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坚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治本之策。毛泽东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杰出构建者，也是身体力行地践行和倡导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探索出一条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路径，重点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深度考量:倡导和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党内政治文化;坚决防止和反对以“个人主义”为代表的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形成和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毛泽东关于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给我们后人以深刻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重要场合、重大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鲜明地提出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回顾党的历史和梳理党的历史文献，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十分重视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反对主观主义》等多部相关著述，就优秀、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如何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等问题做出过深入的阐释与剖析，并及时把思想付诸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实践，从而保证了我们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力。梳理和总结毛泽东关于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路径，对于当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倡导和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党内政治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概括来讲，学界大多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去理解党内政治文化内涵。从广义上来讲，“党内政治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自身长期的政治活动中，所创造和形成的特定政党制度成果和政治精神成果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党内政治文化专指党内精神文化，重点是指“党内政治思想道德文化”。笔者在本文中所讨论的议题主要也是从狭义层面的党内政治文化(即“党内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出发进行的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关于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思想缘起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使命。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经过大革命的失败和党内“左”倾错误的教训，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要完成历史使命，不仅要走区别于苏联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还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保障。而确保党的领导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就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增强“政党的认同感、公信力，巩固党的权威”。在这件“伟大的工程”中，毛泽东重点抓住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他看来，共产党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尤为重要，这是确保共产党集体和个人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保证。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提出并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党内政治文化，坚定了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毛泽东所构建和倡导的健康的党内思想政治道德文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倡导党员干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提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毛泽东构建的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和主线。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解放的指南。1943年7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指出:共产党员“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在1944年9月发表《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正式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重要价值观。在这篇著名的讲演中，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要求全党做到: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每一个同志都不要脱离群众，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人民的呼声;党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要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任何困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观不仅融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之中，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这一思想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凝聚力，为人民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利益的整合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倡导党员干部做“老实人”，做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倡导的老实人，要忠于党和人民，忧党忧民，要有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他多次称罗荣桓为“老实人”，十分器重他:“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1959年以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使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的危害，他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毛泽东还认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把自己的远大理想同现阶段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为完成党的当前的任务作贡献。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正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倡导下，“忠诚老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脚踏实地前行。
第三，倡导党员干部“艰苦奋斗”的价值观，执行“厉行节约”的作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提出厉行节约和勤俭建国方针。1950年3月，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基层组织是贯彻中央精神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还存在问题，包括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发现浪费太大。……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指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倡导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就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有关“厉行节约”的内容指出，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需要厉行节约了吗?可以说，无论是在战火硝烟的年代，还是在和平拼搏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勤俭建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倡导党员干部树立“公道正派”的价值观，保持共产党人良好的“政治品质”。公道正派体现的是一个党员的政治品质、思想作风、人格魅力和党性原则。“公道”就是要公平、客观、合理，遵循事物发展和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基本法则，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正派”就是作风、品行要规矩、光明、严谨，要符合社会大众的道德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毛泽东倡导的公道正派体现在他的行动中。譬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打算为毛泽东在韶山修建房屋和公路，毛泽东得知后立即要求停止。再如，1950年秋天，韶山土改中不少人提议将毛泽东家庭定为中农或贫农，收到来信后，毛泽东认真对待，并转达了他的三点意见，即一是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二是划分富农，责无旁贷，付来300元作为退押金;三是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还如，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干部任用上要公道正派，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坚持“五湖四海”。
第五，倡导党员干部树立“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底线”。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通过对比国共两党特征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可以说，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以自身的言行来践行清正廉洁的价值观。诚如，他对家人和亲友严格要求，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化。自从他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家乡亲戚朋友托请毛泽东给予照顾的人络绎不绝，但均被一一拒绝。毛泽东在《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更是明确反对地方政府特殊照顾母亲文家亲戚，指出:“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可见，毛泽东对待亲戚和人民群众是一视同仁的，这极大地教育了亲友和广大领导干部，留给世人深深的思考。
二、坚决防止和反对以个人主义为代表的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
构建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重点在于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根除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和落后的思想倾向。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不良倾向等问题的显露，特别是革命初期党内几次错误路线以及张国焘等人的错误，使得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刻意识到影响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的不良倾向的危害和侵蚀。毛泽东在多个不同场合、多部论著中提出要反对这些不良倾向，并深度地剖析了这些倾向的生成原因。他所批判的不良倾向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种主要的倾向是“个人主义”。在毛泽东看来，个人主义是一种党员干部应当避免或克服的毛病。概括起来，毛泽东所指认的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四种情形:一是“个人英雄主义”现象。他认为这种倾向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会造成破坏作用，因此，绝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二是“官僚主义”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尤为重视反对官僚主义，有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时认为:“组织效率问题与毛泽东为之困惑的当代中国之官僚主义——这样一种重大的政治考虑更为相关。因为这些官僚们倾向于以个人的和私利的目标取代那些宏大的政治考虑。”三是“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有些同志“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四是进行个人攻击而不作原则批评的倾向。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倾向“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的个人攻击的倾向，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他强调，党内的正确批评方式，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第二种主要的倾向是“小团体主义”。这主要表现为“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种行为模式都构成某种小团体，当它们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它们追求的是小团体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解释说，有些党员干部“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1942年，毛泽东批评本位主义现象是从个人工作部门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一切。在1960年，毛泽东号召通过工人、技术人员和党员干部之间相互合作克服本位主义倾向。毛泽东对山头主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民族或那民族，只问那个省有没有共产主义?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他认为，“宗派主义”是这样一种错误，即有些党员“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没有把党的领导机关看成是全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者。毛泽东批评另一种“宗派主义”形式是对待非党群众问题上采取“关门主义”态度。他指出，宗派主义造成的问题包括在对现有干部的工作进行评价以及在吸收新干部方面使用了不正确的界限，并把它称之为“任人唯亲”和“片面性”。那么这些小团体主义思想是如何生成的呢?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党内的宗派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第三种主要的倾向是“自由主义”。毛泽东认为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可以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而自由主义是“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着实具有全面而有现实指向性。譬如，其中第一条阐述的是带有好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他说:“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他还指出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在毛泽东看来，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得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
三、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形成和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唯物史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党内政治生活就是党内政治文化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如果党内各个方面的政治活动都是正常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能够对党员发挥出强大的教育作用、管理作用和监督作用，对于领导班子发挥出权威维系功能和重要的民主决策功能，对党的各级组织产生巨大的凝聚作用，从而对全党发挥出统一意志、统一步调起着重大的作用。这种党内生活状态，就能够形成和发展为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与党内政治文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要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形成和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以延安时期为例，毛泽东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通过整风运动，强化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和党性锻炼。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党员干部中存在思想不纯的状况要通过说理教育、梳理先进典型。“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1941年到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党内政治文化。
二是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全党的政治生活有规可循、有章可依。党的七大党章则以党内最高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参与方式等作出了更为系统、更为完备、更为正式的制度规定。这主要包括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党内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党内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等。譬如，在组织制度方面，在193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分别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等在内的工作方式、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工作纪律等出台了三个文件，形成了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初步勾勒出了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党员干部在党内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规范。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了党的领导的基本体制和框架。总之，延安时期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党内生活的制度规则，促成和发展了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三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实现党员干部之间团结统一。1939年刘少奇在《共产党员修养的两份报告大纲》中提出党的民主集中制之基本原则: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要求撤换;问题未决定前可自由讨论，决定后一致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一切领导工作集中中央，中央由全党产生。在延安时期，正是因为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党中央领导集体亲密无间，和谐一致，实现全党空前大团结。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官兵之间也团结得非常好，民主空气浓厚，使延安成为全国民主的中心。
四是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塑造了党员干部的实干氛围。在毛泽东看来，党风是衡量一个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体现。他重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塑造了党员干部“不尚空谈”的实干氛围。在“不尚空谈”的基本准则指引下，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完全不畏困难，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没有丝毫消极态度，负责任地、创造性开展工作，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五是严明纪律规矩，坚持“零容忍”惩治原则。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党员干部不能不执行比普通群众更加严格的纪律，“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分子，民众可立即揭发这些人的错误，而苏维埃立即惩办他们，绝不姑息”。1937年，在处理黄克功的案子中，毛泽东回复审判长的请示时要求依法处决，并强调对于共产党自己的党员干部不能不执行比普通群众更加严格的纪律。在他的领导下，先后严肃处理肖玉璧等重大腐败案件，整顿了党风、严明了纪律。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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