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
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
话说1937年2月2日晨，东北军军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因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主张和扣押张学良的蒋介石讲和而心怀不满，枪杀了卧病在床的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因事先避入杨虎城公馆，幸免。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了孙铭九等人杀害王以哲的错误，并和刘鼎等到王以哲家吊唁。
2月3日，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杀，立即向西安开拔，声称要杀孙铭九等人，为王以哲将军报仇。周恩来派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他们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2月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义致电杨虎城等并转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遇害表示哀悼，他在电文中写道：
杨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转王鼎芳先生家属诸君大鉴：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2月6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离开西安，乘车前往延安。车上装载着军鞋、军衣等物，还有《左派幼稚病》等一些小册子。
早在1935年，范长江曾在川北、甘南一带采访，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西北的近况，分析了红军的动向及未来的前景。这一系列报道，轰动了全国。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被震惊得不知所措，他从傅作义那里获悉，中国共产党已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已到达西安。他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就只身前往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采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谈话中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范长江提出要求，希望到延安采访，向毛泽东请教。周恩来当即表示向延安请示。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了范长江的请求。这样，范长江就成为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国统区记者。
在驶往陕北的车上，博古、罗瑞卿成为继周恩来之后范长江在中共方面的两个重要采访对象。范长江问起他们各自的简历，以及红军长征中的一些情况，博古和罗瑞卿都作了回答。范长江一边倾听，一边做着详细记录。
2月9日下午，博古、罗瑞卿、范长江等人经过了3天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在进入延安的途中和落脚的抗日军政大学门上，范长江看到有很多欢迎他的标语，没想到中共中央对他的访问竟然如此重视。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先后采访了吴亮平、刘伯承、廖承志、林彪、林伯渠、朱德、张闻天等人，将他们的音容笑貌、仪表风采，一一写进了通讯中。
是日晚，中共中央为范长江举行了欢迎宴会。
晚上近10点，范长江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后来曾经描述了见到毛泽东的最初印象：“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和范长江谈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
“走上宪政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革运动。”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见到过一些小册子，那里边强调说，反对日本侵略必须首先武装保卫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他对这种主张疑惑不解，便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
“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停止阶级斗争，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在矛盾大过内在矛盾。所以，先缩小内在矛盾，解决外在矛盾。”
毛泽东的谈话，使范长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
最后，范长江提出要求说，他希望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搜集材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毛泽东说：
“为了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宣战，希望你立即回上海，最重要的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范长江这才意识到自身使命之重要，便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这次会见时间长达10小时，当他起身告辞时，东方已经发亮，回到抗大，稍事休息，便匆匆南返。不久，他就发表了长篇通讯《陕北之行》。
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暨中国国民党党员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行。当此日寇猖獗，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之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即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A）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B）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C）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D）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此前从2月9日开始，一直到2月10日、12日，毛泽东一连3次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指示说：
1、坚持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政治立场。“勿要再让”。2、关于军事问题：可提出红军改编为12个师4个军，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按中央军待遇领受。我党参加国防委员会、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规定我军防地。南方各省游击队可改为民团，但不能调到陕北。拒绝政训员、联络员的设置。3、关于党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我党参加各党派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求得我党不被逮捕不受破坏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这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蒋介石闻之大怒，他严厉申斥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范长江的文章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大公报》不应当发表；并责令张季鸾严格检查范长江的文章、信件。
2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决议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除了对中国共产党提出4项苛刻的要求之外，还自始至终摇唇鼓舌、喋喋不休地重复着10年内战中污蔑共产党的谎言。为了让读者诸君领略一下蒋介石和他的笔杆子及同一类政治骗子说假话的厚颜无耻，特将这个《决议》的全文抄录如下：
本党以历史之使命，奉总理遗教，致力国民革命，以建设国家，复兴民族，本春秋无外之恉，对于世界殷殷焉蕲至于大同之治，对于国内更断无町畦畛域之见，惟求集中国力，奠定统一之基，以维护中国之自由平等。故凡服膺三民主义，遵奉革命方略，而愿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者，无不引为同志，而竭诚容纳，此为总理创立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以迄中国国民党一贯之精神。是以兴中同盟时代，延致具有民族意识之志士，十三年改组时，则容纳共产党员个人加入本党，史实具在，可考而知也。乃共产党人加入本党之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当时本党犹力予容忍，冀其自悟。逮国民革命军出衡湘，克武汉，乃复遮断本党与民众之连系，播植赤化之祸种，以谋颠覆本党革命建国之基础，阻挠东下沪宁之师，牵掣北定郑汴之役，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倡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本党为巩固党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计，乃不得不当机立断，以有清党之役。此共产党人以自绝于国民，自绝于本党，往事历历，为当世所共见共闻者也。嗣复一面鼓其邪说，荧惑青年，一面结集成队，四出骚扰，为患十年余，荼毒十数省，远之如武汉、南昌、广州、长沙之变乱，以及粤之陆、海丰，闽之龙岩、永定，赣之吉安、上饶、永新、铜鼓、弋阳，湘之平江、浏阳、华容，鄂之沔阳、黄安、监利，豫之商城、潢川等县，匪踪所至，田畴为墟。又复伪立政府，致赣、粤、闽、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躏最久，人民之苦痛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责，对于毒害人民之匪类，自不得不予以荡除，数年以来，节节清剿，赖我将士智勇忠诚，秉持三民主义，牺牲奋斗，卒能抉其根株，凡经匪众盘踞而国军克复之地，立即为之区处条理，招辑流亡，不数月而渐复旧观，民获安居，咸庆得所。以我宽仁，易彼残暴，相形之下，妇孺皆知。彼等自江西总崩溃后，由湘、黔、滇边境而四川，而甘、陕、宁、晋、青等省，于人民则裹胁之后，继以残杀，于庐舍则摧毁焚烧，惟恐不尽，城市农村之经济，莫不尽力破坏，鲜有孑遗，是皆陈事昭彰，无待缕举。其尤可痛心疾首者，九一八以来，国难严重，全国国民在统一政府之下，实行集中国力，精诚团结，悉心建设，充实国防，以御外侮，犹恐不及。而共产党人乃乘国定危急存亡之际，肆意扰乱，于淞沪之役，则猛攻赣州，长城各口之役，则猛攻抚州，危及南昌，使抗战之师，为之牵制，其它破坏国防，摧残民力之事，更变本加厉，言念及此，举国共愤。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授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惟是鉴往思来，不容再误，非彼等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束身为中华民国良善之国民，则中央为保持国家之治安，维护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计，不能置亿万人永久之利害于不顾，而姑息少数巧言暴行之徒，以贻民族无穷之殷忧。就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言之：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兼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要之，凡独立自主之国，断不能容许有反国家、反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团体，亦决不容忍任何残害民生，毁弃道德之行为。本党负建国立人之责，共产党封建割裂专制残酷之策略，及其以国际组织为背景，而破坏国家统一之行动与宣传，实与建国立人之要旨，绝对相反。吾人须知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道德，树立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复中华民国固有之版图，承继我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以实现三民主义。故赤祸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具决心，而以事实表曝于全体国民之前者，均所容与，否则仍当以国脉民命为重，决不能轻信诡言，贻国家民族以无穷之患；此乃本党责任所在，敢为全国同胞昭告者也。
2月22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表的闭幕宣言中，对于上述内容再度强调说：
“至于共产分子，近日虽假共同御侮之口号以号召，然征之往事，十三年以来，扬言加入本党以从事国民革命，而实则破坏国民革命。十六年以来，以暴动手法，危害民国，使国家对外之力量为之减削，人民无量数之生命财产为之荡析，种种罪恶，实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本党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决不忍数年以来，掷其血汗以从事剿匪工作之武装同志及一切同志，怀功亏一篑之痛，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免贻将来无穷之戚，而又奠民族复兴之基，此当明白为天下告者也。”
至于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所提的5项要求，三中全会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及。直到2月24日，蒋介石才在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中提出了“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3个问题，算是对中共中央的要求有了一个间接的答复。
2月26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在甘肃临泽县倪家营子又陷入马步青、马步芳的重兵包围。
2月27日，中革军委为了接应西路军，一方面将红4、红31、红28、红32军及骑兵第1团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林育英为政委的援西军，自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另一方面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此时，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正在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他们重申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5项要求和4项保证。国民党代表则根据2月21日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强硬地宣称：“中共武装必须解除”，“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要把共产党的军队缩编为3000人，继之增加为5000人，后来又提出编为两个师8个团1.5万人，“不能再多”。而所编“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关于陕甘宁苏区，国民党代表提出要划归相关各省。后来又允许成立一行政区，由国民党派任正职长官。还提出要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元，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此数。27、28、29、30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5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费内开支。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针对西安及全国反蒋派的活动指示说：
“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一方面向蒋建议，去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的政策，改为实际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的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除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
3月1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会欢迎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的集会。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史沫特莱，就统一战线问题、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等同她进行了第一次长谈。《谈话记录》在3月16日至4月3日刊登在《新中华报》第338期至343期上，全文如下：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你去年秋季跟斯诺记者所谈的，基本上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如果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三、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
（一）国内的和平统一；（二）对日抗战；（三）人民的民主自由；（四）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五）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六）改善人民生活；（七）发展工商业；（八）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史沫特莱问：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准备牺牲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答：这要看看历史情形。从1927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愿在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时仅有19路军同意我们的主张，南京方面则完全不同意，并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及至华北问题发生，国难已临极端严重关头，我们乃于1935年8月1日进一步发表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同年12月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决议案，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这个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国民党中不少爱国分子也都赞同了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更大敌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能进行抗日御侮，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放弃其老政策。到了去年8月，我们又写给国民党一封长信，坚决要求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们痛悔既往，与民更始。我们声明：苏区愿意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封信获得了国民党中广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回答我们。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们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见，当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之前夜，乃于2月10日给了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电报，在电报里表示了下列各点：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此种方针，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现在不过重说一遍）；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纲领。
史沫特莱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例如对于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工人、军队等方面的办法？
毛泽东答：对商人的关系，过去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来就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红军所至，无不保护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带，红军不但保护商人，并且连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称赞，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苏区里面，商业是完全自由的。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工人方面，则斟酌情形，实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问题，任何中国军队尤其是有光荣历史的黄埔军都应在民族阵线下亲密团结，一致抗日，枪口向外，不生内战。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虽打了10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和他们携手偕行，并在统一指挥下，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这些政策，我们都愿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把这些附在抗日方针、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条款之后，一并放进民族阵线的纲领里面去，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史沫特莱问：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谓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毛泽东答：如前所述，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作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此问题：
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经代表全国工农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为了大局与民族利益，对此应该有满意的答复。
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们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15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史沫特莱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么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毛泽东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与广田三原则，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第二，交还东北4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的自由飞航；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史沫特莱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毛泽东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史沫特莱问：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远东和平的，你如何答复这种理论？
毛泽东答：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军阀需要的所谓“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讲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4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是另外的一种远东和平。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仅只有日本军阀及其侵略盟友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赞成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后一种和平。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为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这种“和平”，据我看来，是应该对它“妨碍”一下的。
史沫特莱问：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调和的基点呢？
毛泽东答：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史沫特莱问：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等类和平公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义？
毛泽东答：这些条约，在今天看来，确表示着一种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国家就表示了它们的坚决反对。但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史沫特莱问：在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吗？或者还需相当的准备时期？
毛泽东答：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但我们并不主张向日本挑衅，我们的方针是自卫战。因此，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所谓“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史沫特莱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
毛泽东答：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10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5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5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史沫特莱问：在现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战争，对日本的经济、财政、贸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这两国的帮助下度过这个战争吗？
毛泽东答：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日本军阀已经结合了一个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应。他们不但希望用这种方法去度过向中国侵略的战争，而且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梦当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毛泽东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4年前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造谣。
史沫特莱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毛泽东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笔者注）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10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史沫特莱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毛泽东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予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10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作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作“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作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二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其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关于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史沫特莱问：你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如何？
毛泽东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1924年至1927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8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3月5日，毛泽东就国共双方谈判中的军事、政党和边区问题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1、总部直属队可编为两个特务团，每团1500人。2、在我党发表合作宣言的同时，国民党也发表宣言，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3、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制为宜；经费每个月30万。4、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不参加。林伯渠为特区主席。”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题了词，他写的是：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 毛泽东”
3月8日，国共双方在西安的谈判中意见大体一致，周恩来便将谈判结果拟成条文，电告蒋介石。
3月10日，国民党代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节外生枝，对8日拟成的条文作了原则性的修改。谈判双方在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苏区隶属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
3月10日晚，毛泽东在写给斯诺的信中，附上了他3月1日与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他在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3月10日于延安
3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致中央书记处并告彭、任、刘、张电》中汇报说，顾祝同与贺衷寒已经将原条文大加修改，使之明显具有收编性质。新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今后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中国国民党的领导，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请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其在适当期内公开各节，可面报领袖候核。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改编军队，指定现在之地区，遵照地方行政区之规划，执行中央统一政令，其行政人员得由地方及中央任命。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3个师，服从军委会及蒋委员长一切命令：子、各级军政人员第一步得由部队长保荐呈请军委会任命；丑、各级副佐人员由中央改编后逐渐派遣；寅、政工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员加以训练，与新派人员一同回部队工作；卯、现有骑兵改编问题及设指挥部一节，候请示后再定。
四、请求参加国民大会及国防会议，由中央决定后通知。
五、部队改编后应积极整理，以备国防上需要及随时调动至前线参加作战。
六、各事接洽妥善，望将中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而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之真谛宣告国人。
毛泽东等立即复电周恩来、叶剑英，指示说：
“贺、顾所提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彼方所提如：一、划去民选，二、分裂苏区，三、派遣副佐人员，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员，五、缩小红军至3万人，六、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七、改要求为请求，八、服从一切命令，九、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后限度：一、3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1万5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9千人。”
电报中还说：“抗战准备”、“民主制度”、“改善民生”、“释放政治犯”、“民意的国民大会”，“必须与苏区问题同时解决”。
3月11日这一天，西路军在突围撤退中遭受重大损失。此时由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各部已经抵达甘肃镇原、固原地区，得悉西路军失败，按照中革军委指示，停止西进，就地待命，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3月12日凌晨1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告急说：
西路军人员已经“不满3000……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全军决死战斗待援，希望适时反攻”。
3月13日，西路军在肃南县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将剩余的2000多人编为两个支队，分散到祁连山打游击：以红30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领。以红9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率领。
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为书记，王树声、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黄火青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支队的行动。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
3月13日晚，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并转张冲：
“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经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周提15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认为不满意，关于共产党方面，亦当须部分修正。”“故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开会。”
3月14日晨，周恩来将中共中央来电直接抄送顾祝同和张冲，并准备立即返回延安。顾祝同不得不请张冲转告周恩来：“此事实为贺（衷寒）所弄坏”，要张冲根据原案再谈。张冲也向周恩来说明贺案作废，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应停止西安谈判的指示明确加以拒绝。他说：
“贺案作废固好，原案做基础我方仍有意见。”“每个国防师人数至少1万5千，骑兵要求一个团，地方武装人数亦应有规定，河西问题须有办法，等等，这些均须回延讨论。”
在顾祝同的坚持下，周恩来又与他们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谈，并根据中央的意见，提出要直接与蒋介石面谈。
3月16日，蒋介石致电周恩来称：“请约恩来兄22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一切皆要严守秘密。”西安谈判遂告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仍留西安进行联络。
3月间，彭雪枫将他在太原的工作情况电告毛泽东：经与阎锡山多次协商，在太原新满城街30号设立电台，彭雪枫以上海某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活动，对外称“彭公馆”，从此正式沟通了太原与陕北的空中联系。阎锡山暗示说：“鉴于眼下情况，与贵党的关系尚不能公开化。”
毛泽东看了彭雪枫的报告，十分高兴，他对周恩来说：
“可以答复彭雪枫，应当尊重阎百川先生。”
3月19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拟好的谈判条件回到西安。张冲到机场迎接。
3月20日，周恩来将带来文件交给张冲，其主要内容是：
甲、中共方面承认：
一、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二、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有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之。四、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任命。五、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及其他直属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等部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交通队、卫生队、修械所、教导队等。在3个师上设某路军总部。红军原有骑兵合编为一个骑兵团。红军改编后之总人数，不少于4万3千人。六、其余处置：原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安置，红军学校俟办完本期后结束。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
乙、国民党方面保证：
一、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二、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三、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的宪法。四、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使共产党亦能参加。五、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
3月22日，周恩来与张冲同机飞往上海。
3月下旬，西路军已经有1万多人战死，8000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或失散。1936年10月出发时的21800余人，幸存下来的只有700余人了。
大病缠身的王树声在踏上西征之路时率领的是千军万马，回到延安的仅有8个人。王树声本人是只身一人一路乞讨才回到了延安。
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原名王宏信，1923年春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在校长、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启发下，阅读进步书刊，加入该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4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
西路军中沦为乞丐的领导人不止王树声一人，李聚奎、朱良才、方强、杜义德、郑维山、陈明义等无不沦为乞丐，他们也是一路乞讨，死里逃生，方才回到了延安。领导人员尚且如此，而那成千上万的战士们，特别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女战士们，他（她）们所遭受的杀戮和蹂躏，又是何等的残酷，何等的不堪啊！
当西路军惨败的电文传到延安后，那一天晚上，一阵阵哨声把抗大学员们召集在操场上，林彪走上讲台，面色严肃，声音低沉，传达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他还没讲完，会场上已经是哭声一片，许仕有和红4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一般。林彪用手敲击着桌子，要求大家安静。可会场上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下来，林彪不得不草草宣布解散。
许仕有被搀扶到宿舍里，他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一场大哭。王建安、陈赓红着眼睛苦苦相劝，许仕有还是绝食了一天。
毛泽东感觉到，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口头上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他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这一天，周恩来与张冲转赴杭州，准备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蒋介石谈判。
3月24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的意见，以信函的方式递交蒋介石。
3月25日，周恩来会晤宋美龄，提交了中共中央15条书面意见。
次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他特别声明说：
“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一、领导全民族的抗日，保证领土主权完整，达到民族独立和解放；二、实现国内和平统一、民主自由，达到民权主义为成功；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民生的幸福。”
蒋介石则表示，不要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和他本人合作。周恩来又强调说：
“一、中共非投降，红军非改编，而是为民族国家利益愿意拥护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种合作立场完全是诚意的、互信的，愿意坚持到底的。
二、中共这种大的改变，必须给以解释的机会与时间，并望谅解其困难”，因此有些问题必须声明和解决，如：（一）苏区改成边区（18县）；（二）红军改编3个师后，人数请容许在4万人以上；（三）请设立指挥总部；（四）中央军政人员只任联络；（五）学校办完这一期；（六）增加红军防地。
“三、以后一切都预力求就成一片，向心的而非离心的，并愿以拥护统一及抗日之精神影响各省。”
蒋介石听后，故作轻松地说：
“这是小节，容易解决的。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行政区可以保持完整，你们可以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确定，我也决不再打共产党了。”
蒋介石还说，只要共产党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在合作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周恩来见他如此坦诚，便在3月30日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杭州。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延安看了范长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非常高兴，就挥毫写下了一封龙飞凤舞的亲笔信：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仅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字，匡我不逮。
致颂撰祺！
弟 毛泽东3月29日24时
信中提到的“谈话”，是指他3月1日同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祭黄陵文”是他撰写的清明节祭黄帝陵的祭文。
原来，国民政府在3月份决定清明节派员祭扫黄帝陵，并通知共产党派陕北苏维埃政府人员参加。毛泽东感觉这是一个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于是便挥笔写下了一篇极其精彩的四言古体祭文。其全文待后详录，以飨诸君。
3月底的一天，抗大师生列队在广场召开批判张国焘的大会，毛泽东、张国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
上午8时，会议开始了，毛泽东先讲了话，提出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接下来是代表发言，会议秩序井然，可是当发言人说到西路军惨败之时，有两个学员突然闯上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着他的头要他认罪。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制止。会场又恢复了平静。
许仕有年少时在少林寺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毛泽东允许后，钱钧清了清嗓子，说出了张国焘一段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钱钧说：
“我们军中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搞了十几次腐化……”
“不许你污蔑我！”张国焘听不下去了，不等钱钧说完，一拍桌子，大声喊道：“同志们啊，我张国焘是搞马列主义的，怎能搞这个呢……”
他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会场上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振臂高呼：
“打倒假马列主义者张国焘！”“张国焘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剥去画皮，还其真面目！”“让他讲清楚！”
口号声淹没了张国焘的辩驳，他摇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妈拉个屁，你还赖账！”
钱钧更是火气冲天，他一边骂一边冲上主席台，脱下一只鞋子，照着张国焘的长脸，“啪”地就是一击。张国焘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他慌忙伏地摸眼镜，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毛泽东，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抗议！我抗议！”
张国焘以手捂着脸，大声叫喊。此时毛泽东正在点烟，一支烟还没点上，一切都发生了。身手敏捷的钱钧已经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打，高声问道：
“谁打的？”
钱钧嚯地站了起来，朗声答道：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毛泽东说着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
钱钧又一次立正：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中止的批判会又继续进行了。许仕有再也难以平静下去了，他的心里好像开了锅。他是了解钱钧的，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没想到张国焘的生活竟是这样的腐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又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排斥异己的政治错误，想到了被张国焘活埋的二哥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杀害的战友，这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可是错误归错误，也不能墙倒众人推啊！他更接受不了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
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同志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与上述略有不同，说的是张国焘在一次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检讨会上，许多来自红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他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钱钧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主席台，脱下布鞋，朝他脸上打去。全场震惊。张国焘起身捂脸，举起一只手吼道：
“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赔礼道歉。他说：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说道：
“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毛泽东说：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张国焘依然是满腹牢骚：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
“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4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给中央政治局写检讨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对他暂时不做组织结论。
欲知张国焘能否改过自新，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就西路军的惨败，与其说2万多名红军指战员是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杀戮，倒不如说是张国焘的罪恶之手葬送了他们。张国焘这个以肃反为名屠杀了无数革命志士的刽子手，后来在叛党投敌之后，身无立锥之居，最终流落在异国他乡，落得个冻饿而毙于加拿大的可悲下场。这可真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前车之鉴，后来作恶者能不慎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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