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国共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争夺政权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孙子兵法》曾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准则──“知彼知已，百战不殆”。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具备吸引人的神秘性，长期成为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近年来屏幕上还出现了一股“谍战片热”。由于有些编导者受西方文化冲击和商业利润驱使，为追求票房价值胡编乱造，靠“奢华+手枪+美女”吸引眼球，对观众造成不少误导。鉴于时代相隔久远，不少读者已不大了解当年隐蔽斗争的情况，笔者有必要阐述一下革命战争年代的地下工作的原则，还原当年国共秘密战线斗争的真相。
“谍战”一词系商业炒作，中共地下工作的主要任务并非搞情报
近些年来一些广告式语言谈及过去国共隐蔽战线较量时，经常用“谍战”一词，此说并不合乎中国共产党当年隐蔽工作用语。“间谍”一词带有贬义，共产党人一般只把对手派来刺探情报的人称为间谍，不能将此词冠在自己的隐蔽工作人员头上。当年苏联将派出的情报人员称为“苏联侦察员”或“红军侦察员”，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称为秘密战、秘密工作。
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多数在搞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例如在解放战争中，中国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发动起国统区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对这些看似平凡却意义重大的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表现。影视作品进入市场商业化阶段后，一些创对这些缺乏刺激性的历史事实却大多没有兴趣，结果出现了“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的创作误区。许多观众谈到革命战争的地下工作，认为“就是搞情报”，这完全是主次颠倒的认识错误。
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1905年成立起，主要从事地下活动，以暗杀、联络会党等方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搞情报同样不是主要任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1927年在南京再建并获得全国主导地位后，国民党的秘密工作转为以特务工作为主。蒋介石为了维持独裁统治，首先以黄埔系军队作为支柱，其次网罗了一批党棍，再则利用特务监视和铲除异己。国民党政权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众基础，其特务工作注重于监视和打探情报，也进行策反、拉拢和思想渗透等特殊任务，不能简单以“谍战”来概括。
共产党情侦部门建立更早，却因力量弱小一度严重受挫
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前，可谓是众多派系建立的松散联盟，孙中山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党内连中央委员会之类机构都没有。蒋介石从这一年开办黄埔军校起家，翌年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他在北伐和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时，利用的还是旧政府的侦探警察，以及与他有历史渊源的青红帮。直至1928年，蒋介石才建立自己的情报和特务机构。中统、军统的规模在抗战末期发展到顶峰，在编内勤(即专职特务)达几十万，成为人民痛恨的类似明代“东厂”、“西厂”或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在地下状态活动，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陈顺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缺乏紧急应变决心，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前一段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建立倒要早于国民党。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同共产党分裂的会议，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动向，在汉口安排了十几处秘密隐蔽地点。会后国民党派人搜捕时，陈独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员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汉口秘密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国民党的警探也一无所知，随后特科又秘密租船将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原为“契卡”，后简称“格别乌”，上世纪50年代改称“克格勃”)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成为领袖个人的监视工具，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帮凶。后来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党内不许搞侦察，这对防止重蹈苏共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从建立特务机构起，就用于侦察党内异己，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便说自己任副总统时的身边卫士都是蒋的侦探。只对蒋介石个人负责的军统中统捕人、杀人，又越过警察、法庭种种司法机构，连各级军政官员都不能过问，甚至这种官员本身还要受其监视。这种特务政治的泛滥，也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并丧失人心的重要原因。
收买、色诱、暗杀等行为，都违反地下工作原则
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凭想象编造情节，经常出现中共地下党组织暗杀敌方要人，以及用恋爱等手段发展关系等场景。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播出一部表现在敌营中潜伏的电视剧《敌营十八年》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洐看过后便撰文叹息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恐怖袭击。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目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相比之下，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就崇尚侠士刺客思想，并将暗杀作为重要手段之一。蒋介石在大陆便经常使用特务对公开的反对者搞暗杀，这种以国家政权采取的恐怖主义，也是遭到举国痛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告了密。他们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他们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其奢华需求，他们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红队又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六天，彭湃等四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而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五人，红队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俊男靓女+豪奢”的镜头更是歪曲
从特科建立起，周恩来等领导还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1931年以前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堕落过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
顾顺章此人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长，不过却染有流氓习气。他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借口工作特殊，经常拿走中央半数以上活动经费且开销不受监督，还嫖娼、吸毒。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心怀不满筹划投敌，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译出了武汉方面的来电，由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免除了覆没性灾难。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作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迎合社会上追求奢豪的潮流，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我父亲在抗战后期曾由八路军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参加过地下斗争培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隐蔽战线的部门负责人。他生前看到电视上出现这类镜头便曾叹息说，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早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乐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还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留难。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的最好人选。如今众多影视剧中那种刺激眼球的镜头，大都违反历史真相，不过若如实反映又不吸引观众，恐怕也是有些编导者的为难之处吧。
十年内战时期隐蔽战线开创基业又受重挫
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便是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从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党员曾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只有3000人左右。
1928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在这时提出，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建立的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领导，实际上周是正职、顾是副职。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特务头子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中共掌握了围剿红军的计划等情报。不过在顾顺章叛变和周恩来赴苏区后，特科受沉重打击，中共中央在上海也不能生存，被迫转移到江西的农村根据地。
从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不断膨胀，由建立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发展到建立复兴社(后来成为军统的前身)，成为监视社会生活的庞大恐怖机构。蒋介石利用特务成功地拉拢、收买和瓦解了多数地方军阀，对中共的隐蔽斗争却一度居于下峰。自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特务改变了斗争策略，实行“自首自新条例”，大力利用叛徒，并加强搜捕力度。此时留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仍继续执行盲动路线，至1934年全面遭受破坏。刘少奇在1936年从陕北前往北方局恢复白区工作时，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式，才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得到部分恢复。
在抗战的严酷环境中，中共终于形成了成熟的地下工作原则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此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能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四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期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了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解放战争期间形成“第二条战线”，隐蔽战线斗争最为成功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说是隐蔽战线斗争发展的最高点。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区的影响，并破坏了国民党当局的后方稳定，严重影响其战争计划。
1946年国共最后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又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 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遭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
抗战结束时，国内各阶层对蒋介石豢养的庞大特务机构痛恨怒骂不已，为平息民愤，军统被组织奉命缩减。如军统基干人员另组“国防部保密局”，外勤人员大多编入警察局或军事部门，也有一部分散到民间。这一时期国民党情报部门得到美国的技术援助，侦破手段虽有所提高，却因其内部腐朽和争权夺利，特务机关的工作效能反而下降。当时国特机构对共产党的侦察未得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如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隐蔽住地距国民党军重兵据点只有几十公里，国特机构在几个月内仍如聋似瞎，以至保密局长毛人凤认为是军统最大的失败。相反，国民党军队、政府内部却到处有人为中共方面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特务对其中大多数人也侦破不了，事后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了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如1949年解放军南下进军时，南方各地下党组织在几个月内大都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大发展。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收。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同样易于得情报
国民党在大陆无论公开或隐蔽战线都打了大败仗，以致于丢了江山逃到海岛，其原因在当时可谓有识者尽知。自古人称“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私下在日记中也承认此点，现已公开的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中便有清楚记载。如1949年2月3日蒋介石下野后在浙江奉化老家反省，便“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困苦不堪的国度中，最高当政者20年间“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后台老板美国也不讳言此点，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便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虽在私下和小范围内承认丢失大陆的真实原因在于人心，然而出于反攻和凝聚岛内人心的需要，在公开宣传中却不能说共产党的胜利是得人心所致。国民党在台湾解释失败的原因，只好归咎于所谓“共谍渗透”，这除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又为当年在岛内实行特务统治和白色恐怖找到了借口。近些年来，台湾的一些宣传品及其响应者又重提和炒作“共谍”决定胜败的老调，其目标同样是从历史根基上否定当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合理性。其实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社会进程的基本规律看，此种论调荒谬到了可笑的程度!
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是实力最强的执政党，拥有最庞大的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宪兵以及警察机构，共产党却是个穷党且没有很大的情报组织。为什么国民党得不到多少共产党的内部核心情报，自己内部却到处被其所说的“共谍”渗透呢?甚至连众多“党国要人”和将军们都秘密为共产党服务呢?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国民党的统治极其不得人心，以致于内部人员也纷纷转向共产党，其情治机构也极其腐朽无能。
可叹的是，近些年国内有些影视和文学作品的却不明白这些基本道理，再加上迷恋于刺激眼球的“谍战”，也突出所谓“情报决定论”。其实了解当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土改革后那些戴着大红花参军的数百万翻身农民，是上千万民工所推的独轮车和肩上的扁担，隐蔽战线获得的情报起到的只是加速剂作用。
“政治基础、党绝对领导”两条原则，才是隐蔽斗争的灵魂
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近年一些以追求刺激的电视剧中出现的“地下工”，既不谈政治觉悟也没有组织领导监督，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式的人物。真实的历史情况却证明，离开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情侦工作必然会走上歧途，顾顺章叛变的重要原因便是他从不参加政治学习而没有应有的觉悟，党组织又因他工作特殊而未很好监督。吸取这些教训后，党的地下工作尽管多是单线联系，组织上也要经常对下属党员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进行检查，对有危险倾向者要及时教育或切断关系，反腐斗争也体现在当年的隐蔽斗争中。
当年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关系，都是以政治觉悟作为基础，而不像某些影视剧作品那样用哥们儿义气、爱情吸引等手段。当年残酷的斗争证明，如果脱离了政治理想信念的凝聚，个人关系和一时的感情狂热只要日久都会生变，对明知是敌对阵营的人产生爱情更属天方夜谭。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在隐蔽战线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靠正义的信仰争取和打动人心，靠组织力量凝聚广大群众作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和其他许多高官的子女纷纷秘密加入共产党，也是因他们看到身处的高层有太多的黑暗，认为延安才代表光明。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艰苦奋斗环境也为特务分子无法忍受。智慧来自群众，力量来自信仰，是党的地下工作胜利的源泉。
回顾当年中共隐蔽斗争胜利和国民党在此领域失败的历史经验，人们便可看出决定其胜负的关键也在于用正义性争取人心。2500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对间谍使用便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共产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秘密战线的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国共双方隐蔽战的胜负对决，其基本因素也正在于此。
链接：谍战剧中的历史谬误
1、传递情报没有那么“玄”
最初，共产党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靠邮政通信，但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中，也有用碘酒显影的方式来传递情报的史料。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周恩来指示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4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编制了第一部密码“豪密”(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并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1930年9月，周恩来又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
《潜伏》中余则成用的收音机也是现实中经常使用的传递情报工具，而布告栏前的会面，在《东风雨》和《风声》中也曾出现，这叫“暗语”，只能传递非常简单的情报信息，比如“我有危险”、“立即撤退”之类，但这种方式比较低级，无法传递准确的地点和日期等信息。此外，还有的人用皇历、《唐诗》等普通的书用做传递情报的道具，当年国民党时期人人家中有一本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它也成为很多人用来传递情报编写密码的常见工具。
《东风雨》中比较“玄”的一段是柳云龙通过弹钢琴来传递摩斯电码的片段，在历史上只有欧洲人用过这样的方式，在中国人的情侦史上基本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报的，因为这对于双方的音乐素养要求十分高。
2、“录音拼凑”穿越历史
《潜伏》剧中一段录音取证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李涯、谢若林通过假八路军战士许宝凤套取了翠平的录音材料，让翠平的真实身份暴露，余则成面临空前的危机。好在余则成熟悉录音操作，派人设计获得李涯、许宝凤的语音资料，拼凑成“李涯是共产党”的录音，绝地翻盘。拼凑录音材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只是1949年还处于电子管时代，所有录音机都大如皮箱、笨重不堪，微型录音机出现是集成电路时代以后的事情了。这段情节固然好看，却不合历史真实。
3、潜伏名单太过简单
在《潜伏》剧中，余则成先收到五百人的潜伏人员假名单，后来又敦促保密局总部发来真实的名单，只有96人。名单均为印刷字体。这两份用现代电脑打字排版、打印的名单都只有名字。在1949年，中文印刷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排铅字，速度缓慢，仅仅印刷一份不经济，还容易泄密。所以这类电文稿件都是手写(译电员也因此被要求写字快且工整)。真正的潜伏名单上也不会只有姓名。天津这么大，重名重姓者众，上哪里去找名单上的人?真正的潜伏名单上有真实姓名、化名、代号，以及住址、职业、体貌特征、联络方式和接头暗号等重要信息。潜伏报务员还有约定电台呼号、波长、联络时间、双方代号、密码更换方法等。历史上，南京保密局总部发给天津站含有潜伏人员名单的电报，足足有两三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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