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约我写篇文章，谈谈我亲身经历的民国时期。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有点大。1949年5月，我的家乡解放前夕，我刚满10周岁。我记得，在十分阴郁的环境中，父亲为我煮了一碗面条，为我过10岁的生日，只有我的堂兄陪着我，而且还把大门关起来。那时候时局不静，深怕外面有什么事。事实上，我不记得10岁以前，我家里替我过过生日。大约10岁是一个大日子，尽管人心惶惶，父亲还是为我过生日。
我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出生的，到1949年5月，我在民国时期生活了10年，正在上小学四年级，我对那时的生活已经有不少记忆了。
我的家乡在汉口西50公里，在江汉平原东北端，张姓聚居，附近六七个村庄，户口过千。我家在张姓中，房小势弱，人丁不旺，在日常生活中常受家族中有势力的人欺凌。我在儿时常听父亲为此叹息，这在我心灵中留下了创伤。
汉口对我是遥远的异乡，神秘不可测。那时小孩不听话，大人用来吓唬小孩的有两件利器，一是老虎，一是汉口来的人贩子。所以我很小时候就对汉口抱有敌意。七八岁的时候，一次看见汉口来了一个人，年轻英俊，一身白纺绸长衫，衣着谈吐果然与乡下人不一样。那时候的城乡对立是很明显的。
我记事的时候家庭贫寒。父亲在他的兄弟姊妹五人中，是老幺，出生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母亲在1946年去世。我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妹妹。父亲租一两亩水田，外加做一点小生意。所谓小生意，是炸油条、蒸发糕，或者煮豆丝(用豆子磨浆制成，类似北方的面条)，主要是应付早市。我哥哥参加了新四军，在家里，父亲带着我和姐姐以及比我还小五岁的妹妹过日子。姐姐和我也帮父亲做点事。这些仅能糊口，生活艰难。
每年春夏之间，江汉一带经常有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我家住的土坯房子，每逢暴雨，屋内都要漏雨，后墙也到了快倒塌的程度。每到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之时，都是我们家惶恐无奈之时，母亲或者姐姐都要把我拉到跟前，口称“龙王善过”、“菩萨善过”，这是向龙王、菩萨求情的意思。可是，龙王、菩萨并未善过，往往回报以倾盆大雨。有时候刮起了狂风，屋顶上的瓦片被掀翻，此情此景，一家人极其无奈。
大革命时期，我的家乡是农民运动活跃的地区之一。父亲闲谈中提到，民国十六年(1927)，母亲正怀着哥哥(张海涛)，还到15里外的马口镇去参加游行，高呼“打倒列强”的口号。
苏维埃运动时期，汉川县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有一位张姓族人是中共党员，做了汉川县长。苏维埃失败，旧政权反水，这位县长出家当了和尚。反水后，父亲也受到过冲击和威胁，这是听父亲说的。旧政权恢复，农民运动活跃的地区受到报复，家乡人被杀的近80人。这是我上高中后听乡政府人士说的。中国出了红军、白军，年迈的二伯父闲谈时说过。
家乡有一个恶霸，大革命失败后横行乡里。他到南乡(横山)许姓抢亲(抢许姓女子为妻)，父亲没有去参加抢亲，后来不断受到这个恶霸的羞辱。父亲不愿意提起这件事，哥哥和姐姐有时候给我说到过，大概那时候我还未出世。
我出生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武汉，我们乡下也来了日本人。但是我对日本人没有印象，比我大两岁的同乡说他记得很清楚。我只记得父亲说过，日本投降时，有一个日本兵被我们乡下人打死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国民党的兵。我亲眼见过抓壮丁，乡丁极为横蛮，抓到人，五花大绑，拉走了。我们乡下有新四军地方部队活动，乡下人称他们为“老四”。有一天早晨起来，看见我家门口不远处有一个人被砍了头，躺在地上，身上盖着芦席。父母告诉我，大概后半夜，天快亮，“老四”来了，街上正住着十来个乡丁，平时为非作歹，“老四”上过当，这回“老四”摸了他们的老窝，一个当头的不肯走，就在我家门前不远处被砍死了。那时候，我父母已经起了床，准备早上的生意，听到外面的声响，一清二楚。他们赶快把灯吹了，大气不敢出一声。
有一次，乡人张印甫带头，缴了前来收税的乡兵的枪。国民党军队开过来，大事张皇，把稻草放到居民屋顶上，准备放火焚烧。家家户户关门闭户，不知道如何渡过这一难关。母亲把我拉到怀里，告诉我不怕不怕。后来听说，大概是乡里有势力的人送了钱，才免去了这场灾祸。
大约1947年，我家乡驻扎了国民党正规部队，美式武装，士兵戴船型帽，绿哔叽军服，腰里挂着手榴弹，很威武。我对这支军队有两个印象，一是在上学路上，他们放出大军犬嗷嗷大叫，吓得我们要绕很远的路去上学;二是有一天早上，一个小军官和几个士兵到我们家里吃油条等“过早”，吃完了起身就走，父亲上去要他们“会账”，那小军官摸着腰里插着的手枪，眼睛一横就出门，父亲哪里敢跟他们要钱。那时我正在场，亲眼目睹。我后来到台湾开会，在会上遇到一个少将，还跟他开玩笑说：“贵军现在纪律如何?还抢老百姓的东西吗?”
1948年，记得我在上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童子军”，也要我参加，规定要穿着正规的童子军军装。我父亲用白土布请裁缝做了一套，用土颜料染色。我穿着这套自制的“军装”到学校上操，被老师叫出来罚站，当众出丑，我深感侮辱，但是没有办法。
1949年之前的几年，地方很不安定。有一伙被老百姓叫做“清乡揪锁盗坛队”的似兵似匪的人(大约由败兵、土匪等组成，带枪的)，经常出入乡里，抄家抢东西。那时候，只要狗一叫，老百姓就知道“盗坛队”来了，大门都不上锁，赶快躲起来。记得有几个晚上，听到狗叫，父亲赶快把我们几个孩子从床上拉起来，躲到菜园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狗叫的声音渐渐远了，才敢回家。
1949年春，正是解放军要进军武汉前夕，武汉没有打过大仗，我们乡下倒是有交火。总的印象，国民党军队来，大家都跑，叫“跑兵荒”;解放军来了，大家都欢迎。记得我还到解放军的战壕里，帮他们挖战壕，他们教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子。有一次真要开战了，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出来“跑反”。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斜背着包袱，随着人流，一步一回头。在长堤上眼见一颗炮弹飞过去，老乡们还在猜测炮弹可能落到哪里。
那几年，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上学的。那时候上小学要写毛笔字，我的毛笔字写得不好，与缺少必要的练习环境有关。我上的这所乡村私立小学，是1946年开办的，办在张氏宗祠里，校长应该是张姓族人，训导主任是襄阳人，至少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青年。那所学校里的老师似乎多少都有点进步思想。现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张厚安在1949年上半年就教过我的课。学校每天早晚要升国旗、降国旗，要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下学要排队唱《读书郎》。上世纪80年代我偶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读书郎》，说是台湾校园歌曲。我听了大为惊讶，这不是我在小学里天天都唱的吗?几十年后，我才知道《读书郎》是我们汉川的革命词曲作家宋扬。还有一首《古怪歌》是讽刺当时的社会现实的，也唱过《山那边呦好地方》。
许多年前，南方一所大学的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赣南农村、农民问题，说据他研究，农民欢迎高利贷。我说你仅凭个别文字资料得出这个结论是很危险的。我父亲说过乡下“打会”的事，说如果不是实在过不去，是绝不会参加“打会”的。至于借钱，利滚利，那是多大的压力呀。
作为孩子，我看到父母那一辈人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他们愁了上顿愁下顿，每天都在为明天的生活操心，很难得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社会动荡、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使他们四五十岁就变成老人了。
最近家里发现了1946年8月我哥哥从汉口写给父母的信(这时候母亲已去世，他不知道)，信里有一段话，我摘抄在这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处在这种社会里是一辈子也是不能翻身的。借一石谷还两石，借一万元缓得几个月就要还两万;今天遭人驱逐，明天遭人打骂，种种的剥削与压迫加在我们家庭的身上，这样子也能够翻身的吗?双亲：辛苦了一生到现在还是没饭吃。这就是个证明。我们故乡的一些穷族人到现在没有一家发了财的，这又是个证明。处在这样人吃人的社会里，你瘦了他要吃你;你肥了他更要吃。他使你一辈子都不能肥。所以处在这种社会里的家庭是没有翻身希望的。所以要想我们这种家庭翻身，就要改革这人吃人的社会不可。”这段话，把父亲偶尔告诉我的生活苦衷文字化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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