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恩格斯的成长过程，受到诸多时代先锋和思想家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白尔尼。白尔尼对恩格斯的影响，可从“橡树和小鸟”“文学和政治”“白尔尼和黑格尔”“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四个方面进行梳理。恩格斯把白尔尼比作朝霞下的橡树，把自己比作橡树枝头的小鸟。作为“现代摩西”和“新时代施洗者约翰”的白尔尼，用他的文学行动和自由思想，引领着德国文学的发展，并直接促生了“青年德意志”，从而使德国新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黑格尔和白尔尼思想的互补性，这一判定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明确了思想史原型。白尔尼对待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正确立场，为恩格斯思考历史、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提供了典范。白尔尼在道德人格、文学活动、政治立场和思想品质等方面的影响，极大促进了青年恩格斯人格品行和科学世界观的确立。
关键词：恩格斯；白尔尼；文学；黑格尔；实践
与恩格斯同时代的海涅（Heinrich Heine）曾说：“人是自己时代的产儿。他周围发生的是什么，鼓舞他的是什么——他也就成为什么样。”[1]青年恩格斯的成长之路正体现了海涅的这一说法。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早年辍学之后，恩格斯更多是通过投身社会实践和不断的思想求索获得新思想。在此过程中，恩格斯经历学生时代、实习生时期、柏林服兵役和曼彻斯特时期。当时激荡多变的德意志社会现实及不断涌现的思潮，使得恩格斯要在诸“原则之争”中去辨识和接受新思想，由此形成唯物史观。其间，青年恩格斯受到很多思想先锋和伟大思想家的影响，如施特劳斯、黑格尔、赫斯、费尔巴哈等，他们都可称之为恩格斯思想成长的引路人。在该时期，有一个人物对恩格斯的思想形成起着重要中介作用，他就是白尔尼（Ludwig Borne）[2]。目前人们对白尔尼与恩格斯思想形成的关系的关注并不够，因而本文主要结合当时恩格斯思想成长过程，具体梳理白尔尼对青年恩格斯的影响。
[保]斯捷法·普罗杰夫：《恩格斯青年时代》，
宋洪训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一、橡树和小鸟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白尔尼对青年恩格斯的影响，“橡木”和“小鸟”的比喻是很恰当的。1840年6月，恩格斯在《傍晚》一诗中写道：
歌手们站在迎风挺立的橡树之上，勇敢地、无忧无虑地眺望太阳；虽然这期待已久的太阳使它们头晕目眩，但它毕竟是普照世界圣洁之光。我也是自由歌手中的一员，白尔尼就像那株橡树一样，一旦压迫者给德国紧紧地套上镣铐，我就会一跃而登上橡树的枝条。勇敢的鸟儿翱翔在自由的云霄，是的，我就是它们中间的一只小鸟，即使只当一只麻雀，我也绝不计较。[3]
这里，恩格斯把白尔尼比作迎风树立的橡树，把自己比作橡树枝头的小鸟，把自由比作普照世界的圣洁的晨光。青年恩格斯和白尔尼如何构成“橡木”和“小鸟”的关系？这要从白尔尼及其社会影响说起。
路德维希·白尔尼
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年5月6日出生于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区，死于1837年2月12日。祖父和父亲都是有钱的犹太商人，其祖父甚至建造并捐赠一个教堂给犹太教区。但在那个时代，犹太人在德国的社会地位很低，没有公民权利，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被迫居住在狭小昏暗的犹太巷里。当他们在马路边散步，任何一个过路人对他们喊“躲开，犹太猪”时，他们还必须脱帽躬身敬礼。大多数饭店和所有公共场所都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大型庆典或集会更不允许犹太人参加。为了阻止他们生育，该区一年内只允许十四对犹太男女结婚。白尔尼所处的家庭氛围严肃，当地的犹太人也保持着严格的宗教习俗。但小白尔尼似乎对这些有着本能的反抗。在他年幼时，就对犹太人的命运提出了率真的质疑，他也很讨厌家庭和教堂里的宗教仪式。这些经历对白尔尼的成长有着深刻的触痛：
所有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形成了一种压迫。在这种环境里他锻铸出了一种性格，它是那样地有力，从不屈服、软化或折裂；这种金刚石般的坚硬，使任何谄媚和恫吓都无济于事；这种性格象白鼬鼠皮那样纯洁，它的严厉时而以幽默的讥讽的面孔出现，时而藏身于嘲弄的愤懑之间。这种性格源于一种正义的情感，这种情感能在他的激情里变得烈焰熊熊。[4]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白尔尼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席勒的影响，席勒的《摩西的使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十几岁时白尔尼曾在柏林、哈雷、海德堡等地读书。大学的专业本来是医学，后来转攻政治和法律，1808年以论文《论领土的几何分配》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其间，德国作家让·保罗（Jean Paul）幽默讽刺的文风、普遍的博爱精神和充满激情的政治态度对白尔尼影响很大，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简洁的文风也很吸引他。毕业后白尔尼曾在警察局做过录事工作，并开始为报纸撰稿。1818年夏，白尔尼成为独立新闻记者，并开始主持几乎由他一个人撰稿的杂志《天平》。这是一份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杂志，杂志的副标题是“市民生活、科学和艺术”，当时的人们为订阅到这份杂志而高兴。除了这份杂志，白尔尼还主管《自由城法兰克福报》和《时代之翼》两份报纸，后来他因为这两份报纸遭受不断的审查而离职。之后白尔尼去了思想活跃的巴黎，并在法国七月革命稍后的1831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巴黎书简》。《书简》为书信体裁，文风活泼犀利，切入时代现实，民族情怀鲜明，成为德国人了解法国社会运动的窗口途径。《书简》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白尔尼因此获得很大名声，并使他成为政治反对派所爱戴的人[5]。1832年，一个为鼓舞人们为德意志国家的复兴而奋斗的大型民族集会在汉姆巴赫宫举行，有近三千人参加集会，白尔尼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这样记录这次德国之行：
我参加了汉姆巴赫宫的集会。几乎整个国家的人都拜访了我，我因此而疲惫不堪，以至于累得病倒。当我经过诺伊施塔特的大街时，从作坊里，从在身旁驶过的马车里迸发出了喊声：“白尔尼万岁”，《巴黎书简》的白尔尼万岁!……人们应当为德国的爱国主义运动而感激我；我是发起者，其他人都在跟随着我。许多人含着泪把我拥抱在胸前，由于过于激动而讲不出话来。在弗赖堡，情况也是如此。大学生们在晚间聚在我的房前，为我歌唱，并欢呼着：“德国自由的捍卫者万岁！”[6]
就此，我们不难理解白尔尼对恩格斯的影响。白尔尼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密切关注现实，用自己的笔和实际行动参与德国人的解放事业；他具有活跃的政治思想、把握现实的犀利眼光和异常的预测未来的能力；他认为以自由平等为革命要求的法国人将在下一轮革命中摧毁新贵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即财富，并把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称为正义战争；他认为正义必须以力量为后盾，“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白尔尼猜测到了，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力量，他预言了公社”[7]。白尔尼对读者、人民和整个民族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不喜欢社交场合，却和工人相处融洽，在巴黎他甚至在勉强维持生活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全部稿费散发给穷苦的德国人。1839年左右，恩格斯在不莱梅这个思想相对自由的城市接触到白尔尼的著作，白尔尼犀利简洁的现代文风、强烈的自由民主精神、源于人民的民族情感强烈地吸引着此时的恩格斯。在不莱梅和尔后的柏林服兵役时期，恩格斯在大量书信和文章中谈到白尔尼，甚至想法设法把白尔尼的作品从法国偷运到德国。在恩格斯眼里，白尔尼是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及令人敬佩的毅力，是“现代摩西”，是“德国自由的旗手，是德国当代惟一的男子汉”，是“新时代的施洗者约翰”[8]。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恩格斯把白尔尼比作橡树，把自己比作小鸟。白尔尼对恩格斯的世界观和人格品质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二、文学和政治
青年时的恩格斯是个文艺青年，他写过较多诗歌、散文、剧本和文学评论，这些文学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受到当时德国新文风的影响，尤其是受到“青年德意志”及其精神领袖白尔尼的深刻影响。在该时期，恩格斯是通过文学进行现实思考的，这一文学经历成为恩格斯思想成长的重要环节。
青年恩格斯
“青年德意志”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德国出现的一批资产阶级革命作家的总称，他们写了很多诗歌、戏剧、小说和政论文章，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文艺上反对脱离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9]。
法国七月革命
最早提出“青年德意志”名称的，是北德意志作家鲁道夫·文巴尔克（Christian Ludolf Wienbarg），他的大学讲稿《美学出征》（因为这本书他失去了大学教职）在1834年出版，书的扉页写道：“谨以此书献给青年德意志，而不是老年德意志。”“青年德意志”名称的真正确立，来自一份官方审查决议。1835年，德意志联邦议会通过了一份决议，旨在消灭被纳入“青年德意志”名下的一批年轻的和稍为年长的作家：
前段时间和最近，在德国，在“青年德意志”或“青年文学”的名称下，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其目的公然是要用为一切阶级的读者都能看懂的文学作品来极端放肆地攻击基督教，贬低现存的社会关系，破坏一切秩序和道德……属于这个流派的人有亨利希·海涅，卡尔·古兹柯夫，亨利希·劳伯，鲁道夫·文巴尔克和特奥多尔·蒙特。[10]
其实，海涅并不属于青年德意志，白尔尼也一样，但两人对青年德意志的影响很大。
“按照传统惯例，‘青年德意志’既不包括被视为青年德意志之父的海涅和白尔尼，也不包括以卢格和埃希特迈尔的《哈雷年鉴》为聚合点的一帮青年学者，还不包括在四十年代用诗歌来抒发胸臆的抒情诗人——他们的感情到一八四八年才得以倾吐。”[11]
青年德意志追随海涅和白尔尼的文学精神，崇尚自由解放，主张文学与时代、生活及政治结合。长期以来，德国一直处于政治上不统一和经济不发展的状态，直到17世纪还是一个由296个独立邦国组成的国家[12]，到19世纪40年代依然由38个独立的邦松散结合而成[13]。英国和法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强国，1834年关税同盟的建立使得德国经济出现复苏，法国“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鼓舞着德国人，这种鼓舞到1830年已转化为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周围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对德国产生着影响。德国需要统一以清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德国人需要破除封建专制统治以获得自由。
进步文学率先对德国人的这种吁求做出反应。处于自由前沿的白尔尼成了时代方向标。他诙谐犀利的文风，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对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真挚情感，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都鼓舞着当时的德国人。尤其是白尔尼对歌德的批判，使得那种纯粹为文学而文学的观点遭受责难。白尔尼和歌德都出生于法兰克福，与白尔尼卑微的种族出身不同，歌德是富家子弟，父亲是皇家顾问，歌德后来还接受了一个很高的宫廷职务。这一点也是白尔尼所鄙视的。最关键的是，在白尔尼看来，像歌德这样的人，自然应该为自己民族的命运呼和喊，但歌德没这样做。他批判歌德是比老鼠还胆小的人，宁愿放弃空气、阳光、自由，钻到洞里啃咬盗窃来的果实。在他看来，诗人歌德只是押韵的奴仆。白尔尼甚至引用歌德的诗来讥讽他：“我尊敬你？为什么？难道你减轻了/每个受难者的痛苦？难道你止住了/每个受难者的泪水？”[14]他指责上天给了歌德火一样的舌头，歌德却不去保护正义；歌德拥有锋利的宝剑，却只用于保护自己。
白尔尼对歌德的批判的实质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即在文学和政治问题上，是审美优先还是政治优先。显然，歌德倾向于审美优先，白尔尼倾向于政治优先。[15]在那个年代，德国人对自己的民族精神仍抱有无限的激情和信任，但是法国的侵略、德国的落后、专制的重轭，给当时的人们造成很大的焦炙和困惑。这种焦炙和困惑自然会打破文学的一池春水。文学要求切入生活、政治和时代，充分释放其现实向度。白尔尼及其影响的青年德意志的文学行动正体现这一点。消极浪漫派受到激烈抨击，例如同为青年德意志精神领袖的海涅，就在《论浪漫派》中揭露浪漫主义者在社会、政治上的消极作用，指出他们逃避现实的作品只会危害祖国的幸福和自由，并称他们为“死亡的诗人”。[16]但白尔尼逐渐对海涅也不满意，理由是一样的，海涅缺少革命热情，在政治上摇摆不定，过于注重艺术的形式而非内容。1835年5月，白尔尼在法国左翼共和派的机关报《改革家》上连续两期发表文章《女人闹别扭》，抨击海涅是政治上不可靠的贵族，有才气而无人品：“谁像他似的，认为形式是最高的，对他来说，形式也必定是惟一的。”[17]基于这样的文学观，白尔尼采取了简洁明快的方式写作，用文学评论来传播正义和自由。他关心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断给德国传递法国的新消息。他以时代先知的身份，激情乐观地预测未来，坚信“即将到来的世界大火和随之而来的自由的胜利”，坚信反动派的丧钟已经敲响，他在凝聚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他甚至看到瘟疫和世界史的关系，认为瘟疫能做到政治家和魔鬼都做不到的事情。[18]白尔尼的《巴黎书简》被认为是早期德语新闻体的经典之作，他在德国知识界的影响远超过海涅[19]。
白尔尼及其影响的“青年德意志”对青年恩格斯的文学活动和世界观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恩格斯后来批判青年德意志并转向青年黑格尔派，但白尔尼是例外，他在恩格斯心目中一直有很高威望。大致说来，白尔尼及青年德意志对恩格斯的文学影响主要体现在：
第一，文学挚爱，及现代文风的培养。相较于哲学、经济学等，文学是青年恩格斯关注社会和表达内心状况的第一种文化类型。从现有文献看，恩格斯早期著作大多数体现为文学体例，如诗歌、小说、故事、剧评、文学史评论等，这些文学叙事是研究恩格斯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这应当是德意志新文学对恩格斯的影响，新文学的现代文风也深深吸引着他。1839年10月，恩格斯在致格雷培的信中说：
我正在专心研究现代风格，这无疑是整个修辞学的理想……啊！白尔尼写作的风格高超绝伦。《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是德国首屈一指的以这种风格写成的作品……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朴实无华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总之，它就像是头戴玫瑰花环、手执刺死皮顿的标枪的年轻力壮的加尼米德。[20]
这种现代文风熏陶，影响着恩格斯当时及以后的写作风格。现在有一种研究倾向，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采取一种神秘的解读方式，想要从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发现一些隐秘的观点或者结构。这种误导式的解读本质上是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受的现代文风熏陶相违背的。
第二，政治关切，及文学世界观的形成。如前所述，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拿破仑的失败并没有给德国的统一带来希望，1814年的巴黎协定规定，所有德意志邦国都应该保持独立，并通过联邦制进行联合。各个君主国没有兑现反法战争时给人民许诺的自由支票，甚至变本加厉地施行专制。
“就在这静寂停滞的时候，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了，它对公众的意识有如电击一样，它赋予作家和诗人以新的勇气和一种新的激励。”[21]
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的解放情绪日益高涨，消除封建割据状态、实现国家统一成为德意志人民的迫切愿望。这种情绪在文学中率先得以表达，文学要求承载更多的政治使命。这样，各种原则充斥于文学领域，如浪漫派、历史学派、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等。恩格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接触并投身文学的，他通过文学了解世界、辨别真理、表达自己的现实关切。例如，恩格斯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伍珀河谷来信》就发表在青年德意志者古兹柯夫编辑的《德意志电讯》。通过文学，恩格斯开始确立正确的世界观。
第三，关注未来，及“行动”实践观的初步确立。在当时的德国，人们的思想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保守的回到过去的，一种是自由的面向未来的。在费希特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倾向的并存。费希特说过：
“只有懂得自己精神的深度、懂得自己的语言、也就是懂得自己本身的古老民族，才能够是自由的，才能够是世界的解放者。”[22]
德意志民族的双重人格倾向，也反映到文学领域，它们分别以浪漫派和青年德意志为代表。浪漫派对过去有着无穷的眷恋，“这些人到处都站在过去那一边反对现在”[23]。海涅曾在《论浪漫派》一书中对浪漫派做了淋漓尽致的总结，认为浪漫派的施莱格尔先生们摒弃有当代气息和生命的诗歌，而把棺装着过去时代僵尸的诗歌吹得天花乱坠。
海涅拜访马克思夫妇（1844年巴黎）
作为青年德意志之父的白尔尼和海涅及青年德意志，则站在自由理性主义一边，号召人们关注现在和未来。这种精神深深影响了恩格斯，所以他把自由比作早晨的霞光，把进步诗人比作迎着朝霞歌唱的小鸟。他劝说好友格雷培设法弄到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认为
“这部作品，无论是风格还是思想的威力和丰富性，无疑都是现有德国散文中的佼佼者。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谁不了解它，谁就不能想象我们的语言蕴藏着怎样的力量”[24]。
三、白尔尼和黑格尔
在那个激进狂飙的年代，把法国人的“心脏”和德国人的“头脑”结合起来，是当时一些进步的德国人的共同意识。例如，费尔巴哈认为，“一个真正的、与生活，与人同一的哲学家，必须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血统”[25]。当时的白尔尼、海涅及此后的马克思、卢格等，大致都是按照这种“高卢-日耳曼原则”行动的，他们要把德国人的哲学理性和法国人的政治激情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恩格斯指出，“白尔尼第一个真实地阐发了德国同法国的相互关系”[26]。最重要的是，恩格斯敏锐洞察到白尔尼和黑格尔思想的各自特点及二者思想的互补性。在写于1840年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恩格斯说有两个人在埋头研究德意志精神的发展，
“这两个人生前几乎素不相识，而且在他们死后人们方才认识到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就是白尔尼和黑格尔”[27]。
那么，白尔尼和黑格尔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呢？
白尔尼所代表的是一种革命的、政治的、现实的和实践的精神。他关注现实，这种现实不是理想的现实，而是现存的现实，并要求用行动去改变它。白尔尼曾引用西班牙英雄史诗《熙德颂诗》来提醒德国人：只有舌头没有手，你怎么敢说呢？这里，“手”代表的是力量、实践和行动。恩格斯说：
“谁也没有像白尔尼那样描绘事业的辉煌。他浑身洋溢着生机，他浑身充满着活力。只有他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争取自由的行动。”[28]
那个时代很多人只是动用“舌头”，白尔尼却是主张政治实践的人。他性格爽直，勇敢刚毅，言辞幽默而犀利，是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并能够用思想引领那个时代，“只要放手让他干，他就会赶走女神维纳斯所有的臣民”[29]。白尔尼作为“现代摩西”，以时代先知的使命自居，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黑格尔所代表的是一种思辨的、自由的、理性的和理论的精神，但这种精神在革命的辩证法中夹杂着妥协。黑格尔眼中的现实，是理想的现实而非现存的现实，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现实。恩格斯是通过施特劳斯来了解黑格尔思想的，1839年可以看作“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同时影响恩格斯的时期。在1839年4月给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自豪地承认，自己已经是一个彻底的青年德意志派，浑身充满了自由的精神，感受着自由的进步。在1839年6月15日致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同时提到白尔尼、谷兹科和施特劳斯等人，并把他们归为理性主义，还向好友推荐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认为这是一部无可辩驳的著作。在这封书信中，恩格斯还看到了理性主义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到了1839年10月，恩格斯以难以抑制的兴奋对格雷培说，他目前已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在1839年11月致威廉·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自己正处于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自己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尚不明确，但施特劳斯帮助其了解到黑格尔的思想。在1839年12月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说：
“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30]
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使得这时期的恩格斯摆脱了神学信仰，并把理性、自由与世界历史相结合。
那么，白尔尼和黑格尔的思想是如何相辅相成呢？粗略看来，白尔尼与黑格尔的思想气质和理论形式具有表面的不一致性，白尔尼甚至批判了黑格尔，说歌德是押韵的奴仆、黑格尔是不押韵的奴仆[31]。黑格尔哲学一度成为官方哲学，他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献给普鲁士国家，他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命题遭到质疑，其逻辑结论更是为激进的思想家们所反对。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人们先是指责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之后，然后才发现他的思想的革命性。例如，在《终结》中，恩格斯指责黑格尔和他同时代的歌德一样，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但他也指出，海涅是第一个发现黑格尔哲学蕴含着革命性的人。《终结》是恩格斯晚年的作品，他表述出这种洞见并不奇怪。真正要赞叹的是，恩格斯在20岁左右时就看到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革命性，认为黑格尔哲学深奥的体系和晦涩的文风，正是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剑拔弩张，其哲学在理论的风平浪静的外表下暗藏着波涛汹涌。所以，此后发生的一连串的“黑格尔事件”就不奇怪了，黑格尔哲学逐渐失去官方哲学地位，谢林被聘请到柏林大学以清除黑格尔的影响，一批讲授黑格尔哲学的青年讲师被迫离开大学讲坛，如卢格、布·鲍威尔等。关于一些青年讲师被迫离开大学讲坛，恩格斯说，白尔尼在五年前就预测到这一点。黑格尔理论所包含的理性、自由、革命和未来精神，正是与白尔尼思想的对接之处。所以，恩格斯说：
这就是德国政治精神发展的最新阶段，而我们时代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已经有不少白尔尼的思想，所以白尔尼可以在《哈雷年鉴》发表的不少文章上毫不犹豫地签署自己的名字。但是，思想和行动相结合，一方面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另一方面还没有深入到国民之中。在某些方面，白尔尼仍然被看做是黑格尔直接的对立面。[32]
白尔尼和黑格尔并驾齐驱而又针锋相对，我们应该看到二者思想的互补性和共同性，而不是仍把二人看做直接的对立面。应该廓清白尔尼和黑格尔之间表面的不一致，推进“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渗透”[33]，实现黑格尔思想的理论优势和白尔尼思想的实践优势的结合。白尔尼促进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诞生，受白尔尼影响的一些年轻人后来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故而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为“《巴黎来信》的真正儿子”[34]，认为
“如果没有白尔尼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出来的自由派的形成就会更加困难。现在的问题只在廓清黑格尔和白尔尼之间被掩埋的思想道路，而且这并不困难。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比表面上所看到的更近一些。白尔尼的爽直和健康观点是黑格尔在理论上至少所指出的那些东西的实践方面”[35]。
这里，恩格斯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而这一原则的理论原型正是黑格尔和白尔尼的辩证互补关系。
四、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
恩格斯从白尔尼那里获得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白尔尼对待极端民族主义（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的正确态度。当时德国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并行，让恩格斯更充分地认识到各种原则之争，也让他更深刻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并在更深层次上关切个人、国家和历史的关系。
如前所述，白尔尼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并把这种情感转化为行动。关于白尔尼的爱国情感，我们可以从海涅的述评中得以认识。在《路德维希·白尔尼 一份备忘录》中，虽然海涅对白尔尼进行包括人格评价在内的回击，并且不赞同白尔尼的激进革命态度，但对于其爱国情怀，海涅表达了充分的肯定，认为
“白尔尼是个伟大的爱国者，也许是最伟大的……在此人的心灵中，一种感人的祖国之爱在欢呼也在流血”[36]。
白尔尼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旅居法国的经历，自由、共和主义观念的坚持，长期地接触底层民众，使得他具有更宽广的世界情怀。在回击“青年德意志”的共同敌人门采尔[37]的著作《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中，白尔尼批判了其德意志狂，揭示了德意志民族的片面性，真实地阐发了德国同法国的关系，展示出“理解欧洲各民族的地位及其使命”[38]的情怀。白尔尼也不是一个极端的世界主义者，恩格斯说
“人们往往很不公正地给白尔尼贴上世界主义者的标签，而事实上，同他的敌人相比，他更是一个德国人”[39]。
白尔尼针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立场直接影响了恩格斯。
白尔尼和海涅的《路德维希•白尔尼》
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恩格斯详细评述了德国流行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并就此表达了自己在国家民族情感上的正确立场。在该文中，恩格斯赞扬了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同时反对拿破仑的侵略和掠夺。恩格斯认识到，解放战争对于德意志民族最大的成果不在于摆脱外国的统治，而是使人们认识到自己才是国家权力的源泉，才是享有主权的人民。“德意志狂”们看不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片面强调民族精神，力图使德国摆脱任何外来的政治、精神和制度文明的影响，
“仇恨法国已经成了义务，任何一种懂得要掌握更高着眼点的看法，都被诅咒为非德意志的思想”[40]。
因此，恩格斯把“德意志狂”不断用来自我炫耀的肯定的东西称为一种否定性，并认为这种世界观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按照“德意志狂”的极端民族主义逻辑，整个世界都是为德国人所创造的，而且德国人自己早已经达到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恩格斯批判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指出
“这种片面性把德国人变成以色列选民，而无视一切不是在德国土生土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数萌芽”[41]。
在德意志狂的片面的民族主义逻辑下，连爱国主义实质上都成了一种否定的东西。饶有意思的是，回想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不能不说恩格斯看待问题的先见卓识。与德意志狂相反，在南德意志流行着另一种思潮即世界主义。
“德意志狂的这个对立面就是南德意志等级会议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42]
世界主义在法国七月革命之后盛行于南德意志诸邦，本质上相当于18世纪宗教上的博爱主义。恩格斯同样批判了世界主义的片面性，认为它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恩格斯看到，从宗教文化根源上来说，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都与德国宗教有一定关系，在一定的历史事件（如法国的入侵及七月革命）的刺激下，德国人的民族情绪演变为两种看似对立的立场，但本质上它们为德国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问题上不同态度的体现。
恩格斯把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这两种倾向，都当做片面性、极端性和否定性进行批评。他希望找到一种新的对待民族和世界、现在和未来、解放和自由等问题的路径。白尔尼启发了他。恩格斯谈到白尔尼在对待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指出白尔尼站在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极端的交接点，
“他剥掉了德意志狂的徒有虚名的华丽外衣，同时，也无情地揭开了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的世界主义的遮羞布”[43]。
白尔尼是一个实践家，他了解德国和法国，理解欧洲各民族的地位和使命的方式不是基于思辨，而是现实的行动。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都因如何对待法国问题而起，但二者都沦为极端片面性，只有
“白尔尼第一个真实地阐发了德国同法国的相互关系，从而他对思想作出的贡献比黑格尔主义者更大……正是白尔尼对问题的阐述表明他比平庸无奇的世界主义高明”[44]。
另外，在论述白尔尼同德意志狂、世界主义这两种倾向的关系的同时，恩格斯谈到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结合问题。这种结合除了上文所讨论的原因外，还因为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为思考民族问题提供了更好的价值向导。1842年9月，恩格斯用极具黑格尔色彩的语言说：“国家的范围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世界历史。”[45]总体来看，恩格斯这时期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批判，及他对白尔尼立场的正确评价，为我们思考历史、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关系提供了参照，也为我们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提供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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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严格说来，白尔尼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他只属于那个时代，但他却影响甚至引领了那个时代，影响了德意志民族，当然也影响了恩格斯。在青年恩格斯的眼里，“白尔尼在各方面都显出是一个伟人”[46]。白尔尼在道德人格、文学活动、政治立场和思想品质等方面都影响了恩格斯，成为该时期恩格斯建立健康人格和正确世界观的榜样。从道德人格上讲，恩格斯把白尔尼称为德国当代惟一的男子汉，认为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相当值得尊敬的人物。虽然恩格斯后来批判了青年德意志及青年黑格尔派，但白尔尼是例外，对于白尔尼，恩格斯表现出“前后观点惊人的一贯性”[47]。从文学活动上讲，白尔尼及其后的青年德意志的文学活动深刻影响了恩格斯，恩格斯这一时期主要是通过文学参与社会现实的。白尔尼是“当代精神的代表的人”，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社会影响，促进了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成长。从政治立场上讲，白尔尼是德国自由的旗手、是主张政治实践的人，他的基本政治观点是
“要求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实行‘中庸’政策以避免任何妥协，反对君主立宪制，力争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48]
受白尔尼等时代思想先锋的影响，恩格斯这时期的政治理想亦是
“人民参与国家管理，也就是立宪制度，其次是犹太人的解放，即废除一切宗教强制，废除贵族政体等等”[49]。
从思想品质上讲，白尔尼是时代的引领者，是“现代摩西”和“新时代的施洗者约翰”。他不仅被视为青年德意志之父，而且很大程度上促生了青年黑格尔派，故而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为“《巴黎来信》的真正儿子”。白尔尼对当时德国两个重要思想派别先后影响的轨迹，正是恩格斯思想的成长之路。而恩格斯对白尔尼和黑格尔思想关系的思考，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的确立树立了理论雏形。最后，本文用那个时代卡·倍克的一段诗来总结白尔尼对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在给好友的信中引用了这首诗：
难道白尔尼不是为人类牺牲？他嘹亮地吹响了自由的号角，他，今天的退尔，正向人类的高峰攀登。在那里，他沉着地磨砺自己的箭……他瞄准，射箭，自由之箭深深射入苹果——射入了地球。[50]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1] [保]斯捷法·普罗杰夫：《恩格斯青年时代》，宋洪训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第6页。
[2] 关于路德维希·白尔尼（Ludwig Borne）的翻译，中文有四种译法：伯尔内、别尔内、伯尔纳、白尔尼。本文诸引文统一采用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白尔尼”的译法。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1-162页。
[4]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5][苏]马利宁、申卡鲁克等：《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曾盛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0-41页。
[6]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青年德意志》，第104页。
[7]同上，第9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1页。
[9]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68页。
[10]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青年德意志》，第271页。
[11] 同上，第253页。
[12] [苏]谢·伊·波波夫：《康德和康德主义》，徐洪亮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页。
[13] [苏]列·伊利切夫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程代熙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
[14]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青年德意志》，第76页。
[15] 张永清：《论青年恩格斯思想视域中的白尔尼因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6]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册，第173页。
[17] [德]海涅：《海涅全集》第12卷，田守玉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针对指责，海涅在白尔尼死后曾写作《路德维希·白尔尼 一份备忘录》的长文，记录和“回敬”白尼尔。为了让自己的记录显得更公正，海涅在文章最后部分直接搬用了白尼尔的几段原话。本引文就出自白尼尔的这几段原话。当然，海涅的记录并没有那么公正，他在《备忘录》中异常辛辣地回击了白尔尼，把围在白尔尼周围的政治团体称为“动物园”，白尔尼则是“耗子国王”。海涅为自己的政治冷淡和贵族式的高洁做了辩护，认为自己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看不见我，由于近视，他们还以为我落在了后面”。（《海涅全集》第12卷，第90页。）关于海涅和白尔尼的这场公案的评判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此处仅在表明二者在文学观上的不同。
[18]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青年德意志》，第97页。
[19] [德]海涅：《海涅全集》第12卷，导读第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21]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青年德意志》，第446页。
[22] 同上，第304页。
[23] 同上，第30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18页。
[25]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1-112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2页。
[27] 同上，第271页。
[28] 同上，第27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01页。
[30] 同上，第228-230页。
[31]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6分册《青年德意志》，第7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4页。
[33] 同上，第110页。
[34] 同上，第450页。
[35] 同上，第450页。
[36] [德]海涅：《海涅全集》第12卷，第112页。
[37] 门采尔对“青年德意志”者库兹科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德国政府的注意。1835年，联邦议会颁布政令，禁止包括海涅在内的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作品。后来海涅针对门采尔写了《关于告密者》一文。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2页。
[39] 同上，第271页。
[40] 同上，第270页。
[41] 同上，第270页。
[42] 同上，第271页。
[43] 同上，第271-272页。
[44] 同上，第272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3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78页。
[47] [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48]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刘丕坤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30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2卷，第366页，转引自《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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