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战术篇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没有正确的战略，不会赢；没有高明的战术，很难赢。各行各业皆如此，要成就一番大业，需要有出色的战略战术造诣。
在这方面，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回忆录《领袖们》里面有言：“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劲手段，在历史上留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同时，二战时期著名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赞誉，“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是毛主席。”
他们的见解不虚，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的造诣无与伦比。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旗开得胜的攻防战术，随处可见，值得用心品读。
现在就从成就一番大业的角度上，品读毛泽东在战略战术方面的精彩亮点。
（1）始终高度重视，不断督促指导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是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经典。同时，这句源自1936年底、在1948年初再强调后形成的名言，也是毛泽东高度重视战略战术的一个体现。
正如蒙哥马利赞叹所言，毛泽东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但是，毛泽东杰出的战略战术智慧不是天生的，尽管这与天赋有关。更重要的是，他明白战略战术事关成败。对此，毛泽东曾经有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还强调，“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所谓策略，就是战略战术，可见他把战略战术视为党的生命、胜利的基石，因而高度重视。在战略战术方面不马虎、不含糊，不断地谋划。并给团队提出督促和指导。
192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一个决议，一部分概括成战略战术性的经典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题演讲，其后形成战略战术名篇。其中，毛泽东指出要重视普遍性规律，还要重视特殊性。“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重视战争的规律，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为让军事指挥员们有清醒的认识，他还强调重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部分形成《战争和战略问题》。其中。他指导干部们要注意研究军事问题。“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他强调，“为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必要的。”
还有，国民经济的“十大关系”理论、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世界”理论、布局大三线建设，等等，都是毛泽东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战略战术思想。
事实上，毛泽东很早就重视战略战术，而且这个重视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时期。到了老年，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更是放在高端。1965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可见，在各个时期、转型阶段，毛泽东都会认真思考相关的战略战术问题，继而梳理出相应的理论，督促指导下属学习和执行。在毛泽东持续不断的教导和督促下，各级领导人的脑海里时不时会崩出“战略战术”的字眼，并认真地思考和实施。其中，林彪为首的东北野战军领导班子制定的“六项战术原则”——“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猛战术”、“四组一队”、“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就是典型。
这就是毛泽东成为伟大战略家的根基，也是他带领一群绵羊却能打败狼群，还能与狮子、狗熊打成平手的秘诀。
（2）高屋建瓴分析，系统透彻解读
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了代表斯大林的米高扬，并与他多次深入交谈。内容包括建立新政权问题、建国以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人民军队问题、新中国对外的政策问题、正在进行中的解放战争发展问题、民族为题、中共党内状况问题，等等。谈话内容显示，毛泽东在全面思考着战争与战后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重要事项皆有未雨绸缪的考量。从不顾此失彼，从不固守一隅而漠视全局，从不停留在表象而忽视根本。
对此，米高扬深受震撼。回国前夕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的感悟很准确，毛泽东对战略战术的重视不停留在态度上，而是重在落实。他就像一位舵手，在充满暗礁和冰山的汹涌波涛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小心翼翼地观摩着风浪、把握着方向。在重要时期、对重大事项，都会及时地思考，高屋建瓴地分析，并提出系统透彻的解读。防止团队冲入陷阱、遭遇致命的伤害，引领团队曲折艰难却又成功地走向胜利的彼岸。
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很多。
例如，1930年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还在山区创建立足之地的毛泽东，就把艰苦的现状与军阀混战的背景联系起来，提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在此基础上指出红军和游击队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用充分的证据说明红色政权发展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正确的。同时提出，“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在战略形势分析基础上，毛泽东批评了红军的一些错误战术思想，提出并强调，“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此外，还对当时的江西、福建、湖南的敌我态势进行了描述，指出了江西为主发展根据地的原因。
从这几点简单的解读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将对战略战术的重视落到了实处。思维高屋建瓴，分析清晰透彻，引领团队在战略战术上走正道。
除了六千多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有五万字左右的《论持久战》、四万余字的《论联合政府》。每一篇都是高屋建瓴、内容系统、丰厚、透彻，阅读过的有识之士无不拍案叫绝。
最典型的莫过于《论持久战》。1938年5月发表后，很快成为指导全国抗日战略战术的经典。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中日战争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系统透彻的解读，在此基础上提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术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等一系列战略战术谋略。
因为系统、透彻，且客观、务实，《论持久战》一出，不仅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如获至宝，国民党方面最杰出的将领、外号“小诸葛”的白崇禧，读后也大为叹服，还从中归纳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两句话。随即，白崇禧把《论持久战》推荐给了蒋介石。一贯仇视毛泽东的蒋介石，这次也不能不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智慧点赞了。
无疑，这一篇篇现代版的“隆中对”，是毛泽东成就大业过程中的一道道彩虹。
（3）战略层面藐视，战术层面重视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作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门户型”典范，这句名言被延伸到和平时期、非战场环境，蕴藏着丰厚的价值。
1936年12月，毛泽东提出战略是“以一当十”、“以少胜多”，战术是“以十当一”、“以多胜少”的主张，将这项主张作为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之一。这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起源，也是具体的描述。可见，毛泽东的这个法则有两大要素——精神上毫不畏惧，操作上高度认真。
战略层面藐视敌人、战术层面重视敌人。毛泽东一直如此。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勇敢地深入敌后，挑战迎战战斗力强大的日军。同时，为八路军的战术中心是“游击”还是“运动”苦心思索和辩论，最后确定“游击”为核、“运动”为辅。他专门强调，“我们八路军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游击战争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这是我们当前制敌取胜的主要战略战术。”
后来，在面对表象明显强过自身的国内外敌人时，毛泽东发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言壮语，激励军民勇敢地迎战。在1958年，毛泽东又专门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战略上藐视敌人！毛泽东就是这样，以气吞山河之势引领军民迎战和挑战各类强敌。在这个精神动力作用下，打败了地球上最强大的敌人，突破了似乎无法突破的困难，解决了上千年无法破解的大自然难题。
战术上重视敌人！毛泽东就是这样，以细致入微的行事风范引领军民应对具体的“战事。他反对死打硬拼，讲究“初战必胜”，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他重视充分而周全的准备，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事实上，战略层面藐视敌人，可谓迎战强敌并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高昂的斗志，处于弱势状态的一方应战的勇气都没有，何谈胜利？
同时，战术层面重视敌人，则是克敌制胜的充分条件。如果不重视敌人，就不会认真细致地做好具体的事情，战术和细节的漏洞及短板会很多。别说强敌，就是面对比自己弱的敌人都可能失败。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战略战术就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何其善也！
（4）重视首要问题，破解关键迷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一度是许多国人记忆深刻且朗朗上口的名句，因为，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
这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发表于1925年12月初。当时的背景是，党内人士想把革命事业搞起来，但是没有找对人。一些人局限于国共合作，跟着国民党，没有发展自己的力量。另一些人则刻板地沿用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学苏俄，只注意工人运动，没有重视中国数量最大的民众——农民。因此，没有足够的民众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革命热潮总是掀不起来。
没有足够数量的民众参与，革命的高潮就不会出现，更别说成功了。要跳出低潮、引导革命事业向前迈进，就必须找到更多的、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的民众。为此，毛泽东深入社会进行调查，并认真细致地分析，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在文中，毛泽东首先以“革命的首要问题”强调了明确敌人和朋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接着总结，“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然后，他明确提出“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随后，毛泽东一一列举和解读了当时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对他们的主要构成、经济地位、思想特征及对革命的态度，作了系统的分析。最后明确列出了几类人，包括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领导力量、最接近的朋友、可能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为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细致的分析，给党内相关人员上了一堂课，帮大家理顺了脑袋里的“一团乱麻”、认清了形形色色的人。自此，中共领导层开始重视可以依靠的力量、可以争取的力量、需要警惕的对象，也开始关注农民，不再漠视人口最多的农民，为后续的事业发展做好了铺垫。
其实，一切事情的核心问题都是人。做事的是人，消费的是人，赞同的是人，反对的是人，...对形形色色的人的认识就是事业的首要问题，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跳出迷茫、避免瞎闯，为事业成功做好铺垫。
（5）聚焦大业真谛，造就澎湃伟力
2017年底，著名战略专家金一南教授的一篇文章在网上流传，标题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革命最为根本问题的人》。在这篇长标题文章中，金一南教授依托大作《苦难辉煌》的基石、明确提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革命最为根本问题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金一南教授有简明扼要的解读。他指出，无论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还是孙中山、康有为、李鸿章、袁世凯等其他社会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都力求改变他们看不顺眼的社会。但是他们的追求都止于幻想，因为他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来改造社会。只有毛泽东把改造社会所依托的基石定位于平民大众，并因为这个“群众路线”而实现了改天换地的宏伟目标。
金一南教授这篇短文的标题和精简的解读，揭示了毛泽东成就非凡伟业的一个战略智慧——聚焦成就天下大业的真谛，造就改天换地的澎湃伟力。
且看：
源于《孟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名句“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治国名句“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 还有宋朝崔敦礼所言，“得民之劳者昌，得民之忧者康，得民之死者强。”这类治国理政哲理，都直接点明了赢天下的真谛——赢得普天下的民众。
这些广为流传的哲理名言警句，晚清和民国时代社会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哪个不晓？谁人不知？
但是，那个时代，中华大地底层民众们的表现，给大多数风云人物带来的只是震惊、忧伤、悲哀。
“中国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这是孙中山的感叹。
鲁迅在多篇文章中对国民性有的批判谈得最多的有两点，一是麻木不仁的“看客”，二是毫无精气神的“奴性”。
自私、冷漠、懒散、胆小、愚昧、各顾各、明哲保身、忍气吞声、苟且偷生、得过且过、逆来顺受、没有国家意识、没有社会责任意识，等等，来自海内外的这类评说比比皆是，而且很少有人反对。
因此，爱国的文化人对底层民众表达最多的感情就是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孙中山、康有为、陈独秀、瞿秋白等力求推动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们，则只是把这些民众视为改造的对象、而非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力量。
只有毛泽东铭记赢天下的真谛，将民心、民意、民智、民力作为基石，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为行动导向，以“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为运行策略，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具体事务操作方法，且一以贯之。
在这方面，毛泽东在各个时期都有相关的理论、指示、教导、号召。较为突出的有：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兵民是胜利之本。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支持。
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只要有了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
......
上述这些话句，是毛泽东“聚焦大业真谛、造就澎湃伟力”的体现。依托这个卓越的战略智慧，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毛泽东领导的事业得到了民众自下而上的广泛认可和大力支持，进而凝聚成汹涌澎湃的潮流、不可抗拒的力量，不断创造辉煌与奇迹。
正如金一南教授所言，“由一盘散沙变成全世界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这个重大贡献的中心基石，就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战略智慧。
（6）构建统一战线，赢得丰厚资源
据传，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对人说过， “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还有人将此话精简为“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且不管毛泽东具体说的是什么，核心内容是一致的。而且，他一直是这么做的。
前面提到过，毛泽东将分清朋友和敌人视为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他没有偏激，同时提出许多人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事实上，无论是在艰难的起步阶段，还是政权在握、处于强势的状态，无论是党内外还是国内外，毛泽东都很重视摇摆的中间派，还有一些曾经的敌人，努力“拉”他们，而不是放任不管，更不是把他们“推”向敌方阵营。
如此一以贯之地构建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赢得丰厚的资源，并化解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对事业成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统一战线方面，毛泽东的精彩亮点很多，可谓绚丽多彩。
他说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显然，这是统一战线的工作纲领。
长征途中，他努力与洛浦（张闻天）、王稼祥沟通，达成共识，在遵义会议上一起努力，扭转乾坤，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共。
西安事变时期，他努力劝阻杀蒋，推动国共合作，达成全国性的统一战线，促进全民族的抗战。
重庆谈判期间，他不顾辛劳不惧风险，热情接待和主动拜访方方面面的人士，甚至主动登门拜访极端反共的国民党要员。
夺取政权后，他一如既往地尊重阵营之外的人才，邀请和欢迎他们在新政权中担任要职。黄炎培、马寅初、章乃器、盛丕华，等等，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其中，对曾经严重伤害过共产党的人物同样保持尊重和重视，李济深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就是印证。
而且，建国初期，诸多民主党派人士认为革命目的已实现，民主党派没有必要存在了，准备解散。毛泽东反对解散，鼓励他们坚持搞下去，并指示解决各党派的经费问题、干部学习和失业问题﹐要求对民主党派干部与共产党的干部一视同仁。1956年﹐毛泽东还郑重提出两个万岁口号﹐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就是民主党派万岁。这样，八大民主党派得以保留和发展，成为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团体。
君子和而不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毛泽东深谙此道，以共同的大目标为基础，在国际舞台上也打好了“统一战线”这张牌。
建国前夕，他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提出，“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后来，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面对美苏两国超级大国的敌视，毛泽东根据中间地带理论调整国际战略，“三个世界”理论，在全球范围内来寻找利益共同者，分化帝国主义阵营有二心的追随者。因为不平等世界格局被设想为少数受益者和多数受损者之间的奕局，所以受损的第三世界被认为与中国一样，这就成为中国的天然同盟者。此举彻底打破了美国为主、苏联跟进，超级大国封锁孤立中国的战略图谋。
事例很多，简单列举几个足矣。
正是因为毛泽东打好了“统一战线”这张大牌，“统一战线”才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的“三大法宝”之一。
（7）依托胜败规律，明确攻防原则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方针，是早起红军应对敌军的原则性攻防战术。
尽管每一场战役、每一个战斗，都需要专项的战术， 但是还需要一些原则性的战术，作为一定时期、一定环境的攻防原则，以提高胜算、避免失败。
“强胜弱败”是战争的根本规律，其中的“强”是战争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综合一体的、静态实力和动态战力有机结合的强，而非单一的、静态的强。毛泽东深谙此道，并高度重视。
由于长期处于敌优我劣、力量悬殊的环境，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根本出发点是强调战略上“以一当十”、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战术上则明确要求“以十当一”。他主张并督促下属，通过在一个个的局部集中优势兵力、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等等策略，把全局和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局部的一场场战役、一个个战斗的“强”，形成“以强击弱”之势，积小胜为大胜，使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最终赢得战略和全局上的胜利。
为此，他以“强胜弱败”的规律为依托，陆续提出了多项攻防原则。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
上述原则性的攻防战术，尽管出自不同时期、不同环境，重心不同内容不同，稍加用心品读一下就能发现，都蕴藏着“强胜弱败”的规律。
显然，毛泽东制定攻防原则时很务实，根基在科学规律，没有异想天开，没有逞强。
（8）强行自力更生，确保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时代的一句响亮口号，尽管本质上是产业政策，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是一种精神。其实，这不仅是精神，也不仅是产业政策，还是保障组织团队健康发展的战略之道。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之道这样体现：
首先，依托“独立自主”的精神，在艰苦的环境和薄弱的基础上开启产业发展之旅，通过坚持不懈的奋斗，实现“自力更生”的自我保障体制和资源，可以从容应对压力和挑战。
然后，通过“自力更生”产生和积累资源，不断拓展和升级产业，渐渐摆脱关键科技、重要物质对外部的依赖，保障自我决策的资格和主动权，做任何决策时无需顾忌不听话被“断顿”。
事实上，如果刚需资源及关键资源不能自行解决、需要依靠外界，就摆脱不掉听命于人、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重要的决策不能自我决断，关键时期难以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基础多么薄弱，毛泽东一贯大力倡导和践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之道，并因此受益匪浅。
红军时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解决了中共经济来源，赢得了政治军事独立的基础。
1935，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一纲领性的原则。
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国民党断供和封锁的环境下保障了基本供给，组织和团队没有溃散，并能够逐渐发展壮大。
抗战结束伊始，斯大林要求中共服从国民党、避免开战；解放军以胜者姿态兵临长江时，斯大林提出划江而治；建国后，赫鲁晓夫提出了名为双方合作、实为苏方控制的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方案；...这些都被毛泽东一一拒绝。毛泽东拒绝的原因很简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呵护被外族欺凌上百年、不愿意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外族耀武扬威的民心。
后来，逐渐形成毛泽东的外交合作风范和底线原则。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
客观地说，毛泽东坚持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有一个原始性的原因——大。中共是一个大党，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的是大事，需要的资源很多。因此，必须依靠自己为主，建立起独立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大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
大国，就不能像小国那样依附他人。形象的比喻就是——天生姚明块头的男子汉，就不能像林黛玉那样小鸟依人。
正是因为毛泽东持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建国后，他领导的团队机构都能在负担沉重的情况下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并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壮大起来，进入良性循环，中国也很快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个强国。
近期我国在高级芯片、核心软件、飞机发动机等领域中的困境，更印证了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略思想的价值。
（9）审时度势比对，抢占有利区位
市场竞争不易，除非拥有强大的资源和实力，都要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争夺有潜力有空间的“蓝海”。
商业上如此，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亦是如此。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开始引领团队为理想奋斗伊始及后续的很长时间，都很弱势，既需要生存发展的资源，又无力与强敌争夺大家都想要的好地方。在这等的形势下，毛泽东没有不顾一切去争夺大城市、富裕地区，也没有放弃追求，而是务实地审时度势，分析社会形势、敌我势态，权衡利弊后抢占有利区域，打造追求大业需要的根据地。
首先，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看准的是湘赣交界的井冈山，那里既是国民党政权和军队的薄弱处，还有已是共产党员的山大王袁文才和他的拜把兄弟王佐，虽然小了点、苦了点，作为千把人的先行落脚之处比较合适。随即，他带队伍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根据地，开启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篇章。
十年后，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前，蒋介石即明确将逐步退守至黄河以南，粤汉线以西。这个战略布局，意味着华北、江南等广大国土将成为日军的后方基地。毛泽东因此把视线放在日军的后方基地，他看出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前后左右是大片的治理空白区域。那里很少敌人的正规军，国民党政权跑了，日伪政权也很薄弱，发挥空间大，适合能够扎根乡村的军队。因此，他发出“到敌人后方去”的指示，引领军民创建敌后根据地，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牵制和打击日军的主要力量。
1945年，抗战形势光明，毛泽东开始关注抗战胜利后的未来。高屋建瓴的毛泽东认识到，逐鹿中原的关键是控制秦晋地区和东北平原。二者居其一即多有胜算，若二者全得，则稳操中原胜券。尤其是当时国内工业基础最雄厚、物产很丰富且国民党势力最弱的东北，对我方最有价值。如果控制了整个东北，哪怕其他根据地都失去，共产党也有对抗和反击国民党的能力。因此，1945年5月1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工业，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
随着苏军进占东北，日本宣布投降，蒋军在遥远的西南，毛泽东立刻全盘部署，抽调林彪、罗荣桓等干将，从山东等地带领十几万大军快速抢占东北，努力占据大面积且有工业化基础的地方，发展有后劲的根据地，为后续的反抗和胜利垫定了基础。
这就是毛泽东，审时度势，兼顾必要性与可行性，权衡定夺之后快速布置、抢先占据有价值的区域，为生存和后续竞争提供可靠的保障。
（10）发力基础变革，保障战略供给
创业需要资金，烧钱造势只能维持小段时间，不是长久之计。稳健的商业运作需要一个基础市场，使得收益能够保障活下去的需要。政治和军事也是如此，需要根据地，为军政人员的生活和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资源。
毛泽东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形象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毛泽东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止是抢占适当的休养生息之地，而且重视根据地的供给。他明白，粮草和民力这类战略性资源若没有保障，军政事业无法开展。要保障大幅度增加的需求，就需要提升那里的物产、促进那里的经济，并赢得民心。为此，他在江西建设根据地之时，直面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环境，将压制生产的封建模式打破，亲力亲为抓土改。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敌后抗日时，指示和督促下属搞土改。林彪率军进军东北后，也执行中央的指令及时搞土改。
正是因为体恤民情、适应社情的基础生产关系变革，让一代代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得以实现，共产党军政机构和人员赢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戴，生产得以提升，重要的军需物品的供应得到基本的保障。而且出现大量民众踊跃参军、踊跃支前，“最后的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感人局面也时常涌现。
当然，感人的场景是多项因素综合作用的效果。尽管如此，抢占根据地后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确实是巩固经济基础、保障战略供给的高水平举措。
（11）紧扣矛盾重心，以点带面清障
世人皆知，好心做好事也不容易，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就是人类社会是混合体，任何人物事务都不是特立独行，经常处于多种矛盾重重围困中。因此，要把事情做好，必须认识和解决相关的矛盾。
毛泽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并于1937年8月发表了著名的《矛盾论》，从哲学角度系统地阐述了矛盾。其中特别提出两个要素：
主要矛盾——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无论是指导下属团队还是自己处理，毛泽东都关注和重视矛盾的两个“主要”。
例如，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紧盯“三人团”军事路线的错误，劝阻追究政治路线的严重问题，而且在发言和最后的决议中，毛泽东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之类的话。其实，战争时期的军事与政治、和平建设时期的经济与政治，经常交织在一起、纠缠不清。针对“三人团”的错误，毛泽东不谈政治只谈军事，就是聚焦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点带面解决问题。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明确提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要求他们“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
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建国初期，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毛泽东强调，“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
还有，新疆的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三股势力”，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内外敌人的策动勾联下，这三股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威胁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对此，毛泽东再次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了“三不一打”策略。即“不能让它有领袖、不能让它有队伍、不能让它有理论。露头就打！”
这个“三不一打”策略，直指“三股势力”的要害，一旦出现一些小苗头小事件，驻守新疆的兵团就直接处理了，根本不需要动用军队。因此，在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宗教自由和国家统一的基石上，在“三不一打”策略的控制下，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三股势力”几乎没有露头的机会。
可见，面对种种矛盾，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着力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重点突破。毛泽东就是这样以点带面清除障碍，引领事业向前迈进。
（12）克制私人情绪，追求大局利益
尽管人们都推崇理性思维，但是，人是感性动物，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影响和控制，失去理性，因小失大。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面要赢得大局、避免因小失大，需要有效克制私人情绪。
对此，毛泽东有掌控，面对重大事项时总是关注大局，努力将自身及团队内部人员的私人情绪干扰降到最低。
这方面的事例不少，最典型的莫过于抗战期间的态度和行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尽管蒋介石是被张学良与杨虎城控制在西安，但这两位将军要共产党与他们一起解决问题，共产党方面的态度决定蒋介石的死活。当时，红军上下普遍要求杀掉这个凶狠的敌人。因为无数亲人战友被屠杀，毛泽东对蒋介石自然很仇恨，但是他控制住自己的愤怒，力排众议，劝导说服大家接受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主张，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这就实现了联合抗日的战略大调整，摆脱了继续被强敌围困追剿的危机，引导并促成国共双方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大赢局面。
但是，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投身全民抗战之后，国民党没有善待自己的战友，一段时间后，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经常发起各类封锁和挑衅。除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还有各地的无数次的挑衅进攻、恶意摩擦，甚至有胡宗南准备发起的对延安的大进攻。面对这些，毛泽东都是引领共产党军民克制愤怒的情绪，1939年9月16日宣布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后，依然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忍耐为主、反击为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对少数极端恶劣的进攻顽敌进行强力反击。
例如，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这样大的恶性事件，毛泽东也没有领导中共武力反击，而是“忍气未吞声”。在军事上采取严阵以待的守势，在舆论战场上采取揭露批判的猛烈攻势，在组织上重建并大力扩充新四军，防止国民党再次围攻。就这样，使得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孤立，逼得蒋介石于1941年2月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如此这般，就使得抗日统一战线没有破裂，全民抗日、一致对外的民族最高利益得到保护，没有让日本人坐享“渔翁之利”。
为此，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就统一战线总结说：“最近十年来，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
此外，长征途中，面对恶意挑衅中央的张国焘，毛泽东也一再克制自己的愤怒，努力保障组织的最大利益。
张国焘伸手向中央要权、要在高层中多安排四方面军的人，本是严重违背党性原则的大错，毛泽东忍了，尽量安排。
毛泽东和中央独自北上。张国焘下属、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追来，气势汹汹要求中央回去，身边的许多人都想把李特抓起来甚至直接枪毙。毛泽东阻止了，耐心说服教育，最后让李特率兵马平安返回。
张国焘藐视中央、特立独行，中央很多人提出严惩、立即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考虑到红军的大局，对张国焘错误提出批评时依然称之“同志”，并将传达范围限制得很小，尽量维护张国焘的“面子”。
不久，张国焘另立中央了，毛泽东也没有以敌对性质来反击，甚至退了一步，将中央红军改称为红军陕甘支队，并一度不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避免与张国焘过分对立。
后来，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失败、损失惨重后北上到延安，毛泽东依然欢迎和善待张国焘，给他安排适当的职位，以维护党组织和红军的团结。直到张国焘公开当叛徒了，才展开对张国焘的批判。
毛泽东就是这样，关键时期没有被低层次的恩怨和局部利益牵制，思维重心放在战略层面的大局利益，追求并实现大赢。
（13）弱化对方敌意，扩大生存机遇
1863年5月，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全军覆没。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使蒋介石希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破灭。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国内外广为人知的经典案例，专题文章很多。
文章和史料记载，蒋介石要消灭红军的意愿很强烈，调集来围追堵截红军的军事力量很强大。中央军和川军合计10余万人，对红军形成南攻北堵之势。蒋介石还致电各路将领，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扬言一定要让朱德、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但是，朱毛红军在处境更为险恶的环境下却能绝处逢生，没有重蹈石达开的悲剧。常见被提及的原因主要有这几点：
战略战术得当，两路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夺泸定桥。
红军将士信仰坚定，不畏艰险强行军，不惧牺牲奋勇杀敌，在仅剩铁索的泸定桥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还有，红军善待彝族同胞，赢得他们的认同和帮助，快速通过彝民区，为摆脱围堵赢得先机。
确实，这些都是红军绝处逢生、摆脱“第二个石达开”主要原因，无需置疑。但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弱化对方敌意的智慧。
其时，红军进入贵州、四川这类主要由地方军阀控制的区域之后，毛泽东引领红军一路上大力宣传“北上抗日”的宗旨，强调在西南地区只是借道、没有长住之意。通过“北上抗日”这面旗帜，以及“路过”的信息，对西南地区的各路军阀传达“借路不抢地盘”的信息，弱化了地方军的敌意。
知道外来的红军只是借路、不是来抢自己的地盘，凭借军队实力打造势力范围的各路地方军阀自然要想办法减少与红军交火，并想办法让红军尽快远离自己的地盘。这样既减少自己的损失，连同蒋介石指挥的中央军也没有理由继续呆在自家地盘上了。
例如，号称“小诸葛”的桂系军阀白崇禧，想法就是“给红军活路，也是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活路”，对红军“不拦头，不截腰，只击尾”，赶着红军离开广西就是胜利。
尽管无法具体评价“北上抗日”旗帜对各路军阀的影响，面对一时无法摆脱的强敌时，弱化对方敌意的策略，无疑是扩大生存机遇的高明之术。
（14）放大格局运筹，道器圆满丰厚
前面的“高屋建瓴地分析，系统透彻地解读”内容中，介绍过毛泽东在重要时期、对重大事项，总有高屋建瓴的分析，并提出系统透彻的解读，引领团队曲折艰难却又成功地走向胜利的彼岸。
那么，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分析解读有何特别之处？为何总是能让众人心服口服？总能给人充分的取胜之道？
细数起来会发现很多。不过，超凡的大格局基础上呈现精致的细节，堪称毛式智慧的灿烂亮点。
俗话说，“输在格局，赢在细节。”对于追求长期发展的大目标而言，不输比赢更重要。因为，没有赢还有翻盘的机会，输了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毛泽东领导的事业基本不输、总是能赢，就是因为毛泽东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时，格局放的很大，比大多数人站的更高、看得更广更远更深，在大格局思维基础上分析的很具体很精致。因此，给团队提供了丰满通透的道（理论）和器（策略与方法）。有了这些“道”，大家知道该干什么；有了相应的“器”，大家知道该怎么办。
超凡的大格局基础上精致的细节，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一是《论持久战》，二是游击战略。因为细节方面太琐碎。而且是在大格局基础上的，所以这里只说说大格局运筹。
首先，毛泽东在 1936年就提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
而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放大格局运筹的具体论述更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将战争上升到政治，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
（二）将中日之间的较量从两国之间上升到国际，提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
（三）将以武器为中心的战争上升到以民众为中心的综合国力对抗，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 。
（四）将对立性的战术上升到对立统一性的战术，提出“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术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
（五）将紧盯眼前的静态视线上升到动态视线，提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
游击战略方面，更显毛泽东放大格局运筹的魅力。因为，游击战略这个概念，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游击战，古来已有，且早在井冈山时期，以十六字方针为代表的游击战术就是朱毛红军的主要战术。但是，以小打小闹、偷袭为基本特征的游击战，大家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战术来看待。毛泽东则放大了格局，把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层面，使得游击战不再停留在正规战的战术辅助，不再局限于袭扰敌军，而是大幅度跃升为效果卓著的战略，并形成了以在1938年5月与《论持久战》同时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核心、丰满且实效的游击战略思想体系。
这套近两万字的游击战略思想体系中，包含两个纲领性章节，“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后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详细阐述了六个战略——（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
而且，在“建立根据地”章节中，分五个小节，阐述了“几种根据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因为毛泽东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层面，并提供了提供了圆满的道（理论）和丰厚的器（策略与方法），使得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被视为沦陷区的大片区域大展宏图，建立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解放了沦陷区上亿的民众。此举彻底挫败了日军“以战养战”的战略图谋。而日军占据的城市，却都在中国军民的重重包围之中，经常会受到袭击，需要经常派兵去“扫荡”、“围剿”。这就陷入了“占领越多包袱越重”的困境，无力挥师南下或北上，日军大本营既定的战略无法实施。
这也使得中国抗战局面得以扭转，使得共产党军队在对日军作战中赢得主动并战绩出色，无愧于“抗战中流砥柱”的赞誉。
同时发表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让我们领悟到，毛泽东善于在大格局思维基础上很具体很精致地分析，因而给团队提供了圆满通透、功力丰厚的道器。无疑，这十分给力。
（15）紧盯核心资源，清醒选择取舍
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重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上述几句话，军迷们都很熟悉。且不管每句话最早出自哪里，人们听闻这几句话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毛泽东放弃延安的战略智慧。
史料记载，1947年3月，因全面进攻失败，蒋介石改变军事部署，由全面进攻转为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中共大本营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嫡系干将胡宗南率大军攻打陕甘宁边区，直逼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面对六倍以上且装备精良的敌军，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军委作出了“不要在乎一地一城得失，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部署，随后军民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部于3月19日占领空城延安。
而且，毛泽东还给胡宗南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到：“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果然，胡宗南部占领“共党首府”延安后骑虎难下，总是被动挨打，不断遭到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的袭扰、牵引，且多次被西北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青化砭战役、蟠龙战役、羊马河战役，等等，使得胡宗南部损伤惨重，战役失败。共产党军民则不仅保全了实力，还占据了主动、打败了敌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紧盯核心资源——有战斗力的团队，清醒地做出“存人失地”的选择，没有为守住自己的地盘和面子而与强敌硬拼。最后赢得了“人地皆得”的胜局，避免了“人地皆失”的败局。
可以说，紧盯核心资源、不为地盘硬拼的策略，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
且看，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就强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并一直坚守。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血战湘江之后，失去根据地、遭受重创的中央红军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有一个新的“家”。为此，遵义会议上决定北渡长江建立川西根据地，北进受阻又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扎西会议再决定重返黔北建立根据地。但是，残酷的现实下，重新执掌军权的毛泽东不再为“家”而牺牲有生力量，采取“大踏步地前进与大踏步地后退”并举、创造局部“我强敌弱”的有利条件，以“掌握战场主动权+赢得战斗胜利”的方式来解决生存与休养的渴望，并为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垫定了基础。
再看，在《论持久战》中他指出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不是片面保存土地。并在文中专门强调，“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更有，在毛泽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略思想指导下，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方面放弃了一百多座县城。这样就以空间换时间，度过了解放战争最艰难的第一年，且很快分散和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取得了战争主动权。
反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方面，因为缺乏这个清醒的选择，抗日战争期间实行“焦土抗战”，不仅伤亡惨重，也丢失了包括上海、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在内的大片国土。发动内战后，继续同样的错误，很快由强变弱、大败而逃。
跳出形式主义，紧盯核心资源，保留好自己的“赌本”。毛泽东就是这样以退为进、先退后进，弃形式保实力，然后大赢天下。
（16）突破强权惯例，守住核心利益
地球表面的70％是水，主要是海洋。人类可以从海洋中捕获海产品，从海底钻探石油、矿藏，提炼各种化学物质，等等。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海洋的掌控和开发能力越来越强，海洋的价值日益增长。其中，各国对领海有司法管辖权，对其中的资源具有独占权，领海已成为沿海各国都重视的国家新疆土。
我国作为世界性的大国，国土面积963万平方公里，领海面积396万平方公里。虽然海洋国土面积比美国1218万平方公里、俄罗斯757万平方公里、法国1008万平方公里等小很多，也有不少的海洋资源。这一切，受益于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毛泽东强力确定的12海里领海宽度。
史料记载，虽然民国时期有领海一说，但确实可怜。一方面，只有国民党政府于1931年颁布的3海里领海制。更可悲的是，这样狭窄的领海权也形同虚设，西方列强的军舰可以自由进出游弋在中国的海洋江河，直到解放军渡江战役之时痛击英国多艏军舰后，列强的军舰才离开中国江河与内海。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没有颁布领海制，列强军舰虽不敢闯入内海江河，美国舰队却经常靠近我国沿海。1958年更加猖狂，经常陪着台湾国民党军对抗解放军。
为坚守国家海洋主权、给反击美军到近海挑衅一个法律依据，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与外交部人员、军队将帅、法学家们一起研究领海问题。法学家倪徵、刘泽荣和周鲠生认真系统说明了当时领海制度的方方面面，重点是宽度问题、国际公约。美、英、日等海洋强国国坚持3海里的领海宽度，其他很多国家主张采用大于3海里的领海宽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领海宽度。原因很简单，海洋强国主张领海宽度为3海里，便于他们去他国近海掠夺资源。偏弱的国家主张12海里甚至更多的领海宽度，以保护自身的海洋权益。
最后，毛泽东从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和自卫能力出发，拒绝了部分专家担心引发战争的反对意见，决定废除民国政府根据《海牙协议》颁布的3海里领海制，确定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于1958年9月4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颁布几个小时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相继发声反对，但是他们的反对只局限于口头，各国的军舰、商船和飞机实际上都遵循了中国政府的规则，不敢擅自闯入中国12海里领海领空。
就这样，毛泽东领导解放军把西方列强的军舰赶出了中国内河，而且不惧强权压制、突破列强们持强临弱的“惯例”，将我国领海从3海里拓展到12海里，海洋国土面积放大了四倍。这就守住了海洋权益这一重大的核心利益，价值非凡。
（17）全盘考量布局，整体牵引势态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指出了全盘谋划的价值。无论是什么领域什么事项，谋划和行动都需要全局性的系统思维，才能掌控好局势，事半功倍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反之，谋划和行动时不顾全局，犹如一叶障目、不见森林，难以控制局势，很容易被其他东西牵引干扰，事倍功半，甚至失败。
对此，毛泽东十分清醒。早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明确提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毛泽东不仅认真教导下属建立全局思维，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高超的智慧全盘考量和布局，牵引并控制着大局，引领整体势态顺应自己的战略方向和目标。
解放战争中一脉相承的几个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1947年3月18日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亲率几百人的中央纵队，加上外围不到3万人的西北野战军，一直在陕北转战，牵制住了胡宗南率领的25万多国民党主力部队。这就使得国民党的这支主力无法调动到其他地方，为其他地方的军民减少了压力，使得毛泽东指导的相关战略战术行动更顺利。
1947年中旬，全国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后，毛泽东及时对全国战场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和布控，战略部署的中心是“三军配合、两翼钳制”。一是刘邓大军12万余人抛开后方南下，以跃进方式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二是陈谢大军8万人，于晋东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三是陈粟大军近20万人挺进豫皖苏边区，扩大原有根据地。
在毛泽东如此这般全盘布局下，到1947年11月中旬，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约90个旅回防中原。到1948年5月三路大军创建并巩固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新解放区。不仅缓解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策应了东北野战军发动秋季攻势，更使得整个战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主要战场由解放区转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军队由战略防御转为了战略进攻。
全盘考量、全盘布局，毛泽东就是这样调控自己和对手的战略资源，牵引和控制整个势态，引领团队的事业快速发展。
（18）先有纲领计划，更重顺势而发
毛泽东重视计划，尤其是《论持久战》这种指导方向的纲领性计划，以引领大家齐心协力且章法分明地奔向一个大目标。同时，毛泽东不会被计划的枝节束缚，一直关注势态的变化，经常引领团队抓住机会顺势而发，超越计划的预设而实现计划的目标。
指挥三大战役为中心的战略进攻和解放全中国，就是一个典范。
史料记载，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前期认真细致的调研、磋商、分析，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计划：“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后续的发展大家都明白，1949年10月1日，国民党军政主力彻底溃败，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原定的“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计划，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奇迹，毛泽东在纲领性计划基础上见机行事、借力打力、顺势而发，是一个主要原因。
东北野战军秋季攻势得手、东北形势有明显变化时，毛泽东不断指导督促林彪率领东北野战军南下攻打锦州，对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进而快速实施和完成了辽沈战役，实现了东北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因考虑到中原整体上敌强我弱，毛泽东原本同意的是粟裕提出的“小淮海”战役计划。面对突变的形势，毛泽东断然决心，因势利导，促成两大野战军的汇合，一起吃下了60万对80万的这锅“夹生饭”，赢了“中原逐鹿”之大战。
平津战役，面对反复多变的傅作义，毛泽东以“和平解决”为目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快速入关进行围堵，命令淮海战役延缓总攻进行迷惑，“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等策略并举，将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牢牢地控制在华北，使其成了欲逃无路的“笼中之鸟”，然后以北平的和平解放胜利收兵。
随后的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北大西南、华东华南，解决胡宗南部和白崇禧部，等等，更是因势利导、一气呵成。最后以奇迹般的速度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基本实现了解放全中国的目的。
细心的人发现，毛泽东曾经在《论持久战》中明确地将战争的一般规律总结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但是，他自己指挥的解放战争基本上没有战略相持阶段，从战略防御直接转到战略反攻。
为何有这样的奇观？
其中的缘由自然很多，毛泽东在纲领性计划的基础上抓住机会顺势而发、强势督导，无疑是奇迹发生的一个关键因素。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高招在外交战线也有精彩表现。
例如，第一次出访苏联，毛泽东确定的首要目标是废除中苏之间的旧条约、签订新条约。但是，斯大林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不明确态度，拖延时间。为此，毛泽东在莫斯科一直闲呆着，不露面，也不回国。西方势力为离间中苏关系，抓住机会大造舆论，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在莫斯科”，等等。因此，不仅西方阵营谣言四起，还弄得东方阵营人心惶惶。为平息西方舆论的错误导向、稳定东方阵营，苏联方面请毛泽东出面接受媒体采访，传递正确信息，在舆论上反击西方。
面对纷乱的时局，毛泽东看到其中的机会，立刻见机行事、借力打力、顺势而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自己继续呆在莫斯科的目的——促成新的条约。并放言，条约不签订自己就不回国。此番言论被媒体公开后，斯大林无法再拖延了，只好接受毛泽东的要求，同意废除旧条约、重新谈判和签署新条约。
心怀纲领计划，行动上不受局限，注重见机行事、顺势而发。毛泽东的此举确实是战略战术上的高招。
（19）及时总结归纳，系统具体指导
毛泽东高度重视战略战术，不断督促指导下属提升战略战术水平。这份指导没有因为对下属的信任而停留在务虚的高端，而是经常亲自做好详细的总结、归纳，对团队提出系统性的、可以落实的具体指导。
最典型的就是“十大军事原则”。
那是在1947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具体如下：
十大军事原则
1.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4.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5.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 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 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如此系统完整、具体细致，各级指挥员还有什么理由在战略战术上出大错呢？大大小小的战场上捷报频传又有什么奇怪呢？
（20）战术紧贴刚需，完胜赢取红利
在前面的“十大军事原则”中，多次出现“歼灭”、“全歼”、“歼击”，强调避免打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而且论述这个主题的第四项最为详细。可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中，“歼灭战”是一个突出的要素。
确实，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强调歼灭战，强烈反对打消耗战。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最后一个章节就是“歼灭战”。在这个章节中，毛泽东详细论述了歼灭战的重要价值——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他强调，歼灭战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并明确提出了脍炙人口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名言。当然，他说得更完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强调歼灭战，强烈反对打消耗战，不是他喜欢打恶仗，也不是看不到击溃打败敌军的价值，而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众所周知，毛泽东多次说过“感谢蒋介石”，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因为共产党军队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基本上来自于战场上的缴获。试想，如果不是彻底消灭了敌军、只是把敌军击溃，如何有缴获？即便有，也很稀少。如果打成消耗战，在敌我资源差距大的状态下，即使伤亡小于敌方，吃亏的也是资源匮乏的自己。
正是基于严重缺乏武器弹药及各类军需物质、自己无力解决的现实，毛泽东一直重视和强调打歼灭战，反对与敌人拼消耗，并把“拚消耗”形象地比喻为滑稽的“乞丐向龙王比宝”。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重视和强调歼灭战及相关的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等等，从红军初创时期一直到夺取全国政权，二十多年间，共产党军队打了许多完胜性质的歼灭战。从一次歼敌十几人的小仗，到一次歼敌几十万的大战役，数不胜数，从容不迫地收缴各种战利品，包括大量的俘虏。在没有或很少军工生产的情况下，武器装备和电台等刚需类的军用物资得到基本的供给，而且不断增强。加上大量的俘虏兵，使得“十大军事原则”第九项之“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得以实现。
结合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关注战场的过程和结果，以歼灭战作为战术原则，大多数战斗战役都是完胜而收工。毛泽东引导的团队就是这样，借助“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自己提供足够的战斗资源。
（21）心怀远虑近忧，拒绝小富即安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来自《论语》中的这句名言很容易理解，告诫世人若没有长远的考虑和行动，各种各样的忧患就会近在眼前。
确实，要避免经常受困于各种近忧，需要看远一点。而且，事业舞台越大、越需要站得高看得远。此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毛泽东深谙此道，总是心怀远虑近忧，以“谋万世”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事务。这方面可圈可点的事例很多，发起渡江战役算是一个典型例证。
史料记载，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以北基本上被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南还在国民党手里。当时，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划江而治”的舆论浪潮。国民党方面，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以求反攻，断然不想共产党军队过江，为此大造舆论。不少民主党派人士以“休战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利”等理由，劝阻共产党军队过江。美国和苏联两个相关的大国，尽管对中国何去何从的立场不同，但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都给毛泽东施加压力，劝阻共产党进军江南。
此时，不管何方人士，“和平”都是主调，多方的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的“和平”舆论风潮。
对此，心怀远虑近忧的毛泽东深知，坐等国民党军休养一番后反攻，必将在中华大地再次点燃熊熊战火。长期划江而治的两个中国，更是民族的大劫难。为此，他告诫人们事关举国长远大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因为心怀远虑近忧，毛泽东和朱德拒绝了享受既有胜利果实的“小富即安”，一起于1949年4月21日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百万大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很快席卷江南，跳出了“划江而治”隐藏着的深重灾难。
心怀远虑近忧，拒绝小富即安！毛泽东在这方面还有不少事例。例如，1967年4月，他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指示和督促大家做好战略储备，为大自然灾害和大规模战争做足准备。还有，1970年代初期，拒绝了美国在联合国炮制的“两个中国”的方案，不为进联合国而登上“两个中国”的“贼船”。
正是因为以“谋万世”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事务，毛泽东在“绣球”、压力和平静的形势面前保持了清醒，透视出隐藏的危机隐患，没有因为小富即安留下祸害，减少了许多阻碍事业发展的障碍。当然，很多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不存在而看不到。但是，对比一下国内外的类似情况，凭借常识性的推理就能明白毛泽东相关举措的价值。
其实，早已有人对比反省，且是一个与“划江而治”方案密切相关的人，当时的民国代总统李宗仁。
媒体有文，《李宗仁回忆录》中记载，李宗仁1965年回国后，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很是忏悔。他说：“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这个当事人的忏悔，清晰地印证了毛泽东拒绝小富即安的卓越价值。
（22）以充分之准备，求胜算之把握
“十大军事原则”第五条提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渐渐地，在这条战术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句名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也成了毛泽东战略战术智慧中的一个经典。
确实，毛泽东不仅有“谋万世”的思维，而且重视落地，强调把“谋”变成实际的准备行动，形成了一种“以充分准备把握胜算之道”的毛式智慧。而且，许多事例证明，无论是指导下属还是身体力行，他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早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就强调，“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 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例，足见毛泽东对准备工作的重视。
再看，前面提到，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接待了代表斯大林的米高扬，并与他进行了深入的谈话。米高扬深受震撼，因为毛泽东早已全面思考着战争与战后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重要事项皆有未雨绸缪的考量。事实上， 1947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后，毛泽东就开始研究和制定夺取全国政权后各方面的政策和策略，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整军、新区工作，等等。
这方面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概念——南下干部。
那是三大战役还没开始的1948年9月，毛泽东以“谋万世”之心高瞻远瞩，看到反攻胜利后大片位于江南的新区需要大量的地方治理军政干部，否则无法站稳脚跟。于是提出，要及早准备好3万至4万各级干部，以便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区。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南下干部。
因为准备了充足的南下干部，有些甚至是整个团队方式的接管，实现了对大片新解放区的有效接管和政府机构改造。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以充分准备把握胜算之道”的宏观体现。
在具体的重大事务上，毛泽东也是如此，督促指导下属积极准备的同时亲力亲为抓重点。
例如，1949年进军大上海之前，毛泽东考虑到全国工商业中心的战略价值及占领上海后涉及的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在准备工作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把解放、接管、管理上海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战场战术方面，为了减少战火对上海城建的破坏，毛泽东要求攻城部队在城区作战时尽量不用火炮等重武器。
战后治理方面是重头戏，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４月７日、解放军渡江之前，就专门指示一线的邓小平、陈毅、饶漱石，要他们尽早接触和启用来自上海的一些民主人士、工商人士，包括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施复亮，等等，以便接管上海后更好地对付共产党人不熟悉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不法商人及国民党政客等内外强敌。
随后，毛泽东于1949年4月15日在自己的住处、北平香山双清别墅，邀请这些人聚餐座谈，表达对他们的信任，鼓励他们适时前往上海，为治理新上海而出力，直接促成了这些在上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士在6月底返回上海，帮助共产党接管上海。
还有，在进攻上海的军事准备工作已经到位的情况下，为了准备的更充分，毛泽东还命令暂缓进攻，加强培养城市管理干部和入城军纪教育。
正是因为这些及时充分的准备，以“土”著称的共产党军政人员接管上海后，很快站稳了脚跟，控制了局势，上海的方方面面很快步入正常，没有出现敌对势力预言且期盼的“进得去、站不住”的被动局面。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毛泽东就是这样以充分准备把握胜算之道。
（23）机智务实应变，快速脱离险境
人类社会风云变幻莫测，危险随处可见。在政治军事舞台上驰骋的毛泽东，从走上历史舞台到离开人间，更是遭遇风险无数。个人的、组织的、国家和民族的，种种突发的风险隐患不断，一招不慎就可能失去生命，或是给组织机构甚至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伤害。好在毛泽东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对险象环生的风云突变洞若观火，个人或引领团队及时采取措施，机智地应变，快速脱离了险境，得以继续开拓前行。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以下几个是代表。
其一，被誉为神来之笔的“四渡赤水”。
其时，毛泽东刚刚重掌军事指挥权，带领的军队不到3万人马，且元气大伤、伤兵满营、弹药奇缺、补给匮乏，被蒋介石调集的40万重兵围追堵截。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毛泽东以跳出围堵、脱离危险、渡江北上为目标，应对敌情的变化，声东击西，瞒天过海，虚虚实实，时不时走一段“回头路”、吃一些“回头草”，引领红军演绎出精彩绝伦的“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迫使国民党军汇聚川南，乘遵义空虚杀他个回马枪。二渡赤水重回贵州，成功把国民党大部队甩开，打乱敌人部署，使疲惫的红军得到补给，一扫湘江惨败的阴云。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牵引敌军后四渡赤水，突破乌江，把几十万追兵甩在北岸，兵峰直逼贵阳，调出了驻守金沙江的滇军。最后巧度金沙江北上，将国民党军40万追兵全部甩在南岸，脱离了险境，实现了目的。
此其一。
毛泽东机智应变脱离险境的第二个典型事例，也发生在长征途中，被他称为“一生中最黑暗时刻”的事件。
那是1935年夏季，红军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因为自己领导的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中央红军则很弱小，私欲旺盛的张国焘无视党纪，伸手要权，并公开抵抗中央的北上抗日决议。渐渐地，张国焘的恶性思想越来越严重，不仅一再拒绝率军北上，甚至要下属阻止中央红军北上，发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指示，大有用武力打击逼迫中央服从之势。
面对恶性思想膨胀的张国焘，毛泽东看出势态的严重性。一方面阻止张闻天让出总书记职位，避免了他合法地另立中央、抢夺军权。另一方面，在得知张国焘发出含有“敌我”性质的指示后，毛泽东当机立断，三十六计走为上，带着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不顾面子、以筹粮的名义单独北上。这才摆脱了红军内部火拼及南下步入陷阱的危险。
此其二。
还有一个经典案例，发生在建国初期，事关国家安危和民族利益的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行动。
早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毛泽东对解放军进攻个战略区域有预先的部署。因为西藏涉及民族问题，且交通、补给等方面十分困难，毛泽东原计划对西藏问题政治先行，解放台湾之后再派军队进驻和控制局势。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949年接连发生多起相关事件。7月8日发生“驱汉事件”，企图切断和内地的政治联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造成事实上的“西藏独立”。西藏分裂势力还派出“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等国寻求对其所谓“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同时，解放台湾的前期——金门、定海作战严重失利，解放台湾意外受阻。
面对突变的形势，出访苏联的毛泽东看到西藏问题的隐患和当前的机遇，毕竟印度和英美帝国都没有深度介入，西藏分裂势力并不强大。同时认识到，在空军海军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解放台湾的设想短期内难以实现。基于这些原因，毛泽东及时应变，出访苏联期间决定把进军西藏的时间提前，发出派解放军进驻西藏的战略指示和详细部署。而且，根据地理气候等实际情况，将进军西藏的任务从彭德怀与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部队移交给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领导的西南部队，最后决定由张国华、谭冠三率领18军为主力进藏。
正是毛泽东及时且务实的应变，经过18军将士们“长征”式艰苦卓绝的进军奋斗，西藏问题于1950年10月基本解决，化解了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上的一大危险。
这几个有代表性的事例说明，毛泽东重视风险并敏锐地观察势态，有所觉察后会及时采取行动。具体的行动务实不务虚。无疑，在风云多变、险象环生的时空里，毛泽东因此得以快速地脱离险境，或者防患于未然，并继续他的事业追求。
（24）透析深重危机，出手奋力搏击
身负重任的领导者，更是经常遇到问题。一件事该不该做？能不能做？值不值得冒险去做？安排什么部门？投入多少资源？等等，种种决定决策的背后都是矛盾，都不容易。尤其是某些既重要又紧急的大事，事关大局，相关因素却矛盾重重，每一种决断都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对组织机构乃至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的影响。此时的抉择十分艰难，对谁都是难题。
毛泽东就遇到这样的难题——是否出兵抗美援朝？
如果说张国焘闹分裂的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那么，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决断”。不少回忆文章记载，为是否出兵朝鲜，毛泽东苦思冥想多日，不断与其他党政军领导人深入沟通探讨，因为苏联空军参战计划的变更而多次改变决定，等等。
出兵抗美援朝，这个决断确实艰难。毕竟，政权刚建立，几十年战火不断的家园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一穷二白，人民生活贫苦，许多敌特、土匪还在捣乱破坏。更重要的是，对手是世界最富最强的美国，国力、军事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斯大林临阵变卦、苏联空军不提供空中支援，等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不出兵的理由有百条千条，何况身边的大多数领导人也不赞同出兵。
但是，毛泽东左思右想、思之再三、煞费心血、最后还是痛下决心，出兵抗美援朝。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决断很正确，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一扫上百年“东亚病夫”的形象。中国军队由弱变强，还在苏联的支援下“一夜之间”建成了世界最强大的空军之一，为中国和中华民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包括美国的敬畏、苏联的友好与积极援助，使得东北权益得以顺利收回，更有几十年的和平岁月。就连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雅尔塔协议”获得、且十分珍惜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不冻港，也归还给中国，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摆脱雅尔塔体系束缚的国家，等等。
还有一个说法，“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的时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而是《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的时候。
而且，因为抗美援朝，全国人民快速凝聚在新政权的旗帜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团结，并一直延续下来。因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国内最顽固的反共分子也崩溃了，再也不敢嚣张了，新政权的各项事业的障碍少多了、阻力小多了。
不过，毛泽东决心出兵时并没有这么高的期望，当然也不是他所说的邻居有难、不能置之不理那么简单。事实上，毛泽东是深入透彻地分析国内外方方面面的因素，尤其是认真分析出不出兵的引发的后果，然后再做出这个艰难的决断的。
“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这是美国资深政客基辛格在《大外交》书中的一句话，说出了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民主党派人士周士钊谈到朝鲜战争时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
不仅如此，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残余部队肯定会撤到东北，金日成也会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美国引领的“联合国家”大兵压境，危机四伏。此时，斯大林可以根据中苏条约派一大批苏军进驻东北，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依旧被苏联控制，东北的主权受到损害，东北工业基地的作用将大打折扣。这些都是新中国不能接受的。
而且，毛泽东还认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来，也说明我们是局内人；不出去，连入局的可能性都没有。”如此，眼睁睁地看着强敌和邻居在自己家门口、甚至自己家里开战却没有发言权，这可太被动了。所以，“入局”是唯一的选择，即使损失巨大。
正是因为看到不出兵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在军事上极其不利、预测胜算很小的条件下，仍然痛下决心，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引领军民奋力搏击，以期实现“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目标。
当然，战略战术大师毛泽东对双方的情况也有综合的分析对比。他认为，美方总体上是“钢多气少”，即武器装备资源好，士气低。我方相反，是“钢少气多”。更具体一些，他认为美方是“一长三短”。一长，就是武器装备和火力强。三个短处分别是战线长、运输路线远、士兵战斗力弱。我方是“一强一正义”，强的是士兵战斗力，因为军队经受了多年战争的锻炼，而且进行的是正义之战。此外，我们后方近、兵力多，战术水平高，也是优势。因此，出兵朝鲜，战胜美军并非不可能。
还有一点，毛泽东判断美国也不想闹大了，战争会有一定的约束。其一，假如他们想染指中国，前几年就可以接受蒋介石的求援、出兵中国。但是，美国拒绝了，灰溜溜地走人了，说明他们不想在二战结束不久再大打。其二，美国与苏联已成对峙之势，双方的焦点在欧洲，且都有原子弹。因此，美国在亚洲的行为不敢太放肆，以免影响在欧洲的力量平衡。
总之，毛泽东就是这样透析可能出现的深重危机，以及各种不利因素有利因素，然后痛下决心，领导军民奋力地“以卵击石”，实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目的，为建设大业垫定了和平的基石。
（25）明智选择盟友，赢得战略援助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敌人少一堵墙。
这是人类社会的常识性原理，国家之间、团队之间、个人之间，都这样。大家都想要真心朋友，都不希望有敌人。但是，人类社会不是真空，充满种种因素和矛盾，好心交友也不容易。
以利益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复杂。与什么国家交往，盟友型的关系还是礼仪型的关系，等等，都不是简单的事，需要慎重。
毛泽东对此就很慎重，在1925年就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视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一以贯之。建国伊始，在与各类国家平等友好建立外交关系关系的同时，正视苏联主导的东方阵营与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对立的现实，抛弃了摇摆不定的“骑墙”之道，外交政策明显倾向于东方阵营，使得我国的在艰难起步时期得到了货真价实的战略援助，在工业化道路上快速实现了零的突破。
这就是所谓的“一边倒”式外交。
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这个“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都有一些人反对，反对者也都能说出一些道理。不过，从当时的现实来看，这个倾斜是务实的明智之举。
其时，中国从人口和国土两个重心来看都是世界上的大国，同时是一个现代工业基本空白的大国。而且，上百年落后被欺辱的历史教训，使得全国上上下下都渴望快速跟上时代的步伐、建设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国家。
现代工业的价值，毛泽东当然一清二楚。而且正如二战前夕斯大林所言，“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尽快建设能够保障自身需要、能够制造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基本完整的现代基础工业体系，迫在眉睫。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单靠自己探索会很慢、很难，需要寻求能够全面帮助中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
据报道，在此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经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是不可想像的。可见，毛泽东在寻求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时，并非局限于意识形态而只盯着苏联，他曾对科技最先进、工业最发达的美国给予厚望。后来选择倾向苏联的“一边倒”，主要原因不是意识形态类同，而是现实的可行性。
史料记载，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与共产党方面接触，传达了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基础——保持国民党政权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中国继续趴下为奴，否则没门。自然，毛泽东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同时清醒地明白，在中国建设现代工业的道路上，美国不可能给中国有价值的帮助。
苏联方面，尽管斯大林也做了不少伤害中共伤害中国的事，但在毛泽东和战友们的努力下，斯大林有所悔改，废除了不公平的旧条约，与新中国签署了公平的新条约，承诺会对中国给予援助。而且，撇开意识形态，两个邻居大国漫长的边界线也使得双方都希望成为盟友而不是敌人。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义无反顾地远离西方阵营、步入东方阵营。
至于一些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骑墙”式的中立，并非毫无道理，但需要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具有可与美苏抗衡或至少是接近的实力。否则，这个中立的大国外交政策，只是好看不好吃的“塑料花”。
试想一下，美国和苏联，哪个国家会大力帮助与自己保持距离的国家？最多只是小恩小惠，断不可能出现156个工程项目那样的大规模、体系化援助。
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实力弱小的大国比小国更难。“骑墙”式的中立，时刻要关注那两家的态度。只要那两家闹矛盾了，“骑墙”者就会陷入“谁都不想得罪、谁都会得罪”的困境，除了被人责骂和耻笑，还能有什么？
旗帜鲜明地与某一方结伴而行，避免“自己左右为难、对方皆不用心”、“对谁都要给笑脸，谁都不认真对待自己”的困境，可谓务实思维；选择对自己较为尊重友善且关联紧密的苏联，而不是坚持高高在上、要控制中国主权利益的美国，可谓明智之举。
何况，这个“一边倒”是外交政策，是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等外交“路线、方针”基础上的，没有伤害国家的尊严与权益。
事后证明，尽管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并非无偿的，但确实是认真的。这些项目基本包括了全部的重工业领域，而且多是苏联自己最新科技、最新型号。这些援建项目帮助中国建立起了现代工业体糸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使得中国快速实现现代工业零的突破、迈向全面工业化，并很快为能够与美国苏联平等对话的大国。
（26）正视恶者本性，避开潜藏陷阱
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的经典文句，广为流传。其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贻”，堪称流芳百世、人所皆知，也备受重视。因为，决策的基石就是对彼此及相关事务的认知，只有正确的认知才能带来正确的决策。
不过，“知己知彼”的道理虽然简单，做到却不易。因为多种原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类的错误普遍存在，要做到“知己知彼”，须得看深看透。尤其是对重要人物及群体的认知，必须透视其本质，才能为重大决策带来正确的依据。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对此，毛泽东很清醒。早在1930年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就提出：“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分析方法。”
对事物是这样，对人物亦如此。后来的多个关键时期、对多个危害极大的重要人物、重要群体，毛泽东都正视了他们本质性的恶，并因此避开了潜藏的陷阱。
前面有言，出兵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决断”。据在他身边工作了20多年的胡乔木说，还有一件事也是毛泽东很难下决心的。这就是1946年，是否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彻底决裂，自卫反击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事关全党、全军、解放区一亿多民众乃至全中国的命运，毛泽东不能不思前想后。最后下决心放弃以退让换和平，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彻底决裂，原因固然很多。对蒋介石品性的透彻认知，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正是因为与蒋介石打交道二十多年、毛泽东明白他是唯吾独尊、视民众为草芥之人，在对方气势汹汹、我方弱势明显的情况下与之决裂，并在蒋下野求饶的时候以“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警醒世人，指挥军民继续革命，从而避开了对方设置的多个陷阱，引领军民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不仅重视剖析关键人物的本性，还重视剖析群体性的特征。在1925年12月初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他就详细剖析了当时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群体。不过，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认识和警示。
经过长期的关注、交往、思考分析，毛泽东认识到帝国主义者秉承的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这是他们的文化基因，因而帝国主义者的本性是至恶的，几无善的元素。因此，他对帝国主义者始终保持警惕，并经常提醒和教育大家，不要被对方偶尔的温情所迷惑。
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强调：对于这些人（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49年8月14日，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提醒大家丢掉对美国有善意的幻想，做好斗争的准备。并强调：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
1953年9月12日，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毛泽东提醒：“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正是因为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高度警惕，以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警告，美国在很长时期与中国打交道没有讨到便宜，最后只能以恭敬的姿态与中国平等对话，逐步化解隔阂、正常交往。
回顾眼前的历史事件即可发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各个领域；台湾、港澳、南海、新疆、西藏，各个区域，美国一直在打压中国、绞杀中国。尽管中国这些年一直笑脸对美国、出钱出力救美国。而且，美国随意欺辱他国、践踏外国主权、践踏国际法的事例比比皆是。
尤其是2020年新冠病毒在中国和全世界肆掠期间，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客疯狂地攻击中国、“甩锅”中国、围剿中国，其种种表现不仅荒唐至极，恶毒至极，绞杀中华民族的狼子野心更是暴露无遗，显然，这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今天的鲜明证据。
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帝国主义者的本质性认知非常准确，到现在也没有偏差。毕竟那是源于“弱肉强食”的文化基因的本性。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本性恶劣的人物、群体需要保持清醒的认知，以正确的“知彼”为依托，持之以恒地警惕和迎战，避免战略性的迷茫和失误。
（27）维系关键纽带，牵住核心利益
俗话说，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
要维系和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需要经常走动。而要经常走动，需要拉近距离的纽带。在通讯不便利的时代，只能直接走访，距离就是影响关系的主要因素。所谓“远亲不如近邻”的距离效应，就是印证。
当然，现代社会通讯和交通都很便利，距离的影响小了很多，但是维系彼此关系的纽带依然很重要，而且与距离脱不了关系。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之间、组织机构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对于不想让他远离自己的地方、人物、机构，要维系好便于走动便于互动的“纽带”，不可任其断裂。
台湾管制下的金门岛就是这么一个“纽带”，对于维系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良性互动很有价值。因为金门岛原本是福建省管辖的一个小岛，离大陆的厦门市最近距离只有10公里，可谓近在咫尺。而台湾本岛离大陆的距离则远了很多，平均距离190公里，最近距离也有133公里。因此，从便于台湾海峡两岸走动互动、维系和拉近关系的角度来看，把金门岛留给台湾政权更有利。
毛泽东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和明智的决定。
1949年10月底，解放军渡海进攻大金门，因船只不足、海潮影响等多种原因失利。但是暂缓一段时间后，解放军渡海作战能力大幅度提升，攻取了包括海南岛在内的绝大多数东南沿海岛屿，只剩大小金门岛等几个近在眼前的岛屿没有攻取。
随后，1958年8月23日开始了金门大炮战，解放军以压倒性的火力优势重创金门守军，美国护航舰队也望风而逃。福建前线指战员士气高昂、准备充分，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很快就能攻占眼前的金门、马祖。但是，毛泽东审时度势，从维系两岸关系、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促进国家统一的目标出发，决定改变封锁和进攻的方针，将打击型的炮战变成“形式主义”的炮火联系，让一直隶属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继续留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手中。
如此这般，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得以保存，两岸政权保持10公里左右的近距离，便于各界人士的对话沟通、接触交往。这就增强了“两岸一家亲”的效果，降低了台湾逐渐远离的风险，使得 “一个中国”的大局不易失控，我国的核心利益不易丢失。
当然，毛泽东不仅将金门岛作为维系双方关系、牵住核心利益的“纽带”，在大陆生活且与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有良好私人关系的一些名人，特赦释放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等等，也是毛泽东重视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纽带”。
（28）有力有度有彩，利益名誉皆在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这是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源自西方军事大师克劳塞维斯在《战争论》中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发挥”一说。
他是这么论述的，也是这么思考和行动的。面对需要动用军事武力手段应对的矛盾冲突时，他不局限于武力，而是政治军事整合考量和谋划。被他定义为“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他整合考量和谋划、并赢得辉煌综合成果的经典范例。
发生于1962年秋冬时分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因后果及过程的史料很丰富，无需细数。简单梳理几个要点，看看毛泽东如何整合考量和谋划，使得我方有理有力有节、并名利双收的。
首先，毛泽东从历史角度看问题。“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他指出当时的中印冲突“不过是两国千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其次，他总全局看问题。“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同时，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大于印度，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高于印度军队，不惧开战。但是，冲突地区属于“世界屋脊”的一部分，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与我之后方交通不便，我军后勤补给困难，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受到制约。
因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争端。印度总理尼赫鲁只在1954年来华访问过一次，中国总理周恩来却在1954年至1960年间四次访印，足见中方的诚意和善意。
不过，印度尼赫鲁政府因内政外交政策上的问题，以及对我国政治外交政策的误判，坚持以敌视态度对待我国。尤其是在我国处于困难时期，背后有美国苏联的支持，更是疯狂。对此，毛泽东一忍再忍，即使在印军多次蓄意挑衅、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的严重事态下，仍要求边防军克制忍耐，并修改确定了“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还命令我军单方面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使双方在中印边界脱离接触达两年多。这样也没有换来对方的一丝和平回报，印方且愈加凶狠。
1962年9月中旬，毛泽东同周围的人谈话时曾说，“想了10天10夜，总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面对失去理智、疯狂与我为敌且屡次劝说无效、不打已难以阻止其入侵的印度军队，忍无可忍的毛泽东决心反击。“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
要打就不是简单交火——军委下达命令之时明确指示，不打则已，要打就必须打狠打痛，使对手尝到入侵中国的苦果。
赢了还传达善意——就在第一阶段反击结束、我方胜利的情况下，10月24日中国政府又向印度提议谈判，仍然遭到拒绝。不仅如此，印度还调动援兵到边界。因此，从11月16日开始，中方进行了第二阶段反击，无论大仗、小仗都取得压倒性胜利。印军损失近万人，其中被俘3900人；中国军队伤亡2400余人，无一人被俘。
大胜了却见好就收——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外方普遍以为中国军队会深入印度、甚至直捣印度首都新德里。但是，中国军队并未乘胜深入印度境内，却于11月21日突然宣布停火，并从12月起至翌年3月，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时的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后。
震惊世界的善举——战火平息后，中国军队主动与印方联系，将在反击作战中缴获的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印度，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了印军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名被俘人员。
就这样，毛泽东在视印度为“可争取的友好邻邦”的前提下指挥的反击，杀伤力很强，规模适度，还有精彩的收尾。
打出了国威军威，印度军方自然不再敢在中印边界上造次。而且，我军在军事上保持了主动，没有陷入后勤困难的被动。
更精彩的是我军的见好就收、善待并归还俘虏、主动归还一切缴获物质的义举，世界战争史上史无前例，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喝彩，得到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其中，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将中国打印度比喻成“就像小刀切黄油一样”，西德《世界报》描述为“简直象风卷残叶那样击败印军”，香港《明报》在评论我部队主动停火后撤和移交武器时，更是大赞：“史无前例，潇洒之极，漂亮之极。”
自然，我国的政治主动权和国际声誉得到保护和提升，还为后续的谈判做好了铺垫。随后的几十年中印边境地区总体和平，没有影响我国以东部为防御重心的国策。
（29）正视高危险情，锻造安全屏障
“真理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这是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人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留下的一句名言。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语。
“所谓道德与正义只有在实力相等时才可以提出来讨论。” 这是一个名叫伊万索的英国人留下的论述。
这几句话看似无关，其实它们的内涵一致。它们告诫世人，人类社会离“有理走遍天下”的公平文明还很远，要想堂堂正正地与人讲理论道，先得让人不敢对你撒野。
在这样的人类社会，任何国家要想拥有和平友好的大环境、免受强国威慑、欺辱、打击，就需要能够与强国抗衡的力量。此所谓“平衡来源于力量，和平依赖于威慑。”
当人类自1945年进入核武器时代以后，核威慑、核讹诈就成了无核国家最大最恐怖的打压。而自抗美援朝伊始，美国对我国的核讹诈就接踵而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声称考虑使用原子弹，麦克阿瑟威胁要向中国东北投放二三十颗原子弹，1951年4月派遣携带了核弹头的B-29轰炸机进驻冲绳，还有艾森豪威尔通过印度对中国进行严重的核威胁警告，等等。
事实上，因为是一个国力弱小却不愿屈服的大国，我国是受到核威慑核讹诈最多、最严重的国家，迫切需要用自己的核武器来破解这个难题。对此，毛泽东有清醒的认知。
尽管毛泽东在战略上将核武器视为“纸老虎”，但他深知核武器的威力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因此，他在战术上将核武器视为“真老虎”，1955年初，在国家科技和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专业人才严重空缺的情况下，他号召启动“二弹一星”项目，后来加上了核潜艇项目。他对这几个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存亡的国之重器高度重视，组织精干队伍投入研制，为研制工作大开绿灯。并且在苏联停止援助的情况下号召“独立自主”去完成，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也只是放缓而没有停顿。
为此，毛泽东说了很多，例如：
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
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原子弹，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
正是在他的号召和坚持下，众多的科技人员和军民全力以赴地奋斗，绽放出“两弹一星”精神的灿烂光芒，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奇迹。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6月29日，自主研发的东风-2弹道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东风-2A与核弹头的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底，“长征1号”核潜艇下水；...
这一切使得我国快速锻造出可与主要对手相抗衡的利器，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反击能力，有了堪称现代环境长城的安全屏障，能够有效阻止最大伤害事件的发生，保障了我国生存发展需要的和平环境。
这就是毛泽东在国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举国之力研制“两弹一星一艇”的价值，对此质疑的人有，但不多。毕竟，如果没有那个时代奋斗出来的“两弹一星一艇”，中国就不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与列强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
最重要的是，基本的安全都没有保障，还如何发展自己的现代化事业？这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两弹一星一艇”及国防工业建设的过程，就是中国“强起来”的过程。
现在有一种说法，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是这样三个过程：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其实，这个描述不太准确。更客观一点来看，应该这是四个过程：
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壮起来。
现在我们处于“壮起来”的阶段，“强起来”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我国完成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基本工业化，能够设计制造各类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加上“军民团结如一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社会风气。如此强健的“筋骨”与精气神，国际舞台上无人敢挑战，不是“强起来”又是什么呢？
别忘了，无数实例证明，掠夺成性的列强们根本不会坐视富而不强的国家强起来。假如中国没有“强起来”而是先“富起来”，在“森林法则”主导的地球上，恐怕早就如清代那样被西方列强挥拳打倒、撕咬一番了，哪里还能容你走向强健？
何况，上世纪70年代初开启中美交往之门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那段时间关于世界格局的内部和公开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国。他认为，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世界力量实际上形成了中、美、苏三极，也就是“大三角”的说法。后来，在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又正式地发表他的“五极”理论。即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
还有，1975年底，尼克松托女儿带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中写到：不管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把我们拆散的分歧，它们比之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共同的安全方面的利益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了。中美两国人民极有必要共同致力于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这一点压倒了我们在哲学上的任何分歧。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如果我们变成了敌人，或者允许一堵曾经把我们分开了那么多年的墙重新建造起来，那将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中美两国人民都会为战争和潜在的破坏付出最后的代价。
假如中国没有强起来、不是世界级的强国，世界头号强国的资深政客会有这样的看法吗？尼克松和福特两个时任总统会以毕恭毕敬的姿态来访问未建交的中国吗？
一言以蔽之：先富后强，梦中黄粱；先强后富，畅通无阻。
（30）铭记深刻教训，建设靠谱后方
前面提到过“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句话——真理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这句话令人伤感，但必须面对。有两个方面要做好，一是如前面所述，锻造与对方威力相当的“大炮”，以威慑对方，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点，当对方不顾一切先行“开炮”，在其“大炮”射程内的我方“大炮”被严重破坏之后，后面还有“大炮”的“备胎”来反击，为自己夺回讲真理的权力。
正是为了我国在敌方“极限施压”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和反击，毛泽东于1964年决定实施三线建设工程。
当时，我国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但是国际形势更加紧致。美国从东方个南方施压，苏联在北方施压，二者都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战争阴云密布，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而我国的基础工业国防工业大多处于沿海的一线地区，在对方以原子弹+导弹+战略轰炸机构成的“大炮”的攻击范围内，很容易在对方高烈度打击下被重创甚至被摧毁。同时，在远离敌方基地的战略纵深地区，各类工业和科技人才稀缺，无力提供反击需要的物资和人才，不是国家所需的靠谱的大后方。
而且，二战时期的两个事例，也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是我国在抗战时期的沿海工商业、院校的西迁。1937年下半年开始，为躲避日军的炮火和掠夺，我国在沿海几个城市仅有的工厂、院校开始西迁。无论是水路还说陆路，都是漫长而艰难的征途。在日机的轰炸打击下，损失惨重。不过，硕果仅存的工厂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抗战提供了一些军需物资，也为西部带来了些许工业化的味道。
此外，苏联在二战时期也有类似的现象。因为斯大林战备不足，不重视后方建设，在德军饱和攻击下损失惨重的苏军一时得不到足够的补给，很长时间被动挨打。好在借助盟国支援一段时间之后缓过来了，东部工厂快速改造、开足马力，各种飞机坦克大炮和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奔赴前线，打退了德军的进攻，并最后赢得了胜利。
迫在眉睫的战火危险，近在眼前的经验教训，使得“谋万世谋全局”的毛泽东调整了思路，将原定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主要任务，迅速转向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为抗击大规模的不对称战争做准备，同时促进西部的工业化进程。
自此，1964年至1978年，宏伟的超级战略工程——三线建设工程，在中西部的13个省和自治区展开。投入了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先后有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参加，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8000多公里的新建铁路，将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与全国工业网络紧密地连为一体。
此举不仅拓展了国家的工业布局、促进了经济平衡，更是将国防战略防御纵深拓展到了全国。使得我国有大量的“大炮”远离敌方“大炮”的威胁，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增强了预警效果、抗打击能力和反击能力，给我国在大规模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事实上，因为三线建设的辉煌成就，我国形成了强大的“国家极限生存能力”，大幅度地提升了对方进攻中国并获胜的难度，美苏两大国为主的强敌进犯中国境内的野心受到强力的压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更加稳固。
（31）高调备战御敌，不战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中的这句名言，可谓战略智慧的最高境界。战略谋划大师毛泽东，自然重视这个智慧的落实应用。
作为一个后发大国，中国需要持久的和平建设环境。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国长期处在一种准战争环境。东部、北部、南部，诸多列强及国内敌人的战争威胁一直存在，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大战的危险局势也出现多次。努力避免在中华大地燃起熊熊战火、不打断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工作重心。为此，毛泽东想了很多、说了很多、做了很多。
首先，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毛泽东，和平时期依然高度重视准备，准备迎接各种战争。他曾说过，“要准备打仗，向敌对势力展现我们准备打仗的决心和人民战争的威势，使敌人望而生畏，从而放弃侵略企图。”“准备打，也许打不起来；不准备打，打起来就措手不及了。”可见，毛泽东准备打仗，更致力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两弹一星一艇”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核反击能力，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有效地阻止了最大伤害事件的发生，保障了我国生存发展需要的和平环境。同时，遍布高山大川的大大小小“三线工程”，以及与之配套的交通能源体系，使外敌侵犯中国的信心大打折扣。无疑，这些备战措施很强劲，是毛泽东为“不战而屈人之兵”而采取的备战举措。
此外，毛泽东还领导军民以其他方式积极备战、做好抵抗侵略的准备，并高调宣传自己的备战御敌之道。
1967年4月公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1972年12月公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均有国策的信息。这些口号与相应的实际行动告诉世界，我们在认真准备应战，我们有能力应对和反击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其中的一个突出点是防御。
这个“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很明显地向世界宣告，我们的战略是防御性的，不会去与列强争夺霸权利益，这就给列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还有，毛泽东号召城市乡村“大办民兵师”，宣传“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同样传递的是境内作战的防御信息。
不仅如此，我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发布的政府声明中就宣布：“中国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个声明也充分体现了防御性原则，弱化了外界对中国核武器的恐惧。自然，中国的核武器没有什么威胁，先发制人攻击中国的理由站不住脚。
毛泽东就是这样引领军民积极备战、全方位地备战，同时高调宣传自己的备战御敌之道，“使敌人望而生畏，从而放弃侵略企图。”这就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落到了实处。
（32）主动攻防进退，远离被动困境
“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流传甚广、振奋人心的一句话，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不惧强敌。
这个感觉当然没错。不过，此言还蕴藏着一种比豪杰之气更有价值的智慧——在任何形势下都力争主动，以主动控制局势，避免因被动而陷入诸多困境。
尽管前面这句豪爽的名言发自抗美援朝时期，但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则是毛泽东于解放战争时期所言。
据报道，1947年4月，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正太战役。扫清石家庄外围敌人后，国民党军队增援，玩起了“围魏救赵”之计，直扑解放区重镇胜芳镇，企图吸引聂荣臻所部回援，以解石家庄之围，重夺战争主动权。
怎么办？聂荣臻发电向毛泽东请示。4月22日毛泽东回电：“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据说，这是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第一次见诸于文字，其核心是“完全主动作战”。
就是在这个攻防原则的指导下，聂荣臻不受局部情况的牵制，坚决执行预定任务，很快摆脱了被动，取得了胜利。
虽然文字记载的起始信息如此，“力争主动，避免被动”其实是毛泽东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攻防原则。可以说，这个以“完全主动作战”为核心的攻防原则，一直是毛式智慧的一个精彩亮点。
且看，在江西发展农村根据地时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重心都是主动。毛泽东也正是这样指挥红军主动作战，在敌强我弱、差距很大的情况下打退了多次“围剿”。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多篇文章中提出和强调主动。“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他还特别强调“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正是在这样的指导下，共产党军民在耐心打持久战的过程中不断主动出击，让敌人惶惶不安，无力南下北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再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力争主动、避免被动的导向十分明显。
还有，就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之时，毛泽东不跟着蒋介石的战略应战，而是自主布局，指挥刘邓率部挺进大别山、陈谢率部挺进豫西、陈粟率部挺进豫皖苏边区，很快将主战场由解放区转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出动志愿军入朝参战，也是毛泽东“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选择。他思之再三，美军如果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随时可以找到侵略的借口。与其将来被动地防守，不如现在主动出击。而且，在抗美援朝时期，面对敌军武器装备和火力远超我军的现实，毛泽东也没有要志愿军简单被动地防御，而是强调主动进攻。
事实上，抗美援朝中的五次战役及边打边谈过程中的战斗，我军在战场都是主动攻防为多，很少被敌军牵制被动作战。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确实很有价值。有文章描述，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这一要素也很是珍爱，在外国朋友向他讨教军事方面战略战术问题时，他多次提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简而言之，以“完全主动作战”为核心，以“我的”一套制约敌人的一套。你要打，我躲得开；我要打，你躲不开；你打阵地战，我打运动战；你打速决战，我打持久战；你打分进合击，我打诱敌深入；...这就避开了对方优势，发挥出自身优势，掌控了战场局势，避免被对方牵制，大战小战皆有胜算。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式智慧就是这么高明！
（33）强调同时并举，跳出非此即彼
“上帝要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一句流传的熟语，道出了疯狂的危险。而疯狂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失去理智、走极端。
在繁杂多样的人类社会为人处世，都要避免走极端。欲开拓一番事业，更需理性，要以辩证统一思维看待人和物，注意到事物的多面性、复杂性、互通性，思路、策略、方法都要善于融会贯通，以跳出极端的狭隘之路，整合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力量。即使看似互相对立的东西，也要控制好“度”，有所侧重的同时做到同时并举，避免非此即彼的极端化。
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很务实，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都强调理性的同时并举，反对极端的非此即彼。例如，他提出“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用军事与政治一起整合出强大的战斗力，就是他在战争时期所强调的对敌作战要素。而在建国后，一句“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一句“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都体现了有重心但不走极端的思想。
其他方面的例证还有很多。
军事方面，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中，有多处印证。
“第三章”中提出了六个具体战略问题，第一项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第八章”中提出向运动战发展要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
“第九章”谈指挥关系，提出“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政治方面的典型事例如下：
在1938年10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又指出，党内民主“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不能“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建国后，为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毛泽东提出“六有”政治局面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经济领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例如，都知道毛泽东一贯倡导节约，但他在这方面也不走极端。对于国家建设，他认为，只讲节约不讲消费不行，还要鼓励消费，这样既利于民生，又利于发展经济。为此毛泽东有言：“要生产，也要消费。讲节约，结果猪肉没人吃，花布无人买，东西卖不出去，节约节得先念不好过。猪肉有人要，农民才会养猪。”
诸多事例证实，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重视效能，在突出重点和导向的同时，强调“同时并举”地整合，反对“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这就起到两个重要作用。一是重大问题上避免走极端，避免因疯狂而陷入致命的陷阱。二是将看似对立的东西整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事业的健康和发展。
（34）洞察未然隐患，预先警示防范
媒体爆料，抗战后期驻延安近三个月的美军观察团负责人谢伟思（John S.Service），经常与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交谈。他后来回忆中说过一句话:“我曾问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毛主席为什么能战胜他的许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他高瞻远瞩。”
确实，毛泽东高瞻远瞩，高度重视预见性。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说过一句话:“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
可见，毛泽东将预见当成领导者的必备能力。他还指出，做领导的预见能力要足够深远，并在预见之后有所行动。为此他强调:“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在高瞻远瞩地预见未来并有所掌控方面，毛泽东有很多精彩的表现。
前面的“以充分之准备，求胜算之把握”文中，列举的为解放全中国准备“南下干部”、为接管上海准备人才并暂缓进攻的事例，就是印证。不过，这两个预见和掌控，都是毛泽东自己计划中的事情，有点单薄。
其实，对于突如其来的、外力生成的、不可控的重大事项，毛泽东更重视。他关注绚丽风采后面的风暴与冰雪、悬崖与陷阱，也关注急风骤雨后面的晴空万里、坎坷小路后面的一马平川。当然，他尤其重视防患于未然，洞察到潜在的隐患后会及时做好相应的准备。
抗美援朝的前期准备就是一个典型。
史料记载，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收到金日成的紧急求援信，几日后决定出兵。10月11日，因苏联不能兑现提供空军掩护，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又出现一个波折。10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等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后拍板决定，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我们仍然出兵援朝不变。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会议，敲定志愿军渡江入朝时间。10月19日，东北边防军更名的志愿军4个军的部队，天黑后全副武装地渡过了鸭绿江。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批的军队集结、更名、换装、备战、出击，怎么做到的？
因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早有准备。
1950年7月初，当时朝鲜军队在韩国进展顺利，韩国和美军节节败退。尽管如此，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开始介入后，毛泽东敏锐地预测到，朝鲜方面的军力不足以应付美军的大规模反击，朝鲜战争的局势可能出现大的逆转，中国应提前做好出兵支援的准备。
为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月13日，中国把源自东北、远在中原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加上在东北的第42军，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及3个空军团等共255000人，调往丹东、集安、本溪一带，组建成东北边防军，并开始全面整训和备战。
8月18日，毛泽东要求东北边防军务必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9月6日，第50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在此期间，对出兵的名义也做了准备，确定以民间性质的“志愿军”名义参战，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番号和编制。表示中国不是政府和军方跟“联合国军”作战，是人民志愿支援朝鲜。
正是因为如此未雨绸缪且周全细致的准备，大规模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才得以顺利实施。否则，等到金日成求救后再准备，黄花菜都凉了。
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毛泽东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
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即将来临的武装斗争的全面胜利。毛泽东看到绚丽风采背后的诸多隐患，对下属们提出了诸多的警示。
他警示大家，有堕落的危险——“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他警示大家，以后有很多困难，需要保持初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因为这个预先警示，留下经典的“两个务必”，加上“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六条规定，对共产党人保持初心、继续奋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毛泽东就是这样，细心地洞察未然之隐患，及时地做好预警与防范。
（35）揭露对方秘密，削弱对方火力
敌对双方对垒攻防之时，保密工作很重要。一旦发现对方的秘密，即可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增强自己的胜算。反之，己方秘密被敌方发现、揭穿，则容易陷入被动，计划无法实施。
尤其是敌强我弱且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公开揭露对方的秘密，可以直接打击对方的信心、干扰对方的行动，进而削弱对方的“火力”，夺取攻防的主动权。假如对方的秘密有背社会道义，一旦被公开，会让对方陷入民意和舆论的愤怒声讨之中，可能直接让对方放弃。
毛泽东和他的班子同事就有两次这类举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一次发生在1943年7月，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当时，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调集大军，准备于7月9日“闪击延安”。这项“绝密”级情报被胡宗南机要秘书、中共党员熊向晖及时传递给中共中央，自然引起高度重视和防御准备。由于八路军主力都在前线作战，延安及其周边地区只留了三四万卫戍部队，敌我军事力量相差巨大，难敌胡宗南指挥的强敌。且双方一旦开战，可能引发国共军队全面对抗、重新点燃全国性的内战烈火。无论谁赢谁输，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
为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同事们决定来一次大泄密，完全公布对方进攻延安的详细信息。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明明白白地揭露胡部的行动细节，并严正警告胡宗南：“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 7月5日，朱德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分别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及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军的将领，呼吁团结抗日，避免内战伤害民族利益。
绝密情报被对手了如指掌且公布于众，完全违背民族利益的计划自然不好继续行动。蒋介石只好接受胡宗南“停止行动”的建议，取消“闪击延安”的计划。
第二次发生在1948年10月，解放战争后期。
当时，我军开始在各个主战场对敌展开反攻，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及周边的石家庄等地兵力很少。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为回避蒋介石要他派军队出关援助东北的命令，集结重兵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等要地，我方形势危机。
同样，这个“绝密”级的情报被我方人员多个渠道获悉并传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同事们即刻行动，一边调兵遣将，一边大做文章。毛泽东在五天之内撰写发表了三篇战斗檄文，反击傅作义的进袭。
10月26日，第一篇文章《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发表，文章除了对我军的动员和要求，更有国民党偷袭部队的具体作战计划。充分而详细的揭秘让傅作义十分震惊且忧心忡忡，担心被我诱而歼之。
10月27日，第二篇文章《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发表，通报东北战况，警告傅作义偷袭已毫无意义。
10月31日，第三篇文章《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发表，详细地点评国民党军内部问题、后方空虚问题，给傅作义施加压力。
如此三篇檄文，给傅作义和手下的将领们造成强烈的震撼，各路人马不敢前进。很快，进攻部队撤回到保定以北，达成了我方“三篇檄文退敌军”的胜利。
毛泽东和同事们的“揭秘战术”，就是这么厉害。
（36）神秘反常之举，故弄玄虚退敌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孙子兵法》“攻势”篇中的名句，道出了出奇制胜的价值。因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类的奇妙招数，各个时期各个领域都不少。
长期处于以弱势对强势状态中的毛泽东，自然很重视“以正合”基础上的“以奇胜”。并创造出“四渡赤水”那样的神奇战例。而在建国20周年的特殊时期，毛泽东再次绽放“以奇胜”的非凡功力，“故弄玄虚”地化解了一场核大战危机。
那是1969年夏秋时分，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且因为珍宝岛冲突中苏联失败，丢了面子，又看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进展顺利，担心失去优势。诸多原因使得苏联最高决策机构失去理智，准备对我国的核基地和北京等大城市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国政府得到通报信息后十分震惊，为避免对自己的战略利益造成不利影响，通过报纸于8月28日公开了苏联的阴谋。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双城子导弹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得到这个疯狂的信息后，中共中央自然非常重视，并分析苏联可能在10月1日实施这个疯狂的计划，因为那天北京将有几十万人集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当时元帅们提议取消集会游行，降低风险。毛泽东不同意示弱，与周恩来等人商议后决定，国庆节前夕爆炸两个核弹，然后来个秘而不宣，让对方紧张而顾虑。
随后，1969年9月23日和29日，我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氢弹试验，美国和苏联都测试到了，然后就等待中国政府公布核试验的消息。然而，同前六次核试验后媒体连篇累牍报道、举国热烈庆祝的情形相反，这两次核爆炸之后，我国的新闻媒体只字不提，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
自然，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同。这篇评论的要点是：中共最近秘密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空核试验，其相隔时间之短及秘而不宣的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非常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确实，因为这两次核试验是在面临核打击的敏感时期搞的，而且间隔时间很短，加上核试验以后媒体上只字不提，相比以前的做法十分反常、十分神秘，方方面面的机构都会有类似的评估分析。苏联方面自然会产生疑虑，认为中国已有充分的准备，发起“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恐怕会遭到中国的核报复，还是放弃计划吧。
自此，毛泽东出其不意地来了个“兵不厌诈”，以反常之举故弄玄虚，把苏联的那个恶毒计划扼杀在摇篮之中。不仅使得国庆20周年的庆祝活动顺利进行，还为后续的备战和经济建设提供了保障。
（37）大举道义行动，赢得发展时空
中国原本是一个贫弱的大国，是列强们的掌中物、口中食，在列强们面前只有听话的份没有说理的份。1949年却奋发努力站立起来了、改天换地了，不再甘心沦为列强的附庸，要与列强平起平坐、平等对话。这让列强们情何以堪？
尤其是习惯了当老大的美国、苏联，对这个站立起来了但还不够强健的大国很重视、很警惕，不想多一个能够阻挡自己横行霸道的大国。因此，这两个国家总是想办法打压中国、孤立中国，以阻止中国越来越强大并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
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与两大强国之间的关系特征。对中国而言，在保持尊严的同时想办法避开美国苏联敌视的眼光，少一些直接对抗和打压，以赢得需要的发展时空环境、顺利地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许多弱小民族要闹独立、摆脱殖民地身份，一些国家内部民众要闹共产、多一些自由少一些压迫，东方阵营里的一些国家要摆脱“家长”式的管束，等等。他们需要借助外面的力量、尤其是大国的力量，而且他们的行为与中国政府和中共的主张很匹配。因此，毛泽东“冷眼向洋看世界”，将我国的需要与外面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将统一战线思想扩大到国际范围，大行道义之举，加强与不反华的各类国家各类组织的联系与互动，对世界各地的独立运动、革命运动、自由运动提供物质与道义上的援助，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方面，大力援助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国家，鼓励和支持他们反殖民、闹共产，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很头疼，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和资源，弱化了他们打压中国的力量。
一方面，不断加强与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方阵营国家的交往，鼓励和支持他们抵触苏联的“家长式”作风、反抗苏联的某些做法，使得苏联很头疼。这就分散了苏联的精力和资源，弱化了苏联打压中国的力量。
还有，大力支持美国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最具代表性的有：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应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的请求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6年8月8日，首都北京30万人集会声援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1968年4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该声明于1968年4月17日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自然，为这些弱小国家和组织提供道义援助，物质方面和财力人力不可少，更多的则是占在道义制高点上的声援。在1963～1965年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1963年8月29日)、《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争议斗争》(1964年月24日)、《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1965年3月23日)、《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1965年5月12日)，等等。
这段时间，还出现了一句响亮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的这些良苦用心和中国人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正是毛泽东的大行道义之举，经常把美国苏联弄得焦头烂额。他们不仅失去了国际政治斗争中道义上的制高点，也没有多少资源精力来顾及中国、打压破坏，且尽量不招惹中国。中国因此减少了很多麻烦，有了较长时间的和平时空环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核潜艇，等等国之重器，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有大三线建设，没有受到大的干扰。
而且，这些援助逐渐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国际大势向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到了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依靠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提议和支持，挫败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中国摆脱外交困境、步入国际舞台中心的重要标志。
尽管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得道多助”的哲理没有失效。毛泽东引领中国对外的援助，为我国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时空环境，也使我国更加顺利地进入了国际舞台的中心。
（38）见机行事传信，以小带大破局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与人之间、组织机构之间、国家之间，矛盾冲突难免，较为严重的冲突会影响双方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后、在一定的环境下，彼此隔阂甚至严重对立的关系需要改善也可以改善。但是，没有合适的环境就无法“一笑泯恩仇”，需要适当的缓冲过程。这就需要某一方能够抓住机会创造一个“台阶”，然后大家顺势而下，解开心结，跳出过去，面向未来，皆大欢喜。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毛泽东与周恩来联手的、被称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那是1971年春季，经过二十多年的对峙，中国和美国都有改善关系、逐渐正常化的愿望，且已通过第三方渠道秘密接触。巧的是，当时正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美两国的运动员都参赛了，而且有偶然的接触。因为中美两国的特殊身份、特殊关系，运动员之间的点滴交往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有关信息成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
中国队的高水平和运动员的友善，引起了美国队的兴趣，他们主动提出，想与墨西哥队和加拿大队那样访问中国。接到这个信息后，毛泽东根据多方反馈的信息，感觉美国确实想与中国和解，此时的乒乓球队交往，有益于双方关系解冻，且容易掌控。因此，毛泽东抓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拍板邀请美国队访华。
随后，美国队如约而至，中国政府热情接待，总理周恩来亲自会见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和随行记者，高度评价这次访问，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形成良好的中美互动氛围。不久，双方趁热打铁，基辛格多次访华。而且，不到一年即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行，签署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篇章。
这就是毛泽东决断、周恩来主抓的“小球转动大球”典型事例。
不过，在很多年前，毛泽东就有类似之举，但是影响较小。
那是1956年10月6日下午，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西方阵营国家来华举办大型综合性展览会，为了这次展览成功，日方做了精心准备，大到自动机床，小到儿童玩具，当时最时尚的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还有中国人未曾见识的电视机，都亮相了。
然而，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跟着美国对我国进行围堵和打压，中日并未建交，加上日本侵略中国留下的深重伤痛和隔阂，使得这个展览会显得很特殊。而这次展览会能够举办，是周恩来总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的成就，目的是为了打破中日交往的僵局、促进中日关系发展。
在北京举办这个展览会，毛泽东知道，但是原本没有去参观的计划。就在开幕前夕，他到西郊机场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送行之时，路过展览馆并看到“日本商品展览会”的大横幅，临时决定去参观一下。
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日方人士很尊重很友善，对展品、尤其是工业设备及农业机械观看和询问都很认真。休息时分，毛泽东对日本朋友的努力表示感谢，还赞扬了日本人民，表达了与日本建立正常友好关系的愿望，为展会题词。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请日本客人转达对日本首相、日本天皇的问候。在场的日本人十分感动，许多人激动的哭了。
毛泽东的这次随机行动，虽然没有直接促进中日关系改善，但是让众多的日本人深受感动，对促进中日民间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事实上，许多日本人就是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感召而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中日民间友好和政府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的工作。
毛泽东就是这样，心怀大局并注意突然冒出的机会，见机行事来传递善意信息。只要不出意外，即可“功到自然成”，以小带大破解难题。
（39）策略匹配资源，确保有效掌控
《孙子兵法》之“作战”篇有言：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寥寥数语，说出了资源对作战的价值，提醒决策者要重视战事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不可枉顾资源而一意孤行。
长期处于艰苦环境和弱势背景的毛泽东，对此有真切的领悟，并认真践行，将策略与实际资源关联在一起。据说，1953年初他曾对薄一波说过，“20年了，才找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可见毛泽东对主观的目标（即策略的导向）与客观（即现实资源）之间的匹配关系多么重视。还有，他一贯强调“实事求是”、“不打无把握之仗”，都是鲜明的印证。
具体的例证很多。
早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中央指示毛泽东率起义部队攻打长沙，被他拒绝。因为战线太长，资源不够。
1932年，苏区中央局要求朱毛红军攻打赣州、南昌、吉安等中心城市，使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以夺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首先要求急攻赣州，被毛泽东拒绝。因为红军装备技术差，赣州是座坚城，无力攻占。
全面抗战伊始，毛泽东坚决反对八路军与日军打阵地战，也不赞成运动战为主要战术，强调以游击战为主。主要原因也是资源匮乏，拥有的资源只适合游击战。
对印度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军气势如虹且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已经可以挺进印度腹地、打到新德里了。毛泽东下令主动退兵，除了政治上的考量外，后勤资源供应困难、难以保障作战所需，是一个重要原因。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与老朋友斯诺谈到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时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确实，毛泽东大力支援亚非拉人民闹独立、闹革命、闹自由，就是以文化战、宣传战为主，以物质援助为辅，只对身边的越南派了一些防御性和工程方面的部队。因为国力有限，资源不够。
到了七十年代初，面对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且与我有漫长边界线的苏联，毛泽东开始寻机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因为此时美国的威胁以降低降低很多，而我国的力量有限，无力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
这几个事例说明，毛泽东用兵不脱离实际，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以期有效掌控、实现目标。
这方面，西方大师也有先见之明。
媒体报道，就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参加过巴黎和会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1947年，李普曼针对强调“遏制”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性出版了《冷战》一书，提醒美国政府需要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
但是，美国和苏联在这方面都没有做好，野心膨胀、四面出击，目标和策略远超国力资源，经常是折腾一阵后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1974年5月25日，在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听到他说苏联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泽东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国已经崛起且拥核之后，仍然坚守“力所能及”的原则，坚持地区性守成，不搞世界性扩张，只搞小打小闹的支援，中国才得以稳健快速地走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对毛泽东的这个智慧亮点，内行人懂得其价值。有媒体描述，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生前经常学习《毛泽东选集》，他还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肯尼迪的感悟虽说只是沧海一粟，也确是毛泽东思想的两个亮点。而其中的第二句就是毛泽东重视资源与策略相匹配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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