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公祭日，山河悲诉，举国同哀。
一年一度的此时，我依然要不厌其烦地书写：纪念哀悼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国家公祭日，除了控诉日寇，展示悲情，祈愿和平——还不应忘了一件事：清算蒋介石反动政权、国民党买办政府的滔天罪责！
十五万军兵之众，号称“全副德械之师”的首都精锐卫戍部队，竟抵挡不住五万日军，这就是果粉口中的泱泱国民党军——
唐生智，号称“誓与南京共存亡”，结果战火一燃便率先乘舟、向西而逃；
桂永清，号称“党国铁卫军”教导队总队长，一俟接到撤退命令，不组织部队后撤，自己居然抢先渡江；
孙元良，堂堂国军第72军军长，日本人破城之际，直奔夫子庙的妓院拜老鸨为干娘，藏匿地下室。
战前不做周密部署（寄望美英威望，以为日本人不敢打进来），开战后又不做撤退指挥，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第一个作鸟兽散、土崩瓦解、仓皇出逃的不是亿万中国民众，而是他国民党高层！将整座南京城五十五万手无寸铁的市民、难民、伤兵、溃兵，拱手相让于嗜血如命的日本法西斯！
这就是蒋介石的国民党。
这样的党，凭什么赢得人民的信心？凭什么在淮海战役中抵抗得住老百姓的八十万辆小推车？
南京大屠杀，军事失利不过表象，蒋记国府的政治腐败才是根因。
自十年前的四一二政变后，这个党就彻底脱变为一个反人民的、封建性质的买办政治军事集团。
蒋氏迷信唯武器论，他不屑于也根本不可能调动最广大工农、最广大人民的力量；同时又寄希望于英美和国联，所谓“四行仓库保卫战”亦是打给国联调查团看的作秀（距离九国公约会议即布鲁塞尔会议召开还有不到十天，蒋氏希望借淞沪战事向国际社会表现国府抗击日本的“勇气”，以争取英美等国的介入、尤其是对日本的外交施压）充分暴露外交视野的短视。
九一八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热忱高涨，然而蒋介石却在鼓吹：
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
我们为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何应钦更是说：
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1932年，蒋氏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大会上说：
我国此刻必须上下一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法之决断……
同年，蒋氏又在石家庄与张学良交代：
他们（日本人）嘴大，我们嘴小，倘若舆论上抵抗，国际上就不好说话了……
寄希望西方帮忙的同时，进一步助长日军的宣传气焰。
1936年3月，蒋介石又公开发声：
日本无论男女老少都有尚武精神，而我国则女子向来怕战争，又缺乏一般工作的知识和能力，战时很少能够代替男子担任后方的军事工作。
如是，四万万同胞当中就去了二万万。那些老弱幼小疾病残，不堪工作的，又要占一万万，所余一万万之中，实际学了武艺，懂得军事的，恐怕最多不过二百万人。
如此我们以二百万人与人家六千万有组织有纪律有准备的人来相争，如何能战胜他？他如何不来侵略我们？
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京保卫战爆发之前，蒋介石极力主张对日妥协，反复强调：
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致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即便是在果粉津津乐道的1937年宣布抗战开始的“庐山谈话”中，蒋氏的言论也透着浓浓的绝望：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这样的领导集体，凭什么带领全民族打跑日本人？
就历史而论，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集团就以代表买办集团利益的形象登上历史台面，他推行的一切内外政策都是以不损害乃至要增进买办集团利益为前提，这使其不能不反对买办之外的中国几乎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
他既不能有效抵御日寇的入侵于中共揭竿领导全民族抗战之前（酿成了包括南京大屠杀等多个屠城屠村惨案），又在中共战胜日本人后窃取抗战果实，与美国签订《中美商约》，全面出卖中国领土、领水、领空权益，无法挽回地走上卖国的道路。
南京沦陷与屠城的悲剧，是蒋记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失败，历史的教训非常清晰：凡是不能实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数人的制度、推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数人政策的政治集团，无论其怎样空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最后都一定会走向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卖国主义。
当战局进行至1938年初、侵华日军在共产党游击战术下伤亡人数已达四十五万人之巨时，日本人清晰地认识到：蒋府国军并不能对日军造成太大威胁，而毛泽东的军队则是“心腹大患”。
此时，日本人开始谋求将“反蒋”转为“反共”。
武汉会战之后，已然无力将战火继续向西、且逐渐谋划在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扩展海权势力范围的日本法西斯，就中国战场局势提出了“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主张。
日本人认为，应该立即停止“反蒋”，把对华目标缩小为“反共”，以分化中国内部，使若干畏惧继续抗日会失掉原有地位的政客和亲日分子更能发挥作用。
于是，日军确定了对蒋介石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所谓《东亚新秩序》声明，在“合作”“提携”“互助”的招牌下，呼吁只要国民党当局放弃抗日，便欢迎它参加天皇主持下的东亚新秩序建设运动。
12月20日，近卫又发表“调整日中关系”的声明，提出所谓的“中日满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进一步对国民党内部的汉奸力量实施引诱。
日本政府还表示：只要国民党投降，日本军队就可以撤出华中和华南，华北也可以在名义上属于中国。
日本人的诱降活动很快便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动摇和分裂。
1938年底，身居国民党总裁高位的汪精卫逃离重庆，公然走上了叛国投敌的罪恶道路，这在当然着实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因为这等于是先于自己之前，给日本人递交投名状。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接受国共合作，本来就是被迫的，甚至还想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
只不过“事与愿违”，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力量日日发展、不断地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扩大解放区范围，使蒋府深为恐惧。
在日本积极诱降、英美从旁劝降的国际妥协气氛下，逐步“绥靖化”的蒋介石很快就从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抗日走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把会议的议题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从而使“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成为全会的中心议题。
这在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是毫无争议的汉奸政治。
蒋介石的所谓“党魂”就是“三民主义”，所谓“党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所谓“巩固党基”就是要整顿党务、“与共产党作积极斗争”。
这份报告处处隐含着1927年“清党”的意味，叫嚷“我们一定要将已睡了的党魂唤醒转来，已失去的党德恢复转来，全体一致，尊重党纪，爱护党史，重新奠定本党坚实的基础”……
在蒋介石的亲自部署下，国民党秘密成立了“防共委员会”，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
会后，国民党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制度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等。
从这一刻开始，蒋介石集团一贯以来“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便不再伪装。
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十二月事变、皖南事变……一出出国民党反动军阀蓄意制造的反共惨剧接踵发生，在日本侵华脚步依旧蔓延的局势下，给党领导的抗日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共产党之所以会喊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真理性正在于此。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抗日时期的“二五减租”；从解放战争时期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到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制度工程，都最大限度保障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阶级的利益，使得“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才能够凝聚起全体中华民族的力量”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
在1938年春夏之交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指出：
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
毛主席始终相信中国“立起抗战”的力量蕴藏在民众之中，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入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
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民族主义的理想诉求，只有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以及共产主义公有制度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产生出成功的民族主义。
一旦离开社会主义空谈民族主义，即不谈阶级性只谈民族性，那只能是一种自我欺骗，最终必然造成阶级分裂、族群分化。
也就是毛主席所言：
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经过全阶段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抗日战争的本质是什么？
战争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全体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反侵略战争，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卫国战争同步基调，都是一场全民族的阶级斗争战事，而不仅仅是反对“德国民族”、“日本民族”的民族战争。
只有党领导的阶级解放战争，才能够动员最广泛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形成反法西斯战线、以汪洋大海之势淹没日本鬼子和德国鬼子的兵锋。
日本历史学家曾作过这样的记述：
从（1945年）4月到8月之间，解放区的发展异常迅速。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对中国占领区八年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日本“崩溃”的原因，就在于毛主席所言：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中华民族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而存在，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否则就永远不可能走出南京保卫战失败和首都屠城浓重的阴影。
因为你无法去解释战败的真正原因，也就无法真正抚慰三十万亡灵。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建立在南京市内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某些布景不太满意，比如外景那个被鬼子奸污而自杀并自白“除了死，还能如何！” ——我或许可以理解当年场景里的受难情绪，但今天绝不该作为宣传。
被鬼子欺侮、凌辱，应该做什么？是集体自杀吗？
应该擦干眼泪，加入共产党！拿起刀枪，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去杀光日本鬼子！而不可是失败主义情绪弥散的自我放弃。
站起来抗争，不仅仅是对外敌日寇的宣战，也是与内敌蒋府的切割。
南京大屠杀不仅是日寇灭绝人性的“天灾”，更是蒋府的“人祸”，一味地用“落后就要挨打”去掩盖蒋介石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对毛泽东军事智慧与浩渺格局的不尊重、对浴血奋战的共产党军队的不尊重、对中国人民的不尊重。
永远不要忘记：1950年抗美援朝时，我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武器装备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南京保卫战时国军与日军武器装备的差距！更何况中共的志愿军是赴异国作战，而蒋记国军则是本土卫都！
结果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志愿军击溃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十七国联军、收复朝鲜首都平壤、兵峰直指南朝鲜首都汉城；而国军则被日军一举挫败，首都南京险些被焚城灭种！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有分析：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我军重重包围和政治教育之下，正式率军起义，编入我军编制——不到三个月后，1949年1月2日，该第60军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辖第148、149、150、167师(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并在一年后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战役。
在第三次战役中，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然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和军委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了汉城!
尤其第四次战役，这支焕然一新的军队更是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
同样的一批人，差别在哪里？为何而改变？
后来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的曾泽生，只落下五个字：
因为毛主席。
每年的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思考些什么，将直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破除毫无意义的悲悯情怀、民国风味的舆宣氛围和立论模糊的国军崇拜，这是公祭日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清算蒋记国府罪责，重塑人民史观认同，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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