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只是日本侵华事件中的一个结果，早前的“济南惨案”比这更惨。“事变”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之所以不具备特别大的影响，是因为之前日本的一切行动都被中国“大事化了”。中华民国政权对日本霸权的持续性默认是“事变”成为必然结果的根本原因。
下面，我们不妨疏理一下“事变”之前几年中日两国政治变局的大致脉络。
日本政府在干什么？
1927年，日本若槻内阁倒台，田中内阁就位，被日本右翼人士批评为柔软外交的“币原外交”终被“田中外交”所取代，之后不久，就流传出一种“田中奏折”的说法(有专著论，本文不议)。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田中奏折”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说法，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出现了转折。
1928年初，田中内阁对满州政策的三个新思维：1、以侨民安全为由两次出兵山东，推行所谓的“积极政策”；2、即使因为中国内政，日本也不允许满州秩序混乱，如有情况，日本拥有随时出兵权；3、分割满蒙成为政策方向，提出一整套满蒙产业开发计划，尤以攫取东北大豆、页岩气提炼和煤炭液化为主导方向。
对田中内阁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斋藤良卫为日本书写了著名的《中国通商条约论》，特别是其中的“治外法权论”成为日本统治中国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日德防共协定”的构想来源。江腾丰二是田中满蒙外交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他促成了张作霖和顾问町野竹马正式同意修筑“吉会”和“吉大”两条线路，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设计炸死，张学良自此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深埋心底。不过，张的死也导致了日本的新变局——田中内阁垮台。
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从北京返回沈阳途中的张作霖
1929年，日本关东军的“反张空气”打破了以往惯例，出现许多事先不知道的军事演习，强行拒绝中国军人进入所属地和附属地。后来，发展到日本官宪允许公开杀人抢劫，甚至有日本人挂出“杀人强盗许可处”的招牌。
1930年，由于张学良对日、俄等外国势力都采取不合作态度，日华、日满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紧张的状态，日本“有识之士”试图谋求整个日满关系总清算的大时刻到来，希望尽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总领馆建议日本政府开始谈判以确保日本权益，例如，抚顺、安东、营口和满铁附属地、安奉的警备权、对关东州内的中国刑事犯司法权等，凡条约根据不足的，日本政府以“既成事实”或“属于多年惯例”为依据确保各种权益。
1931年，“9·18事变”终于爆发。(过程和结果不述)
日本关东军的担忧：一是担忧张学良的东北军破坏日本侨民的水源地，打井计划被列入日程;二是担忧东北军下决心打仗，当时的日本关东军连一架飞机都没有(后来调援飞机)，而东北军却拥有几十架新式德国战机，且飞行员已经培训就位。不过，张学良的东北军打消了日本人的顾虑，给日本增援部队的到来保留了足够的时间。
“9·18事变”后，日本方面连夜召开了“9·18会议”，最终确定了日本的工作部署和应对措施。
同一天夜里，东三省最高顾问赵欣伯(曾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打电话给我(日本外交官森岛守人自己)：中国方面决定采取不抵抗主义，所以希望日本方面也立即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
日本关东军的态度：即使中国军队不抵抗，也反对把这种信息传回到日本国内，以免币原对满州发生错判，要求继续对东北军保持高压，尽可能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实“，然后不管政府同不同意，都牵着政府的鼻子走，如果政府不顺从，日本关东军骨干分子不惜以“成为满人”来威胁政府。
(以上内容大部分摘录于战时日本驻华外交官森岛守人的回忆录)
日本皇宫在做什么？
1925年，征得摄政裕仁同意，日本政府从殖民地朝鲜调3500名军队进驻中国东北。(《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件》第27页)
1926年12月，裕仁正式当上天皇。先后四次同意派兵中国山东，最多时，日本在山东的兵力达到15000多人。
1928年，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天皇发出“只要政府行为不构成他本身对臣民说谎，政府欺骗外国和臣民，都可不加追究”的态度，也即默认“皇姑屯事件”的合理性。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司令官和参谋长都不过是关东军的傀儡，板原、石垣、花谷、片仓、土肥原等人实际控制日本关东军，土肥原当时有“土匪原”的美名，东北的小孩只要哭闹，一喊“土肥原来了”，马上止哭。朝鲜驻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在“9·18事变”后擅自增援关东军并跨过鸭绿江，天皇先是大吃一惊，事后也就承认了，并未追究林司令官的责任。(《本庄日记》第160-161页)
“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东北的嫩江和齐齐哈尔，第二次锦州之战获得锦州。天皇对一系列战争事件，从未发出制止战争的诏赦命令，反而在事件之后追认战争扩大化，鉴于战局对日本有利的事实。(《满州事变机密策略日志现代史资料》第189-202页)
归纳起来讲，日本天皇对于侵华的基本态度是：实质上支持，但政府的决策尽量不要留下“天皇有责”的痕迹。
东北军阀在干什么？
1927年初，张作霖在经历挫折之后，将自己的主要队伍撤回东北，两次发表“保境安民”声明，宣布满州独立。后与日本人闹翻，出现反日情绪。
1928年，张作霖的死去，加之张景惠、张作相、杨宇霆等势力的关系，张学良最终作出了“投靠南京政府”的决定。张的决定让蒋介石非常高兴，蒋派出了最高级别的代表团赴东北与张学良达成交易，张群、顾维钧、罗文干、吴铁铖、陈仪及汤尔和等国民党高官谋臣齐聚东北。
1929年，张学良，此时正在奉天北陵附近建造一处漂亮的西式别墅，为了铺设通往别墅的高尔夫球场道路，特意改建了马路，除汽车以外，禁止其它车辆通行，再又修建一条去北陵游玩的轻便铁路，因这些行动损害了日本人在神原农场的利益，双方发生了多次冲突，但学良并未对日方权益采取行动。(《森岛守人回忆录》第40-41页)
1930年，张学良对日俄均采取敌视态度，其间爆发了两次与俄方较小规模的直接战争，均以失败告终。非常可惜的是，张学良虽投靠蒋介石，但蒋实际上对其并不放心，“中东路事件”的始作甬者正是蒋介石。为了抽空张在东北的军力，蒋诱使东北军入关对付阎、冯，客观上给了日阀乘虚而入的良机。
1931年，“9·18事变”刚一发生，张学良和东北最高顾问赵欣伯均宣示“不抵抗主义”。实际上，这就是蒋张共同坚持的“双不抵抗主义”。
中国国民党在干什么？
1927年，日本政府对中国推行积极的“大陆政策”，此时的中国，正在干另一件惊天动地的罪恶事件——“4·12反革命政变”。两个国家，两种变局，着眼点完全不一样。其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红色军队进行了五次大围剿（前三次发生在9.18之前）。
1929年5月，《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宣言》出台，宣言中总结十五条口号。第5条：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第6条：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第7条：打倒新军阀领袖的蒋介石;第9条：要救党，必须先打倒蒋介石;第10条：蒋介石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第11条：要解放民众，必须先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档案》(一)，《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二辑第六册第4288卷第1-3页)
1929年12月2日，张发奎反蒋布告：近年来，党失重心，政越常轨，恶腐势力互为乘除，三次北伐胜利的结果造成了蒋介石的反动地位，迨违法治乱纪大会出现，本党多年奋斗利益剥夺无余，本师为党生存，誓以死争……(张发奎《第四军纪实》第315-316页)
1929年12月2日，石三友通电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起兵讨蒋：蒋倾全国之师，以求一逞，国力凋残，生灵涂炭，将伊胡底?且西北灾区，赤地千里，易子而食，折骸而炊。况复外交失策，强邻入寇，数月于兹，中外古今，无此怪象。蒋对外条约之屈辱不顾国体，国事愈不堪言，长此以往，民生何托?……(《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四十九期)
1930年3月16日，汪精卫致电冯玉祥：一息尚存，必追随同志之后誓除蒋贼，必须打倒叛党殃民的蒋介石…….7月13日，国民党改组派在扩大会议上达成《党务联名宣言》，宣言称：蒋介石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除此败类……
1930年3月，鹿钟麟通电反蒋：蒋氏阴行篡党，召开伪三全大会，指派圈定代表，违背民主精神，挟党营私，帝制自为，排除革命军队，私购军械，树立个人党羽，凡非嫡系军队，急则旨为腹心，缓则视为仇敌……蒋氏利用取消不等条约之机，重新订立新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所不恤;蒋氏巧立名目，滥发公债，残害同胞，祸国殃民。蒋中正已自绝于党，结怨于人民，罪无可逃，人人可得而诛之。(《革命日报》1930年3月19日)
1930年4月1日，冯玉祥、李宗仁通电全国：…..诸位同志(略)台鉴：蒋中正篡党祸国，弄权逞兵，各方袍泽，同伸声讨，公推阎百川先生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责以领导之任，竟以群策群力之功……(《革命日报》1930年4月第一版)
1930年6月8日，黄埔军校革命同志通电：蒋逆篡窃，党国板荡，二届中央，奋起讨贼，领导全国民众，继续二中法统，以推翻蒋逆个人英雄事业，实现民主统治…..(《革命日报》1930年6月第三版)
1931年6月，中国国民党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宣言：蒋中正假训政之名，行独裁之实，施之于党，则民主集权，为之破坏，施之于民，则民主势力，为之摧残，施之于军，有起而反对者，咸施以诈术与暴力。数年以来，全党同志，全国民众，无不奋然而起，以与此个人独裁之蒋中正为敌矣!(《反蒋运动史》第343-345页，《大公报》1931年6月第三版)
正当蒋介石在党、政、军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9.18事变”发生了！！！
“9.18事变”的爆发，对中国国家而言是一次屈辱的灾难，但对蒋介石而言则是一次救命的机会，国破家亡之际，民心思定，民心反日，迫切要求国民党团结抗战，蒋介石抓住这一绝佳“良机”，高举“共赴国难”的大旗，对不服软就范的“强硬反蒋派”痛加打压，对中间派极尽拉笼，对态度有转变的反蒋派“用而不信”，逐步扭转了“党内反蒋”的被动局面，自此以后，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蒋家党”，东北沦陷，蒋没有坚持抗战，却成就了“蒋家王朝”。
蒋介石对满州独立的“默认”（不抵抗主义）与汪精卫对满州独立的“承认”（投降卖国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蒋介石站在所谓合法政府的领导位置上有所顾忌，越不抵抗，他的地位越稳。
“国耻”有感：如果说“9·18事变”是一次大国耻，那么，在这个大国耻之前早就积累了无数个小国耻。正是因为中国的一盘散沙和民族自残成就了自己无数的小国耻，所以就有了后面层出不穷的大国耻。忍让陪罪，委曲求全，投降卖国，除能收获“国耻”以外，不会有什么其它的期待。蒋介石与张学良达成的“双不抵抗主义”固化并成就了日本对全中国的血腥侵略。
写于2017年9月1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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