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在中国学术界，针对太平天国晚期重要将领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
李秀成(1823—1864)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金田起义参加太平军后，他作战机智勇敢，很快从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天京之变后，他与英王陈玉成力撑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等胜利。被天王洪秀封为忠王，称“万古忠义”。
1864年6月，湘军攻陷天京，李秀成被俘后在狱中写下数万字的自述，追述自己的经历和太平天国历史，其中也有对曾国藩阿谀和求饶的内容。8月7日，李秀成被曾国藩杀害，年仅四十二岁。
关于李秀成的争论，源自戚本禹发表于1963年第四期《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罗尔纲等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大家”多认为李秀成写下自述是“伪降”，委曲求全的叙述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而戚本禹则认为“自述”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事业的自白书：“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戚本禹的文章敢于挑战学术权威、著名教授，在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时任萱萱掌门人的周扬以及史学界由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著名专家组成的研讨会，都对文章持批判态度，戚本禹一时压力极大。
逆转形势的是毛主席对于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戚本禹开始听到口头传达时还以为是“忠王不忠”，后来才知道是“忠王不终”，意为晚节不保。
现在看来，毛主席确实是文章大家，遣词造句具有极高的准确性，用“终”而非“忠”，等于只否定了李秀成被俘后的阶段，并没有否定李秀成的一生，这种评价完全符合历史唯物论。
之所以想起这场公案，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九一三”前后，关于如何评价林彪，又出现了激烈争论。总有一些人想重新全面肯定林彪，或者用各种离奇的猜想，把林彪说成是某种阴谋的牺牲品。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准确，还是用毛主席评价李秀成的四个字“忠王不终”来评价林彪比较准确。
林彪的人生轨迹和李秀成有惊人相似。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林彪曾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却出了严重问题，最终晚节不保，是为“不终”！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林彪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一点很少有人质疑。红军时期，他在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从连长晋升为军团长不是偶然的，确实是“能打胜仗”的结果。同时，林彪的迅速成长也和毛主席耐心细致的辅导分不开。毛主席在1930年1月5日撰写的论述中国革命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写给林彪的函授教材。这份教材公开发表后，也教育、鼓舞了无数革命者。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人或他麾下的将领如吴法宪、李作鹏等，都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林彪随身带着一个挎包，里面装满了毛主席著作的各种单行本，很多都被林彪反复阅读过，上面满是圈圈点点。
林彪能打仗，也和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有关。比如在平型关战役之后，他连日军的鞋底硬，不利于爬山都注意到了。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到东北指挥大兵团作战，很快就总结出了“六项战术原则”，包括“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猛战术”、“三三制”、“四组一队”、“三种情况三种打法”，这些战术原则非常实用，是毛主席的军事哲学思想在战术领域的具体体现。被推广之后，东北我军的战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使经过美军教官训练的、前身为“中国远征军”的国民党王牌部队新一军、新六军、71军等都瞠乎其后，先后被全歼。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长期养病，但也有不少亮点。比如林彪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当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九一三事件之后，多认为这是林彪的政治投机之作，现在看来，这未免是因人废言。
林彪的这篇讲话，正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充满了辩证法精神，扭转了大会前期弥漫的失败主义情绪，增强了党的团结，对团结全党战胜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林彪的这篇讲话并不仅仅是林彪个人的看法，也代表了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和军队高级将领的看法。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成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开始狠抓政治工作，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军队建设进入了我军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我军影响力最大英模雷锋，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其中林彪归纳总结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 ，活的思想第一 。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在今天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963年11月16日，毛主席提出：“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翌年2月又提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接着毛主席又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并发出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
但遗憾的是，林彪未能善始善终，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时刻提醒自己“保持革命晚节”，终于在文革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现在一些庸俗的、甚或别有用心的历史研究者，总是希望把毛林之间的斗争描绘成无原则的政治斗争，这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毛主席和林彪之间的斗争，根本上是路线斗争、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往往包含了权力斗争，有时甚至体现为权力斗争，但权力斗争并不等于政治斗争。比如今天西方的选举，双方并无本质的政治分歧，甚至相互抄袭政策论述，这种选举其实已经沦为无原则的权力斗争。
毛林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关于文革的看法。关于毛主席的文革理念，我曾经有专文论述【点击阅读】，概括起来说，毛主席是希望通过“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升级换代，建立一个能够落实“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原则的人民社会主义。
而在林彪看来，文革的意义就在于夺权，这一观点在他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中体现的十分明显。既然被他视为夺权主要对象的刘邓在文革中已经出局，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已经确立，那么文革就应该结束了，所以在准备九大时，他授意陈伯达搞了一篇核心观点是“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但被毛主席否决。
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所以毛主席对那些跟不上自己的脚步，不理解文革的老干部是宽容的，基本上采取了批评、教育、等待的态度，比如对待小平同志和卷入“二月逆流”的老帅们都是这样。
林彪反对文革，如果他能够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毛主席应该也会像对待小平同志那样对待他，林彪的历史定位也会和现在截然不同。但问题在于林彪选择了用搞阴谋的方式搞政治，这就犯了政治大忌。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坚持“称天才”的方式挑起争论，目的是要用清君侧的方式先清除文革的骨干力量，再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换句话说，张春桥不是林彪的目标，文革才是林彪的目标。
毛主席对这一切明察秋毫，洞若观火。在毛主席看来，你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如果提出来公开辩论是可以的，但用搞阴谋的手段来推行，这就证明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问题是严重的，原则性的。而毛主席“对原则问题一向抓住不放”。
在战争中使用谋略，兵不厌诈、借刀杀人、假途伐虢等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是欺骗敌人。但在政治斗争使用这类谋略，就是在欺骗那些信任你的人。
林彪没有意识到，政治必须是光明正大的，必须是阳谋，不能是阴谋。一切策略手段都只能在亮出自己政治旗号的前提下才能使用，而政治旗号本身是不能作为谋略手段来使用的，否则就等于蓄意欺骗党和人民，等于自证自己是政治骗子，等于公开宣布自己政治人格的破产。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南巡途中提出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针对林彪在庐山搞阴谋讲的。
尽管林彪已经暴露出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但毛主席在处理林彪时仍然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宽容，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南巡，整整等了他一年，希望他能够觉醒并主动检讨，主动下台阶，但林彪始终采取了抗拒的态度。被他宠爱、信任的“老虎”林立果，反而试图通过暗杀——一种更加极端恶劣的阴谋来解决问题，最终导致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一代名将，暴尸荒野。
林彪为什么不肯走下毛主席为他设好的台阶，通过主动检讨来摆脱政治困境?这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在我看来也很简单，因为林彪是用搞阴谋的方式搞政治，承认自己的错误，等于承认自己在搞阴谋，这等于政治自杀。
毛林之间的矛盾，本质是路线斗争，任何其他解读都是错误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党内所有反文革的力量都站在林彪身后，所以毛主席可谓力挽狂澜，林彪集团的失败，标志着文革的继续深化。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忠王不终”的林彪留下的最大历史教训，就是毛主席概括的“三要三不要”，林彪违反了这三条原则，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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