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引领性和指导意义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为文艺工作指明了道路，充分证明党的正确领导是文艺工作发展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在继承新民主主义时期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在秉持人民性的同时适应形势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方针政策，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和对文艺规律的科学认识。在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指引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取得了伟大成效，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文艺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方针政策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被推翻，标志着中国人民被奴役、被压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广大工人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彻底换了人间。文艺工作是党和人民的重要工作，是对新中国全貌的集中反映，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引领性和指导意义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指明了道路，充分证明党的正确领导是文艺工作发展的关键。
一、加强党的文艺工作的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推进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的文艺工作面临严峻挑战，不仅要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更要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风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因而，加强党的文艺工作就成为必然。
（一）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长期存在
旧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各种思想观念，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很大，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客观存在且极为复杂。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大批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进入党内，“他们原来在经济上多半是独立的、个人的、分散的，在思想意识上或多或少受着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他们便会把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进党内来”。再加上很多失去生产资料的小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虽然阶级属性发生了变化，但本身的思想观念却很难转变，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影响。同时，无产阶级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就给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侵蚀我党以及影响我们的党员，又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四军中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突出表现，并提出了克服办法，“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在思想上进行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便成为这一时期各方面工作的内在要求。
社会意识有相对独立性，并不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动而迅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但作为社会意识，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会长期存在，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并不会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自动消失。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对于二者的矛盾对立，列宁曾做出精辟论述：“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意识形态，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共产党需要通过宣传、教育、组织等各方面工作，通过思想领域的斗争掌握思想领导权，逐步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党的文艺工作在开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涉及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冲突，出身旧社会的文艺工在文艺创作过程中仍多多少少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深，只能用革命词汇却不懂革命本质，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文艺问题，不可避免会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观念带入文艺创作。
（二）改造旧文艺之路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前，随着解放战争顺利进行和大批城市陆续解放，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开始改造旧文艺。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这一指示为革命胜利后的文艺改造指明了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的改造需要由“点”及“面”、由“浅”入“深”，不但要对旧文艺机构进行接收改造，而且更要面对社会矛盾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对旧文艺进行彻底改造。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夕，各类掺杂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旧文艺作品在社会上广泛存在，通过各类文艺形式进行传播。以戏剧演出为例，仅在东北解放区境内，还存在二百多个旧戏院，除少数偶然上演几个新编剧本外，“绝大多数都在不加选择、夜以继日地演出旧剧本；而旧剧本中绝大多数却在宣传封建迷信，奴隶道德，民族失节，阶级调和等对人民有害的思想观点”。这些文艺作品的传播影响颇大，“很明显的，对这些有害的旧剧本的盛演采取放任自流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绝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因此，需要对旧文艺作品和形式进行彻底改造。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欣赏品味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改变，仍习惯旧的文艺方式和内容，使旧文艺有相当的市场空间，“改造旧剧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并有他一定的历史路程”。对旧文艺的改造不能一蹴而就，并且对于传统文艺作品中的积极部分要予以保留，“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旧剧形式，和若干剧的内容，剧作技巧，特别在他演技方面，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周恩来指出，旧文艺“是会消灭的，它又是有前途的”。这就需要在对旧文艺的改造中坚持“破”与“立”的辩证思维，要遵循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新的时代大潮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这对党的文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貌，更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第一，文艺工作要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新中国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的专政”。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国家空前团结稳定，全国人民都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政治上的剧烈变革和经济上的巨大发展带给人民思想和精神上的巨大震撼，要求文艺工作以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为指导，发挥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作用，以文艺形式生动呈现社会的巨大变迁和时代的精神风貌。周扬指出：“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就是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庄严的任务。”时代变革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文艺工作要紧跟时代发展，把握时代脉搏，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
第二，文艺创作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使旧社会长期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创作更多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文艺作品成为现实之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增长，但“我们的进步和发展，却远远跟不上当前的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无可讳言，是落在现实的后边了”。
二、确立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尤其是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也为改革开放后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确定全国文艺工作总方向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深刻总结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指出文艺应该“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革命需要，文艺批评应有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为新中国文艺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指导。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会议主题是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工作，确定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明确新中国成立后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作品要能反映时代特征，“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不仅要对文艺内容进行改造，还要对旧形式进行改造，“今后一定和全国一切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地进行大规模的旧文艺改革”。毛泽东充分肯定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指出这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了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总方向，提出面向人民革命胜利的新的现实，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任务。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更加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号召文艺工积极创作人民群众需要的文艺作品，鼓舞人民群众投身于国家建设工作。
（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手展开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经过三年恢复发展，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在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在城市，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文艺作为上层建筑，既反映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于是，确立适合新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改造旧文艺，就成为新中国文艺工作发展的重要指向。
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对传统文艺的改造工作，逐步确立了新的文艺方针政策。1951年4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改革的重要方针，要求对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积极创造反映新时代生活、表现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五五指示”），提出“戏曲工作应统一由各地文教主管机关领导”。各地文教机关必须对上演的剧目进行审查。1952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闭幕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到戏曲改革和发展的政治标准和文艺标准，“政治是我们戏曲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把许多存在我们戏曲里的封建落后的殖民地化的以及品格不高的东西，加以改革”“艺术的标准，要求作品是统一的，又是优美的、健康的，要有一定的水平”。1953年，周恩来进一步提出文艺应以工农兵为中心，“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推动着文艺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工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可以发展不同的风格和形式，学术上可以进行民主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把握文艺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提出的文艺方针政策，既符合当时国情，也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在发动文艺工进行创作并鼓励讨论争鸣的同时，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言论和行为不能违背六项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关于如何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化方针政策继承了这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谈话中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毛泽东强调文艺要民族化的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脉相承。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求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一切有益的东西，以开放自信的姿态书写新面貌，不断开创新的文艺发展道路，这也体现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的深刻理解，成为处理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文艺发展的重要原则。
随着文艺事业不断发展，文艺工作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党中央对此及时予以纠正。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到，“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不乱抓辫子、不乱戴帽子、不乱打棍子，“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在此基础上，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其中包括要求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文学艺术创作的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发展和提高，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等。
三、党的文艺工作奠基性贡献
在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改革开放后的文艺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一）构建党领导下的文艺制度体系与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也需要我们全体文艺工来积极参加工作。”第一次文代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宣告全国性文艺界组织的建立。此后，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为核心，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各类相关的全国性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各省市相继成立地方文联，这些文艺组织将全国文艺工有效组织起来。同时，全国范围内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文艺管理机构。1951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党委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在文化艺术方面：拟定党关于文化艺术的政策或地方性的方针，并监督其实施。领导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领导作家及艺人的各级组织。审查电影、剧目和其他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重要艺术品。”在改造旧文艺的基础上，党的各级宣传机构不断完善。1951年5月，在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做了题为《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宣传机构不健全的问题，提出不能仅依靠专门的宣传机构进行宣传工作，“领导全体党员以及非党积极分子、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去做宣传工作”。1953年1月26日，全国及各大行政区文联、文协等文艺团体的党员负责同志举行了关于整顿文艺团体和加强文艺创作领导的座谈会，提出调整全国文艺团体的具体方案，强调“为了保证文艺创作的正常发展，我们认为，各级党委宣传部必须加强对于文艺创作的直接的和正确的领导”。文艺组织的陆续建立与党的文艺管理部门共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制度体系，成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组织基础。新中国各级文艺组织和文艺制度体系的建立，体现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仅在思想方面，更在组织方面实现了党对全国文艺工作的统筹规划。同时，在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文艺工作过程中，文艺工作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党的文艺工作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指出：“旧文艺里一切坏的部分，一切不适合于人民利益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就会消灭，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其他反革命思想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消灭。”对旧文艺的改造不是一律禁止，而是将改革旧文艺与发展新文艺结合起来。1950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积极发展新文艺与大力改革旧文艺应密切结合起来》一文，指出：“在处理旧剧的问题上，目前左的急性病的倾向是主要的。”对于旧剧不能简单运用行政手段禁止，“关于各地新旧文艺力量的对比上，由于各地群众文艺创作无论质和量方面，都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未经改造的旧戏则还很盛行”。根据此前文艺改造的经验教训，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五五指示”指出：“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在党的文艺改造方针指导下，传统文艺改造运动在全国不断取得进展，在审查与改造传统文艺中，清除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并对传统艺人开展教育，“在艺人的团结和教育方面，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均举办了艺人讲习班，或艺人学校一期至三期，据估计，参加学习的艺人约有五万人”。1951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在文学艺术界进行整风学习的指示》，要求各地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1952年1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进一步要求“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必须注意提高演员的政治修养和文艺修养，并按照提高思想和艺术创造的需要，使他们有充分机会体验生活”。同时，新中国的文艺作品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为创作背景，以人民群众为创作源泉，将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等内容融入文艺作品，通过普及大众化文艺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
（二）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艺工作十分注重联合和团结知识分子。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知识分子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保证文艺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1951年9月到1952年秋，全国上下开展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思想改造是长期且漫长的，毛泽东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胡乔木指出：“一部分在一九四九年大会上举过手的作家，并没有真正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的内容，他们对于文艺工作仍然抱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见解。”为此，党和政府通过举办座谈会、报告会、培训班等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理论教育，如在影片“白毛女”的座谈会上，“同志们感到对电影‘白毛女’的思想内容有了较深刻、全面的认识，觉得这样的座谈会和上一次政治课一样有意义”。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思想改造的重要方式，如在天津整风学习过程中，“方纪首先对自己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作了进一步检讨，认为这是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歌颂了放任轻浮的恋爱至上主义”。
除了学习运动，中国共产党还号召知识分子深入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号召引导下，大批知识分子深入群众生活，在劳动实践中切实体会群众生活，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文艺创作“为了谁”“服务谁”，充分认识、理解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不断在群众中汲取创作灵感，“他们深深感到几年来脱离群众所造成的损失，都认为今后只有一心致力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才能发现毛泽东时代群众的丰富生活，作好文艺工作”。通过深入人民群众，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广大知识分子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群众立场，亲身体会到“到现场去，到劳动中去，向工农群众学习，向生产实际学习，这是推动文艺工、推动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最好方法”。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不应当让他们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肯定了知识分子改造工作，同时强调“他们要进一步彻底地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裂，真正掌握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那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以为旧知识分子已经不需要进行自我改造，或者以为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彻底的改造，否则就不能做工作，都是不对的”。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我们党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推动了文艺事业健康发展，达到了用文艺教育人民的目的。
（三）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工作导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双百”方针确立后，1957年3月，毛泽东在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再次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工作要贴近社会生活，反映人民的心声，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的基本逻辑。
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下，广大文艺工展现出空前高涨的文艺创作热情，掀起了“写人民、为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文艺创作高潮，不断创作出深刻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巨变和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文艺作品质量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长故事片《桥》上映，此后更涌现出《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精品，以及电影《上甘岭》、话剧《茶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一批艺术佳作，文艺创作展现出一派生机活力，积极歌颂劳动人民成为这一时期文艺作品的主题。如《创业史》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背景，以青年革命农民梁生宝的互助组发展为线索，塑造了一个淳朴的农民形象，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还有《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以及《新结识的伙伴》《李双双小传》中的主人公们，这些优秀文艺作品都以真实的工农青年作为创作对象，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的时代新貌。值得强调的是，人民群众也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1958年文化部发出《关于大力繁荣艺术创作的通知》，明确提到“必须充分注意发挥工农群众在艺术创作上的无穷力量”，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艺作品创作，“发掘工人的智慧、创作的才能是一件细腻的工作。源泉是无穷尽的。过去统治阶级不用说是瞧不起这些，永远也不会注意，同时也不给这种可能的机会与工人发展智慧”。文艺真正在人民群众中间得到普及，做到了文艺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进一步促进了文艺事业日益繁荣，“工农兵群众的创作，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出现了不少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技巧也较完美的优秀作品”“群众文艺创作的繁荣，不仅涌现了千万个优秀工农兵，一支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队伍正在逐渐形成，而且对文学艺术专业队伍也起了鞭策和促进的作用”。
文艺作品大量涌现的同时，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也成为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将人民群众置于文艺工作中更重要的位置，创作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这是检验文艺工作是否真正服务人民的重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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