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周总理诞辰125周年纪念日。周总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楷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到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我与总书记一样，对周总理有种发自肺腑的尊崇，一想到他就觉得很温暖。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总理波澜壮阔的一生，揭批他文革期间“违心”支持、“违心”签字等谣言，还原真相，这是对周总理最好的纪念。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雷锋学习日）生于江苏淮安市驸马巷7号，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
一、辗转求学（7年）
1910年春，周恩来随伯父离开淮安，先后在奉天省银州(今辽宁铁岭市)银岗书院和奉天(今沈阳市)东关模范学校读书。1913年春，离开沈阳到天津；8月，考入南开学校，1917年6月毕业。
二、赴日留学（2年）
1917年9月，赴日留学，由此接触马克思主义。
三、五四运动（1年）
1919年4月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领导者；9月入南开大学，入校后参与成立进步团体—觉悟社，社员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谌志笃、薛撼岳、郑季清、周之廉、李振瀛、谌小岑、潘述庵、马骏、李锡锦、胡维宪等人。1920年1月，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7月出狱。
四、留学法国（4年）
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赴法勤工俭学者先后17批约1700多人，其中包括周恩来、蔡和森、蔡畅、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向警予、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何长工、傅钟（总政副主任）、李卓然（中宣部部长）、刘伯坚、郭隆真、张昆弟、罗学瓒、萧三、熊雄、萧朴生等人。1921年3月，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1922年3月到德国，6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宣传工作（其中，赵世炎为书记，李维汉负责组织）；10月，与赵世炎、王若飞、尹宽、陈延年等4人当选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2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
1923年6月，与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支部，同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总之，留法期间，因为处于国共合作蜜月期，周恩来参与组建旅欧共产党和旅欧国民党组织，并都担任重要职务，这使得他在国民党内很有人脉，为日后做特科工作和统战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任职黄埔（2年）
1924年7月启程回国；9月到达广州；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和孙中山任命，担任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之前，国民党戴季陶、邵元冲，都当过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1925年2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参加第一次东征； 8月8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担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领导黄埔学生军东征和平叛作战。1926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
六、南昌起义（3个月）
1926年12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共最早参与军队工作并与军队长期保持良好关系的领导人。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特别军委书记；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总指挥，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仍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军委委员有周恩来、王一飞、聂荣臻、顾顺章、颜昌颐、贺昌、罗亦农、邓中夏等，主要是进行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7月12日，担任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7月—10月，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期间中央军事部部长职务由王一飞担任；8月1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香港转到上海；11月，中央政治局将中央军事部改为军事科，隶属中央组织局，周恩来兼军事科科长；11月，创建中共特科，顾顺章是负责人，陈赓负责日常工作。192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军事部作为全党最高军事指导机关，由杨殷任部长。
七、上调中央（3年）
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摧残，党员由6万人锐减到1万多。以“八七会议”为转折，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逐渐离开领导层，毛泽东也受到影响，而在欧洲留学、曾出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的周恩来等留苏、留欧人士逐渐走入中共核心领导层。
1928年6月，周恩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秘书长兼中组部长。11月，回调上海，由于向忠发能力不足，他承担了诸如工会工作、农民运动、兵运工作、苏区工作的责任，实际上主持了中央工作。
1929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政治局下设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杨殷任军委会主任；1929年8月24日，杨殷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兼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会主任；11月11日，组织陈赓等暗杀叛徒白鑫。
193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部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合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由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等9人组成，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930年3月，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军委书记职务由关向应继任，8月19日周恩来回到上海，重任中央军委书记；9月24日，周恩来同瞿秋白、毛泽东等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瞿秋白在会议上做了报告，周恩来继续甘当二把手，两人共同批评李立三的错误。不久，王明回到国内，他仗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认定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指责瞿秋白、周恩来折衷调和。
米夫到中国后独断专行，在1931年1月召开的四中全会上，将瞿、周列为主要批判对象，瞿秋白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项英、罗登贤、关向应、毛泽东等原政治局成员继续当选，其中，周恩来仍任常委，主持组织和军事工作，这是因为米夫很清楚王明等新人，没有威望撑起整个政治局，所以没有采纳王明、罗章龙等人排斥周恩来的建议。因此，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该委员会由周恩来、陈郁、聂荣臻、陈赓等7人组成，主要负责白区的兵运、情报等军事工作及对苏区军委、各主力红军重大决策的指导，不直接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与后来的中央军委有本质不同。
八、来到苏区（3年）
1931年5、6月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导致王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已很难在上海立足；9月，王明、周恩来二人确定由博古（王明亲信）、张闻天为核心、博古负总责。成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4人在博古家中商定了名单，成员包括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人，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并由博古负总责。随后，王明返回苏联，周恩来来到苏区。
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委员15人，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6月，被增任为中革军委副主席；8月初，在兴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为加强集体领导，“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10月，在宁都会议接替毛泽东兼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3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2月，与王稼祥一起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主席朱德）。此后的中革军委实际上由博古代表党中央并与军事顾问李德掌握最高决策权和指挥权，从前方调回瑞金的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他保留红军总政委名义，但只是协助博古做组织领导工作；朱德仅是形式上的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并不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1934年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周恩来成为中央军事领导核心，但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博古和李德。
期间，周恩来积极落实王明路线，与项英、张闻天、刘伯承等一起排挤毛泽东同志，后来担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成为中央军委最高负责人。李德虽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但周恩来听信李德，造成重大军事失利。因此，中央苏区政治路线的错误由博古、张闻天负责，军事路线的错误则由周恩来负责。不过，这里的军事路线其实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李德确定的，周恩来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他把李德看作共产国际的化身，对他言听计从，这是其性格和认识方面的局限性，但丝毫不损害其光辉形象。
九、参加长征（1年）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与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起到关键作用。
遵义会议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3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又称“三人小组”、“三人军事小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8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总部重新组成，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扩大会议，决定北上的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即陕甘支队前敌委员会（此时朱德正随左路军行动），领导红军工作，主持人为毛泽东。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在“五人团”基础上扩大为9人，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周恩来同时兼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该处实际上是红军的总后勤部，负责领导军委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武装动员部、红军学校、红一方面军留守单位和陕北、陕甘(后为陕甘宁)两省军事部以及地方武装，统一领导前后方的供给，保卫红一方面军的后方安全。
1936年12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由23人组成中革军委，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7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由于威望很高，仍被选为“三人团”之一。但周恩来此时此刻显示出博大的胸怀，他不贪恋权势，主动让贤，恳请毛泽东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并亲自找一、三军团的林彪、彭德怀做工作，让部队完全服从毛泽东的指挥；他还说服博古主动向张闻天交权，在革命转折时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主抓统战（8年）
1.到达延安（2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赴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而形成了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其成员由11人组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张国焘因犯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已出局）。毛泽东任书记(亦称主席)，周恩来、朱德任副书记(亦称副主席)。
2.赴汉工作（2年）
1937年12月，周恩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王明为书记，委员有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与书记王明站在一起，支持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1938年1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陈诚为部长）。
3.转战重庆（1939年1月-1946年6月，共7年半）
1939年1月，赴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8月，因与江青策马而坠马受伤赴苏治病，1940年3月回延安；9月,和邓颖超一起回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同月，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为皖南事变题词，怒斥国民党当局同室操戈、破坏抗战。
1942年10月，同林彪一起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3年6月，参加延安后期整风，因曾支持王明路线被刘少奇等严厉批判。1944年11月，回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抗战期间的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陈云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陈云等人追随王明，搞得毛泽东很孤立，因为大家都认为王明代表共产国际，而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且王明非常懂马列主义原理，所以，他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众人支持。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
十一、国共和谈（半年）
1945年的中共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当时决定七大议程是5个报告、3个讲演,即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统一战线报告(周恩来)、历史报告(任弼时),关于边区(高岗)、华北(彭德怀)、华中(陈毅)3个地区工作的讲演。随后，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核心成员。8月，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新的中央军委委员共12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林彪、叶剑英，其中，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4人为副主席，彭德怀兼总参谋长。
1945年8月，和毛泽东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0月，和王若飞代表中共在《会议纪要》上签字；1946年1月，同马歇尔、张群谈判达成停战协议，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领导了国统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6月内战爆发后，返回延安。
十二、解放战争（3年）
1947年3月，和毛泽东、任弼时等撤离延安，转战陕北；8月，彭德怀改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后，由周恩来代理总参谋长。1948年3月，与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其后，参与指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时指导国统区的革命运动。1949年3月，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6月，主持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
十三、担任总理（27年）
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担任国务院（政务院）总理职务，直到逝世；其中，1949年10月—1954年9月，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曾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52年7月，由彭德怀接替）；1949年10月到1958年2月，兼任外交部长职务；还曾当选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
1950年1至2月，陪毛泽东在莫斯科与苏联斯大林等领导人会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0月，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因“反冒进”遭到批评,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1972年，被诊断出患膀胱癌；同年因积极批林彪“极左”，受到主张批林“极右”的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1974年中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周总理再次受到影响。1975年1月，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1976年1月8日在京逝世。
周总理建国后的主要角色是毛主席政策的执行者和中央决策的参与者，毛主席定下大的方针以后，具体落实一般由总理负责。
十四、支持文革（10年）
周恩来一直坚定支持文革，绝不是“违心”支持的“两面派”。如他仅接见红卫兵组织就高达160多次；是红卫兵组织批判老干部的主持者，是点名批判老干部最多的领导之一，如他点名批判或号召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朱德、林彪、贺龙、聂荣臻、徐向前、薄一波、谭震林、瞿秋白、安子文、叶剑英、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田家英、周扬、陶铸、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陈毅等一大批老干部；是审查老干部的组织领导者，曾担任高岗、刘少奇、彭真、林彪专案组组长，也是中央各专案组总负责人，他组织中央政治局审定各专案组报告，然后形成意见再交毛泽东批示，所以，几乎所有中央领导的审案结论均有周总理的意见和签字；他是文革时期政治走向的主要决策者，不仅主持行政和经济管理工作，而且也主管意识形态和理论宣传，如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仅1970年，周恩来共审批新华社各种稿件439篇；同时，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保护过陈毅、贺龙、彭德怀等一大批老干部和民主人士，还曾保护过后来遭到关押的戚本禹、邱会作、王秉璋等人。
毛主席对周总理十分信任，文革前后，无论他是否在军队中任职，都能直接调动军队。如1966年3月8日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后，周总理直接调动军队赴邢台救灾；1966年5月17日，由于发生了罗瑞卿问题和彭真“独立王国”事件，为加强北京卫戍区力量，他直接致函毛主席请示调整北京卫戍区的军队部署；１９６７年２月２3日夜，又当场向21军军长胡炜下达了到陕西“支左”的命令；1966年武汉“七二0事件”，他特事特办，不仅直接指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毛泽东警卫，而且于７月３０日清晨，致电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３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而正常情况下，军队高级指挥员的调动由军委下达命令；1967年6月29日，赣州发生武斗事件，周总理又直接从广州军区调动一个师，跨战区制止武斗。
周总理政治斗争和治国理政经验都十分丰富，文革中，真正不打折扣落实毛主席指示的是“四人帮”和周总理，“四人帮”主要在意识形态和宣传理论方面，而周总理则是党政军全面抓。“四人帮”与他在工作中虽有分歧，但总体上配合默契，只是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上出现分歧，江青等人对总理很有意见，但周总理不计前嫌。1975年四、五、六月间，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遭到批判，被迫4次检讨，周总理则拖着病体强行中止了中央政治局对江青等人的批判。（20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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