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
本文节选自戴维·麦克莱伦所著《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部分：巴黎”
当马克思在巴黎热情地撰写手稿的时候，燕妮在特利尔又一次沉浸在了狭小的生活中。她很高兴与母亲又在一起了，在法国时她曾多次为母亲哭泣;但威斯特华伦一家陷入贫困以及胆小的弟弟埃德加尔的依赖令燕妮很沮丧。婴儿现在请了一个乳母，很快便脱离了危险。这个孩子是燕妮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喜欢长段描写的主要话题。当燕妮的老朋友和熟人来看她和小孩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好像在接待羡慕者。她尽力回避掉了一些关于马克思在巴黎从事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充满了疑虑：
亲爱的，我对我们的未来(无论短期的还是长远的)都感到极大的焦虑，我想我要为自己目前崇高的精神和兴致受到惩罚。如果你能够的话，请在这方面抚慰我的痛苦。人们对稳定的收入谈论得太多了。对此问题的回答，我只能是羞愧难当，并答之以往后我也会有华美的服饰。
燕妮满怀焦虑，踏上了去婆母家艰难的旅途，她吃惊地发现婆母的态度自从她结婚以来发生了相当的变化。马克思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姐妹仍住在家里，她们热情欢迎她的到来。燕妮的心情只是由于荣克给她寄来1000塔勒所带来的新的富足而稍有改变。她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以一种马克思式愉悦的提醒(可惜很少被留意)结束：
请不要再用这种令人心酸和不愉快的风格写信了!!!要么就如实准确地写，要么就轻松和幽默地写。亲爱的，请让笔在纸张上滑动，如果有时要脱落和停顿，也要把一句话写完，然而，你的思绪简直就像老卫士的投弹兵，急速而又勇猛……如果他们的制服轻松地挂着而不是如此紧紧地系着，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法国士兵看来，这种轻松、轻巧的制服看起来是多么漂亮呀。试想一下我们拘谨的普鲁士人——它能让你战栗吗?所以，让那些特例走开，把那些语词安排到它们该去的位置。这些武士们的竞赛不应该太按规则进行。你的部队不正在走向战场吗?祝他们的统帅、我的黑男人好运。再见，宝贝、亲爱的，我的唯一。
然而，后来的一封信(从特利尔写来的，当时那里因为有近百万使徒朝圣的人流而突然热闹起来)，更为忧心忡忡：她渴望返回巴黎，免得马克思受这个城市的诱惑步入歧路;同时她又害怕——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在她返回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孩子。她写道：“钱袋现在是满的，也说明了再一次倒空是多么容易，而填满是多么困难。”燕妮、乳母和已经长了四颗牙齿的孩子1844年9月回到巴黎，目睹了马克思一生中刚刚开始的最重要的友谊，这就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出生于1820年11月28日，是巴门(即现在的伍伯塔尔)富有工业者一个大家庭的长子，巴门在离鲁尔不远的杜塞尔多夫的东面，有几英里的距离。他的曾祖父建了一个经营花边的工厂，工厂的繁荣使得这个家庭拿到了象征自己地位的盾形徽章。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彼得·欧门合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投资，建立了更大的纺纱厂，基地在巴门和曼彻斯特。恩格斯的母亲来自教师家庭，他们任职于荷兰语学校。商业和教会是恩格斯一家的两个支柱，老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把这两个支柱植入心灵。年轻的恩格斯在小学是优秀的学生，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但是他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为获得实践经验进入了父亲的工厂。然而，他利用了一切空闲时间写了大量的(甚至超过马克思的)诗歌，到他为获得更多的商业经验1838年被派往巴门时，他已经有出版的几个匿名小册子来增加自己的声誉了。虽然他住宿在一个牧师家庭，但是巴门城市的氛围已大大不同于他普鲁士家庭充满基督教《圣经》式的、清教徒式的色彩的顽固形式了。
在巴门的三年，恩格斯努力摆脱他所接受的正统基督教的教育，尤其是命定论。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由施莱尔马赫，他很快便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显而易见，柏林是适合他保持文学兴趣的地方，他愿意服兵役，在首都郊区的兵营中做了一名炮手。在马克思离开几个月后，他到了那里。他很快为“自由人”团体所吸引，写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册子反对谢林，并为《莱茵报》撰稿。在军队的岁月结束后，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曼彻斯特分厂去工作。在去往途中，他经过莱茵地区，与赫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因为这次会面，他作为“一流的革命者”崭露头角。他还拜访了《莱茵报》的编辑;但是马克思“冷淡地”会见了他，把他看作“自由人”团体的成员，而当时恩格斯刚刚断绝了同自由人的一切关系。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为欧文的《新道德世界》写了文章，结识了几位人民宪章运动的领导者，特别是结识了乔治·朱利安·哈尼。他还从曼彻斯特继续为《莱茵报》撰稿，并为《德法年鉴》寄送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卡莱尔《过去和现在》的批判;一篇是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这篇文章对资本主义即将到来的末日所做的极为明确的预言使得马克思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并开始与他通信。从对曼彻斯特状况的考察来看，恩格斯已经开始为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很可能是已出版的东西中对早期资本主义所做的最为辛辣的批判)收集材料了。
恩格斯1844年8月底回德国途经巴黎。8月28日在具有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一间咖啡屋中，他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是当时巴黎最为著名的咖啡屋之一，伏尔泰、本杰明·富兰克林、狄德罗、格林、路易斯·拿破仑、圣伯沃和马塞特(Musset)曾经是它的顾客。长时间的亲密交谈使他们在接下来的10天中一直待在瓦诺街。恩格斯写道：“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回顾这次合作，恩格斯是这样简要地概括了自己的观点：
……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这段话很可能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后来的关系，虽然很明显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就理论来说，人们争论说(带有很大的合理性)在恩格斯使他的朋友马克思幸存的13年中，恩格斯竭力(在他所有过于清楚的叙述中)吸取了马克思很多微妙的思想。虽然如此，1844年夏末，恩格斯带着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给予马克思的要多于从马克思那里所接受到的。
从此开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马克思生命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都来自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相似的出身，都有对诗歌的年轻的热情，都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激进政治立场，因此有足够的共同经历以形成长久的友谊。但这种友谊的不同方面要多于它的相似之处：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抽象的能力。他完全吸取了黑格尔的方法，他的辩证方法以一种机智的综合把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当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的时候，恩格斯正在获取实践经验，正在以专职商人的身份亲身考察;恩格斯永远敏于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有时还使用甚至马克思也不熟悉的教义。他们的生活作风也很不相同。恩格斯的穿着一定是毫无瑕疵，他的研究永远是有条不紊，他有着商业般的精细，花钱有条理。马克思疏于衣着，研究很没有条理，毫不关心如何管理钱财。而且，马克思毫无疑问是个有家庭的人，不管他有时可能对这一点是多么后悔;恩格斯是一位卓越的追求女性的人，虽然他长时间地拥有爱，但一直拒绝婚姻。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起的头10天中，他们就决定用小册子对布鲁诺·鲍威尔做最后的清算，公开发表他们新近共同的观点。荣克尤其敦促马克思快点反对鲍威尔，马克思也已经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宣布了他的打算，即论述鲍威尔在新创办的杂志《文学总汇报》上宣传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写了大约15页，算是这个小册子中的他这一半;并与赫斯一起出发到对共产主义兴趣快速增长的莱茵地区做宣传。马克思直到11月底才写他这部分的草稿，他(典型地)很快发现“小册子”变成了几乎300页的书。1845年2月出版，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指鲍威尔兄弟)——《神圣家族》(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现代读者很可能同意恩格斯在得知这本书涉及的范围时的观点，即“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这本书极为松散，是《文学总汇报》上没有结构、松散的批判文章。马克思的大多批判是做无谓的细微的分析，并故意把他们对手的文章观点歪曲到荒谬的程度。这种手法在当时尤其流行，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确可以使秘密性团体理解某种非常荒诞的观点。确实，兴趣是不会长久的。这尤其表现在鲍威尔的追随者对欧仁·苏庞大的哥特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两段长长的评论中。这些评论竭力用黑格尔的方式表明苏的小说包含着对现代社会“秘密”的解答。马克思详细批判了这种发挥性的解释，也批判了把小说的口吻道德化的做法。书中真正有意义的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对鲍威尔抨击蒲鲁东的回应，内容涉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唯物主义。
马克思赞扬了蒲鲁东，认为他是第一个对私有财产的存在提出质疑并揭示私有财产对社会产生非人化影响的思想家。接着马克思总结了自己关于私有财产和无产者之间关系的观点：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
……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社会主义者把这种历史作用归于无产者，似乎把无产者看作神，在对这种观点批判的回答中，马克思继续写道：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鲍威尔希望切断哲学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认为社会中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历史，这种历史是独立的个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马克思的观点正相反：“‘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或者又说：“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对鲍威尔来说，知识分子精英的思想由于与广大民众的接触受到威胁，他认为法国革命思想已为群众的热情所污染。但是对马克思而言，这些思想不能充分认识群众，所以资产阶级能够把法国革命变成自己的利益。鲍威尔叙述了大量的体现在法国革命中的“人权”，而马克思则继续探讨了《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主题，断言真正被解放出来的只是那无情的自私自利。
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也不同意鲍威尔的观点，后者认为法国的唯物主义运动是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一元论的直接延续。马克思要强调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例如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的反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方面。他追溯了18世纪社会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神圣家族》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当然，它也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是将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几个主题首次出现在那里，因此马克思在12年后再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评论道：“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
马克思不得不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前离开巴黎。普鲁士政府比以往更经常地对《前进报》进行责难，甚至据说路易·菲利浦已经作了指示：“我们必须对德国哲学家的巴黎进行清肃!”1845年1月25日，内务大臣基佐查禁了《前进报》，颁发了驱逐其领导人(包括马克思、海涅和卢格)的命令。马克思被获许停留的时间比24小时长一点，他2月2日带着一位年轻激进的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他离开了《前进报》团体)前往列日(Liegehe)和布鲁塞尔。整个行程两人用唱歌的方法鼓起精神。燕妮卖掉了家具和一些亚麻衣物，和海尔维格一家人一块停了两夜，几天后随着马克思去了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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