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管媒体的历史经验

　　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它贯彻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例如，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就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回溯历史，党管媒体的原则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党领导新闻媒体不断走向成熟中逐渐形成的。

自主创办党的新闻媒体

　　延安时期中共创办了大量的新闻报刊、通讯社、电台等，这成为党实现对新闻媒体领导的主要途径。在陕甘宁边区，不仅有边区一级的报纸《解放日报》，各分区也都积极创办自己的报纸，如《抗战报》《关中报》《大众报》《三边报》《救亡报》等，“这些报纸的共同特点就是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通过自主创办报刊，能更准确体现党的宣传意图和政策走向。

　　1945年，为配合陕甘宁边区普选，《关中报》头版刊发了《开展普选运动》的社论，介绍了专署联席会议“布置普选工作”“进行普选宣传”的情况;还发表了杨玉亭的《选举中的几点经验》，详细阐述了此次选举要落实“放手发动群众，大量发扬民主”的原则，指出选举宣传工作内容要生动具体，干部在检查工作中要诚恳承认错误不足，候选人提名要让群众自由地提出并进行讨论，还要广泛地发动积极分子和各阶层人士，参加领导选举工作。这些通讯有利于帮助选举工作人员进一步熟悉选举程序，推动民主选举工作更好地展开。

　　在陇东分区，《陇东报》的前身《救亡报》，就通过事例宣传八路军军民一家亲的道理。报道提到：“自此地麦苗成熟以后，团长张才千即派军士连日向农村收麦并不吃喝茶水，且都和气异常。麦(收)获完后，又令(领)着收豌豆及锄地等，似此帮助人民军民一致，为从来所未见过的现象。”这些新闻报道，较好地体现了党的方针和政策，发挥了党报在革命中的宣传作用。

　　事实上，在中共领导下的各个根据地，都通过创办报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抗战初期，鄂豫边区党组织创办了《新钟祥报》，它名义上是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主办，因为指导员就是中共党员，实际上就是党报，由县委直接领导。宣传内容上，除了报道前线战况，还着重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根据当地方针政策，宣传坚持抗战，加强团结，反对投降，争取进步等政治主张。社论多由县委书记等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撰写。

　　通过创办报刊实现党的领导，鄂豫边区的《七七报》表现比较突出。这份创刊于1939年、于 1941年改为铅印的地方报纸，严格贯彻着党的领导：组织上，报社的工作人员都是党委分配来的，一部分印刷工人也是党通过各种渠道从武汉等地聘来的思想进步的工人;思想上，党委经常对报社工作人员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方法上，边区党委严格要求报社人员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等工作作风。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确保了报纸报道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于当时的革命任务。

　　有时，中共也通过间接创办报刊的方式，实现对媒体的领导，重庆的《挺进报》就是一例。

　　国共谈判破裂后，重庆陷入白色恐怖，编印进步报刊随时有被捕甚至被杀的危险。为了传播革命思想，中共地下党员刘镕铸及一些进步青年自发编印出版了《挺进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中共重庆市委获悉后，多方联系了刘镕铸等，通过接转组织关系、建立特别支部的方式，实现了市委对《挺进报》的领导。《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任书记，并且对报社工作人员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秘密发展党员。

对办报思想的指导与改造

　　新闻报刊的风格，很大程度体现着新闻工的素养和风格。为了实现党对报刊的领导，延安时期中共非常重视对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通过党的会议、讲话，党内指示、通知，以及报刊社论等方式，实现党管报刊的要求。

　　针对新闻报刊，尤其是党报党刊在举办过程中所坚持的思想路线问题，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改造党报的通知，对党报及党报工作人员发出明确指导。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

　　根据党中央精神，各地党组织积极推动报刊的改造。

　　如绥德分区，要求《群众日报》必须和党面临的任务相结合，及时宣传党的政策，言论思想要符合党的意志。党报记者应联系群众深入群众，要朴素踏实地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

　　1940年初，任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副主席的左翼作家周文在延河边遇见毛泽东，毛泽东向周文介绍边区的文化状况。由于边区人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多，教育不发达，他鼓励周文做好文化普及工作，在大众化方面开辟新的阵地。毛泽东提议创办一个“大众读物社”，创办一张通俗化的报纸，还给报纸取名为《边区群众报》，并表示愿意亲自题写报名，希望周文负责这一工作。于是，《边区群众报》的办报宗旨就是“办成真正的人民报纸”。

　　此外，党报在革命运动中还具有组织指导作用，党报工作人员需要有无产阶级立场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必须掌握党的政策，提高理论水平，秉承党的意志，对正在发展或行将到来的工作具有明确的认识，进行适当宣传”。

　　党对报刊的思想领导，更强调报刊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故教育群众、宣传政策是党报的重要任务之一。

　　“党应当把新闻报道工作真正看成指导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党指导工作的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新闻报道工作，正是体现这种方法最有效的工具。”在抗战背景下，报纸更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应该成为民众的喉舌，代表民众把心里话倾吐出来。它应当发扬、鼓励一切正确的、好的现象，同时要揭发、批评一切错误的、坏的现象。它应当发挥其抗战工作中的推动机的作用”。这些要求，都为党员干部，特别是党报的工作人员指明了方向。

　　新闻报刊的通俗化、大众化，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指导思想。新闻通讯必须以群众熟悉的方式写作，“要求我们的新闻通讯最大限度地运用群众的思维结构、群众的语言，而不是生硬地搬用它们，不是在洋化的结构中套进一些群众的思维片断，在洋化的句子中格格不入地装进几个老百姓的土语，而是真正为群众所讲的和懂得的通俗的群众思维结构和言语”。特别是在文化普及程度较低的根据地，报刊的语言风格更是直接关系到报刊在民众中的接受度和传播力。因此，提高报刊的通俗化、大众化、可读性、生活性就显得更为重要。

党管媒体的组织路径

　　为了更好实现党的领导，党中央提出了全党办报的号召，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力量，将党的方针、政策融入到新闻工作中。《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提出：各级党委负责同志，应该经常向《解放日报》投稿，把工作中可以公开发表的经历和经验，写成专文，在报上发表。地委加强对《解放日报》通讯处的指导，纠正通讯社对党的组织闹独立性的问题。各级党委整顿各地通讯员，注重审查政治上的问题。

　　晋察冀边区亦发出指示，要求落实全党办报的方针，充分利用党报指导实际工作，总结和交流经验，反映与指导群众斗争。对于各地通讯员，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和改善他们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各县、各分区的党政军民负责同志组织中心小组，小组长由党委书记或常委担任，每月至少作系统汇报一次。为了保证党报稿件的正确性与真实性，未经审查的重要稿件报社不登。为加强对党报的领导，分局除加强党报委员会的工作外，将给日报负责同志及工作人员更多的接近实际斗争的机会，并号召党报工贯彻整风精神，力求接近边区的各种实际斗争。这些组织制度的建立，有效落实了党管媒体的要求。

　　在党的领导下，记者通讯员制度得到全面改造。“党报的记者通讯员，与普通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通讯员，有极其本质的不同。其不同的所在，在于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通讯员，是为‘个人自己’而工作，或者为一个小的同人(同志)集团工作，实际上则是为资产阶级工作，为剥削者工作;而共产党党报的记者通讯员，则是为党工作，为人民工作，为这个大的集体而工作，把自己个人溶化在这个大的集体之中，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兴趣等等服从于这个大的集体的利益，在党的事业，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中求得自己的发展。”

　　作为党报记者，必须按党的立场和观点去分析问题，撰写新闻评论;要把群众的观点反映到报纸上，依靠广大的通讯员，反映工农兵的生活与工作;不单要反映现实，还要指导现实，组织运动;还需要贯彻党的立场，有斗争性，也就是全面贯彻党性、群众性、组织性和斗争性。只有这样，党报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于报刊编辑记者、通讯员的选择任用，党中央强调注意从党的要求出发，侧重考察其政治立场。1943年西北局的一份通知指出，各地通讯员应由地委及县委严密审查。还规定了通讯员的条件：“凡政治上没有问题、有起码写作能力、热心于党报工，即可合格。”党报记者也逐步改正了脱离群众的作风，不仅深入基层采访，还积极出谋划策，参与乡村建设。

　　作为正式记者队伍的补充与延伸，通讯员制度也得到组织化发展。在鄜县，《解放日报》通讯网在各区普遍建立，地方上成立通讯小组，通讯员定期召开小组会。各区通讯工作在县宣传科长联席会议后，又举行座谈，决定通讯员名单，各同志均欣然接受，并就写什么、怎么写、如何发现材料、今后通讯员与报社如何联系等问题详尽交换意见。

　　如此，即可更好地健全通讯员队伍，也可以保障新闻报道的真实与全面，利用党的各级组织健全通讯网，在党报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事实上也在实现着“党管媒体”的方针。

回顾延安时期党管媒体原则的形成与完善，至少有以下经验值得总结。

　　一是始终坚持自主创办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通过党报党刊落实党的领导，发挥其政治导向作用;

　　二是坚持对报刊等新闻媒体正确的思想领导，融入党性教育、群众路线观念，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以多种方式纠正党员干部、新闻工作人员中的认识错误，为媒体树立正确的思想导向;

　　三是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改善党对媒体的领导，尤其重视对编辑、记者、通讯员等新闻从业人员的组织领导，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

　　这期间提出全党参与、全党办报的方针，也是实现组织化领导的重要经验。延安时期党管媒体的理论来源，既有马克思提出的创办“人民报刊”的思想，又有列宁的新闻思想，还有延安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新闻工作鲜活实践经验的总结。

　　此外，客观审视延安时期的历史情境，党管媒体的演进，还有另外两点认识值得注意。

　　首先，延安时期，党对媒体的领导地位，是在国共斗争中通过对媒体的争夺确定的。

　　国民党政府对新闻媒体采取了包括新闻检查在内的一系列管制措施，“对于革命的记者施行残酷的屠杀”，“其所采取的手段就是颁布限制法令，实行新闻检查，强迫停刊，以及秘密收买、恐吓、暗杀等等”。

　　因此，在 1943年第十个“九一记者节”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其中提及对于八路军的抗战功绩，“国民党当局竟千方百计加以封锁，严禁各报登载。

　　显而易见，这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也没有一丝一毫符合于抗战的利益。重庆谈判期间，为了减少中共对时局的影响，《中央日报》被要求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的少，登的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

　　这些事例都说明，如果不能把握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党在政治斗争中将会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回顾延安时期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固然带着时代的烙印，但在本质上，它反映着党的根本宗旨，目的是要争取人民的话语权，使媒体发挥其引领时代、推动进步、服务人民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新闻媒体在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承载着引领人民、教育人民的重任。过度商业化的报刊，亦不利于前述作用的发挥。被权力腐蚀的媒体，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更不足以实现前述功能。

　　因是之故，就这一本质目标而言，报刊等媒体的党性与人民性必须是内在统一的，党管媒体原则的强调与落实，就是为了树立媒体的党性，更是为了落实群众路线，更好维护广大人民的福祉，使新闻媒体真正体现人民性。

　　相比于延安时期，今天我国新闻媒体工作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但媒体应有的党性、人民性仍需要坚持和加强。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如何增强党性，如何发扬人民性，如何把党的政策宣传好，使之深入群众并为群众所理解与拥护，如何保障最底层人民群众的呼声能发出、被听到，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此而言，回顾延安时期党领导新闻媒体的历史过程，挖掘其中有益的经验，不无积极意义。

　　摘录自《延安时期党管媒体的历史经验 》，《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韩伟，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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