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糟糕的旧世界
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中去看中国人民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历史演进的逻辑，将会有更加清晰。二战结束之前的一百多年，是中国一段很不幸的时期。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蒙受失败，我们耳熟能详。进入中华民国之后，又有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失败以及济南惨案这样的不幸事件刺激国人。
简单说，近代史上中国反抗侵略的战争与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外交努力，最终换来的，都是“不尽屈辱滚滚来”与“万两白银滚滚去”这样痛心疾首的结局。
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这是晚清史。但我们仍可注意到晚清也存在另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改造国家民族的力量。晚清的仁人志士，寄望于通过重塑政权，走上强国之梦，一洗国家之耻辱。他们的路径，或是以追求清皇室立宪，或是通过外在的革命再造新邦。但究其本质，异曲同工。最终，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在并1912年成立一个在形式上统一南北的共和国，中华民国。
推翻清王朝的“中华民国”，对于传统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中国。在1912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各党派、知识界，对于这个新国家，都有很高的期待，有主张学习法国做成责任内阁制的，有主张学习美国搞总统制的。总的来说，这些主张或许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于南辕北辙，但是强国之梦，都是一致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像杨度一样，鉴于二十一条，要搞君主立宪的，其目的本身，也是要实现强国梦。
但是，很不幸，中华民国，很快就国不下去了。这只植根于民国本身就不是一个通过革命而塑造出来的共和国，它是南北妥协的产物，它的产生，包含了各种力量，尤其是包含了对北方军事政治集团北洋系的妥协。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身与名俱灭，中华民国也随之四分五裂。北京政权主导者走马灯似地换，军阀各自为政，北与南争，北与北争，南与南争。这样的状态，令当时人非常绝望，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当时是《申报》的时评人，他把民国看成了五代十国，他是这么讲的：
皇帝之贱，莫贱于五代，亲王之贱，莫贱于蒙古。需要少而供给多，其价必落；大总统当如是。今日国民之需要，不在大总统员数之多，止须有统一全国之大总统。(《杨荫杭集》，p176，《民国与五代之比》)
仅从北京政府来看，仅1916年到1928年，政府首脑(总统或大元帅)，更换了9次，平均16个月换一人;24次内阁改组，26人担任过内阁总理，最长的17个月，最短两天，平均一届内阁的存在时间是半年左右。
军阀混争，成了常态。全国范围内的战争，主要围绕南北纷争、北与北纷争展开，而连带的，一些南北交界的省份，不是成了真空地带，就是成了双方争夺的工具。四川省，地处南北之间，时而成为南北战场，时而成为真空地带，更成为一个特例，从1916年到1928年仅四川省在这段时期就发生了400余次内战。至于全国范围内的战争次数，更难以进行有效的统计。
总的来说，1916年之后的中华民国之糟糕，到了几乎无月无小战，无年无大战的地步。国家苟延残喘，群众民不聊生。
1917——1918年中国军阀割据图。
1926年，国共两党发起北伐战争，试图统一中国，结束军阀分裂的状态。事未竟而变已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分裂，随之共产党反动武装起义，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这又是一次十年内战的开端，要直到37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才大体上上结束两党之间第一次的军事竞争。
1928年，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张作霖退走东北，在皇姑屯为日本炸死。随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大体上完成了中华民国又一次形式上的统一。
但军阀混战并没有结束，1930年，发生了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晋系的阎锡山，以及西北军系统的冯玉祥，与蒋介石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前后调动兵力达百万之多，约三十万人伤亡。
1931年，又发生了宁粤之争，南京的蒋介石与广州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争夺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兵戎相向。
这是抗战前的中国，军阀纷争的世界。显然，军阀本身，没有能力结束军阀之间的斗争，最好状态，只是形成暂时性的妥协局面，而在更多时候，军阀之间的斗争，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军事冲突与混战。
在中国国内的整合与军事斗争远未能结束之时，在1931年这个时间点上，日本人发动了9.18事变。
军阀心态的避战与消极抗战
从抗战爆发的时间点来讲，中国遭遇日本之侵略，是处在了很不幸的时刻，内乱频仍，党争纷起，积贫积弱。
一个大国，同心同德，哪怕国力在不断衰弱中，也很难为外力一击即溃。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以中国历史为例，南宋和南明，两个偏安政权之间的反差，就可明了历史的教训。南宋政权，由皇权与相对稳定的文官集团主控军政大权，延续了一个半世纪;而南明，自建立开始，就处在文官集团内部党争和军阀竞雄的政治格局之中，短短坚持了十七年，这还得算1648年之后抗清的主流，实际是张献忠余部。
外人未摧折，家国已破败。而民国的败坏，也正由于其军阀底色。从军阀纷争这个角度，去看前期的抗战，很多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的解释。
在局部抗战之后，蒋介石所奉行的国策宗旨，是“攘外必先安内”。而这一政策提出时间，却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7月23日。“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就是抗日的意思，不需赘言，而“安内”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安内，单纯为“剿共”之意。其实蒋之原意为要打两个方面，剿共，不过其中的一面。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蒋如此解释：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上，p92）
也就是说，“安内”，在31年提出的时候，指的不仅仅是要“剿灭赤匪”，还要“削平叛逆”。就此策略提出的时间来看，此时正处在国民党宁粤争权之际，国民党元老、粤派领袖人物胡汉民向南京的蒋介石挑战最高领袖权，而“攘外必先安内”，其意所指中的“削平叛逆”，首当其冲的，就是国民党粤派，泛而言之，还包括尽管中原大战失败，却仍然不赞成蒋介石各派系军阀以及地方杂牌军。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策的一块极好的试金石，也能说明局部抗战之期，蒋所奉行的抗战策略。
一二八淞沪抗战主战部队十九路军，是较为独立的部队，既不隶属于宁派，也不隶属于粤派，所以，也就有了调解宁粤之争的资格。因调解宁粤之争，保护与会双方安全，十九路军偶然性地出现在了淞沪。又因其独立性，不服从宁派要求后撤的命令，在淞沪抵抗越界的日军，进而引发局部性的第一次淞沪会战。一二八淞沪会战，前后持续两月之后，除了临时组建的张自忠第五军赴援之外，基本是第十九路军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对上海的进攻。
而此时，蒋的精锐部队，主要仍在赣南，既要剿共，又要防止粤逆北上。在国内舆论汹汹之际，蒋勉强临时拼凑第五军增援上海，但后续的增援部队，则始终不来。十九路军最终因弹尽援绝、自身伤亡过大失去作战能力，不得已退出战场。但即便如此，十九路军在上海一战中，以民族大义为念，扛住了日本的四次增兵，彰显中国军人之本色，增中国军人之荣誉，仍属难得。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旧照。
第一次淞沪会战中国之挫败，实因国民政府既无抵抗之决心，又无抵抗之实际支援，最终使得十九路军几乎陷于孤军奋战之绝境。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此时已经大体上完成了对党内外“叛逆”的“削平”与统战，尽管宁粤纷争以蒋汪(蒋介石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合流的妥协方式，再次确定了新的统治格局，但在整个第一次淞沪战役过程中，其南京国民政府的表现，却常完全是一种军阀性的做派：划地自雄、爱惜实力、首鼠两端。
往后的长城抗战与及全面抗战之初徐州会战、豫东战役，也再次说明了蒋介石所主导的南京政府与及中央军，往往只是以一个大军阀私属部队的面目出现：
1933年长城抗战之前期，东北军、西北军在长城各个关口抗战，而蒋介石却坐镇南昌调集三十个精锐师剿共，只派三个师北上增援承德，兵未至而城已失;长城抗战之后期，各路军队欲一雪前耻，而中央之政策，是以战求和，至有城下之盟《秦土协定》，割地求和，国土沦丧，为日后日军入侵华北，敞开门户。
37年全面抗战之后，徐州会战李宗仁以桂系和各杂牌军人马血战台儿庄，中央系汤恩伯部在边上仅牵制敌军而已，迟迟不见动静，不出力，几至延误战机，功亏一篑。
38年豫东战役，桂永清以胜于日本人的精锐之师，不战自溃。第8军黄杰所部驻守商丘，竞以电台失联奔败。桂永清、黄杰，为蒋介石之嫡系，以奇耻大辱之败而免受军事法庭之裁决，事后又能马上复出。足见国民政府之用人，亦以私人性依附关系为主。而为败军受难的，却实河南、安徽数百万黎民百姓。正因二人无缘故的奔败，为延缓日军南下进攻，以黄河决堤改道，数百万人口受灾、数十万百姓遇难的人为惨剧。
尽管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政府，较为积极地投入了全面的对日抗战，但其间的一些表现，仍然说明蒋所领导的南京政府，并没有放弃昔日军阀的成见，并没有真正地推动全民族的抗战。
非但蒋介石本人在抗战之初首鼠两端，各路军阀在抗战初期，亦难有上佳表现。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应对。九一八事变，实力大占优势的东北军不战而拱手送出东三省，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张学良保存实力的意图。又比如马占山在东北的反复，其背后最为核心的考虑，即是自身的利益与地盘，而绝非民族国家利益为先。
从整个抗战来看，对于资源的分配，也说明蒋介石系统与共产党、原隶属于各路军阀系统之部队的紧张关系。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有兵源，有武器，有粮草，而杂牌军(实际上是旧军阀系统的部分)，则一概全无，更惶论与蒋介石有十年恩怨的共产党。
既要抗战，又要保存实力，又要耗掉各诸侯的实力，这在武汉会战之后，战线进入到相持阶段，尤其明显。而各诸侯方针，多数则奉之以有限的抗战，既要抗战，又要图存。图存而不存，是为山东之韩复渠，抗战而图存，是为山西之阎锡山。更有一种军阀部队，不得中央之信任，又失了地盘，就干脆投敌做了伪军，原西北军冯玉祥系统，投敌不在少数。
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99名国军高级将领投敌。其中，原西北军系统的，投敌46人，约占总比例的46%;东北军投敌将领计有11人，约占总比例的11%;而中央军系统，前后投敌只有7人，除一人“追随”汪精卫之外，大部分是战败被俘，不得已而投降，后又反正。这也能说明在抗战全局中，因资源分配不均衡，而导致各派势力的离心离德，伪军之养成，多半不由日军之招降，而是受中央军之排挤。
1931年至1939年，中国之抗战，节节溃败，固然有纯粹军事的因素，如日本在武器方面的优势、兵员训练方面的优势、军事动员的优势，以及军事组织、运输方面的优势，但这远不足以说明强必然胜弱。历史再往后几年，同样是中国，同样是中国的军队，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勒紧裤腰带抗美援朝，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三八线，击退的，是军事优势世界第一的美军。
一个军阀性质、名义上的“共和国”，或者说，一个“军阀共和国”，没有能力抵御一个强悍的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反复证明的事实，这也是抗战前期的惨痛历史。
军事抗战，还是人民战争？
从单纯的军事史角度来讲，一战和二战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即相对有限制的军事性斗争，转而变成了全面战争。我们将视野从二战拉回至一战，在一战最为重要、决定胜负关键的西线战场上，却是人类战争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阵地战，或者“老鼠战争”。由于势均力敌、也由于防御性武器的革新与进攻性武器无法突破敌方阵地，战争变成了非常专业化的军人与军人之间杀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总动员之类的现代民族国家才具备的新的全面战争已经被有效力地组织起来了，但是在军事上，战争仍然是一小部分受过军事训练的军人的专业杀人技能。但二战并非如此，防御工事的强弱，不再是战争双方的制胜法宝。二战的战场，远比一战要广阔得多，在整个欧亚大陆与太平洋，战争在丛林、在沼泽、在山地、在天空、在平原、在海洋，甚至于在沙漠，无处不在。战争策略也由一战的攻坚模式，转而变成了以闪电战、大纵深包围战以及通过岛屿链的蛙跳战术这样的新型战法。总之，二战同盟国与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国土纵深，是国家能力，是综合实力的比拼。
在另一方面，战争动员能力更强、技术更精细、规模更大、覆盖面更广的战争，也将人类文明败坏到了极致。尽管一战期间有对于平民、战俘的不人道行为，但相比起二战之中法西斯诸国对战俘与平民的屠戮来说，一战仍然要克制的多。就中国战场而言，战争初期，日军在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沿路屠杀，直至制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累累白骨，至今仍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玻璃走廊之下，无声诉冤;战争相持阶段，日军对中国内陆重要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制造大规模的平民伤亡，重庆大隧道千人窒息而死，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悲剧性事件;在华北，日军的扫荡政策，致使整村中国民众罹难。日军在华之罪恶，罄竹难书。
回顾一战和二战的差别，是想引出下面一个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在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不在于技术条件的革新，不在于战术策略的变化，而在于，战争已经脱离军事对抗本身，在战争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平等，是负面意义上的平等：战争无差别地威胁敌占区与非敌占区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动员战争，推向了全民战争、民族战争。战争的胜负，不再是统治集团的变更，不再是王朝兴替，而是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民族既不存，军阀也无生存之余地。正是在此意义上，1935年召开的国民大五大，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系终于联合起了西南系、桂系、晋系以及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矛头一致对外，指向日本，从而展开一系列军事备战、动员以及外交合纵。这种军事寡头之间面临生死存亡的联合，尽管有其脆弱的一面，但在抗战初期，在最低限度上，确实动员了国内能动员的所有军事力量，也使日本遭受重挫。
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所指出：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手这一个时期内，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尽管全面抗战初期沉痛难堪，但必须承认国军有其巨大的贡献。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会战，正面战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却顽强阻击并挡住了日本的攻势。淞沪会战之后，日本“三月亡华论”破产，武汉会战之后，日本短时间内再没有能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战线得以僵持下来。这一战线，要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因国军一溃千里，才被打破。
然而，纯粹军事的斗争与消耗，远不足以战胜日本。内耗与分裂，在全面抗日战争之后，仍然在继续：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的叛变，导致了大批军官与大量军队的投敌;各原属于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因失去地盘，复又受到中央军的排挤，也产生了大规模的投敌行为;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防共也成了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军事工作，至有皖南事变之发生。
内部分化，原属于抗战前二十年军阀斗争之继续;蒋汪失和，汪精卫投敌，是国民党内最高领导权争夺之后续;从反共走向防共，是国内革命战争之继续。统而言之，持久战之迟久而不决，正在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缺乏足够的权威以资号召，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更为重要的问题凸显了出现，到底什么样的战争，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是一场纯粹军事的战争，还是一场人民自觉反对侵略的人民战争?在什么样政治环境与动员之中，人民才能被唤醒，才能真正成为为新的中国奋斗的战士?
重庆与延安：两种不同的政治空间
中原大战、剿共、联汪妥协，蒋介石在1930年代的最后几个年头里，建立起了军事独裁统治，尽管其统治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
在1935年五大前后，国民党党内足以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汪精卫势力，因其在华北政策上的亲日作风，逐渐被赶出国民党中枢，胡汉民病逝，也促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权力的进一步集中。
在训政体制下，蒋对于政权与军权是把控，仍属于外在的强制性控制，它所依靠话语，是通过国民革命战争、反共剿匪以及削平叛逆构建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政权依赖训政话确立统治，其内在逻辑是，革命政权必须控制在领袖的手中，才能将革命进一步推向胜利，并且这种控制，带有高度的军事独裁色彩。训政体系暗示了一个前提，即共和国中大多数人民，因为缺乏教化，缺少经验，没有参与政治的能力，必须要通过军政领袖的训导，才有可能步入政治成熟。也就是说，在训政体系中，国民党秉持的政权结构，与北洋系的军绅政体无异。在此意义上，大革命获取的成果，仅为形式上消灭军阀割据之势，而没有进一步的政治革新。
从历史实践来看，训政理论在大革命时期军事优先的实际状况中，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在革命已经完成，国民党已经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从训政转入到宪政，却成了至关重要的命题。1935年国民党五大，将此议题提上日程，但由于对日战事日渐紧迫、国民党内蒋介石派力量对此抵制强烈，遂无果。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系力量，进一步伸展至原属内地、边缘地区军阀控制区域，蒋本人军事独裁特征，并没有削弱，一定程度上，仍在加强。
通过借助训政话语，控制军权、党权与政权，构建起了蒋介石政权，但这种统治模式，仍是来自于上层的强制模式，它不足以控制基层、边缘性组织与反对派。由此，在1930年代初期，产生了两套新的控机技术，一，重新恢复保甲制度以应对基层组织;二，建立秘密特务组织以应对反对派。从整个实践来说，保甲组织因战乱与国民党基层控制力弱，始终没有实际作为，而真正发挥了作用的，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机构。
1930年代初期，以行使秘密任务为特征，独断权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的特务组织——军统与中统，建立了起来，并逐渐扩张，甚至越出特务组织的职能，直接控制人事、财政大权。
军统，是蒋介石特务统治一个典型案例。尽管国土沦丧，但是戴笠的军统人数，却在1937年到1945年得到了飞速扩张，其规模从几千人扩张至五万人之多。作为战时的特务组织，军统理论上最重要的任务应是锄奸，但实际上军统更多针对的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对派、民主派，更有甚者，军统甚至控制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军统集特务权与财权一体的特征，很类似于明代中后期的锦衣卫组织。
戴笠（前引路者）陪同蒋介石在重庆视察。
这是抗战中后期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的基本形态，一个垄断党政军大权以及依赖特务组织控制人民与反对派的独裁政权。战争的紧张感，地方势力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个人独裁的加强，使得重庆政府日渐被压缩成一个封闭性的封建军事寡头独裁政体。
高层极尽腐败而人民食不果腹、强制性的抓壮丁征兵制导致兵卒皮病致死、缺乏有效训练的士兵，使得抗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得不到实际的效果，豫湘桂战役的大失败，就是一个明证。
在重庆日渐成为国内民主人士所不抱希望、国外友邦观瞻不雅、海外华侨不再倾慕的封闭性军事独裁政体之时，延安成了国民党的对立面。延安在1940年代，成为了受人瞩目的抗日大后方，恰恰是在与重庆的对比中呈现出来的。
早在1935年年底的瓦窑堡上，共产党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策略，做了调整，该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办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共产党调整了其斗争策略，从依赖工农，走向联合全民族优秀力量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七大主席台上。
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是如此论述中国的命运的：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毛选，卷3,1025—1026）
也就是说，抗战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追求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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