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消息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了正在苦苦探寻中国出路的一部分先进中国人的兴奋与思考。他们似乎从俄国革命之路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未来。于是，这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便开始将自己向西方学习的目光逐步转向了“以俄为师”与“走俄国人的路”之上，毛泽东就是这部分先进中国人中的一个。可以说，十月革命不仅对于毛泽东由自由革命者向职业革命家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也对他之后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并能够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纪念十月革命发生100周年之际，回顾毛泽东对十月革命的认知，探讨其历史启示，对于正确地坚持“四个自信”的要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十月革命促使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十月革命发生前后，中国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之中。这时候，“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毛泽东由于长时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如孔、孟、程、朱、陆、王等影响，一心一意将自己的报国之志放在所谓的探求“大本大原”之上。在他的心目之中，当时的救国之道只能“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据此观点和看法，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不过，这时候的他，尽管有着探寻“大本大原”的强烈愿望与冲动，但仍然对于诸如宇宙、人生、国家、教育等问题到底应该作何主张的事情，有着一种“茫然未定”的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但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想避免社会的“起大扰乱”。因此，在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上，他主张“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以此进行一场“无血革命”来达到他所理想之中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在此改良思想的基础之上，他还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构想，即：“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
然而，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在现实之中却并非事遂人意。如当时主政湖南的军阀张敬尧作恶多端，不仅滥发纸币，纵兵劫抢，强种鸦片，盗押矿产，勒索军饷，而且还钳制舆论，伪造选举等，湖南人民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为了顺应湖南人民“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普遍要求，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参加并领导了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最后，虽然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了，但由毛泽东主导的赖以发挥舆论宣传作用的《湘江评论》却被查禁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宣布解散了。之后，谭延闿入主湖南。谭延闿为了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对湖南事务的过度干预，“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毛泽东随之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湖南自治运动”之中，不过最后换来的仍然是让他十分失望的结果——谭延闿不但断然拒绝了他在《请愿书》之中提出的各项要求，接替谭延闿的赵恒惕更是撕下了一切开明的伪装，通知警察厅把他“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对于这两种运动的经过和结果，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与总结。他认为：“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不过，“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尽管如此，这两种运动仍然不失为“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经过这两种运动的洗礼和锻炼，毛泽东开始反思他之前一直热衷于从事的“社会改良运动”，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在他看来，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那么，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带着这样的思考，他开始关注十月革命，并思考十月革命有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1918年8月，为了筹措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平生第一次走出湖南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他不仅认识了李大钊、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等这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而且还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使他对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等新鲜事物开始有了初步的感知与认识。他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犹如潮流侵卷，自西向东，不仅引起了“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而且也引起了“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其“怒涛澎湃”，正势如破竹，恐怕在未来中国的大地之上不可阻挡也。为此，他开始向往俄国，想到俄国参观、学习与考察一番。他曾经在致陶毅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他还致信周世钊说明自己对于出国留学之事的看法：“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在他的心目之中，这时候的俄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由此他想两三年后，“要组织一个游俄队”。与此同时，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与发展状况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开始阅读中译版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共产党宣言》等文章与书籍，而且还想方设法弄到《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译著以供自己和其他有志青年学习与研究。此外，他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方面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从此，他开始彻底告别“政治改良一途”并进而转变为专事“俄式革命”一事之上。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他自己认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他都“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为他最终能够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二、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内忧外患的危机日趋严重。为了摆脱困境，许多仁人志士开始踏上了寻求救国救民良策的征途。但是，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可以列举出来很多理由。但毫无疑问，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恐怕是其主因。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他自己也坦言：“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学了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但是，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先生为什么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象火山一样地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在他看来，俄国之所以会发生十月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因此，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状况，他极力主张以俄式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在经过对于当时流行甚广的各种主义和方法比较之后，他感觉“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所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正是由于十月革命的爆发并引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开始知道并开始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作为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认为，中国之所以要选择“走俄国人的路”，是因为近代的中国社会“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中国之所以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导，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才能起到翻天覆地的变化。
毛泽东不仅是一名十分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者，而且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也十分善于从中领会并学习到一些真知灼见的内容。他自己曾经这样自述过：“1920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遥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考资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正是在认真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之中，他“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他只从这些读书的感悟之中“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从此，他便“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些话确实是他对于自己并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社会问题的一种真实写照。之后，他多次结合自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心得与体会，要求全党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一件大事来看待。他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毛泽东正是带领全党用这样的精神、态度、方法、境界去学习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才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之中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各种实际问题的金钥匙和科学方法。
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毛泽东正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当时颇有争论的农民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调查与研究，认为在湖南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的五县之中，当时的农民运动十分高涨，许多农民也都加入了农民协会。之所以出现“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的问题，其实以毛泽东调查之后的结果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他“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井冈山时期，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中的阶级分析方法，通过“寻乌调查，弄清楚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会陷于孤立”，这就会使党的工作和事业陷于被动的境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同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了为了建立和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观点。再如，他同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中的阶级分析方法，“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并从中知道“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这样就对农村之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有了一个正确的全面的了解。这对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弄懂谁是革命的敌人与谁是革命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起到了解疑释惑的作用。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弄懂革命的动力与对象以及得出“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结论指明了方向。
正是这样的原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成功之际，在论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说明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运用这个科学的理论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中的诸多问题方面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之后，在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苏联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为了现实，而且通过一系列重大措施的采取和落实，既克服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军事入侵所造成的各种危机，又通过各种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新举措，如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高速工业化政策、农业集体化政策等，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之上，取得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因为这场革命不仅仅影响到世界的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也“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
第一，十月革命使“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之前，就整个世界社会制度的总体状况而言，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十月革命之后，这一状况逐步开始发生变化。1918年1月，阿根廷国际社会党成立(1920年改称阿根廷共产党);8月，芬兰共产党成立;11月，奥地利、匈牙利、希腊共产党成立;12月，波兰、荷兰、德国共产党成立。在此前后，瑞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土耳其、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先后建立起来了共产主义小组。1919年3月，共产国际建立。从此以后，又有一批共产党组织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强大影响之下与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之下建立了起来。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才为“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时代”准备了充分的群众条件、干部条件和组织条件;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条件，人类社会才开始进入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新时代。
第二，十月革命为“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在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强有力的支持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拥有占人类总数三分之一的九亿多人口，并且在地理上连成一片，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的大家庭”。
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巩固、发展和壮大在推动整个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又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力量的对比，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变化产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产生了新世界，经过四十年，新世界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现在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十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的国家的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第三，十月革命使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了可能与现实。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首先，促使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对此，毛泽东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说：“没有一九○三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其实，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
其次，促使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之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一直到抗日战争，“都表现出来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在此前提之下，毛泽东进一步认为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主要对象或者主要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他们“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由此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不得不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这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由于中国革命的这两重任务的并存，这就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一步步走向胜利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再次，“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正是由于有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所以，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路人。因此，十月革命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在十月革命精神的照耀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相信“我们苦难的日子是完全能够度过的，什么困难也能克服……中国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因为“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这是因为中国“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的缘故。
四、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他山之石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在探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要诀之时，就清醒地认识到“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应斯响。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认为无论在党的建设、工农民主政权建设还是在如何践行群众路线等方面，中国共产党都只有“以俄为师”，才能真正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出路。如在党的建设方面，“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而中国共产党“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的。
毛泽东认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所以，“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在工农民主政权建设方面，毛泽东认为，苏联建立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形式完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客观环境相适合，所以，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此创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之势，并由此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路。正是以此为路径，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工农兵苏维埃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所作出的种种探索与努力，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要实现“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社会理想。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之中就指出，尽管中国革命有着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新形势，毛泽东指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对于这些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刚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向苏联学习的积极性是十分高涨的，学习的范围也是十分广泛的。但是不久之后就发现，一些学习活动不仅走了样也变了形。如在学习苏联制定规章制度方面，生搬硬套苏联的警卫制度，结果“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造成了十分不好的影响;在作统计工作方面，“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在教育方面，直接搬用苏联的“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在卫生工作方面也同样如此，结果害得毛泽东三年既不能吃鸡蛋也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
对已经发现的这些问题，毛泽东及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的忠告，并提出了今后向苏联学习的正确态度与方法。如对于“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对于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对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的经验，“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等等。
在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苏联曾经设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出于无奈，苏联最后只好使用强迫的手段解决本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而中国就不同了。如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苏联农业集体化后几年是减产的，而中国农业合作化后是增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采取逐步渐进的办法，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分三步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不把工商业者看作是国家的负担，反而当作是“一笔财富”。把资产阶级明确地划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对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改造办法。如对官僚资本，直截了当采取“没收”的手段，而对民族资本则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手段;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在经济政策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进行“三反”和“五反”运动，实现农业合作化等措施，“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就“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在政治政策上，通过“《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与付给资本家利息、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以及通过宪法又给予“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样，就不仅避免了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抵触与反抗，而且还把他们都改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针对一些人在向苏联学习过程之中出现的不良风气提出了批评——“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指出，在这一风气之下有一件十分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些人在向苏联学习的时候，没有丝毫的主见和立场，完全以跟风为主，结果“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为镜鉴，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之中，才能沿着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奋勇前行、凯歌高奏。
五、毛泽东对十月革命认知的历史启示
十月革命爆发至今已经百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也已经九十多年，期间，无论是世界的形势、苏联的形势还是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世界的总体状况而言，虽然两极格局严重对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还依然存在，这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能够取得相对优势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就前苏联的总体状况而言，不仅前苏联解体了，与前苏联命运息息相关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剧变了，俄罗斯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阵营之中的一个成员了，但西方势力对于俄罗斯的敌意或者制裁仍然没有终结;就中国的总体状况而言，中国已经迎来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但毛泽东在世时所分析的世界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却仍没有得到解决。既然这样，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毛泽东对于十月革命认知之中的不少立场、观点和方法仍然对于中国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十月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苏联党和人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后来，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会发生剧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之中消弱或者放弃了党的领导。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都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看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兴国的一件大事。在他看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所以，党既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在这一方面党“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不过，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之中也深深地懂得这样的道理：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来说服和教育党外的各阶层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这就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执政党的地位是十分容易引起“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的产生的。
第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名战略家、思想家，始终对意识形态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曾经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要想成功，除了“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之外，“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无论是做任何带有为公众利益服务性质的工作，都“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因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其实，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学得到的一样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子”。自从有了这面旗子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种主动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作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以此真理为指导，我们就会“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经一个半多世纪，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还“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虽然如此，但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道理：目前在思想多元化的条件之下，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负面冲击不可小觑。须知“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要去占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造成舆论，总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同时，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之中求得发展的原则不动摇，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那么，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党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但是，“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第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宣布开始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矢志不渝。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既然中国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的未来“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对于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因此，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能在摸索之中前行。他反复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管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和已经懂得了一些东西。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无论是全党还是全国人民都“还不深刻地认识它”。他以自己为例来说明这种不深刻认识的状况——“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对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只有花费更长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才能“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毛泽东才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尽管这些探索有的没有能够取得成功，有些还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但它毕竟还是“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也为避免出现苏东剧变那样的悲剧提供了十分重要的镜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这是指导改革开放政策沿着正确轨道前行的重要指针，须臾不可偏离。
第四，必须坚持“四个自信”不动摇。100年前，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并由此走向苏联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十月革命之后的第74年，曾经位居世界第二号强国的苏联却在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料之外突然间解体了，随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发生了剧变。毫无疑问，这一事件留给了中国人民深深思考的空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内部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内部的因素就是：苏联党和苏联的部分人民对苏联已经实行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文化失去了信心，在此心理状态下去进行所谓的“改革”，就不可能不走向歧途。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对于由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倡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他也有着远比同时代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深刻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他一方面坚信“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的巨大影响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新世界一天比一天更加繁荣和强大”;另一方面又坚信“苏联人民在宏伟的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使各国劳动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幸福的明天”，而且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国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希望。正因为如此，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常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的滚滚洪流之中。尽管在这一过程之中，出现过挫折甚至发生过失误，但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正是毛泽东和全党、全国人民一起以“四个自信”的豪情与斗志“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才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攻坚克难的关键期，“四个自信”更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干事创业过程之中的精神风貌、心理境界和思想共识。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并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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