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了打击中国的抗战信心，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凭借其空中优势，对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实施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轰炸最初还是试探性的，但从1938年12月起，日军大本营下令“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人类战争史上对同一城市进行的时间最长的战略轰炸正式宣告开始。在轰炸最惨烈的那段时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这里，并留下了他的见闻。
1939年初夏，重庆已在日军飞机的野蛮空袭中度过了一年多的岁月。由于缺乏足够的地面防空火力和空军战机，只要天气情况允许，日军的飞机就可以恣意施暴。在这种情况下，身在香港的斯诺要想乘飞机平安抵达重庆颇为不易。1938年8月24日就发生了民航史上第一次客机被日本战斗机击落的“桂林号”事件。为躲避日军飞机，斯诺乘坐的道格拉斯客机于凌晨秘密起飞，破晓时抵达重庆。斯诺将这种飞行称之为“游击飞航”。
刚入夏的重庆，空气中混杂着浓烈的火药和焦炭气味。空袭破坏了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刚建立起的一点秩序。斯诺对重庆的第一印象是“湿热、肮脏、混乱”，“完全是一座无计划的、人口拥挤的中世纪城市”。在这里，即便能雇佣到一辆人力车，想从城市的一角到另一角去，往往也要花费两个钟头。
斯诺大部分时间和《纽约泰晤士报》记者迪尔曼·德丁夫妇住在一起。他们的居所位于市中心的江边，紧挨着两所兵营和一所军火库。与我们现代人的常识相反，斯诺相信在军事设施旁边居住是相对安全的，因为“除了偶然的场合，日军的空袭难得击中一个军事目标”。这种戏谑是苦涩的，意味着更多的平民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每次空袭到来前，斯诺都会跟随德丁夫妇躲进附近一个防空洞里。这里能容纳200人左右，只要警报一响，便挤满了人，接下来便是长达两三个小时的黑暗和彻底的沉默。一次，一枚炸弹在洞口爆炸，许多在洞口附近的人不幸遇难。死亡的威胁逼着斯诺和德丁夫妇往更深的地方挤去，却被闷得半死不活。因而斯诺时常想，与其闷死在这里，不如在洞外碰碰运气，看炸弹会不会“命中”自己。与斯诺有同样体会和想法的肯定不止一人。1941年6月5日晚，在日军长达5个多小时的持续轰炸中，近万人因防空洞过于拥挤造成窒息死亡，史称“大隧道惨案”。
幸好斯诺并没有坚持这一想法。随着重庆地面防空火力的加强，日军白天明目张胆的轰炸逐渐减少，转而集中到傍晚和午夜。因为在月光下，日军飞机从汉口起飞，只需沿着长江的银白色反光飞至它与嘉陵江的汇合处，便可轻易找到目标。长期的夜间轰炸使所有人都因缺乏睡眠而异常疲惫。一天半夜，当警报再次响起时，睡眼惺忪的斯诺与德丁估算着被炸到的机会应该不大，便打算在门外的山谷边坐着呼吸新鲜空气，即使有炸弹飞来，也能及时从谷边溜下去，以躲避弹片。但这一想法遭到了德丁夫人的强烈反对，坚持要去防空洞。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女性直觉的正确性。在防空洞中，斯诺感受到了洞壁剧烈的震动。当空袭停止，斯诺走出防空洞后发现，洞口紧挨着的一栋大楼已经成为废墟，街道两边许多房子正在燃烧，原本打算“坐着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被一颗未爆炸的航空炸弹占领了。斯诺和德丁夫妇跑回家时，房子被完全炸毁，隔壁的报社办公室也遭袭击，只剩地下室是完好的了。此时斯诺感到，他们经历的这些不幸遭遇十有八九应该归咎于美国自己。因为这些杀人的弹片多是由美国生产的钢铁铸造，而载它们过来的飞机也多半由美国出口的汽油驱动着。
“无家可归”的斯诺与德丁夫妇好不容易才在空军医院里找到了个住处，结果半夜日军的空袭又来了。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跑到比利时大使馆求助，被安排到使馆边上靠河岸的一个小型防空洞里。斯诺刚钻进洞口，炸弹掉落时产生的啸鸣声便传到耳朵里。随着不断传来的爆炸声，突然一阵猛烈的气浪将斯诺与德丁夫妇推倒在地上挤成一团。斯诺脑中萦绕着汽笛般的尖鸣声，觉得自己这回肯定得成为腊肠了。
炸弹接二连三在使馆附近爆炸，有两三个甚至命中了使馆门前的石阶。等斯诺跑出防空洞，才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屠宰场。旁边的建筑物变成了一座由木头和瓦砾堆成的山，几辆汽车被压成了碎片，空气中充满了灼热的尘雾。一些青年士兵的尸体软绵绵地映照在月光之中，就像用布片做成的玩偶，“好像在临死的一刹那，全部骨头和血都从他们身上被压出来了”。在一片瓦砾堆上，一个人大声叫喊：“这里有活人在!”周围幸存的人逐渐聚拢，使馆的卫兵们也赶过去帮忙。斯诺和德丁替他们拿着手电筒，发现一个脑袋夹在两块石板中间。经过几分钟的小心挖掘，人们才把他的身体挖出来，是一个少年。幸运的是，他居然还有意识，说瓦砾下还有人在。救护人员赶到后，把下面的人都营救了出来。
后来德丁曾调侃地说斯诺是一个灾星。本来德丁凭借在江边的住所平安度过了以前所有的空袭，结果斯诺一来，一切都改变了。两天后，斯诺所剩不多的一条裤子在水杯折射的阳光炙烤下发生自燃，差点烧掉整栋房子，也加深了斯诺对自己“灾星”特质的认同。而那栋房子，虽然从斯诺的裤子下“幸免于难”，但最终也没有逃过日军的魔掌。
虽然重庆这座城市在承受着以往任何城市都未曾经历过的残暴轰炸，这里的人们也在不断经历着千钧一发的生死考验，但此时的世界依旧保持着冷漠和风暴前的平静。德国还没有闪击波兰，英法还在寄希望于绥靖，美国还没有对日本禁运，中国仍然随时可能变成东方的“苏台德地区”。著名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在评论斯诺的《西行漫记》时就曾说到，“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力量呢?”
但在斯诺看来，这里的人们是在一天天进步的。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并不能磨灭普通百姓生存和抵抗的意志，“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抵抗的力量正在积聚，抵抗的火焰正在升腾，延安倡导和领导的统一战线正在稳固。虽然此时除了红色延安，尚没有多少人对这场战争怀有必胜的信念，但斯诺显然受到了“持久战”理论的影响。早在一年前的1938年6月，毛泽东主席已经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是斯诺同爱泼斯坦一起将它翻译成了英文向世界传播。而在更早的1936年，当斯诺首次赴延安采访时，毛主席便将他关于持久战的一些想法与斯诺作了交流。毛主席在交谈中还提到了日本速胜论的必然破产、内战的停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甚至是部分国民党的叛变。而这些判断，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都逐步得到了验证。斯诺为此专门写了《红色预言家》一文。
身在重庆的斯诺亲眼目睹了在日军轰炸间隙，政府重新组织，人们在岩石上成功修筑了几百个避弹所和防空壕，强有力的救护队和清除队组建完成，避火道贯穿了最拥挤的市区，政府办公处和司令部迁移分散到了郊区广大的地区上。斯诺因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重庆也许成了全世界最安全的战时首都。”这与他对重庆的第一印象可谓大相径庭。后来斯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直到1940年8月，日机在中国已经作了一万一千多次零星的空袭，其中六千多次是发生在远离前线的民众住场和始终没有军事目标的地区。这些空袭所毁灭的生命财产，还不及它们所创造的新生的斗志之半。”“它们不过更加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抗战精神，同样提高了他们的物质力量，使人们加强自己的团结，准备支持必要的措置，以实行更大的持久战斗。”
不过，斯诺认为，在上一次与毛主席的交谈中，尚有两个预言还没有实现，一个是国内的完全动员，另一个是重要的外国援助，而这两个因素恰恰是实现最后胜利的基础。后一个因素为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所证明，而第一个因素，在斯诺的深刻观察下已经印在了他的脑海中。他写道，“他们对于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看见过母亲找寻她儿子的尸体的破碎头颅，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决不能完全了解这种憎恨。这恐怕是日本对于中国的统一的最大贡献。”
除了感慨于民众的不断进步，斯诺在重庆对国民政府政治上的摇摆、经济上的腐败、军事上的消极，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感到厌恶和失望。他曾有一段关于躲避空袭的描写，“最早得到警报的政府官员们坐在汽车里往城外疾驰——最先是各部长，其次是副部长，再次是较小的官吏，民众立刻也追赶上去;他们一看见成行的官车向西疾驰，便丢下一切，跟着奔跑。人力车、货车、牲畜、人，争先恐后地沿着大街狂奔，象一阵暴风，把面前一切都带走了。”这是对官僚们不顾惜百姓生命的严厉控诉。而从重庆辗转赴延安的二度探访，使斯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反对分裂投降和八路军英勇抗战取得的胜利，以及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这些见闻，以及斯诺在中国各处战场的思考，都收录到了他1941年出版的报道集《为亚洲而战》中。“为亚洲而战”，这是斯诺对于自身工作和事业的历史定位，更是他对于所热爱的中国正在进行着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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