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男，1942年5月生于北京，1959年从北京65中毕业，因父亲是右派分子，遇罗克两次参加高考虽成绩优异，但均未被高校录取，后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做学徒工，似乎还担任过代课老师。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对姚文元批判海瑞提出异议。“文革”爆发后，于1967年1月18日发表了著名的《出身论》，批判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该文被广泛传播、影响巨大。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批评《出身论》。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等罪名。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决，时年27岁。1979年11月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平反。
多年来，遇罗克被塑造成惨遭迫害的“年轻的殉道者”“思想犯罪第一人”，某些人拼命挖掘“遇罗克遇难的历史意义”，试图将他打造成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工具。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为《出身论》，有的说是因为反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有的说是因为“私藏手榴弹”，还有的说是因为戚本禹批判。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
一、反驳姚文元的文章类似于学术争鸣
遇罗克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文《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将海瑞说的一无是处，有人说这是他被害的主因。
但通读原文，感觉遇罗克在文中摆事实讲道理，写得非常中肯，语调也很平和，似乎是在与姚文元搞学术争鸣。与包括领导干部、专家教授在内的高层人士进行争鸣，在“文革”前稀松平常，如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学生可以写大字报、登报批驳他的观点，马寅初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反驳学生，不算什么石破惊天的大事，加上遇罗克的文章仅是众多争鸣文章中的一篇，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影响力不大，因此，姚文元很可能从未注意到该文，即便看到，也没必要没精力做出回应，更不可能报复遇罗克，而且，如果姚文元真的想加害遇罗克，就不应该等到1968年1月，而是在该文发表不久，最多拖到“文革”初期，但遇罗克2年后才被捕的事实证明遇罗克并非因姚文元落难。有人在文革结束后抛出这段故事，仅是想混淆视听而已。
二、遇罗克是造反派和中央文革的同路人
遇罗克最受瞩目的，莫过于他1967年1月发表《出身论》。他在文中坚决支持“造反”及江青、陈伯达等文革领导人，反对谭立夫等“红五类”提出的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主要观点的“血统论”，批评谭立夫“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揭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反常现象，并呼吁“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该文发表不久就在北京和全国引起轰动。
从当时情形看，文革初期乃至相当一段时间内，部分高干子弟为维护个人和家庭的特权，蓄意干扰毛主席“整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即整官）的斗争方向，成立了排斥平民子弟的红卫兵组织，将斗争方向对准“地富反坏右”（即斗民），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草根民众遭到残酷打压，众多平民子弟也因高干子弟在父母支持下垄断“造反领导权”，甚至胡作非为、草菅人命而心生不满，《出身论》因较好反映了成千上万被压抑的底层民众的心声而受到追捧。
江青、陈伯达等人都坚决反对“血统论”，因为他们为实现文革“整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既定目标，必须纠正某些人将处于社会底层的“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作为主要革命对象的错误做法。陈伯达1966年8月2日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公开表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江青8月6日在天桥剧场围绕“血统论”对联召开的辩论会上也明确表态反对“血统论”；陈伯达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时，对“血统论”进行严厉批判，他说“这是彻头彻尾地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反对，引发高干子弟强烈反弹，他们于1966年12月成立“联动”这一具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联动成员邹建平12月5日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联动成员公开在北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峰、戚本禹，吓一下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等。
在这种情况下，遇罗克的《出身论》横空出世，有力打击了部分高干子弟的嚣张气焰，支持了中央文革。可见，遇罗克因出身底层遭遇不公，支持并梦想通过“造反”打破原有秩序，改变自身命运，他至少是造反派及江青、陈伯达等文革领导人的同路人。不过，缺乏后台的平民子弟贸然介入高层政治历来极度危险，遇罗克在一举成名的同时，也在无意间卷入一场可能给自己引来杀人之祸的政治角逐。
三、戚本禹批评《出身论》似未引发严重后果
许多文章说，戚本禹1966年4月14日在中央文革内部的讲话是遇罗克遭到迫害的主因，戚本禹是这样说的：
“主席有两句话讲得好，即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这两种倾向在中学都是有的，开始 ‘老子英雄儿好汉’，伯达同志批了，这是血统高贵的理论”
“出身论是错误的，而是大大的错误，它不要阶级成分，否认阶级观点不要阶级分析，他们反对联动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观点攻击社会主义”
“希望同志们在批判血统论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就要有成分，又不唯成分，首先看到人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无不打上阶级烙印”
戚本禹事后回忆录中说：“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讨论分析过过罗克的观点，认为他完全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阶级分析的必要性，这就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了。”
“所以，当时就决定由我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做了一个公开的讲话，批评过罗克的观点。1967年4月，我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遇罗克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并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只是对他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批判，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后来被公安部门逮捕又被处以死刑，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在他被捕之前，我自己也早已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了。”
还有文章说，林彪曾在1967年5月不点名批评遇罗克和出身论，从而暗示遇罗克遇害与林彪有关，该文甚至还影射周总理、谢富治等人，显得阴暗歹毒，因为遇罗克作为平民子弟，仅有认识错误，罪不至死，即便真要处理，也不用周总理、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面，他们日理万机，哪有时间过问遇罗克？常言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真正让遇罗克遇难的应是其他人，可惜由于资料缺失，已很难判断戚本禹在遇罗克案中的真实作用。
四、“私藏手榴弹”是遇罗克被捕的直接原因
讲述遇罗克“私藏手榴弹”过程的文章很多，大致是这样的：
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也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可见，“私藏手榴弹”是遇罗克被捕的直接原因，此事似乎可从侧面证明戚本禹等人的批评没有对遇罗克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文革期间，一个平民子弟在受到高级领导批判后，肯定会被全社会口诛笔伐，不可能有心情到东北看热闹，专政机关也不会让他走出北京。而且，遇罗克被捕前戚本禹已被打倒，如果遇罗克真的被戚本禹“迫害”过，他此时应是正面人物，怎可能被捕入狱？这说明“真凶”应另有其人。
五、“一打三反”运动中被迅速处决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政治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以上统称为“一打三反”。
表面看遇罗克所犯罪行不重，不可能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中命丧黄泉，但遇罗克确实在“一打三反”运动初期被处决，这体现了政治和人的复杂性，因为每次运动，总有官员借机铲除政敌，包括大肆镇压“造反派”，遇罗克无疑是典型的造反派。
据此有人推测，他是因反对“血统论”，支持造反和中央文革而被某些高官忌恨，所谓“私藏手榴弹”“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思想反动”仅是杀人的借口，戚本禹的讲话被人利用，属于无辜躺枪。
有人对此反驳说，遇罗克1967年1月发表《出身论》，1968年1月被捕，2年后才被处决，谁能证明他的死与《出身论》和支持造反有关？
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文革初期，江青、姚文元等人风头正盛，某些人则被造反派和红卫兵“迫害”得自顾不暇，根本没精力对付遇罗克等人，待形势稍微稳定，他们就会出手解决；之所以没有杀他，是因为形势仍不明朗，等到他们自认为时机成熟，会毫不犹豫大开杀戒。实际上，在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等运动中，都存在扩大化的现象，许多像遇罗克这样的平民子弟、知识分子和一些级别稍低的官员都曾被处理过，有的甚至丢掉性命。
还有人推测说，遇罗克死在入狱后仍自视甚高、口无遮拦上，由此惹恼监管人员，招来杀身之祸。
这种可能性有却不大，因为文革期间处决犯人十分慎重，要经过多道程序。如1975年处决张志新时，除监狱提出判死申请，区法院判处死刑外，还要经过区常委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常委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常委会层层研究审核，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后才能执行，期间有很多翻盘机会，只是不清楚遇罗克被判死的详情。
总之，遇罗克死因至今成谜，原先过程也许并不复杂，只因真相被人裁剪遮蔽，才让后人迷迷糊糊、搞不清楚。（202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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