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关于上海疫情的讨论中，有些流传很广的观点把政治和科学对立起来，把“动态清零”看成是“政治正确”，和科学对立起来。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任何专业人员，都不应该把自己的专业看的高于一切。防疫当然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防范疫情，是重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现代医学分工很细，即使在医学内部，也没有哪个医生敢说自己包治百病，即使是临床医生，也常常通过多学科会诊才能诊断疑难杂症，有很多疑难杂症现有知识还解决不了。那就更遑论公共卫生和疾控专业呢？
病毒传播不仅是一个生物学事件，更是有重大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影响的事件，仅凭公共卫生专业，无法给出完整的、相对科学的防控措施。更不必说，我国多年来医学界存在着一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空气，他们认为西方“躺平”我们只能“躺平”，而瞎着眼睛装看不到我国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至今最有活力的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了世界上最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我国的历史证明，成功的公共卫生措施，无不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专业知识”三位一体的结果。没有专业知识固然不行，但是如果只有“专业知识”（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的专业知识），没有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只靠专业知识，就什么也干不成，美国和欧洲死亡上百万人，难道是因为没有公共卫生专家吗？
防治血吸虫的成功，得益于建立了从中央到村庄严密的组织体系，得益于健全的基层党群组织，得益于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得益于党的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
正文：
爱国卫生运动，是通过群众运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制度。公共卫生是指预防、保健、环境卫生、传染病防治等，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建国初期，中国疾病谱以传染病为主，公共卫生服务就显得更加重要。
但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大量专业化公共卫生队伍，因此，像其他许多领域一样，通过群众运动和大量经过简单培训的卫生人员，依靠基层组织开始环境治理、疾病防治、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活动，这就是“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起源于抗美援朝期间。1952年，美军对我国东北、青岛等地投放细菌武器，34个县、市传播了鼠疫、霍乱等病原体。中央人民政府发起反对美帝细菌战、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国务院于1952 年3 月14 日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工作，全国城市和乡村迅速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1952 年底，中央防疫委员会提升为中共中央的机构，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多次部署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957年2月毛泽东要求，“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7]。
1958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说，“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8]”。
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批转的福建省一个报告指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体会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展开宣传活动，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户户动员，人人动手”。
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大部分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运动，提高了群众除四害的信心。
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情况。
在党和政府号召下，依托城市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开展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的爱国卫生运动。依托完善的三级医疗服务网和厂矿、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建立了包括防疫站、地方病、妇幼保健以及国境防疫在内的公共卫生机构，调查研究常见病多发病，上下呼应、通风报信，不少地方还开展了对农民的全面体检，定期发动群众服药，预防地方病，宣传队到家家户户宣讲开窗户、晒衣被、大扫除的习惯。
到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取得巨大成就。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绝迹，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疟疾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的防治。
同时，爱国卫生运动还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使人们逐步养成了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耻辱的社会风尚。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6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但并未引起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的重视，为此1960年3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信中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
6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普及，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得到更大范围的开展。在一些疟疾、丝虫病、黑热病、克山病疫区，于70年代初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普治工作。大批医务工和赤脚医生深人田间地头、工矿车间，为群众免费检查，送医送药，注射疫苗。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的大部分急、慢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同专业化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相比，爱国卫生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广泛发动群众。一个典型例子是消灭血吸虫病运动。
血吸虫病，是解放初期流行于我国南方的主要传染病。江西余江县1919年到1949年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的荐头村，在解放时只剩下了八户。
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致信毛泽东反映血吸虫病状况，毛泽东批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四次就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做出批示[9]，推动这项工作。
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卫生部门认为，农村缺乏安全的医疗设备，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县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10]。“日本进行了近20年的研究，他们的灌渠都是水泥建造的，而且疫区很少，即便如此，也没有彻底铲除这一疾病”，有的负责人也不支持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防治血吸虫病[11]。
这些使得中央认为，仅仅依靠卫生部门的专业知识分子，不能实现防治血吸虫病的目的。于是，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全国的血防工作。1956年，毛泽东数次接见医学专家，询问防治办法。1957年4月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和《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形成了全国政治动员的格局。
在中央动员下，江西省开展了规模浩大的“群防群治”活动。经过试验，先后排除了购买进口药物、中药灭虫、火烧灭虫、水田改旱田、发动群众查螺检螺等办法，最后确定了“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的办法。
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余江县共发动了3.6万多人灭螺，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在生产队开设医疗点，对患者进行免费治疗，农忙时节还派医疗组下地治疗，医药费减收或免收。发动学生在疫区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医生走家串户教会农民使用药物处理粪便，或收集粪便统一处理。疫区范围内，耕牛禁止下水，家犬全部宰杀，切断一切传染途径。
经过这些工作，1958年，余江县钉螺被全部消灭，并保持了30多年未复发。在随后的24年中，余江先后大规模查螺23次，参加查螺群众累计超过3万人次。在这样的力度下，到1958年底，全国血吸虫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万降为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先后消灭了血吸虫，433个流行县乡区有260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乡达到传播控制标准[12]。
防治血吸虫的成功，得益于建立了从中央到村庄严密的组织体系，得益于健全的农村集体组织，得益于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包括水利、农业、卫生等部门，一声令下就能使得各行各业齐动员。农村基层组织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可以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功模式。
而且在公共卫生干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居民的主动性和参与精神，把公共卫生事业和移风易俗、社会管理结合起来。防治血吸虫病的成功，表明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功应用。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严密有效的社会组织，做到了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1958年，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后，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送瘟神》，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表达的对单纯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华佗”），忽视社会动员和群众工作的批评。
虽然爱国卫生运动也出现过偏差，例如一度把麻雀作为“四害”消灭，破坏了生态平衡。但是总的来说，爱国卫生运动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医疗卫生规律。实现了“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避免疾病，节约了患病后的大量医疗支出。国家集中社会力量，发挥制度优势，组织实施的庞大又复杂的社会卫生工程，不仅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而且改变了民族的形象，振奋了民族精神，创造了中外社会卫生史上的奇迹。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9]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批语；为印发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页；
[10]《血防战役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国医药》，1968年第10期，第594页
[11]大卫·普兰德：大跃进期间的医疗政策
[12]华佗无奈小虫何：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2007年11月02日，广州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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