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毛泽东在修改谭政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提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1944年4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加写的话中有这样两句特别引人注目：一句是“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另一句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前一句讲的是人民军队早就创设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后一句讲的是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
第一个做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的是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黄埔军校里，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迅速在军队中“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经验”，在政治部建立起新型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秩序。周恩来领导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一改过去死气沉沉的政治工作，一下子使政治工作活了起来。就是在这种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下，尽管环境艰苦、生活紧张，但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1925年2月和10月，周恩来先后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举行的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被政治思想工作鼓动起昂扬斗志的黄埔学生军，成了一支克敌制胜的胜利之师。两次东征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也是周恩来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胜利。
对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有过一段回忆：“1924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任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1926年3月20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
周恩来带出了一大批党和军队的政治工作的杰出人才，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会议时，谈到政治工作的历史，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你资格最老。”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真正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格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打下的基础。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在每一个连队里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他告诉战士们：士兵委员会就是监督院，是监督官长的。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士兵们就不敢讲话，讲了话也没有作用。成立士兵委员会就是要士兵敢于讲话，讲话也有作用。
在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中，有一个叫郭天民的人,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他打仗很勇敢，也很有军事才能，当时担任工农革命军的大队长。因受旧军队习气的影响，郭天民有时体罚战士。以前打战士，战士是不敢反抗的，成立士兵委员会后，战士们将郭天民打人骂人的情况反映给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又将此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对郭天民进行了批评，告诉他这是不允许的，是违反纪律的。被毛泽东批评后，郭天民很快改正了体罚战士的毛病，开始用说服教育的办法，通过做政治工作来管理部队，很快重新获得了士兵们的理解和爱戴，在战士中的威望反而比以前高了许多。
三湾改编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人民军队里建立起政治工作秩序。这一方针和秩序，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给弱小的红军部队带来了无限活力。对红军的生活环境，从白军俘虏或反正过来的士兵感受最深，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白军里死气沉沉，官兵之间相互戒备，相互提防，而红军士气高昂，官兵之间亲密无间，没想到红军这么好。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报告中，讲到“军事问题”这部分时，特别分析和强调了军事斗争中的政治工作。毛泽东讲到，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像变了个人似的!什么原因?是因为通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这些士兵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毛泽东进一步讲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通过政治工作而树立起“为工农作战”“为人民打仗”信念的红军，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29年1月29日下午，国民党军队攻占井冈山小井，包围了那里的红军医院。130多个伤病员被赶到一块稻田里，四周架起了机枪。敌军团长宣布说：“只要口头声明不当红军的，站到一边，发给银洋放走，不声明的马上处决!”任凭这个团长跳着脚叫喊了几十遍，红军伤员们始终沉默着，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敌人的机枪终于响了，伤员们全部倒在血泊里，鲜血染红了那块稻田，又流到溪水里……这就是我们的红军!
自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开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就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始终致力于消除军队中的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在1929年12月为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专门点明：单纯军事观点的一个要害是“政治水平低”，“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毛泽东清楚地告诉人们：红军和白军根本不同，就在于红军把党的政治工作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
懂得了政治工作，官兵就有了精神，打仗也就有了办法。《星火燎原》丛书收录的原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关于第三次反“围剿”的回忆，就谈到了政治工作的作用：
1931年6月，蒋介石窜到了南昌，亲自组织和指挥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为我军制定了“避敌主力，打敌虚弱”的方针。决定采取“磨盘战术”，首先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为执行此计划，红军主力必须以急行军分途向赣南根据地的兴国地区集结。
这是一次艰苦的进军，全程1000多里，又正逢盛夏时节，烈日下行军的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脚下的石板路如同炭火。粮食也不足，部队只好喝稀饭充饥，病员也开始增多，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在不断扩大。
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刻，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行军行列里的鼓动工作，十分活跃。道边的山石上、树干上到处是标语口号。每到难走的地方，军团“火线剧社”的文艺战士或者师宣传队的宣传员们就出现了，道旁留声机吱吱呀呀地唱着，宣传员们唱歌、呼口号，鼓动着战士们前进。每当休息的时候，哪怕只有十几分钟，士兵委员会的骨干分子们也在进行鼓动工作，来个小演出，唱段山歌，或者班排之间进行一次唱歌比赛。山谷里、树林里，到处升腾起歌声和欢笑声，疲劳和酷热被忘得干干净净。
……
红军的高昂士气和强大向心力、凝聚力来自哪里?政治工作!
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得到了隐蔽在上海的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1932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从上海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作出了全面肯定：
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
1934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周恩来在开幕会上的致词中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还在会上作了题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说明：“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
王稼祥、任弼时等人都赞同周恩来的讲话，也多次讲过“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类的话。
如何抗战？毛泽东提议蒋介石：“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
强化军队政治工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胜仗的一个基石。
全面抗战爆发，毛泽东立即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他在1937年7月23日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给蒋介石提供了“一整套的办法”，第一条里就有这样的内容：“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政治工作如此重要，可惜蒋介石的军队却做不到。这恰恰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特点。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英国记者贝特兰时，回答了这位英国客人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好奇心。毛泽东清楚地介绍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3个基本原则：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他告诉贝特兰，这样的政治工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优势。
1940年8月，毛泽东在八路军野战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就对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等人说过我军这种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做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做法，相反的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抗战期间，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可是八路军的军纪却没有因长时间分文未领而松懈。
一次，领导山东抗战的罗荣桓带领部队来到一个村庄外面，村里的群众因担心军队扰民，不许部队进村。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好在野外休息。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工夫，乡亲们却主动过来邀请部队进村休息。罗荣桓惊讶地问村长：“群众放心吗?”村长笑着说：“不放心能开寨门吗?”罗荣桓又问：“谁给你们解释清楚的?”村长指着长满了大葱的地说：“那不是?是它们把事情说清了。”
原来，我们的部队就坐在大葱地旁边，山东人都爱吃大葱，可是部队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拔大葱吃。这就是因为部队政治工作做在了前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群众的东西不犯秋毫。村里的群众据此断定：“这决不是欺男霸女的军阀部队。”
国民党军队里也有政工人员，也搞政治宣传，可是国共两军在遵守军纪方面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毛泽东又在红军时代已打下的基础上，对政治工作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一论断，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4年明确提出来的。
1944年4月，在毛泽东的主持和授意下，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准备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宣读。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就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这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后，他加写的文字中有这样一些内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群众，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
“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毛泽东加写的这些文字，真是画龙点睛!
有党史研究者认为，谭政的报告“既继承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而毛泽东亲自为这一报告加写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这段话，更是高屋建瓴地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作了极精辟的概括。
“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经毛泽东等人修改的谭政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后来对我军打败敌人起了巨大的作用。
谭政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用“王道”与“霸道”作比喻，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应该使我们军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的歼灭他们，或俘虏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队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们军队非常宝贵的历史传统，今后应该在我们军队中大大提倡，大大发扬。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将我们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军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末，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地发扬起来……
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衷心拥护来自哪里?政治工作!
谭政的报告在谈及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的改进时，详细论述了用政治工作克服军党、军民关系中所存在的不良现象的各种办法：
军队方面坚决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彻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对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军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着缺点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
谭政的这个报告，许多是毛泽东口授的，基本都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彻底检查部队的政治工作，从整个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进行全面检讨。谭政起草前，毛泽东曾经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初稿写出后，不仅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加写了3000字左右的内容，他还要谭政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审阅修改，还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征求了意见。这个报告，后来还被中央列为整风文件和部队学习教材。
毛泽东在修改中，特别强调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民军队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有机结合，“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学习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特意强调：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这个报告“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
在毛泽东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这份报告，与人民军队的历史经历一样，用生动活泼的革命战史告诉人们：对于人民军队而言，政治工作就是力量源泉，就是胜利保障，就是生命线!
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再次得到了验证。
政治工作做得好不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其中的一条重要标准。解放战争时期，一到危急时刻，解放军部队中的党员总要站出来以身作则。行军时，把别人的枪、背包加到自己身上，因此只要扫一眼队列看看谁身上多了背包和枪，就知道谁是党员。战斗时更不用问，冲锋时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党员，撤退时留在后面打掩护的也一定是党员。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革命都说：那时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鞍山市原公安局局长李维民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潜入沈阳做地下工作，成功策反了一个国民党新六军军部的译电员。新六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曾远征缅甸重创日军。这样一支部队，其指挥机构的译电员必然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骨干和中坚人员，他为何会选择投向人民阵营?
译电员对李维民作了如下表白：
“从前，我还认不清国民党，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使人再也不能容忍了!”
“远的不说，单说军运指挥所里，一个主任叫韩慕洲，一个副主任叫宋国春，他们从到东北后，就不断地从鞍山用铁甲车大量地往天津倒运钢管、钢板，大发光复财。黄金搂多了，就花天酒地地过最糜烂的生活。韩慕洲已经有了两个老婆，还嫌不够，除了在妓院舞场乱搞女人之外，又看上了所里的一个年轻打字员，威逼利诱地娶为三姨太。在所里，会溜须拍马的爬上去，不会的踢下来，最卑鄙的人最得势，最正直的人最受欺……您看，这是什么世界?”
无论是投诚做地下工作的译电员还是掉转枪口炮口的解放军战士，都认为国民党军队与人民军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民军队的世界是让人向往的光明世界，国民党军队是令人窒息的黑暗世界。
处在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似乎都不懂得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更不明白自1946年夏天起，在兵力大大强于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却在自己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中，短短3个月就走向节节败退。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总结解放军3个月来的战况时，自信地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3个月经验证明：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十几年后的196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依然自信地告诉外宾这样的经验：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
“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
“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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