噶厦立即制止这一叛乱活动，保护达赖安全，追查事件主谋人，查办杀人凶手，并向工委、军区报告处理结果。
与此同时，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人民会议”，一百多个“代表”参加，会上公开提出“西藏独立”问题，并决定：由索康、雪苦巴、噶章·洛桑仁增等人领导“西藏独立”运动；在自治区筹委会机关工作的藏族官员，从11日起，不许再去办公；抽调哲蚌寺、色拉寺喇嘛各十五名担任罗布林卡警卫；调部分康区叛乱分子进驻罗布林卡担任达赖的警卫。
同日，叛乱分子张贴“独立”布告。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大街上张贴布告，声称“西藏是独立自主政教合一的国家，从今天起，我们西藏怎样独立自主，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
同日，叛乱分子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要求保护。叛乱分子十二名“代表”去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声明西藏历来就是“独立国”，从今天起就正式搞起“独立运动”，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印领事馆公开接见叛乱代表，收下“独立声明”，并答允转告其政府。
同日，谭冠三政委写信给达赖喇嘛。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 (当时中央驻藏代表、工委书记张经武与军区司令员、工委第一副书记张国华均在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后，写信给达赖喇嘛。信是通过内部上层关系送的。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0日
3·11，达赖喇嘛致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一信，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按：这是指谭冠三将军10日致达赖喇嘛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
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您对我有何内部的指示，请通过此人(指阿沛·阿旺晋美)坦率示知。
达赖喇嘛亲笔呈
同日，谭冠三将军致达赖喇嘛信，全文如下：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的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
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1日
同日，拉萨叛乱活动继续发展。白天，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举行“人民会议”。会上决定：凡参加会议的人员均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对十八至六十岁的男性进行登记，凡适合作战的一律参加；三大寺立即组织“先锋队”；在自治区筹委会的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3月11日前登记悔过，凡不前来悔过自首者，必将严处。夜间，噶厦派人分赴工布、彭波、山南、江孜、曲水等地，命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
同日，中央发出《关于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措施》的指示。《指示》指出：你们应切实做好坚守防御的一切措施，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任何反动力量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如果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
当天，总参谋部电示西藏军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3·12，达赖喇嘛写信给谭冠三政委。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按：即3月11日)经阿沛转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时间八点半钟，有少数藏军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鸣了几枪。幸好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关于您来信(按：这是指谭冠三将军11日致达赖喇嘛的信)中提的问题，我现在正打算向下属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嘱托。您对我有何指示的意见，请知心坦率的示知。
达赖 12日呈
同日，中央转发毛主席对西藏叛乱问题的指示。中央转发毛主席11日在武昌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问题的电报中指出：
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同日，叛乱分子召开“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会议在布达拉宫前的印经院召开，除“僧俗官员代表”外，共有八九百武装叛乱分子，以“人民代表”名义参加会议。会上选举噶伦索康、大喇嘛绒郎色、堪仲土登降秋、孜本雪苦巴、孜本凯墨等五人为会议领导人。在会上决定调整达赖警卫的负责人(实为叛乱武装指挥)，拉鲁?策旺多吉为总领头，另有吞巴、喇嘛拉、夏江苏巴、帕拉(达赖的副官长)。
3·13，叛乱武装总部下令全藏各地组织叛乱。设在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总部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名义，向各宗奚谷(县、庄园)下达命令，命令说：“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十八至六十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如果对宗教事业不负责任，贪生惜命者，定将依法惩处”。
当天，拉萨朗子辖(市政府)在市民中对十八岁至六十岁的男子进行登记。噶厦从布达拉宫下面的军械库中取出炮十二门，机枪三十挺，运往罗布林卡装备叛乱分子。
3·14，噶厦召集妇女开会并到印领事馆请愿。噶厦在布达拉宫下面召集三百多名妇女开会，叫嚷“独立”。另有几百名妇女到印度、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请愿，要求支持，保护“西藏独立”。尔后又上街游行，高呼“汉人滚出西藏”、“西藏要独立”等口号。15日，又有三百多名妇女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请愿。
3·15，谭冠三将军致达赖喇嘛信，全文如下：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11日、12日两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些人勾结外国人，进行反动叛国的活动，为时已久。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则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实际上帮助了他们的活动，以致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局面。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您来信中说，对于“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对于您的这种正确态度，我们甚为欢迎。
对于您现在的处境和安全，我们甚为关怀。如果您认为需要脱离现在被叛国分子劫持的危险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话，我们热忱地欢迎您和您的随行人员到军区来住一个短期，我们愿对您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究竟如何措置为好，完全听从您的决定。
另外，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决定于4月17日举行。特此告诉您。
此致
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5日
3·16，达赖喇嘛写信给谭冠三政委：
您15日的来信，方才三点钟收到，您对我的安全甚为关怀，使我甚感愉快，谢谢。
前天藏历2月5日(公历3月14日)我向政府官员等的代表七十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责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以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以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去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见，请经常来信。
达赖 16日呈
3·16—3·17，叛乱武装向拉萨运输站连续射击。聚集在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16日突然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连续开枪射击。运输站处于罗布林卡、药王山、布达拉宫等叛乱武装据点的半圆形包围中，是叛乱集团之间的一个咽喉。17日，聚集在罗布林卡北侧的叛乱武装又向我运输站射击，并向运输站的油库、碉堡发射炮弹30余发。该站经济警察曾惠山擅自以六零炮向敌还击炮弹两发，落在罗布林卡北围墙以北的二百至三百米处。此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外国反动派即以此两次炮弹大做文章，歪曲事实，说这两发炮弹促使达赖逃跑，企图掩盖达赖出逃真相。
3·16—3·17，叛乱集团同印度噶伦堡反动中心秘密联系。叛乱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名义，16日从拉萨通过印度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印度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反动组织“西藏幸福事业会”领导人夏格巴发去密电一封，声称：藏历二月一日(公历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大家宣布，并请于3月18日到刚渡(锡金首府)听电话。
与此同时，噶伦柳霞、堪仲土登降秋等去布达拉宫金库取出大金砖一块，象牌金币五十枚、金螃蟹两只、金钟一个、印度卢比十四万一千二百六十七盾。供叛乱之用。
17日，叛乱集团又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名义，给噶伦堡夏格巴发密电一封：
二月一日(藏历)西藏已经宣布从汉人红色共产党的强权之下起而成立独立国家，请向印度政府、佛教会议、联合国报告，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调查观察，以设法谋求其支持。
3·17，达赖及随员出逃。达赖及其随同人员索康、柳霞、夏苏三个噶伦，达赖经师林仓、副经师赤江，代理基巧堪布噶章，副官长帕拉，达赖的母亲、姐姐，一代本彭措扎西(黄国桢，达赖之姐夫)，二代本扎西白惹，四代本多卡色和随同家属及担任警卫的两百名藏军共六百余人，于17日夜晚10时左右逃离拉萨。
3·18，叛乱分子宣读达赖签署的一份执照。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人民会议”，由新任叛乱武装司令堪穷达热在会上宣读达赖17日签署的给叛乱武装各司令转全体人民的一份执照。执照称：
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目前汉藏团结已处分裂之际，为了设法保全生命，并使佛教、政治不致受损，我本人和负责政治的重要僚属们不得不暂时出走；人民会议的文武官员之间要互相研究商讨，设法求得汉藏之间的关系能够通过和平谈判缓和下来；僧俗人民和各地官员应接受各武装司令共同的指挥。
这天，叛乱分子以“西藏独立国人民扩大会议”名义，在拉萨大街上贴出布告，责令所有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藏族干部、工人和学校的教师、学生等所有领取“汉人薪水”的人，从即日起，不得前去工作。
3·19，工委向中央报告达赖逃走和对当前情况处理意见。工委在报告中说，经过查实，达赖同一批上层反动分子已于17日晚上逃走。但目前留在拉萨的少数反动上层还没有正式公布达赖出走的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继续迷惑我们，在军事上加强准备。
同日，班禅额尔德尼复电工委、军区确保日喀则安全，共同粉碎叛乱。工委曾将拉萨叛乱情况向班禅额尔德尼作了通报，班禅在复电中说：
西藏反动分子最近在拉萨的反动活动的叛国叛人民的严重问题，他们从暗中支持和纵容叛乱分子，到正式公开地进行叛国活动。请工委注意反动分子突然地、全面地武装叛乱。在日喀则，堪厅和分工委、人民解放军一贯是团结的，有密切联系的。我已指示堪厅，现在更应继续和分工委、解放军加强团结，密切合作，做好准备，确保日喀则市区安全，共同粉碎和镇压武装叛乱。
3·20，叛乱武装向中央武装发起全面进攻，我军对拉萨叛乱武装进行反击。凌晨3时45分，叛乱武装在罗布林卡西南拉萨河然巴渡口附近，首先向我军控制该渡口的一个连开枪射击，随即全市叛乱武装向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攻击。叛乱武装数百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接连发起三次冲锋，均被民兵连(八十名职工)打退。盘踞小昭寺的叛乱武装出动一千余人向建筑工程处进攻，并一度攻进院内，被建工处的一个民兵排英勇击退。
叛乱分子并向自治区筹委会外事处、人民医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气象处、贸易公司、邮电局、西藏日报社、新华社西藏分社等十多个单位发起猛烈进攻。
晨5时，谭冠三在军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达赖逃走后，留在拉萨的叛乱武装力量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为了防敌继续向山南转移，我方应立即对叛乱武装进行反击。于是确定使用现有机动兵力，于10日向叛军发起反击。军区随即将上述决定报告中央军委。
9时30分，军委电示：“拉萨打响，达赖逃走，对解决西藏问题不是坏事，目前作战方针应是：尽力设法控制要点，阻止敌人向北向南逃走的通路，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其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
10时，我军在炮火配合下，开始向盘踞在拉萨市区的叛乱武装进行作战，首先攻占叛军重要据点药王山，截断市区叛军外逃通路，卡断罗布林卡与市内的联系。
18时，军委电示，药王山攻下后，如果叛军继续在拉萨市区作战，我方应逐步攻克可能攻克的叛军据点。遵照军委指示，我军又以多路向罗布林卡发起攻击，经过短促激战，迅速攻占叛乱武装的指挥中心。随即，部队转移，对市区进行合围。
同日，中央电示工委暂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中央电示指出：“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
同日，西藏军区发布布告，号召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协助人民解放军讨平叛逆。
3·21，解放军攻克拉萨市区叛乱武装各据点。21日上午，我军对市区叛乱武装进行反击。经过激战，我军攻占了小昭寺、木鹿寺、恩珠·公布扎西住宅等叛军据点。然后，对大昭寺进行顽强抵抗的叛军，进行喊话，政治争取。
同日，军委指示解除西藏各地藏军武装。军委电告西藏军区，西藏噶厦已在拉萨叛乱，所有藏军均应解除武装，勿使一个漏网。
3·22，拉萨市区的叛乱全部平息。22日拂晓，大昭寺叛军投降。接着，布达拉宫的叛军也打出白旗。至此，拉萨市区的叛乱全部平息。
2．酝酿叛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地方政府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但是，达赖喇嘛致毛泽东的电报墨迹未干，以西藏地方政府两个司曹鲁康娃·泽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为首的分裂主义分子，即在拉萨支持一些人以“人民会议”的名义出面，反对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搞“独立”活动。
“人民会议”是西藏分裂分子发动叛乱、对抗中央人民政府工具，它企图为分裂西藏冠以合法的名义。1950年10月的昌都战役，解放西藏的条件业已成熟，西藏地方政府犹豫不决，战和难定。
达赖喇嘛及主要官员12月出走亚东。阿乐群则为抵制解放，以保护达赖为名，建立了私人卫队。1951年7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到达亚东会见达赖喇嘛，促成他同意返回拉萨。事实上，当张经武入藏之前，阿乐群则等70多家商人，向亚东噶厦提出申请，要求率众隆重出迎达赖。亚东噶厦准予他们迎至拉萨远郊，并将他们作为“人民代表”编入迎接达赖喇嘛的仪仗序列。“人民代表”以合法身份出现在迎接达赖喇嘛的队伍之中，一时名声大噪。他们乘机打起反对十七条协议，破坏汉藏团结的分裂旗帜。
1951年底，“人民会议”在德吉林卡开会，立誓请愿，成员有 40至50人。他们宣称：“为了宗教和众生的幸福，而立志不移”，“粉身碎骨在所不计，永不反悔，我们像兄弟一样，生死同当，并向神宣誓，内部的事，不向外泄。”
豪言壮语并不能掩盖这些上层贵族为权力而争斗的目的。
但是，“人民会议”确实蒙骗了许多藏民，它得到司曹鲁康娃·泽旺绕登的支持，1952年3月发起了请愿活动，组织反动武装解放大队，包围中央代表驻地、外事处、银行和阿沛先生的住宅。此时，中央必须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促成达赖喇嘛撤销两司曹之职务，解散“人民会议”。
然而，噶厦暗中包庇鲁康娃等分裂分子，让其潜逃出境，继续从事分裂活动。“人民会议”事件后，鲁康娃借朝佛名义前往印度，以噶伦堡为据点，策划并指挥康藏分裂势力的叛乱活动。
“人民会议”并没有因被取缔而停止非法活动。噶厦中的少数分裂分子仍然暗中支持。1953年，阿乐群则、钦绕旺秋等人聚集在阿乐群则家，密谋再组“西藏人民会议”。
1954年7月，中央政府通知达赖喇嘛赴京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会议。阿乐群则等人为了阻止达赖赴京与会，公开宣布再组“西藏人民会议”，煽动请愿，反对中央的决定。同时，夏格巴等境外的分裂分子在噶伦堡也成立了“西藏国民大会”，里外呼应，一起进行分裂阴谋。
达赖赴内地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后，于1955年6月返回拉萨，阿乐群则又掀起请愿活动。他以迎接达赖为名，呈送了“汇报与请愿书”，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的地位，反对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11月17日，中央政府驻藏代表责成噶厦明令宣布“西藏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并将阿乐群则等分裂首领逮捕，其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195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藏区的封建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喇嘛堪布，深感改革触动其既得利益与统治地位，强烈反对改革。他们以文、武两手抵制中央的改革政策。阿乐群则等人在拉萨以伪“人民会议”名义，搞静坐、请愿，张贴标语，轮番纠缠中央驻藏代表，以和平手段反对改革。
1956年初，分裂分子在外国势力和台湾当局的支持下，在康巴地区举行了大规模叛乱，以武力破坏民主改革。
1956年，印度举行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年纪念大会，特邀达赖出席。境内外的分裂势力又乘机进行滞留达赖于国外的分裂活动。
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从美国赶回印度，与鲁康娃、夏格巴等分裂势力会合，力劝达赖流亡印度，居留于噶伦堡从事“藏独”活动。
夏格巴甚至企图在达赖于1957年1月访问加尔各答时，用汽车劫持达赖到美国领事馆。对此，周恩来总理亲自访印，进行工作，才使尼赫鲁许诺不支持“藏独”势力。周总理还两次与达赖进行长谈，坚定了他回国的立场。
1957年2月初，达赖一行返藏，国内外分裂分子企图利用达赖访印，逼其流亡印度搞“藏独”的阴谋未能得逞。
1957年开始，西藏反动上层在西藏各地秘密拼凑叛乱组织，四处截击汽车，暗杀汉族干部。
1958年下半年，非法的“西藏人民会议”召开会议，全面策划武装叛乱。7月28日，阿乐群则、多吉巴桑等人以藏区(卫藏、康巴、安多)人民的名义，向全世界185个非共产党国家与地区散发了反对“中国侵略西藏”的决议书。境外的分裂势力在美蒋特务的支持下，以噶伦堡为基地，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等反动组织，出版《西藏镜报》，鼓吹“独立”，策划分裂活动。
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层集团的策划、支持下，原“伪人民会议”的骨干又组成了“曲细岗珠”。这是个反动组织，其名即要使西藏及川、滇、甘、青等省藏族聚居的地区独立，即成立“大西藏国”。这一组织成立之后，以向达赖献“金宝座”为名，展开大规模的捐献活动。
1957年底，西藏噶厦大幅度的调整区划、机构及领导人员，委任了一批分裂主义分子担任宗本(县长)、基巧(相当专员)等职务，以强化其统治。
经过一段串联、酝酿活动后，1958年4月20日，由邻省窜入拉萨的近5000名叛乱武装的头目及藏军，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会，结成同盟，将所有武装力量统一于“曲细岗珠”组织之内。他们正式签订了同盟书，各自承担了将来叛乱时所担负的任务。
“曲细岗珠”还得到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空投、陆运武器弹药等物资援助。7月21日，“曲细岗珠”组织的“卫教军”，在拉萨以东仅80余公里的争莫寺伏击了解放军的一辆运输汽车，打响了在西藏噶厦管辖区武装叛乱的第一枪。而后，又在麻江、贡噶、扎朗等地伏击解放军车辆。解放军10人被杀害，伤残20多人。
1959年初，武装叛乱逐步升级，叛乱分子以及“人民会议”的骨干成员，不仅袭击解放军，而且对藏民也劫掠、烧杀，强迫他们反对中央人民政府。
1959年3月10日，拉萨的叛乱事件，终于爆发。
3．逃亡印度
3月10日以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活动继续发展，局势日趋恶化。此时，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开始积极准备出逃，噶伦柳霞等从布达拉宫金库中，取出大量印度卢比及金砖金币，征集骡马、鞍具，并向罗布林卡集结。
3月17日夜，达赖和索康、柳霞等600余人，从罗布林卡附近南渡拉萨河出逃山南，沿途要地都有叛乱武装警戒接应。达赖宣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目前汉藏团结已处于分裂之际；为了设法保全生命并使佛教、政治不致受损，我本人和负责政治的僚属们不得不暂时出走。”
达赖一行逃离拉萨，奔向印度，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
在西藏上层当局，以阿沛噶伦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一直站在中央政府一边，反对叛乱。叛国分裂分子裹胁着达赖奔向了流亡印度之途。
3月29日，叛乱集团逃至山南地区隆子县，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决定以隆子为临时首府，企图以雅鲁藏布江为屏障，以印度为后盾，赢得国际支持，进行长期的叛乱活动，谋取西藏独立。
但是，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了拉萨叛乱，挥师南下，很快击溃山南的“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达赖集团作长期抵抗的企图化为泡影，只得率众于3月31日越过“麦克马洪线”，逃抵印占区。
从此，十四世达赖喇嘛走上了流亡印度的道路。
4月18日，达赖到达印度提斯浦尔，当日即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达赖喇嘛的声明”，其中指出“宗主权是汉人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的”。显然，达赖声明表明，他本人也走上了分裂国家的“藏独”之路。
在初抵印度的一段时间里，叛乱集团聚集在穆索里。4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此会见了达赖喇嘛。
1960年初，达赖在穆索里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组成了流亡噶厦及其下属机构。不久，达赖将流亡大本营迁到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康拉县达兰萨拉镇。
这里一直成为达赖流亡集团的大本营。
1960年9月，流亡集团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告成立“岗钦吉雄”即“大雪国政府”，也就是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同时宣布达赖喇嘛为“国家首脑”。这次大会标志着“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成立。
“流亡政府”成立30多年来，在达赖喇嘛的精神支持和实际主持下，颁布了所谓“宪法”，选举了所谓的“人民会议”和“内阁”，并在国外成立了以达赖喇嘛名义的驻外办事处。它企图借达赖喇嘛的影响，在流亡藏人中甚至在藏区鼓动起分裂的潮流，在国际上则利用时机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闹起“藏独”宣传，谋求某些支持。对于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坚持教育、劝告的原则，有力有理地回击。起初，中央一直保留着达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职，真诚希望他迷途知返。
五年过去了，他不仅没有回来，相反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4午12月17日，国务院第151次会议，做出《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
达赖在一九五九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亡国外的残匪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都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国务院根据西藏地方人民的要求，决定撤销达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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