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报》刊登的《鲁忠才长征记》。
1941年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并刊发毛泽东同志加的按语。这篇调查报告是由毛泽东同志拟定题目并推荐发表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如此看重这篇调查报告，一方面缘于调查报告对党中央了解真实情况、制定相应政策，以克服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提供了重要参考;另一方面，调查报告切合了当时中央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需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困难也愈来愈明显。到1940年秋，国民党时常停发八路军军饷，加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外援断绝。同时，边区还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边区当时经济上的困难，毛泽东同志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对于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当时党内存在不同意见。有的人主张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群众运盐和增发边币。有的人则担心这样做会加重群众负担。
而盐作为当时边区重要资源，对外运销的确对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1年5月18日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决定》要求，各地党、政府、军队必须立刻进行食盐运销动员及运销中各项准备工作，做好运盐的宣传解释、人员的动员组织、生产生活安排等工作。5月26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盐的决定。对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决定，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从定边向关中运盐得不偿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之间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样大规模运盐，势必增加群众的负担。因此，一些干部顾虑重重，心里没底，运盐工作进展迟缓。
为了深入了解运盐工作的情况，以便制定相应政策，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同志让西北局的同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限三天之内完成。8月13日，这项工作落到了当时在延属十县工委做秘书工作的高克林同志身上。由于时间紧迫，高克林同志接受任务的当晚，便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归来的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了解情况，让他们详细谈了第一次运盐的经过。他们经过算账，认为一般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00元以上。这一结论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高克林同志根据记录整理了运盐者的沿途经过、沿途困难、发生的问题、经验教训等，第二天就派人将调查报告送往延安。
报告虽然只有短短2700多字，却讲了七个方面的情况：(一)应去驮盐的牲口未征集够的原因;(二)运盐往返的天数、路程、站名及各地概况;(三)沿途的困难;(四)一路生活情形;(五)路上发生的问题;(六)用费和赔赚问题;(七)经验教训。通篇没有一个形容词、一组排比句，但读后对鲁忠才的运盐经过一清二楚。如“沿途的困难”主要有四点，其中一点是“三里庙、梁庄至定边西站，没有水，人、牲口容易受渴”，平铺直叙，不拖泥带水，却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毛泽东同志看过这篇调查报告后，认为写得很好，开调查会的方法也很好，还特地写了一段按语：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重视这篇调查报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全党正在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高克林同志的《鲁忠才长征记》，不仅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且也有着深远的价值。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编印《毛泽东选集》时，就把《鲁忠才长征记》作为毛泽东同志的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附件收录。
(来源：2018年10月8日《中国组织人事报》，摘编自《秘书工作》2018年第6期 ：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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